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东京万象

我曾四度出游日本。每次都是在东京下机，待上数日，再至他处。诚然，东京之大，令人难以置信。这里的人口也是世界各城市中最多的。1858年，有报道称其人口有两百万，而如今，据称已逾一千一百万。在这百余岁的时光中，她的土地面积没有扩大五倍，但昔日可供两人分享的生存空间现必须承载十一人。谁承想，两千多年前，东京还是个小村庄。15世纪，当时的领主太田道灌在现今日本皇宫的所在地修筑了一个城堡。1603年，此处被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设为行政中心，扩建成江户城。1868年，明治天皇从京都迁都至此，遂使东京成为日本全国的行政中心。东京也自此日趋繁荣。

在为期不长的四次游访中，我发觉时下的东京纷繁复杂而难以捉摸。若非此前曾侨居欧美三十多载，或许我不能有此体会。东京不仅是首都，也是所有工商贸易总部的所在地。就像部分华盛顿与纽约的结合体，外加芝加哥和旧金山。在东京，我能寻到很多与我在巴黎、伦敦、柏林、纽约甚至北京或南京之所见的共通之处。不同的是，我在每个角落都会看到一张张如出一辙的日本人的面孔—尽管有部分年轻人和中年人已将头发染成了咖啡、红棕，甚至浅黄色。我在东京的时光为趣事充盈，只能在此记录些许。

第一眼，我就被皇居前宽阔的广场吸引了。我曾屡次行至那边散步，宽敞的内堀街后方，日比谷公园内大面积的绿化带使得广场更显开阔。这定是在明治初期就设计好了的。我很佩服那时拥有如此远见的城市规划者。广场被划分成四个近似方形的绿地，三田大街横跨其间，与宫墙平行。每处绿地上，植有许多虬枝盘绕的松。我很以此为趣，因它们看上去像极了很多著名的日本屏风画中之松。屏风画可谓日本装饰艺术中的一枝独秀。我曾以为，日本屏风画的画师们是为了装饰目的首创了这种曲松造型。而今，直面着实物，我不禁对此兴趣陡增。在全球各大首都，松树并不多见。只有这些生长在皇居广场上的松树特别引人注目。

每次沿着广场散步，我都会瞧见成百上千的车辆穿过熙熙攘攘的街区在三田大街上疾驶。街上的车水马龙令我联想到美国的高速公路。不过，在此处，你可以先等上一等再穿行过去。我想，明治天皇驾驭着白驹外出时，恐不曾料想，他皇宫前的交通会繁忙至此。我常驻足凝望着皇居护城河平静的水面。偶尔会见几只野鸭游过，来处未知，嘎嘎声似响过我身后的行车声。这感觉颇为奇特。某日清晨，我瞧见一对美丽的白天鹅朝着二重桥优雅地滑行，登时为所到之处添了活力，又好似在守护着皇居。我有些诧异于未在广场上见到很多鸽子，不似我在欧美国家的大城市中所见那般成群结队。这是为何？此外，有人告诉我，在严冬时节，这个广场会被前来栖息的白色海鸥占据，而这些海鸥只在此时现身。这就是日本人将海鸥叫作“首都之鸟”的原因。我又要问，这是为何？

皇居前一直站满了人，而非鸽子。人们结队而来，每一队都由一名手持小旗帜的向导带领。这些人大都是妇女和儿童，以及身着校服的男女学生。他们齐刷刷地面向皇居，呈目瞪口呆状，一脸敬畏的神情；且几乎人手一部相机，从各个不同角度拍摄着宫墙之景。我得知，在“二战”前，尽管来者不多，但所到之人都会来个深鞠躬，或行个礼，以示对里面的皇室居住者们的敬意。而皇居的守卫们通常会将他们驱赶至一定的距离之外。

为此，我作了一首小诗：

蟠曲乔松禁外逢，

御沟水暖鸭从容。

游春仕女如蜂聚，

翘首宫门望九重。

我得悉，广场的一处曾被鲜血浸染。1945年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投降后，一批文官和武士在此切腹以表其精忠爱国之心。切腹是日本传统的剖开腹部的自杀仪式。这样的事只可能在日本发生。如今，血迹已被冲刷干净，并无踪迹可寻。

