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进岛之前

天上掉下一个机会

如果在半年前，有某占卜者拦住我，预言我将要去南极，我一定会斥为信口胡言。然而，五个月前，确实有一个人特地飞到青岛，亲口对我说了这话。他不是一个占卜者，而是鹭江出版社的编辑阿正。

当时，我正在青岛出差，给一项竞赛担任评委。评委之中，还有葛剑雄教授。在我们下榻的旅馆里，阿正兴奋地向我们谈了他的计划。他的想法是，组织若干位人文学者去南极体验生活，然后每人从自己的学科视野出发写一本书，这项活动的经费将由鹭江出版社赞助。他引以自豪的是，这一举动在世界上是首创性的，迄今为止还不曾有组织地让人文学者去南极。至于人选，我和葛是他心目中的首选，其余的尚未确定。

去，还是不去？他等着我的表态。

我犹豫片刻，给了一个肯定的回答。

我心中的想法是：答应了再说，谁知道能不能办成呢。在我看来，这个计划虽非信口胡言，却也够得上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了。老天，那是南极啊，要花多少旅费，还要经过怎样繁复的审批程序。即使得到批准，像我这样的体格能否通过体检，也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回北京后，我照常做着我的工作，没有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是，在那一头，阿正认真地推进着他的计划。忽一日，他通知我们到国家海洋局极地办公室开会。坐在那间朴素的办公室里，看着他招募来的其他各位好汉，听着极地办主任介绍南极科学考察情况，我发现事情越来越像是真的了。接着，心理测试和体检顺利通过。接着，国家海洋局的批件下来，我们被列入中国第十七次南极考察队正式队员的名单。公务护照业已办妥，日程业已确定，不到一个月，我们就要动身了。至此，事情的真实性已经无可怀疑。

这么说，我真的要去南极了？

我应该承认，我压根儿没有做过南极探险梦，因此，现在也就没有梦想成真的感觉，反倒觉得身不由己地掉进了一个梦境里。

“你说一说你决定去南极的三个最主要的理由。”即将同赴南极的邵滨鸿给我出题。

我回答：“第一，是因为南极的特别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景观，第二，是因为机会难得，至于第三个理由……没有了，也不需要了。”

的确不需要了。天上掉下一个机会，恰好掉在我的头上。如果不是这样，我不会想到要去争取，即使争取也未必争取得到。现在既然掉在了我的头上，我也就没有理由推辞。

有关消息通过媒体传开以后，朋友们普遍感到惊奇，惊奇之余，有的表示羡慕，有的表示担心。这两种反应都很正常，因为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南极是一片既神秘又危险的土地。

南极的魅力不容置疑。闭着眼睛想象一下吧：在那个晶莹的冰的世界里，没有人烟，没有污染，空气无比洁净；冰架向大海伸展，海面上布满大小不等的冰山，在阳光下闪射奇异的光芒；海滩上栖息着无数憨态可掬的企鹅，海豹在岸边自由地嬉戏。

可是，南极的危险也不容忽视。张开耳朵听一听南极的“世界之最”吧：最冷，年平均气温-17℃，冬季低于-40℃，最低曾测到-89.2℃；风暴最频繁最猛烈，局部地区风速可达每秒85米以上；冰雪最多，占全球总储量的90%，冰盖终年覆盖整个大陆，平均厚度2450米，最大厚度4750米；最干旱，有“白色沙漠”之称，会使你的指甲一片片脆落。

何况还有全球最大的臭氧洞，在紫外线直射之下，用不了几小时，你的脸就会脱皮和变黑。

与在南极长期生活过的老队员聊一聊，每个人都会告诉你一些较轻微的惊险的经历。那些最严重的惊险的经历无人能够告诉你，然而记录在案。冰盖下有许多冰缝，大者深几百米，宽几十米，皆被茫茫白雪掩盖着，某年某月，某国考察队连车带人掉了进去，从此永远消失。暴风雪常常突如其来，如白色幕布推进，刹那间把人裹住，能见度为零，加上不可抵挡的风速，某月某日，某人被困冻死或者被刮得不见踪影。

