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文学的巅峰 - 民族梦想与突然觉醒

民族梦想与突然觉醒

——美国小说中的全球性警告

埃默里·埃利奥特

Emory Elliott

国际著名美国文学专家，加州大学系统校级教授，加州河滨分校英语系杰出教授，思想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新英格兰清教时期的权利和讲坛》、《革命时期的作家们：新共和国中的文学和权威》、《新英格兰清教时期的文学》、《剑桥早期美国文学导论》。主编的著作有：《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哥伦比亚美洲小说史》、《普林迪斯美国文学选集》、《多元文化时代的美学》、《全球移民，社会变化和文化转型》。《剑桥美国小说新论》和《宾州大学当代美国小说研究》的总主编。其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988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该书成为研究美国文学史的经典之作。

从文学的政治批判功能入手，谈到美国人赖以安生立命，念念不忘的“纯真”概念，再说到9·11后美国文学批判功能的式微，在一篇仅一万多字的文章中，埃利奥特教授从文学讲到政治，从文化谈到观念，从历史联系到当下，谈出了文学情节和意象的言外之意，剖析出了美国价值核心的“魅力”所在，隽永的语言下，直露批判的锋芒。娓娓道来的述说背后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的闪烁。

埃利奥特教授是一个美国文学研究者，美国加州大学校级教授。多年来一直在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帮助推进美国文学的研究。近年来多次访问中国，在诸多学术演讲中，我们一再听到了他对美国的价值观的深刻的批判。作为一个美国文学教授，埃利奥特早年专攻清教文化和社会与政治的关系，后来把研究方向放到对美国文学的整体研究上，对美国文学，尤其是小说，与社会和政治的关系有着深刻的体悟。本次演说中，他再次深入探讨了美国小说，尤其是19世纪一些著名作家如麦尔维尔、詹姆斯等的作品，在揭示美国社会和文化中由例外主义引导而出的“纯真”情结的启示意义，并以此为对比，尖锐地批评了后现代主义以来的一些作家们（大多是白人作家）故弄玄虚，炫耀技巧，但社会批评意识缺乏的境况。这样的情况在9·11后，因形势改变，在爱国和反恐的名义下，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根源上追究，还是那个美国所特有的“纯真”情结在作祟，一直认为代表着真理、光明和自由的国度，怎么就会成为恐怖者袭击的对象？更而甚者，又为什么会成为如此多的国家和人民憎恶的对象？美国文学中一直就有作家们通过各种方法试图揭穿这种“纯真”背后的虚假意识，埃利奥特教授更是把那些作家们的自我批判意识看成了美国文学的一种重要价值所在，对一直还在持守“纯真”观念的美国人（包括政府）而言，这应是一副清凉剂，让他们“突然觉醒”。

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埃利奥特教授的演讲给了我们两个启示。一，他从一个具体的小说个案出发，谈到文学的政治功能，并进而分析文化问题，点面结合，分析入理；二，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一条美国小说史中的政治层面的意义阐释之线被串联了起来，让我们看到了对文学史中某个现象的整体把握，给人一种豁然贯通的感觉。这两者的结合其实也正是文学研究的文化阐释的路子。在体会到其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批判使命的同时，我们也领略到了其学术研究的精湛风采。

——金衡山

一

“在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里，真理就像一只受了惊吓的白雌鹿一样不得不在森林中疯狂逃窜；只有通过巧妙的窥探，才能够使她显露原形，就像在莎士比亚和那些懂得如何运用伟大艺术来讲述真理的大师们眼中那样——就算行动隐蔽，一点点接近……（并非）所有的读者都能够洞察其全部，因为真理总是采用迂回曲折的方式将自己显现给那些真正能读懂它的人们。”

这段引文出自于梅尔维尔的著名评论文章《霍桑和他的〈古屋青苔〉》，在文中梅尔维尔赞扬了霍桑能够使他的读者看清社会谎言与深层人性真理之间区别的能力，而这一深层人性真理又常常以模糊不清或者被扭曲的形式存在着。梅尔维尔是美国独立革命英雄的后代、政治领袖的兄弟和朋友，在他还是青年人的时候就对年轻美国的未来充满了期望。即便如此，他的许多著作中仍旧充满了对美国国内及外交政策的强力指责与激烈的批评。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例如，在《泰比》和《奥穆》中，文中的叙述者对美国资本主义进行了坦率的批判，这些批评引起了一些评论家、家庭成员及身边朋友们的不快和反感。所以梅尔维尔很快就学会了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来掩盖他本人的政治观察结果，并且将这些发现埋藏在他日后变得极具挑战性的文体和复杂的叙事结构中。梅尔维尔在他对霍桑的评论中公开表明美国的入流作家如果要对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进行评判的话，则必须学会运用一些隐密的文字象征。那么，使人费解的是，这种含糊其辞的做法竟然不得不被用于一个在宪法中标榜以言论自由为荣的国家，但是同时也恰恰是美国在其言论观及其实际操作上的矛盾与差异使梅尔维尔感到烦躁不安，他愤世嫉俗的言辞越来越多地指向美国人不愿意进行自我批评的陋习，不愿为自己所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行动负责的态度，特别是对国内外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的责任感缺失，正是在这些因素推动下，他创作出像《白鲸》、《皮尔埃》、《广场故事》和《骗子的化妆表演》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对美国民主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与危险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和透彻的分析，这些暗中的微妙之处只有“那些真正能读懂（它们）的人”才能够体会入微。