我在东京第二常去之地是银座。从六本木车站乘坐电车去那儿非常便利。我第一次去那边，是为了从鸠居堂采购纸张。这是日本一家出名的文具店。行走在银座，无论何时，我总会碰见比纽约时报广场多得多的人，唯一不同的是：入夜后的时报广场上会有更多的散步者，其中很多人说着外语；而在银座，散步者几乎皆为日本人，偶有冒出一张西方脸孔。怪就怪在，这些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似乎无论晚上还是日间都无所事事。我在四度出游日本期间，见证了四幢大楼的崛起，其中两幢为新立的百货大楼。新楼的兴建似乎永无止境，各处时时刻刻都在施工。我的一位朋友，从事日本研究的作家和权威伊凡·莫里斯（Ivan Morris）教授在1964年写道：

千举万变，不离其宗。在我的印象中，自明治时代起，东京就陷入了一种几乎无止境的重建状态中……这个城市唯一永恒不变的是，万事都处在变化中—古希腊人“一切皆流，无物长住”的说法似乎于此尤其适用。我很难相信终有一日，这个城市会迎来收工的一天，就像（比如说）约五十年前巴黎建成的那番。东京的特质，好似纽约，在其无常；而若有人认为这两座城市有魅力，这种“无常”，绝对是其魅力的重要一部分。

东京百货商店内的一幕

据称，银座始建于1873年。是年，东京第一条街道—自新桥至京桥—两侧建起了砖砌的人行道和双层楼房。如今，这些砖房已被钢筋与玻璃幕墙搭建的摩天大厦和混凝土浇灌而成的人行道所替代。此处的大型百货商店，似乎比其他任一城区都要来得多，而且总是挤满了人，这些人几乎全是日本人。在这些大商场中，典型的一幕是，会有两位穿戴雅致的美丽女士，分别站在扶梯的两旁，一边向正被运载上行的主顾们鞠躬，一边彬彬有礼地轻语着迎宾词。扶梯的转动，总是伴随着顾客们与两位年轻女士相互鞠躬致意之景，在我看来，好似扶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经历促生了以下诗句：

行脚甫登自转梯，

两傍揖让费猜疑。

衣襟重整将回礼，

早与伊人赋别离。

在任意一家美国的百货商店里能购买到的任何物品，似乎日本的百货商店都有出售。出于好奇，在东京大学的森口繁一教授及其夫人盛邀我赴府上共进晚餐时，我询问了森口教授的女儿美智（译音）小姐，现在的东京女性能否买到涂在身上的美黑霜，好使她看起来像是刚从海滩边回来。她很快地回复道：“哦，是的。在银座几乎任何一家店都能买到美黑霜。”这令我大为吃惊，因我曾以为日本的女性特别爱惜她们白皙的肌肤，而且她们喜欢在骄阳下使用阳伞。除此以外，艺伎们更是连碰都不会碰美黑霜。年轻的美智用日文评论道：“我们又不是生活在过去的日本。”她的双亲告诉我，事实上，她是位勤勉的歌舞伎和能剧学生。因此，我认为会有在东京买不到的物品，看来是大错特错了。

东京出售的鞋子数量甚丰，不仅种类繁多，风格各异，材质也是五花八门。我曾与伊凡·莫里斯探讨为何日本人会如此在意他们脚上所穿之物。一进入日本的住宅或酒家，第一眼便能看见一排排的鞋子。入室前，会有人递给你一个鞋拔用来脱鞋或穿鞋，有些鞋拔有着长长的柄。入室前先脱鞋的原因很明显：地板上铺着的榻榻米可不能染上污渍。然而，伊凡有一套有趣的理论。他认为，日本人天生就对鞋子无好感，尤其是那些皮革制的，因为他们认为皮革本身就招人厌。而依据经验，他发现，如果有外国友人穿着皮鞋进入日本人家中，他们会非常惊恐不安。他还补充道，日本人发明长柄鞋拔是因为他们特别不喜欢让自己的头部离鞋子太近。莫里斯夫人信子是位土生土长的日本人，她却指出，日语里称呼鞋子的“靴”字是有个“革”字偏旁的。我笑道，这个字源自中文。中国人定是为了应对雨水天气，自古就用皮革制鞋。有意思的是，我注意到鲜有日本妇女在街道上穿高跟鞋行走，虽然这也可能是我的错觉。我还注意到，乘坐列车时，日本妇女喜欢脱掉她们的鞋子，有些干脆双腿收拢跪坐在列车座位上，有如坐在家中的榻榻米上。

