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民族文化中的不朽歌魂

一、屹立于古老民俗中的诗人
——屈原与端午

中国古代的许多传统节日，往往是与古老的民间习俗、奇幻的神话传说、著名的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的。如“寒食”（“清明”的前一天）是为了纪念晋国的功臣介之推，“七夕”（农历七月七日）来源于牛郎织女的美丽神话传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端午”，则因为与伟大诗人屈原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千百年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广大人民最喜欢的节日之一，具有重要的民俗意义。

“端午”，即农历每年的五月初五，又称“端午节”。“端”是“开端”、“起初”之意；“午”与“五”声音相同、意义相通。所以，“端午”也就是“初五”的意思。古代历法以地支纪月，正月建寅，二月为卯，……以此类推，五月为午，所以五月又称午月。“五”为阳数，五月初五，时处仲夏，当然是阳气旺盛的日子，甚至被认为是毒气兴起的日子。专门记载星象、物候的上古典籍《夏小正》中曾说：“此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意思是这一天因为毒气太盛（也就是今人所谓“上火”），要采集和服用各种药材，来袪除毒气。汉代的《大戴礼》中记载：“五月五日，畜兰为沐浴。”这一天，人们要在芳香的兰草浸泡的水中沐浴，以驱邪祛灾，祓除不祥。从现存的史料来看，五月初五“端午”的称谓，最早见于晋代周处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又以菰叶裹黏米煮熟，谓之角黍。”意思是在端午节这一天，人们不仅要烹制水鸭（“鹜”），还要用菰叶把黏米包裹成有角有棱的粽子（“角黍”），煮熟来食用。由此可见，端午节的许多习俗，如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艾叶，熏苍术、白芷，喝雄黄酒等，都有着古老的传统，从来源上说，它们都与这一节日的时令有关，含有驱邪避疫、祛火除毒的意义。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过去曾有不同的传说。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则是纪念屈原这一说法。据说，战国时代楚国的伟大诗人屈原（约前340—前278），竭智尽忠，报效国家，却遭受了昏君佞臣的打击迫害，拳拳忠心不为黑暗的现实社会所容，他在愤懑绝望之中，于五月初五这一天，自投汩罗江而死。楚国人民爱戴他、怀念他，于是每年都在这一天，用竹筒盛满黏米，投入江中来祭奠他。这种说法，最早出自南朝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其中还记述，汉代建武年间，长沙人欧回，一天忽然遇见一人，自称是三闾大夫屈原，对他说，承蒙您每年前来祭祀，很感谢，但是投入水中的米，常常被蛟龙窃取去了。所以，希望以后再来祭祀的时候，能够用楝树叶塞住竹筒口，再用五色彩丝扎缚起来，这两件物品，都是蛟龙所惧怕的。欧回果真按照这话去做了。后世的人们制作粽子，都是用楝树叶包裹，并用五色彩丝扎缚起来，这就是当年汨罗江畔流传下来的风俗啊。这样的记述，内容丰富而曲折，显然是一个古老传说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不断增益发展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这是在节日起源上把古老的民间习俗、著名的历史人物、奇幻的神话传说融会起来的典型例证。后来在北周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也有同类记载：“荆楚人五月五日并蹋百草，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屈原以是日死于汨罗，人伤其死，所以并将舟楫以拯之。今之竞赛，是其遗迹。”可见在五月五日，楚国人原本就有采集艾草、扎成人形、悬挂门上、禳除毒气的传统。而屈原在这一天自投汨罗江而死，让人们感到极为痛惜，于是他们争相划着舟楫，前往江上去拯救他。后来就形成了龙舟竞赛的传统。这说明，包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众多习俗，不仅是端午节的传统活动项目，而且也都与纪念屈原的内容紧密相连。

