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谈虎集》

止庵

周作人一九二七年日记有云：“九月中……以《谈虎集》予北新书局。”十一月二十二日云：“上午寄北新函，又追加稿四篇。”十二月五日云：“寄小峰稿一，《谈虎集》百三十篇已完全。”十二月十二日云：“寄北新稿一件。”一九二八年一月，《谈虎集》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上卷，二月出版下卷。本文共一百三十二篇，计一九一九年三篇，一九二〇年七篇，一九二一年十五篇，一九二二年七篇，一九二三年十三篇，一九二四年八篇，一九二五年十九篇，一九二六年二十六篇，一九二七年三十四篇。其中《夏日梦》第六则《初恋》已见于《雨天的书》，《碰伤》已见于《泽泻集》。又序乃与《谈龙集》共用一篇。

五四时代，周作人以“思想革命”的提倡者登场，多年后他谈及其由来时说：“经过那一次事件（按指张勋复辟）的刺激，和以后的种种考虑，这才翻然改变过来，觉得中国很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光只是‘文学革命’实在不够，虽然表现的文字改革自然是联带的应当做到的事，不过不是主要的目的罢了。”（《知堂回想录·蔡孓民二》）具体说来便是《谈虎集》起头两篇文章：“民国八年《每周评论》发刊后，我写了两篇小文，一曰‘思想革命’，一曰‘祖先崇拜’，当时并无甚么计划，后来想起来却可以算作一种表示，即是由文学而转向道德思想问题，其攻击的目标总结拢来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与科举制度之流毒。”（《过去的工作》）《思想革命》等（包括此前那篇《人的文学》）标志着五四新文学运动新的同时也是最具本质性的阶段的开始；而对周氏来说，是由此奠定了其一生的思想基础。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反礼教思想，在此后所有著述中都有所体现。即如他讲的：“我从民国八年在《每周评论》上写《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两篇文章以来，意见一直没有甚么改变，……”（《两个鬼的文章》）

作者在序中说，“《谈虎集》里所收的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然而并不包括“涉及个人的评论”，这里“人事”大致相当于“社会”。《谈虎集》涉及当时各种社会现象（包括“清党”之后的反动局面），立场鲜明，言语激烈，充分展现了一位社会批评家的面貌——说来这与我们后来关于周氏总的印象似乎距离最远，然而却是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忽视的侧面之一。更值得注意的，还不在于所谈论的这些问题本身，而是其中“一以贯之”的“吾道”，可以用“反礼教”一语来概括，如果换个说法，也就是“现代文明”。周氏在《与友人论章杨书》（载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二日《京报副刊》）中说，“我现在对于学问艺术没有什么野心，目下的工作是想对于思想的专制与性道德的残酷加以反抗，”这是反礼教思想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在《谈虎集》中表现得最为充分。集中《夏夜梦》和《真的疯人日记》近似小说，乃是一生中很少采用的形式。《夏日梦》第一则《统一局》最可留意，表现了对人（可能还是“出于善意地”）被纳入某一秩序，从而丧失一切自由（最终归结为思想自由的丧失）的极度恐怖。“思想的专制”即思想的统一，而自由真正反抗的就是这种统一。此文写作较早，可以说是有所预感罢。

周氏后来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作导言，谈及《祖先崇拜》时说：“无论一个人怎样爱惜他自己所做的文章，我总不能说上边的两节写得好，它只是顽强地主张自己的意见，至多能说得理圆，却没有什么余情，……”总的来说，《谈虎集》作为一部杂文集，更多还是以思想见长。但是周作人前期散文中专门有此一体，而且分量不小，也是应该留意的。在《两个鬼》中，作者说自己身上有两个鬼：“其一是流氓鬼，其二是绅士鬼”，这是深刻的自我观照；多年之后加以回顾，他以《谈虎集》和闲适小品分别作为两者的代表。至于《两个鬼》所说的“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那么一种理想的和谐状态，恐怕更多体现在《碰伤》这类“别扭的写法”的杂文中罢。集中还有一篇《美文》，影响也很深远，以周氏自己之作而论，“别扭的写法”与闲适小品同样算得上是美文。

此次系据北新书局一九三六年六月第五版整理出版。原书分上下两卷，上卷自序至《怎么说才好》，下卷自《双十节的感想》至后记，全书计序四页，目录十二页，正文六百二十四页。正文中“偶感四则”原题“偶感”，“土之盘筵小引”原题“土之盘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