银座的柏青哥店

很多人反对现代东京发生的变化。然而，我们为何先入为主地认为，东京得和世界上的其他城市完全不同？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教授曾给我一份他1966年3月于东京举办的东西方艺术国际研究会上的发言稿“当代社会的艺术规则”（“The Role of Ar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写得很有意思。稿中言及：

在过去，艺术或服务于宗教、部落和城邦，或赋予一个贵族阶级尊威。而如今，人们追求的是艺术本身，艺术纯粹是个人的创造和悦人的对象……他们（我们这个世纪的艺术家们）已经首次开始欣赏各种或简约或异常的艺术形式。为了取得更大范围的认可和更多的鉴赏经验，必须相信受过教育的自由人能过得更好，能通过美识、理解和善意，更好地认识自身。

虽然他并未太多言及我们现代人需好好利用每一寸土地上的可用之物，和每一次经验所学，以创造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他似乎认为，所有发生在东京和现代日本的艺术运动的变化，是我们这个世纪自然的产物。迈耶与我偶尔会坐在一起随意谈论些艺术方面的话题。虽然他是个西方艺术史方面的权威，对东方艺术也同样兴趣盎然。因为他曾师从法国著名学者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教授，后者是东方艺术（尤其是中国艺术）的研究专家。迈耶对日本建筑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不论旧式还是新式。已有很多人对于东京版的埃菲尔铁塔颇为不满，认为其破坏了城市的天际线。迈耶对此似乎并不怎么介意，甚至还为之画了张素描。当他把素描递给我看时，我被他酒店窗外的景色震撼到了，便开口借来用作东京一角的插图。

迈耶教授的东京塔素描

某日，正是在东京塔上，我看到了一则有关一处新建的现代日本文学中心的告示，中心即将面向公众开放。我叫上了麦克米伦（Macmillan）日本分公司主管田所吉丸（译音）君与我同行。正值大雨滂沱，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还问了好几次方向。虽然东京很现代化，却是个连当地出租车司机也不能轻松依地址找着地点的城市。最终，我们开到一处私人花园，步行了一段长弯道后到达一座新楼。在这样一个雨天见到我们，负责展厅的年轻女士有些吃惊：因为来访者只有我俩。橱窗中展出的现代日本作家的手稿深深地吸引了我—尽管我看不懂。很多用日文汉字书写的大作家的名字我很熟悉，因为我已读过他们作品的英文版或中文版。这个现代文学中心是我在周游欧美各地所遇见的首个同类型机构，中心的董事会会长伊藤整为了筹建这幢新楼不辞辛劳，这是他取得的一个大成就。得知我已去中心参观过，伊藤和他的夫人显得非常高兴。

伊藤夫妇居住在杉并区一栋旧式日本风格的房子里。房子带一个迷人的花园，距森口教授夫妇的住宅不远。这两处住宅，我都造访过，并目睹了真正的日式生活方式。伊藤夫人在自家的花园里养了很多小型的花木盆栽。森口家的花园里有一个小活水池，池中盛开着不少红睡莲。两户人家都延续了他们国家的传统，女主人们也都烧得一手正宗日式料理。他们的殷勤款待，让我真想也能按照传统在中国招待他们一番。很遗憾，我无法回礼。

伊藤整

我和伊藤整熟悉起来还是通过一次关于他的作品的谈话。他告诉我，他关于日本文学的见解很接近于范怀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对于美国文学的论述。我便给他送去了布鲁克斯的一系列书籍。我在1950年结识了布鲁克斯，直至他1963年去世。通过伊藤君，我和森口夫妇更加熟络起来，因为他们是同一时期作为访问学者到哥伦比亚大学的。