现在我最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你的身体能行吗？”问者大致是指南极的冷，担心我不能适应。我原先也以为最严峻的考验是寒冷，在了解情况后，这一层顾虑解除了。事实上，我们将要去的长城站位于南极洲最温暖地区之一的乔治王岛上，又正值那里的夏季，平均气温在零度上下，比北京的冬季还暖和。那个地区气候的最大特点不是冷，而是极地气旋的活动剧烈，暴风雪频繁。在夏季，还要留心冰盖和冰架的边缘融化，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

天平的两端，一边是诱惑，一边是危险，孰重孰轻？

对于探险家来说，危险也是诱惑，甚至是最大的诱惑。可是，我不是探险家。即使是探险家，快乐也在于征服危险，胜利归来。上世纪初英国著名探险家沙克尔顿几度远征南极和北极，名垂史册，而他在征途上写信给妻子说：“我猜你宁愿要一头活驴，也不要一头死狮。”我欣赏他的幽默和健康。我深知我连说这话的权利也没有，对于我来说，死了也不成其为狮子，选择只在活驴和死驴之间进行。

所以，在出征之前，我要向我的妻子及刚两岁多的女儿保证，我一定把安全放在首位，平安归来。

我几乎是一个地理盲，因为要去南极，才认真查看了一下世界地图。这一看才发现，原来地球上的陆地都集中在北半球，南半球陆地极少，基本是连绵的海洋。北极无洲，但是被有人居住的陆地环绕着。南极有洲，但是与有人居住的陆地远隔重洋。难怪南极洲的发现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了。

最早断言南极洲的存在的是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认为，已知世界的反面必有一块土地，以维持平衡，他们称之为对应地（Antichtone）。希腊人用Arktos一词指大熊星座，也指其下的北极地区，于是造出Antarktos一词指相反的地区。

可是，从这个词的存在，到这个词所指的地区的发现，经过了漫长的两千多年。

一直到十八世纪，又是哲学家率先开始空想，把南半球大陆描绘为新的伊甸园，一片炎热富饶之地，那里住着纯真、自由、未被文明污染的“高贵的野蛮人”，过着幸福而又悠闲的生活。

为了寻找这个乌托邦，一批又一批探险家启程了。1773年，英国海军上校库克第一个穿越南极圈，但是未发现陆地。1819年，俄国探险家别林斯高津到达了离岸比较近的海面，他很可能是第一个看见南大陆的人。

在南极探险史上，挪威的阿蒙森是幸运儿，他于1911年12月首先到达南极点，那个南纬90°的地方。与他同时，英国的史考特也在向同一地点跋涉，困于暴风雪而迟到了一个来月。他在极地读到阿蒙森留下的语含得意和讽刺的信：“亲爱的史考特队长，你们很可能是在我们之后最先到达这里的人，我可以请您把附在此信内的一封信送给哈康七世国王吗？留在帐篷里的装备，如果还能对你们有点儿用处，请不要犹豫，取去用吧。衷心祝愿返程一路顺风。”不幸的是，史考特的返程比来程更加不顺，他和他的同伴都死在了返途上。后来，人们在一顶帐篷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和一封写给全体英国人民的绝笔信，信中的话语令人肃然起敬：“我并不后悔做这次探险，它证明了今天的英国人仍能勇敢面对死亡。”

为了一窥极地的秘密，多少探险家前赴后继，创下了可歌可泣的业绩。法国的夏尔科几乎毕生漂流在两极地区，最后终于船沉北冰洋。在探险生涯中，连他自己也对这种不可遏止的探险热情的来由感到困惑，曾经如此自问：“两极地区荒凉可怕，那空前的诱惑力从何而来？”哲学家和探险家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人，前者以沉思为人生至乐，后者渴望最直接的行动。现在，作为一名哲学的学生，我要去一切探险家最向往的那个地方了。这次行动与我以往的全部生活形成了巨大反差，我不敢断定的是，最后我是否也会领略到哲学家所陌生的和探险家所热衷的那种空前的诱惑力。