作为一名美国文学研究学者，我长期关注于那些美国作家对美国的各种不满以及他们对该用何种技巧来揭露与解析美国意识形态及文化方方面面问题的争论。在我所撰写的《革命时代的作家们》一书中，有关美国独立战争刚结束的数十年间的文学史这一部分，我曾提出在1770至1840年间的美国作家将自己定位于美国历史上所出现的第一批专业作家。他们将创作出既能教育读者又能愉悦读者的文本作为自己使命的一部分，或者说以实施后来梅尔维尔口中的“讲述真理的伟大艺术”为其使命，甚至也试图在虚构性记叙文本中实现这一伟大艺术。在那些早期的作家中间有一种责任感，或者说是义务，去创作政治小说，因为这些小说能够使他们的读者意识到他们社会中的政治现实，从而使他们成为更加民主的公民。这些作家中的大多数人，包括菲利普·弗伦诺、乔·巴罗、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等人在内，很快就发现他们的这种努力在精英群体中得到支持甚少，那些将自己的任务定位于批评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他们的作品在大众群体中的阅读人群也极其有限。许多富人和权贵阶层对这些作家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眼里这些作家近乎于虚空浪费、依赖他人劳动吃饭的寄生虫。同时，就农民和商人而言，他们从作家们对那些政治和经济领导人严肃认真的批评中并看不到有多少价值。毕竟，从一方面来讲，美国宪法赋予了作家批评的权利，而另一方面人民及其领导者们也有权忽视这些作家的存在。

因此，接下来的几代美国作家开始致力于采取一些策略创作出富有交错复杂意义层面的叙事文体以反击政府炮制出的官方神话和民族小说。这样的做法需要谨慎权衡文本中模糊与直接两个层面的比重，因为正像梅尔维尔所说的那样，如果读者打算去理清这种令人困扰的真理的话，而这种真理通常又总是挑战着大家所珍视的民族神话、质疑着领导人的权力，或者伤害到了那些令人舒服的固有观念，那么就应该给这名读者制造出一种错觉：是他自己发现这些迂回曲折的真理的。一旦读者感觉到作者在把真理强加于他们的话，读者就会对真理和作者产生抵触情绪。即便作者已经学会了这门巧妙讲述真理的艺术，他仍有可能被出版商拒之门外，或者在赢得听众上存在困难，甚至会遭致一些评论家的抨击。

当然，这一普遍的法则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哈丽特·比彻·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厄普顿·辛克莱尔的《屠场》，以及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发展起来的政治小说的风格等。一些作家，像西奥多·德莱塞、弗兰克·诺里斯、凯特·肖班、杰克·伦敦、维拉·凯塞、帕索斯、约翰·斯坦贝克等，虽然他们在寻找出版商的事上存在困难，除此之外，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因著作中存在着一些所谓的“诋毁性”的段落和主题不得不忍受着重复修改、审查机关审核，甚至著作有可能会遭禁的痛苦，但无论怎样，他们却能找到对他们的作品情有独钟的读者。

然而，政治小说的繁荣时期转瞬即逝，理由主要是逐渐崛起的新批评诋毁这些政治小说存在着审美缺陷，所以将这些小说排挤到了美国文学史的边缘地位。显然，20世纪40年代新批评派兴起的部分原因来自于美国政治上对20世纪30年代所存在的那些激进的诗歌、戏剧及小说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所作出的保守反应。然而，新批评并没有直接从政治立场上攻击这些作品，而是争辩道，伟大的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文本意义总是具有普遍性和超验性，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因而有鉴于此，政治小说不再被当作文学来看待。那些唯一值得在大学课堂上学习并可用于推荐给受教育者的著作应该是富有审美价值的作品，而这些审美价值恰恰正是那些政治作品所不具备的。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新批评所推崇的那些美国作家，如爱伦·坡、纳撒尼尔·霍桑、亨利·詹姆斯、T·S·艾略特，实际上，都相当富有政治意味，但是因为新批评将考察文学作品中的政治性看作一种解读谬误，所以对这些作品的政治解读想当然地就被避免了。那些期望继续写作政治小说而且仍然拥有读者群的作家们不得不再次转而投奔于隐含的写作手法。也许，正是1939年上映的电影《绿野仙踪》里众所周知的最经典的那一幕，使民主作家们萌发了对当政者采取隐含式揭露手法的念头。在电影中，桃乐丝的小狗托托走到外表可怕的魔法师背后，拉下了帘子露出了一个笨拙的来自肯萨斯的小个子男人，他操纵着控制杆投射出各种幻影以及发出各种声音来迷惑他的国民。艺术家披上这只讨厌小狗的外衣。