某日，伊藤整想带我参观东京的一处超现代化建筑和一处非常复古的典型日式场所。他和他的次子伊藤礼将我带至新大谷酒店，大家上到了顶层的旋转餐厅，据说这是当时日本唯一的一家旋转餐厅。我们靠窗入座，往外眺望。随着房间的缓缓转动，伊藤整一一指出那些东京各处有意思的地方。整个环视过程持续了约一小时。之后，一辆出租车将我们一行三人带往东京的一处旧城区，那里有很多屋顶铺瓦的日式老房子。我不知身在何处。我们进入其中一户，小庭院内一棵造型优美的松树吸引了我的目光。我们穿过几段狭窄的过道，一位身着和服的中年妇女愉快地向伊藤君迎上来。她将拉门推至一边，领我们来到一间整洁无瑕的和室内。带靠背的坐垫（一项现代发明）早已摆放妥当。我获悉，这间名叫福田屋的酒家在日本文人中无人不晓，它只接待文士，已有近一个世纪了。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志贺直哉还有其他很多人频临此屋作短暂的休憩与娱乐。除了是一处文学地标外，福田屋也以美食著称，这一点立即就被证实了。在人口达一千一百万的城市中心，竟能找到如此清静的房间，实令人难以置信。伊藤君数度建议我在“哑行者系列”中加入关于日本或东京的一卷。显然，他已经为我计划好了。

用餐进入尾声，伊藤君告诉进屋来询问食物是否合乎口味的老板娘，我是一名作家和书画家。闻此，她非常开心，不住地跟我鞠躬，随后端来一组笔墨砚台以及两张已经裱在硬纸板上的纸。我问她是否已有喜欢的汉诗希望我来书写，她便毫不犹豫地写下了四行诗句。我在一张纸上书写了这首唐诗，又在另一张纸上添了一小幅飞鹤素描。于我，这是个难忘的记忆。因为，很少有中国的店家能记住任何大诗人的名字，更别提诗词了。

伊藤整是个非常体贴的人，告诉我还有时间看些景点，并让他的次子伊藤礼代替他做我的导游。伊藤礼领着我挤过边道中间攒动的男男女女，穿行在各条或宽或窄的街道上。年轻的礼微笑着告诉我，晚间来银座的人愈来愈多了。很多人频繁出入咖啡馆和酒吧。因为家中空间有限，不少人不过是四处闲逛，只待时间一到就回家上床休息。没错，东京是个非常拥挤的城市。

眼下，我们进入一条小巷，两侧都摆放着小方桌，每张桌上都立着一盏小巧的煤油灯。礼向我宣布：“这里是Tsuji-Uranai（辻占い），也就是算命街。”他特别希望我参观下这儿，而且这地方少有外国人知道。每张桌子前都系着一块布，布上有两个日文汉字，不是“神易”，就是“周易”，两者所指的都是著名的《易经》，英文版书名Book of Change，几年前已经首印。

我看到一长须者坐在一张桌边，对着两位年轻女子口中念念有词，一边指着桌上的某个物品。另两位“算命先生”未留胡子，因为是女性。还有一位身着黑色和服的年轻男子正靠墙而立，一边看着书，一边等着来客。我禁不住大声道：“这跟上海的城隍庙太像了！”我很感谢伊藤礼领我到这个有趣的东京一角，因为它让我不经意地回想起我年轻时在上海的日子。

在神社祈福前的拍手礼

明治神宫距离我的下榻点乘出租车二十分钟。抵达正门后，我跟随着一大拨男孩和女孩，通过水泥筑的大鸟居，径直走向神宫。拾级而上，几步就入了庭院。

我见人们拉扯着一根粗大的钟绳来制造钟鸣，借此来向神（其实是明治天皇）表明自己的到来。随后，他们双手合十，再将些许硬币投入安置在钟下的木龛中，接着轻诵几句祷文。对于人们拍手的不同方式，我饶有兴趣，后来还凭着记忆作了数张素描。

在神宫的殿内，一位身着白衣的神官正在读着一份文书，身后立着一对年轻夫妇。年轻的丈夫怀抱着一个差不多满月的婴儿。言毕，神官将夫妇二人领去在一页纸上签名。仪式似跟西方的洗礼类似，有可能是在做婴儿的正式出生登记。在中国，还没有官方的出生登记，这使得国人前往西方国家时很难提供自己的出生证明。儒家思想并不是一种宗教，因为没有牧师、圣经、布道或是定期的敬拜。孔庙是为了纪念孔子这位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而建的，但在那儿无人会去做出生和死亡登记。我们的生死都记录在族谱上。