我们的这次行动有一个题目，叫作“极地沉思”。针对于此，常有人问我：“你打算如何沉思，沉思什么？”我的回答永远是：不知道。

我的确不知道。在这方面，我没有任何打算，不做任何计划。我无法预先去设计一种“沉思”，尤其是一种在我从未到达过的地方的“沉思”。一切都要到时候再说。到时候我也不摆“沉思”的姿态，一切都顺其自然。

当然，书是要写的。我应该写，也愿意写。在那样一个极端环境里，我应该会看见前所未见的事物，获得前所未有的感受。我一定要勤快地记下我的所见所感，因为那是一笔不该丢失的财富。我从来喜欢思考一些世界和人生的道理，到了那里，我的思考大约不会中断，我要一如既往地记下我的思考。这些就是我要写的书的素材了。

也许人们有一种期待：为了这不寻常的经历，你的思考应该发生一个飞跃，你应该写出一本不寻常的书。不，我不许这个诺。会不会发生飞跃，也要顺其自然。顿悟不可制造，制造出来的绝不是顿悟。

据说现在流行“走的文学”，走西藏，走新疆，走欧洲，走世界文明源头，如此等等。然而，迄今为止的事实证明，精心策划的走并没有创造出文学的奇迹，谁是什么样的人，谁就依然写出什么样的东西。我非常感谢阿正和他所在的出版社，让我一下子走得比许多人都远，走到了地球的末端，我的报答就是保持真实，写出一本如我所是的书来。

在亚布力训练

在距哈尔滨26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名叫亚布力的山林，一年的积雪期长达半年，现已辟为中国最好的滑雪场。在亚布力滑雪场内，极地办设有中国南极考察训练基地，供每年训练越冬队员之用。我们是度夏队员，本不必去那里受训，但阿正想让我们有尽量完整的经历和体会，便请求极地办专为我们安排了一次训练活动。

乘飞机到达哈尔滨，走出机场，迎接我们的是迷漫的大雪。极地办派来的教练一直在担心训练场地的雪量不足，面对这场大雪顿时松了一口气。然而，大雪却也增加了行车的难度，使行驶时间大为延长。中巴载着我们颤颤巍巍，由于天气和纬度，天黑得很早，车前灯小心地照亮一小截又一小截积雪的路，然后把它们抛在越来越浓的黑暗里。

车终于停在一座灯光微弱的楼房前。我们住的这个招待所属基地所有，设施简朴，为了节省能源，不供暖气和热水。当地的气温，白天-17℃，夜晚-24℃，其冷可知。雪花仍在飞舞，周围一片漆黑。不远处，有一家宾馆灯火通明，歌厅娱乐厅齐备，高音喇叭播放着流行歌曲，据说主要是接待当地权贵的。训练和享乐，功能不同，咫尺天涯，该是在情理之中的吧。

训练——

在亚布力住了三个整天。按照教练的安排，每天早晨6时半，我们便集合，排着队在雪地上跑步。整个白天，训练项目也是排得满满的。毕竟是散漫惯了的书生，对于这种准军事化的生活方式很不适应了。不过，另一方面，走出书斋，在雪地上撒一撒野，又真感到是一种解放。

训练项目是针对在南极可能遭遇的险情设计的，内容包括冰雪中登山、滑落停止、挖雪洞、冰缝中脱险、野外宿营、路途定向。

季节尚早，只有零星的游客来滑雪，亚布力暂时成了我们的天下。天已转晴，明丽的阳光下，这几个人穿着统一的红色登山服，在雪地里忙碌地做着外人一定觉得奇怪的事情。他们用粗绳串成一串，在积雪的陡坡上蜿蜒而行。这是冰雪中登山。他们爬到坡顶上，一个接一个、一次又一次顺坡滑下，在途中突然翻身，举起冰镐扎向坡面，有的人停住了，有的人停不住一直滚到了坡底。这是滑落停止和滑落停止之失败。他们蹲在造雪机造出的厚雪堆上，用锯子和铲子向下挖出了一个四方形深坑，然后又趴在坑底继续向一侧坑壁挖进去。这是挖雪洞——如果在南极旷野突遇暴风雪，雪洞便是唯一的避难所。他们依次把自己吊在一棵大树下，靠一种小机械沿着绳索向上跃。这是冰缝中脱险——南极冰盖多冰缝，这里没有冰盖，从树梢到地面的这一段距离就做了冰缝的替代。

