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钟情新闻评论学

在近50年的新闻生涯中，我与新闻评论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实，在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期，我还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求学的时候，对新闻评论并不感兴趣，当时也没有开设这门课，我的志向是毕业后搞新闻报道，进而从事报告文学，一心指望通过记者之路走向作家之路。刘白羽、华山、杨朔、魏巍便是我心目中崇拜的偶像，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他们的作品，期盼做他们那样的作家。因此毕业分配开始听说是要到江西报到时，一时感情上难以接受。但转而一想：江西是毛主席亲手开辟的我国第一块革命老根据地，那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安源烈火、庐山风云，巍巍井冈山、滔滔赣江水，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革命素材，对作家而言，是最有用武之地、最可大有作为的地方，于是我很快拿定主意，坐上了西行宜春的列车。

可是命运往往会跟人开玩笑。尽管其时我对新闻评论毫无兴趣，只觉得它枯燥乏味，抽象说教，神秘莫测，高不可攀，压根儿也没有想到会有跟它打交道的一天。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我来到江西只搞了两三年的新闻报道，由于工作需要，领导却偏偏要我去搞并不心甘情愿的新闻评论工作，尝试撰写新闻评论，并且一搞就是五六年。本来，趁调回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的时候，倒是一次告别新闻评论，改教采访与写作的机会，可是事与愿违，我不仅未能改教其他学科，相反还要主讲新闻评论课，并且要挑起建立新闻评论独立学科的重担，这一上手又整整度过10年。还没有想到的是，后来重返新闻岗位后，在担任青年报社、新民晚报社总编辑的15年间，我不仅主管评论工作，审改过大量评论，而且还动笔写了不少评论文章，仅1988年一年，单为《新民晚报》头版“今日论语”专栏撰发的小言论，就有112篇之多。更未曾想到的是，在从事评论工作和评论教学的过程中，我苦心求索，日积月累，在对新闻评论的研究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公开出版了《新闻评论学》一书，受到学界和业界的重视，被称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新闻评论教学专著。

作者经常向著名新闻教育家、杂文家和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右)请教。

说到《新闻评论学》一书，不能不指出，完全是改革开放催生了它的成长。大家知道，在“十年浩劫”结束以后，在全党工作重心实行转移，在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的新形势下，我国的新闻传播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新闻评论作为媒体的“旗帜和灵魂”，更加异军突起，在新闻传播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功能越来越独特，特别是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和创新。然而，相对于空前活跃的新闻评论工作现状，业界和学界对新闻评论的研究与教学是大大滞后了。拿复旦新闻系这个国内历史最悠久的名牌院系来说，新闻评论是一门基础最薄弱的学科，既无教材，又无师资，我们就读时根本就未开过这门课，最多约请大报老总来做个报告，说说评论工作，谈谈杂文写作，几无留下什么印象。然而，随着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随着中央有关领导对当前新闻评论工作和评论教学发表了重要指示，在全系师生开展的教学改革大讨论中，一致认为应将创建“新闻评论学”独立学科提上议事日程。由于我在《江西日报》从事过言论工作，这项任务便历史性地落到了我的身上。

我深感肩负责任的重大。怎么办？只有一切从零开始。为了这门学科的系统化、理论化和科学化，我选读了不少革命导师特别是毛主席的评论名篇和有关论述；翻阅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散见于主要新闻业务刊物上关于新闻评论的各种参考资料；还千方百计四处调研，查找了解放以前以及当今国外和港台地区关于媒体评论的论著等等。在翻阅这类书刊时，我分门别类地做了上万张卡片，剪贴了几大本评论范文，还手抄了两厚本馆藏的珍贵资料。在广泛涉猎的基础上，我虚心地向报界评论行家，诸如陈念云、周瑞金、敬元勋、钟锡知、邵传烈等请教，有选择地请他们来校为学生授课，然后对他们的讲课内容加以消化、整理。除此之外，我还利用寒暑假和上课的间隙，不时到解放日报社评论部进修，一道参加政治学习，讨论评论选题，并参与撰写社论、评论员文章和署名言论。在校开课时，则坚持业余练笔，不断向有关报刊投寄评论稿件，从中积累资料，以便在教学中现身说法，提高教学效果。

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三年不到的时间，在报刊评论界一些行家的关心与支持下，我不仅尝试独立开设这门课程，还汇编了一本10余万字的《新闻评论教学参考资料》，编写了一本6万余字的《新闻评论讲授提纲》(征求意见稿)，使这门学科开始有了自己的教材。在试行的基础上，这本讲授提纲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不断修改完善，逐步发展成为长达18余万字的《新闻评论学》一书，并于1985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这既对我在此之前近20年从事报纸评论工作和评论教学的经验总结，也对当前新闻改革中改进评论工作的成功举措作了梳理归纳。尽管水平有限，但由于是“第一本”，学术界予以较高评价，称其“反映了该学科当前的最新水平”。第一版3万册很快售罄，接着数次重印，还是供不应求。这意想不到的成功，无疑给了我莫大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