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月光华旦复旦

每次跨进复旦大学校门，就像阔别多年的子女回到养育自己的父母身边，总是怀着十分高兴而又激动的心情，每每会产生一种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因为正是在这里——亲爱的母校，我度过了一段人生中最珍贵的青春岁月，可以说是我成长过程中留下履痕最多的地方。同诸多历届学兄学弟、学姐学妹一样，每当漫步在母校校园，睹物思人，触景生情，那一屋一宇、一草一木、一桥一水，尽管有的已经面目全非，仍会引起我们甜蜜的回忆，勾起难以名状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种种眷恋，萌动一种发自游子肺腑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心境。

2005年，作者(右一，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原会长)与新任会长谷超豪(左二)、执行会长梁星军(左一)合影。右二为原副会长兼秘书长严瑾。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自己成长道路上的重要一站，在长知识、长身体和世界观初步形成的关键阶段，正是在这所高等学府里，在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熏陶下，在新闻系“好学力行”方针的指引下，在诸位园丁“传道授业解惑”的辛勤浇灌下，我就像海绵吸水一样，贪婪地、永不满足地吮吸着方方面面的知识，并通过校内外的实践，学会了一些服务社会的本领。我更不会忘记，正是在这所教书育人的殿堂里，党的阳光哺育着我，母校的雨露滋润着我，使我成为班级里首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学生之一。由于经常参加党的政治生活，得到组织更多的教育和培养，我在党的怀抱里不断成长，已逐步确立起志存高远的人生坐标。总之，千言万语，万语千言，都表达不尽我这个普通学子对复旦的情，对母校的爱。而且，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我的复旦情愫，兴许比一般校友要更特别一些，更深厚一些。

其一，在复旦求学的六年间(由于“文革”推迟一年毕业)，我从一年级担任新闻系团总支宣传委员，到二年级开始担任团总支书记，并兼任新闻系民兵营教导员，给我提供了广泛接触社会、学习做群众工作的机会，经受了更多的锻炼。通过经常到校团委开会，听取有关报告，接受有关任务，以及不时到兄弟系团总支学习取经、互相交流，特别是要独当一面，主持召开本系团总支会议和年级团支部书记会议，从中学到了很多革命的道理和为人处世的方法。作为新闻系民兵营教导员，我还在同营长李仁臣(1965届学生，《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的合作共事中，从这位高年级同学身上学到了很多，诸如胸有成竹、沉着冷静、遇事不乱、处变不惊等等。诚然，做社会工作要占用我不少时间，放弃不少休息，但所得远大于付出。一句话，在担任学生干部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获得了终身受益的宝贵财富。

其二，在赴江西从事了近七年新闻工作后，通过一次十分难得的对调机会，1973年8月，我重新回到了曾经朝夕相伴六年的复旦母校，在新闻系担任教学工作。在这所培养英才的摇篮里，我爱岗敬业，教书育人，有所作为，直到因工作需要重返新闻单位，整整度过了十个春秋。值得一提的是，在母校的这段教学生涯，从当记者到做教师，从写新闻到教新闻，从感性为主到理性为主，真正尝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的甜头。在此期间，我还担任过新闻系党总支宣传委员，在工作中通过与师长们共切磋，与同事们共交流，不仅学到了很多东西，还增进了彼此间的友谊。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回到母校从教是我人生路上的又一次回炉，又一次淬火，所得到的教益和锤炼是难以言表的。

其三，值得一提的是，我和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还有一段因缘。大家知道，这一社团组织在我们历届校友和母校之间，委实架起了一座紧密相连的桥梁，结成了一根传承复旦血脉的纽带。这在我担任第四届(后半届)、第五届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会长的七八年间，有了更为真切的体验。我不止一次地感受到：不管是在上海，还是在祖国各地，乃至在异国他乡，“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八个熠熠生辉的大字，就像一面鲜艳的旗帜，永远在复旦学子的心头飘扬；同样，只要是复旦校友会的活动，它就会像磁石一般把复旦学子们吸引到一起，凝聚在一起。这种复旦情愫，它可以跨越时空的限制，可以打破陌生的藩篱，顷刻间会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复旦人动员起来，组织起来。这种复旦情愫，使我们历届校友永远同母校心连心，和母校同呼吸、共命运，并自觉将感恩之心化为报效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