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青年时期的工作

我在公务方面花了不少时间，却并没有让我放松自己的学习，反而使我更加集中精力继续学习。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我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第一次发表的文章是在《旅行者》晚报上的两封信，那是1822年年底发表的；后来《旅行者》被《全球》报收购，合并成《环球旅行者》报，它在当时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托伦斯上校的产业，主编是富有能力的沃尔特·库尔森（他曾是边沁先生的抄写员，后来当了记者，接着当了编辑，再以后做过律师和财产代理人，最后去世时是内政部法律顾问）。这份晚报是自由党人最重要的机关报之一；托伦斯先生亲自执笔为该报写了许多政治经济学文章；针对当时正在攻击李嘉图和我父亲的某些见解，我在父亲的鼓励下，写了一封信进行反击；库尔森出于对父亲的尊敬和对我的好意，将信登载出来。之后托伦斯还写了一篇回复，对此我写了第二封答辩信。很快我尝试着做更有野心的事情。理查德·卡莱尔和他妻子与妹妹因出版敌视基督教教义的书刊被起诉，这件事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特别是与我接触较多的一些人的关注。当时还没有政治上，尤其是宗教上的言论自由，即使仅仅是理论上的也被严厉禁止，而现在好像至少已得到了承认；持有和人们不同观点的人，不得不为争取言论自由而随时准备进行反复辩论。我以威克利夫的笔名给《纪事早报》连续写了五封信，深入而仔细地论述了自由发表宗教见解的重要性，其中三篇于1823年1月和2月发表，另外两篇因言辞过于激烈而不被该报许可，一直没有发表。但我很快就以同样的主题（当时下议院正在辩论这个主题）写了一篇文章，被该报作为社论登载出来。在1823年的全年里，我在《纪事早报》和《旅行者》上发表了相当多的文章，有的是书评，但更多的是以书信形式的评论，评价议会发表的粗浅议论、法律的缺陷以及关于地方行政官或法院的违规行为。《纪事早报》当时在针对官员罪行的揭发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佩里先生去世后，该报的编辑和管理工作由约翰·布莱克先生接任。他从该报创刊以来一直担任着该报的记者，并且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为人诚实，心地纯朴；他也是父亲的一位好朋友，非常熟悉和相信父亲和边沁的思想理论，并能熟练而巧妙地把这些思想以及其他有价值的思想展现在他的文章里。自此开始，《纪事早报》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是辉格党的喉舌，在此后十年里，该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激进功利主义者发表见解的工具。此类文章大多由布莱克亲自写，协助他的是方布兰克，后者用为该报撰写的议论性文章和讽刺小品展示了他突出的写作才能。该报大量披露法律和司法行政上的缺陷，并对它们的改进做出了巨大贡献。在那时以前，除了边沁和我父亲以外，还没有发现对英国制度和行政机构最大弊端的公开批评。英国人几乎普遍地深信英国的法律、英国的司法制度以及英国的不支薪酬的地方行政官制度都是优秀的典范。我可以很负责地说，除了边沁先生提供的重要理论和资料之外，让人们识破这一迷信的最大功臣应是这位《纪事早报》的编辑布莱克先生。他不断地发表文章进行攻击，揭露法律、法院（支薪与不支薪）的荒谬和罪恶，使人们心中不断形成比较正确的认识。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他是社会舆论的喉舌，经常要比其他报纸提倡的东西早得多。布莱克是父亲的常客，格罗特先生常常说，他只要看到周一晨报上的文章，就知道周末布莱克是否与我父亲在一起。