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干新闻到教新闻

1973年8月，我在江西从事了近七年报纸工作以后，通过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一位教师的对调，重新回到了曾经六年寒窗苦读的母校，当了一名专业教师。从做记者到当教师，从写新闻到教新闻，虽然都是同新闻打交道，但工作的性质和接触的对象毕竟不大一样。在这座高等学府里，我教书育人，整整度过了十个春秋。

2009年9月，作者(前排右五)与30年前上海市农场管理局新闻培训班部分学员欢聚。前排左二为班主任戴洪英。

说到我和新闻系这位女教师的对调，实在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缘分。大家都知道，在1973年那个年份，由毛主席号召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正在方兴未艾之中。据统计，那几年仅上海到江西插队落户的知青，就有十几万之多。说句心里话，我从到江西工作的那一天起，就压根儿没想过再回上海工作。由于家庭的具体困难，虽然我爱人暂时还未调来南昌，但那只是迟早的事情。可未料有一天，这位女教师在回江西探亲时找到我，希望我和她实行对调，以解决她的燃眉之急，并说一切手续可由她为主操办。原来，她的父亲早在50年代初就担任赣南行署专员，后不幸逝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母亲在南昌市金融系统担任要职，公婆都是老红军战士；她爱人在南昌一家机械厂工作，本来矛盾还不突出，但生下儿子后天各一方，其困难可想而知。在万般无奈之下，她母亲找到当时被“结合”进江西省革委会的老战友杨尚奎，这位老干部善解人意，表示让他和上海市革委会的老战友马天水联系后再说。就这样，经过走多道程序，办各种手续，整整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才对调成功。这件事，在当时颇具天方夜谭的神秘色彩。

刚回到复旦新闻系的时候，面对从家门到学校门的单调生活，我这个还不到33岁的青年，一时感到很不习惯，很不适应。因此，回到学校不多久，我就提出到《解放日报》进修的要求，这样可以重回快节奏的采编实践前沿。在系领导征求我主讲什么课程时，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新闻采访与写作。”因为这门课实践性强，能够经常有机会带学生到报社实习。然而，我未能如愿以偿。进驻新闻系领导“斗批改”的工宣队老师傅，以我在《江西日报》搞过言论工作为由，一定要我承担起开设“小评论”、“大批判文章”专题讲座的任务。这样，我心不甘、情不愿地为此熬了三个年头，一直到1976年10月“十年浩劫”结束。在给学生讲授上述专题的同时，我还零星开设了一些采访与写作的课程，并有幸兼任过1975届和“社来社去”进修班的班主任，曾两次带学生到报社实习和搞农村调查，因而没有被长期禁锢在高楼深院里。

“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的春天终于到来了。根据中央有关领导关于加强报纸评论工作的指示精神，新闻系广大师生开展了教学改革的大讨论，普遍认为应尽快开设评论课程，努力创建独立的新闻评论学科，并决定由我负责这项工作。在全系师生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不断摸索、大胆实践、认真总结，1984年我撰写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新闻评论学》教材，并作为新闻学基础教材之一，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1985年公开出版。

在校内主讲新闻评论课程的同时，为适应社会的需要，我还陆续前往其他高校、企业、机关讲授新闻评论、社会调查以及消息、通讯、工作总结、情况反映(内参)的写作等百余场。1983年五六月间，我还应邀赴四川大学讲学，为该校刚刚组建的新闻系的部分师生，系统开讲新闻评论课共50余学时，受到他们的热情鼓励。1975年夏天，应上海电视台之邀，我以《小评论的写作》为题，向全市基层政宣干部和新闻写作爱好者，作过长达两小时的教学实况直播，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上荧屏。在校期间，我利用教学之余辛勤笔耕，不时有文章见诸《解放日报》、《文汇报》的报端。我应约在《新闻大学》杂志上发表了系统论述新闻评论的文章，其中不少被其他书报所引用和转载。我还应邀在《辽宁日报》新闻业务刊物《记者摇篮》、《浙江科技报》的通讯员刊物以及《安徽日报》的函授教材上开过专栏，撰发过关于评论写作的系列文章。

由于我在教学和科研上所取得的成绩，1979年被学校评定为讲师。在复旦大学1966届文科留校生中，我是唯一被破格晋升者。正当我潜心教育事业、立志再创佳绩的时候，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转折发生了：1983年10月，上海市委组织部任命我为青年报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