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岁月：1937～1950年

一 抵达中国：1937年5月

经过长时间美好愉快的海上航行之后，1937年5月18日，我到达上海。这是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大地，很高兴已经非常接近我的目的地北京了。我也满怀信心会找到任何一份工作，负担我几年的生活费用——如果必要，也可以在商界寻找职业——然而，我当时并不曾预料到，自己会在中国待上整整13年，其间只被到日本的一次旅行所中断。由于我最终转向汉学研究以及与一位中国学者的结合，在中国的这些岁月深远地影响了我的下半生。

6月1日，我从北京写信给父母，谈到自己对上海的印象：

我住在艾伯华推荐的新亚大酒店（New Asia Hotel）。“体面的人”其实是不会住在这里的，因为它是纯粹中国式的，所以价格不到外国酒店的一半。巨大的新亚大酒店是一个多层建筑，四五年前竣工，位于四川北路，靠近苏州河。它干净、整齐，在那里你可以享受优质的服务，如有需要，能得到与中欧的酒店一样的所有物品。鉴于上海的情况，酒店相对很便宜，因为上海极其昂贵，几乎不比柏林便宜……。上海与欧洲的任何大城市没什么区别，不过，可能只有极少的欧洲城市比上海更难看。在西边城外静安寺路（Bubbling Well Road）尽头的后面，原来的国际定居区也在此到了尽头，这才变得漂亮点儿，大多数欧洲人有自己的别墅……一天下午我和冯·W先生去上海郊区骑马，那儿的风景真美：田野、小溪、农舍，四处夹杂着树木和树林——一片极其肥沃的土地，老百姓也令人极有好感。这时，才从那座可怕的大城市里真正解脱出来，谢天谢地，这座大城市并非中国。当天晚上，我去参加了德国俱乐部的舞会，见识了上海的德国人精彩的社交圈。大家对我都很友好、亲切，但我与他们真的没有共同点。除了生意以外，他们只对鸡尾酒聚会、吃饭，充其量还有某个体育活动、开汽车游逛和电影感兴趣，此外就完全没有其他内容了，而且他们的脑袋里塞满了成见……由于这个印象，我很高兴，一星期后不用再和上海打交道了，虽然这的确是很友好、很愉快的一周，并且我也看到了很多新东西。

在上海我也碰到了一些老熟人，他们中有娘家姓康塔克（Contag）的维多利亚·冯·温特菲尔德（Victoria von Winterfeldt）、卡尔·宾格尔，他们都曾是我父亲的学生，我在柏林多次碰到过这两人。有一天，我和他们一起到苏州。冯·温特菲尔德女士对苏州很熟悉，她给也是刚到中国的宾格尔和我弄到一条家用船，载着我们去看名胜古迹。这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旅行，沿途经过许多河道。为了更仔细地参观寺庙、园林，我们偶尔靠岸下船，还登上了天丁山^[1]。我们在船上吃中饭，而且还能在船上睡觉。这是我唯一一次乘坐古老的家用船的旅行。我很理解，为什么从前像我父亲那样的驻华人员热衷于这样的小船旅行^[2]。晚上乘火车返回上海之前，我们还在苏州城内散了一小会儿步。去戈登路的大都会舞厅也是我对上海愉快的记忆。这里是一个圆形大厅，成打的舞女围坐在内，花一个中国银元，可以得到三场舞票。当时，姑娘们都仍然穿着中式服装（旗袍），给我留下的最强烈的印象是她们稳重、优雅的姿态。那时，歌女和舞女之间没有区别，姑娘们随着音乐轮流唱歌。她们并不像以后那样疯狂地摇摆，而是按照传统的中国方式静静地、适度地、很优美地摆动。我挑了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姑娘跳舞，同时练习中文对话。她很友好随和，我以后多次去舞厅时，也只和她跳舞。但那时我还太矜持，羞于和她建立亲密的关系。我被中国女性的魅力吸引，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认真地看过欧洲女人。

5月25日，我乘火车到当时的首都和德国大使馆所在地南京。我的老朋友张贵永在火车站接我，将我带到一个便宜但舒适的住处，这是一间D.Ö.S联合会的招待所（原德意志、奥地利和德意志瑞士学生联合会，Vereinigung von ehemaligen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Österreich und der Deutschen Schweiz）。整个停留期间，张贵永很友好地关照我，并带我和其他熟人见面，比如以前汉堡的语言老师商承祖、我通过父亲认识的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1898～1992），蒋是洪堡奖学金获得者，曾在柏林待过较长的时间。我在德国大使馆拜访了陶德曼（Trautmann）大使和一级参赞斐霞（Martin Fischer，1882-1961），他们两人都与我父亲很熟。我得知，自己从10月1日起被聘为北京的中德学会的助理，我到达当地后就可以开始工作。这样，我不需要再担心如何维持生计。5天以后，我和大使陶德曼夫妇同乘一辆火车前往北京，当然，他们坐头等车厢，而我则在简朴的二等车厢。

5月31日下午，我到达北京（北平）^[3]，火车站正好在前门，我乘出租车到离这里相当远的中德学会，它位于城北。虽然常务秘书谢礼士博士不在，但大家已为我的到来做好了准备，为我在公使馆招待所（Legation-Hospitz）预定了一间房，这个招待所原来是德国医院的护士格特鲁德（Gertrud）管理的德国膳宿公寓。可是，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学会那个小地方很舒适，我请求谢礼士博士允许我暂时住在客房里，他同意了。学会位于北京传统风格的小四合院里，四排平房围绕着一个院子，确切地说是围绕着一个花园，但没有西厢房。学会在一条安静的胡同里，被其他平房包围，只有很少的汽车开得进来。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以前就已经在这里生活过，从第一天起就感觉到了自己家里。我在这儿一直待到第二年学会搬离。在这里我有一个免费的房间，在10月份有固定的工作以前，每月得到80元的微薄生活补助。伙食方面（每天大约1元），有个小厨子每天来给我做饭（每月18元），一个中文老师（每月20元）每星期来五天给我上课，每天1个小时，钱足够了。抵达的第二天，我花1元钱买了一辆外国人认为劣质的日本自行车，价格很便宜。我在北京期间，一直到1946年，这辆车给我帮了很大的忙。