明治神宫是专为明治天皇和昭宪皇太后所建的，建成于1920年，包括内苑、外苑在内，圈地逾一百万平方米。从神宫的庭院出发，我一路自寻到了宝物殿。殿内陈列着天皇和皇太后的藏书，还包括他们的衣冠。最令我在意的是，我在皇室藏品中发现了好些汉文典籍，譬如，《贞观政要》《唐鉴》《四书》《尚书》以及其他。显然，天皇和皇太后都精通汉语诗词。陈列橱中的书箱看起来保存非常良好，虽然并无资料显示其印制时间。天皇和皇太后都爱写诗，两人亲笔御书的作品样稿也陈列在内。继而，我移步去观看描绘了明治维新运动的那幅西洋油画。这幅名为《宪法发布式》的画作，展示了皇太后及其亲随女侍和贵妇们都套着西式长礼裙，而天皇和他的大臣们都身着燕尾服的场面。他们的外衣真是彻底地大变样啊！这一切得以完成，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去面对众多坚守传统的老顽固。我不禁好奇，明治天皇和整个日本是如何全身心地接受这个改变的。这在百年前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任谁也无法想象，思想狭隘的慈禧太后会披上一条西式的长礼裙。

明治神宫

明治天皇就是降生于日本的神，而他所有的大臣都是出生在日本的公民。他们的话语毫不费力就传入了所有日本人的耳中；后者毫不犹豫地紧随他们的号令，就像遵从神的命令一样。明治天皇不仅有着学习中国相关知识的超强天赋，也善于吸收西方知识。他有着接受其他思想并加以结合运用的智慧。在历史进程中，很多统治者都仅仅因为过于顽固或思想狭隘而未成大器。有了明治天皇这样一位拥有开明思想的伟大统治者，很多有识之士能在皇室的支持下进一步开拓思想。借此，日本业已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现代化国家。

相反，中国显然无法像日本那样进行任何改革。中国的皇帝们从未想过为人民的利益做点什么，因为他们一直处于担心被自己所统治的人民推翻的恐惧中。皇帝将自己深藏于北京城巨大的皇宫禁地内，他的话语要花上几周甚至数月，才能到达中国南部及其他偏远地区。百姓们即使听见了，也只会在暴力下屈从。而任何形式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清朝统治者们施行过的残酷惩罚，可见乾隆皇帝在位期间的文字狱。当时，很多无辜的文人并未做出丝毫犯上之举就遭到杀害。

接下来看到的是严复的陈列橱。严复，亦名严又陵。他曾求学于格林威治的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时距伊藤博文侯爵赴英已有几年。伊藤博文返回日本后，成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而严复返回中国后，在慈禧太后的命令下，被迫学起了中国古典文学。他从未通过清朝的科举考试，更未得到有分量的一官半职得以利用他海事方面的知识。最终，严复成为一位专攻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的杰出翻译家。中国也曾出过像日本大思想家福泽谕吉那样能干而具有革新意识的有志之士，比如说康有为和梁启超。但在慈禧太后下了通缉令后，他们不得不为了活命而逃亡。

明治时期，中国外交官黄遵宪（1848—1905）曾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供职多年。他为明治维新所取得的成就深深折服，于是写了四十卷日本详史，以期在中国掀起一次革新运动。然而，黄遵宪返回中国后，他的著作多年无法出版。清朝统治者们向来抵触异邦人，甚至排斥那些要求向其他国家学习的中国人。

福泽谕吉

日本人在书面记录中使用汉字由来已久。到了明治维新时期，很多日本学者汇聚一堂，为新引入的西方术语制定合适的汉字表达形式。说来也怪，这些新造的词在20世纪初又被中国人所使用，当今中国报刊书籍中出现的相当多的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词都源自日语。

某日清晨，海后宗臣教授来电，说要带我去参观东京的一些名胜。我俩曾于1967年在檀香山的东西方文化中心共事，同为高级专家。我高兴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并提议我们找找那个位于目黑火车站附近的古寺，那里还保存着一部分曾令其名噪一时的五百罗汉，即佛教尊者。这是小林文治教授告诉我的，他曾给一份建筑杂志写过关于此庙的详细介绍，但是我自己找不到它的所在地。海后教授从未听说过此庙，很乐意同我一起寻找。出租车司机胸有成竹地将我们带到一处名叫“目黑不动尊泷泉寺”的寺庙外，但里面并无罗汉堂。寺院内坐着的人大多年事已高，无人能指引我们去看我们的欲观之物。