布莱克是父亲传播思想最有影响力的众多渠道之一，通过该报使父亲的言论及个人影响变成布莱克的文章发表出来。此外，加上他的著作的影响，父亲成为英国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是普通大众只凭才智与品格很难获得的，而且这股力量往往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发挥得最充分。上文我已说过，李嘉图、休谟和格罗特的很多成就中的一部分就是因为我父亲的鼓励与劝导。与布鲁厄姆相比，父亲在许多社会公益方面，不论是教育改革、法律改革还是其他问题，他所有的成就可以证明他是一个难得的天才。他的影响如不停息的流水，举不胜举，这种影响又因为《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创立而被无限扩大。

和人们的推测相反，我父亲并没有参与《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创办工作。多年前父亲与边沁先生经常说起的就是要创办一份激进党的机关报，以回击《爱丁堡评论》和《季刊评论》（当时它们正处于最有影响力的时期），当时边沁先生想由父亲出任主编，可是这个想法从未成为现实。后来，1823年边沁先生决定自己出资创办《评论》，并邀请父亲担任编辑，但父亲因为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公务繁忙而无法兼顾，所以拒绝了。于是边沁先生就邀请了鲍林先生担任此职（现为约翰爵士），他是伦敦市内的一位商人。鲍林先生在此前两三年中经常殷勤地拜访边沁先生，由于他有着优秀的才智，而且他对边沁先生高度尊敬，以及赞同着他的许多（即使不是全部）主张，同时他也与各国自由党人有广泛的交往和通信，所有这些让他似乎适合担任边沁的得力助手，帮助向全世界各地传播他的信誉和理论。父亲很少接触鲍林，但对他很了解，认为他完全不是想象中的适合办政治和哲学评论的人；而且他预感到这个刊物的前景不长，对它不抱什么希望。他深信这个刊物不但会使边沁折本，而且可能会使激进派的原则遭受质疑。但是父亲又不能置边沁先生于不顾，就同意为创刊号写一篇文章。按照在之前商定好的计划中受大家共同赞成的一部分，该刊将针对其他评论刊物的文字进行评论。父亲的这篇文章就是对《爱丁堡评论》从创刊起各期的作品做出的全面评判。他在开始写之前，让我把该刊所有文章或者每期的重要文章通读一遍（这种工作在1823年时要显得容易些），然后把我认为他需要看的文章，或者写得好或者写得差的地方摘录下来。父亲的这篇文章让《威斯敏斯特评论》第一次出刊就引起轰动，也是他所有文章中最能展现他的思想性和技巧性的一篇。首先，他整体分析了期刊文字的倾向，指出刊物不能像书籍一样等待成功，而是必须一出刊就能引起响应，否则刊物可能永远成功不了。因此，面对公众时，父亲认为刊物大体上一定要遵从并反复灌输公众已持有的见解，决不可去纠正或改进他们的见解。其次为了突出《爱丁堡评论》作为一个政治性机关刊物的特点，他进一步用激进派的观点全面分析了英国的宪法。他提醒公众认识到该宪法自始至终的贵族特性：下议院的多数议员由几百个家族产生；议会中较独立的一部分人（各郡的议员）几乎都是大地主；这种范围狭窄的寡头政治只是为便于统治，才允许不同阶级分享一部分政权。最后，他称教会和法律界是寡头统治的两个后台。他指出，这样组成的贵族体制自然倾向于把自己分成两个政党，由一个政党执政，另一个政党在大众舆论的支持下想要努力取代前者，而贵族的优势和占据的支配地位，根本不受到重大伤害。他描述了贵族的在野党可能采取的方针和占有的政治地位，解释了在野党为了取得公众的支持而假意支持受公众欢迎的原则。他指明了这种做法是怎样在辉格党所做的事情中体现出的，而《爱丁堡评论》作为辉格党的主要喉舌正在施行。他用“跷跷板”一词来形容该刊的主要特点；但凡触碰到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利益的每一个问题时，它们用不同的文章或文章的不同部分时而这样说，时而那样说；而且他还就以上种种情况用丰富的材料加以表明自己的立场。