第二天晚上，我们在一栋楼前的空地上支起两顶帐篷，钻进里面，坐在睡袋上，闲聊了一个小时。这就算是象征性的野外宿营了。有人原先雄心勃勃要住个通宵，这时都随了众，因为气温太低，也因为明知我们在南极不会野营。其实，我们所有的训练项目对于度夏队员都未必用得上。

第三天又是大雪天，预定项目是依靠GPS卫星测位仪去寻找一个确定了经纬度的地点。我们在雪中跋涉了一段路程，测试表明方向正确，但离目标尚远。不苟言笑的教练终于也沾染了游戏心情，同意我们折往一个错误的方向。错误的结果十分令人愉快，我们来到一个开阔的湖面，湖已结冰，覆盖着厚厚的雪，我们在上面打滚、画字、照相，就此结束本次集训中的最后一项训练。

滑雪——

三天之中，安排了两次滑雪。教练说，滑雪不是训练项目，而是旅游项目。对于我们来说，滑雪的确是三天之中最快乐的节目。

我们六人，除邵外，都从来不曾滑过雪。在走向租滑雪具的小木屋时，我的心情是紧张的，怕自己学不会。穿上那双硬邦邦、沉甸甸的滑雪鞋，宛如穿上了一双铁鞋，肩上还扛着一对笨重的滑雪板，真正是举步维艰。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走向滑雪场，活像是戴着枷锁脚镣走向刑场。从脚踩在滑雪板上的那一刻开始，看吧，一个个东倒西歪，摔成一片。可是，我很快就发现，在雪地上摔跤并不可怕，只要顺势摔下去，不痛更不会受伤。这使我的胆子变大了。胆子一大，反而容易掌握平衡了。事实上，怕摔跤就最容易摔跤，往往觉得滑行速度太快，害怕自己控制不住，于是慌忙改变姿势，这时候必摔无疑。

出乎我自己和所有人意料的是，在六人之中，我的成绩上乘，能够滑行很远，基本上不摔跤了。作为初学者，当然技能还差得远，例如在快速时若要停住或转弯，就仍然一定摔跤。从陡坡下滑时，我只能一口气冲到底，速度越来越快，心中未尝不紧张，但只好硬着头皮，听天由命了。摄影师的镜头始终追随着我们，据他说，在镜头里，但见我的身后一溜烟飞扬的雪尘，漂亮极了。他哪里知道，在每次下滑时，我都像一个赌徒，心中充满豁出去的绝望，当然，还有豁出去的快乐。也许一切冒险都混合着豁出去的绝望和快乐吧。

我对自己在体育上的潜能常常估计偏低。前不久，在新疆喀纳斯湖区，也是生平第一次骑马，也是不敢相信自己学得会，结果也是成绩不坏，能够轻松地骑马上山了。这使我想到，许多事情，如果不去做一做，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其实是能够做的。当然，同时我明白，无论什么事情，浅尝都比较容易，精通都很难。

好在我在任何体育项目上都没有野心，我只是产生了一个觉悟，便是意识到了以前那种长年累月囚禁在书斋里的生活是不健康的，今后不该再舍弃种种户外运动的乐趣。

雪景——

在亚布力，我的第一个惊喜得自窗户。那是在到达后的翌日清晨，起床后，我走到走廊里，一眼瞥见了朝向院子的每一扇窗玻璃上都结着冰花。我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住了，它们那么精致，像巧工的编织，像玉雕，却又具有仿佛透着内在生命的非人工的美。最神奇的是，它们毫无重复，每一扇窗上的冰花都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构、图案和风格，好像许多艺术家各送来一幅作品，在这里联合举办了一个展览。

