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带有痛苦的美

彭燕郊

1

《梦语者》作为一部自我精神记录的手记式作品，其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它在对人类生存经验的总结上所作的努力，诚然，它只是揭开几乎是未被观察过的（甚至是无法观察的）人类生存状态和与之相伴随的精神状态。令人惊奇的是：它的哲理性的描述全然是诗化的，抒情味浓郁而又绝不带有浪漫主义那一套呼号、呻吟和绝叫，同时也不带有任何人工的诗学取舍的痕迹，存在于清澈心灵深处的被作者用想象力、用艺术构思如此自如、如此从容不迫地纳入诗里的，我们几乎想说是神圣的诗境里的，所有这些闪亮的具有人文价值的人类经验，就像一江春水在诗的河床里流动着，内在沉着有力，外表却那么文静，怡然自得地浩浩荡荡。

这部规模近于宏大的精神史诗是以对生命价值、生存取向的追索、叩问为基调构建的。一个接着一个的诘难式发问无不或多或少带有些悲壮、沉痛，甚至濒于绝望的忧虑。应该说，作者的价值判断很可能把我们带到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两难境地，然而奇怪的是，读它却使人感到温暖，有如静夜聆听知己诉说心曲。人们曾经担心，20世纪以后的现代诗是不是会走向学院式的玄学，甚至走向颓废，因为人类对自我状况的思考和由此而生的追索和叩问都近于无从回答，近于茫然。然而诗人却以他的理智和诚实让我们感到亲切，以他的诗作营造出一个诗化的温暖的人文空间，难道这不就是现代诗生命力的鲜活表现吗？

这部心灵手记也是对自由的渴望，对自由的一往情深的向往，与之相适应，它的风格也是自由的。不可以将自由理解为盲目的自我扩张或是颓败的涣散，它展示给我们的自由的态势甚至近于无形，我们甚至找不到“自由”这个词，然而我们确实能感受到那种渴望和向往。我们知道这里说的自由简单地说就是生命不受压抑地、自在地生长。毫无疑问，这显示了作者的创造力。在作品风格的构建上，作者娴熟地运用了从自由诗到散文诗的诸多形式。曾经有人认为，自由诗没有格律的制约不可能成为诗，而散文诗又是比自由诗还要危险的体裁，诗的特点在散文诗这里已经是一无所有的了。毋庸多说，请读一读《梦语者》吧。它不以“不顾一切”的“怪”吓唬人，不以“抛弃一切”的“乱”迷惑人；它紧紧把握住艺术创造最高原则之一的“分寸感”。它新，但不“怪”；它勇于创新，但不“乱”。在作者这里，散文诗是挥洒自如而且得心应手的。诗歌史上每一种诗体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很显然，作者之所以要用散文诗体写作，就因只有散文诗这种体裁特别适宜于现代人用以创作严格含义上的现代诗。《梦语者》以及与它同性质的作品带给我们的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2

对生命元的追寻，对生存价值的探究和对如何保持人性本真、人的独立品格的思考是这一部长篇散文诗的主体。无论是追寻、探究、思考，都在经历着一个痛苦的过程，是一个为捍卫生命尊严而作出与失败、绝望、灭亡争斗的支付了全部生命潜力的挣扎、反抗、拼搏的过程，是一场在生命的尊严鼓舞和指挥下的奋战。它是悲剧性的，因而是美的。

诗的魅力就是精神的魅力。诗艺原创力也就是精神能量所产生的心智能力在与客体现实的碰撞中激发的火花，它们可能是微弱的、暗淡的，然而却能够震撼人。

“我走着，亡亲与我同行，交谈”（引自《梦语者》，下同），而“我”不能不感到意外的是，自己却是“一个陌生者”；几乎有些可怕的是，“我”已敏锐地发现那沉重的疑问，感到压抑，甚至悲怆：“谁是亡者？是谁活着？”生存状态与无生命状态濒于不可分辨，“我”发现：“许多‘人’的过程就是‘病’的过程。”

“人”作为生命存在的现象居然如此不稳定，居然无法说清“人”是在证实还是在否定生命存在的现实性。“人”已“比血更深刻地沉寂于万物的湖底”，“等待黑暗来洗劫”，一切都已注定了只能这样，“家门的钥匙”已无法找到。

但生命必须在厄难中存在下去，虽然即使在春天，“我”也只有惊叹：“谁说这是花的季节？”生命存续的愿望是如此强烈，“我”依然“走进棋盘，独自承受愉悦的苦役”，客体现实的棋局演绎着生命生动活泼的流程，强烈的存续愿望使“我坚信，水里还有几朵孤寂的仰望”。