这篇文章给了辉格党及其所施行的政策从来没有过的严厉抨击，此前在英国还从来没有人为了激进主义而给予对手如此沉重的打击。我相信，当时除我父亲外再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此时，新创立的《评论》已与另一份筹备过程中的纯文学期刊联合，后者由亨利·萨瑟恩先生担任主编；他当时是职业文人，后来步入外交界。两位主编同意联合办刊分工合作，鲍林担任政治版刊物的编辑，而萨瑟恩负责文学版。《评论》的文学版本打算交由朗曼公司出版，该公司当时虽然在《爱丁堡评论》占有部分股权，但愿意承担这份新刊物的出版。但是当一切准备就绪，刊物的简报已经发出去时，朗曼公司见到我父亲抨击《爱丁堡评论》的文章，便撤销其出版决定。因此，父亲在大家的请求下利用他和出版商鲍德温的关系，使《评论》成功出版。于是《评论》的创刊号终于在1824年4月问世了，这完全超出了我父亲和大多数后来支持它的人的预料。

这期的发行量使我们大多数人都喜出望外，文章总的质量也超出了预期。文学版与艺术版的文章主要依靠宾厄姆先生，他是一位律师（后来担任检察官），与边沁先生是多年的好朋友，也是奥斯丁兄弟的朋友，极为热情地信奉边沁先生的哲学理论。非常巧的是，在第一期刊物中他的文章就有五篇之多，而且每篇文章都让我们特别满意。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对《评论》有着错综复杂的感情；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个刊物办得这么好，好到足以令人满意地成为那些支持刊物并公开宣称的观点的人们可以信赖的喉舌；我们认为该刊物总体上十分优秀，因此对我们认为有损它完美的地方感觉非常懊恼。除了我们对它持有一般好感之外，当我们知道它作为创刊号的发行量如此之大，并且知道它作为一问世就受到广泛关注的激进派评论刊物拥有和其他基础牢固的政党报刊同等权利时，我们更加毫不迟疑地竭尽所能，希望把它办得更好。

父亲继续偶尔写些文章，继《爱丁堡评论》之后，又披露了《季度评论》；在他的文章中，最重要的是发表在第五期上抨击索赛所写的《教会》一书的论文，和第十二期中一篇政治论文。奥斯丁先生只写过一篇论文，但十分成功；该篇文章反对长子继承权，回击了麦卡洛克最近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的文章。格罗特也只写过一篇论文，因为他正在全身心地投入写《希腊史》；他写的这篇文章就是讨论他正在研究的主题，即彻底地揭露和批判米特福德。宾厄姆和查尔斯·奥斯丁继续为《评论》写了一段时间文章；方布兰克从第三期起经常向此刊投稿。我的知交好友埃利斯也给此刊写稿，但是到第九期他就离开了。大约这个时候，另外一批人又参与进来，有艾顿·图克、格雷厄姆和罗巴克。我自己也经常向此刊投稿，从第二期起到十八期止共写了十三篇文章，内容要么是对历史和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评论，要么是读特殊政治主题如《谷物法》、《狩猎条例》和《诽谤法》的评论。有时父亲和我的其他朋友也会写点儿有价值的文章。鲍林先生的朋友写过精彩的文章。可是总的来说，在我所接触的那些对《评论》的宗旨有强烈兴趣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对《评论》的经营表示满意的。几乎每一期出版时，都有一些地方使我们非常厌恶，有的是观点和风格方面的问题，也有的纯粹是水平问题。我父亲、格罗特、奥斯丁兄弟等人对该刊做出的不满的评论，激起我们年轻人过度热情地附和。我们年轻人的热情高涨，让我们毫不犹豫地大发议论，这使两位主编的日子很不好过。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所作所为，毫无疑问我们有的做得对，有的做得不对。我可以肯定，如果那时《评论》依照我们的想法经营（我指的是按照我们这批年轻人的想法经营），那么也不会办得更好，甚至也许比那时办得更差。但是在边沁主义历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使边沁主义广泛传播的这份刊物，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认为对所有问题的见解都该代表边沁主义的人的强烈非议。

