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989年11月2日宏杰给父母的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终于收到了你们的来信，而且和哥哥的信同时收到。激动地拆开，刚读了称呼及开头一句，止不住热泪盈眶！

你们可知道，那天，我想以一种英雄的姿态离开你们，在机场我什么也没说，实际上我已经说不出话来。如一首歌里唱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离别的滋味那么凄凉，这一刻突然间我感觉好像一只迷路羔羊。”那时的我就是这样，多少次泪水充满眼眶，又多少次地收拾起，这是我最沉重的行囊！我已经收到了梅杰的5封信，宏力、小征各1封信，每次都在一次次涌出的泪水中读完，每次都想将泪水坚强地吞下去。“男儿有泪不轻弹”啊，但这一次不行了，泪水总是夺眶而出！

我首先感到幸福，有那么爱我的父母，爱我的兄弟、亲人和朋友；然后感到力量，所有的信都捎来了支持我的力量。我没有理由觉得失去了一切，我永远拥有你们。我还感到希望，你们理解我，又真正地关心我，我会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一切。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第一封信你们没有收到？（这封信又能否收到？）那是我在美国写的第一封信，是给我亲爱的父母的。我是那么清楚你们的担心和忧虑，我踏上美国国土的当晚，临时被安置住在办公室里，就动笔写了它。现在我把意思重复一遍。

旅途实在是太顺利了。在飞机上我的座位靠窗，而旁边刚好坐了一位老先生，他叫许礼章（这是我来美国后应该永远记住的名字之一）。他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包括喝饮料、上厕所的事。他是20世纪40年代留学美国的前辈，现任中国国际咨询公司董事长，赴美开会一星期。他也一直担心我没有人接，并说如果无人接，他就带我到他们在纽约的办事处。我感动得很，分手时依依不舍。在旧金山停留的两个小时，许先生碰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唐华的母亲夏女士（清华自动化系教授，来美开会），他们是熟人。于是他在候机室里四处找我，把我介绍给了夏教授。到了纽约，唐华来接，我搭他的便车顺利到了哥大。唐华我认识，他以前是清华物理系的政治辅导员。原来拜托的蔡同学后来说他未收到电报，信也在我来后才到。幸亏许先生和夏教授母子了。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等你们的回信，上个星期还未收到有些急了，不知原因。又担心你们对我信上的“满纸荒唐言”和“把把辛酸泪”不解其中滋味，怕你们生我的气，直到现在忐忑不安的心才放下来。这是一封令我振奋和激励的信，加上哥哥的喜讯，让我恨不得立刻把Ph.D拿下来，大展一番宏图以告慰江东父老。你们终于理解了我，让我觉得父母的爱、父母的心离我那么近。

不错，我来美后最大的心事就是要把梅杰接出来，其想念和希望的程度你们无法想到，更无法理解。离开你们、离开她的那一瞬，迈开的脚步是那么难、那么沉重！我觉得她也有自尊，又是那么可怜，“自古多情伤别离，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为什么爱的人不能与我同行，要生离死别一次呢？我简直不能接受，不能忍受，又百般无奈，我几乎被这种感觉埋葬，几乎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与她同行！似乎出来只为了做这一件事情。直到现在，我才在这漫长而难熬的六个半星期中抬起头来。

我和梅杰只信奉一个真理：干！我来了我就要干，为了我的事业，为了我的幸福，我这一辈子只有这两件事，且紧密相连、缺一不可。于是，我干了，干得沉重而顽强，我逼着自己不去想念，不去回忆。我看书，上图书馆，我上课，我考试得100分；我也干了，给她寄申请表，给她写信，告诉她出来的保险而稳妥的办法；我还干了，给她家里写信，无异于求婚，连梅杰都认为我掀起了一场求婚的风暴。我还要让自己生活好，照顾好自己，做饭烧菜的水平也一天天在提高。我在干，我们在干，并且相信，我们干的从来不会失败！

现在纽约开始降温了，我穿那身牛仔衣，里面一件衬衣，一件背心，那双旅游鞋的质量也挺好，一直在穿。有时温度稍低，屋里就通暖气。这里温度与北京相仿，但无大风，雨水较多，已买伞。哥大地处曼哈顿，校园较小，没北航教学区那么大，但风格别致，还算喜欢。明年资格考，比CUSPEA容易得多，要争取拿第一。尚无关系好的教授，因为暂不需要，下学期再去熟悉，找个“老板”。每天生活单调一些，早上上课前半个小时起床（电话上有闹钟），吃点面包、喝点饮料去赶课。一般一天做一顿饭菜，可吃两顿。

与清华来的青年教师牛淑芳，交往较多，周末同去餐馆吃一两顿。她烹调手艺高、人也好，丈夫在清华，苦于清华不放他探亲。另外与物理系的新CUSPEA学生关系较好，一起出去看过一次自由女神；与这里几个老生关系也不错，蔡韶阳及其夫人，唐华，还有个叫曜智峰的单身汉，我去他们那儿给梅杰打过两次电话。有时想打到爸爸办公室，但妈妈又不在那儿，爸爸又经常出差，不知该怎么办。儿已长成人，无须处处牵肠挂肚。儿要做的，写在南岳石壁上：“朝山了母愿，报得三春晖。”

最后，祝你们工作顺心,快乐安康！

宏杰1989.11.2.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