孤寂的仰望，带给“我”的也不就是揪心的哀痛，看见的可以是生命自在，生命自为，或者生命自娱，以及生命原生性的本真展示的窘，甚至尴尬。

生命无奈，生命茫然，“我”该怎样思考？

3

许多疑问联袂而至。所有的疑问都具有哲学的玄妙气质。

高技术时代的人，既明白科学绝对的严整、冷静和周密，又陶醉于高技术带来的享受，高技术于是就有了宗教的神秘性。联袂而至的疑问无不饱含对生存状态的诘难和辩驳。

“我无色地听着一首空空的歌。”锥心泣血的十二个字！谁能指出：在中国新诗里，有比这十二个字更多位数的心理数值、更丰富的人文内蕴？它冷然照亮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几番狂热之后的分裂、破灭、坍塌。空空的歌引起的对历史底蕴的纵深揳入的热望是如此凶猛，以至于我们不能不把它当做叩开石门的咒语：或许来自神示，或许来自失落后的困惑，急迫的追询，凄厉的呼唤。

回答“我”的疑问，困难在于，“我”在使用我们的语言时对于它的功能，它所指称的、所证实或证伪的有很大保留，通行用语似乎已经失去客观描述的作用：“经常在半眠状态中，受她的控制而说出些天经地义的话来，只是借用人的语言时，意义全变了。”

变成了什么？天经地义地变成为一个巨大的疑问号！

这是世纪之交人类自省的艰难历程最直截了当的总结：起点在困惑中，终点也在困惑中。困惑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富有和贫乏。

没有办法回答的最大疑问是，人为什么这样孤独：“彼此陌生地走过来，彼此陌生地离开，彼此陌生的影子倒拖于地，拖得很长很长。”人与人之间滋生着一层又一层的负面影响，一层又一层的模糊的薄膜拉开了彼此的距离，稀稀拉拉的一个孤独的人用“无法回答”回答自己对自己的提问。多么阴沉、冷落的惨相！

“我正沿着附地而行的电线寻求宇宙的灯，但愿其间不要有裸露着的铜线，把我电毙。”谁能告诉“我”，什么地方有裸露的铜线，什么地方没有？宇宙的灯依靠电线输送的电源发光，而电线裸露就能击毙所有生物和所有生之愿望、生之自发的骚动和勇气，然而“我”还在寻找。

“我”的忧虑于是无际无涯，于是近于荒诞。人问：“那你忧虑什么？”“火在水中燃烧。”难道宇宙的灯亮在水中，水也带电？

难道我们应该相信命运？

4

按说，高技术时代的人类很可能被新奇、舒适的物质享受宠坏，可能失去思考的兴趣甚至能力——真的是这样的吗？至少有一部分人不这样，他们不会患流行的痴呆症，不会堕入神秘主义。以痛苦为乐，以痛苦为代价换取思考的极乐，他们是诗人。

他们发现命运的类似物，但这不是命运。把“一件无血的衣”“无可抗拒地脱掉”以后，审视“巢的状况”，审视一部很可能就是命运经典的“亡书”，那“亡书复杂而简单地叙说着一个个幻觉，一个个现实的鞭影。在亡书中，我才活着，才知道自己是一个水铸的人。”是现实的鞭影融合成幻觉呢，还是幻觉使鞭影更加生动？一个水铸的人，水有无穷的可塑性，能接纳无数种添加剂，水的适应能力可以是无所不至的。很自然，“我发现我主是我自己”同样很自然，“何须深究生死二头，截断它们”，何等壮烈，何等的气概！何生命之有？生命无所不在。

然而，现实的冷酷是无边无际的，它蛮横地覆盖一切，让人无可躲避：“睁开眼睛，我跌入另一个梦，一个浪打来。”注意，“我”在诉说这一切时完全冷静完全从容完全平淡，“我”（当然就是作者）就是在这冷静从容平淡里诗化了痛苦，诗化了不堪的生存状态，这需要多少勇气——顽强的生存勇气和顽强的艺术创造的勇气！

5

重要的是确定——非常清醒地确定——作为独立的人的位置。多元多极时代亦是一个多边沿时代，诗人的位置在某一个边沿上，边沿即他的中心，他的位置总是先锋或者说是前卫的，他必须总是处于略前于起跑线的那一点上。他必须总是超前的，因而是最容易受攻击的。

得到一个位置，就是得到一个精神空间。然后，依靠内在的心灵自由和自我真实，利用痛苦经验提供的能量，依靠人格意志释放的灵秀之气，获得内在自由的扩展。这是一种珍贵的内在成就：获得诗性的生存品格。所有的诗人追求的就是这个。