而后，我们自行上路，一前一后沿着一条狭窄的小径前行。小径的一边遍布着墓石，多刻有日文汉字。其中一块上了红漆，特别醒目，上书：“甘薯先生”。看来，这个墓中葬着青木昆阳的遗骸。青木出生于1700年，是一位江户商人之子。他曾在京都儒学家伊藤东涯门下学习过中国古典文学，后被幕府雇为文库司书，再往后又被委任负责政府的出版事务。当他得知很多被流放并孤立在土地贫瘠的日本边远地区的犯人最终死于饥饿时，悲痛不已。于是，他就从萨摩县拿了甘薯的种子，并在日本全国各县区都种植上。此后，一旦遇上稻谷和其他庄稼歉收，人们就能快乐地以甘薯为食。因为到那时，甘薯已经生长得遍地都是了。由此，青木昆阳开始被称作“甘薯先生”。

许久之后，我们找到了那个有着五百罗汉的寺院。寺院名叫罗汉寺，也叫江户罗汉寺。但一时之间，找不到人带我们四下转转。显然，这座寺院鲜为人知，并无游人常访。我们望进本殿，但只能看到五百罗汉中的一些。正要离去时，一位老僧人现身和我们打了个照面，便做了我们的向导，将我们带入本殿内—那里原有的五百罗汉仅存了约二百。每一尊罗汉像，都由僧人雕塑家松云禅师于17世纪雕成。在走访了位于九州岛丰后国的罗汉寺后，他产生了雕刻这些罗汉像的念头，便在贞享年间（1684—1687）搬迁至江户（即现在的东京）居住，时住在浅草的一处小寺院内。为了追求艺术，身无分文的松云禅师白天以托钵僧的身份出去化缘，晚上再进行雕刻工作。雕完五十尊罗汉像之前，其异乎寻常的工作方式已经成为邻里的常谈。最后，此事传入了德川纲吉将军生母桂昌院的耳中。桂昌院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资助了松云禅师一大笔钱用于他的雕刻工作。有了她做榜样，不少人也纷纷解囊。1695年，松云禅师完成了五百尊罗汉的雕刻工作。我们的向导—本寺住持—指着一尊比真人还大的雕像道，那代表着僧人雕塑家本人。有些罗汉像上标有日文汉字名，其中一座据称是以桂昌院为原型的。

那时，正值八月的暑日，住持还邀请我们去他的禅房喝了杯凉茶。离寺之前，我向住持请教他的名讳。他便坐下来，先用日文写出，再换用中文。意料之外的是，他开始用带着一口北京腔的流利中文与我对话。他告诉我，他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年，是个归化的中国人，曾当过张作霖将军的私人秘书。自二十多年前返日后，他未曾遇见过一位中国人或说过中文，直到这一刻。这是一个非常令他欣喜的时刻。而我，对于遇到中文如此了得之人，也很是开心。

海后教授对于找到五百罗汉寺甚是欢欣，提议再带我去郊外的泉岳寺，那里埋葬着著名的四十七浪人。他解释说，这四十七浪人都是无主人的武士，与作为家臣为领主效力的真正武士不同。那些没有领主的武士就叫浪人。约二百年前，这四十七名勇者的领主为另一领主所害，使他们失去了主人。他们起誓要向那位迫害了自家主人的领主报仇，部署并等待了两年，才得以兑现誓言。与此同时，他们的带头人大石内藏助及其子大石主税同他们的四十五位追随者乔装打扮，并过起了放荡的生活，以免遭到任何怀疑。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他们放出信号，出其不意地冲入坏领主的府邸，取其首级，并带至泉岳寺。在寺内，他们将头颅洗净后供在他们死去领主的墓前，作为自己忠诚的明证。一切都依计划顺利进行。他们知道自己所犯之事罪无可赦，都做好了准备，最后切腹自尽，光荣死去。这四十七名勇士被一同葬在泉岳寺的侧院内。

