巴黎与疆界

我尽可能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一点。也更喜欢故地重游。有时这几乎成了一种道德负担，觉得其他捷径都是错误的。当然也可能是智力上的懒惰，因为不再信任那种立即做出的判断，于是寄希望在不断延宕的时间和重复的目光中，获得暂时的解脱。

巴黎之行，便是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度过的。在同一间酒店里住上许多天，把自己想象成落魄文人，通过狭窄的楼梯爬上阁楼，空间局促而行李散落一地，在屋里恨不得只能踮脚而行。甚至躲在房间里独自叫起中餐外卖，很快就学会了潦倒的伎俩。由于每天要和不同的出版社见面，便为这种欺骗性的表演找到了更为正当的借口。白天换上时髦一点的装扮，想好怎样介绍自己，在这个法语至上的国度，非常冒险地使用英文来洽谈合作。

是在和朋友聊起各自的旅行习惯之后，我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这个不太主动谋求旅行却总有机会在路上的人，也有自己的习惯。我厌恶旅行那种显而易见的外在性，因此总是试图在有限的时间里接近本地人，观察他们的步速、着装、打发时间的方式和使用超市、便利店的情况，观察橱窗，尤其是书店里的陈设，即便在走路时，也在留意他们看我或者不看我时的神情。沉默的观察，比言辞更值得信任，可以随时攫取他们在此地生活的感觉，近乎一种神经质。它有时越界，就会接近于扮演。比如我习惯性的迷路，并且故意为之，不断打乱原有的计划，漫无目的地走得更远一点。这个重新陌生化的过程，既让我发现了更多、更意外的材料，反过来也克服了外来者的仓皇。

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左岸，扮演一个正经的知识分子，或者知识分子爱好者。每天以欧德翁（Odéon）地铁站为原点，出发去寻找聚集在蒙巴纳斯（Montparnasse）地区的各大出版社，或者和编辑们约在他们办公室周围的咖啡馆。多数地方步行十分钟可至，让习惯了以小时计算出门时间的北京来客颇为不适，只好人为地制造新鲜感，不断变换路线，在不同的路口转弯，或者换乘几站地铁，让通往巴黎地下世界的漫长阶梯，抵消过早出门的等待。回程的时候总绕不开卢森堡公园。冬天还未过去，晴天显得难得，公园里已经人满为患。我明明没有多余的疲惫或者快乐需要在公共空间展现，却也被他们的生活逻辑吸引，跑到这里假装休息，晒一晒太阳。于是它也成了几乎每天重游的故地。

遭遇这些在书中常见的地名，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人心。很多小说里的人物就在这里生活，任何事情都要穿过卢森堡公园去做不可，而写书的人就散落在周围的咖啡馆，写不出来就和人物们坐在同一个公园。和《午夜巴黎》里的魔术效果完全相反，和萨特、加缪、海明威、毕加索那些杰出的灵魂在时空中交汇，只会让今天碰巧也在此处的我，感受到某种平等。前者绘声绘色地召回一个属于20世纪作家和知识分子的神话，后者是明白神话已经过去。

对本地生活的观察和模拟，好像让人变得更容易体会一般性的情绪，而很难在偶像的黄昏中再次获得方向感。而这种旅行方法，如果可以算作一种方法的话，绕了一个很大的弯，最终回到了一种本质化的认识：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身份，生命的基本状况其实没什么区别。

这个结论一方面令人大跌眼镜，另一方面它的确让我从旅行者争分夺秒探索新世界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因为总是比预定时间提前到，不同的约会之间又有充足的转场时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巴黎街头看书。我也的确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巴黎人生活中一个基本的场景。在酒店的房间，在国家图书馆令人恐高的台阶，在很多条马路边上的座椅，我把随身带的小说《另一个国家》（Another Country）看完了。

尽管那段时间我的确沉迷于詹姆斯·鲍德温（James Arthur Baldwin），但并没有打算在巴黎追忆他。这类寻找往昔的故事，既牵强又让人难为情。但当我得知他就是在花神咖啡馆开始写《向苍天呼吁》（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在精英咖啡馆（Le Select）完成大部分《乔瓦尼的房间》（Giovanni’s Room），还经常流连于利普啤酒馆（Brasserie Lipp）、图尔农咖啡馆（Café Tournon）和这一带那些三流的旅馆和夜店的时候，我的计划又被打破了。