此时，《评论》已经广为公众熟知，它为边沁式激进主义在主张和理论方面取得公认的地位，这样的名誉和地位与其信奉者人数之不成比例，也与当时大部分被认为是信奉者中人的个人成就和能力不成比例。众所周知，那是个自由主义迅速膨胀的年代，随着人们对法战争的恐惧和仇视情绪慢慢消失，公众开始重新关注国内政治，改革的思想潮流也开始逐渐高涌。但在欧洲大陆上，旧王族恢复了对人民的压迫，英国政府公然支持所谓“神圣同盟”的反对自由的阴谋，长期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造成了国内债务和税收的沉重负担，这使政府与国会十分不得民心。激进主义在伯德茨和科贝茨的领导下取得的声望和重要地位让政府惶恐不安。他们的恐慌并未因颁布了著名的《六项法案》得到暂时的缓解；而对卡罗琳王后的审判在大众心中激起了更大更深的仇恨。虽然这种仇恨从表面迹象看随着刺激原因消失而消失，但是到处都涌现出一股之前没有过的反对政府各种不公的思潮。休谟先生坚持要求对政府开支严格审查，促使下议院在讨论每一条引起争议的预算项目时产生了分歧，这种情况开始强有力地影响着舆论，最终迫使政府很无奈地缩减许多较小的开支。1820年由图克先生起草，由亚历山大·巴林先生递呈的伦敦商人要求自由贸易的请愿书，以及李嘉图在议会生活的几年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使政治经济学在公共事务中有力地突显出它的作用。李嘉图紧接着就“条金争论”所写的文章，和继他的文章之后发表的我父亲和麦卡洛克的论文和评论（那几年里麦卡洛克在《爱丁堡评论》发表文章都极有价值），都引起了公众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使政府内部至少有一部分人转变了立场；赫斯基森在坎宁的支持下主张逐步取消这种保护贸易制度，他们的一位同僚实际上于1846年完成了这个任务，虽然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后残余直到1860年才由格拉德斯通先生彻底扫清。当时的内务大臣皮尔先生正小心翼翼地尝试着走无人走过的边沁主义特色法律改革之路。这个时期，自由主义似乎成了时代的主题，最高阶层鼓吹改良制度，而最低阶层强烈叫嚣着要求彻底改变议会章程。于是在这个时候经常会出现一批新的作家，他们自称是这股新潮流的立法者和理论家，以此来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写作的坚强信念，似乎没有人能够比他们的信念坚定；他们敢于正面抨击现有两个政党；他们毫不妥协地公开宣称反对许多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他们对他人的怀疑态度表明了没有谁比他们更具有反社会的精神；至少我父亲的著作具备这样的力量和气势，他还有众多出现在他背后足以办一份评论的支持者；最后《评论》有了相当大的发行量和读者。所有这些使所谓哲学和政治学中的边沁学派在公众心里占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后来英国兴起其他同样认真的思想学派所难以达到的。由于我置身在这个学派的中心机构，了解它的组成状况，而且我是其中最积极的少数人之一，所以可以毫不过分地说，我比大多数人更有资格谈一谈它的情况。