二

正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美国乃至在当今世界上，政治虚构作品（关于政治的虚构小说），或者说通过传媒界、工商界、政府甚至会计事务所产生的“信息”的虚构程度，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在20世纪90年代，我发现好莱坞电影中出现了一股对政治虚构作品高度关注的现象。一些讽刺性电影，例如《摇摆狗》、《戴夫》、《吹牛顾客》和《冒牌君主》等，将它们富有滑稽性的批评建立在人们所公认的政治两面性和媒体暗示性上。一些比较严肃的电影，像《爱国者游戏》、《燃眉追击》、《毒品网络》，则暗指电影中的某些情节可与政府所进行的那些真实或类似的隐秘活动相媲美。当电影《爱国者游戏》结束后我正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听到一名观众嘀咕着，“我要多来看看电影，看看我们的政府在做什么。”

然而，自2001年发生9·11事件以来，大多数这类关于政府的虚构作品的幽默已经消失了，电影制作者们转向更具爱国主义和怀旧色彩的主题，这一趋势实际上在9·11事件发生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例如在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和《爱国者》中都有所体现。现在全国处于“备战”状态，许多人考虑到，有关对国家尤其是对政府的政治幽默和批评会成为对国家安全以及现今可能存在的全民团结构成威胁。

但是，来自华盛顿的很多言辞以及媒体所宣传的种种看法，在国民的心理创伤稍微减轻的情况下，一定会激起相当多的批评，甚至是嘲讽。比如，他们竟然将“战争”这个词运用在一场隐蔽的、地理上分散的冲突中，而所打击的敌人却没有任何国界，缺乏明确性，让人有点虚构的感觉。官方则有意放出谣言，泄露作战计划，各方接连不断地向全球媒体以及各个网络站点投入大量的重磅素材，在这些素材中信息与伪信息有时让人难以分辨。推动对伊战争的持续运动以及对萨达姆这个唯一罪魁祸首的痴迷关注，这两点的动机至少有一部分是为了给这场如散沙般的斗争一个公认的战场，同时也急需找出一个可见的魔鬼般的敌人作为神出鬼没的本·拉登的替代。另外一个动机，也可能正像许多人已经说过的那样，政府需要分散人民的注意力，使人们忽视国内糟糕的经济形势以及一再恶化的社会状况。

但是因为太多的美国人深陷于9·11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创伤中难以自拔，所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寂静在美国民众中整整持续一年之久，大家无心去关注“反恐战争”所导致的政府在法律及程序变革上的举动。直到2002年秋天才有一些评论开始对政府行动及其计划进行发问。这种公众中长时间的沉默也许是因为大家没有时间去关注这个问题，因为出现了一些其他重大的事情：导致了美国几个州损失数十亿美元的能源短缺，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州的损失尤为惨重；联邦国库数亿盈余资金的蒸发；安然公司和世界电讯的倒闭所暴露出来公司法人及账目上存在的欺骗行为；股票市场的暴跌使无数人的储蓄和退休计划化为泡影。另外，还有披露出来的许多天主教神职人员竟是儿童猥亵癖者，他们的罪行却常常被教会官员所包庇。2002年的夏天，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出现了一股绑架谋杀少女的浪潮，还有西尼罗河病毒的传播等。这一连串的事件给民众对政府当局的信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许多媒体评论员声称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美国失去了纯真，再也无法回到从前的状态了。

显然，人们真的（因为恐怖主义）困惑了，害怕了，也愤怒了，民意测验持续显示出对小布什总统的强烈支持。政府部门进一步升级的监视举动、对个人隐私肆无忌惮的侵犯行为、高度限制有时近乎带着种族歧视色彩的移民政策、对新闻舆论报道的最新管制条例以及对言论自由方面的新规定，对于这一系列的政府举动所带来的负面问题，公众舆论却寥寥无几。政府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构成了对个人权利的种种威胁，但普通大众不敢说也不敢动，唯恐政府以此为凭证对其进行调查。法律界也有少数人表示出他们对政府许多新政策在合宪性方面的担忧，但也只有零星的新闻文章或公众讨论敢触及这些敏感的话题。

这种沉默与默许背后的部分原因，当然是许多人仍然震惊于这么肆无忌惮的恐怖袭击竟然会发生在美国的领土上。出于对未来有可能再次遭到恐怖主义袭击的考虑，他们感到政府拥有采取任何措施的权力去清除威胁隐患是必要的。大多数的美国民众想要的是一切能够解决得越快越好，他们不想再听到那些由于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和复杂的人为因素，所以解决起来步骤复杂、时间漫长的敷衍性言辞。共和党在2002年11月总统大选中惊人的胜出也暗示了选民们相信总统应该让他的政党完全掌控政府，目的是为了彻底清除恐怖主义，尽管面临经济滑坡和失业率升高的情况。

