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青年时代

北京贡院
李鸿章应该在这里接受了乡试和会试（摘自《宫崎市定全集15·科举》）

成长

安徽及合肥

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在2010年赶超了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但是经济发展也伴随着贫富不均，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不同职业之间，也存在于不同地区之间。带动经济发展的沿海地区，其城市和工商业地带接连数年一派繁华景象，内陆农村剩余人口涌入沿海城市，不断提供廉价劳动力，支撑起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中国经济的构造。

一提到沿海地区的城市，首先浮现在脑海里的便是上海。邻近上海的江苏省，在全中国也堪称富裕的省份。安徽省是内陆地区，与邻居江苏省相比，它却是贫穷的，据2008年的统计，安徽省每五人中就有一人外出务工。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可以说反映出了现代中国的状况。

而在150年前，这两座毗邻的省份，估计尚不存在如此之大的差距。不过，沿海和内陆的差距，在这一时期已经清晰地体现了出来。或许可以说，这些差距影响到以后的历史，反过来，历史又加剧了两者之间的差距。下面所要讲述的，便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安徽省的南部和北部各横贯着一条大川，南为长江，北为淮河。安徽省的地势和风土，在各个流域自成一体，简单地说，就是两分化了。要将南北做比较的话，南部是安徽省的中心，“安徽”这一名称的由来，就是位于长江边上的省会安庆与南部的徽州两个地名的组合。这里多为山丘，耕地较少，正是因为这种环境，很多人才谋求农业以外的生存之道，比如说，长江流域就出现了不少祖祖辈辈从事商业的徽商。因此，这一地区对整个中国，有超乎其生产水平的影响力。

北部有淮北、淮南，合起来被称为两淮地区。其重心是淮南，这里的农地平坦辽阔。合肥就位于这里的中心地带。合肥城位于巢湖的北岸，构成了庐州府的中心。根据1885年的统计，由一州四县构成的庐州府总人口超过145万人，其中仅合肥一县，人口将近71万人，几乎占了一半。

家族及成长

且来说说李鸿章，他就出生在合肥县东部的磨店乡群冶村，生辰为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家是这片土地的地主，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是一名武秀才，也就是说他曾想要成为武官，而当时的中国轻视习武之人，可见他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因此，李殿华将志向寄托于儿子们，严格要求他们做学问。其中第四子李文安不负所望，于道光十八年（1838）虚岁38岁时，通过了科举考试成为最高级别的进士，李家一跃成为当地的名望之家。这个李文安，正是李鸿章的父亲。后来，李鸿章也通过了科举考试，父子双双成为进士，李家成为远近闻名的望族。

李文安共有六个儿子。鸿章有一兄长瀚章，以下依次为弟弟鹤章、蕴章、凤章和昭庆。其中才华尤为突出的是老二鸿章。据说鸿章只有6岁时，父亲李文安便亲自施教，“惊叹”于他的才气，伯父们也从他小时候就开始传授知识于他。也就是说，他的身上寄托了父亲及整个家族的厚望，他自己也把效仿父亲在科举中胜出，成为进士而跻身于官界，当作人生的首要目标。

李鸿章果然不负众望，1840年，18岁的他通过了科举第一关的入学考试。虽然他未能立即通过科举主考的第一次考试——乡试，却在入学后第三年被选拔为特别优待生进入京城的学府。翌年的1844年，他再次参加乡试，一举夺魁。这意味着通往最后一场考试、晋升为进士的大门已经向他敞开了。

随后，李鸿章拜师求学以做准备。翌年，他拜了籍贯为湖南的曾国藩为师。曾国藩比李鸿章年长12岁，此时正是35岁的黄金年龄，官职为翰林院侍讲学士。翰林院是所谓学府“储才之地”，这里网罗了许多优秀人才，在国土辽阔、人口稠密的中国，被这里任用的人可以称得上是一流的年轻精英官僚，将来可望成为宰相的栋梁之材。曾国藩还是当时屈指可数的儒学家和文学家，声名远扬。

能拜师到如此人物的门下，也是其父李文安曾和曾国藩一同考上进士的缘故。这种关系在中国社会中至关重要，要说这一缘分几乎决定了李鸿章一生的命运，也绝不为过。不过，此时的曾国藩和李鸿章师徒二人，都没有想到会如此吧！

进士

就这样，李鸿章在曾国藩门下专心做起了学问。曾国藩也非常器重他，曾说“知其为非常有用之材”。李鸿章也不辱师门，1847年顺利通过了科举考试，以第十五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进士。当时他年仅25岁，堪称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通过科举考试后，他立刻被翰林院选拔为庶吉士，三年后又晋升为翰林院编修。

