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传统下的孔子音乐美学

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思想学派，继承了中国上古时代（特别是西周以来）悠久的文化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凝聚和定型的作用，成为千百年来居于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孔子对于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贡献和影响，是无与伦比的。

作为中国文化的伟大代表，孔子具有多重的历史身份。第一，他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参与了当时许多重要的政治活动，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影响；第二，他作为杰出的思想家，开创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儒家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第三，他作为杰出的伦理学家，按照古代以来“君子”的标准，提出并实践了“仁”的道德范畴；第四，他作为杰出的教育家，培养了一大批学业有成的弟子。所有这些都表明，孔子不是囿于一技一艺的单纯的书斋型的学者，而是做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的哲人，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

不仅如此，孔子还是一位具有深厚艺术修养的哲人。要了解中国古代的文艺思想，也必须要深入分析孔子与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关系，具体揭示孔子的精湛的艺术素养、深刻的美学思想，及其对于后世广泛的意义和影响。

一、礼乐传统与孔子的君子人格理想

自从商代和周代之际的政权更替，周武王伐商，推翻了商纣王的暴虐统治，建立起周朝的天下，中国历史出现了新的面貌。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因而周代形成了不同于商代的思想文化传统，其特征就是讲人伦、重德行，也就是根据人的血缘关系的远近来确定社会地位的尊卑，根据道德水平的高下来衡量政治状况的善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和谐、稳定的宗法等级社会，也就是“天子—诸侯—大夫—士”的金字塔形的政治结构。这一社会制度，被后人称为“礼乐制度”。但是，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动荡的加剧，周王朝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当时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政治局面，礼乐制度开始崩溃了。孔子以恢复周礼为己任，他梦寐以求的，就是恢复到西周早期的那种和谐、稳定的鼎盛局面。他认为，要想恢复周代的礼乐制度，首先人们就必须克制自己的私人欲望，遵循社会的共同规范，从而在自觉的道德追求中达到“仁”的理想境界，即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可以说，“仁”的范畴的提出，是孔子在中国伦理学说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是在周代礼乐文化基础上所进行的质的飞跃，因为它把伦理观念的重心，从外在的社会规范转向了内在的心理追求，更加强调道德主体的自觉意识和能动作用，这与春秋时期蓬勃兴起的理性思潮相一致，也是对人的价值的充分肯定。

春秋时代，官学衰微，私学兴起。孔子就是在民间普及学术文化的引导者。他开设私学，教授“六艺”课程：礼（礼仪）、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语文）、数（数学）。在他的教育体系中，强调德、智、体齐头并进、全面发展。他采用的教材是“六经”（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这是对古代典籍进行整理编订，对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弘扬，并结合时代需要加以阐释发展，形成了儒家学派的重要经典，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经典。在这些教材和课程里，都有“乐”这项内容。由此可见，在孔子一生，音乐艺术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孔子的音乐思想，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知道，孔子所憧憬的社会理想，就是恢复西周以来所建立的礼乐制度（简称“周礼”）。孔子认为，只有每个人都能够克制自己的私欲，顺应社会的共同规范，每个人就能够达到“仁”的道德境界，社会才能够达到“礼”的理想境界。因此，孔子认为，“仁”是最高尚的、最完美的道德境界。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达到“仁”的境界呢？孔子认为，只有“君子”才能够达到“仁”的理想境界，当然，这也要经过不断努力超越自我的过程。如《论语·宪问》所谓：“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上古时代，“君子”这个词，一般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地位高、有权势的人，另一种是指品质高、有德行的人。孔子所说的君子，主要是指后一种人。因此，成为品德高尚的“君子”，就成了孔子的人生理想。孔子对于“君子”，有一个很好的定义，那就是“文质彬彬”。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所谓“质”，是指人的质朴天性，这是先天就有、与生俱来的；所谓“文”，是指人的文雅气质，这是后天养成、学习得来的。如果过于质朴，直通通的，一点儿也不讲文化，人就会显得粗野；如果过分文绉绉的，客套太多，毫无真情流露，人就会显得虚伪。只有“文质彬彬”，两者完美结合，才称得上是一个“君子”。

在孔子看来，君子不仅要有纯朴的天性，还要有文雅的气质。两者要有机结合起来。那么，文雅的气质从哪里来呢？音乐的修养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在儒家的思想中，是否懂得音乐，能不能够理解音乐的丰富内涵和深厚底蕴，是一个人是否称得上“君子”的重要标志。因为只有“君子”才能够真正懂得音乐，理解其真谛，以此来提高自己的人格境界。后来《礼记·乐记》阐发了孔子的思想：“乐者，通伦理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这段话，把音乐在人格培养方面的重要意义，讲得非常透彻。

