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语》的性质及地域“文化圈”特征

第一节 《国语》材料性质辨析

自汉至今，学界对《国语》性质的代表性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汉书·艺文志》“春秋家”著录《国语》，《汉书·律历志》、王充《论衡》、刘熙《释名》均以为《国语》是“《春秋》外传”。此说后来经过傅玄、陆淳、叶梦得、四库馆臣等历代学者的考证，“特别是现代以来破除了儒家经学的尊崇地位，今人不再相信《国语》是‘《春秋》外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国语》归于“杂史”类。“这个处理解除了《国语》与《春秋》之间所谓的经传关系以及《国语》与《左传》之间的内外传关系，为我们重新认识《国语》性质扫除了经学障碍。”还有一种归类，以刘知几《史通·六家》为代表。他们认为《国语》在编纂体例上，区别于《尚书》等其他五家。清人浦起龙《史通通释》据之名《国语》为“国别家”。“此后，《国语》为‘国别史’便成为学界共识。‘国别史’之说准确地指出了《国语》的编纂体例，有助于我们认识《国语》文章的不同地域特色。”

（2）徐中舒认为“瞽矇传诵的历史再经后人记录下来就称为‘语’，如《周语》《鲁语》之类，《国语》就是记录各国瞽矇传诵的总集”。此说肯定了《国语》“传诵”的特点。瞽、矇要讲史，因而有时称为瞽史。《逸周书·史记》记载左史讲了二十多个亡国之例，是因为“穆王思保位惟艰，恐贻后世，欲自警悟”（《周书序》）。《国语·晋语四》有“瞽史记”“瞽史之纪”，都带预言性质，但“史”不一定仅为“瞽”。各国瞽矇传诵的内容，应该不止《国语》，就如同先秦诗歌，不止《诗经》收集的三百零五篇一样。将《诗经》与《国语》说成“总集”，似乎有点“以偏概全”。这些材料被称之为“选编”，也许更符合实际。同时，《国语》故事是事后有人以旁观者身份讲述的，是对讲述者之“语”的记录。由“原型”到结集，其讲述者不一定只是瞽、矇。先秦典籍，大多非一人、一时、一地而成，经历了动态、开放、累积的过程，不是一次成型的。《国语》里所发生的真实存在过的事情，为“语”（讲述）者提供了最初“本事”。在这个原型或“元故事”的基础上，包括瞽、矇、大臣、侍者、御者、行人、从者、家臣、仆人，都可能成为“语”或“传”（chuán）者。其后，又不断有人在前面讲述者的基础上“接力”讲述。再有不同阶段的收集者、编纂者，最后定型为今天的模样。《国语》材料是“说者”“收集者”“编者”共同“合成”的结果，是在“说”的基础上“写”成的，在“写”成的单篇文本的基础上“编”成的。崔述以为《国语》是“后人取古人之事拟之为文者”，“然其语已非当日之语，乃后世之人，取前史所载良臣哲士谏君料事之词，而增衍之以成篇”。《国语》材料的形成，是多人多次在不同的地域“创作”的，讲述者与收集者、编纂者均为“作者”，流传过程即为创作过程。第一个讲述者为“第一作者”；其间有人收集、整理，这是“第二作者”；流传过程中有人编撰、定稿，这是“第三作者”。因而文学是“活”的、“立体”的、“动态”的。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是“本事”，后来人们不断口耳相传，“本事”淡化，成为讲故事的“引子”，并用“不出所料”的结果，验证劝谏者主见的正确性。《国语》中像《周语》《鲁语》主要涉及的是上层社会生活。相较而言，《齐语》《吴语》《越语》更接近于民间的流传，是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故事。研究《国语》，不了解其生成过程、生态系统（作者、编者、地域、阶层），要掌握好该书就隔了一层。《国语》成篇、成书的时期，没有专业的作家，都是因事、因时而发，但有很浓厚的传统意识。关于《国语》各“语”作者的推测，有助于对其性质的认识，从而更好地“具体”对待各“语”，更好地接近《国语》的原生态。这里所说的“作者”，不是指后代意义上，由个人单独完成一部书的概念，而是一个“集合”概念。

（3）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小南一郎云：“可以想见，像《国语》这种规诫性故事集在当初编撰之际，是以现实社会中各种公开场合中的话语为素材构成的。”他引用贝冢茂树的论述，提出了“语场”概念，并列举了“语”的几种形式，认为《国语》是“规诫性故事集”。此说较为符合《国语》的性质，特别是用到《周语》《鲁语》《楚语》中十分恰当，很有道理。《国语》中“语”的部分（问答、单独议论），大多是针对某种现象的劝谏、议论，也是一种特定的“语场”。这里的“语”不是日常生活、交往场合的随便说话。“语”在一般情况下都与政事有关，有具体的听说对象，所谈话题也是比较具体的。有时甚至会由一个生活中看似简单的话题出发，引到事关政事成败的严肃话题上去，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如《鲁语下》记载：“季康子问于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语肥也。’对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语子。’康子曰：‘虽然，肥愿有闻于主。’”但小南一郎之说，没有区别对待《国语》的材料性质，关键在于“规诫性”的内涵不明。像《周语》《鲁语》体现“故训是式”（《诗·大雅·烝民》）、“诫在往事”（《逸周书·程典》）的维护“王道”正统的“史鉴”意识，与《齐语》《吴语》《越语》在德行、策略、措施，甚至人物个性与事件结果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给人以警醒、启示的“规诫”，性质完全不同，要区别对待。

（4）学界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即《国语》为史料汇编。此说固然不错，但几乎适用于先秦的任何一部典籍，是共性。其显得过于泛化、笼统，没有明确的内涵指向性，更没有突出个性特征。我们认为谈《国语》性质，应该从全书性质相同的材料、不同国别的材料、同一国别性质不同的材料三个“基本事实”出发，所得结论或许更接近于实际。像《逸周书》《国语》《战国策》之类典籍，对材料应依性分类，以类相从，才能对全书性质，得出更为符合事实的结论，并对其有独创性的文学价值，有更深入的认识。除此以外，下列几点尤其要申说。

第一，《国语》不属“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的“有年数”的“史记”系列（如《春秋》），只不过其中有与《左传》相同的材料，司马迁《报任安书》又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而《左传》在后代又被称为“经”，这才引起了人们的联想与联系。更多寻觅二者之“同”，以便确定二者关系，于是有了“外传”之说。实际上今日所见鲁《春秋》（一般情况下即指《左传》）与《国语》，性质完全不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认为《国语》与《左传》“事辞或多异同，文体亦不类”。《国语》与《左传》之间有何关系，作者是谁，编者是谁，出自一人还是累积而成，成书先后如何？诸如此类问题，依现有材料，很难定论。也没有必要过多地在这些得不出结论的问题上去花时间，投精力，做推测。在没有新材料的情况下，这样的纠缠毫无意义。而在这个问题上，学界已形成了丰硕成果，而且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还在继续。这实际上进入了《国语》研究的一个误区，造成了学术研究重复，导致“似曾相识”的说法屡屡出现。当泡沫消失，因为既无方法，也无理论，更无结论，留下的还是一片学术空地。《左传》的研究也是如此。虽然已研究了这么多年，但有一些基本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依现有材料也无法解决，但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逻辑在解决。结果是绕着大家都知道的材料，兜了一个圈子后又回到原点。除了一大堆看似合理有据的废话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价值。世间的一切现象，包括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将要发生三个阶段。古代文学研究“已经发生”的现象，要紧的是扒开种种附加（包括时间流逝中材料的变化，后人的评价）的成分，将遮蔽的本来面貌呈现出来，这样虽不能完全达到真实，但至少更接近于真实。当前古典文学研究，只有在“还原”“剥离”的基础上，才能“创新”，出新成果，才能尽量避免学术重复。“还原”指回归原典。从文本出发，将典籍置于一定的历史背景下，用“知人”“论世”的原则，尽量接近事实。“剥离”是要将历代人加盖在典籍之上，遮蔽了本来面目的部分拂去，露出本来的样子。在有了前两者的基础上，在不同的时代，“以意逆志”，得出自己的认识。这样，典籍就会带上时代的烙印，与时俱进地为不同时代的人所接受。