这个想象中的学派，事实上当时只是由围绕在他周围的一定数量的年轻人组成，他们被我父亲的著作和思想所吸引；他们或多或少已经或正在从我父亲那里吸取他的明确而果断的政治学和哲学思想。那种认为边沁身旁聚集着一批亲自聆听他讲述学说的信徒的说法，纯属无中生有；关于此父亲在《略论马金托什》中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凡是了解边沁先生生活习惯和谈话方式的人都知道，这种说法是荒谬的。边沁的影响是通过他的著作产生的。他通过著作对人类的现状产生影响，直到现在依旧在发挥作用，这无疑比我父亲的影响更广更深远。在历史上他是个比我父亲伟大的人物，但是我父亲的个人影响要大一些。人们从我父亲的谈话中寻找信念和教益，他也确实主要以谈话为手段来传播他的见解。我从没看到过有人能像他一样，用通俗的谈论让自己最完整的思想得以充分而正确地表达。他能完美地运用自己丰厚的思想底蕴，他的简洁畅快的语言能声情并茂，以及他发言时所流露出的高尚道德风范和理智的力量，使他成为最优秀的辩论家之一。他满怀奇闻典故，经常笑声爽朗，当和他喜欢的人在一起时，他是个活泼而有趣的伙伴。但父亲并不仅仅是通过（或者主要依靠）传播他的精神信念才显示出他的力量，他的品格力量所产生的影响力更加巨大，这一点我后来才懂得它的珍贵。他有着高度的公德心，有视大众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胸怀，他的这些品质让同样的高尚与美德的萌芽在受他鼓励和他接触的人们心灵上逐渐生根发芽并不断成长。他的赞同成为这些人的愿望，他的非难成为他们的羞耻；他的谈话和当场的行动给了那些怀有相同目标而奋斗的人以精神上的支持；他以高度的自信心给予那些灰心失望的人们（总会在某些具体情况中失去自信）以鼓励，而他的坚定的信念来自对理智的力量，对社会总体的进步趋势，以及每个人都能通过明智的努力而行善的深信不疑。

正是父亲的见解赋予当时边沁主义即功利主义的宣传以显著的特点。他的这些见解零散地、多面地不断往外传播，主要通过三种渠道不断地源源流出。第一种是通过我，我的思想是唯一在他教导下形成的，并由我对很多年轻人产生相当有力的影响，再由这些年轻人向别人宣传。第二种是通过剑桥大学几个与查尔斯·奥斯丁年龄相仿的人，他们在奥斯丁的带领下，或者在他的思想的鼓舞下，信仰许多与父亲所主张类似的学说，其中有些小有名气的人后来设法认识父亲并经常拜访他。这些人中值得提起的是斯图拉特，即后来的贝尔伯勋爵和现在的罗米利勋爵，罗米利的父亲是有名的塞缪尔爵士，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第三种渠道是通过剑桥大学生中较年轻的一代，他们比奥斯丁稍晚，与艾顿·图克同辈，他们因具有与值得尊敬的图克的思想相似而和他交好，再由图克介绍给我父亲。他们中最著名的是查尔斯·布勒，其他还有许多人也个别地接受父亲的影响并传播父亲的思想，例如布莱克（上文已提到）和方布兰克。但是在那批人中间的大多数，我们估计也只能算是部分的同盟者，比如说方布兰克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就与我们存在分歧。但是，实际上我们当中对任何一部分见解都不存在完全的一致，我们中也没有任何人绝对信奉我父亲的学说。譬如说，他的《论政府》一文，我们虽然几乎都认为是政治学里的杰作，但是其中有一个段落我们并不赞同，在那一段中他提到可以不给妇女普选权，这与良好政治并不抵触，因为她们的利益与男人的利益一致。对于这个理论，我与我的知交朋友都表示坚决反对。应该为父亲解释一下，我父亲否认他故意强调妇女应该排除在普选权之外。他主张妇女应该和四十岁以下男子一样都没有选举权，关于这一点就在文章的下一段里，他对男子也提出完全相似的见解。他实际所说的不是讨论普选权是否应受限制的问题，而只是讨论（假定应给予限制）限制到什么样的程度，有了它才肯定不会危及良好政治的安全。但是我在当时和此后也经常意识到，他所承认的见解与他所否认的见解都存在极大的错误。声称妇女的利益包含在男人的利益里，就等同说臣民的利益包含在国王的利益里一样，而普选权赋予每个人的现实理由都要求不能把妇女排除在外。这种观点也是我们年轻的一批激进分子共同持有的，让我们高兴的是，边沁先生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完全站在我们这一边。