学会里第一个欢迎我的是中国秘书张天麟^[4]，他马上很友好地关照我。我在北房宽敞的图书兼工作室里得到一张书桌，正在他的对面。耳房是我的卧室，后面是洗漱间，带一个小茅房，只有冷水。除了张先生，还有一位临时待在北京的德国女学者，即莱奥诺雷·利希诺夫斯基（Leonore Lichnowsky）伯爵小姐也在学会工作。她每周来几个下午，主要是编制图书馆目录。谢礼士博士的主要公职是天主教辅仁大学图书馆馆长，通常一个星期只来两次。然而，正是在他卓有成效的领导下，德国学院（Deutsches Institut，后称中德学会，D.I.）才有了清晰明确的面貌^[5]。

二 中国的德国语言与文化、中德学会

迄今为止，人们很少讲述我到中国时的德中文化关系，唯一概括性的总结是弗朗索丝·克莱斯勒女士的开创性研究《19世纪末至二战期间中国的德意志文化活动》（L’action culturelle allemande en Chine. De la fin du XIXe siècle à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6]，她下了工夫，也很细心。除了调查研究为德国人服务的学校、新闻出版工作和举办的其他活动以外，克莱斯勒还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德国方面管理或者推动的中学和大学，它们是给中国人开办的，其中德语很重要。在这一类机构中，最重要的是国立同济大学^[7]。这所大学于1927年起由德国资助，用德语讲授自然科学、技术和医学，众多的德国教授在那儿工作，其中有我在上海拜访过的生理学家兼人类学家汉斯·施图贝（Hans Stübel，1885-1961）^[8]。同济大学有一所附属中学，德语是第一外语，学校的常任校长威廉·欧特曼（Wilhelm Othmer，1882-1934）在中国是最受学生赏识的德国老师^[9]。至1937年为止，国立北京大学^[10]一直有德国语言与文学教研室。30年代，洪涛生在那里教书，很有成效。同一年代，还有许多德国老师在国立孙逸仙大学（中山大学）^[11]，特别是在以德语授课的医学系工作。其他许多大学，德语是选修专业^[12]。克莱斯勒没有谈到使用德语授课的教会学校，它们部分是为同济大学提供生源的中学，大多在中国南部地区比如广东、北海或者梅县。然而，自1937年7月中日战争开始，北京与外地的院校几乎再无联系，除了青岛的由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创办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礼贤中学之外。中德学会和天主教辅仁大学有紧密的联系，该大学是由传教团圣言会（Steyler-Mission，Societas verbi divini，SVD）主持的。虽然那里的授课语言只有中文和英文，德语仅仅是选修专业，但大多数神甫和其他外国教师是德国人。最终还得提到歌德学院（Goethe-Institut）的前身，即慕尼黑的德意志科学院（Deutsche Akademie），当时它刚刚开始在中国活动。据我所知，1937年7月，科学院有三个教授德语的职位：南京（维耶讷·里尔茨，Werner Rilz）、长沙（石坦安，Dieter von den Steinen）、天主教辅仁大学（艾克，Gustav Ecke，1896-1972）。由于战争，不久后科学院就取消了前两个地方的职位。

弗朗索丝·克莱斯勒也谈到了中德学会（她的书中第184～195页）。她根据的是1935～1940年的学会工作年鉴和出版物、原北京的德国大使馆档案以及其他少量文献。即便这样，可能她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原始资料。1981年，她和我进行了多次谈话。她的描述严格遵守原始资料的说明，根本有别于柯伟林（William C.Kirby）在《德国与中华民国》（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斯坦福，1984）里的投机做法^[13]。然而，在专制和战争年代，原始的文字资料常常只能说明事物的表面情况，而深藏在背后的相关事情还搁置在黑暗之中。所以，作为中德学会工作的积极参与者之一，我试图帮助澄清原始资料没有指出或者指出得不完整的情况。只有很少的地方还保存着大概唯一附有详细说明的中德学会出版物，即学会的年鉴，所以，这里我首先逐字引用我到北京时中德学会1935年对自身状况的报告^[14]：

一 学会的历史

中德学会的雏形是郑寿麟（1900～1990）博士1931年在北平奠定的。他的计划是在中国建立一个联络中心，在这个中心里，大家出于对德国古代和当代精神生活的兴趣将进行各种努力，并用科学的方法来扩建学会，以支持和促进这些努力。至于最终目标，创建人的眼里可能浮现了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的中国学院（China-Institut），正如中国学院将在德国阐释中国文化确定为目标一样，德国学院在中国的任务也应该是建立与德国精神生活的联系，并在中国唤起和加深对德国文化所创造的价值的理解。

郑寿麟博士为建立这一学会而立下的汗马功劳，绝不能因为第一回合的努力没有实现目标而遭到贬低。初期，由于缺乏资金和工作人员，中德学会只设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提供的一个小房间里，但还是应该感谢国立图书馆。学会未来图书馆的基础是郑寿麟先生私人收藏的德语书籍。就这样开了头，中德学会的想法也传递给其他行业，激起他们对该计划的兴趣。

