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壹 “地下党”

海的那一边 作者:张未兹 著


“地下党”的联系,靠的是默契。两个原本只是面熟的人,在楼道里碰上,互相间会交换个“加油”的表情。两个只听说过名字的人,第一次在食堂里会面,便称兄道弟,互诉苦水,讲生活的艰难,说老师的刁蛮。同是反叛者,富二代会主动靠近穷孩子,成绩好的不会嫌弃成绩差的。

高一的一个周末,我在书店的英文区挑书。

标示为“名著”的书架上,凡是书不太厚、字体不太小、年代又不太久远的,我要么是已经读过,要么是小时候读过相应的中文版。

畅销书架上,是封皮闪亮的名人传。我翻了翻,发现不是致富经,就是成功术。

颗粒无收,只好去了考试类的书架。本想秒杀四六级练习题取乐,却发现一本名为《SAT阅读精讲》的小册子很是抢眼。小册子里的文章不长,但貌似珠玑锦绣,文采飞扬。

我扫了一眼,满目生词。

我蒙了。我还以为自己的词汇量不错呢。

当时,我并不知道,SAT是美国高考的缩写。

我更不知道,那篇节选的文章,是20世纪初美国大律师克拉伦斯·丹诺在一次庭审中的辩护,法律领域的经典之一。而当时,我能判断出文章是律师的手笔,主要是靠开头的“各位陪审团成员”(Members of the jury)和“我的当事人”(My clients)。

几年后,当我决定报考法学院的时候,有了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的感觉。

但当时,我的愿望很简单,就是赶紧把生词弄明白,把文章看懂。

之后的周一英语课,老师一边念书,一边在教室里走圈。到了我这儿,翻了翻我正在读的SAT,警告了一句:“下次,我会单独抽查你。”

我想,下了课,她就会忘的。她关心的,应该是我的期中期末成绩。而且,就算我考砸了,她也不会逼我听她的课。因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事,她自己也干过。

但这一次,性质变了。

中午,班主任找我谈话。

“你是不是要出国?”

“我没有。”

我的反应慢了半拍。我惊讶英语老师会去告状。

班主任不信,自然要借机教育我一番,但她没有像历史老师那样海阔天空、漫无边际,而是一种言之凿凿、情之切切的姿态。

她列举了我的几大“罪状”:

我期中总分有退步,是不是因为骄傲了?

我上课老是迟到,是不是因为分心了?

上次练广播操,全班一共有三个人做错动作。有没有我?

上周叫我背课文,我的同桌给我提词儿,她可是听到了。我被叫到之前低着头,偷偷摸摸在干什么?

还有,每次看《士兵突击》,我都是梦游似的。梦见到华尔街捡金子了?

我的后三项罪状,关系到班主任的教学特色。

她带的班,广播操蝉联年级冠军12年。因为没有别的班,会在赛前一个月,每天都练操十遍。

她带的班,语文考试默写题满分率全校最高。因为她上课时经常不讲课文,而是抽查背课文。有同学出错,全班一起罚默写。

当然,她也强调有张有弛,劳逸结合。每天放学前,都会让我们看一集电视剧。

那天下午,又到了电视剧时间,播放的是《士兵突击》。窗外,别的班同学正在往外走,而我们班教室的大屏幕上,许三多正在做他的333个腹部绕杠。看着那张因痛苦而满是皱纹的脸,听着欢呼呐喊,我很是困惑:电视剧想要说明什么呢?难道笨人要出名,就得哗众取宠?突破自我,就得自虐?

就是想破吉尼斯纪录,也不至于吧。人家破吉尼斯的,也就图个乐子而已,不会跟崇高精神扯在一起。这位还没破吉尼斯,怎么搞得跟民族英雄似的?

这不能怪《士兵突击》的导演或者编剧。演戏而已,何必较真。可班主任想要教育我们什么?说明她的广播操和背课文方针,至少比腹部绕杠要高明?