著名诗人和学者闻一多在《端午考》一文中，曾经指出：“端午可能最初只是长江中下游吴、越民族的风俗，自从东汉以来，吴、越地域渐趋开辟，在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对流中，端午这节日才渐渐流行到长江上游以及北方各地。”他还推测：“端午的起源与龙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就是古代吴越民族——一个龙图腾团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简言之，一个龙的节日。”⁽¹⁾显然，这一考论是很有说服力的。也就是说，端午作为一个民俗性的节日，它的出现应该是很古老的事情，其中某些活动内容（如赛龙舟等），甚至可能带有史前图腾社会的遗俗，而远远早于诗人屈原所生活的战国时代。但是，我们知道，任何民间习俗的形成，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的，其内容逐步充实丰富，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个民俗节日，当它发展到某一个关节点上，会由于取得了最具标志性的文化内涵，因而确立起它的约定俗成、为天下后世所公认的意义——即使不是这个节日最原始的内涵，也已经具备了这个节日最本质的属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端午作为民俗性的节日起源甚早，但是只有到了战国时代，当一位伟大诗人出现于历史的地平线上，当屈原选择在五月五日自投汨罗，他的命运悲剧落幕于浩淼波动的江水之中，端午节的文化意义，顿然定格于那浪花飞溅的瞬间——一个高贵生命的投入，赋予端午这古老的节日，以无限的精神价值和永恒的历史意义。

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端午节与诗人屈原紧紧联在一起，在这一天里，通过包粽子、赛龙舟等多种方式来怀念屈原，表达敬仰之情，就像唐代文秀《端午》诗中所写：“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时至今日，端午不仅依然是中国民间的一个盛行而隆重的节日，而且已经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并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高度的重视和应有的保护。这一切，正是出于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体现了深沉的文化认同感和精神凝聚力，民俗文化与精英文化由此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中国文化传统中一道壮丽的景观，并且辐射到东方许多国家，产生了深远的人文影响。

二、从现实人间到神灵世界
——《离骚》中的理想追求

讲到屈原，就不能不讲《离骚》。

后世的人们提到屈原，首先会想到，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这当然是事实。但在当时，他本人首先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怀抱着美好的政治理想，要在楚国的现实社会中加以实现，富国强兵，拯世济民，建一番壮丽的功业，留下千古的青史美名。所以，当他在黑暗势力的政治打击下，受疏远，遭放逐，历尽坎坷，饱经磨难，内心的痛苦之深切、愤懑之强烈，是可以想见的，犹如炽烈的岩浆在地层下滚动，终将像火山爆发那样喷涌出来。这一切，都鲜明地体现在他的长诗《离骚》之中。正如汉代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所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离骚》是屈原的代表性作品，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篇幅最长、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抒情诗。关于篇题的意义，司马迁曾经解释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后来汉代学者进一步引申，班固认为，《离骚》是遭遇忧愁之意；王逸认为，《离骚》是离别的忧愁之意。不管怎样说，诗篇从题目到内容，都充满了忧伤、痛苦、激动、愤懑的情感基调，从古到今，人们对此是一致公认的。然而，诗篇的内容远不止于此。其中叙写了诗人的家世和出身，陈述了自己的志向和理想，以及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孤立无援的过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并没有沉溺于怨天尤人的悲观情绪中，而是树立起奋勇抗争、绝不妥协的决心和勇气。诗篇中反复表白：“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这种宁死不屈的态度，与孔子所谓“杀身成仁”、孟子所谓“舍生取义”的人生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后来屈原自投汨罗而死，是他以自觉的方式，对黑暗势力所能进行的最后的、也是最激烈的抗争，也是他勇于坚持理想、绝不同流合污的必然结果。屈原正是以“死”的悲壮之举，揭示了“生”的真谛，谱写出永恒的生命乐章。