为了弄清许多美国人正在经受的困惑程度，我们有必要从现在的时间退回到过去，去考察当前危机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除了对进一步恐怖袭击的现实担忧外，美国人目前正在经受的是对自17世纪以来一直维系着美国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信仰体系的严重毁坏和挑战。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大多数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笃信的安全感和成就感都来自于一种政治神话系统和民族叙事，它告诉人们成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美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其全球使命及命运是什么。这些观念在当前的选择和政策制定中仍然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这些神话中的许多都形成于早期新英格兰殖民地时代：美国是新约所预表的耶路撒冷、“山巅之城”和“世界的光”；美国也是由上帝的选民所开垦出来的“封闭式花园”，他们肩负着上帝所命定的神圣使命。美国是新世界中亚当和夏娃的美式乐园之家，这一乐园通过跨越大西洋或出生在新世界而得到洁净，它远离旧世界的腐败和邪恶。即便是对那些新移民或者那些出生在本土但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事的人而言，他们的言谈举止、思考方式都让人感觉他们对此烂熟于心，因为他们从借助大众传媒及文化，尤其是电影，所传递的全民性说教中吸取了其中的内涵。这些神话得以幸存下来是由于它们具有高度的生产性和实用性：它们引导出自尊心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它们支持舆论一致、国家统一、对成功的信心，并且它们一直倡导利用高效的形式来解决问题和平息冲突。

除了从清教徒那里继承了这些神话外，美国社会也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摩尼教二元论的加尔文主义逻辑，这一逻辑通常会产生二元性选择：善∕恶，对∕错，我们∕他们，美国人∕非美国人。那些神话通常都被内置于这些比喻和二元逻辑中。这些比喻和二元逻辑经过18世纪后又借助修辞学上的重复手段，最终在美国独立革命后被编码到国家意识形态里。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领导人为了使他们的政策被公众接受必须借助于舆论一致原则。这些使民族立基的形象建立已久，所以在获取大众对政策及行动的支持上总是能起到行之有效的作用。美国独立革命的发起者们都是理性主义者、自然神论者，对宗教充满了警惕，但同时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要想调动起民众的积极性来支持他们的政策必须要诉诸起源于宗教的形象及观念，另外诉诸宗教情感也能够帮助建立起民众意见的同一性。例如，美国作为伊甸园式的封闭花园的形象与门罗主义的构想不谋而合，从而导致了后来美国一直倾向于退回到孤立主义的状态。

这样一种使国家“封闭起来”免于受伤害的想法——正如“星球大战”系统反导屏蔽计划一样，还有认为自己做事坦荡因而不会招致他人仇视的天真念头，这些想法都可以帮助解释9·11事件发生后所暴露出的美国在国家安全上的失策，以及事后渴望对其进行立即报复的原因。由于冷战的结束以及海湾战争后一直缺乏对美国在中东所应扮演角色的公众讨论，所以任何国家或团体若是被激起继而在美国领土发动这种残忍的自杀性袭击都会使大多数美国民众震惊不已。

恐怖袭击发生后的数天里，媒体所采访的群众都在不停地重复着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人这样做？他们一定是疯子！”人们总是想从理性的角度来想象动机，但结果却往往很简单，即他们是出于对我们的自由及高水平生活的嫉妒，他们因此想在我们中间搞破坏。世界上的确有一些疯狂的人多年来因种种原因敌视美国，但美国人却很少看到这一点。最终，那些细心的人会逐渐认识到一些对美国仇视和憎恨的历史原因，这些仇视和憎恨广泛存在于中东、非洲、亚洲、太平洋沿岸等的部分地区，甚至在欧洲也存在着。但是，时至今日，公开讨论恐怖主义袭击背后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复杂性还是遭到了强烈的抵制，甚至在大学中也是如此。例如北卡罗莱纳大学曾给新生们布置一项读一部分《可兰经》选段的作业，结果此事引起了国家立法机构的强烈愤慨，以至于投票拒绝资助这种反美的学习项目。

三

当然，在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当中，对美国文化中孤立主义思维的倾向和对美国式的纯真的相信，以及这两者的结合，是早已有所察觉的，认为是地方狭隘主义和幼稚地缘政治观的根源。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的作家们，例如爱伦·坡、赫尔曼·梅尔维尔、纳撒尼尔·霍桑、伊迪斯·华顿、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等，在他们的作品中批评了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民族缺陷问题。到了20世纪上半叶，许多美国作家不仅继续着他们的批评，而且还移居海外，因为他们感到自己逐渐被隔离，他们的艺术也遭到了清教徒道德观以及狭隘的乡土观念的抑制。

在早期的作家当中要属享利·詹姆斯对纯真观念以及孤立主义考察得最为细致。依我看来，他投身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当中也是由于他深切关注美国的民主体制、选民，以及当权者没有意识到文化差异以及国际关系的复杂性，这对于当时正走向全球经济及军事强国之路的国家来说可能会成为一个致命性的弱点。詹姆斯的许多文本表面上看似仅仅涉及的是诸如求爱、婚姻以及浪漫故事等题材，但同时它们也是对国际外交的一种隐喻，暗含着一些广泛涉及国家间事务磋商的教益。