走出小楼，站在凛冽清新的空气里，我得到了第二个惊喜。一片白茫茫的世界中，向东望去，晨曦恰好照在积雪的山顶上，把那山顶照得白里透红，宛如一大块半透明的宝石。

要观赏雪景，当然最好是登上峰顶。有一天上午，我们乘缆车上山，便得着了这样的机会。随着缆车上升和地势增高，可以看到山林的积雪越来越厚实。到了顶上，所有的树都裹着雪袍，盖着雪被，雪填满了树枝之间的孔隙，遮住了天，使整个树林变成了一个曲径勾连的大雪洞，一座雪的迷宫。当你在其中穿行时，你一定会觉得，倘若遇见七个小矮人该是多么自然的事情。走出这个童话世界，映入我眼帘的又是另一种景象。眼前是悬崖，崖顶上平铺着许多白色的凌厉之物，细看才知是裹着雪的乱石，在寥廓的天空下沉默地闪着白光。我顿时驻步肃立，觉得自己仿佛来到了一个没有生命的星球上，面对的是万古不变的寂寞。

启程

在去亚布力之前，有一天，我感到心脏不适，到同仁医院检查，发现心电图有改变。从亚布力回来，按照预约，我又去做了运动试验，即检测运动状态下的心电图，结果仍是阳性。近几年里，同仁医院已三次诊断我可能有冠心病，我自己将信将疑。最近常有胸闷背痛的症状，看来应该正视了。

到南极去，心血管病是最忌讳的疾病，因为那里没有急救的医疗条件。曾经有一个患冠心病的话剧演员去长城站，在返途的船上心梗而死。那么，还去不去呢？我不禁犹豫起来。

其实，即使没有健康方面的原因，我内心里对这次去南极也并非很坚定的。在那里待两个月，对于我是太长了。我舍不得离开我的爱妻和幼女这么久，也放不下手头正在做的一件很有意思的工作。我既不是去进行科学考察，也不是去探险，只是去那里看一看，获得一点儿实地的感受，有半个来月就足够了。我想象得到，长久地待在那样一片气候恶劣的荒土上，我一定会感到单调。

好友正来曾经如此责问我：“别人写不出东西来，所以需要走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找些貌似惊人的材料以吸引读者。你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自己想写的东西还来不及写，你为什么要去什么南极？”我闻言语塞。由于这件事成了新闻热点，我就更感到自己好像做了错事，有口莫辩。在内心中，我唯一能够原谅自己的理由是，我对南极毕竟怀有一种真实的好奇。

我几乎决定要打退堂鼓了。我无须考虑如何向媒体交代，也毫不在乎媒体会如何反应，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事，媒体说什么都与我无关。但是，我仍有一个顾忌，便是怕阿正为难。他辛苦数月，好戏终于要开场，在这节骨眼上，主角之一的我却突然拆台，未免对不住他。

事实上，极地办的负责人和本次考察队的随队医生知道了我的身体情况，已经明确表示，如果排除不了冠心病，就绝不能让我去南极。所以，阿正一再体谅地表示，如果真有病，就不要勉强，一切善后事宜由他去处理。同时，他却也表现出了明显的焦虑，叮嘱我立即做冠脉造影，以确诊有无冠心病，如果有，立即做搭桥手术，可保两年内不发生心梗。那意思是明白的，就是无论如何希望我成行。做冠脉造影要在小腿上开一个洞，把一根管子插进去一直通到心脏，我可不想在并非十分必要的情形下受这个罪。凑巧的是，刚从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说安贞医院进了一台专做心功能检测的磁共振扫描仪，能够毫无痛苦地查明心肌是否缺血以及缺血的部位。阿正知道后，嘱我立即去做这个检查。令人高兴的是，检查结果正常。医生解释说，这不能排除冠脉硬化，但至少能够说明即使有硬化也尚未严重到使心肌缺血。这个结果在客观上已足以中止我的犹豫了。