研究某个具体对象，一定要遵循基本的事实。一切从事实出发，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而《左传》的事实是：它是作者按自己的想法创作、编纂的著作。“创作”主要体现在一些评论性的文字方面，“编纂”指对收集到的材料的编排。至于《左传》是否存在“微言大义”，写法上有无“春秋笔法”，其实是值得探讨的话题。《左传》的作者存在一定的价值观念与是非判断，但在具体行文当中，是否一字寓褒贬，既是一个学术话题，也事关对《左传》性质的认识。在《左传》具体写作过程中，以《春秋》为纲目，形成了“编年体”体例。作者对《春秋》感兴趣，故对其中一些事情加以阐发。但这时在作者心目中，《春秋》不是“经”，因为在《左传》作者的时代，还没有汉儒的宗教神秘化，被奉为圭臬，被视为神圣的“经”的内涵。我们要坚决反对不以科学方法，不顾基本事实，主观动机不纯，又讲究师承、家法、门派，抱残守缺，因循守旧，封闭滞涩，盲目自大，排除异己，对自己立说的一亩三分地，只要有人涉足，便大加鞭挞，皓首穷经而无成的腐儒、酸儒、穷儒、俗儒。特别是学术一旦与功名利禄关联，与谄谀媚上结亲，成为晋升的一种工具，即使再怎样标榜清高脱俗，骨子里却俗不可耐。学术研究的哲学与逻辑起点是“事实”而不是为我所用，我注六经。既要入乎其中，又要出乎其外。要有主见，但不能带成见、偏见，更不能带着功利的目的，这样就可能得出接近于事实、接近于真理的结论。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用世目的，立志不可谓不高远，但运用于学术研究，也许就不能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了。

话再说回来，就《国语》与《左传》的关系而言，我们退而求其次，即使搞清了前面提到的问题，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因为“事实”已客观存在，怎样研究，研究什么，不会因为搞清了这些问题而有多大的改变。研究《国语》之类的典籍，最主要的是深入作品“内部”，同时又放宽眼界，纵横比较，看其价值。学术研究不能像《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这样就陷入了自我游戏的怪圈，背离了学术研究要探究事实真相的初衷。学术研究既要尽可能地寻求真实，但又不能钻牛角尖，走向极端，纠缠一些无关紧要的枝节。既不能大而无当，但也不能缺乏宏观的、全局的通盘掌握，不能由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微观以宏观为目标，宏观以微观为基础。如对“古史辨”派提出的一些看法，得出的一些结论，不能盲目一概否定。特别是随着20世纪一些地方竹简帛书的出土，有些人大呼要重新写中国的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这实际上在研究上就不是正确的方法，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部分的真实不代表全部的真实。凭现有出土的材料，可以部分纠正或者丰富哲学史、文学史、美学史、思想史的内容，但不能从根本上重写。

就《国语》与《左传》作者的关系，《四库提要》认为：“中有与《左传》未符者，犹《新序》《说苑》同出刘向而时复牴牾。盖古人著书，各据所见之旧文，疑以存疑，不似后人轻改也。”特别是后一句值得注意，即由于古代传闻材料的多样性和不同人得到不同材料，故会有传闻异辞。《左传》与《国语》相比，内容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左传》记载怪异之事比《国语》多。相较而言，《国语》比《左传》突出人的作用。《周语上》“十五年，有神降于莘”讲神降临是虢将亡的征兆，充满了神秘色彩。丹朱神降临，之所以要应验到虢，是因为当时的国君，荒淫无道，朝政荒废。内史过预测虢“不过五年”。果然，周惠王“十九年，晋取虢”。但内史过的分析，重点突出“人事”的作用。国家兴亡的征兆，主要由君的行为引起。“今虢公动匮百姓以逞其违，离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难乎！”神只是一个信号。内史过提出了三方面的看法：一是“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二是要禋于神；三是亲于民。要之，君要做到敬神、亲民、正身、诚心。《晋语二》记虢亡的材料，也有神秘色彩。“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公惧而走。神曰：‘无走！帝命曰：使晋袭于尔门。’”神传达帝之旨。虢公不听史嚚劝谏，且对其囚禁之。在这样的情况下，晋国有些大臣开始“另谋他路”了。

舟之侨告诸其族曰：“众谓虢亡不久，吾今知之。……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于逆命。今嘉其梦，侈必展，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态，天又诳之；大国来诛，出令而逆；宗国既卑，诸侯远己。内外无亲，其谁云救之？吾不忍俟也。”

虢君若能从“君之侈”的噩梦中醒来，虢也许还有救。噩梦是提醒，是预兆，现实中奢侈无度，是形成噩梦的根源。因为虢君不思改过，最终导致虢君人生最大的噩梦——灭国。虢公之举，决定了其干不了大事，成不了“大人”。不管是《周语上》的内史过论神，还是《晋语二》舟之侨针对虢公做梦所发的议论，神的降临和噩梦都是一个引子，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即虢公的行为。这在当时的思想观念中，应该是先进的，也具有很大程度的合理性。虽不体现着人本思想，但已经突出人事的作用。这种思想发展到战国中后期，就直接表现为“民为贵”的主张。这在思想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国语》中的文字应该不是史官的实录。若文章前面部分、中间主体部分、交代结果的部分为同时写成，那么其中就有一条铁证可证其文字非当时史官记录，即所涉及的周王、诸侯国君都称谥号。所以就算是后代史官的记录，也是据别人的讲述追记而成的。另外，“君举必书”应主要记与国君相关之事，如“崔杼弑其君”。但《国语》里有许多篇目，与国君无关。同时，其时“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槃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墨子·兼爱》）的书写工具、文字媒介，都绝对不可能将许多长篇大论的文字记录下来。史官记录的样本，可以《春秋》《竹书纪年》，云梦秦简《大事记》的体例、风格、内容为参照。《春秋》等均以年划分，按年排列，严格按时间顺序客观记事，且记事很简洁，文风质朴。《史记·秦本纪》中的一些文字（主要是记录秦昭王时期历史的部分材料），因为来自《秦记》，也应是秦史官的记录。关于史官按照某年、某月、某日有某事记事的样式，还可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得到同样的信息：“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相如顾召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以此标准观之，《国语》没有一篇文字符合。其中虽也有按年讲述的，但那是不同的人或相同的人在不同时间、地点讲述故事的结果。

《国语》非史官记录，还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有些材料有年代，但绝大多数材料都是针对某件事，或劝谏，或对话。《国语》中围绕某个重大事件或某个人的言论比较多，且记载较详细。同时，每篇文章，许多材料前有背景，中间为个人议论或对话（二人或多人），结尾为结果，这也是完整的故事模式。《国语》记事前后持续五百余年，各“语”语言变化不大，且南、北方无地域变化。分散在《晋语一》《晋语二》《晋语四》《晋语七》文末的“君子曰”，均针对不同的具体事加以评论。这种文体形式，只有《鲁语下》的“仲尼闻之曰”接近。《吴语》最后也有两句议论，其他《语》均无。宫廷内部或卿大夫们现场的议论、劝谏、对话，甚至有些家庭谈话，能够传到外面，一是现场见闻之人的讲述；二是当事人的回忆；三是在某个环境中的人的讲述。如公父文伯之母教训儿子，戒其子妾之语，以及“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的行为，应是她家人传出去的，不是通过史官记载渠道传出去的。《晋语一》记载了一大段仆人赞的言论，应该是讲述故事者的转述，史官是不会记录仆人之言的。再有优施与骊姬夜半的密室阴谋，外人怎能得知？难道他们两人密谋时，还有史官在旁？《晋语二》：“伐虢之役，师出于虞。宫之奇谏而不听。”依《左传》记载，第一次借道于虞伐虢在僖公二年，第二次在僖公五年，灭虞亦在此年。《晋语二》所载宫之奇劝谏应在第二次。按理说，《晋语二》接下来应是宫之奇的劝谏之语，但却只字未提，却写“出，谓其子曰：‘虞将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衅而归图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惧及焉。’”这应该是家庭私语，外人不得而知。“以其孥适西山”躲避，外人应该更不知。《左传·僖公五年》却详细记载了宫之奇的谏辞。这说明是不同人的传闻。