我开始在巴黎街头寻找鲍德温那一类死死拽住悬崖边缘、用愤怒中和着温柔的眼神，尤其当年轻的黑人男性迎面走来的时候，我会更加神经过敏，试图在他们身上也逼问出一份证据。但这种努力在步履从容、热闹非凡的左岸很快就失败了，而且有些过时。今日世界的发展，已经将最残酷的社会隔离和排斥整体地推向了郊区，在圣图安等新的黑人聚居地，鲍德温式的尖锐痛感，才会如昨日重现。很多人警告我不要在那里多做停留，连汽车经过都会闭紧车窗绕道而行。

巴黎具有世界性，在一趟寻找当代法国文学的旅途中，援引鲍德温这样一位客居此地的美国作家，尽管不合时宜，但也如实地描述了这一特点，并且不至于过分谄媚。很难用几个作家来代表当代法国文学的全貌，尤其我们知道站在法语的立场上，法国文坛常年保持着群星闪耀的习惯，更难去解释它的标准，因为矛盾会和共识一样多。事实上，任何外部的选择到最后都只关乎如何更准确地代表自己，就像我正在展示的，一个人如何规范自己的旅行。

事实上我也专门阅读了冷静无比、和所有左翼明星对着干的法国知识分子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还有那位清楚地看到并且嘲讽人文艺术的终结、又不得不深陷其中孤独求败的“作家中的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他们都写出了非常法国的作品。但越是在那种趋向于无穷的总体性的努力中，我们越会发现一些小到不可还原的东西。终究是脆弱、边缘、真实和幻灭，距离我们更近。

人和自己真正在乎的事物之间，最终会形成一种互相牵制的关系。一方面我们痛恨自己的举棋不定，一方面又夸张了自己独立自主的能力。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进精英咖啡馆，做作地坐在那间绿房子里，继续自己的扮演式旅行时，对面霓虹闪烁的电影院正在公映由鲍德温小说改编的电影。电影不太好，好莱坞处理这种困难之爱已经过分熟练了，文字里的感情还是更慎重一些。正巧这本《假如比尔街可以作证》（If Beale Street Could Talk）就在身边，被我带上了另一趟旅行。

碰到这种所有巧合都连接成一个环形的时刻，我的情绪渐渐从惊诧变成了平静，得知我们其实没有选择，或者说，人是被选择的，竟是如此释然的事情。

接受《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的访谈时，鲍德温说，并不是他非去巴黎不可，而是不得不离开美国。巴黎让他免于身心继续遭受摧残的危险，暂时把他从美式的疯狂中拯救出来。但法国人并没有多么赏识他，和处处阻挠他成为一个作家的美国人不同的是，他们只是不那么在乎他而已。这和许多人今天在北京的经历几乎一样。

当我回忆那一段虚拟的巴黎生活，留下的“故事”其实很少，几乎只有一个。在循环往复从地铁站走向塞纳河的途中，在到达巴尔扎克曾经描述过的古监狱之前，在日耳曼大街旁一个流浪者铺位的台阶上，一直端正地摆着一双锃亮的高跟鞋。我每次都能看到它像一个战利品甚至图腾一样占据那里，却一直没有见过它的主人。我几次想要拍张照片记下这个故事，大街上应该没有人会来指责我的猎奇，但这一幕背后汹涌的戏剧性，以及这种戏剧性之内澎湃着的现实感，让我连拍一张照片的勇气都没有。而真正的记忆不需要托付给照片。

如果巴黎曾经被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当作许多完美理想的化身，那么它也应该同时代表它们的反面。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永远献给文学和艺术的掌声，火热的呼喊和变革，恒久的爱与正义，希腊人许下的所有人“共同生活的决定”，也是在这里，悉数破碎了。

让我再次借用鲍德温笔下人物的眼睛，“在巴黎灰色、阴沉的天空之下，在许多绝望的、喝得烂醉的早晨，我们一起跌跌撞撞地，向家里走去”。

撰文：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