二、孔子主张美与善相统一的美学观点

与世界各民族的情况一样，中国上古时代的艺术，基本上也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形态。因此，当时人们的艺术修养，主要体现为对诗、乐、舞艺术的理解和领悟。而孔子在诗、乐、舞方面的感受能力，可以说是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对音乐艺术是有着极为深厚的修养、精湛的鉴赏能力的。

公元前517年，孔子在三十五岁的时候来到齐国，有机会观赏了古代著名的《韶》乐。相传这是帝舜时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大型乐舞，规模恢宏，气势磅礴，表演起来，定非易事。而齐国是一个大国，实力雄厚，资源丰富，所以才有条件来表演《韶》乐。这次观赏，不仅给孔子以精美的艺术享受，也使他受到强烈的心灵震撼，他当时发出这样的感叹：“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甚至因此而“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我们知道，《韶》是艺术性的乐舞，它诉诸人们的听觉；肉是日常生活中的美食，它诉诸人们的味觉。两者在给人提供感官刺激的方面是相似的，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但它们毕竟处于不同的层次，肉食只是让人吃饱，带来单纯的生理快感；而音乐却可以让人陶醉，带来高级的审美愉悦，所以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孔子欣赏《韶》乐，居然“三月不知肉味”，说明他在欣赏中是把感性体验和理性思考结合起来了，把单纯的生理快感和高级的审美愉悦结合起来了，从而达到音乐欣赏的最高境界。

在上古时代，流传下来许多不同的大型乐舞。后来孔子对这些不同的乐舞，曾有所比较和评价。孔子不仅直接抒发过欣赏《韶》乐的感受，还曾把《韶》乐和周武王时代流传下来的《大武》乐章，做过一个意味深长的比较。据《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关于这段文字，何晏在注中引述了孔安国的解释：“《韶》，舜乐名，谓以圣德受禅，故尽善。”“《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尽善。”孔子认为，《韶》乐是尽美的，又是尽善的。所谓“尽美”，是说它在艺术形态上达到了美的极致；所谓“尽善”，是说它在思想内涵上达到了善的极致。但是《大武》乐章就有所不同了。虽然它在艺术形态上同样达到了美的极致，但是在思想内涵上却没有达到善的极致。为什么呢？因为尧舜实行的是禅让，舜靠着高尚的品德受到尧的信任，因而得到天下，所以歌颂舜的乐舞《韶》乐充满了祥和欢乐之气，是尽善尽美的。周武王实行的是征伐，是依靠武力推翻了商纣王，完成了朝代更迭，所以《大武》乐章里不免会流露出某种杀伐之气，虽然它在艺术形态上已经炉火纯青，达到了美的极致，但在思想内涵上却略有欠憾，没有达到善的极致。虽然孔子对于周文王、周武王是非常敬仰的，但在比较《韶》乐和《武》乐的时候，他还是实事求是讲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感受，强调禅让比征伐更好，品德高比武力强更重要。

在中国上古文化观念中，“善”与“美”原本是字义相通的。许慎《说文解字》解释“美”字时说：“美，与善同意。”解释“善”字时又说：“此与义、美同意。”可见“美”、“善”二字，原本是意蕴相通、可以互训的。但到了春秋时代，人们实际上已经朦胧地意识到艺术审美之“美”与道德伦理之“善”的分途。据《国语·楚语上》记载，楚灵王在筑成章华之台后，登而叹曰：“台美夫！”大夫伍举则劝谏说：“臣闻国君服宠（韦昭注：“服宠，谓以贤受宠服。”）以为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在我们看来，楚灵王面对雄伟高大的章华之台而发出“台美夫”的感叹，实际上陈述了外物经由感官（视觉）达于内心所唤起的审美体验，并不算错；只是这种审美体验过于纯粹，未能与一定的道德观念结合起来，缺乏必要的社会功利目的，所以才引起了坚守传统意识、反对玩物丧志、主张以社会功利为指归（亦即“美”、“善”统一）的正直大夫伍举的不满和非议。