《国语》是否在编选中被改动过，因无“原件”参照，现在不得而知。我们只能就现在看到的事实——文本形式，将《国语》各篇材料，大体划分在一定的时间界域内。虽然《国语》中的许多文章有年代，但只能对《国语》所记之事系年，对其文章，绝大多数不可以系年。因为要给《国语》之类典籍的单篇文章系年，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无法解决。第一，《国语》中涉及的事实，从周穆王到鲁悼公，约从公元前967年至前453年，历时514年。但其中反映西周、春秋时期的材料，不一定就形成于某个时期。先秦像《尚书》《逸周书》中的一些文章，特别是像《国语》《春秋事语》《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之类体式的文章，前面交代“语”的背景的部分，作为文章主体的“语”（对话或个人议论）的部分，后面对“语”涉及的事的结果交代的部分，现在难以确定各部分是同时写成，还是流传过程中增益。文章前面叙述事件（背景）的“引子”，后面交代结果的部分，与中间“语”的主体部分不一定同时。第二，议论主体（即文章主体——“论”或“说”的部分）部分文字在何时不易确定。第三，背景、结果部分文字在何时不易确定，况且背景与结果部分文字是否为同一人、同一时间所加亦难知。第四，“论”或“说”的部分，若不是当时记录下说话者所讲内容，而是后来凭借口传、记忆连缀成文，也就不是当时第一时间的现场创作。《尚书》《逸周书》《国语》《战国策》，均有此问题。第五，文章定型时间，不等于所记之事发生之年。就今日所见文章而言，某件事、某些人的对话，某个人的议论有“原创”的成分，但不等于今日所见文章就是现场记录，具有“当下”的实录性质。况且有许多对话、劝谏、议论都是随机的，不是事先写好了的成形底稿。我国早期传授知识的途径，主要是心记口传，先秦更是如此。即使有史官记载，也不可能记长篇大论。故今日所见《国语》文章所记之事时间，一般不等同于文章写作时间。司马迁所写尧、舜、禹之事，难道将记这些事的文章，也记到几千年前的某年某月某日？

《国语》非史官记录的特征，还有不同人讲述的重复，以及“传闻异辞”，一事多辞。《国语》中重复现象的产生，也许是不同的人讲述的结果，也许是同一人分次讲述的结果，还有可能存在个人讲述的专集。还有许多故事，不管各书所记如何，均为传闻。何者为是，现有材料，已难考实。故一些关键的地方，各书记载不一。如骊姬身世，《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云：“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晋语一》相同。《谷梁传·僖公十年》云：“晋献公伐虢，得丽姬。”《庄子·齐物论》则以为“艾封人之子也”。奚齐与卓子是否为骊姬所生，《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云骊姬“归生奚齐，其娣生卓子”，《左传·僖公四年》《国语·晋语一》同。但《公羊传·僖公十年》云：“奚齐、卓子者，骊姬之子也。”《谷梁传·僖公十年》同。

奚齐、申生等人之傅，《左传·僖公四年》为“君杀其（申生）傅杜原款”，《晋语一》同，《谷梁传·僖公十年》则为“世子之傅里克谓世子……”《左传·僖公九年》云：“初，献公使荀息傅奚齐。”《说苑·立节》以为“晋献公之时，有士焉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列女传》记载里克为太傅，杜原款为少傅。诸如此类情况，也证明口头传闻的变动性。若是史官记载下来的，就算根据的是传闻记录，至少申生傅不应出错。

《周语中》记周襄王用长篇大论，说服晋文公勿“请隧”。

晋文公既定襄王于郏，王劳之以地，辞，请隧焉。王不许，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以顺及天地，无逢其灾害。先王岂有赖焉。内官不过九御，外官不过九品，足以供给神祇而已，岂敢厌纵其耳目心腹以乱百度？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临长百姓而轻重布之，王何异之有？今天降祸灾于周室，余一人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赏私德，其叔父实应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岂敢有爱？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创制天下，自显庸也，而缩取备物以镇抚百姓，余一人其流辟于裔土，何辞之与有？若犹是姬姓也，尚将列为公侯以复先王之职，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懋昭明德，物将自至，余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与百姓何？何政令之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请，受地而还。

《晋语四》同样记载此事，但非常简单，即“公请隧，弗许，曰：‘王章也，不可以二王，无若政何。’”再如《周语中》记载：

王至自郑，以阳樊赐晋文公。阳人不服，晋侯围之。仓葛呼曰：“王以晋君为德，故劳之以阳樊。阳樊怀我王德，是以未从于晋。谓君其何德之布，以怀柔之，使无有远志？今将大泯其宗祊而蔑杀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阳不获承甸而祗以觌武，臣是以惧。不然，岂敢自爱也？且夫阳岂有裔民哉？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

《晋语四》则这样记载：

二年春，公以二军下，次于阳樊。……左史迎王于郑。……赐公南阳阳樊、温、原、州、陉、、组、攒茅之田。阳人不服，公围之，将残其民，仓葛呼曰：“君补王阙，以顺礼也。阳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将残之，无乃非礼乎！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则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残其姻族，民将焉放？敢私布之于吏，唯君图之。”

两篇之中，仓葛之言同为向晋文公据理陈辞，最终说服晋文公释放了阳人，但两篇记仓葛之辞却不同。《周语中》结尾为：“晋侯闻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阳民。”《晋语四》结尾为：“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阳人。”

《吴语》《越语》分为三个单元，均讲述越灭吴的演绎过程。在围绕一个中心前提下，各有侧重，应该是不同人讲述的故事。第一，《越语下》从勾践即位三年讲起，此后讲勾践在吴的三年，其后是勾践自吴回国后的“四年，王招范蠡而问焉”，接下去是连续三个“又一年”，再接下去是“至于玄月”，最后是“居军三年，吴师自溃”。这样按年代顺序，从头讲到尾的叙述形式，很像是一个人讲述故事的口吻。第二，与吴行成之人，《吴语》以为是“诸稽郢”，《越语》以为是文种。这应该是由不同人的讲述而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的。第三，《吴语》《越语上》《越语下》有重复的现象。《吴语》记述“吴师大败……又大败于没，又郊败之”，《越语上》亦有。《吴语》记述吴王请行成于越时，越王之语，《越语上》《越语下》亦有。第四，《吴语》《越语上》《越语下》各自为独立的故事单元，各自有头有尾地讲了越灭吴的过程。第五，记述越王行成于吴，《吴语》是夫差听了诸稽郢之语而不听申胥劝谏而允，《越语上》则是大夫文种行成于吴，《越语下》只写“大夫种来而复往……吴人许诺”。第六，夫差死前说的话，《吴语》《越语上》同中有异，《越语下》无。第七，《吴语》结尾交代：“越灭吴，上征上国，宋、郑、鲁、卫、陈、蔡执玉之君皆入朝。”还有一句议论，《越语》无。第八，《吴语》主要人物是夫差，申胥居其次，但《越语上》只有一段劝谏吴王之辞，《越语下》则无。第九，《吴语》有对勾践灭吴前询问申包胥及与夫人、大夫告别，以及行军中整肃军纪的描写，《越语上》则详写其为报仇在国内采取的措施。《吴语》记述勾践整肃军纪后，“于是人有致死之心”。《越语上》则为：“果行，国人皆劝，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无死乎？’”《越语下》无。另外，《韩非子·内储说下》记载：“越王攻吴，吴王谢而告服，越王欲许之。范蠡、大夫种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吴，吴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祸也。以吴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许也。’太宰嚭遗大夫种书曰：‘狡兔尽，则良犬烹；敌国灭，则谋臣亡。大夫何不释吴而患越乎？’”《国语·吴语》记“吴王夫差既许越成”时，“申胥进谏曰”的几句话，与《内储说下》范蠡、大夫种之说，大致相同。此说法《吴语》凡三见，前为申胥之说，后为越王之说，《越语上》亦为越王之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自齐遗大夫种书，内容与《韩非子》太宰嚭遗大夫种书的内容基本相同。凡此，均说明不管是《国语》还是《韩非子》，收集到的是来自不同渠道的传闻故事，虽事情内容大致相同，但人却完全不同。

《晋语一》郭偃预言献公之后，晋国“多而骤立，不其集亡。虽骤立，不过五矣”。其后事实果然如此。《晋语四》郭偃又据“国人诵之曰……岁之二七，其靡有微兮”之说，预测晋惠公“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这应该是事后人们讲故事时借用郭偃的口吻。“底本”应是郭偃当时评论过，但不可能预测到晋要经过五世才能安定下来，更不能精确预测到惠公在位年数。

骊姬乱晋之事，当时流传甚广。由于各书性质不同，记载其事侧重点不一，有些地方细节不同，还有重复。将《国语》《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所记骊姬、申生之事比较，可以发现，在一些关键或核心的地方，各书差别很大。首先，《国语》《左传》记骊姬为献公伐骊戎所得，但《谷梁传》却云：“晋献公伐虢，得丽姬”；其次，《国语》《左传》均以为骊姬生奚齐，其娣生卓子，但《公羊传》《谷梁传》均以为奚齐、卓子皆为骊姬所生；再次，骊姬与优施的密谋，只见于《国语》；最后，里克杀骊姬，只见于《国语》。这些情况说明：收集者根据不同人的讲述记录此事，而讲述者对许多事实已不甚明了。即使是《国语》中骊姬之事，许多地方也是根据不同的人的讲述收集而成的，因为有许多地方，在一篇中，将骊姬之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有头有尾地完整讲述，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他书记载骊姬之事均简单，唯有《国语》详尽且重复。骊姬之事，既不算“治国之善语”，也非德义之行，而是阴谋之举。这从材料的角度，说明了《国语》的故事汇编性质。

