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正午》的话

我给那些想要写作的年轻朋友的建议就是：离开家。

——保罗·索鲁

通往写作的路径

文_何伟（Peter Hessler）译_黄昕宇

一

1991年春天，我在普林斯顿读大三时，选修了一门非虚构写作课程，老师是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那时，我读的是英语文学，梦想成为一名小说家，因此也上了一些虚构写作的课程。在那之前，我对非虚构没什么兴趣，也从来没有在校刊上发表过任何文章。关于写作，我所喜欢的那些东西——人物性格、幽默感、营造场景氛围——在传统的新闻范畴里似乎没有位置。但约翰·麦克菲很有名，他在《纽约客》写过许多题材各异的文章，从环保主义、体育到地质地理，都有涉猎。他几乎每年都出一本新书。而他在普林斯顿开设的这门课程，口碑非常好，对年轻作家很有影响力，因此我报了名。

这堂课限定人数十六个，每周交一篇习作，麦克菲会亲自批改。在我的读书生涯中，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批改的作业。他用铅笔批注，左手书写，字迹很密；他把不合适的字眼划掉，把需要重新组织的段落勾画出来。他还在空白处写下长长的评语。他从不打分——不同于普林斯顿的绝大多数课程，他的课是没有成绩的。但如果你已得到了麦克菲的关注，这些就无所谓了。常常是交上一页三十四行的稿子，一周后发回来，有二十行都被画上批注。有一次，我写了350个字，其中80个字被标注出来，空白处还多了另外90个字评语。

这些评语也和其他老师所说的截然不同。“这里头可织不出锦绣来（You can’t make a silk purse out of this）。”在一个不可救药的坏句子旁边，麦克菲写道。另有一次，我用形容词和从句堆砌了一段话，他写道：“把嘴里那些小石子吐出来再说话。”在一篇人物特写中，我在两句话里四次使用了主角的名字，麦克菲写：“听听，这人的名字响得跟马蹄声一样。变一下，多用代词。”他有时候无比直接。有一句评论是：“这类东西啰唆得令人抓狂。”另一句很简单：“拙劣的小聪明。”有时他只在空白处写一个大写的单词，还加上了下划线：“《新闻周刊》。”

第一次看见这个词，我不太确定这是什么意思。《新闻周刊》是好，还是不好？毕竟我父母也订阅这份杂志。于是在两周一次的师生单独见面时，我问他：“‘《新闻周刊》’的意思是，那是个好句子，还是个坏句子？”他很明确地说——不好，“《新闻周刊》”不是出色语句的标志。在麦克菲的世界里，传统的新闻写作是应该避免的，而非去效仿。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受到表扬，他会在我作业的某些语句边上写道“没错”，或“啊哈”，或者“一个闪光点”。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人的写作完全可能兼具优点和缺点，关键在于找出自己的薄弱之处，并试着改善。我一直有重复词汇和短语的倾向，但此前从没有老师留意到这点。在某一份习作的末尾，麦克菲写道：“你必须注意你的段落写作，去掉不必要的重复，让叙述更紧凑。你要仔细审读你的作品，检查出那些散落在各页中的重复。你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

在那堂课上，我第一次意识到，写作真的是一门手艺。我们总习惯把优秀的写作当成一种天赋，有时人们会说，写作是不能教的。但事实上，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曾经很糟，都曾写出充满缺点和恼人瑕疵的平庸文字。他最终获得成功是因为他找到了让自己进步的方法。麦克菲的课程结束后，他的话一直伴随着我：“你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必须依赖自己；我不能指望编辑或其他人来帮我改进自己的作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麦克菲的评论促使我在写作时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因为这能帮助我避免重复。这也使我得以倾听行文的节奏：当我听到自己正在写的文字时，我对一个句子如何与下一个句子相互作用、一个段落如何受到前后部分的影响，有了更清晰的理解。大声朗读的习惯一直持续到现在——当我写作时，我时不时地朗读出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正因如此，我只能在房门紧闭的屋子里独自工作。我无法在咖啡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写作，否则会打扰别人。）