经过一系列的事先讨论，在郑寿麟博士、张君劢（1887～1969）博士和袁同礼（1895～1965）馆长的邀请下，1933年3月27日，一群中、德人士相聚于北平，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着手进一步扩大中德学会。此次活动的成果是，1933年5月4日重新建立了学会，其形式就是现在的样子，以此打下了工作基础。在此，还将继续提到学会组织机构的变化。

同年春天，中德学会离开已显得太狭小的国立图书馆办公室，搬到北平东城的一座小房子里，有一个工作室和一个阅览室。在德国负责人卫德明博士以及中国同事杨丙辰博士的领导下，新的学会每周有两次开放时间，学生们充分利用这些时间来咨询和阅览。阅览室包括一个发展得很快的图书馆，有德语图书、报刊和杂志，初期的阅读人数就令人满意。不久，这些房间也不够用了。学会要找到自己落脚的地方，能够提供更多座位。1935年1月，找到了合适的一座房子，并根据学会的目的配备了物品，不久就搬进去。这个新家位于城北，离北海公园极近，距离天主教大学（辅仁大学）、国立大学和国立图书馆也不太远。这里拥有1个中等大小的图书馆、1个杂志阅览室、1个学会领导办公室、1个带洗手间的客房、1个衣帽间、1个佣人的房间以及1个小花园。客房可供学会的中、德朋友们短期住宿。

1935年5月22日，学会的新址对公众开放。学会理事会理事和委员会委员作为第一批客人来到学会。下午，学会邀请中国朋友和大部分来自北京德国社区的人参观、喝茶。同时，新计划生效：从现在起，可以全天候使用图书馆；每天下午3点到6点，问询处一直有人值班。

二 学会的组织

郑寿麟先生创建并独自管理的学会最初称为“德国研究会”，德语是“Deutsche Studiengesellschaft”。1933年5月27日召开了会议，在此之前就进行过商讨并作出决议，将学会及其管理监督工作委托给一个理事会以及几个委员会，它们应该由中国和德国成员组成。此外，拟任用1名中国常务秘书和1名德国常务秘书。叶石荪（1893～1977）教授建议，学会所关注的两国合作已在人员构成中反映出来，也应该在名称中得以体现。他的建议得到普遍赞同，1933年5月中德学会有了“中德文化协会”这一名称，德语为“Chinesisch-deutsche Kulturvereinigung”。1935年5月22日，学会的理事会理事和委员会委员决议再次更改名称，最终确定了现行称谓“中德学会”，德语为“Deutschland-Institut”。

1933年5月4日，中德学会重新成立时，确定了以下组织计划：

　　　　　　　　　　　　　　　　 名誉主席

　　　　　　　　　　　　　　　　　理事会

　　　　　　　　　中方常务秘书　　　　　　　德方常务秘书

　　　　　　　　总务委员会　　　翻译委员会　　　图书委员会

名誉主席是当时的中国教育部部长和德国驻华大使，其余成员由理事会和委员会提名。委任杨丙辰教授和卫明德博士作为常务秘书。1934年秋，杨教授离任，担任开封的河南大学校长。1934年12月，卫德明博士辞去职务……（接下来为董事会和委员会成员的名字）。

中德学会的资金应该来源于中国和德国双方。学会1933～1934年的年鉴指出，双方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令人满意的合作，北平的几所大学和国立图书馆为中德学会提供了赞助。此外，1935年2月，南京中央政府通过外交部和教育部划给学会资金，这部分资助只用于学会出版的编译费用和扩建图书馆。

三 学会的任务

中德学会第二阶段重新拟定的组织计划也粗略地提出了学会的任务。概括而言就是一个目标：创建一个立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活动的学会，能给中国对德国古代和当代精神生活感兴趣的团体提供有力的帮助，并尽力推动他们在这方面的兴趣。另一个理所当然的任务是：学会应该成为这群人与德国相关的机构、人物之间的桥梁，通过这样一个中心，将一切类似的兴趣综合起来，帮助并简化他们的工作。中德学会试图通过以下三项分工来圆满完成这些任务：

（一）总务部

它是三个委员会中的第一委员会，任务是使中国和德国社团紧密联系起来并起到介绍沟通的作用。这个部门特别关注为有意去德国的中国学生和学者提供书面或口头咨询，为他们申请奖学金和类似的减轻研究负担的资助，为他们介绍德国友人并为其旅行提供方便。

（二）翻译部

它的任务是激励和资助德国文学和学术著作的中文翻译。这项工作应该有系统地进行，所以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逐渐填补中国已有的德语翻译中明显的空白。此外，将来要为中国学校和大学出版德语教学工具提供支持和合作。

（三）图书部

分配给它的任务包括建立一个德语开架图书馆和德语杂志、图书阅览室，以交流或赠送的形式，为中国图书馆和大学提供价格优惠的书籍，并向在华讲德语的人士推广德语书籍。

各个部门都接受上述委员会委员的指导和建议，委员们根据需要碰面。非学会成员的申请要由委员会委员评议并审批。各项任务的执行是中、德两方常务秘书的事务，他们要向委员会报告，如有必要，委员们会酌情出面支持他们的工作。这两位常务秘书也是三个委员会的委员。

就像上述报告里简要提到的那样，中德学会原来的德方常务秘书，即卫礼贤的儿子卫德明博士1934年12月辞职，没有提到原因。实际上是因为他妻子玛丽亚（Maria）的犹太出身的关系，在纳粹统治下，柏林外交部通过驻华使馆有计划地资助中德学会，他的存在会是一个障碍。但只靠中国方面偶尔不定期的补助，学会是无法生存的。我不知道变化的细节，因为当时我还未到北京。无论如何，谢礼士对我多次解释过学会的两项基本方针：第一，学会首先是面向中国人而不是德国人，与港口城市中外国租界的所谓“港口条约”（Treaty Port）的德国人和北京公使馆区保持距离，所以远离他们的区域而安置在城北。第二，为德国和纳粹进行宣传不是学会的任务。当然，由德国方面提供资金的学会不能反对德国的政治领导者而必须作出某种妥协，比如悬挂希特勒的肖像等。谢礼士本人是纳粹党党员，所以，起初在这方面不需要担心学会的处境。