终于到了动身的这一天了。

早晨8时许，我和妻把两只大箱子拖出家门。小宝贝在沙发上玩儿，我对她说再见，她看着我，也说了一声再见。合上门，朝电梯走去，心里甚感落寞。这次南极之行，最使我牵挂的是这个仅两岁五个月的女儿，她太小，令我放心不下，她太可爱，令我舍不得。没想到的是，她好像也意识到了我这次出门不同往常，小小的年纪竟会表达恋恋不舍之情了。近些日子，由于我们经常谈论，她已经知道爸爸要去一个叫南极的地方，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远的地方。昨天，我们带着她去了一趟海洋局，她看见记者采访的场面，好像明白了我很快要走。返途的汽车里，她坐在我怀里，突然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来：“爸爸不要去南极了吧，我不让你去南极。我想你，想得不得了。”然后，仿佛自言自语似的，把“想得不得了”这句话重复了十几遍。

妻开车送我到机场。一路上，我们话语不多。自结婚后，这是我们第一次长久的离别，我又是去那么遥远并且在传说中那么险恶的地方。她是始终不愿意我去南极的，可是一旦成行，她十分配合，还特地请了两天假，替我做行前的准备。此刻我坐在她身边，悄悄端详着她的神情专注的脸庞，心中弥漫开依恋之情。据说去南极的人有必要给亲人留下遗嘱，我终于没有留。我没有留，因为我一定要平安归来，和我的亲人团聚。不要说什么万一，我不允许万一发生。

在踏上征途之时，我想念的还有我的朋友们，行前的忙乱使我无暇与他们一一道别。在北京时，我们各人忙自己的事情，见面也并不多，但一旦远别，他们的影子便在我眼前盘旋不去。

进了安检口，送行的人被挡在外面。回头望，妻和另一女子并肩而立，她们各朝自己的丈夫不停地挥手，妻笑着，那女子哭着。我暗暗赞赏妻，她这时显得很有器度，甚至没有忘记无人送行的何怀宏，亮亮的嗓音喊着我和何的名字，一声声道再见。

你一走进国际出发的门厅，便发现那里已经很热闹，身着统一蓝色羽绒服的考察队员聚集在一条红布横幅周围，扛着摄影器材的记者们在其间穿梭忙碌。若干名不知何方的记者在大门口就把你截住，你以为是要你谈临行的感想，正欲推辞，没想到他们问的是你对唐师曾参加南极考察的看法。你知道唐是有传奇经历的名记者，在同行眼里是一个英雄，于是你宽容地一笑，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了几句好话。你巴不得记者们都去包围别人，把你留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

就在出发前几天，你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不再轻信媒体》。当今一些媒体记者丧失起码的职业道德，把采访得来的材料先断章取义，后添油加醋，任意搓捏和歪曲，以满足自己和庸众的低级趣味，已令你忍无可忍。即如对于这次人文学者南极之行的报道，也多在编花絮、弄噱头，个别记者已到了肉麻当有趣的地步。所以，在勉强接受过一次采访之后，你便拒绝采访，并且懒得再看有关的报道，只觉得这一切都和你无关。在你心目中，南极的价值恰恰在于它的千古纯净，超越于人类的一切污染包括新闻污染之外。如果说你珍惜这次南极之行，那也正是因为你预期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安静的机会，可以安心静思。你绝不愿意把一次心灵旅行蜕变为一个新闻事件，一次安静的心灵旅行可以使你终身受益，而一切吵吵嚷嚷的新闻事件都仅是过眼烟云罢了。

我们乘法国航空公司的班机，7日11时左右从北京起飞，当地时间8日下午2时飞抵圣地亚哥。智利是离中国最远的国家，这次航行是我生平历时最久的一次飞行，全程两万余公里，飞行二十八个小时，途中在巴黎停留九个小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停留一个小时，总计三十八个小时。