更重要的是，约翰·麦克菲的课教会我以职业的态度和方式动笔——写作不再是一项学业练习，而是真正变成了我的谋生方式和激情所在。我还体会到，非虚构写作的每个环节，都和写小说一样迷人而有趣。当麦克菲的课程结束时，我依然认为自己将会成为一个小说家，但我的某些兴趣点已经开始转移了。本科的最后一年，我开始作为自由撰稿人写一些非虚构的文章，并一直持续到研究生阶段，赚来的稿费正好支付我旅行的花销。在我加入“和平队”到中国之前，我已经在《纽约时报》和其他五六家报刊发表过文章了，我也因此意识到，我的未来可能在非虚构写作。事实上，我最后一次写虚构类作品是在涪陵当老师的第一个学期。我写了个短故事，并把背景设置在我的家乡密苏里，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篇足够像样的作品。但一写完，我就意识到：我何必身处涪陵，却编造关于密苏里的故事呢？中国的现实比我虚构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更有意思，更吸引人。自那以后，我的路径已定——我决定专注于非虚构写作。

二

给年轻写作者提出建议，从来就不容易。作家的成长途径各不相同，大家从不同的方向进入这一领域；这不像学医的，进入医学院是一条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作为一个美国人，给中国的年轻写作者提建议就更难了。我想强调的是，对我有效的那些方法，对其他人不一定有效，每一个学习中的写作者，都必须找到自己独有的成长路径。当我谈起约翰·麦克菲的写作课时，我自然清楚，绝大多数有抱负的写作者并没有这样的机会。但重点在于，很多人可以找到替代者。如果你在大学里有机会跟一位优秀的写作老师学习，或者，如果你遇到一位很棒的编辑，仔细听听他们的建议，抓住一切机会。多和你认识的作家聊聊他们的作品。如果你没法找到一个老师，那就从你所读到的一流文章中学习。这也是我写作教育中另一个关键的部分——我经常购买那些我欣赏的作家们的作品集，研究他们的文章，弄明白那些故事是如何结构的，他们又如何把握叙述的声音、腔调和节奏。约翰·麦克菲有一些精彩的选集（The John McPhee Reader也许是其中最有用的），琼·迪迪恩（Joan Didion）的随笔集也很出色（Slouching Toward Bethlehem，The White Album）。我还会推荐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约瑟夫·米切尔（Joseph Mitchell）和苏珊·奥尔琳（Susan Orlean）的作品集。

虽然每个写作者都要找到自己的路径，但也有一些经验可能是通用的。首先，作家的成长期通常很长。年轻时，你很难认识到这点，但对于写作者来说，这也许是必须牢记的最重要的事。这个领域需要持之以恒。总有一些人迅速成功，在二十几岁就已是很成熟的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杜鲁门·卡波特、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但这样的例子很少。更常见的情况是，一个作家得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一开始甚至经历过许多失败和否定。一般来说，一个作家到三四十岁甚至更大的年纪，才会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约翰·麦克菲为了给《纽约客》撰稿，努力了整整十年，却不断遭拒，直到他31岁那年。在34岁之前，他没有出过一本书。他跟我说过，这不是编辑或出版社看错了，而是他那时确实还不够好。“别用颠倒的望远镜来回顾我的职业生涯。”他曾告诉我。这是常犯的错误——人们只看到成功，却看不到这条路上所经历的一切挫败。

因此，对年轻的写作者来说，持之以恒是必不可少的，他还必须具备极强的韧性。他不能因为失败而过于受挫。我去普林斯顿大学读书，部分原因就是那里有一流的写作课程，但我申请虚构写作概论课时，连续三个学期都遭到拒绝。大多数有希望的写作者，都是第一次，也可能第二次申请时就被接受了；一个严肃对待写作这门艺术的人，连续三次都被拒之门外是很不寻常的。我没有很强的高中背景，并且，我的作品确实不够优秀。幸运的是，我那时很坚持——我一直申请，直到最终被接受。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可能是件好事，因为当我离开校园给各种杂志期刊投稿，大部分都被退回时，我依然保持着耐心。我从不期待这条路走得很容易，我可以获得适当的成功和不多的钱。

