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回到斯塔夫罗波尔

1955年7月末，我回到斯塔夫罗波尔，开始在边疆区检察院工作。我的实习期始于8月5日，同时来的还有好几个法律专业毕业生。在夜晚，我在城里漫步，逐渐了解这座城市，还需要找一套房子住。城里郁郁葱葱的绿色和典型的省城外观令我感到震撼。建筑大多数是只有一层或二层，三层或四层的楼房点缀其间，周围都是些附属房屋。建筑风格与当时的许多俄罗斯省会城市的建筑相似：显得奇怪和五花八门。

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从市中心向山坡下延伸到堡垒的东大门（斯塔夫罗波尔最初就是堡垒）。当时，东大门被称为第比利斯门，因为门下的道路通往第比利斯……当地的另一个“地标”是教育学院门前的大水塘。我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书记时，将它填掉了。尼兹尼市场坐落在我住的埃尔布鲁斯酒店隔壁，里面的蔬菜水果价格十分低廉。人们只要花费几个戈比就能买到半篮子西红柿。当时我正在存钱，因为我需要在赖莎到来之前租一套房子。

这是我第一次租房子。经过最初的三五天敲门尝试，我一无所获。检察院的同事建议我去找中介。中介人员均在检察院和警察局登记。办公室的人给了我一个中介的地址，她是一个有经验的中介，住在伊帕托沃街26号。当我到她那里的时候，她马上就发现我并不是来查禁非法交易，而是来寻求帮助的。她收了我50卢布，给了我三个租户地址。其中的一个位于哈萨克亚街，将成为我们今后几年的家。

房东是一对和善、文雅的退休教师，他们有一个女儿——柳芭，还有女婿沃洛佳。后来，他们的外孙出生了，起名为阿纳托利。他们租给我们一间11平方米的房间，其中三分之一的面积被一座火炉占了。三个小窗户俯瞰下面的一个很老的果园。窗户无法关紧，因为窗框已经倾斜了。家具包括一张又长又窄的床，床上的铁网十分松垮，几乎碰到了地面。房间看上去破旧不堪，但这是我能够租得起的房间。我们说好，房间的租金是每月250卢布（1961年之前的价格）。我们需要自己购买柴火、煤炭和煤油。我从莫斯科作为“慢件”托运来的大胶合板木盒完好无损地运到，我们将它当桌子和书箱使用。我做了一些衣架，在赖莎到来前买了两把椅子。家具就是这些了。

房东尽其所能让我们在这个小房间里能过得舒适一些。但他们能做的事情并不多。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好意，并十分感激。有时，我们会一起坐在桌子周围聊天，谈谈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家庭的男主人是格利高里·瓦西里耶维奇，平时不怎么爱说话，但喝了几杯伏特加后就会健谈起来。几杯酒下肚之后，他总是规劝赖莎“要清醒地看待生活”。他家女婿沃洛佳在边疆区报社工作，女儿柳芭是一名化学教师。在这样的场合，他们经常会吵起来。沃洛佳一旦喝醉，就会行为异常。有时为表示不满会爬到树上去。房东在这个时候会为女婿的举止感到羞愧，但我们表示理解。隔壁住着一个前白军上尉，一个带有行伍仪态的老人，有一副修剪整齐的灰色八字胡，完全是贵族的做派。他是位真正的绅士，十分欣赏赖莎。也许赖莎使他想起了他的过去或者是他从未实现的梦想。

我们在斯塔夫罗波尔过的第一个冬天来到了。我们的房间十分寒冷。靠我的工资生活和支付房租十分艰难。我们的生活十分拮据，挤出点钱来支付生活必需品：暖和的衣服、鞋子和耗煤厉害的火炉。

我在苏联检察院受到的拒绝、他们对我家庭情况的视而不见和我工作分配的离奇经历，使我对此时的司法工作产生动摇。我在斯塔夫罗波尔最初七天的实习也没有能够打消我的疑虑。我决定离开检察院。

我联系了边疆区共青团委员会。我去见了一些过去曾打过交道的团干部，我们交换了看法。莫斯科大学的牌子和我在共青团工作的履历明显起了作用。我应邀与边疆区共青团第一书记维克托·米罗年科见面，我们相互自我介绍，做了交谈。我接受所提供的工作岗位，担任边疆区团委宣传动员部副部长。

事情的进展似乎一帆风顺，但只是表面看起来是这样。作为一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我必须到我的分配单位——检察院报到，并承担被指派的工作。我必须把边疆区检察院的事情处理妥当。米罗年科提供了很大帮助，安排好了我在边疆区团委的工作。即使这样，我知道必须要告知边疆区检察长，就此事进行商量。瓦西里·佩图霍夫是一个名气很大的人，以独立和正直而著称。

“这完全由您来决定是否放我。但如果您能满足我的愿望，我将表示感激。”我在结束向边疆区检察长恳求时以这句话收尾。

同一天，我写信给赖莎：“与边疆区检察长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谈话。”第二天，我写信给她通报情况：“他们与我进行了又一次谈话。在训斥了我之后，同意我到边疆区团委工作。”

几十年之后的80年代，我收到了佩图霍夫的两本书，书中的题字是：“每当我想到我没有阻挡你的前程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就感到十分欣慰。”

尽管整个边疆区只有两个人持有大学哲学学位，赖莎的工作安排却没有什么进展。哲学课程的教学工作由历史系毕业的教师承担。赖莎一开始不得不在边疆区图书馆工作，负责外国文学部的管理事务。