比较而言，孔子的美学观点显然是与伍举更为接近的。一方面，孔子已经意识到，“善”属于道德伦理领域，“美”属于艺术审美领域，在人类精神生活中，两者各有不同的特性，不能完全划上等号；另一方面，孔子又特别强调，艺术审美不能够脱离道德伦理的引导，因为单纯的“美”还不是艺术的最高标准，只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也就是至高无上的道德理想和完美无缺的艺术形态的和谐统一，才算臻于审美意义上的极致。“尽善尽美”这个口号的提出，可以说，是孔子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奠基性的贡献，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而这一切，孔子都是通过对于音乐艺术的批评和阐发来完成的。

三、孔子对音乐的社会规范性的高度标举

在周代，礼和乐交互为用，构成一个和谐稳定的宗法等级制度，这就是孔子所向往的礼乐制度。要实行礼的社会秩序，需要乐的熏陶教育，所以礼乐是一体的。在孔子看来，礼乐最重要的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不在于外在的仪式和形态，更在于内在的思想和精神。所以，孔子非常重视音乐艺术的社会规范性。

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并不仅仅是向神灵献上玉帛祭品那么简单，乐也并不仅仅是给人们演奏钟鼓音乐那么简单。孔子认为，乐的精神实质，就是“仁”的境界，也就是君子的境界。所以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可见，礼乐的目的，是要培养人达到“仁”的境界，也就是君子的境界。因为乐是用来配合礼的社会规范的，所以如果有人在乐的表演上违反周礼的规范，孔子就会坚决反对。例如，在周代礼乐制度中，乐舞艺术的社会等级是非常明确的。按照传统规范，只有天子才配享受“八佾”（八人排成一行，八行共同起舞来表演）的乐舞规模。诸侯只能够享受“六佾”的乐舞规模，大夫只能够享受“四佾”的乐舞规模。可是在鲁国执政的贵族大夫季氏，却在自己家里“八佾舞于庭”，公然僭越了周礼。所以，当孔子听说此事，不禁发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激愤之语（《论语·八佾》）。可见，孔子对音乐舞蹈的社会功能是非常重视的，是与礼乐制度的规范要求和精神实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有了这样的规范要求，所以孔子的音乐思想，相对来说又是很传统、很正统的。对于那些他认为是内容轻薄浮靡的音乐，孔子是非常反感的。他说过：“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也，恶利口之覆邦也。”（《论语·阳货》）所谓“郑卫之音”，是指当时郑国和卫国（今河南一带）的乐曲轻艳、内容多表现男女欢爱的地方音乐，大都不符合古代礼乐传统的规范。孔子在坚守古代音乐传统和高雅音乐的品味、维护音乐的社会规范性的时候，有时会对当时民间流行的新兴音乐缺少理解，不免略显保守了。

在孔子看来，音乐是表现高尚正大的政治伦理内涵、培养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而不是单纯用来享受声色之乐、寻求感官刺激的。因此，孔子在高度重视音乐的社会规范性、努力维护古代传统典雅音乐的权威性的同时，也做了许多编订整理音乐的工作。比如，他周游列国以后，晚年回到鲁国，就重新编定了《诗经》的乐谱，使它恢复了古代原初的风貌。即所谓“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我们知道，《诗经》是由周朝乐官编成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配乐歌唱表演的、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态。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乐调紊乱的情况。孔子所做的工作，就是对《诗经》的音乐谱调进行重新编定和整理，旨在恢复其本来的面貌。这个工作，没有相当精湛的艺术素养和音乐技能，显然是无法胜任的。而孔子，恰恰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自觉地承担起了这项历史性的任务，为古代音乐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此外，孔子作为一位具有深厚艺术修养的哲人，不仅对于音乐具有精湛的领悟和理解，并能够从中阐发出一套精辟的美学理论思想，而且他还多才多艺，能击磬，善鼓瑟，会弹琴，掌握了演奏多种乐器的技艺，并从中抒发自己的深沉情感和远大理想，从而在音乐艺术的实践方面，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和境界。

四、孔子的音乐天赋及其艺术实践

在我国的周代，音乐艺术是非常发达的。根据音乐史学家的研究，“到了周代，见于记载的乐器，约有近七十种，其中被使人们所提到，见于后来的《诗经》的，有二十九种。”⁽¹⁾

1．孔子击磬

磬，是古代的一种用石（或玉）制成的乐器，⁽²⁾悬挂于乐架上，敲击而发出鸣响。用专业术语来说，磬是一种石制板状击奏乐器。磬的起源甚早，根据考古发掘，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磬”字也起源甚早，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在《诗经》、《尚书》等上古典籍中，也多次提到磬。⁽³⁾音乐史学家认为：“在石器时代，基于长期劳动和社会实践，我们的祖先发现某种能发出乐音的板状石器，并逐渐使之转化为磬的可能性，应是充分存在的。近年来的一些远古考古发现，就是有力的证明。”⁽⁴⁾由此可见，这是一种古老而质朴的乐器。磬有两种，一种叫特磬，是单独的一只磬，悬挂敲击的；一种叫编磬，是编组排列起来，悬挂敲击的。