曾国藩（摘自近藤秀树《曾国藩》）

总之，李鸿章的青年时代可谓一帆风顺。才华横溢的他备受众人青睐，而他也不负众望，意气风发。这些成长经历和境遇，也养成了他极其自信与自负的性格。

下面的诗句摘自李鸿章的《二十自述》，是他20岁时写的，那时他还是安徽省的一名在读的学生。

丈夫事业最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

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

闻鸡不觉身先舞，对镜方知颊有髭。

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竟何为？

诗中叹道自己已不再是孩童，不能再虚度光阴而追悔莫及，想必多少也受到了乡试落榜的影响。不过，与其说这里体现出了焦躁不安，不如说是激励自己的自负精神。

新年伊始，21岁的李鸿章来到北京。这时他也作了一首诗，摘抄如下：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

笑指卢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凡是描写李鸿章生涯的作品，必定会引用这首《入都》，我在此也效仿大家。除了年轻气盛，这首诗更加强烈地让人感受到他自视极高。聪慧加上自负，且不论是好是坏，这一特质伴随了李鸿章的一生。

即便如此，这首诗可圈可点之处不多，描写的不过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富家子弟，以及他的青春而已。地主阶层为了维系、扩大整个家族的身家和财产，选出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施以最大限度的良好教育，冀其通过科举考试，是理所应当的必然之举。而他所受的教育，也和常人并无太大差异。何况博学多才的曾国藩，门下的学生也不止李鸿章一个。

李鸿章满腹才华，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科举的标准而言，像他那样的青年才俊，想必当时并不稀罕吧。说到底，他不过是精英人群中的一名罢了。再说，精英未必都能成为杰出的官僚和政治家，社会稳定的时代可以说更是如此。

要是提前50年，搁在18世纪，即便是才华出众，李鸿章也许就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地主或官僚，比常人多点学问，抑或是善于察言观色的官员，以此终其一生。

然而现实是，他出生的时代无法让他完成上述人生。19世纪后半叶，无关李鸿章的意愿，命运注定他将成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这真的是李鸿章所期望的人生吗？总而言之，要想了解李鸿章的生平、事迹及其意义，就必须从将他造就为清末中国头号人物的时代及其变化开始说起。

黄昏

明清更迭

李鸿章生活在清朝末期，即清朝政权走向灭亡的19世纪后半叶。所谓的“末期”，是后世人的眼光，也就是后来人的盖棺论定。必须要注意到，对一个时代的认识，当代人和后代人是大不一样的。不过，即使如此，这一时代与从前的时代不一样，这种意识在当时已经相当普遍了。

众所周知，清朝原本是满人在辽东地区建立起的政权。17世纪中叶，它统治着明朝灭亡后的中国。一边是50万人口的满人，另一边是超过1亿人的汉人，就算说这是历史上的奇迹也不为过。不过，这一奇迹，有两个成立的理由。

之前的时代正好是大航海时代。明朝统治下的中国，直到16世纪，手工业和商业得到显著增长，生产和流通的丝绸、棉花、茶叶和陶器等富有魅力的特产受到外国的青睐，来自新大陆和日本列岛的白银，哗哗地流入中国，而缺乏贵金属资源和货币材料的中国，也为了满足商业化的需求，贪婪地吸纳着白银。于是，海陆边境的贸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

可是，当时的明朝政权采取了极端的贸易限制政策。它颁布了严格的海禁令，倘若对方不进行“朝贡”的话，就不承认任何形式的通交或是贸易。朝贡是指臣子拿着贡品来参见君主，实行朝贡在礼仪上必将产生上下关系。如果想要开展贸易，就必须接受这种关系，承认明朝规定形式下的交易。这也和中华自尊、华夷之别这些明朝的意识形态相关，是不容改变的。

因此，边境贸易只能演变为走私的方式，而与此同时，治安的恶化也无可避免。简单粗暴地加以取缔，反而会使矛盾更加激化。这是因为，为了对抗官方，从事贸易的“华”人与“夷”人结为一体并武装了起来。

边境的这些武装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滋长。在辽东兴起的满人原本也是其中之一。它和周围的汉人、蒙古人联合起来，瞬间发展壮大，终于在1644年取代了因内乱而灭亡的明朝，成为天下之主。华夷分离和贸易限制这些明朝的理念、政策，终究还是被时代淘汰。