虽然我们中间并不是每个人都完全赞成我父亲的每一种主张，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讲，对我们这批后来被称为“哲学激进主义”第一批宣传者来说，父亲的理论是我们所组成的这个小团体主要的标志和特征。我们中的任何人的思想方法，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边沁主义的特色（即以边沁为领导或倡导者），而是把边沁的观点和现代政治经济学观点以及哈特利的形而上学融合在一起。比如马尔萨斯人口论同隶属边沁的任何理论一样，也是组成我们这个团体的旗帜和宗旨。这个伟大的理论原本为反对人类社会有着无限的改良前景的说法而提出来的，我们尤其热情地从相反的方向来理解这种理论，即认为要实现这种改良，唯一的办法只有通过主动限制人口的增长来保证全体劳动者以高工资充分就业。关于我们和我父亲共同观念的其他主要特点现解释如下：

在政治上，父亲几乎无限信任两件事的功效：议会制政治和议论的完全自由。父亲十分相信只要能让人类的思想具备足够的理性光芒，它就会对人类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他认为，如果能教所有的人读书，能够把各种思想用语言或文字向他们阐述，能给他们普选权，就能使他们选出立法机关，实行他们所信仰的思想理论，而后似乎一切问题都可解。他认为只要立法机关不再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它就会诚挚地和理智地为大众的利益服务；因为人民在经过受教育具备的理解能力的指导下，一般能够理性地选出他们的代表，这之后，就可以给予他们的代表自由处理的权力。因此，他认为贵族统治，即任何形式的寡头政治，是唯一阻止人类选出最明智的代表管理他们事务的障碍，也是他严加指责的目标；而他主要的政治信念，即民主普选权，并不是源自自由、人权或在此之前提出的保卫民主的有一点儿意义的各种警句口号，而是把它作为“保障良好政治”的必要因素。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样只紧紧抓住他认为主要的因素：只要政治良好，是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对他来说关系不大，这种态度要比边沁温和很多；而边沁认为的国王是“腐败的罪首”，这是十分有害的。除贵族统治外，他反对英国的宗教或教士组织，认为他们在地位上是使宗教堕落的罪恶源头，是反对人类思想进步的阻碍，这也是父亲极为厌恶的目标；可是他并不讨厌正直的教士个人，他有几个真挚的教士朋友。在伦理学方面，在他认为与人类的幸福有重要关系的一切问题上，他的道德感情都是热情而又严厉的；而他对通常的宗教教义却完全不关注（虽然这并不表现在个人行为上），因为他认为此类教义只是出于禁欲主义和教士权术，没有任何可靠依据。例如在男女关系方面，他希望给予人们更多的自由，虽然他并不明确限定什么是或应当是这种自由的确切条件。他这种见解不能证明他在思想上或实际生活中有情欲问题。相反，他预言这种自由的增加产生有益影响之一，是人们的想象力将不再集中于肉体关系或与之相关的事物，不再把这些夸张作为生活的一个重要目标；他认为这种想象力和情感的堕落是人类心灵最根深蒂固并且普遍存在的邪恶之一。在心理学方面，他的基本理论是在不同环境下通过普遍的“联想原理”可以形成人的性格，以及认为教育有着提高人类的道德和智力水平的无限可能性。在他所有的理论中，这一条理论最为重要也最值得去坚持。不幸的是，就是这一理论与当时及后来流行的思潮抵触最大。

凡此种种见解都是我所在这个青年小团体以万分高涨的热情紧紧拥护的，此外我们还把这种共同的信仰当成了宗派意识，而后一点至少从意向上说与父亲没有关系。由于我们（应该说是人们想象中的我们）甚至曾被人们滑稽地夸大为“学派”，而使我们中有些人在一段时间里真正希望成为这样的“学派”。十八世纪法国“哲学”派是我们追捧模仿的榜样，我们希望获得不低于他们的成就。我们这个团体中尤其是我，是对这种稚气的野心抱有最大希望的一个；如果说此事不会被觉得浪费篇幅与时间的话，倒可以说出许多详情来。