不过，我确实期待写作之路能带我远离家门。当我还是个大学生时，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缺乏足够的素材，以发展成为一个作家。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我来自密苏里州，深处美国中部、没什么人关心的地方，当然也是因为我那时年纪还轻。我的人生还没什么意思。有时我会很沮丧；一些同班同学的经历似乎比我有趣、传奇得多。但随着时间流逝，我渐渐意识到，这其实是我自己能掌控的事。我无法改变编辑和读者感受我作品的方式，我也无法一夜之间成为一个成熟作家，但我可以去体验精彩的生活。我可以去旅行，认识各种人；我可以变换自己居住的地方，正在做的事。到最后，这给了我自信——我知道自己愿意置身于那些具有挑战性的处境，那些看起来陌生古怪，甚至有点可怕的地方，我却毫不担心。我也不害怕挫折或不适。事实上我的成长环境并不富裕，这很可能成了我的一个优势，因为我并不渴望变得富有。我父母也不是那种争强好胜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帮助了我，他们从不向我施压，不逼我走上传统的职业发展道路。

参加过“和平队”的另一个作家保罗·索鲁（Paul Theroux）曾写道：“我给那些想要写作的年轻朋友的建议就是：离开家。”我也觉得这话说得没错——离开家会迫使你变得更敏锐，你的想法、早已形成的思维观念都将接受挑战。所有这些都会帮助你成为一个作家。在我的人生中，在感性和智识上脱胎换骨成长的阶段，并不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或牛津大学。它们当然都是很棒的大学，尤其我还幸运地遇到像麦克菲这样优秀的写作老师。但这仍然不是我作家训练中最重要的部分。让我收获最多的地方，是涪陵。当我第一次乘船从重庆前往涪陵，我才二十七岁，我知道自己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者。那会儿我还没打算把中国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我知道自己还没准备好。但接下来两年发生的事却戏剧化地改变了我的能力。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刚开始动笔描写涪陵的时刻，那时我在“和平队”的历程即将结束。和往常一样，我一边写一边大声朗读，聆听叙述的节奏。突然，我像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声音。我写作的腔调彻底变了——感觉很深沉，也更加笃定；页面上的那些字句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这部分是因为我终于有了非常棒的写作素材——我在涪陵的经历是如此特别而迷人，我也深深地喜欢我所描写的那些人、那个地方。但更主要的原因却是我成长了。身为一个外国人，生活在1990年代中期的涪陵并不容易，有很多让人深感挫败或羞耻的时刻。但幸运地，也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愉悦的时刻。到最后，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两年之后，我彻底变了一个人。

所以这是我给年轻作者的最后一条建议。离开家。离开你的家庭，离开你熟悉的日常，离开你舒适的社交圈。花时间跟与你不同的人在一起。学着去观察、思考和描述其他人，而不仅仅只是写你自己。不要畏惧挑战。有时最让人生畏的可能性，反而带给你最丰厚的回报。当我回看自己早期的作家之路，有两个决定下得格外艰难。第一个是参加“和平队”，那意味着我将消失整整两年，而且每个月只能挣120美元。第二个艰难的决定是1999年，我结束了“和平队”生涯，回到美国试图找新闻方面的工作。我向十几家报纸杂志递交了简历，但全被拒了。因此我决定自行返回北京，试试看能否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当时，这个决定是挺吓人的，因为我不认识任何在中国的记者，也不确定自己究竟能否维持生计。但结果证明，这比留在美国接受一份工作好了不知多少，因为它使我身处一个能迅速收集到鲜活素材的位置。而且我还拥有自由——我可以自行决定写作的主题，还能依照我的方式去写，而不用听从某个编辑的建议。就像约翰·麦克菲曾告诉我的那样：“你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这对任何写作者都是一个经验，无论他在美国还是中国——一个写作者可以得到来自老师、编辑或者同事的多方助力，但他们能做的永远有限。最终，一个作家是由自己的努力造就的，也是由一路的失败和否定造就的。因此，慎重做出决定，并且认识到，你是被自己所掌控的，你有能力改变自己的人生。说到底，你才是那个书写自己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