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到马德里美术学校学习绘画

我二十二岁了，在马德里美术学院上学。一种要有步骤而且不惜一切代价地与其他人的所作所为背道而驰的持续愿望驱使着我，让我变得行为怪诞，而且这种怪诞很快就在美术圈里出了名。在绘画课上，让我们根据模型画一个哥特式圣母马利亚塑像。老师在离开之前，一再强调让我们如实地画“我们看到的东西”。

我立刻在一种突如其来的移花接木冲动的支配下悄悄地画起天平来。那是我从一个产品目录上临摹下来的，每一个细节都画到了。这个时候，大家真的以为我疯了。周末，老师来修改我们的作业，评论我们的进步。老师在我的天平画前站住脚，冷冷地一言不发，同学们都围拢在我的周围。

“也许您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看到了圣母马利亚，”我怯生生地说道，可语气很肯定，“可我看到了一个天平。”

还是在美术学校。我们被指派在绘画课上创作一幅油画，准备参加有奖比赛。我打了个赌，要画一幅画，连画笔都不用碰画布就能获奖。我所做的就是把颜料从一米远的距离外泼到画布上完成了一幅点画派作品，图案与颜色都恰到好处，我得了奖。

第二年，我去参加艺术史考试，我渴望好好出一下风头，所以准备得很仔细。我登上讲台，讲台上有评审委员会的三名成员，他们随机抽选了我口头论述的命题。我的运气好得难以置信，那恰恰就是我最喜欢论述的题目。可是我身上忽然充斥了一种难以克制的懒怠，遂毫不犹豫地站起身来——把三位老师和满教室的人惊得目瞪口呆——高声宣称道：“很遗憾，由于我比这三位老师聪明不知多少倍，所以我拒绝接受他们的考试。我太了解这个题目了。”结果是我被带到了纪律委员会，被学校开除了。我的学生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我住在马德里美术学校学生公寓中一个非常舒适的房间。公寓是个尊贵的地方，要想住进去得有一定社会影响，在那里住的都是西班牙上层家庭的子女。我以最大的决心投身于学习中去。我的生活严格局限于学习。我不去逛街，不去电影院，我出去只是从公寓到学校，然后从学校返回公寓。为了躲开聚集在公寓里的人群，我径直去我的房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继续学习。星期天早晨，我去普拉多美术馆，素描不同画作结构的立体图。从学校到学生公寓的路程我总是乘有轨电车。这样我每天的开销约有一比塞塔。这个规律我遵守了几个月。我的亲戚们从校长兼诗人马基纳那里得知了我这种生活方式，校长受托照看我，而亲戚们都为我的苦行生活担心，认为这对我太过残忍。父亲给我写了几次信，说像我这种年龄需要有点消遣，可以外出郊游，去剧院，和朋友们上街逛逛。可这都无济于事。我从学校到房间，从房间到学校，从来没有超出我每天一比塞塔开销的预算。我的内心生活更不需要什么了。相反，任何一点儿多余的东西都会给我带来一种无法忍受的不快因素，让我厌烦。

我在我的房间里开始画我最初的几幅立体主义绘画，它们都直接和有意地受到胡安·格里斯画风的影响，绘画几乎都是单色的。作为对我以前彩色派和印象派时期的反叛，我画板上仅有的几种颜色是白色、黑色、深黄色和橄榄绿色。

我买了一顶大黑毡帽和一个烟斗，可我从来没有用这个烟斗吸过烟，也没有把它点燃过，不过我一直把它挂在嘴边。我讨厌长裤子，决定穿短裤，穿长筒袜，有时还有绑腿。下雨的日子里，我穿着从菲格拉斯带来的雨衣，可是它太长了，几乎拖到了地上。我穿着这件雨衣，戴着大黑毡帽，头发像鬃毛似的从帽子两侧露出来。我现在意识到，当时认识我的人说我的装束“棒极了”的时候，并没有丝毫夸张。事实确是如此。我出入我的房间的时候，总有好奇的人聚在那里看我走过。我走我的路，昂着头，充满自豪。

尽管我起初满腔热忱，可很快我就对美术学校的教师们失望了。我立即明白了，这些满身荣誉和奖章的老教师教不了我任何东西。这并不是由于他们墨守成规，也不是由于他们平庸无能，相反，而是由于他们的进步精神，对所有新鲜事物都开放的精神。这种精神希望找到极限、精确和学识。他们给了我自由、懈怠和模棱两可。这些老教师刚从充满地方特性的民族范例中捕捉到法国印象主义。索罗利亚是他们的神。这样就全完了。

我当时完全反对立体主义。他们为了达到立体主义，还得再活几遍!我向我的老师提出了急切又令人绝望的问题：如何调制我的油彩，用什么调，怎样才能得到持久坚实的调料，用什么方法才能得到某种特定效果。老师看着我，被我的问题弄得不知所措。他闪烁其词地回答我，没有任何内容。

“我的朋友，”老实说，“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的方法，绘画上没有定律。你表达吧，表达一切，你就画你想画的东西，特别是要把心灵投放进去。是气质，让气质来说话!”