我又翻开了SAT。此时,阅读精讲变成了SAT真题。

从那以后,只要是英语课和电视剧时间,我都要看一会儿SAT。

好在英语老师告我的状,只是在行使她的职责而已。她的课,我还是一如既往的自由。而班主任的电视剧时间,看书的,也不只我一个。

在班主任认定我要出国之前,出国于我,只是个模糊的概念。

我对美国教育情况的了解,限于小学时去过美国的同学。他们讲的让我神往,但也限于放学早,作业少,周末假期不补课,天天能吃麦当劳。

我的美归亲戚,几位秃顶的博士,讲起美国大学来,却是苦大仇深。因为,他们去美国的时候,是自己穷国家也穷的时候。

老爸在日本待过,而且是一个海归小圈子的成员。这个圈子里,有留美的、留英的、留德的,还有留日的。但和这些叔叔伯伯在一起的时间,我很少听到他们谈论在国外的生活。其实,不是他们不谈,而是我年纪小的时候,听不懂;听得懂的时候,我的时间只能随老师的指挥棒转了。

我一直喜欢美国小说。但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名著中,没几本是二战之后面世的。因此,我了解的美国社会,基本上停留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

偶尔看电视,也是云里雾里。电视上对美国的报道,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枪杀案中的黑人、干涉中国内政的政客、一身肥膘的大亨和天使般的宝宝。2008年又多了金融危机。这样的资讯,我下不了什么结论。而网上讲美国的文章,要么是出自愤青之手,美国是罪恶之源;要么是一派崇美媚美,美国是世界乐土。

班主任对我发飙的事,传得飞快。学校里的“地下党”也注意到我了。

我们班素来沉默少言的小个子男生平平,练完广播操后“恰巧”走到我身旁,低语道:“你什么时候去香港考SAT?”

我这时才知道,除了国际学校,SAT考试在内地并没有考点。

隔壁班的一个女生,在食堂碰上了,说了一句“图书馆自习室见”,就没影儿了。

我去了图书馆自习室,看见学生会主席力力正坐在靠门的位置上写作业,一摞书的顶上,是一本SAT。

那是他招兵买马的传单,也是接头的暗号。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定下心坐到了他的对面。他干杯似的,用水壶底敲了敲桌面。

“找组织来了?”他问。

我谢过组织。从消灭生词到“被出国”,其中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我太缺战友了。班里的同学,都很热爱我们的班主任,即使不笑话我,也不会和班主任对着干。

“地下党”也就十几个人,组织也很松散。为了不引起注意,没有正式活动。大部分人聚在一起,是选修课时不约而同地逃课到自习室看书。大家都爱上的选修课,是电影音乐赏析课,因为上课就是放电影,老师关灯之后,就可以从后门溜出去了。

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地下党”也不开列“党员”名单,但每个“党员”都知道其他“党员”的名字。“党”也会注意潜在的“党员”,给他们精神上的鼓励。

“地下党”的章程,是和平出逃。“党”内的激进派,原先想说服年级组的老师,让他们就算不支持我们的美国梦,也别太阻挠。但考虑到“党”组织毕竟很弱小,而且大多数人还没有暴露,最终的决定是潜伏。

“地下党”的联系,靠的是默契。两个原本只是面熟的人,在楼道里碰上,互相间会交换个“加油”的表情。两个只听说过名字的人,第一次在食堂里会面,便称兄道弟,互诉苦水,讲生活的艰难,说老师的刁蛮。同是反叛者,富二代会主动靠近穷二代,成绩好的不会嫌弃成绩差的。

学生会主席力力是典型的两面派。在“党”内,是绝对的领袖;在“党”外,是学校主旋律的代表。他的“地下党”身份败露后,便信誓旦旦地向老师们保证,会更加刻苦,更加努力,国内国外两个高考都不耽误。他还以学生会的名义亲自操办活动,以表示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

不过,他操办的活动,都会扯上美国。做世界粮食日宣传,他会讲美国的有机农场如何如何;科学周活动,他会讲美国的科技成就。随便做个发言,也要引用某个美国名人讲过的话。

大部分“地下党员”潜伏着。他们从不把SAT书带到学校,也很注意让自己的成绩不出现大起大落。他们甘愿接受点名时老师连名字都叫不顺的默默无闻,但绝不能容忍简历上的一穷二白,为此坚持要到校外去比钢琴,考跆拳道黑带。