最重要的是德国大使馆代表充满理解的立场，他们都不是积极的纳粹——这一点从1937年起显得特别重要——他们不是日本人的朋友，尤其是大使陶德曼博士、他的代理斐霞和彼德尔博士，他们用上述方式使中德学会能够不受干扰地工作。这几个人都与我父亲很熟，我父亲对德国在华文化政治事务的建议，尤其没有被外交部的资深人物所忽视^[15]，这层关系对我也很有用。除了大使馆以外，大多数在北京的德国人——包括纳粹的地方团体领导——与有大量德国社区的东亚其他地方的领导相比，豁达大度得多，而且批判也比较少。我来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格鲁贝尔（Gruber）的德国学校的老师，他是地方团体的领导，但不久后就返回德国。接替他的先是沃布斯尔（Wobser）先生，德国大使馆的领事秘书，然后是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he Bank）的领导白迟客（Petschke）先生，这两个有教养的人，从没有伤害过任何人。这是否是因为当时北京普遍的宽容与和平气氛产生的影响，或者只是一个特别幸运的巧合，还无法确定。像哈泽内尔（F.X.Hasenöhrl）这类人^[16]，他是奥匈军队的原军官和激进的纳粹分子，在“夺取政权”之前的1932年就已经在上海建立了一个支持纳粹的基地，幸好北京没有遭到这种人的祸害。

特别是1939年以后，在其他一些地方，明确告诫政党和官方代表机构的德国人，要断绝与德国交战国成员的一切联系，在大街上不要再和他们打招呼，而在北京，只要我们愿意，就能够自由地继续与所有国家的朋友——包括犹太移民——交往并在我们家里接待他们。特殊的观望者，比如洪涛生很明确地拒绝加入北京的德国团体^[17]，而且毫不隐瞒他反纳粹的思想观点，这种人也绝不会遭到大多数德国人的抵制。德国大使馆甚至多次在洪涛生经营的杨树岛印刷局（Pappelinsel-Druckerei）印刷使馆的东西^[18]。

只要中国和德国方面共同为中德学会提供资金，那么领导权就在中国人和德国人之间同等分配，以后也保持这个均衡平等的结构。然而，德国资金逐渐增加并最终成为唯一的资金来源，使德方对学会的领导管理，尤其是对学会的支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必须和德国大使馆结算经费。不过，学会仍要依赖中方的参与，一些中国人仍然能像从前那样施加影响。他们之中首先要说到杨丙辰。杨丙辰一战以前大概包括战争期间曾长期在德国学习，但没有获得学位，上述引用的报告中提到的博士头衔是出于误解。但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的口头和书面德语，他自己也喜欢表现这一点，所以卫德明招他来担任学会的中方常务秘书。杨丙辰几乎不能应付上面提到的河南大学的校长工作，在河南没待多长时间就返回北京。其实，杨丙辰头脑糊涂，并非学者^[19]，虽然翻译了许多德语的文章，但没有发表学术论文。由于他的译文太流于字面，因而得不到文学品位高的中国人的赏识。杨丙辰非常依靠翻译稿酬生活，为学会翻译了非常多的东西。我们偶尔试图让他改变一些太字面化的翻译，但他不得要领：比如他将天上的银河（Milchstraße）翻译成“牛奶道”，而不是天河或银河。中德学会的下一任中方常务秘书也是卫德明推荐的，天主教大学经济学教授董洗凡，他曾在德国学习，但无法与谢礼士友好共事，很快就辞职了。1936年起，谢礼士请到冯至（1905～1993）来合作。冯至1935年在海德堡（Heidelberg）获得博士学位，不久就以日耳曼语文学家和作家而成名。可惜，同一年他也离开了北京，应聘去上海吴淞的同济大学，但名义上还保留中德学会中方常务秘书的职务，所以，没有任命另外的接班人。冯博士在德国学习期间，我就大致上认识他，可惜没有机会与他在学会里共事。张天麟虽然名义上受谢礼士的领导，但是作为唯一固定的中国工作人员，并非没有影响力^[20]。对学会起决定作用的资助者还要提到北平国立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博士。我来到这里后不久还能去拜访他，但日本人占领后他离开了北京。

德国方面，除了学会的德方常务秘书，住得离学会很近的同事艾克博士积极参与了学会的工作。他在德国学过艺术史，一战时曾是预备役军官，20年代初期开始先后在中国的厦门、北京生活过。他接受过优秀的西方教育，还逐渐掌握了中国艺术和工艺品的丰富经验和知识。艾克的性格突出而且独特，非常有创造性，但心思不稳定，很情绪化，有时候很难和其他人打交道。艾克是德意志科学院的教师和天主教辅仁大学的教授^[21]，同样由德国官方支付薪水。面对任何事情，他都懂得如何巧妙地保护自己。在并非绝对可以信赖的德国人面前，他就隐藏起自己通常比较鲜明的反纳粹态度。在上海生活的纳粹分子——中国的地方团体领导拉尔曼，在纳粹专政以前就是艾克在德国的熟人。拉尔曼来北京，艾克从不怠慢他，将他当作“老朋友”邀请到自己家里，并以自己讲究的生活方式令拉尔曼留下印象^[22]。就这样，艾克从不需要担忧这方面的事情。以后，在学会的事务上我还得多次征求艾克的建议。住在城东，离学会很远的卫德明很自觉，几乎不到学会来，但我经常见到他，偶尔也征求他的意见。最后要说到洪涛生，他有时来学会^[23]，学会偶尔给他一些印刷任务。