关于申生事迹，《说苑·立节》有两条材料。何为“立节”？本篇“序”云：“士君子之有勇而果于行者，不以立节行谊，而以妄死非名，岂不痛哉！士有杀身以成仁，触害以立义，倚于节理而不议死地，故能身死名流于来世。非有勇断，孰能行之。”《立节》所记“晋骊姬谮太子申生于献公”内容，《国语·晋语二》《左传·僖公四年》《谷梁传》《礼记·檀弓》《吕览·上德》等均有记载。其他书则简要记述，将这个故事放在一个主题下，作为这个主题里的一条材料，如《吕览·上德》记载此事即是如此。“上德”即以德为上，崇尚道德。“上德”篇旨在论述德、义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故本篇开篇便言：“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放到本篇中的人和事，应该是符合这两点或其中一点的。相较而言，《国语》篇幅最长，最为详尽，故事性最强，情节最生动，人物最鲜明。《晋语》自身记骊姬、申生之事，也出现重复。其他书都讲一个大概情节，而《国语》则将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从细节上讲得清清楚楚，有滋有味。

《礼记·檀弓上》《说苑·立节》劝申生申明于晋献公或逃走者为重耳，但《国语二》为“人谓申生曰”，《晋语二》为“乃使猛足言于狐突曰”，《左传·僖公四年》为“或谓太子”，《檀弓上》为“使人辞于狐突曰”，《吕览·上德》无劝申生自辩情节，直接说“太子不肯自释”，《谷梁传·僖公十年》为“里克”。这说明人们讲述故事时，已不明了劝说申生之人，才会有此现象。另外一点就是申生的死亡。《国语》为“雉经于新城之庙”，《左传》为“缢于新城”，《谷梁传》为“刎脰而死”，《史记·晋世家》为“自杀”，《吕览》《说苑》为伏剑死。《礼记·檀弓》孔颖达疏还认为“雉”为牛鼻绳，即申生用牛鼻绳自缢。先不说申生究竟是怎样死的，仅从修饰死亡的语词而言，《晋语二》的“雉经”更为形象、惨痛！申生死后像野鸡那样伸长脖子吊在那里的情状，至今读来仍阴惨恐怖。又像一个愚忠愚孝的符号，永远凝固在那里，令后人唏嘘不已！这些现象说明，人们对申生如何死亡，不甚明了，故不同的材料据不同的传闻写成。

《礼记·檀弓上》主要突出申生的孝、忠，还记载了申生临死时对狐突的嘱托。《吕览·上德》以纲目形式，极为简略地记载了申生自杀、重耳游历、被詹（《国语》《左传》均为“叔詹”）善说等情节。其中曹君要重耳“袒而捕鱼”情节，《淮南子·人间训》也有，但《国语》《左传》《韩非子·十过》均无。《吕览·上德》记载的与申生、重耳、叔詹有关的事，极为简略，只是说明作者观点中的一个例子，但《国语》对人物语言的记载特别详细，不管是个人议论还是对话，都要长得多。这两方面正好证明了《国语》“事”为线索，“语”为主体的“事语”特征。另外，《立节》更侧重于突出狐突的“节”“义”。特别是狐突自杀的情节，他书均不载。《晋语二》写申生死后，“重耳逃于狄”，“夷吾逃于梁”，但下一篇“二十二年”又交代重耳、夷吾出逃时尚不知去向，分别是在谋士狐偃、冀芮的策谋下，才决定一至狄，一至梁。

《晋语二》“公令阉楚刺重耳”，以及《晋语四》“初，献公使寺人勃鞮伐公于蒲城”，也是不同人讲述的结果，故同一人却有“阉楚”“勃鞮”的不同称呼。再如《晋语二》关于虢的记载有三条：第一条写“六年，虢乃亡”，第二条写“伐虢之役”，第三条写“献公问于卜偃曰：攻虢何月也？”正常的顺序应是先卜，再伐，再灭。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不同人讲述的结果，二是编纂者为之。

《晋语三》“惠公既即位”写丕郑之死重复，且本篇四部分之间，第一部分与其余部分无联系。第二部分已讲丕郑被杀，其子丕豹出奔秦。第三部分回过头来讲“丕郑之自秦反也……君杀之”。第四部分又写“丕郑之子曰豹，出奔秦”。头绪显得很混乱。这应该是不同人的讲述及分散的片段材料，编撰者将其串编在一起，故出现重复之类的情况。

《晋语三》《晋语四》涉及怀公的有三篇材料。《晋语三》记述：“十五年，惠公卒，怀公立，秦乃召重耳于楚而纳之。晋人杀怀公于高梁，而授重耳，实为文公。”《晋语四》记述：“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礼享之……于是怀公自秦逃归。”重耳入秦。《晋语四》又记述：“十月，惠公卒。”重耳“入于曲沃”。结尾的部分重复，只不过前段材料重点写惠公，后面一段材料重点写重耳进入晋国即位的过程。《晋语四》中惠公卒月，秦伯纳重耳之月，有的本子作“十月”“十二月”，有的本子作“七月”“十一月”。徐元诰《集解》用了大段文字，从历法上来证明究竟为何月。实际上，之所以如此，有两种情况：一是传抄中出现变化，二是材料来源不同，故时间不同。

《国语》中有许多篇目，都是旁观者讲故事口气。《晋语五》围绕“靡笄之役”有五篇故事。《晋语六》围绕晋伐郑，“范文子不欲”及范文子的谈话有四篇。其中范文子每次谈论的内容不一样，但“凡诸侯，难之本也”出现了两次。这应该是一个人根据自己的记忆，多次讲述的结果，或是不同的人据记忆讲述的结果。

《齐语》中的几篇材料，在《管子·小匡》中合为一篇。差别在于《管子》将材料归拢为一篇，但《国语》分成几篇。《管子》编者将相关材料收集在一起，试图归在一个主题里面，《齐语》则仍保持了单篇独立的形式。《管子》文比《齐语》繁，有些段落《齐语》没有。同时，《小匡》在材料内部安排上比《齐语》混乱。《齐语》材料一些方面的真实性高于《小匡》。如游士，《小匡》为八千人，《齐语》为八十人，《齐语》应符合实际。《小匡》比《齐语》语言简易，《齐语》古奥。《国语》与《管子》有相同材料，说明编《国语》与《管子》的人所见的是来源渠道相同的材料。导致相同材料论述有差别的原因，有三种：一是所见材料本身如此；二是编抄者的改动；三是流传过程中的改动。凡此种种情形，均共同说明了一个问题：《国语》有故事汇编性质。

《国语》许多故事有原型。《周语上》言穆王欲征犬戎，《后汉书·西羌传》也有记载。“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穆天子传》卷一、卷四亦记穆王与犬戎事。《逸周书·祭公解》记周王听说祭公病重，前来探望。穆王态度很谦虚，言辞恳切，委婉虔诚。其中“昊天疾威，予多时溥愆”，也许就包含了《周语上》不听祭公劝谏征犬戎之意。祭公谋父临终训诫周穆王及三公之言，文辞古拙艰涩，语言简奥质朴，不尚修饰，不用“之”“乎”“者”“也”之类的语助词，文章风格与《尚书》很接近。全篇用对话体，无甚文采，中间只有祭公所说时五个“无以”连用的排比句式，语气促迫，口气肃穆，警示性很强。另外，在全篇中，穆王、祭公都感叹的“呜呼”一词，让人感到场面凝重，话题严肃，体现了祭公对王室的耿耿忠心，以及再不能效忠王室的伤感，对周王室基业的牵挂与嘱托。

第二，《国语》与同为史料汇编的《尚书》《逸周书》也不同。《尚书》为典、诰之类文献，但不能依照题目划分文体。因为如此划分，没有考虑文章内部的特征。典、诰之类文献，若从内容角度区分尚可，但不表明文体特征。因为典、诰之类的文献，内部文体是一致的。《逸周书》大多为随笔性的短小议论，还有周王及周公旦之类大臣的训诫之辞，以及典章制度。将《尚书》《逸周书》《国语》《左传》《战国策》之类各书之间，各书内部之间，文体、内容、性质不同的典籍，特别是像《逸周书》许多篇章无人物、时间、地点、事件、原因、过程、结果的材料，简单概括、归于“历史散文”是不科学、不妥当的。史料不等于史，它只是以事实形态存在的组成历史的物质材料。同时，“语”和“事”是相对而言的。对今人而言，包括以语言文字形态存在的“过去事实”均为史料，所以“诸子散文”也是“历史”的“散文”，“六经”皆为史料。不同时代的史料，将不同的事件、人物串起来，“事”与“人”结合，连缀、编年而为“史”，即将静态、凝固、分散的史料，以有组织、有条理的形式，描述出流动、变化的社会演进过程。