他的许多著作都是如此，其中最清楚的要属在《美国人》和《奉使记》中极具说服力地阐释了美国文化的短视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造成他们在人际关系上的失败，而人际关系又与国际外交事务非常类似。当然，他的文本中没有直接去描写那些政治领导人和外交官，而是运用象征的手法通过派遣两名肩负使命的美国旅行者克里斯托夫·纽曼和兰伯特斯·斯特雷塞到法国去，并陷入感情纠葛来得以实现的。纽曼试图与理想化的欧洲女子结婚以象征他在生意场上蒸蒸日上的成功，并借此向他在旧金山的朋友和合伙人们炫耀自己在文化上的老到练达。斯特雷塞的情人纽瑟姆太太委托他将她的儿子查德带回来接管在马萨诸塞州的家族企业，因为她听说查德已经和一个法国女人恋爱了，也许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两个美国人的使命都失败了，主要是因为他们一心想着不要让别人发觉他们身上有任何乡土气息，以至于他们没有识别出那些可能会增加他们成功机率的重要的迹象和线索。

当贝勒加德一家准许纽曼与克莱尔·德·辛特伯爵夫人订婚时，他离自己的目标更接近了——进一步得到他们的认可同意他们两人结婚。于是他决定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庆祝一下，其中他邀请了贝勒加德一家的贵族朋友们来赴宴。

谁知，在宴会上他冒昧的言行使贝勒加德一家感到震惊不已，另外他竟然在大家面前口无遮拦地讲出了他们糟糕的经济状况也使他们困窘不堪，其实他们的经济状况完全可以通过他们二人订婚推断出来。纽曼种种肆无忌惮的行为使他们不得不取消他与克莱尔的订婚，将克莱尔送到修道院中隐居。纽曼感到不知所措，因为他对成功太负自信了，以致没有看到他的法国对手的困境，当然也没有看到他们可能会使一切逆转的危险。他忘记了在他们的世界里，与他们的力量相比他处于弱势地位。他如果深刻体会到他们的处境的话，他就会在他们还没有想清楚同意他们二人订婚所带来的后果之前，更加明智地选择与克莱尔尽快完婚，而不会仅仅把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归咎于欧洲人对美国人的偏见。另外，他这个炫耀性的聚会邀请了贝勒加德一家所有的朋友明显是有意在向大家宣布他已征服了贝勒加德一家。詹姆斯的文本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之一就是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美国人的自我观念、价值观以及文化习性限制了他们在外交政策和国际交往上大显身手的机会。纽曼最终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返回了家乡。

小说《奉使记》的书名跟我们开了个玩笑，它实际上是讲述兰伯特斯·斯特雷塞将挥霍无度的查德送回美国的历程，这一过程成为了对国际间交往游戏的象征。斯特雷塞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他已经被文化差异弄得眼花缭乱了，太急于想在法国得到认可以至于忽视了那些重要的事实。他最大的疏忽就是他没有立刻看出查德和德·瓦内太太已经成了一对真正的恋人。尽管那些重要的证据已经摆在眼前，这其中包括几个人物对他们二人清楚的评论，但斯特雷塞仍坚持己见长达数周之久。

斯特雷塞突然醒悟过来的那一刻构成了美国文学史上最好笑的一幕。为了能够休息和思考一下，斯特雷塞打算利用一天的时间去乡下走走，正当他眺望小河享受着眼前如画般的景色时，查德和德·瓦内太太划着小船闯入了他的视野，才使他震惊地意识到原来这是一对情人，他们是特地来这里度周末的。

在这两个文本当中，詹姆斯给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失去纯真后的美国人的漫画形象。两位主人公看似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了重要的教训，但是詹姆斯仍留下给我们思考的是，他们有了这种对文化上的新认识以后，能否真正做到改变自己先前的意识或洞察力？抑或是如果有第二次机会的话，他们是否仍然继续重复着相同的错误？

四

有关美国纯真神话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就是美国一次次地失去纯真仅仅是为了再次寻回它的纯真。许多事件都间接地宣布了美国纯真的结束，这些宣告意味着美国将不再和以前一样了。这些事件包括美国内战，刺杀林肯总统事件，安德鲁·杰克逊总统遭弹劾一事，茶壶圆顶丑闻，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的黑袜世界棒球比赛丑闻，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广岛原子弹事件，麦卡锡听证会，肯尼迪上台，越南战争，水门丑闻，克林顿弹劾听证会，2000年佛罗里达州投票丑闻，以及2001年的9·11悲剧。一些完全持否定态度的代表，比如那些美国研究的学者们，甚至将其追溯到美国历史上更早的时期，他们宣称当奴隶制被写入美国宪法而妇女权利被排除在宪法以外时，美国的纯真就已经丧失了。另一些人各抒己见，美国的纯真死于萨勒姆巫师审判事件，1636年对康涅狄格州米斯迪克地方的佩科特族印第安人的大屠杀，对安妮·哈钦森的迫害，甚至更早可以追溯到1492年哥伦布首次到达新大陆时，美国就已经失去了纯真。