三 北京的第一年：1937年6月～1938年

在北京的头几个月，我主要是熟悉新环境，没有考虑学术研究。在卫德明的推荐下，我聘请了家庭教师何凤儒先生。起初，我每天早上和他练习1个小时的中文会话，也学到了许多新单词。何凤儒是满族人，在北京长大，他掌握北京方言及其特殊的表达方式，特别熟悉北京民俗。他没有受过学术训练也不懂外语，但教外国人中文却是他的职业。除卫明德以外，其他的德国汉学家，例如雷兴、艾伯华夫妇^[24]也跟他学习过。我很快开始定期阅读一份中文报刊，即天津出版的《大公报》。然而，日本占领以后，所有的中文报刊还有英文的《北平时事日报》（Peking Chronicle）或多或少地成为日本人的政治喉舌，因此我后来订阅了天津出版的《京津时报》（Peking und Tientsin Times），该报独立于日本人。

我来了以后不久，谢礼士于6月9日乘火车经过西伯利亚（Sibirien）回德国休假。中德学会的工作主要由张天麟和利希诺夫斯基伯爵小姐处理，我要做的工作很少。我很多时候骑自行车在城里兜风，享受如今几乎不复存在的独一无二的北京的气氛^[25]。我也参观名胜古迹，如太庙、中央公园、中南海和北海公园、故宫博物院等地方。6月13日，陶德曼带我一起去明陵郊游。那时的街道没有扩建到明陵，雨季时汽车无法行驶，陵墓没有对旅游业开放，几乎无人看管。绝美的陵墓及其周围的景色，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强烈。我也骑自行车去城外的清华大学，再次见到我柏林时的语言交流伙伴、清华大学的德语教授陈铨。我也看望了曾在德国短暂学习过的陈寅恪（1890～1969）教授，他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中国的汉学家^[26]。在城里，我看望了我父亲以前的学生和柏林的熟人——元史专家兼北大教授姚从吾（1894～1970）。不久以后，他们所有的人都不再留在北京了。由于我那篇关于维新改革运动的博士论文的关系，我被引荐给康有为的女儿，以画家著称的罗康同璧女士（1883～1969），我多次去城东她家里拜访她。我也参观了天主教辅仁大学，该大学离中德学会不远，谢礼士和艾克在那儿工作。我先是认识了他们的校务长雷冕神甫（Pater R.Rahmann）和《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的出版人丰浮露神甫（Pater E.Feifel，1902-1999），接着逐渐认识了大多数的外国教授，主要是德国人。

不久，7月7日在马可·波罗桥^[27]（Marco-Polo-Brücke）发生了“七七事变”，这是日本进攻中国的开始，但起初大家几乎没有预料到它的影响。7月18日，我已经能够比较熟练地乘火车到北戴河，斐霞的太太，原是挪威人，她邀请我去那里。和大多数西方国家一样，北戴河也是德国大使馆的夏季官邸。由于上述意外事件，陶德曼大使必须返回南京。7月24日，我只好与他告别。斐霞却没有按最初计划的那样来北戴河。我在斐霞家里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日子。由于铁路交通暂时中断，我待在那儿的时间要比原计划长。8月8日，几经艰辛才回到北京——路上的时间，不是8小时而是30小时——表面上，局势没有很大的变化。城内，日本军队的行动还算克制，公使馆区仍然掌握在国际管理部门的手中。此外，由中国警察负责维护秩序，公共安全像往常一样很好。

虽然有些人感觉受到了一些威胁——有的有理由，有的则无道理。艾克与京剧戏班永春社社长兼主角李万春（1911～1985）是朋友，后者与其他人一样，在日本占领以后，很担心自己和道具的安全，就求助于艾克。因此，艾克建议委任李万春为中德学会的评议员。我无法反对，因为艾克在学会里说话比较算数。德国大使馆管理部门的领导人彼德尔博士很了解中国的情况，为人也很通情达理，他也赞同这样做。所以，李万春拿到一封公函，在我的陪同下乘一辆插着德国国旗的人力车，明目张胆地从中德学会驶向他位于城南的家里。这事儿给我带来的好处是，我可以单独或者与朋友在位置很好的地方免费观看李万春的戏班的所有演出。我尽量利用这一点，到后台或李万春家里看演员排练，因此唤起了我对京剧的兴趣和爱好。虽然我从未研究过戏剧，但直到今天仍然喜欢欣赏它，而且为京剧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没落而感到遗憾。谢礼士回来以后，似乎对这件事不怎么满意，却无法责怪我，因为我是按艾克的指示办事。

那时，北京城墙的状况还很好，关闭了13个外城城门以保护居民。夜晚，城门始终是全部关闭的。日本人占领北京城不久，白天打开一些城门，人们能出城到近郊，比如去西北边的美国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有许多著名的中国学者在那里工作。1952年国立北京大学（北大）搬进这个美丽的大学校园。我也骑车去较远的地方郊游，比如去颐和园，西到香山的边缘，东到通县。