在《离骚》中，当诗人遭遇到严重的政治挫折、陷入极度的苦闷和失望之际，他幻想自己沿着浩荡奔流的沅、湘之水南行，来到巍峨连绵的九嶷山，向古代圣明的帝舜倾诉内心的衷曲。他颂扬了历代圣君贤臣严明法度、举贤授能的治国方略，也抨击了历代昏君佞臣荒淫暴虐、败坏国家的衰亡经历，从而表达了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一定是得到了帝舜的鼓励和指引，于是，诗人开始了从人间迈向神灵世界的漫长遨游。诗篇中的遨游，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表明，即使美好的理想在现实世界里不可能实现，即使转入幻想中的神灵世界里，诗人也不会停息于探寻，理想的追求将伴随自己的一生。遨游的场面真是辉煌而壮丽，令人神往：诗人乘坐着华美高贵的车子，虬龙和鸾凤为他驾车，风神、雨神、雷神、电神、云神、月神纷纷汇集，簇拥于前后左右，他们一行浩浩荡荡，旌旗招展，飞腾于辽阔高远的天空上。著名诗人郭沫若曾经感叹：“作为诗人，屈原的想象力，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步的。特别是通过他的《离骚》——最宏大的一篇抒情诗，我们可以看出，他把宇宙中的森罗万象都看成有生命的存在，而且都可以用来替他服务。……他忽儿飞到了天国的门前，忽而攀上了世界的屋顶，忽而跑到了西极的海边，结果是上天下地都不能满足他的要求，而不得不决心自杀。”⁽²⁾这里，从民俗意义上，最值得关注的是，屈原以一个平凡人的身份，居然幻想着驱使龙、凤为自己驾车，召唤众多的神灵充当侍卫，俨然取得了类似于天帝那样的显赫权威。这当然不仅是出于高度自由的想象力，同时也受益于楚国巫风盛行的民俗氛围。这也让我们饶有兴味地联想到，1973年在长沙子弹库1号汉墓发现一幅人物驭龙帛画，“画的正中为一有胡须的男子，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驶着一头巨龙。龙头高昂，龙尾翘起。龙身平伏，略成一舟形。在龙尾上部站着一鹤，圆目长颈，昂首仰天。人头上方为盖，三条飘带随风飘动。”⁽³⁾长沙旧属楚地，这幅帛画自然也是表现着先秦时代楚国流行的巫风习俗。由此可见，屈原那种瑰玮奇幻的艺术想象力，是深深植根于丰厚的民俗文化土壤之中的。

可以说，理想的执著追求，是《离骚》的根本主题。为理想而奋斗，为理想而牺牲，这种执著坚韧的人生态度，是诗篇艺术感染力的内在源泉。诗篇中有两个著名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生的道路修远而漫长，充满了太多的坎坷和磨难，难以预料而又无可回避，要追求美好的理想，那就要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诗人早已下定了坚如磐石的决心，他将在漫漫人生路上，上下求索，勇往直前。这两句诗，把抽象的时间性的人生，比喻为具体的空间性的道路；把深沉强烈的情感，融化为鲜明可感的生动形象，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二十世纪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一定是在他的脑海里，对这两句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所以当1926年他的小说集《彷徨》出版之际，他亲笔手书了这两句诗，排印在全书的扉页上，来表达自己追求理想、永不动摇的决心，以此作为激励自我、鼓舞同道的座右铭。同样显然是受到屈原诗句的启发，鲁迅还在小说《故乡》中，写下这样一段至理名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人们在咀嚼其中丰富深邃的哲理意味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历史上那些承前启后的文化巨人们，完全超越了浩瀚的时空距离，他们其实靠得很近很近，心灵世界是紧密相通的。

三、悲歌一曲祭英烈
——《国殇》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屈原的全部诗篇中，《九歌》是一组非常特殊的作品。它们在性质上，是表现着祭祀神灵的内容，带有浓厚的巫风习俗的色彩；在形态上，是诗歌、音乐、舞蹈的三位一体，带有明显的综合艺术的特点。西方的人类学研究表明：“戏剧、舞蹈、音乐形成了一种协调的综合艺术，它一般来说和宗教仪式有关。”（马克斯·德索《美学与艺术理论》）《九歌》的情况正是如此。这是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艺术珍品，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宗教、艺术、文化等丰富的精神内涵，一直受到后世人们的高度重视。

《九歌》的名称起源甚早。相传，当年帝启（帝禹之子）到上帝的天庭做客时，趁其不备，把它偷偷学来，带到了人间。这当然只是神话传说而已。但由此反映出，《九歌》的来源是极为古老的，其性质是祭祀神灵（甚至天帝）的大型乐舞。但是，屈原笔下的《九歌》，从内容上看，显然与上述传说存在很大的区别。根据汉代王逸《楚辞章句》中的说法，屈原在放逐途中，心情郁闷而痛苦，“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后来宋代朱熹也同意这个说法，并作了一番补充。这样看来，在楚国民间山川荒野之地，原本流传着一部祭祀神灵的乐舞，但是文辞过于鄙陋，不登大雅之堂。屈原对它做了一番加工整理，使其文辞比较雅训，而且在其中寄托了自己人生的愁绪和悲慨。由此再进一步引申，那么《九歌》这一名称，很可能是屈原在整理这部乐舞之后加上去的，取其祭神之意而已，那就与帝启时代的《九歌》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