“气质，”我内心里忧郁地想着，“在这方面我可以给你点儿东西，我可爱的老师。可是我应该如何以及用什么比例来调和油料和墨汁呢？”

“加油，加油!”老是重复说着，“不要注重细节，直接进入事情的本质，使之简化，简化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限制。在我的课堂上，所有学生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气质作画!”

绘画老师，老师!你真愚蠢!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次革命，多少次战争，才能让人们回到至高无上的相反真理——即准确是所有等级的基本条件，而限制又是形式的本身模本。绘画老师，老师!你真愚蠢!在我的整个一生中，我的立场一直在客观上有悖常理，在那个时候，我是马德里唯一懂得和绘制立体主义绘画的画家，我向老师们求索精确性、知识以及绘画、透视和颜色的最准确学识。

同学们把我看作是反动派、进步与自由的敌人，他们自称是革命者和革新者，就因为突然间他们可以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了。他们刚刚把黑色从画板上去掉，把黑色称之为肮脏，而用紫红色替代了黑色!他们的最新发现就是这个：所有光亮处都用彩虹色，没有一点儿黑色。阴影处是紫红色。可知这种印象主义革命我在十二岁的时候就尝试过了，而且就在那个时期，我也没有犯过把黑色从画板上去掉的低级错误。只需看一眼雷诺阿的一幅小作品——那是我在巴塞罗那看到的——就足以让我在一秒钟内明白一切了。他们年复一年地把时间消耗在他们的肮脏的——他们错误理解的——彩虹里。我的天啊，人到底有多愚蠢啊!

一天，我把一本关于乔治·布拉克的小专著带到学校。没有人见过任何一幅立体主义画，我的同学中没有一个人想把这类画当回事。解剖模型学学校更注重于科学方法的科目，我的老师听说了这件事，便向我借这本书，他承认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画，不过他说并不被理解的东西也应该得到尊重。既然它已经作为书出版了，那就意味着它里面一定有点儿什么。第二天，他读了序言，就已经对书有了很多的了解。他向我提到了以前几种突出具有几何图形的非形象表现方法。我对他说，我还不完全是它的概念，因为在立体主义里，有一种非常明显的表现成分。这位老师和其他老师说了这件事，于是他们都开始把我看成是超常的人。这种注意力再次激起我童年时期表现癖的老毛病，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再教我什么，而我则是一心向他们现身表现“个性”这个东西。尽管我有这种企图，我的行为仍然可称为楷模——我从不缺课，总是彬彬有礼，在各方面都比班上最好的同学快十倍、刻苦十倍。

那时，他们叫我塞诺·帕蒂拉斯，因为我蓄着短络腮胡。1921年，我在美术学院学习期间，络腮胡是最长的。创作有着拉斐尔颈部的自画像时，我的头发正在长，但还不多。有时，我拂晓时起床，触景生情，同时画四五幅画。我带着画布，穿着全套服装，带着所有的画笔，用绳子系着，这使我成了嬉皮士一类人!这样我可以立刻抓到我需要的笔刷。很久之后，我穿的那一件工作服上面有许多胶水，就像一件真正的盔甲。

来自地中海洞穴的海贝，它的粗糙部分的光辉产生了艺术上的奇异风格。布什的怪兽是音乐、森林、哥特艺术、蒙昧主义的产品。拉斐尔怪异风格的形象直接来自庞贝，来自人本主义和地中海的智慧。所有布什怪兽的存在都不过是一个声明：正是难于消化，才使勇士们从讨伐中返回!声明的粗野方式与希腊或罗马式的人本主义相对。拉斐尔画的具有怪异风格的形象正是对这种智慧、这种人本主义的肯定，是一种控制怪兽的方式。对拉斐尔来说，它是荒谬的征服，而布什的怪兽则是被荒谬征服。这就是全部的差异。而我自己是反布什的。让我们成功地造出怪兽吧，但是它们可能完全不相同而且互不兼容!达利，他是一个纯粹的地中海人!

这幅《鸟》有趣的地方是，它的侧面已经够怪异了，它还在内脏里带了一个东西，那是一个胎儿，而代替鸟的胎儿存在的是一只猫!那画中的月亮与我这段时期看到的许多其他的油画中的一样。不是相似提供兴趣，而是不同提供兴趣，即使我使用恩斯特的一幅绘画也是如此。同样，当欧里庇得斯的《菲达》由莱辛处理时，就变得完全相反了。这幅画也是同样的，人们应该看与恩斯特绝不相同之处，而不是看相似之处。对我来说，我也许采用恩斯特的一些东西是作为一个出发点，但是由于我的地中海人的天性，我用从卡德奎兹的土壤里掰下来的要素创造。也就是说，用来自地中海的要素创造。我创造出一只体内带着一个动物的鸟，一个与德国人的学究气毫不相干的怪兽。总之，批评家们刚刚看到一点点相同就从中得到肤浅的或错误的结论。他们错了，但是这不要紧，即使错误，也不过是信息的一部分。

————《达利自传》《达利谈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