梅尔维尔的《骗子的化妆表演》也许是对美国纯真的表现性最具哲理性和讽刺性的解构，同时，许多作家也已经开始尝试去触及或抨击纯真神话，从查尔斯·布朗笔下狡诈的人物阿瑟·默文和卡尔维恩，到马克·吐温小说中的汤姆·索耶和汉克·摩根，以及在菲茨杰拉德的盖茨比身上都有所体现。当代的作家，托马斯·品钦、唐·德里罗、托尼·莫里森、菲力普·罗斯、汤婷婷等人也已经向我们展现了一些美国人物的事例。这些人物的故事揭露出美国纯真背后所隐藏着的极具讽刺的复杂性。

尽管这些作家们拼尽了全力，然而，在美国文化中，纯真神话却仍旧活力充沛、经久不衰，虽然同时真相扭曲，遮蔽盲目。最近几十年间对于美国纯真研究最著名的著作要属R·W·B·刘易斯的《美国的亚当》（1955）和伊哈布·哈桑的《激进的纯真：当代美国小说研究》（1961）。在他们的著作中，两人都认为他们所研究的那数十年间所发生的移民浪潮的迅速崛起以及在人口上出现的大幅变化是为美国纯真神话注入新活力的重要因素。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潮也加强了美国进一步走向孤立主义的趋势，因为那些离开了世界其他一切困难地区的人们总是会倾向于关注他们自身的新情况，把目光从全球问题上移开。

近三十年间，新移民的数量再次出现巨幅增长，但这次移民们来自于代表着全球广泛多样性的多种国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是欧洲人，除了相当数量的中东欧和俄罗斯人外，许多人来自于太平洋沿岸、亚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沿岸、中东和非洲。同时，在这几十年里一方面宗教复兴主义、少数族裔民族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和民间反政府情绪等各种浪潮此起彼伏，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种不太容易分辨得清的大家都能接受的哲学，路易斯曾将其归纳为超验主义，而哈桑则称其为欧洲存在主义。9·11事件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它又将人们召回到了同一个目标上来，因此使新移民感受到他们与政府所号召全民要团结起来同仇敌忾的美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同时，科技、娱乐业、新闻媒体的迅猛发展，体育休闲活动的蓬勃兴起，以及人们对金钱和物质商品的痴迷专注，导致了个人和团体将目光仅仅局限在自身的利益和喜好上，而普遍忽视了他们与他人所共享的价值观以及他们与全球社会之间关系的存在。社会与政治关怀被网络分解成各种小规模的地方群体，因为网络可以为大家提供一种简单化同时又极具个人化的隐藏性意义的“聚集”。唐·德里罗和雷蒙·卡佛的作品尤其能抓住千百万美国家庭和个人的感觉，他们常常处在一种方向迷失、关系隔绝的状态中。自9·11以来的几个月里，这种现象尤其明显。

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里，我们会发现那些孤独迷茫的人物取代了英雄和反英雄人物的位置，他们中的人大多感到他们的工作、家庭，甚至自己所处的社会荒诞不经、与自己毫不相干。所以这样看来，自1945年以后我们到底在哪里能够找到那些针对孤立主义以及关于丧失纯真方面的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批评呢？纯真一词现在基本上被描述成天真无邪或者幼稚之意，它在美国小说中仍然处于中心的位置。詹姆斯·鲍德温笔下的约翰·格莱姆思，索尔·贝娄的尤金·亨德森，拉尔夫·埃利森的看不见的人，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霍尔顿·考尔菲德，托马斯·品钦的伊迪帕·毛斯，托尼·莫里森的米尔克曼·戴德，唐·德里罗的杰克·格兰尼，这些人物只不过是那些拥有最初率真和无知性格的美国人物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有关越战题材的政治小说在许多方面都独树一帜，成为关于政治的虚构作品，这些小说里的主人公在失去纯真的同时又想让美国从全球各种纷乱的纠葛中撤离出来，因为这些纠葛似乎只能给涉入的各方带来灾难。那么，那些从更加批判的角度来探究政治孤立性和文化地方主义的小说在哪里？

不幸的是，在我看来，答案是现在这种小说比19世纪末还要少，那些我们最看重的作家们所创作出的文本的确触及了这一主题，但大都只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政治问题基本上不是大屠杀及其影响，就是有关冷战的，也有一些关注于爱尔兰和非洲冲突的问题，它们已经占满了最近六十年间的美国小说史的各个角落。广岛风云、洲际弹道式导弹系统阴影、预示着大灾变开始的那一刻的原子弹头落下所划出的弧形轨迹，这些例子在约翰·霍克斯、约翰·厄普代克、托马斯·品钦、约翰·巴思、威廉·加迪斯、唐·德里罗以及琼·狄迪恩所创作出的冷战题材文本中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画面了。