在北京生活的外国人比较少，汉学界人士或者纯粹对中国真正感兴趣的人更少，我很快结识了他们。其中一些人只是在北京短暂停留，比如石坦安、哈佛大学教授叶理绥（Serge Elisséef，1889-1975）和来自华沙的亚布隆斯基（W.Jablonski）教授。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有中国戏剧专家哈罗德·艾克顿（Harold Acton）、美国语言学校——“华文学校”（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的校长裴德士（W.B.Pettus）、位于北京饭店的法国书店老板兼出版商的亨利·魏智（Henri Vetch），他兴趣广泛且爱好交际、匈牙利艺术商人马蒂亚斯·科莫尔（Mathias Komor）博士、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PUMC）的瑞士寄生物学家何博礼（Reinhard Hoeppli），美国的英国语言文学研究者罗伯特·温德（Robert Winter，1899-1984）、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地理学家君特·科勒尔（Günther Köhler）博士即黄河-科勒尔、法国汉学家邵可侣（Jacques Reclus，1894-1984）、年轻的英国汉学家亨利·麦克里维（Henry McAleavy）、佛学家李华德（Walter Liebenthal）博士、德国新闻办公室的记者赫尔伯特·穆勒（Herbert Müller）和《苏黎世报》（Züricher Zeitung）的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Walter Bosshard）等人。秋天，我在柏林东方语言学院的老同学贝阿特·克里格也到了北京她父亲的家里，她父亲是德国医院的主任医生克礼教授。我时不时地在她父亲家或者其他地方见到她。通过贝阿特，我认识了君特·维耶讷（Günther Werner）一家人：父母、两个已长大的孩子凯（Kai）和埃斯特尔（Esther）。父亲维耶讷是商人，和许多中国手工艺人打交道。这个家庭开明，不是纳粹。他们饲养了许多马匹，请我去骑马。作为老骑手，我很愿意并且常常接受这个邀约。特别是1938年初凉爽的几个月，我每周多次与维耶讷的家人去骑马，大多数在东南城门外骑马（东便门、广渠门、永定门）。这个地区当时完全是农村，我不仅喜欢骑马，而且也喜欢中国典型的北方风光，它们令人印象很深刻。我还参加了几次狩猎。骑马时我也认识了维耶讷家的朋友，如美国人乔治·凯茨（George N.Kates）^[28]、为《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撰稿而成名的瑞士女记者莉莉·阿贝格（Lily Abegg）博士以及从德国流亡而来的燕京大学新闻学讲师罗文达（Rudolf Löwenthal，1904-1996）博士。

大多数时候，我和主要由商人组成的德国社团保持距离，只是在无法回避的时候，比如在一定的国家节庆日才参加他们的活动。下述的这个场景今天还让我感到有些无意义，但这也属于这些“义务活动”：1938年4月，德国举行了赞同纳粹政权某个行动的全民公决。当时，不像今天这样可以通过信件选举，但能够在德国以外的德国领土，即在大海上的德国轮船上设立选举或表决点。北京的德国人，大概是在高层的暗示下，也想利用这个可能性，在停泊于大沽口海面上的赫伯公司的轮船“城堡土地”参加表决。在彼德尔博士好意的劝告下，我觉得有义务去参加投票。我先独自乘火车到天津，4月13日和许多其他的德国人包括彼德尔博士一起，从天津乘一辆特地租用的驳船，沿海河而下，经过塘沽到大沽口的“城堡土地”上去表决。这是不记名的官方选举，当然受到控制，所以大家只能说“是”，否则我肯定会失去在中德学会的工作。“城堡土地”的工作人员对这次“入侵”不太高兴，想要令人讨厌的客人们尽快离船，但我们由于狂风巨浪而拖延了登陆。夜晚，驳船才能再次靠岸，依旧猛烈的海浪却又一次将我们送回海里。我把自己裹进一张固定在甲板上的防水帆布里，以此呼吸到新鲜空气而避免了晕船。被安置在货舱里的其他德国人全体晕船。清晨，我们抵达塘沽并立刻乘火车去天津。表决的结果当然是百分之百的赞同票。我单独乘火车到天津是有原因的。以前旅游时，我在舞厅认识了一个我喜欢的舞女，现在的我不再像以前在上海时那样矜持，就问她是否想和我一起去我的酒店。开始时，这个舞女装得有点不好意思，说她母亲还在等她，她要早回家。我说我会给她钱，让她给自己的母亲带个小礼物并让她放心。这样，玉珍和我一起去了我的酒店。我很高兴又见到她，并能够做到劳逸结合，既工作又有私人生活。

1937年6月，谢礼士启程前将我介绍给他的房东王太太。她是王荫泰（1886～1947）的妻子，娘家是德国牧师克特内（Kettner）。王荫泰一战时在德国学习，在柏林民族博物馆短暂工作，1912～1913年也曾在当地的东方语言学院工作过^[29]，此时正在上海当律师。1938年2月，他返回北京。王夫妇在小石桥有一个大四合院，里面有许多院落。谢礼士和他妻子住在其中的一个院落。王太太有6个女儿，最大的女儿比我大1岁，在国立图书馆工作，1938年5月嫁给了名叫莫泽（Mozère）的法国人。王荫泰夫妇最小的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每周日或隔一周的星期日下午，是王太太的接待日，当时称“会客”，接待这个家庭的所有朋友和熟人。我也多次去那里，并碰到一些有趣的中外人士。有时，他们还会邀请一些客人留下来吃晚饭。1938年新年，王荫泰夫妇带上我，乘几辆车一起去明陵郊游。虽然明陵没有被大雪覆盖，但冬景中的各种建筑设施，与半年前的第一次参观相比，留给我的印象并未减少。尽管明陵常常吸引着我，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是我最后的一次参观。在以后的岁月里，那里不是太不安全就是道路不能通行。