但他们对美国大学的了解超出我的想象。

我是从平平那里了解到,这个美国高考一年可以考好几次,而且申请学校时,提交最好的成绩就可以了。

我心中的天平倾斜了。

平平见状,又告诉我,美国不是依成绩定专业,而是到了大二才自选,无须有上错了专业而影响一生的担忧。

而且,美国大学选课灵活度很大,基本上是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还有,如果你最终要去读研读博的话,本科出国,会事半功倍。现在流行的做法,在国内读本科,然后再出国读研读博,要和多少人竞争啊?

他平日少言寡语,但讲起美国来却滔滔不绝。

他像是代表“地下党”游说我,打消我的不安全感;又像是好朋友和我一起权衡利弊,帮助我做决定。不管他是什么考虑,反正我模糊的留美概念,逐渐变得清晰了。

接下来的两个月,一半是为了打发上课时的无聊,一半是为了熟悉美国的高考,SAT书我看了一本又一本。在和平平聊过后,觉得不去考一下,太可惜了。

在自习室里,我对力力感叹了几句。他回应说:“你赶紧在网上报名吧,不然等你准备好了,香港就没有考位了。就算到时候不想考了,提前几天还是能取消,能退费的。”

刚准备了两个月,而且是边上课边准备,现在报名,是不是有点早?

力力说:“就算考砸了,也没有关系。出不了国,还可以回来做老师的好学生。浪子回头金不换呗。出国不是罪,更何况出国未遂呢。再说,要是连你都考砸了,我怎么办啊!”

现在脑海里回放他的话,我很怀疑当时没有听清楚。他说的,很可能是“我们怎么办啊”。要不然,也是“我”代表组织的那层意思。力力长得清秀,人更是清高。“地下党”中的女生,除我以外,基本上都是靓妹。而力力做老大的学生会,更是美女如云。但所有女生对他的评价都是:“这家伙,除了对那群校领导老太太们百般巴结、图升官,对谁都不热乎。”

我不知道美女们对热乎的定义是什么,但我这个傻丫头,是听错了力力的话也罢,听错了画外音也罢,反正是觉得自己受的待遇挺高。

到这时候,我的“地下党”身份必须对家里公开了。

开始,姥爷和姥姥是反对派。反对的理由是,在他们的印象里,到美国念本科的孩子,有不少是因为在国内念得很吃力。大学毕业后去读研究生,才是最好的路径。

老妈是支持派。她的理由是,在国内学英语,很难有跨越式的改观。因为,语言是需要环境的。不考虑别的因素,就语言一条,越早出国越好。

老爸的意见一如他一向的风格,自己选择,自己承担。

最终,我的意见成了家庭的意见。

家里统一思想后,我填了一个申请表,从理科实验班转到了文科班,投靠了全年级宽松指数最高的班主任杨老师。

之前和我不太对眼的理科实验班班主任也是慈爱大发。她对我讲,你再考虑考虑吧,文科可选的专业少,就业的路径窄,转专业不是好的选择。英语老师更是惋惜,说,你转班了,咱们班的平均分就要下来了。

我嘴上说,谢谢老师一直以来的关心教导爱护,但心里却在嘀咕,谁让你们一个训我,一个告我的状。

转到文科班后不久,SAT考试的时间就到了。不知道谁泄的密,文科班的老师都知道了。但没有想到的是,老师们的态度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杨老师管教过下课时趁老师不在、撒野似的在教室后面踢球的男生。而我,不过是安静地坐在那儿,自己看自己的书,虽然是“禁书”。

杨老师见识过午休时跃上讲台、握着麦克风引吭高歌的同学。而我,则是少数几个闷头写作业的。

文科班的艺术特长生经常排练,有时候好几天不见人影;体育特长生时不时地要参加比赛,连假也用不着请。而我这样全勤的,已经算不错了。

我带到学校的SAT书,从小册子的专项辅导变成了大部头的官方指南。

课桌里书多,放不下,SAT书就堂而皇之地上了桌。

下课翻开了SAT书,上课我也懒得合上了。

历史老师见我公然挑衅,叫我起来回答问题。

“洋务运动的创始人有哪几个?”