我的工作需要经常下到边疆区的基层。到基层村庄去会见共青团积极分子要花费很长时间，只有两种交通方式可供选择：要么步行，要么搭便车。当地团干部会安排我住在村民家里。餐食十分糟糕，即使你有钱也买不到吃的。

战争结束已十年之久，人们依然很穷，许多人处于赤贫之中。一些年轻人不满这种贫困的条件，愿意到任何地方——发电厂、工厂、公路和河道的建筑工地去做任何工作。但大多数人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他们只有忍受艰难困苦，希望情况能够好转。

1955年11月，我下的第一个基层单位是新亚历山德洛夫斯基区的戈卡亚——巴尔卡村。这个村庄沿着深谷延展20公里。这个村庄实际上没有砖墙瓦顶或金属屋顶的房屋，都是些泥墙草顶的茅屋。清晨，当地的团干部与我一起去一个养殖场。从一个小山丘上，我看到杂乱分布的棚屋，炊烟从烟囱里冒出来。我吃惊地看到了一个冰冷刺骨的世界。只有狗吠声打破了宁静。我问陪同我的干部：

“年轻人在哪里聚会？有没有类似村庄俱乐部的场所？”

“没有，有一个无人居住的棚屋，我们在那里开会。年轻人有时也在那里聚会。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在家里相聚。他们渴望春天和夏天的到来，那时候他们可以在户外享受生活的乐趣。”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到达养殖场。也许我们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我们到这里时，青年妇女刚刚在劳动几个小时后在这里休息。我自我介绍了一下，说明了我此行的目的：

“来看一看你们是如何生活和工作的。”

我说这是我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出来。我讲话时的谦逊口吻给她们留下了好印象。有一个姑娘，很显然是她们的头，很严肃、忧愁和痛苦地说道：

“没什么可看的，每天每年都是一样的。”

“你们所做的对人民的生活十分重要。”

“我们知道。”

总而言之，她们是些快乐和富有激情的姑娘。年轻时，一切好像都是美好的。青年时代是人的生命中最幸福的阶段。唯一的问题是青春的流逝十分迅疾。

“给我们说说，你是哪儿人，你怎么到莫斯科的。”

我说我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本地人，来自边疆区西北部的普利沃诺耶村。中学毕业后，我继续我的学业。我向她们讲述了在莫斯科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我听说你们许多人在学校上完七年级后就不愿再上学了。”

结果表明，她们很愿意继续上学。

“为什么你拒绝干检察长的工作？”

“我很高兴我接受了法律专业教育。但在大学时，我参加了团的工作。我带回来了大学学位和妻子。我们自己住，共同干一番事业。我们住的房间很小，几乎入不敷出。我的妻子还没有工作。”

她们很吃惊地听说拥有莫斯科大学学位的人竟然会没有工作。

“你告诉我们应当读书，是吗？那么为什么还要学习？”

“一切都将会发生变化，生活也会发生变化。我们刚刚从一场可怕的战争中恢复过来。很多方面已经发生变化。你们中间与我年龄（24岁）相仿的人都能记得艰苦日子是什么样子。情况正在变好，虽然离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与妻子的共同经历深深地触动了她们。与我交谈的姑娘大多数都还没有结婚。在那个年代，这个岁数的姑娘应当成家生孩子了。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忍不住问她们：“你们有男朋友吗？”

她们一下子大笑起来。

“不过，你们还年轻，还有跟你们差不多大的小伙子没有在战争中阵亡。”

“你在哪里能看到这些小伙子？他们都走了，一些人到部队当兵，一些人到北方和西伯利亚的建筑工地干活。”

我很讨厌我们的谈话以这样令人扫兴的话题结束。在我们道别之前，我问能为她们做些什么，我十分希望能帮助她们。

她们的回答令我感到意外：

“有时间再来看我们。”

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她们与我一样了解生活的实质，任何人都无法生活在所处的时代之外。人们必须忍耐，希望情况能够逐步改善。1956年初冬，我来到了阿颇隆斯基区的著名集体农庄——“共产主义灯塔”。它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921年。在好几十年里，集体农庄的主任是赫赫有名的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朱赫诺。到处都能感受到他的权威存在。他有专家和许多年轻人为自己工作。住宅区是刚刚新建的，道路条件很好。集体农庄还有学校、幼儿园、来访者餐厅和供我们住宿的招待所。

我的陪同是区团委书记，名叫尼古拉·卓洛托帕普。一个通知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内容是明天所有共青团员都要参加一天义务劳动，从田里清走牛粪。尼古拉和我决定明天早上到田里去与团员们一起劳动。在一起劳动时，我们开始相互认识起来，我们向大家通报了我们的身份。

“你们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就是为了参加今天的义务劳动吗？”

“当然不是。我们到这里来是要考察一下，这样我们就能告诉其他人你们的团组织是怎样活动的。”

“我们紧跟着我们的主任，我们帮他干所有事情。他也为我们做许多事。我们这里有许多年轻人，没有一个人离开集体农庄。集体农庄花钱送我们去深造。学成之后作为专家回来工作。演员们也经常到我们这里来，集体农庄还花钱请电影放映队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免费电影，尽管来的次数还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多。”

当我们问到对团组织的看法时，所有人都是众口一词。大家对共青团书记格利高里·多布罗斯科金表示十分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