在1989年以前，国际紧张局势和国际阴谋的影子在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例如托马斯·品钦的《拍卖第49批》和《万有引力的虹》，约翰·巴思的《学院的轮休假》，还有唐·德里罗的《天秤星座》，但是这些文本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提出在充当国际政治的领导角色方面，美国应该如何在文化上更有见地、更加老练。更普遍的情况是，正像唐·德里罗笔下《毛二世》所反映的那样，当代文本暗示出恐惧和孤立主义的存在是合理的，通过斡旋来解决国际冲突的努力是徒劳无功的，而且有可能引火烧身。在《毛二世》中那位患有妄想症的作者战胜了自己的妄想，后来被诱骗到中东，最终在那里惨遭恐怖分子的杀害。

当许多后现代主义文本一再将世界描绘成地球村的美好图画时，我们却从詹姆斯、爱伦·坡以及梅尔维尔的作品中找到了一些告诫。这些告诫建议美国人多多增长见识，更积极地融入整个世界当中去，而这些需要正是许多后现代小说中所缺乏的重要元素，或者那些后现代小说仅仅将这一需要放置到完全从属于个人和对私人的关切上去。可以用于证实这一观念的例子就是菲力普·罗斯的《反生活》，在这部小说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篇幅的故事是发生在中东地区，主要人物亨利和内森·祖克曼一直挣扎于一些政治问题的困扰中，这些问题是有关于他们作为美籍犹太人对以色列以及那些居住在犹太人散居地的人们的责任。文本中广泛涉猎了一大批国际事件和政治人物，小说中的人物深陷于有关国际介入问题的探讨中。然而，最后出场的却是美国作为安全港的形象，它庇护了那些为躲避长期无法解决的战争而逃离旧世界的移民。内森虽然可以选择到国外四处周游，甚至到英国去生活一段时间，但最后还是返回到了新泽西老家那里，退回到了美国保守性这个起点上。这种退避给了他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可以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而这也正是许多当代美国小说的中心意旨所在。

五

除非9·11事件使民众的注意力发生迁移，否则不会有任何迹象能够显示出那些关注国际事务的政治小说将要出现。然而，这些迹象开始指向内部的变化，即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加紧迫的国内事务上来，例如穷人和无家可归者的窘迫境地、民族多样性和种族主义、内城区的黑帮打斗、家庭暴力和异族通婚、吸毒、暴力犯罪、监狱系统和警察暴力等问题。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存在的政治小说中，美国纯真一词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意义的迁移过程。许多新锐作家不再对民族的纯真神话感兴趣，而是用描写童年的纯真来取而代之，他们讲述数以千计的孩子们的故事，那些孩子们的生活遭到了贫困、虐待的摧残，也遭到美国社会中自私、沉溺于各种嗜好的那一部分所显露出冷漠态度的蔑视，在这样的社会里无论是监禁，还是死亡，或者说这两者对那些有色人种的年轻美国人来说形成了一种无法逃避的命运。

在我所在的系里，两位年轻的同事这个秋天组成一队来讲授一门名为“非洲裔、拉丁裔美国人的监狱文学”的课程。课程中引用的作者及文本包括皮里·托马斯，《在这些街道上》；米奎尔·佩纳罗，《不羁监生活》；穆米亚·阿布·贾迈尔，《死亡之花》；唐纳德·高尼斯，《白人的公正》、《黑人的悲痛》；约翰·艾德加·怀德曼，《兄弟与监护人》；还有对艾瑟雷治·奈特、琼斯·蒙托亚、劳尔·萨利那、路易斯·罗德里奎兹、安吉拉·戴维斯、切斯特·海姆斯、汉克·路易斯、艾斯伯格·斯里姆、列奥那德·佩尔提尔、鲁本·萨拉撒、达利厄斯·詹姆斯和马尔科姆等人作品的节选。课上还会观看几部电影，其中包括《不羁监生活》、《黑帮大时代》、《地狱搜查线》、《A&E美国安哥拉劳改营》以及《监狱风云录》。这门课程之所以能够搭建起来，要得益于教授们的慧眼识珠。他们看出来有色人种艺术家们的当代作品以及他们所做出的成绩与这个主题密切相关。另一个原因是在我们背景各异的学生群体中有许多人的亲属或朋友就在监狱中服刑，他们本人也曾遭受侮辱，特别是当他们与监狱警察交涉试图去探望他们在狱中的亲人的时候。教师们和学生们对有色人群高于白色人群的高服刑率表示深切的关注，他们试图从文学中去进一步了解监狱的状况，加深对决定这一状况的司法政策的认识。

我想简短地讨论一下一位新作家的作品来结束我的文章，这位作家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被纳入大学文学的课程中作为阅读文本，部分原因是它们打动了学生们的心，实际上也与他们的生活紧密相关。这位年轻作家名叫小亚伯拉罕·罗德里格兹。他的故事集《没有旗帜的男孩：南布朗克斯区往事》发表于1992年。他出生于1961年，当这本故事集发表的时候，他才31岁；在1994年他又出版了一部小说《蜘蛛之城》。这些作品都是讲述纯真、经历与死亡的主题，当然这里的死亡有两层涵义，指精神上的或肉体上的死亡。作品关注的是年龄处于十一到十四五岁之间的青少年的生活，他们正在从孩童玩耍、幻想游戏的阶段过渡到要面对成人世界中残酷的现实，怀孕生产、吸毒成瘾、犯罪暴力、逮捕以及接下来的入狱，等等。作品的风格属于社会心理现实主义，揉入了通俗的街边语言以及意味深长的诗歌体的精炼和深邃。对那些从未踏入布朗克斯区或洛杉矶东部打斗地带的人们来说，罗德里格兹则将他们带入这些暴力场面的背后去倾听人们对绝望般痛苦的表达，以及那些试图挣脱父母及亲属命运的人们的内心渴求。

