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少壮寒窗苦读时

树有根，水有源，回望人生之旅，我之所以能走上新闻工作道路，离不开少壮时期的寒窗苦读，离不开书籍的滋养。

解放前，我出生在江苏盐城一个偏僻的水乡，那里自然条件很差，人称“旱涝灾害似虎狼，十年必有九年荒”。由于家境贫寒，父亲和哥哥只读了两三年私塾，母亲和姐姐连学校门都未进过。我直到九岁那年，已经是家乡解放后的第二年，才背起书包上了学校，断断续续读了一些书。所以，直到1952年全家迁居上海，我已12岁的时候，才做了一家私立小学三年级的插班生。正因如此，从1955年考入初中，1958年直升高中，到1961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我都是班级里年龄较大的同学之一。

在求学阶段，特别是到上海就读开始，课外书籍几乎成了我须臾不可离开的精神伴侣，爱书近乎如痴如狂的地步。最早和课外书打交道，我记得是从看连环画开始的。当时对连环画的痴迷，胜过学校的课本，因为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很少，不一会儿就做完了，所以只要一有零花钱，我就会泡在连环画出租摊上，贪婪地翻看着诸如《水浒传》、《封神演义》、《董存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一类的连环画读物。有时为了多看几本，书摊的主人要我干什么都行。时间一长，终于讨得书摊主人的欢心，有时不花钱也可以看书了，小伙伴们对我都羡慕不已。随着年岁增长，自己的零花钱逐步有了增加，实际上绝对值并不高，还是由祖父当着全家人的面宣布的，每月5000元(旧币，即现在的0.5元)，其条件是我每天早晨必须完成家里扫地、洗碗的任务。我当时别提有多高兴，因为每月有了一笔固定的零用钱，比平时三百两百伸手向父母讨要强多了。说来也怪，每月有了这笔固定的零用钱后，我就不再满足于租书看了，一种对书的强烈的占有欲开始萌生。于是，每次拿到零用钱就奔新华书店，选购自己喜欢的连环画图书，直到把钱花得一文不剩。就这样，不知不觉竟买了几十本，每本书不知翻看了多少遍，后来逐一编了号，并有序地挂在家里的墙壁上，还免费向小伙伴们开放。我终于也成了可以支配书的主人了，心里甜滋滋的，比吃蜜糖还高兴。

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者(中排右三)与夫人(中排右五)来到祖籍所在地——江苏盐城市楼王乡吴桥村，与叔母(中排右四)、叔伯弟弟(中排右二)等亲属们在一起。

兴许是穷人家的孩子倍加珍惜学习机会的缘故，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读书特别勤奋，从不用家长操心，学习成绩在班级里总是名列前茅。尤其是语文课成绩更为突出，作文经常被老师表扬，有时还作为范文贴在墙上让大家阅读。升入初中以后，我就不再迷恋连环画这类小人书，兴趣开始转向文学读物了。当时学校和区图书馆里的文学名著，不管古今中外，只要有人推荐，我都会借来阅读，谈不上有什么计划，有时甚至恨不得将书架上所有的书都借来读一遍。可以想象，当初不少书籍我在阅读时只能囫囵吞枣，并没有真正读懂。在饱览这些名著的同时，我开始将每月的零用钱投放到订阅文学杂志上，《萌芽》、《文学青年》、《诗刊》等都是我当时最喜爱阅读的刊物。

在如饥似渴地阅读课外书籍的同时，经语文老师的指点和鼓励，我对写作渐渐产生了兴趣，开始尝试着撰写各种体裁的文章，有时还偷偷地向报刊投稿。虽然一度屡投不中，退稿信接踵而来，但我并未因此气馁。有趣的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第一次领取的稿费都是和书籍有关的。那还是在1955年我15岁的时候，所谓文章，不过是我写给当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编辑同志的一封信，希望能够如期得到他们赠阅的用以介绍、评价新书的《文艺书刊》，想不到他们将这封信全文发表在该刊物上，并寄给我15000元(旧币，即现在1.5元)的稿费。1956年秋天，经编辑同志补充修改，一篇记叙我所居住的里弄新人新事的短文《半夜敲门叫关灯》，在上海《青年报》发表了。看到自己的习作变成了铅字，在师生和邻居中传阅，还拿到了两笔稿费，我当时别提有多高兴了。我随即用稿费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作家谈创作》的书，开始做起作家梦来了，可见当时是多么幼稚、多么单纯!

通过阅读和写作，我的眼界更加开阔，在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曾先后两次作为中学生的代表，出席1958年召开的上海市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以及1961年召开的上海市第三次青年代表大会。这越发增添了我阅读和写作的兴趣。高中二年级开始，我利用自己担任学校团委副书记接触面广、消息灵通的有利条件，更加积极地向有关报刊投稿，刊用率也有所提高，并被《青年报》发展为通讯员。

1961年夏天，我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当晚，我彻夜未眠，浮想联翩，天真地编织着记者梦，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在复旦求学的五年间，我在认真上好每一门正课的同时，更加注重课外阅读，每年寒暑假除星期天回家看望父母外，几乎都住在学校，全身心地扑在课外阅读上。由于品学方面的进步，我很快被推选为新闻系团总支书记，并于1965年6月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和另一位同学被年级里发展为首批中国共产党党员。

综上所述，无论是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寒窗苦读也好，还是从接受老师日复一日的“传道、授业、解惑”也罢，无不以书籍作为媒介。可以说，是书籍，陪伴我从童稚岁月步向而立之年；是书籍，让我获得知识，明白事理，奋然前行。这一切，都为我后来的新闻人生和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