第三，《国语》不仅在“语”体系统中独具特色，而且在《晋语》《郑语》《越语》同一国“语”内部，性质也不同。《国语》之“语”有两层含义：讲述故事中包含着规诫的主观意图，或客观上起到了规诫的效果。整部《国语》，以讲故事形式，阐述“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所以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实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刘熙载《艺概·文概》云：“《国语》周、鲁多掌故，齐多制，晋、越多谋。其文有甚厚甚精处，亦有剪裁疏漏处。读者亦别而处之。”相较而言，《周语》《鲁语》《楚语》主要是“嘉言善语”“治国之善语”“教诫之语”，其中包括“古之制”“先王之制”之类。如《周语上》提到的畿服制，《尚书·禹贡》也言及。《鲁语上》“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即《逸周书·籴匡》“大荒有祷无祭……君亲巡方，卿参告籴”。《逸周书·大匡解》记载周文王居程第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诏牧其方……于是告四方……币租轻，乃作母以行其子”。《齐语》《管子·大匡》《小匡》提出的老百姓的组织结构，在《逸周书·大聚解》也有出现。《左传·隐公元年》祭仲言“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逸周书·作雒解》记周公制定“大县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城方王城九之一”。《逸周书·王会解》云：“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下面“方千里之外为比服，方千里之内为要服，三千里之内为荒服”则应该为“解”语，非原文。《职方解》亦记载：“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方五百里为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藩服。”

第二节 《国语》的地域“文化圈”特征

《国语》各“语”材料性质不同，文章风格也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色彩。就《周语》《鲁语》而言，《周语》第一篇强调了“先王于民”的做法，讲述怎样管理老百姓，要让老百姓知礼法，懂感恩，特别要注意敦厚性情。其主要从先王的做法及制度的角度，阐述应该遵循怎样的规矩处理政事，而不是违背这样的“古训”，并特别强调“以文修之”。其中“文”既有对“德”的修养，又有自身按“先王之制”行事的规范。祭公主要讲了两层事实，即“修其训典”，遵“先王之制”，依“先王之训”成功的事实，和违背则失败的事实。今昔对比，劝诫意义明显。《国语》（特别是《周语》）让人看到的是“历史”的一面，主要是展现“事实”。许多文章按照这样的逻辑进行推理：若按照规矩做会怎样，不按照规矩做会怎样；你不按照规矩做，果然怎样。不管是陈述过去做法，还是指出目前行为，或是得到预期结果，都是“事实”。《国语》的劝谏是“不得不说”。面对的是将要发生的事和引起事的人，是现实的，不是设想的。这样的现象，说明《国语》故事为事后的追记，才会出现前有预见，后有结果的应验。

《周语上》虢文公虽然是强调籍田，但实际含有以小见大、由点到面的用意。“籍田”事关治国牧民的一系列举措，因而后面又有仲山父劝谏宣王勿立戏之情节。当宣王欲“料民”时，仲山父提出“民不可料也！……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邵公劝厉王弭谤，他针对一件具体的事情，由小到大、由现象及本质地阐发道理，强调“天子听政”的正确做法，即在政事中，要重视民情、民心。邵公讲的“宣之使言”是方法，更主要的是要广开言路，畅通渠道，广纳谏言。集中各种人的智慧，制定正确的治国方略才是根本。“王斟酌焉，是以事并行而不悖。”这样就不会有“谤”。假如“虐”，则“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之有口”一段，实际讲的是老百姓力量的重要性。出发点虽是维护周王室，但包含着朴素的“民本”思想，堪称经典之说。西周初年的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关注老百姓的财用。如“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要使老百姓“财用不乏”。与此相应的是强调“民之大事在农”，不能轻易“料民”。在日常管理中，司民、司商等职能部门的官员，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秩序井然。“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国语·周语上》）这实际上贯穿的是不扰民的思想。《周语》中像这样由一种现象，推断政事活动中引起连锁反应的情况很多。除了前面的例子，再如伯阳父针对“西周三川皆震”自然现象，联及周幽王做法，比照夏、商灭亡之因，推断“周将亡”。且反复说“国必亡”，“不亡何待”，“亡之征也”（《周语上》）。可谓真知灼见！《周语上》还记载：

彘之乱，宣王在邵公之宫。国人围之。邵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是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

记载邵公的独白与行为，是对其德行的赞美。邵公以自己的儿子代替宣王，保活了宣王，自己的儿子却被杀。邵公“事王”的赤胆忠诚，感天动地，与日月同辉。《周语中》记载当周襄王欲以狄师伐郑时：

富辰谏曰：“不可。……”王不听。十七年，王降狄师以伐郑。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富辰谏曰：“不可。……章怨外利，不义；弃亲即狄，不祥；以怨报德，不仁。夫义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义则利不阜，不祥则福不降，不仁则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和宁百姓令闻不忘。王其不可以弃之。”

后来，“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富辰谏曰：‘不可。夫婚姻，祸福之阶也。’”王不听。“十八年，王黜狄后。狄人来诛杀谭伯。富辰……乃以其属死之。”邵公与富辰均体现出正直的品行。他们表面看来都是为了避免“怼”，即自己因为劝谏周王不听而怨愤，骨子里实际体现的是忠诚，也使我们看到了西周生活的一个画面。

《周语上》穆仲论鲁侯孝是正面宣传，不仅提倡孝，而且提出“怎样才算孝”的具体做法。

宣王欲得国子之能导训诸侯者。樊穆仲曰：“鲁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对曰：“肃恭神明而敬事耉老，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不干所问，不犯所咨。”王曰：“然则能训治其民矣。”

穆仲表明了这样几层意思：鲁侯不仅聪明有智慧，而且做事严谨诚信，能认真对待每一件事；不仅做事认真，而且敬奉长老；颁令行罚，一定参照先王已有的条文规定，参考过去是怎么做的，从而使现在的制度，采取的措施，能与过去的遗训、成例相吻合。这样实际上就照顾到了方方面面。因为“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要实际体现在日常的制度与行为之中，所以，“能导训诸侯者”，是应该具备这种品质的人。另一篇记述“惠王三年，边伯、石速、国出王而立子颓”，郑厉公与虢叔等对此不满，故找借口“杀子颓及三大夫，王乃入也”，含有恢复体统、秩序之意。

《周语中》的“晋文公既定襄王于郏”写晋文公纳周襄王，襄王拒晋文公请隧。这是一篇“上说下”的文章，可以看出周襄王很会说话。在陈述理由时，技巧运用很成功。所谈内容很有“厚度”与分量。听到这样的说辞，晋文公不得不接受襄王的意见。“王至自郑，以阳樊赐晋文公。阳人不服，晋侯围之。”以《晋语四》看，晋文公“将残其民”。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阳人仓葛陈述为什么不服的理由，说服晋文公赦了阳人。《二十四年》一篇，记述晋人败秦于殽，但主要记载王孙满由秦军的举动，分析其必定失败的原因。王孙满由现象及本质的推理，很有道理。因为出战的军队，既骄横又无纪律，必将陷入险境。这样的军队，没有不失败的。《周语中》的“晋侯使随会聘于周”，主要记载定王论述为什么不用全烝之故。“晋既克楚于鄢，使郤至告庆于周”里，单襄公提出：“夫仁、礼、勇，皆义之为也。以义死用谓之勇，奉义顺则谓之礼，畜义丰功谓之仁。奸仁为佻，奸礼为羞，奸勇为贼。夫战，尽敌为上，守和同顺义为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叛战而擅舍郑君，贼也；弃毅行容，羞也；叛国即仇，佻也。有三奸以求替其上，远于得政矣。”

《周语中》“定王八年，使刘康公聘于鲁”时，刘康公由鲁国“季文子、孟献子皆俭，叔孙宣子、东门子家皆侈”，论及“季、孟其长处于鲁乎！叔孙、东门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刘康公提出“为臣必臣，为君必君”，各自要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所谓“宽、肃、宣、惠，君也；敬、恪、恭、俭，臣也”，又分别论述了各自的作用，以及做到这些的结果和做不到的恶果，并对比二家做法，推断叔孙宣子、东门子家“必亡”。《左传·宣公十年》记载：“秋，刘康公来报聘。”对刘康公之语只字未提，突出例行程序的记事，而《周语》突出“语”（议论）。