罗德里格兹在自己带有传记性色彩的一段说明中，将自己描绘成一个波多黎各籍美国人，“花许多时间与那些生活在布朗克斯区南部的孩子们泡在一起，那也曾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他说他曾把自己的作品拿给孩子们看过，他们的反应都无一例外地证实了他的故事实在就是他们自身生活及所处生活环境的真切写照。“通过了解这些孩子们使我的作品变得越来越现实化和人性化了。”他又补充道，“不幸的是，越多的涉入意味着越深的痛苦。我的一些朋友们被杀了，这也使我的内心深受伤害。”他的这些有关残忍对待纯真的故事在令人痛心疾首的同时，也提醒着我们还有一个隐藏着的美国一直存在着——也就是内城区、贫困的乡村地区以及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存在。在这些地方数以千计的人们忍受着悲惨拮据的生活，而媒体却对此一言不发，政府好像也常常对此视而不见。

他所创作的大多数故事都把女孩或年轻女子作为中心人物，通过她们身上的遭遇来阐释种族主义、男性沙文主义、贫穷和教育资源的匮乏等因素的结合如何把她们推入自己所不愿面对的绝望边缘。许多女孩发现自己在十二三岁就当上了母亲，生活在肮脏之中，被伴侣虐待或抛弃，那些人曾诱奸过她们，使她们误入吸毒以及犯罪的歧途。这样的女子通常会发觉自己孤独无助，无法赚钱抚养自己孩子并满足自己的毒瘾。罗德里格兹向他的读者展现的是一幅一个年轻女子在内城区生活残酷现实的写照。这些场面很少会被媒体报道：她们对自己的错误悔恨不已，她们渴望成为一个强势的公民，她们也梦想着能够做一个好母亲拯救自己的孩子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我们听到过她们对自己父亲或者母亲的愤恨，因为她们在成长过程中父母没有正确地帮助或引导过她们，反而她们父母的毒瘾和虐待通常致使自己的儿子女儿早早地离开家门。

然而，尽管阴暗的一面构成了这些故事中的主要基调，但青春时代的快乐时光与友谊也将作品提升到了一定高度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甚至在这样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居民集居区里，仍留有一种纯真对那些幸运的孩子们是可能的，那些像罗德里格兹的孩子们幸存了下来并成功逃离了那种使许多其他人无法挣脱的宿命。显而易见的是，生活在这种社区内的许多人都渴望成为这种如同神话般的美国梦的一部分。目前在美国研究上让人“备受欣慰”的是，我们仍然可以依赖一件事：我们美国的政治神话将延续下去，并会被领导人们用来规划未来。然而我们所不知道的是这个未来将会是什么样的。正如我殷切期盼的是我们的政治小说能够启迪美国人看到我们需要的乃是一种更加复杂的世界主义，这些迹象也表明了我们对孤立性的渴求和对美国纯真能够再次重生的向往。人们希望政府能够找出把恐怖主义关在美国之外的办法，但是他们更希望美国能成为神圣的乌托邦式的花园，在那儿神圣的使命和美国梦都能得以实现。鉴于当前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努力要让美国从那个梦中醒过来，面对严峻的现实状况，诸如战争，经济进一步衰退，在中东地区无限延期、取胜无望的角色，在中东的这些举动将直接引起更多的反美仇恨，更有可能导致敌视美国人的恐怖主义的进一步升级。我们19世纪的美国作家们正是预见到了这一危险，所以才努力地告诫我们。

本文写于2002年。
赫尔曼·梅尔维尔《霍桑和他的〈古屋青苔〉》，梅尔维尔作品便携版，杰伊·雷达，纽约：Viking出版社，1952，第408—409页。
参见埃利奥特《革命时代的作家：新共和国的文学与权威，1725—1810》，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第3—34页。
弗兰克·伦特理夏《新批评以后》，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
萨克万·伯克维奇《美国人的悲叹》，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78。埃利奥特，《剑桥早期美国文学导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
洛杉矶时报，2002年8月17日，B20版。
有关移居海外作家，参见埃利奥特《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8，第743—852页。
R.W.B.路易斯《美国的亚当：十九世纪的纯真、悲剧和传统》，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5。伊哈布·哈桑《激进的纯真：当代美国小说研究》，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1。
参见约翰·维纶布利治《政治小说与美国人的自我》，厄本那：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98。
小亚伯拉罕·罗德里格兹《没有旗帜的男孩：南布朗克斯区往事》，明尼阿波利斯：Milkweed Editions，1992，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