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国

中国传统文化灿烂悠久，唐代文学无疑是其中最辉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辉煌的盛唐以后，中唐文学又掀起了一个高潮。此时除诗歌外，古文、传奇、曲子词都充满活力，流派纷呈，大家竞出。引领新乐府运动的白居易、元稹，倡导古文运动的韩愈、柳宗元，以及在诗歌、古文、词曲诸方面独树一帜的刘禹锡都是中唐时代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所创造的诗文作品不仅深深影响我国历代的广大读者，而且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日本冈山大学下定雅弘教授的《中唐文学研究论集》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列入日本学者的汉语论文集出版计划将在中国出版，这既是对作者潜心研究的肯定，同时也说明唐代先贤泽披海外，至今影响深远。在当前中外文化频繁交流的趋势中，事实多么雄辩地证明着在世界范围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仍在时时显示出它的现代意义。

中唐文学研究是现代日本唐学研究的一个重点。1990年10月，由日本中青年学者组成的“中唐文学研究会”在东京成立，并举行了首届讨论会。日本大阪大学的斋藤茂先生在《“中唐文学研究会”在日本成立》的通讯中说：“中唐是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人们一般认为它是从盛唐到宋代的一个过渡时期。不仅如此，同时它又是一个变革时期——即具有强大动能，快速旋转的时期以及破坏和创造、混沌和秩序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所以我们应该从新的角度，用新的方法研究这个时代。”(《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1年)现在展现于我们面前的下定雅弘教授的中唐文学研究成果十分具体地说明日本学者在中唐文学研究方面已取得令人注目的成绩，我想《中唐文学研究论集》只是日本同行丰硕成果中突出的一项吧。

本书选取中唐大家白居易、元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作为研究对象，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作者个体的特殊性研究和知人论世的群体性研究，都有可称道处。而下定雅弘教授的白居易研究在国际唐学界原是受人关注的，他从1993年起即为太田次男教授主编的七卷本《白居易研究讲座》系列丛书的编委，从2000年开始又参与编辑每年一本的《白居易研究年报》。日本同行们深厚扎实的文献功底和新视角、新方法的研究给中国读者以深刻印象，下定雅弘教授所贡献的成果显示出作者不愧为唐学研究的佼佼者。

《读＜白氏文集＞札记》是本书的核心论文。作者就白氏任翰林学士及守母丧期间的制诏及拟制、元和十年为界的诗变及其“独善”观念、白氏制诰的新体与旧体等问题提出不少富有创意的见解，启人深思。其对于中日学界前辈学人既十分尊敬，又不盲从。这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尤其可贵。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是国际唐学的名著，但其中亦不免有疏误失考之处。作者指出：“关于白居易中书制诰的‘旧体’与‘新体’之分，中国陈寅恪、日本铃木虎雄两位硕学认为‘旧体’是骈体，‘新体’是散体。……笔者调查了中书制诰全文使用对偶的比例及四字句率，得出的结论：‘旧体’是古体，‘新体’是骈体。”他注意到日本的平冈武夫先生在《白氏文集》第二册(1972)、中国的孙昌武先生在《唐代古文运动通论》(1984)、王运熙先生在《白居易诗论的全面考察》(1992)中提出了与陈寅恪、铃木虎雄相反的看法，但学界对这一重要问题却没有引起讨论。作为精于文体的中年学者，下定雅弘教授多年潜心于诗体文体的研究，他又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用电脑建立资料库，精确统计出旧体和新体制诰的对偶率与四字句率，有力地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在前贤研究基础上的进步是值得同行们学习的。