《周语下》“灵王二十二年”中，太子晋针对灵王将壅谷、洛二水计划提出劝谏，强调“帅天地之度，顺四时之序，度民神之义，仪生物之则”。《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未记载此事。由太子晋的劝谏辞可以看出：第一，其知识面很宽，体现在对历史传说、历史文献熟谙于心。如“晋闻古之长民者”，接下列举正确做法及结果，并得出结论“古之圣王唯此之慎”。谈古不在古，而在察古观今，以古为鉴。三次引用带有格言警示意义的“人有言曰”。接下从正反两方面，分别列举尧、舜等行为，论述要“疏川道滞，锺水丰物”。后来又讲史，从后稷一直到周厉王。第二，太子晋有良好的文化与人格修养。陈辞言必有据，论必有理，显出风范。第三，太子晋有敏锐的眼光，长远、全局性的政治远见。能见微知著，以古察今，古今对照。第四，太子晋有独立的高明主见。其劝谏周王多从“人事”考虑。自然现象的异常，多因人事而起。“今吾执政无乃实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争明，以妨王宫，王而饰之，无乃不可乎？”“自我先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惧长及子孙，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第五，太子晋有很好的组织文辞的能力，故能大量运用四字句，排比句，很有气势与感染力。说服力也很强，使人不得不佩服其见识正确。这大概是因为太子晋聪慧、知识渊博、见解敏锐。《逸周书·太子晋解》亦记载其事迹。《逸周书》与《国语》相比较，文字上都简易明了。《国语》侧重太子晋谏之“语”，《逸周书》则类小说。太子晋事迹，他书未见记载。由《国语》看，其为人有远见，洞察事理。《逸周书》所载与《国语》材料，在突出太子晋的见识方面，实际上性质是相通的，只不过《逸周书》因为太子晋能预知自己三年之后将死，更带有怪异、神秘、荒诞的色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闻？一是当时这样的传闻比较多，如《墨子·明鬼》记载的许多故事。二是有人将收集到的此类故事，编纂在以《周书》为名的材料汇编集里。如《文选》卷一五张衡《思玄赋》“子有故于玄鸟兮，归母氏而后宁”句，李善注引《古文周书》中的“越姬故事”，是一则典型的“复生”志怪故事。而《国语·郑语》引《训语》，所讲述的也是传闻故事。

《周语下》“晋羊舌肸聘于周”中，羊舌肸由单靖公言行，推断“若能类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誉蕃育之祚，则单子必当之矣”。此类论述传达出只要按成规行事，就会有好结果的观点。但此篇不像其他篇目那样，有对分析情况应验的交代，只是分析本身。“柯陵之会”写晋厉公及三郤的言行分析其必亡。结尾写“十二年，晋杀三郤。十三年，晋侯弑。于翼东门，葬以车一乘”。还有一篇写单襄公论晋周将得晋国。另如“晋羊舌肸聘于周”，叔向论“今周其兴乎！其有单子也！”另一篇写“敬王十年，刘文公与苌弘欲城周，为之告晋。魏献子为政，说苌弘而与之，将合诸侯”。卫国的彪傒至周，与单穆公讨论刘文公与苌弘之事。

单子曰：“其咎孰多？”曰：“苌叔必速及，夫将以道补者也。夫天道导可而省否，苌叔反是，以诳刘子，必有三殃：违天，一也；反道，二也；诳人，三也。周若无咎，苌叔必为戮，虽晋魏子亦将及焉。若得天福，其当身乎？若刘氏，则必子孙实有祸。夫子而弃常法，以从其私欲，用巧变以崇天灾，勤百姓以为己名，其殃大矣。”

彪傒之说，强调了几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不能违背上天的意志，所谓“天意不可违”。而“天意”实际就是指做事要合法度，循规矩，不能异想天开，更不能胡作非为。二是不能逆大势所趋，违背历史的规律。三是不能诳惑他人，将错就错，甚至引导他人错上加错。如果是这样，一定会给自己招来麻烦。果然，“是岁也，魏献子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遂田于大陆，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难，苌弘与之，晋人以为讨，二十八年，杀苌弘。及定王，刘氏亡”。这段文字传达的意思很明确，即你不能这样，若这样，你必然灭亡。不幸的是，苌弘与刘康公果然这样，那就只有灭亡了。

《鲁语上》的“长勺之役，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强调只有从根本上树立德行，给老百姓带来实惠，他们才会归附。只有老百姓齐心，神灵才会降下福气。这实际上提出了三个方面的看法：一是为政者要有很好的“德”，无德便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就不能取信于民；二是只要当政者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福祉，自然就会赢得民心，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三是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与拥戴，这就赢得了最大的“天”，就连神灵也会欣欣然赐福于你。另一篇“庄公丹桓宫之楹”匠师庆谏庄公丹楹刻桷，强调俭，俭则有“令德”，力戒侈，但“公弗听”。“哀姜至”讲述哀姜回鲁国时，“公使大夫、宗妇觌用币”，因为不符合先制，宗人夏父展提出劝谏，但“公弗听”。另一篇“鲁饥，臧文仲言于庄公曰”，主要记载文仲用名器向齐国借其粮而“归其玉”，体现出文仲以国事为念，以老百姓为牵挂，勇于承担使命，识大体，顾大局，特别是善于陈辞述理的思想性格。全文为对话，特别是加了“从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请之，其为选事乎’”的话外音，用设问形式，更加突出了文种“居官者当事不避难”的深明大义，高风亮节。本篇突出体现文仲“善说”的辞令，特别是说齐国国君之辞，句句在理。抬出周公、太公及天地间的神祇，表面看是鲁借齐粮食予以祭祀，实际是说若齐借鲁粮食，则是齐祭祀了上述对象，可谓皆大欢喜。真可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曲线救鲁。因而齐不得不“归其玉而予之籴”。文仲可谓大获全胜，“善说”带来了实际利益。《鲁语下》“平丘之会，晋昭公使叔向辞昭公”一篇，也同样体现了子服惠伯的“善说”。

《鲁语上》“温之会，晋人执卫成公，归之于周”主要记载臧文仲劝说鲁僖公请免卫成公之事。“晋文公解曹地以封诸侯”主要记载重馆人给臧文仲的建议。因为重馆人的先见之明及合理化建议，鲁国使者僖伯“从之，获地于诸侯为多”。使鲁国得到了好处，重馆人因此也得到了很大的奖赏。另一篇记载夏父无忌行为“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说明不能乱了常规，改变昭穆顺序。特别是对没有明德的君主牌位，不能越位提到前面，否则就犯顺，而“犯顺不祥”。夏父无忌不听，故死后“既其葬也，焚，烟彻于上”。即使活着无事，死了也要遭报应。这应验了展禽“若血气强固，将寿宠得没，虽寿而没，不为无殃”的预言。讲述者将此归于夏父无忌行为“改其常”。《周语》《鲁语》的许多材料，特别讲求因果关系，有时“果”由“因”直接导致。有时“果”与“因”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但隐含着不依常规办事就有殃的推理。

《鲁语下》“虢之会，诸侯之大夫寻盟未退”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晋王鲋求货于穆子”情节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特别是上层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二是主体部分为叔孙穆子谈自己的想法，见出其主张及性格特征，是围绕着“我”进行的表述，人情味较浓。后面“武子劳之”一段中叔孙穆子之语，也体现了其内心主张。《左传·昭公元年》：“叔孙绞而婉。”杜注：“讥其似君，反谓之美，故曰婉。”后又记“乐桓子相赵文子，欲求货于叔孙而为之请”，接下去有叔孙穆子的一段不予乐王鲋贿的陈辞。然后是“赵孟闻之，曰……乃请诸楚曰……”《鲁语》在记述完叔孙穆子的话后，即写“楚人乃赦之”，突出的是叔孙穆子的自我陈辞。

《鲁语下》记载：“齐闾丘来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闵马父笑，景伯问之，对曰：‘笑吾子之大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于恭”，其满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阙而为恭，楚恭王能知其过而为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后恭”，道将何为？’”闵马夫提醒景伯要知规矩，要谦虚。《鲁语下》有好几篇材料记公父文伯之母言行，是写家事而非国事，其中有生活场景的描写。这应是从公父文伯家传出来的，不可能是史官记述、口述的。

《鲁语下》还有一组五篇材料记孔子博物富学，又在几段材料后面加了“仲尼闻之曰”评论。这说明孔子当时在鲁国有名气，人们才重视他的言论。《论语·述而》言“子不语怪、力、乱、神”，但《鲁语下》却记孔子谈“木石之怪”“水之怪”“土之怪”，“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论语》体现了孔子更多关注的是现实问题，不大讲述历史，但《鲁语下》既记孔子对现实礼义的重视，还有讲史。