孔子不仅善于击磬，而且能够把自己的理想和情感寄托在乐声中，引起别人的了解和批评。孔子在55岁的时候，离开鲁国，周游列国，第一站是来到了卫国（今天的河南安阳）。他感到了人生的坎坷不平，不免有些惆怅和失意。据《论语·宪问》载：“子击磬於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⁵⁾这个挑着草筐的汉子听到孔子击磬的乐声，发表的评论是：“这个击磬的人，好像心事挺重的嘛！”再往下听，又说：“听这乐声，好像是怀才不遇、不被别人理解的情绪。算了吧！人这辈子就像过河，水深呢，索性连着衣裳走过去；水浅呢，不妨撩起衣裳走过去。又能怎么样呢？”孔子听了这样的评论，只好叹息说：“他语气这么绝对，我也就没法沟通了。”这说明，孔子击磬的水平是很高的，能够曲折地表达出自己的深微情感。那个挑着草筐的汉子，不认同孔子的积极入世的思想，但是对他击磬的乐声，以及其中表达的情绪变化，却是听得出来，并且能够理解的。

2．孔子鼓瑟

瑟，是中国古代起源甚早的一种拨弦乐器。用专业术语来说，瑟是一种弹奏板箱体弦鸣乐器。传说它是远古时代的伏羲所发明的。⁽⁶⁾这当然不足为据，但瑟的起源确实很早。《诗经》开篇的《关雎》一诗中，有记载“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的句子。古时，瑟与琴是常常合奏的。根据音乐史家的研究，“瑟在考古发现的弦乐器中所占比重最大。”结合古代文献和考古材料，可以看出，在上古时代，瑟的基本形制是“以25弦最为流行”。⁽⁷⁾弦的粗细不同，每弦有一柱，按五声音阶定弦。

孔子很会鼓瑟（也就是弹瑟）。据《论语·阳货》载：“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孺悲上门求见孔子，孔子借口生病，拒不接见。可是过去向他通报的人刚出门，孔子就取出一把瑟来，边弹边唱，故意要让孺悲听到自己其实是在家里的。孔子既然又能唱歌，又能鼓瑟，那么显然并不是真正生病了。这就传递出一个信息，孔子其实是想借此告诉孺悲，自己是不愿意见到他这个人。既然不愿意见到这个人，为什么又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呢？孟子说过一句话：“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⁸⁾据此看来，这大概是孔子教育孺悲的一种方式吧。这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孔子在仓促之间，就能够随手取出一把瑟来，边弹边唱。可见，这把瑟在平日生活中，时时被置于孔子的身旁，已经成为他生活内容的一部分，他是随时会取过来弹奏一曲的。

其实，不仅孔子本人经常鼓瑟，他的学生子路，也是经常鼓瑟的。一次，孔子让学生们各自表达自己的志向和抱负。这时子路正在鼓瑟，他慢慢停下来，最后猛然一拨，发出铿然的声音。然后，子路放下瑟，站起身来，回答了老师的问题。可见，瑟在孔门师生的音乐生活中，是一件使用非常广泛的乐器。

3．孔子弹琴

琴，是我国起源很早的一种拨弦乐器，相传是远古时代的神农所发明的。⁽⁹⁾用专门术语来说，琴是一种带长尾的半箱体弹奏弦鸣乐器。一般为七至十根弦。“琴”字，在古代竹简中本来写作“珡”。⁽¹⁰⁾这是一个象形字，像乐器的形状，上面“”像弦和弦柱，下面像琴身。在古代，琴是一种使用范围很广泛的乐器。

孔子曾经向当时著名的乐师、音乐家师襄子学习弹琴。有趣的是，这位师襄子本人原来是以击磬为专业的。⁽¹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由此可见，孔子弹奏乐器，并不是停留于一般性的娱乐，而是要通过音乐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丰富自己的思想内涵。这种对待艺术的态度，的确值得后人深思和借鉴。

4．孔子歌唱

很多人想象孔子，以为他总是一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模样。应该说，孔子思想深邃，学识渊博，一生又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磨难，在他的性格中，确实有其严肃深沉、坚韧刚毅、勇于坚持到底的一面。但是，孔子性格开朗，心胸宽阔，目光远大，气度平和，在他的性格中，其实还有着宽容温静、和蔼亲切、甚至不乏幽默的另一面。