当我与不讲德语的中国人交往时，我就避免说英语，因为我非常想练习中文。我的英语会话能力也有限，虽然我阅读英文专业文献和报刊没有困难，但正确的口语表达常常费力，那时我更熟悉法文。我利用了一个机会练习英语，弥补这个缺陷。为了清理1937年初在北京去世的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1877-1937）男爵的遗产，他的堂弟雷恩·施特尔-霍尔斯坦因（René von Staël-Holstein）来到北京。一战后，施特尔-霍尔斯坦因从波罗的海移居到美国。他不会中文，艾克就向他推荐我，登记钢和泰遗留的图书室的中文书目。作为交换，他要和我练习英语对话。我每星期骑自行车到原奥匈公使馆去两三次，施特尔-霍尔斯坦因住在那儿。与逝者的兴趣相符，遗产主要是佛教著作，我对此知之甚少。但在男爵已有的南条文雄（Bunyiu Nanjio）的《大明三藏圣教目录》（Tripikata-Katalog）的帮助下，我总算没有太大困难地抄录了大多数文章的标题。我的英语也变得比较流畅了。

我到北京后不久，张天麟向我推荐了一位名叫刘诒娴的女大学生做我的德语私人学生。刘诒娴比我小几岁，在德国已待过一小段时间，却必须中断在德的停留，因为她母亲病得很严重，父亲已不在人世，又没有兄弟。现在她母亲的病好了一点，她就想尽快再到德国学习生物学。刘诒娴尝试提高德语水平，因此到中德学会我这里来。晚上，我们在中南海公园散了一次步以后，很快就结下了很亲密的友谊，表面上我还是她的老师。我们每两三天在离得不远的她母亲家或者在中德学会我这里见面。刘诒娴是一位文静、大方、聪明的女性，令人很有好感，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她出身于教育背景良好的家庭：祖父刘瑞芬以前从事外交职业，母亲是张之洞（1837～1909）的亲戚。我帮助她准备旅行（办理签证等），并给她提供推荐信。9月28日，刘诒娴从北京乘火车经过西伯利亚去柏林。我们忧伤地告别，因为不知道是否可以再见，即使有可能，也不知何时才能够再相见。她在柏林我父母家里和汉堡我姐姐家里得到很友好的接待。我向姐姐介绍了诒娴，我的家人很欣赏她，她暂住在我父母家里。大约50年以后，我们才在北京和她最后的工作地西安重逢。1956～1976年，她经历了很艰难的时期。她离开后，我与她在燕京大学英语系学习的妹妹刘诒诚多次见面，但她的性格和兴趣与她姐姐大为不同，以至于从见面开始，我们就没有发展出一段友谊。

一个月之前，张天麟就已经出发去了德国。他和刘诒娴是我在北京所认识的并且怀有友好之情的第一批中国人，而且我可以和他们说德语。他们两人为了使我熟悉新环境，帮了很多忙。1948年张天麟回来以后，我在北京又见到了他。他获得了爱德华·施普冉格的教育学和以日耳曼学为主专业的两个博士学位^[30]。张天麟后来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1956～1976年，他也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岁月。

10月1日起，我长期受聘于中德学会，工资每月150元（大约120马克）。这些钱对于当时的生活开销来说足够了，尤其是我在中德学会里还有免费住房。10月5日谢礼士返回，我的工作就多了一点儿。然而，自谢礼士离开后，局势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部分在国立机构工作的学者纷纷离开了北京，这尤其涉及北京大学、北平大学^[31]、清华大学、国立图书馆、北平研究院（Peiping Akademie），它们后来在未被占领的中国后方，大多数是在昆明重新开办。这样一来，大部分中德学会的委员、成员和朋友也不在北京了，这使中德学会面临着全新的形势，但是，中德学会的工作却没有受到干扰地继续进行着。其中，12月19日，德国木刻展在北京艺术学院（Pekinger Fine-Arts-Institute）开幕，1938年3月又在天津展出，此时，我认识了算得上是中德学会在天津的联系人、德语说得非常好的原将军向子龢，我也看望了耶稣会（St.Jesuiten）天津分会的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Emile Licent，1876-1952）修士。

中德学会以前就开办了夜校，每周两次由张天麟讲授德语。第二年也就是现在，我接手了这个课程。我还从来没有讲过课——除语言交流以外——我根据舒尔茨-松德梅耶（Schulz-Sundermeyer）的教材《外国人德语教学》（Deutsche Sprachlehre für Ausländer）上课，不管怎么说，学生们取得了进步。学会也为初学者开办了一门新课，由同济大学毕业生董敦（遂曾）上课，他曾在南京中央军校教过德语。

当时夜校共有25名学生。但张天麟的缺席，还是引人关注。在杨丙辰的推荐下，谢礼士曾聘用了张天麟的继任者王熙庸。王熙庸没有上过大学，但从一个受过很少教育的女士那儿学了点德语，这个女士是他从德国回来的兄弟或者堂兄弟介绍的。王熙庸的中国字写的并不差，而且能够起草信件，除此以外，能力就很有限了。不久后的情况表明中德学会的空间太小，特别是图书馆和夜校，所以我们寻找新的地方。日本人占领北京后，许多人离开了此地，住房市场的形势有利于我们。我们租到一个比过去宽敞得多的院子，也在城北的后门内，是比较靠近城中心的院子。1938年6月我们搬了进去。这座房子由五个院子组成，有九间房子：1.宽敞的北房是接待室，包括两间耳房，图书室可以部分安置在内，还有一个帮工干活的地方。2.东厢房用作图书室。3.西厢房是我的客厅、卧室和洗澡间。4.过道上的房间当作办公室和杂志室，耳房用作厨房、洗手间和储藏室。5.外院的东厢房是一个小小的教室。6.外院的西厢房是主要的办公室。7.南房是一个大教室、门房、工作人员住房和厨房。8.前面的花房是客人的客厅、卧室和洗澡间。9.后面的花房用作储藏室。我给自己的房间买了传统风格的黄花梨家具，终于在自己的屋子里拥有了一张私人书桌，而以前只在学会的公用办公室里有一张办公桌。搬家不久后的7月底，谢礼士和他妻子与黄河-科勒尔回德国休假一年。可是没有想到，他从此没有再返回中国。我与谢礼士的合作大体上很好。他是一个受过教育还算随和的人，可惜健康状况不是特别好，患有心脏病，容易发脾气，每当此时，他就会毫无理由地责备我。有一两次甚至把我激怒得站起来直接离开房间——也许我也有点过分敏感。