由前面对其内容的大概介绍，可以看出《周语》《鲁语》许多地方隐去了人的日常要求，大多是冗繁的说教，似乎人为伦常秩序而生存。人活着的意义，就是践行那些繁文缛节。理性有余而忽略人性、人情，“人”为“理”的工具的色彩浓厚。《周语》《鲁语》重秩序，重名分，重礼义，不谮礼。遵循程式化的秩序才是“正统”，是符合“德义”的。突出靠道德、道理、秩序治国、牧民、行事，而不是靠智力、武力，强调“顺而德建”（《周语中》）。要在回顾和复制历史中，以“昨天怎么做”的程式为样板，从陈规中去寻找答案，维持现状，提出现在“应该照着做”建议。预言“现在”不遵循“过去”的陈规，“将来”会有何结果，未提出超前的建设性见解，即现在应有什么突破、创新，以避免将来的恶果。许多情况下，是要纠正不恰当做法，继承、遵循、恢复已有秩序，或者不断调整个人行为。在完善中回归，但不打破现有的大的社会格局。周、鲁人不参照、借鉴外部经验，却有厚重的历史感，突出“史鉴”意识。留恋于过去值得自豪的辉煌，留意于历史上值得吸取的失败的教训，从而形成了“怀旧”情结。这显然不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思维。体现这样思想的文章，也难免枯燥，一些篇章读来显得乏味。虽《诗经·大雅·文王》言“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但在《国语》中根本看不到周王朝革故鼎新、吐故纳新的气象，而是要固守陈规，强调维护稳定、封闭的秩序，不愿打破旧有格局，失去已有平衡，体现出凝滞、封闭、保守、静止、僵化的思想状态。眼光向后、向内，显得滞止、暮气，总想在寻找历史的影子中维持现状。《周语》《鲁语》上述内容，加之礼乐文化的熏陶，从而形成了温文尔雅、坐而论道的“周、鲁文化圈”。

《齐语》与《管子·小匡》内容相同，是围绕管仲辅佐桓公称霸天下，即“从事于诸侯”之“术”的具体举措的材料汇编。《齐语》比《小匡》许多地方都要简略，条理也更清楚。与《周语》《鲁语》彬彬有礼地恳切劝谏相反，《齐语》主要记述“春秋五霸”中首位霸主齐桓公称霸的历史过程，让人有仰视之感。主题很集中、单一，主要是桓公与管仲的问答，但也有单独记载桓公言行的。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的思想，成为我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桓公听从管仲建议，制定和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其中在国内采取了富国强兵的各种措施，包括用人及经济、政治等方面。其中的一些措施与《逸周书》同。当然，面对天下混乱的局面，所有问题，归根结底要靠战争解决。所以，当管仲辅佐桓公准备的条件比较成熟时，便要征战了。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鲁为主。反其侵地棠、潜，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环山于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对曰：“以卫为主。反其侵地台、原姑与漆里，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环山于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燕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环山于有牢。”四邻大亲。既反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河，东至于纪酅，有革车六百乘。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

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遂南征伐楚，济汝，逾方城，望汶山，使贡丝于周而反。荆州诸侯莫不来服。遂北伐山戎，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不来服。与诸侯饰牲为载，以约誓于上下庶神，与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设泭，乘桴济河，至于石枕。悬车束马，逾大行与辟耳之溪拘夏，西服流沙、西吴。南城周，反胙于绛。岳滨诸侯莫不来服，而大朝诸侯于阳谷。兵车之属六，乘车之会三，诸侯甲不解累，兵不解翳，弢无弓，服无矢。隐武事，行文道，帅诸侯而朝天子。

上述文字，突出“伐”“征”，不考虑什么文德，讲究以武力征服。要通过征战杀伐，扩充疆土，取得霸主地位。没有丝毫的温情绵绵，忽略仁义道德。一切以实力、武力说话。要用剑戟开道，杀出一条通往成功的血路。让我们体会到春秋诸侯蚕食，攻伐不已，战乱四起的峥嵘动荡岁月。体现此类征战内容的文章，不像《周语》《鲁语》那样，谈道理，讲传统，重维持，而是运筹帷幄，谋划布局，靠武力攻击，四面拓展，征服其他诸侯国。行文中运用方位词，体现了空间上的很大跳跃性。

齐桓公靠任用贤能，靠正确的策略，在赢得民心前提下，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做保障，于是，“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国诸侯既许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以武力南征北战，齐桓公征服了一些诸侯国后，则“帅诸侯而朝天子”，并继续实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的政策，通过“武事”，使众多诸侯降服。但一旦达到一定目的，取得霸主地位后，便要维护、延续自己的地位，于是开始“行文道”。以战争的形式征服之后，要维持稳定状态，这就需要制定各种游戏规则，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里运作，实行文治。“文事胜矣。是故大国惭愧，小国附协。”崇尚“文德”，为“文武是宪”（《诗·大雅·崧高》）的典型。“天下诸侯称仁焉。于是天下诸侯知桓公之非为己动也，是故诸侯归之。”《晏子春秋》记景公曾言于晏子：“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乂齐国，能遂武功而立文德。”《齐语》体现了桓公胸怀宽广，知人善任，从谏如流的品格。管仲足智多谋，内政、外交才能兼具。君臣相知，勠力同心，南征北伐，东讨西战，建立了煌煌伟业，演绎了春秋时期一段波澜壮阔、风云激荡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突出智谋、心斗，特别是鲍叔设计使管仲由鲁返齐策略，可谓高明。管仲由鲁返齐的过程，惊心动魄。“桓公使请诸鲁，如鲍叔之言。……庄公将杀管仲，齐使者请曰：‘寡君欲亲以为戮，若不生得以戮于群臣，犹未得请也。请生之。’于是庄公使束缚以予齐使。”而管仲能由鲁返齐，是齐成霸业的前提条件。《齐语》突出桓公与管仲“明君能臣”的组合，君能广纳忠言，臣有非凡的治国策略与能力，并能制定正确的措施。而且君臣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关心民生疾苦，体现仁义。这些都是历代人们羡慕、期盼、心仪、向往的一种理想组合模式、做法、状态，《齐语》对齐桓公赞赏有加。

葵丘之会，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后命曰：“以尔自卑劳，实谓尔伯舅，无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谋。管子对曰：“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桓公惧，出见客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尔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赏服大辂，龙旂九旒，渠门赤旂，诸侯称顺焉。

就连孔子也一再赞叹：“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司马迁称赞“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管晏列传》）齐人的眼界敏锐开阔，眼光向外，思想开放，打破常规。他们不在周朝一统、周王为天下共主的凝固模式里原地转圈、踏步（但形式上又很重视维护王统——“帅诸侯而朝天子”），而是打破观念束缚，不仅全方位改革，而且还提出了春秋时代最早的“近交远攻”战略主张，建立了有效的统一战线。以务实做法，锐意进取，努力打破观念束缚与原有诸侯格局，创设新措施，建立新规则，实现新目标，从而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新格局，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模式，成为天下霸主。齐、鲁虽接壤，但凭海临风的齐人思维的超前、宏阔、无规则，非局促鲁人所企及，最终形成了开拓进取、刚柔相济的“齐文化圈”。

整部《晋语》，以“杀”始，以“杀”终，贯穿“乱”，突出“谋”，对晋国自献公（公元前676～前651年在位）至公元前453年共200余年由乱而治、由治而霸、由霸而弱、由弱而亡的波浪式历史演进、变迁过程，展现殆尽。《晋国》之乱，先是骊姬乱王室，其下依次为：里克杀奚齐、卓子、骊姬，立惠公；惠公入国而背信弃义，杀里克、丕郑、庆郑；晋人杀怀公；吕甥、冀芮谋反；晋灵公不君；晋厉公杀三郤，栾书弑厉公；箕遗、黄渊、嘉父叛乱；栾盈叛乱；段规反，灭智氏。真可谓乱象芸芸，乱云阵阵，乱事丛丛。读《晋语》，不由得让人感叹：晋真乃多事之国也！《晋语一》“献公田，见翟柤之氛，归寝不寐”，似乎为晋国“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乱政，做了一个预兆和旁注。此后几十年间，晋国上空一直弥漫着“翟柤之氛”。直到重耳凭借杀戮荡平了内乱，稳定、巩固了政局，才使晋国上空又见天日。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才显出晋文公称霸的意义。也因此使《晋语》许多材料故事性强，文学色彩浓厚。