因此，清朝原本就是华夷一体、多民族共存的政权。为了顺利地实现对这一版图的统治，它尽可能地尊重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原先就存在的惯例及制度，以此试图获得被统治民族的支持。

中国的统治就是一个典型。就汉人社会而言，可以说清朝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中华王朝传统的皇帝统治体制，具体来说就是明朝的制度。在对外关系上，与周边国家的“朝贡”礼节亦是如此。事实上，对向明朝进行朝贡的朝鲜、琉球和越南等国，清朝也都和它们保持着同样的关系，几乎未做任何更改。

而这种继承，不仅仅是政治制度，在民间社会、经济方面也同样如此。对此前构筑好的汉人的社会秩序、经济活动等，清朝不干涉不介入，而是原原本本地接纳，这等于承认了大航海时代发展而来的社会的商业化。由此，明朝只能依靠走私偷偷进行的沿海贸易，到了清朝总算获得了承认。

清朝入主北京后，大约花了40年时间，将中国的敌对势力横扫一空。海陆边境的不稳局势也逐渐平定，以前为了维持治安而严厉执行的海禁令也被废止。因此贸易渐渐发达，社会也是一派欣欣向荣。而之前海外贸易萎靡不振，白银的流入被切断，市场一直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

康熙登基后的前20年，清朝步入了黄金时代。1661年即位的康熙帝在战争与镇压叛乱中获胜，实现了稳定的统治。康熙和其子雍正、其孙乾隆这三代，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也称得上是屈指可数的明君。清代前半期的特点便是持续一百多年的明君善政，为恢复和平与后来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

一言以蔽之，继承了明朝制度的清朝统治的特点是君主独裁。这意味着皇帝掌握了所有国事的决策权，中央和地方的官员都由皇帝亲自管理和任用，因此，皇帝需要具备控制每个官员的力量。若非如此，就可能和明朝一样，权臣、宦官骄横跋扈。而且，要让社会接受异族的统治，就需要做出能够看得见的政治功绩。为了不再重蹈明朝自取灭亡这一覆辙，君临天下的皇帝必须超凡脱俗，英武并充满仁慈。明君的善政，成为清朝将其统治维持下去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接下来看看具体统治的实际情况吧！地方政治完全委托给掌管一省的总督和巡抚。总督和巡抚虽然官阶和管辖的范围不尽相同，权限上却并无大异，两者合称督抚。督抚以下的地方官员基本上都录用汉人，对当地施政。这通常被称为“以汉治汉”。从这一意义上讲，以督抚为首的地方官的权限绝不可小觑。以上可以说是分权性质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汉人的地方官员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统治。清朝目睹了明朝的弊政，特别是官僚的堕落导致明朝自我灭亡这一经过，因此皇帝将爪牙满人安置到重要部门，严格对地方官员实行监督和管理。在尊重以往惯例的同时，尽可能地不让不正分子有机可乘。尤其是雍正，致力于对各地督抚的管控，让他们无一遗漏地将当地情况汇报上来，地方完全处于皇帝的直接统治之下。如此一来，中华传统的君主独裁制，在这里被发挥到了极致。

康熙、雍正的统治，为清朝统治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乾隆继位。这是一位无比幸运的皇帝，祖父苦战沙场致力于建国，父亲宵衣旰食励精图治，他坐享其成。而他本人也心宽体健，25岁即位，平安地实现了对中国长达60多年的统治。

不仅仅是父辈的恩泽，乾隆的时运也很好。通货膨胀有所好转，经济呈现出上升景象。乾隆在位期间，随着经济稳步增长，中国实现了空前的和平与繁荣。乾隆自己也沉浸其中，率先极尽奢侈之风，上层阶级的风潮也紧随其后。这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盛世”。然而，这些不过是前代的遗产与眼前的幸运交合产生的现象。乾隆过度将其视为自己的实力和成就，而忽略了那些日渐严重的问题，此时的清朝已经隐患重重。

繁荣的由来与终结

在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下，中国的财富实现了飞跃性增长。根据最近的统计，中国这一时期的GDP占了世界整体的三分之一。虽说基础的定量数据依据有所不足，不能全盘加以接受，然而，“乾隆盛世”时的经济规模在全世界屈指可数，却是不争的事实。只是，身处其中的人们看不清它的由来与终结，只能由后世的我们来辨明。