在巴黎停留时，因为没有签证，不能出机场。天下着细雨，更令人有一种幽幽的惆怅。正是北京入夜时分，无聊加上瞌睡，几乎每个人都在候机厅的椅子上睡着了一会儿。候机厅的设计别具一格，像一个巨大的透明机舱。巴黎机场的设施十分先进，仅举一个小例子：把旅客从飞机接到机场大厅的汽车，底盘是一个折叠式的升降机，可以把汽车一端的出口与候机厅的入口衔接得天衣无缝。我不禁想起不久前发生在这个戴高乐机场的协和飞机空难。人们很容易轻信技术，在先进技术的伺候下产生一种安全感，哪里想得到最惨烈的灾难会降落在享受最先进设备的幸运儿头上。

从巴黎起飞，已是当地的深夜。我得到了一个靠窗的座位。透过小窗户，我看见巴黎的灯火像一串串明亮的珍珠散落在黑夜里。飞机渐高渐远，珍珠渐渐稀少，光芒渐渐微弱。终于，窗外是深不可测的无边的黑暗了。

在座位前的电视荧屏上随时可以查看飞机的飞行方位。我们始终飞行在一万余米的高空，在飞越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于当地时间23时许进入大西洋上空。次日凌晨4时许，飞越赤道。5时许，进入南美洲大陆上空。人们大多在沉睡，我发现东侧有一个小窗户的挡板打开了，框出了一块亮丽的朝霞，接着便是喷薄的日出。

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圣地亚哥只有不到两小时的航程，在这最后一程中，却看到了整个旅程中最美的景色。天气异常晴朗，从一万米的高空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地上的景物。丘陵和田野向后退去，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突然，机翼下出现了连绵的暗红色山脉，山顶皆覆盖着白色的积雪，沿山谷向下辐射，仿佛白色斗篷裹着强健的肌肉。那是安第斯山脉。越过安第斯山，就进入智利境内了。飞机降落时，又看见了海。从地图上看，智利正是夹在安第斯山脉与太平洋之间的一个狭长条。

抵达圣地亚哥之后，滨鸿通过一个转弯抹角的关系，与这里的一个华人联系上。来了两个人，各开一辆车，带我们去游览。

先到圣母山，山顶有一座巨大的白色大理石圣母雕像，还有一座小巧的圣母教堂。那座圣母雕像丰满而家常，像一个普通妇女，很有人情味。在另一处的一个教堂里，我也发现圣母的雕像比耶稣的雕像大。智利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但我尚不明白，为何盛行圣母崇拜。圣母山是市区的制高点，从这里可以俯瞰市景。据介绍，智利共1500万人口，其中600多万居住在圣地亚哥。房屋密集而散布面却很宽，看上去比较陈旧。乘车穿行市区时，我也发现这里的建筑陈旧却不古老，这是一个没有悠久历史的发展中国家。不过，一些富人区的幽静美观已赶上了发达国家。

在一家餐馆里大吃烤肉。然后，驱车穿过圣地亚哥西北方向的城市瓦尔帕莱索，到达与之毗连的海滨小城维尼亚-德尔马。这个城名直译是“海的葡萄园”，使我想起了聂鲁达的一本题为《葡萄园的和风》的诗集。我们在海滩上坐下。海上浪很大，邵和何下海了，在浪里跳跃着。我没有带游泳镜，怕海浪会把轻飘飘的树脂眼镜冲跑，就只在离岸不远的浅水里站了一会儿，被讥为涤足。海滩上满是躺着晒太阳的人，基本上是智利当地人。有两个姑娘在打沙滩板球，剪影很优美。一个小贩扛着货架兜售纸做的小玩具，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尾随着他，眼巴巴地盯着他肩上的货架。

在圣地亚哥住了两个整天，住在极地办的招待站里。第二天，因为新任驻智利大使要来看望大家，让大家别离开。大使是中午来的，谈到长城站的艰苦，潇洒地说，二月份中央代表团到那里的时候，不要特意招待，就让他们睡地铺。这话引起了一阵喝彩。大使在这里吃午饭，他自己受到了特意招待，我们借光吃到了比平时丰盛得多的伙食。

晨6时离开住地去机场。8时15分，飞机起飞。一个多小时后，在一个叫Valdivia的地方停留半小时，我们不下机。12时许到达地球上最南端的城市彭塔阿雷那斯。全程两千余公里。