“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

“洋务运动建设了哪些军事工业?”

“安庆内军械所、天津机械制造局、福州船政局。”

“洋务运动有什么影响和局限性?”

“开启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培养了一批军事和技术人才,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开办了学堂,派遣了留学生,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中体西用,治标不治本,不能改变清朝的衰亡。”

“知道了吧?洋务误国!中体西用不行!”历史老师话里有话。

我乖觉地听了会儿课,但很快又受不了诱惑,不管不顾地看起SAT书来。

此后,她每节课都会问我一个问题,随后就放任不管了。她问问题,只是借机宣布我有资格上课不听讲,并震震班里不爱背课本的特长生们。

每到这个时候,我反而念起理科班主任的好来。要不是她对背功的坚持,我哪有这么多老本儿可吃。

慢慢地,我的SAT特权,扩展到了文科班的所有课。

上水课,我专心研究SAT题。

上较难的课,我便把耳朵竖给老师,把眼睛留给单词表。

下了课,我再重新考考自己背过的单词。

午休时间,我计时做几篇阅读理解。若是犯困了,就做一做对我们中国学生来说较为简单的数学题。

放学了,我先在教室里待会儿,和同桌把学校的作业扫射一遍,发现答案有悬念的就讨论一下。

静校之前,我会去自习室写作业,若是遇上力力,就给他讲讲他稍感吃力的语法题。晚上回家,消灭掉作业之后,才是大干一场的时候:铺开一份三四个小时才能做完的模拟题,直到午夜。

考试定在一个周六。

周一,我就跟杨老师请了两天假:周四在家里准备准备,周五飞香港。

周四清早,我睡得正香,电话声传了过来。原来,一天以上的事假必须上报学校,我的两天假,学校不批。

学校不批,原因之一是周四下午有运动会。

我被拽到运动会会场。4×800米接力,我们班有位选手生病了。杨老师拿出一年前的测试成绩,看出我是非体育特长生里跑得最快的。

杨老师说,你上。

我说,这一年,我连100米都没跑过。

杨老师说,没关系,别人也没跑过。

把接力棒塞给我的下一号时,我差点张不开手掌,全身都在抽筋。

周五,我用不着请事假,直接就病假了。

病假的日子,是我坐飞机去香港的日子。

一个月后,我在自习室的电脑上查考试成绩,力力坐在旁边,说别紧张,他不偷看。

我小声说出了那个数字。力力拍桌子踹椅子,说这个分上前十的大学,一点儿问题没有。你再考一次,往前冲一冲!我正好也要考,我们一起飞香港,好不好?

见我惊诧,他连忙解释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请你带带路,在考前受受辅导而已。”

我垂眉说,让我考虑考虑。

骑车回家,风特别柔和,感觉很舒服。我想到电影《外星人E.T.》中的场景,那辆飞速行驶的单车,在夜空中倏然一跃而起,飞向月亮。

我觉得自己的车轮也离开地面了。

到了家,我就报了下一场SAT。

这就是傻丫头综合征。领导让陪着出差,就能美得像加薪升职似的。帅哥夸自己几句,就忘了他不过是想找个打杂的而已。

好在力力虽说能忽悠,但业务上还算靠谱。

在两场SAT之间的几个月,我考了留美的另外两场考试:托福和SAT2。后者是专项测试,从数理化史地政等科目中选自己最擅长的,而我选的是数理化。力力隔三岔五地送我一些龙腾学校SAT培训讲义和他从网上下载的资料。对于我,托福比起SAT来说,是小菜;而SAT2的数理化,我在理科班的训练已经绰绰有余。

第二场SAT临近。我把第一场考试前没做完的模拟题和真题拿了出来,按照老路子接着练,只是计时上严苛了一些。

最大的不同,就是身边多了个力力。

力力的考前焦虑症,比我还严重。向我请教语法,经常不再等到自习室时间,而是课间就咣咣咣地跑到我们班。我们班在二楼,他们班在一楼。一来二去,只要他出现在楼梯口,大家就知道他要找谁。

力力是住校生,学校不让带手机。有事找我,他会一做完课间操,就横穿十几个班,长驱直入到我们刚解散的队伍,和好几个人撞车也视而不见。

有天午休时间,他拿着一厚沓百元红票子过来,说机票是我帮着订的,但机票钱忘记给了,真不好意思。

班里正在踢矿泉水瓶子的男生,没听见力力在说什么,只是大叫:啊,卖身费?