但是，准确地说我所谈到的这一切只是这个团体的外表，或者说仅仅是理论性的部分，而且还只是这个部分的一个方面。至于要透视到我们这个团体内部，分析我们是怎样的一种人，我必须先说明，我谈的仅限于我本人，只有对我自己我才是真正了解的；同时我相信，我所描述的关于我本人的情况，如果不作很多方面的修改，是不适用于我的任何伙伴的。

我想，人们经常把边沁主义者描述为仅仅是推理的机器，这种说法虽然对大多数具有这个称号的人极不适用，但对我人生中的某两三年的情况并非完全不符合。也许这个说法对我这种刚入社会，对向往的共同目标怀有新鲜热情的青年人才是适用的。在下面一点上，也没有特别异常的地方：不能期望一个与我当时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成为我恰好成为的那类人。我怀有数不清的干大事的抱负和愿望，其中最强烈的情感就是热情地为人类谋福利，当然里面还夹杂其他的情感观念。但是在我人生的那个阶段，我的热情主要还集中在理论性的见解上，还说不上出于真正的仁慈或对人类的同情，虽然这些品德已在我的道德准则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我的热情也与任何追求崇高理想的高度热忱不同。虽然我极其容易受这种感情的影响，但在当时这种感情的自然养料——诗歌的熏陶——曾经中断，而接受更多的是与感情相反的训练，那就是不带丝毫感情的逻辑与分析。此外，如上文中提到，父亲对我的教导往往忽视了感情的价值。这并不是因为他本人铁石心肠或麻木不仁，我相信事实恰恰与此相反。他认为感情不需要来自他人的关心，只要恰当地关心行为本身，肯定就会有足够的感情。他在伦理学和哲学争论中，看到人们把感情作为行为的最终理由和辩护，而忽视感情本身也需要辩护；当看到行为的结果对人类幸福产生害处时，实际上也需要感情为之辩护；当觉得一个人性格里富有感情时，人们就认为他值得被看作好人（父亲认为只有行为才能证明人的美德），这些事情经常引起他的愤慨。在评论人物或事物时，他对称颂感情最无耐心，即使提到也只是只言片语带过。除了他身上这种特性带给我及其他人的影响外，我们发现，我们认为所有最重要的见解常因人们感情的缘故而受到抨击。功利思想被谴责为冷酷的计算，政治经济学也被当成是无情的东西，控制人口的理论被斥责为违反人类的自然感情。我们拿“感伤”这个词来反驳，并连同“阔论”和“模糊”两个词作为我们指责他们的常用术语。虽然与反对我们的那些人比较，我们通常是对的，但争论的后果促使我们不珍惜感情的熏陶（除公私责任情感外），感情在我们大多数人思想中，尤其是我的思想中基本没有分量。我们主要想的是改变人们的看法，让他们相信事实证据，懂得什么是他们的真正利益，一旦他们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我们认为，他们必定会把交流思想当成工具，尊重彼此的利益。当我们真正意识到无私的仁慈和热爱正义的最高美德时，我们不再期望通过针对这些情感的任何直接行动来使人类获得新生，而是希望通过受过教育的有识之人的作用，去改变人类自私的思想感情。虽然对那些受更崇高的行为准则约束的人来说，最后这一点是他们手中非常重要的改良手段，但是我不相信当时边沁派或功利派中能坚持到今天的任何人，还主要依赖它作为改进人类行为的方法。

由于从理论上和在实践中都忽视了对感情的陶冶，结果自然是低估了诗歌本身以及它作为人类天性中一个因素的想象力的价值。人们在心目中从过去到现在，都普遍认为边沁主义者是诗歌的敌人，这种看法对边沁本人也比较适用。他过去常说“全部诗歌都是歪曲”，但他说的这句话的含义还可被更进一步理解为，所有感人的言语也是歪曲，甚至还包括所有在性质上超过算术答数范围的修辞描写和教导都是歪曲。第一期《威斯敏斯特评论》上的一篇宾厄姆的文章在解释他为什么不欢喜穆尔时说，“穆尔先生是一位诗人，所以他不是一位推理家”，这篇文章更加深了人们认为《评论》的作者们都憎恨诗歌的印象。