飞机刚离开圣地亚哥，可以看见下面是丘陵和农田，天边是雪山。随着高度增加，雪山也降到了我们的脚下，仿佛有一层看不见的玻璃罩在大地上空，在这玻璃上面，这里那里堆着一簇簇白云，而雪山的尖顶穿破玻璃耸立着，像一顶顶白帐篷。有的雪山四周堆满了云，云也像雪堆，分不清哪是云哪是雪。不知何时，窗外只见连绵的云层了。我注意到，如果下面是山谷，云就稀少，地面景物历历可辨，如果是平原，则往往有浓密的云层遮蔽。

当飞机再次下降时，透过小窗看见了大海。飞机在海面上转了一个弯儿，降落在简陋的机场上。机场外的公路紧邻大海，天格外开阔，也格外蓝，满天白色的云朵。大巴载着我们穿越城市，驶向旅馆。这是一家叫Savoy的小旅馆，是中国考察队固定的下榻点，居室还算整洁舒适。

住处也近在海边。也许，这个小城市的任何位置离海都不远。我们到海边去。不知什么原因，近岸的大片海水都呈铁锈色。海滩上到处是垃圾。从海边小巷拐到主街，主街是一条林荫路，一头通往机场，另一头连着全城主要的商业街。林荫路上有一些雕塑，印象最深的是麦哲伦雕像和牧羊人群雕。路侧有一个墓园，栽着许多按照意大利风格精心修剪和排列的柏树。商业街的尽头是军人广场，又有一座很气派的麦哲伦雕像。当年麦哲伦正是从这里经过，发现了南美洲大陆。从地图上看，彭塔与火地岛之间的海峡也是以麦哲伦命名的。

彭塔多军人，是个军事基地。这里是从智利通往南极的跳板，看到旅游商店出售的纪念品多企鹅形象，令人想到南极已经不远了。

第二天，因为要赶飞机，清晨4时就起床了。早餐后，走出旅馆，城市仍在安睡，街上静悄悄。朝东望，街的尽头连着大海，海面金光耀眼，街角的一栋房子沐浴在这光芒中，宛如镶着金子的边框。我想起了尼采的句子：在霞光里，连最贫穷的渔夫也摇着金桨。

6时许，大巴把我们运往机场。我们在一座像仓库一样的大房子前下车，把行李搬进这大房子。那里有许多穿着迷彩军装的智利军人，是机场的服务人员。还有若干个穿黄色军装、佩戴智利考察队标志的年轻人，包括三名女性，将和我们同赴乔治王岛。临登机前，我们每个人在一张被称作生死状的纸上签了名，其中写明，如发生意外的事故，乘机者愿意认命。在签名时，大家说说笑笑，使这誓死的仪式化作了游戏。倘若不是集体行动，每个人皆作为个别的人签这样的名，一定会有完全不同的心情吧。

我们乘坐的那架大力神军用运输机就停在不远处，绿色的机身，看上去很精悍。登机了。机舱里光线幽暗，舱壁上只有不多几个小窗口，客舱与驾驶室之间没有阻隔，连成一体。坐定后环顾，整个机舱像一个长形的帐篷，内壁绷满了帆布，有四排竖向的座位，也是帆布的，靠背用红布带编结而成，大约可以载五六十人。8时起飞，飞行十分平稳，但发动机的噪音极大，智利军人都戴上了耳机，我们则用法国航班上发的小耳塞塞住了耳朵。两个多小时后，飞机穿越云层下降，从身后的小圆窗可以看见海，接着看见一块大雪糕，那是冰盖的一角。乔治王岛到了。

飞机降落在智利站的机场上。走出机舱，立刻遭遇大风，吹得人直不起腰。可是，天气十分晴朗，映入眼帘的是辽阔的蓝天、巨大的雪堆和盘旋的大黑鸟。那大风，那异样的景象，使人感觉好像是在别的星球着陆了。

俄罗斯站出动了两辆破旧的装甲车，我们挤在里面，一路颠簸，到达长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