孔子很喜欢唱歌。他有时候自己独自歌唱，也有时候与别人相伴合唱。他把歌唱作为乐教的重要内容，传授给学生，形成了孔门“弦歌之声”的传统。⁽¹²⁾

两个人或者更多的人，彼此对唱，相和而歌，这是上古时代常有的一种民间文化传统。最早在男女恋爱的时候常常出现，后来扩大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在今天，许多少数民族还保留着这种相和而唱的民间习俗。⁽¹³⁾孔子很喜欢与别人彼此对唱，相和而歌。当他和别人合唱，感觉唱得很好的时候，就一定要别人回过来再重唱一遍，自己跟随着伴和歌唱。⁽¹⁴⁾不仅如此，孔子对于别人的歌唱也很重视。《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论语·微子》）这说明，孔子不仅自己喜欢唱歌，而且希望从别人的歌唱中学到一些东西。

但是，“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论语·述而》）我们知道，哭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生理性的原因，由于悲伤、难过、气愤、绝望、激动等原因，都会导致人哭泣；另一种是社会性的原因，由于自己的社会关系中有人遭遇到死亡、疾病、灾祸等重大不幸事件，也会导致人哭泣。孔子是一个睿智的哲人，身居大夫之位。他有很多的社会关系，如亲人、朋友、老乡、同僚等等，当他们遭遇不幸的时候，孔子会为之而哭。这种哭，既是出于悲伤难过的情感流露，同时也是由于当时的社会习俗和礼节。如果有一天，孔子由于亲人、朋友、同事、同胞等人遭遇不幸，为他们而哭，那么这一整天他就不会再歌唱了。他这样做，既表达了自己的真情实感，也表达了对他人的由衷尊重，从而表达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当然，人生中哭泣的日子，毕竟只是少有的情况。我们固然不能因为孔子在哭的日子里不歌唱，就反推他在不哭的日子里一定歌唱，但是孔子在平日里歌唱的时候一定不少，歌声成了他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成了他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这倒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孔子晚年，在他七十三岁的高龄，已经是沉疴在身、日薄西山了。一天，他的学生子贡前来看望他。这时，孔子正拄着拐杖，艰难地蹒跚在自家的门前。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几天以后，孔子这位一代哲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带着他深深的遗憾，带着他对人民、对国家的无限眷恋，带着未能实现的理想，终于离开这个世界。孔子是在用歌声，向他所挚爱的人间，作了最后的告别。

但是，孔子给后世、给人类留下了无限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他亲手整理的“六经”，成为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奠基；他开创的儒家学派，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流派；他所倡导的仁爱、和谐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最普遍、最深入的思想观念；他的人格力量，成为人们坚守理想、迎接挑战、百折不挠、奋力向前的精神动力。而这一切，在世界各种文化交往日益密切的时代里，也早已转化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音乐，只是孔子精神生活中的一个局部。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部里，孔子也表现出深厚的修养、精湛的见解、高超的技能，令人叹服，更值得认真的继承和永久的借鉴。

（原载《春秋左传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

附记：

本文是我于2008年5月18日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做讲演时所用的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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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第41页，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2) 《说文解字》：“磬，乐石也。”

(3) 《诗·小雅·鼓钟》：“笙磬同音。”《诗·商颂·那》：“依我磬声。”《书·禹贡》：“泗滨浮磬。”

(4) 刘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第3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5) 《论语·宪问》。又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击磬。有荷蒉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硁硁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

(6) 《说文解字》：“瑟，庖牺所作弦乐也。”庖牺，即伏羲也。

(7) 刘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第425、44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8) 《孟子·告子下》：“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88页，中华书局，1980。

(9) 《说文解字》：“琴，弦乐也。神农所作，洞越练朱五弦，周加二弦，象形。古文从瑟，金省声。”《广雅·释乐》：“神农氏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宫、少商。”

(10) 参见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

(11) 《孔子家语·辨乐》：“孔子学琴于师襄子，襄子曰：‘吾虽以击磬为业，然能于琴。’”

(12)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困于陈、蔡，“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行，”依然“讲诵弦歌之声不衰”。《庄子·秋水》载：“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论语·阳货》载，子游为武城宰，“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

(13) 参见郭杰：《〈诗经〉对答之体及其历史意义》，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

(14) 《论语·述而》：“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