由来便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海外贸易。17世纪后半叶，贸易受到严重限制，中国的产品无法销售到国外，白银无法流入，导致了物价下跌和长期的经济萧条。17世纪末禁令撤销后贸易重启，物价不再下跌，中国也摆脱了经济的不景气。海外贸易主要的对象是西方各国，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各国的贸易商人自17世纪末开始进入广州，开始有规模地从事贸易，其规模在百年内达到了数十倍的增长。

这些商品有丝绸、陶瓷等，主要是中国的特产，其中特别值得瞩目的是茶叶。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英国人有了饮茶的习惯，产生了大量的茶叶需求。特别是1784年，英国实施了减税法，将茶叶进口关税从100%以上降低到10%左右，英国的茶叶交易异常火爆。再加上西方各国缺乏中国需要的物产，只能用白银等贵金属进行交换，巨额的白银流入中国。这是空前盛况的源泉所在。

中国人口在此盛世中大为增长。17世纪人口减少到1亿，出现了增长的停滞现象，当时正处于经济萧条时期。然而到了18世纪，人口出现爆发式增长，中期过后人口已经达到了上个世纪的3倍，即3亿人，并继续增长，19世纪突破了4亿人。随后又再次停滞，逐渐稳定在4.5亿人左右。

现有的耕地和农作物，无法养活如此快速增加的人口。不断增加的人口开始被移居到尚未开发的江西、湖北、湖南和四川的山区。他们依靠砍伐山林生产木材，改种烟草等农副作物来维持生计，用玉米和红薯充饥，生活十分不安定。这些移民急剧增多，形成了繁荣的另一个侧面。

人口与米价的变动　每隔50年的变动，米价为前10年的平均值。（根据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2版制作）

时代的转折

从一开始，清朝政府就几乎没有介入民间的经济活动。货币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使用的是不受通货管理的白银和铜钱，在生产、流通方面，也几乎不存在保护或限制政策。即使如此，不实施对财产的保护、不履行契约，经济活动便无法成立。如果权力无法充分提供这些保障，那么只能由民间自己来构筑了。

于是，当事者们便成立团体、制定条规，来保护财产并履行合同，对违反者加以制裁。它们被称为帮、行、会，类似于同乡同行业的团体，同姓的宗族也可以视作其中一种。它们不仅仅是互相扶助的组织，还负责调解、仲裁和解决纠纷，甚至具有政府权力不便出面的制定和行使私法的功能。因此，在成员们看来，这些中间团体才是权力所在。这也是它们被称作“小王国”的缘故。

徐扬《姑苏繁荣图》　苏州曾是经济文化的中心，19世纪后叶其繁荣逐渐向上海转移（摘自并本赖寿、井上裕正《中华帝国的危机》）

而且，它们不一定都能获得国家的认可。反社会的秘密结社也是其中一种，脱离日常秩序的人们集结于此。急剧增长的移民也不例外。白莲教和基督教等被当局视作邪教的宗教，以及鸦片等被禁止的商品交易，便来自这些秘密结社。“乾隆盛世”也是滋生了大量秘密结社的时期。他们一有机会，就会乘机举旗与政府对抗。

对抗终于爆发了。1796年，位于四川、湖南、陕西三省边境山区的白莲教开始暴动。这些地方本来多为来自湖北、湖南的移民杂居之地，但宣扬末世之说、信奉无生老母以获得救赎的白莲教信徒得以在这里结社并扩大。为了平息这场起源于抵抗官府镇压而爆发的叛乱，清朝政府花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原本，清朝负责维持治安的是八旗和绿营这两大部队系统。前者集中驻屯在各处的重要关卡，后者则小规模分散于各地。可是，这些常备军已经习惯了和平局面，无法平定叛乱。因此，当地居民为了能抵抗和击退少数的叛乱部队，开始持有武器并进行训练，以求自卫。像这样组成的自卫团、义勇军被称作“团练”。

团练是通过中间团体组织起来的。之前那些拥有武装的中间团体，只不过是反政府权力的秘密结社。然而，自此之后，一般的团体也开始向武装团体转变，说得极端一点，战场上出现了当地的各家中间团体之间互相厮杀的局面。

总算应对得当，1804年清政府宣告平定了叛乱。可是，引起白莲教信徒叛乱的潜在社会矛盾非但没有消除，反而不断积累，而目前维持治安的体制，已经明显无法应对这种局势。到了19世纪，呈现和平与繁荣的“乾隆盛世”，已经化作了昔日美景。

清朝已经日薄西山，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李鸿章就诞生、成长于这一“黄昏”时代。然而，等到他自己能够实际体会到这些，并作为主体而置身其中，仍然花费了一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