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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蹒跚学步(1967年9月~1983年10月)

我的新闻人生 作者:丁法章 著


第二章 蹒跚学步(1967年9月~1983年10月)

11.理想从这里放飞

在人生的道路上,谁不会对走出校门踏上社会的第一站,对迈出事业发展的第一步,用今天的话来说,对开始放飞理想的地方和单位,留有深刻的记忆,怀有特别的感情?尤其对离开故土,到异域他乡履职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江西宜春《赣中报》(现名《宜春日报》)和《江西日报》这两家报社,就是我初涉新闻工作的起点,是我在新闻路上蹒跚学步的“娘家”。虽然一共才有六年多的时间,但对我此后从事新闻教育,担负报社领导工作,努力做一个知名报人,无疑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直到今天,这两家报社仍然是我挥之不去、感恩于心,并且经常魂牵梦绕的地方。

1966年夏天,正当我们复旦新闻系1961级学生行将毕业,踌踷满志准备在新闻岗位上大展宏图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发生了,毕业分配被整整推迟了一年多。由于我是新闻系学生团总支书记,又是中共预备党员,在运动中当了“铁杆保守派”,结果被掌控大权的“造反派”“理所当然”地分到了江西宜春地区的一家小报——《赣中报》。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事实上根据内部预分方案,我报到的工作单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然而,在大部分“保守派”同学都被分配到祖国各地,而且多半要改行,而留上海的几位同学只有一人分到报社的情况下,我经过反复思忖,觉得自己尚且能专业对口,而且被分在不太遥远的江西新闻单位,尽管暂时要离别亲友,但从事的是自己钟爱的新闻工作,总算有了些许安慰。当然,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门,所去的地方到底怎么样?工作能不能适应?陌生的环境是否过得惯?心中难免五味杂陈,一切都茫然无绪。

1968年12月,作者(左二)在奉调江西日报社工作前夕,在宜春人民公园和同事们留影。

宜春,原名袁州,位于江西的西部,与湖南省接壤,沪广铁路线途经这里,是宜春行政专区的所在地。安源煤矿、新余钢厂,武宁、修水等革命老根据地,都在宜春专区的范围之内。作为踏上新闻岗位的起始地,我在宜春《赣中报》正锋芒初试的时候,却好景不长,不多久省委就以学习河南省灵宝县“精兵简政”的经验为由,下令停办了全省7家地市级报纸。这样,我作为报社的3个“幸运儿”之一,被选送进了省委机关报《江西日报》。虽然在《赣中报》只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我对报社的一草一木,对同事的言行举止,尤其是对带教过我的师长的音容笑貌,至今记忆犹新,有着难以割舍的眷恋。可不是吗?对我这个来自大城市上海,涉世不深、人地生疏的新兵,报社二把手主动在午夜到火车站接我,并安排与他同住一室,平日嘘寒问暖,无微不至。从报社领导到各位同仁,对我都关爱有加。为了指导我采写高安县的一个重大典型,报社委派一位公认的老法师与我同行,以老带新、教学相长。不多久,就放手让我单独外出采访,还鼓励我责编要闻版面,以至报纸的休刊启事都让我执笔,在委以重任中热心扶持,使我得益良多。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报社党支部讨论我预备党员转正的大会上,与会同志争相发言,给了我多方面的肯定与嘉勉,全票通过我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从1969年1月到1973年8月,《江西日报》是我在新闻路上继续学步前行的第二站,也可以说是我吃新闻饭的第二个“娘家”。在这里,凭借更加有利的客观条件,我全身心地投入,没日没夜地苦干,被报社誉为“叫得应、打得响”的“全天候记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就被从机动采访组调入言论组,从当记者主要采写重大新闻、典型报道,到做评论员主要撰写评论文章、编辑《读书》专版,成了报社的业务骨干。1969年8月,不到两年时间,我被报社党委破格提拔为言论组副组长,是最年轻的采编部室负责人。在《江西日报》的六年,我一直得到报社主要领导的关心和培养,曾多次跟随正、副总编辑参加重要会议,下基层搞专题调研,以及指导我采写重大典型、撰写重要社论和编辑部文章等,从中受到多方面的教益。说句心里话,1973年8月,若不是为了照顾一位革命前辈家庭的特殊困难,我也不会同其子女对调回上海,报社也不会放我走。

对于我在江西开始放飞新闻理想期间的表现,《文汇报》高级记者黄俭在他采写的题为《在继承中开拓的人——记上海《青年报》总编辑丁法章》(见1987年第7期《中国记者》杂志)的长篇通讯中,曾经作过这样的表述:“丁法章到了山地和丘陵占全省面积60%的江西省,先在《赣中报》,后到《江西日报》。在六年多的时间里,他经常踽踽独行于那崎岖的山间小路,深入那里的群众之中,了解那里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全省80多个县,他就去了50多个。在那里,他总结了自己的一套采写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怪不得一位江西新闻界的朋友在谈到丁法章时这样对我说:‘是大地滋润了他的生命,净化了他的灵魂,使他坚强,使他成熟,使他充满对事业的豪情和必胜的欢愉’。”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江西初涉新闻工作的六年多,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所以自己的所说所写,不能不带有那个年代的局限。但就自己所经受的锻炼而言,无论是对社会基层的了解,对民情民意的把握,对劳动人民感情的培养,还是在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实务方面所得到的收获和感悟,都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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