“地下党”里有了非议之声。大家是为了资源共享,怎么就你们两个共享?

宽容的文科老师们也有意见了。男女生非正常交往,在我们学校,是要广播批评的。情节严重的,还要给记过处分。学生会主席他们管不了,管一个女生,还是有办法的。但考虑到我到文科班后,成绩一直排在第一位,老师们决定给点面子,等我成绩退步后再下手。

可他们没这个机会了。SAT成了我学习动力的源泉。因为要在SAT上花时间,我在做学校的功课时,一点也不敢马虎,发现什么漏洞就赶紧补。各种测试,我都会检查到最后一秒。我知道老师们的纵容是有条件的。

第二次SAT考试也是星期六。周四下午在学校,我一直捂着肚子,低着头。晚上,杨老师发来短信,问我是不是病了,要注意休息。我回了一个短信,说谢谢老师,明天,让我请个假吧。

杨老师是何等体贴,省去了我装作有气无力地打电话的麻烦;杨老师又是何等精明,那一天,有差不多十个“地下党员”请病假,她一下就看出了究竟。

周六,我和力力出现在首都机场。他的变色眼镜颜色很深,脸很白,疲倦地倚着候机厅的座椅靠背。我的头发很乱,因为来不及理发,就戴了顶大帽子。我们不说话,也不看书,只是东瞧瞧、西望望。

这段时间,又是上课,又是SAT,真的有点累了。

5个小时的SAT就像一场落枕的怪梦,做得我脖子酸痛,手指发僵。

交卷时我像是如梦初醒,但感觉试题很简单。

我和力力都自称考砸了,只顾狂玩。从市中心到郊区,在中环昂首走过奢侈品店,在旺角把小摊上的毛绒熊、钥匙链一阵乱翻,在星光大道疯跑,最后干脆出海上了南丫岛,在荒山野路玩到天黑,差点没赶上回来的最后一班船。

我们站在湾仔码头的一个过街天桥上,看着灯火通明的会展中心。

我感叹道:“真希望,接下来的路上也是灯火相伴。”

力力点了点头,回了一句:“皇天不负有心人。”

SAT成绩出来了。和托福、SAT2一样,单看分数,上什么学校都基本不成问题。

可名校要成绩,但不唯成绩。

我去找杨老师,问她有没有可能给我几周的时间,让我专心准备申请美国大学的文书。一准备好,就回来全心全意备战高考。

按照学校的规矩,请那么长的假,要么是做过手术,要么是得了传染病。

杨老师答应帮我说说,但说说的结果是促使学校做了一个决定:可以休学,但不能随便请假;毕业会考可以参加,毕业证书也可以给,但请不要把学校当菜市场了。

杨老师告诉我,学校其实很纠结,本希望我能上个清华北大的,给学校添点彩,但我现在一门心思想出国,弄得学校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还影响其他同学安心备考。两害相权取其轻,只好让我选一头了。

杨老师让我理解学校。站在学校的角度,这已经很宽松、很大度了。

我与学校签了协议,力力也是如此。不过,在签协议的名单上,没有平平。

他是不是还想玩潜伏?

五年过去了。

现在,我在理科实验班和文科班的同学,已经成为微信上一张张不再稚嫩的面孔;“地下党”的党员们,则散布在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还有澳洲、日本;而“地下党”的领袖,则成了Skype上的聊友。

那天,他告诉我,我们中学新开了留美国际班,正在做广告招生。

  1. SAT是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简称,即由美国大学委员会主办的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有SAT1和SAT2两次考试,俗称“美国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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