古代祭祀神灵，一般分为三类：天神、地祇、人鬼。在《九歌》中，祭祀天上之神的，有《东皇太一》（东方大神）、《云中君》（云神）、《东君》（日神）等；祭祀地上之祇，有《湘君》、《湘夫人》（湘水配偶神）、《河伯》（黄河之神）、《山鬼》（巫山之神）等。而祭祀人间之鬼的，只有一篇，就是《国殇》。

《国殇》所祭祀的，是在战场上奋勇战斗、为国捐躯的烈士的英灵。这是一篇悲壮激烈、低沉坚毅的挽歌，是一部充满了悲剧气氛、而又昂扬着英雄主义精神的歌舞史诗。诗篇开头，就刻画了将士们手操吴戈、身被犀甲、斗志昂扬、冲向战场的英雄形象。战场上的形势，极为紧迫而险恶：“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无边的战旗遮天蔽日，强大的敌人犹如黑云压城般直涌过来，密集的箭头在空中交错射过，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紧接着，我方的阵列被敌方的战车冲决，我方将帅的战车已经是车轮损毁、战马伤亡。可是，尽管如此，将帅仍然挥动着玉枹，猛力敲击着战鼓，指挥战士们勇猛冲锋，奋起杀敌。最后，诗篇描述了战争结束以后，勇敢的烈士们为国家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横尸在荒凉空旷的野地之上：“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是的，烈士们即使首身相离、一去不返，洒尽最后一滴热血，他们坚强的意志也没有改变，他们捍卫国家的决心也不会动摇。他们是国家的精英、人民的骄傲，身死之后，也堪称是刚毅的“鬼雄”。这是一幅多么悲壮感人的、充满英雄主义精神的画卷！可以想象，无论是楚国民间歌舞祭祀的人们，还是执笔进行修改整理的屈原，他们的内心，对这些烈士们该是多么的敬仰，在表演中、在写作中，一定是流下了无数感奋的泪水！

一千多年以后，宋代杰出女诗人李清照，曾写下《夏日绝句》一诗，讴歌了楚国贵族的后代、楚霸王项羽：“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当年率领三千江东子弟，推翻暴秦，横扫天下，虽然兵败垓下，四面楚歌，却宁愿自刎而死，不肯渡江逃生，表现出一个悲剧英雄的壮烈气概。他确实堪称是一位令人仰慕的“鬼雄”。其实，古往今来，那无数为国捐躯、为民献身的烈士们，无论他们生前的身份高低、名声大小，都堪称是超拔高贵的“鬼雄”，值得后人永远的敬仰和怀念！

四、“魂兮归来”
——《招魂》的主题及其民俗意蕴

在世界各地的古老文明中，曾经流行过各种不同的招魂民俗，有的是呼唤逝者亡灵，也有的是招喊生者魂灵。这种民俗，起源于原始时代所形成的灵魂与肉体既依存、又分离的观念。人类学家发现，在原始民族中，“灵魂是一种稀薄的没有实体的人形，……它独立地占有它的从前或现在的肉体拥有者的个人意识和意志；它能够离开身体很远，并且还能突然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出现。”（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由于死亡、疾病、惊惧等原因，灵魂可能会离开肉体而去，这就需要通过招魂的仪式，千呼万唤，使之归来。

屈原的作品《招魂》，就是这样一篇表现楚国的招魂民俗、富于浓厚巫风色彩的。

关于《招魂》的主题，一般认为是招唤已故的楚怀王的灵魂。公元前303年，楚怀王和秦昭王盟会于秦国的武关，秦国背信弃义，竟然劫持了楚怀王，强行带回到咸阳，并要求割让土地。楚怀王断然拒绝，三年后竟客死于秦国。这件事，加深了楚人对秦国的同仇敌忾，也增强了对于怀王的怀念同情。怀王曾经听信谗言，怒疏屈原，导致屈原在政治上的困顿挫折，也给国家社稷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怀王早年确曾有过励精图治的决心，甚至联合六国，身为合纵之长，共同抗拒强秦，一度展现出上升发展的气象和魄力。而在屈原早年，怀王对他也是信任有加，任命为左徒，兼管内政、外交的诸多要务，能够发挥相当的政治作用。所以，屈原对怀王实在是感其信任、恨其昏聩，充满了复杂的感情。然而，无论如何，怀王毕竟是国家的代表，而且在危难时刻敢于坚持原则，宁死不肯屈服，这些都是让屈原无比痛惜、难以忘怀的。因此，他根据楚国广为流行的招魂民俗，写下了这样一篇具有特殊文化风貌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