而事实上，我们中大多数人都非常喜爱诗歌，宾厄姆本人也曾写过诗，至于我（我父亲也是这样），准确地说我并不讨厌诗歌，而是从理论上对它不感兴趣。我讨厌诗歌中的任何感伤情绪，也同样不喜欢散文里的感伤情绪，而诗歌里却包含了特别多的这种情绪。我完全没意识到诗歌作为引导感情的手段及诗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但是我个人却很容易受某些诗歌的感动。在我对边沁主义最抱有宗派热情的那段时期，我偶然间读到了蒲柏的《论人》，虽然其中见解几乎与我的信念完全相反，但是我清晰地记得它对我的想象力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也许那时任何其他一篇比用韵体写成的深刻议论更高级的诗篇也不会对我有同样的影响。无论如何，我难得有机会读到这样的诗篇。但这种情况仅仅是被动的。远在我的智力基础有大幅扩展之前，在我思想发展的自然过程中，我已经通过虔诚地赞美英雄人物，特别是对哲学上英雄的生活和性格的赞美，获得了最有价值的诗的熏陶。许多为人类造福的先驱，他们从普鲁塔克的《古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获得的体验记录成文字留给后代，对他们产生了激励人心的影响；同样柏拉图描述中的苏格拉底和某些现代传记，也给我带来了精神鼓舞，尤其是孔多塞所著的《杜尔葛传》；这本书经作者刻意的描述，能唤起读者最高尚的热情，因为它是由一个最聪明、最高尚的人叙述的同样一个最聪明、最高尚的人的生活。我所同情的这些思想界的代表人物的英雄美德深深地感动了我。当我需要提高我的感情与思想境界时，我总是马上求助于他们，正如别人求助于他们喜爱的诗人一样。顺便我要提一点，这本书纠正了我狭隘的宗派主义的愚昧。这本书的开头写着这样一句话，“他认为各种宗派都是有害的”，说明了杜尔葛为什么一直和百科全书派人士不一样，这些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不再称自己和我的同伴为功利主义者，在用人称代词“我们”或其他集合人称名词时，我不再标榜宗派主义。至于我思想深处的宗派主义，直到后来才十分缓慢地去除干净。

大约在1824年年底或1825年年初，边沁先生从杜蒙先生那儿收回了他《论证据》的文稿（杜蒙根据此稿所写的《司法证据论》此时已经完成并出版），决定用原稿出版。他觉得我有能力担任书稿的整理和出版的筹备工作，正和最近宾厄姆为他编辑《论谬误》一书的方式一样。我很愿意承担此项任务，它几乎花了我一年的业余时间，还不包括我以后负责的这五大卷书的复印的工作时间。边沁先生先后分三次写此书，每次中间都隔了较长时间，每次写作的体裁都不相同，而且每次写时又不参阅上一次所写的文稿。其中有两次他从头到尾涉及了整个主题。我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三大文稿汇编成一篇论著。我以他最后写的那份文稿为模板，并从其他两份文稿中挑选内容对此中未提到的部分加以补充。我还必须把其中晦涩难懂的超出读者能理解程度的语句以及突然的文句改编成通顺易懂的句子。边沁先生还特别希望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尽力把他文稿中遗漏的地方加以补充。为此，我专门阅读了有关英国证据法最有权威的论文，对边沁先生文稿中遗漏的英国法规不合理的部分加以评论。我还针对杜蒙著作的读者对其书中边沁先生的理论所提出的反对见解进行了答辩；此外，我对书中比较抽象的部分如“未必性”和“不可能性”的理论增加了一些补充说明。我是用比较自负的语气，写的这些由编者增添的容易引起争议部分的文字，从而使它们看着不像是出自我这样无经验的年轻人的手笔。而事实上我也从来没想过显示我的个人才能；作为边沁著作的无名编者，我基本都使用作者的口吻写作，也从没有想过这样做对他和对书的主题是否合适，对我来说，可能是不大合适的。在该书出版时，边沁先生强烈要求把我的名字作为编者印在上面，我虽极力推辞，但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