《晋语》中材料的性质，可以这样归类：第一，《晋语一》“武公伐翼，杀哀侯”记栾共子为忠于哀侯而战死，《晋语八》记载栾怀子之臣辛俞不叛其君，《晋语九》记载鼓子之臣夙沙厘始终忠于其君。这三篇材料都体现的是“事君不贰”的信仰与忠诚举动，并可以以付出身家性命的行动来实践这样的信仰。“栾怀子之出”情节与《晋语一》差不多，既突出栾子之臣辛俞对栾氏的忠诚，也体现其善说。辛俞巧妙地偷梁换柱，偷换概念。“无从栾氏而从君”，即从晋君换成了“栾氏为我君，我从君”。虽为诡辩，却自圆其说，自持其理，甚是恰当。同时，他还用反问语气，强调“何以事君”，实是一语双关地告诫晋平公，我是不叛君的典型，你的臣子应如此；你若杀了我，则会寒了忠臣之心；不杀我，则对忠臣是鼓励。第二，《晋语一》《晋语二》记骊姬之乱为一组材料。其中《晋语一》“献公卜伐骊戎”似乎是一篇提纲，由“献公卜伐骊戎”叙述到“晋正于秦，五立而后平”，时间跨度很长。中间主要是史苏、郭偃二人的议论，并夹杂有献公与史苏、史苏与里克的对话。骊姬之事，有正面直接描写，也有间接陈述。如《晋语一》“十六年，公作二军……谗言弥兴”应是骊姬作祟。“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东山……谗言益起”，也是骊姬使然。骊姬的密谋，像催命的阴魂，催促着申生上鬼门关。第三，《晋语三》记晋惠公即位后的行为为一组材料。第四，围绕重耳逃亡的为一组材料。其中《晋语二》一篇、《晋语四》则集中记载晋文公流亡各国之事。重耳开始的流亡，是在国内政治斗争形势下，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更多有“保命”的成分。“骊姬既杀太子申生，又谮二公子曰：‘重耳、夷吾与知共君之事。’公令阉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狄；令贾华刺夷吾，夷吾逃于梁。尽逐群公子，乃立奚齐焉。始为令，国无公族焉。”（《晋语二》）但在狄十二年之后的再次流亡，则是在谋臣的动员下，积累政治资本之旅。

文公在狄十二年，狐偃曰：“日，吾来此也，非以狄为荣，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达，困而有资，休以择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将底。底著滞淫，谁能兴之？盍速行乎！吾不适齐、楚，避其远也。蓄力一纪，可以远矣。齐侯长矣，而欲亲晋。管仲殁矣，多谗在侧。谋而无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择前言，求善以终，餍迩逐远，远人入服，不为邮矣。会其季年可也，兹可以亲。”皆以为然。乃行。

于是重耳开始了历时七年的历练旅程。第五，《晋语七》记晋悼公事迹为一组材料。晋周回国即位后，不像晋惠公那样不明大体，而是谨慎于政事。第六，分散在《晋语一》的“献公田，见翟柤之氛”，《晋语二》的“虢公梦在庙”“伐虢之役，师出于虞”“献公问于卜偃曰：攻虢何月也”“葵丘之会”“宰孔谓其御曰”“二十六年，献公卒”“穆公问冀芮曰”，《晋语五》《晋语六》《晋语八》《晋语九》中的部分或全部材料，分别是晋国的一些人和事的杂记。其中《晋语五》记赵宣子、郤献子事迹材料较多，《晋语六》主要记范文子言论，《晋语八》主要记叔向、赵文子言论，《晋语九》主要记载赵简子事迹、言论。《晋语》占了《国语》将近一半的篇幅，而且内容复杂，其中主要是阴谋、机心、权诈。《晋语》多晋三卿之事，三卿之中于赵氏为详，而三卿应属于“篡臣”之列。《齐语》《吴语》《越语》也以谋略为主。这些材料合起来占了《国语》的大部分篇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语》的性质。晋人的思想呈现出复杂化态势，行为内讧与外扩并存，且行贿受贿之风浓厚。齐、晋、越人均施计谋，但齐人以正确策略与措施，堂而皇之地向外扩张。越人内敛收缩，高瞻远瞩，充满智慧与哲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着眼于夫差个性特点，突出攻心为上策略。晋人则更多诡谲的权谋、机心。《管子·水地》以为“晋之水枯旱而运，圩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司马迁也不由得感叹：“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史记·张仪列传》）这种状况形成了以奸诈、好斗、唯利、冷酷、残忍为主要特征的险恶的“晋文化圈”。

《郑语》较特殊。前一篇主要针对郑桓公“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之问，围绕“周室将卑”，史伯纵论天下形势，为郑桓公谋后路。其以长篇大制，从空间方位上铺陈，对《战国策》铺张扬厉风格有影响。“主客问答”形式，为汉大赋所借鉴。后一篇纯叙事，无人物对话。时间跨度大，所写之事涉及面宽。

《楚语》体现出内修、内治的追求。《诗·商颂·殷武》云：“维女荆楚，居国南乡。”《史记·楚世家》记载：“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楚国虽居南乡，自称“蛮夷”，野心勃勃却不失风度。《楚语》开篇记载一代霸主楚庄王为太子选择老师。由庄王与士亹的对话可以看出，楚国人在价值观上与中原是相通的，即强调“善”“德”。申叔时提出了教育太子的九种材料，内容主要围绕善恶、明德、上下之则、废兴等。另一篇记载：“恭王有疾，召大夫曰：‘不谷不德，失先君之业，覆楚国之师，不谷之罪也。若得保其首领以殁，唯是春秋所以从先君者，请为灵若厉。大夫许诺。”后来恭王卒，大夫以为应遵先王遗训谥为“厉”，但“子囊曰：‘……夫事君者，先其善不从其过。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有是宠也，而知其过，可不谓恭乎？若先君善，则请为恭。’大夫从之”。可以看出楚恭王能够对自己在位时的失误，自我反省，并对自己的谥号提出要求，以示惩戒。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就这一点而言，他值得人尊敬。因而当恭王去世后，子囊并没有按照恭王的意思办，而是根据恭王在世时的实际事迹而谥。可以看出楚国君臣不隐恶，不蔽美。下一篇记述屈建没有遵从其父屈到“祭我必以芰”的遗愿。当宗老提出“夫子属之”时，屈建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即使是他父亲的想法，但若不符合楚国的法典，也不能照办。“椒举娶于申公子牟”是讲蔡声子劝楚令尹子木招椒举（伍举）回国，勿让其入晋为晋所用。因为椒举娶了申公子牟的女儿，子牟犯罪逃亡，楚康王认为是椒举放走的，所以椒举出逃至郑，又打算逃亡至晋。蔡国大夫蔡声子将出使晋国，在郑国遇见了椒举并劝慰他。椒举辞曰：“非所愿也。若得归骨于楚，死且不朽。”其说体现了椒举的故国之恋。文章结构上，先是引起蔡声子谈论的背景（原因），中间主体为问答，以答为主，结尾说明结果。蔡声子在说服令尹子木时，列举了楚国历史上由楚奔晋而败楚的史实，声言椒举“乃遂奔晋，晋人又用之矣。彼若谋楚，其亦必有丰败也哉！”那些楚材晋用的人物，“至于今为患”。蔡声子在陈述驱逐椒举的恶果时，用今昔类比，由历史到现在，且列举的都是自楚奔晋后助晋败楚的人物。像城濮之战、鄢陵之战、吴楚相争，在楚国历史上都是重大的事件，而这些事件都对楚不利。鄢陵之战，“大败楚师，王亲面伤”。这样的历史事实，对楚国的教训自然惨痛，不应重蹈历史覆辙。蔡声子没有高谈阔论，陈述的件件都是事实，具有不可辩驳的信服力与震撼效果。警示意义非同寻常，故子玉猛醒。文中除了铺陈，几处写人物情态、行为颇为传神，如“缅然引领南望”“子木愀然”。人物语言也能表现性格。蔡声子的善说，还体现在用“激将法”，欲擒故纵，正话反说，特别是“若资东阳之盗使杀之”，似乎充满江湖色彩。徐元诰《国语集解》引吴曾祺曰：“此数语，设词以激子木，非实然也。”故逼得“子木曰：‘不可。我为楚卿，而赂盗以贼一夫于晋，非义也。子为我召之，吾倍其室。’”蔡声子终于反客为主，说得子玉心服口服地“乃使椒鸣召其父而复之”。本文应该对李斯《谏逐客书》影响很大。《谏逐客书》也是今昔对比，列举了秦国历史上四位任用客卿而“使秦成帝业”的国君的事迹，对比秦始皇的做法，因而“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秦王乃除逐客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