然而这是艰难的，“我”有太多的痛苦经验，以及这些痛苦经验给予的激励。“我们都还未找到自己的位置”，努力找的结果是偶然：“我的位置就在坐下来的瞬间得到”；是不稳定：“一切都变了”，“我在别人凌乱的座位上寻找位置”。希望是强烈的引诱，同时又是闪烁不定的，“我已经着手修建了，坚守一盏清贫的灯……我隐隐看见大厦的模样”。隐隐的，可见不可即的，正是最具有诱惑力的。

“我”对世界的发问只能依靠话语，依靠所创造的某一个语境，在公众的注视下，在与公众共享创造的喜悦的时候进行。“我不仅只是一名记录者”，“我并不是唯一的醒者，不然为何我身边还有许多幽暗的清澈的眼睛呢？”重要的是，不论这些眼睛是实有的还是幻觉产生的虚无，所有的诗人在以自己的创造表达他的人文关怀时都是孤独的，甚至他所运用的语言也在警示他的孤独：“一种语言原初的声音说着……愉悦地舞蹈、踩亮、踩响一个个词语，凭借这萤的光亮，我察觉，自己置身于森林最暗的中心。”

“我”所处的就是这样的位置，是历史的赐予，还是历史的愚弄？

6

历史的现在时的挑战是如此严厉、苛刻，近于残酷，颠沛于人生征途的“我”却忙着以锐利的清醒发现美，以大智大勇大忍承受颠沛的痛苦。痛苦不停地抛洒美，使“我”忘记痛苦而只记得美——古往今来普天之下诗人的通病。

忘记征途颠沛留下的创伤，“我”努力摆脱原罪这个幽灵的扭曲和蛊惑。努力并非完全有效，往往只会加深迷惑，“我”需要用全部心灵能量发现并保卫美。

“我”发现，自己能够拥有的只不过是“井底的光”，征途上到处是“门”，开着或关着的门都是阻拦，看似“不存在的门”比肉眼看得见的“门”更可怕，它们“横行于世，框架人类”。闯过重重关卡需要道德勇气，需要百倍锐利深刻的清醒，今天的人面对的痛苦是无穷无尽的。

“我”感到疲惫，但不是绝望。“我”审视生命的深处，寻找灵魂的居所，得到的只是虚无。“我”这样回答对灵魂的追索：“灵魂，我给你们的是灵魂吗？那只是一些先贤先知的影子，影子在你们身边也只能是影子。”结果，很自然地，当别人向他要求“给我来点灵魂”时，“我伸手给他一掌虚无”。

“我”的亲历性经验里有这么多的阴暗和沮丧，横在面前的竟是一条“根本无法绕过”的“臭气冲天”的臭水沟，“仅距离我们一堵放倒的墙”。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沟和墙就是“我”所说的时间。时间是如此威严、专横、傲慢：“谁能与时间抗衡？谁能阻止时间对万物的残酷和赋予？”答案是“——只有时间，——只有时间”。我们也很可以相信，“我”所指的时间在连缀成历史以后处境凄惶，“生命的婴儿侧过头，看着阳光的背正面，万千的历史被人左涂右抹谈不上荒凉”。但生命依然是自在、自为、自娱的。

“我”宣告：他只想“编织一张可使梦想成为现实的网”，这网，是“至美的诗文”，“用生命的音符谱写成”的。

最后胜利的，依然是生命，痛苦的生命。

7

“我”经受过那么多的熬煎、悠长的挣扎，终于获得美的赐予，亦即痛苦的赐予。21世纪人类文明的主要特点是人在痛苦的自我放逐后的自我回归，人在付出生命的代价后获得的诗化人生和诗性的生命，无不带着鲜明的痛苦色调。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觉者波德莱尔说过：“我不知道有哪一种美不带痛苦”，一百年来，雍容华贵、风流倜傥之类的美逐渐被诸如屈辱、羞耻、绝望、哀痛、悲观、怀疑、疯狂、粗野、荒谬……之美所代替，浪漫主义曾以浅薄的“热情”使这些新的美蒙上夸张、做作的灰尘。然而真美是不可掩盖的，因为人性尊严往往曲折地投射在异常的精神状态里，因为生命力之核只有蛮野地冲破诸世纪传统的外壳才得以爆炸，因为现代人炽热的心跳得已变得更快了，现代人语言里有着全新的节奏、全新的音乐之美。

不知道《梦语者》的作者是否读过、记得波德莱尔的这句话，但这无关紧要，他已经以他的作品力之所及地阐释了它，这不能不又是一件不可以等闲视之的新事，不能不使人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