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如同朋友们发现的，的确，这十年我写歌的时间明显减少了，我想，这可能也是合理的。在别人印象中，我写歌密度最高是在二〇〇〇年前那十年，正是唱片业兴盛的年代。二〇〇〇年后，随着音乐产业的变化，人们听歌的方式改变了，自然也改变了创作者发表歌的渠道以及创作歌的进程。而那密集写歌发表的十年，正逢青春过后情绪与感想最多的生心理期，多事儿、多牢骚、多困惑，写歌不费力气又能排解。当时以为，透过写歌扩大了自己的世界，完整了自己。现在想想，不得不佩服自己当年想象的勇气。以我有限的人生经验看来，那十年只是人生的一个开始。在那之后发表歌的数量逐渐减少，除了有音乐产业的变化因素外，我也开始怀疑自己，怀疑写歌的动机与意义。当真实生活的质量及不上书写的数量，创作与谎言只是一线之差。

创作若没有名与利的负担，也没有屈于怕被遗忘的廉价自尊之下，那才是一种自由。当我不断地这么告诉自己时，歌的完成量减少了，生活的质量却渐增。旅行、阅读、尝试错误，都是值得书写的生活。书写有了意义，让我有种又活过来的存在感。于是，这十多年来与生活有关的书写渐多，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参加一场音乐会，或在短短的散步途中，或在旅行的途中，忽然就有些感想和倾吐的欲望，写着写着就问自己：如果可以，这能成为一首歌吗？生活中许多片段对自己来讲或许都有其独特的意义，除了是当下的感想，也是来日重复检查自己的小镜。如果借着一首歌把它留住了，也就自然地与人分享了。

日子过得特别快，这十年，在别人面前我“以歌沟通”的次数少了，却写了许多的观想小文。每一个思考的片段、感受的重述，对我来说都像一首歌。

如果这也可以是首歌，常常我跟自己这么说。

姚谦

二〇一七年四月三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