《读<白氏文集>札记》第二章专门论述了翰林制诏的拟制。白居易的翰林制诏数量居唐代翰林学士第一，他的拟制作品也很多，这在中唐翰林学士中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拟制是虚拟的作品，与身为翰林学士正式受命起草的制诏不同。其中夹杂真伪，要理清拟制中的真伪，难度极大。这情况曾被唐学大师岑仲勉先生关注，其《白氏长庆集伪文》(1947)断定白居易的翰林制诏中，那波本卷三十七、三十八的作品大都是伪文。此说影响很大，中国学者大多沿袭岑说。但日本学者则以为诸旧本总目与卷题明确表示“拟制”，虽然与作者的官称往往不符，但仍应是白居易的作品。下定雅弘教授是这样解释的：“他可能是为了将拟制与真正的制诏明白地加以区别，故意写记这些虚衔。”如果再从白居易当时参与政治的方式与心态言，丁忧以后，他虽然退居下絡，儒家济世的热情仍丝毫未减。拟制让他又回到了皇帝近侍的世界似的，或许他正在为服阙后大展宏图作准备。不改积极参政之心，这就是拟制产生的背景。作者解释说：“拟制正是在下絡服丧不失谏官的自尊心与使命感的白居易‘直’的思想表现。他借拟制的虚构表现了自己对王朝体制、官人的理想。”这些意见不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且知人论世，启人深思。但是，这两卷作品是否全是拟制，其中是否杂有伪作？还可进一步探讨。是否可以进一步考察白氏前后的翰林学士们所撰拟的制诏，由个别到一般作群体考察？这样的问题，岑仲勉先生在文章中亦考虑过。他说：“或者曰，子何不观乎东本之总目，其第三十七、三十八两卷不尝有‘拟制附’三字注其下乎？又不观乎马本卷五四之卷首，非亦注‘拟制附’三字乎？”他还参照刘禹锡《拟太子太保》、《太子太傅等制》，以为刘、白情况不同。理由是“一制之迁贬也，命出主上，草自翰林，受者僚友，拟之而善，无所讨好，拟之而不善，则上得罪于君，下得罪于友。禹锡之拟制，全是空空洞洞，并无主名，以白之明，岂肯出此。”这样从正反两方面思考问题，可能会更客观一些。我想读者在阅读本书驳诘岑氏论点的同时，同样会希望作者考虑岑氏论述的合理方面以完善自己的论证。岑氏指出的两卷“伪文”中是否有出于“盗名求售”或“牛党之余孽所为”者，也是可以进一步思考探讨的。应该说由特殊到一般的群体性研究是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作者对汉魏六朝的五言古诗下过功夫，曾对曹植、王粲、阮等建安诗人作过专门研究。因此，作者对诗体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本书《白诗的转折——从江洲时代到杭州时代》，《论柳宗元诗的诗体——兼论元和十年自古体到近体变化的原因》都能见出作者的独到之见。以前的文学史说到白居易和元稹往往会提及他们的新乐府运动及诗歌创作，但他们在长庆时倡导制诰文体的改革，显然受到韩柳古文运动的影响。白诗《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云：“制从长庆辞高古。”句下自注：“微之长庆初知制诰，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这样重要的文学创作在文学史里却被忽视了。至于韩愈和柳宗元，他们以古文运动的业绩著称，但韩柳后来的诗作却由古体向近体转变。作者认为诗体的改变和人的精神有联系，从时代背景而言，“‘元和中兴’的此时代是唐朝直面危机的时代，同时是官人们面对危机昂扬使命感的时代。其使命感的昂扬在诗文的世界中的表现就是以元白的新乐府运动与韩柳的古文运动为中心的复古的高潮”。“白居易与柳宗元诗体改变的外因是元和十年前后长安官场压迫批判者的政治态度。反而言之，他们的诗体变化表明使命感昂扬的时代快要结束了”。作者选择有代表性的白居易、柳宗元作深入探讨的个案，进而探索白居易、元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诸位大家在相同的中唐政治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出现的创作变化，这样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作者的群体研究就有了可信度和高度。这种带有规律性的探讨是非常可贵的，它大大超越了寻常见惯的作家作品研究而显示了一种宏通的眼光和理论的深度，启发读者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作深入细心的探究。当然文史研究的规律性探讨又不同于理科的定理发现。诚如作者在《研究外国文化，如何打好自己的学问基础》一文中所说的，社科院有些专家在听了作者关于柳诗的报告后提出一些不同意见，确实诗体和作者的精神联系在复杂的文学世界里不可能简单相似。古体近体诗与作者的精神状态的联系在盛唐李杜与晚唐小李杜那儿可能是不同的情况。文学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特规律，千变万化，难能一以贯之地去把握，读者也只能根据不同情况切实分析，取其精义而已。如作者对白居易的“独善”观念有很深刻的论述，但当我们分析柳宗元的“独善”观念时，发现其与白氏的观念内涵基本不同。这就是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必须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去解读，然后归纳综合。

顾炎武《与人书》曰：“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学研究如果专注于吟风月，弄花草，对文学概念之探索只作雕虫篆刻般的解说，无视历史传统人文精神，那就正如顾炎武所批评的那样了。下定雅弘教授选取的是中唐文学大家，像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在中国思想史上还占有重要地位。他在阐释白氏的“独善”时，始终抓住白氏所具有的“兼济”的儒家民本思想。这些文学大家不管其仕途的穷达、遇与不遇，都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其源皆出于儒家“民为邦本”的优秀传统。因之，作者的研究在当今世界仍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这是值得赞扬的。本人特向读者郑重推荐这本富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古代文学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