我也有两个私人学生（初学者），都是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他们跟着我学了大约一年的德语，直到其中大我几岁的考古学家苏秉琦随着北平研究院去了昆明。在此之前，苏秉琦介绍我认识了他研究院的许多同事，其中有我后来一直保持联系的刘厚慈、王静如（1903～1990）和吴丰培（1909～1996）。苏秉琦也鼓励我写了一篇小论文《1930年以来的中国出土文物报告》（Bericht über Ausgrabungen in China seit 1930）^[32]。苏和吴一样，也是我每次访问北京时要看望的老朋友。另一个女学生是体育教育家彭静波，以后我多次见到她。彭静波体格强壮，与她的职业很相称，但并非令人没有好感，不过，她的兴趣与我相差很多，而且外表没有什么魅力。后来，特别是她结婚以后，我没再跟她联系。

1937年11月29日，我根据父母的愿望，写信告诉他们我的日常生活：

我一般7点到7点15分起床，现在起来得有点晚，因为7点以后天才亮。接着，做一会儿小小的自由体操、洗漱、刮胡子、穿衣服和吃早餐。除了星期四和星期天，我的老师每天来，星期二和星期五9点过一点，其他时候快到9点的时候来。1个小时的讲课后，星期二和星期五，我的两个私人学生也来上1个小时或者1个多小时的课；另外的三天我到施特尔-霍尔斯坦因男爵那儿去（骑自行车大约20分钟）。中午（即1点钟）我回到家里。星期二和星期五，我的学生离开后，我处理点私事，去图书馆或者办事。午饭后我睡到2点45分或者3点。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到6点，我都在学会上班。星期二和星期五的晚上6点到7点半，我要教前面说到过的德语课，其余是我自己的时间。我10点到11点之间上床睡觉。星期四上午，根据天气情况，我到城外去……星期六或者星期天下午，我常常去戏院……幸运的是，我得到的邀请次数不是太多，平均每周大约一次。同样，晚上也有人到我这儿来，每周大约一次，大多数时候是一两个人，三个人是最多的，因为我没有更多的地方和餐具。

谢礼士回来后不久，在我们城北的圈子里，新加入了历史学家兼政治学家亚当·冯·特罗特·索尔茨（Adam von Trott zu Solz，1909～1944）^[33]。他比我大一点，是英国罗兹奖学金的获奖者。冯·特罗特是艾克的老朋友，在他家住了将近一年。这是一个非常随和又聪明的人，所有人都喜欢他。1938年9月返回柏林后^[34]，冯·特罗特在外交部里极力维护中德学会的利益。1940年2月他还到北京进行了短暂的访问，然后参加了反纳粹独裁的抵抗运动。1944年7月20日和其他人一起暗杀希特勒的行动不幸失败以后，冯·特罗特和另外的密谋者遭到希特勒的杀害^[35]，我们都感到很沉痛。我经常和冯·特罗特、艾克、施特尔-霍尔斯坦因、谢礼士、利希诺夫斯基伯爵小姐（她1938年2月初离开）、贝阿特·克里格在一起。3月份，卡尔·宾格尔从上海来看望我们，只作短暂的逗留。秋天，维多利亚·冯·温特菲尔德也来了。4月，我汉堡的老朋友孙用震到了北京，他在这儿待了两年。我们多次碰面，共同编写了《德华常用小字汇》（Kleines Deutsch-Chinesisches Wörterbuch für den Anfang），1939年在洪涛生那里印刷并由中德学会出版。

1938年4月，我在中央公园偶尔认识了燕京大学中文系的女学生朱炳荪。当我告诉她我的名字时，她断定，她刚翻译和发表了同名作者的一篇论文。实际上，这个作者是我父亲^[36]。就这样，我们互相认识了。以后，我们多次见面并发展成紧密的友谊，但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朱炳荪是一个活泼外向、聪明的女性，比我小几岁，兴趣广泛。她的阅读量很大，自己也写东西，业余表演京戏，也喜欢跳舞，我们有时一起出去。就这样，在第一年里，我对北京越来越熟悉了。

四 北京：1938～1939年

谢礼士走后，1938年7月底，我虽然名义上并非学会领导人，但实际上独自承担着中德学会及其活动的责任，有点儿名不符实。我的背后是艾克以及对中德学会和中国情况十分了解的德国大使馆管理部门的领导彼德尔博士。彼德尔是我在东方语言学院的考试委员会成员，我们之间似乎存在着师生关系。我首先要完成的是谢礼士开始和正在进行的工作。其中，10月29日由彼德尔博士主持庆祝新的学会工作地点开张，我也要作一个简短致词；另外还有在中央公园筹备和开幕的“德国木刻艺术的过去与现在”（Der Deutsche Holzschnitt 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与上一年相比，此次规模大了很多。木刻展画册的标题是后来享有盛誉的画家齐白石（1864～1957）题写的，邵可侣向他引见了冯·特罗特和我。在北京、天津放映了5部德国文化风光电影。此外，图书馆要扩建。中德学会的预算里有一定的帝国马克^[37]用于在德国购买图书，由于谢礼士的关系，大多是在慕尼黑的一家走廊书店魏德（Weid）购买的。作为受过训练的图书馆管理员，谢礼士懂得系统地建设图书馆。图书馆的重点是德国文学，特别是有不少歌德的文学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