我们进了展厅，那里陈列着四十七名浪人的木雕像以及各自的长袍、佩剑和其他遗物。每张脸都充满了英雄气概，就像歌舞伎表演中的演员的脸。位于展厅后方的地势较高处，是四十七个墓冢的所在。我们拾级而上，看到有位年轻妇女正在兜售一包包的燃香。我们买下一些，点上后依次插在每座墓前的香炉中。我发现，大石主税死时年仅十五。其余的人大多也不过大他些许。我还发现另有一位名叫武林唯七的浪人，是著名的中国儒家哲学家孟子的后裔。

沿阶而下时，海后教授指给我看那口用来清洗坏领主头颅的水井。这口井由一圈石墙特别保护着，正对步道的还有一面木栏杆。这是由知名演员川上音二郎出资建造的。他在以此故事改编的歌舞伎剧《忠臣藏》中已经领衔主演了十余年。这部剧年年都会翻新上演，用以唤醒日本民众对于他们上级的忠诚感。

上午的观光结束之际，我们去了浅草的狆屋餐厅吃寿喜烧作为午餐。狆屋是明治维新后第一家提供牛肉火锅的餐馆，并因此出名。在德川幕府“锁国”时期，很少有西方人在大城市，比如东京和京都出没，所以并无对牛肉的需求。此外，母牛和公牛都是用于耕地而非屠宰后食用。再者，佛教是禁止杀生的。维新变革之后，很多欧洲人进入日本居住，而牛肉是他们的主食。于是乎，人们开始喂养牛犊并将其留作食材。那时，在狆屋用餐的日本人都会被冠以“摩登”之称。狆屋里也只有其提供的牛肉才是“摩登”的，因为餐馆的内部构造包含隔间与榻榻米，还是传统的日式餐馆风格。

白凤佛

在夏威夷大学时，我结识了庆应义塾大学的矢崎武夫教授及其夫人。现在，他们想带我去参观东京一些不太寻常的地方。某个下午，矢崎夫人与一位名叫神户三光（译音）的男士开车带我去了一处东京的远郊。在那里，我们找到一座与世隔绝的寺庙，是天台宗的仙台寺，建于公元733年。我们沿着一条两旁高树林立的小径而上，所见的第一个建筑为小型棚舍结构，周围青竹环抱，更有许多麻雀绕翔。矢崎夫人称，这是日本画家们常绘的一种典型日式景观。跟随一干人等进入寺庙的本殿后，我们来到在殿正中祭台左侧的一个神龛边。龛内放置着一座雕刻精美的木制佛像，面部表情和手势与奈良著名的沉思中的释迦牟尼像类似，虽然这一佛像的双腿不像大多数的佛像那样是盘着的。这尊名叫“白凤佛”的雕像，双腿都向下伸直，坐姿与埃及的国王王后一致。

本殿一侧有个小庭院，院内有棵枝叶繁茂的大树，勾起我极大的兴趣。它看起来像棵美国的木兰，但是标签上写的是“泰山木”，即来自泰山的树。我在猜这棵树是否真的来自中国山东省的泰山上。我试着要给它画张素描，但在小庭院中看不清全貌，便作罢了。

柏青哥玩家们

主殿外不远，有个就餐处，很多人在吃荞麦面。这座寺庙的荞麦面非常出名。荞麦面是一种颜色深绿、由荞麦制成的面条，被认为营养非常丰富，会被盛在一个小竹篦上端出。入口处有一架大型的水车，缓缓地转动着，推动水车的水流也为此处添了一份惬意。这家酒馆叫“一休庵”，这个名字使我想起日本著名的一休和尚，他很机智幽默，曾经被足利将军下令去捉住一只画在屏风上的老虎。将军是在测试他的智商。一休和尚一口答应下来，叫人拿来绳子，拉直后站在屏风前，说道：“如果您能把这只老虎赶出来，我就能捉住它！”显然，一休和尚胜出了。

回到市内，矢崎夫人与我跟随矢崎教授去了著名的“金色不如归”。这家餐馆在封建时代就很受欢迎。那时，在一天的狩猎尤其是猎鹰活动结束后，很多武士会来此休憩。我们一行三人占了一间一尘不染的小房间，房间对面是一片开阔的区域，植有松柳。好些身穿和服、已经用餐完毕的人正在露天广场上漫步，就像他们在封建旧时代那样。矢崎教授说，他选定在“金色不如归”用晚餐，因为这家餐馆因其特供食物而闻名，已推出很多菜式，且从旧时起就擅长素餐。每道菜都被盛在一个精美的瓷碗中，一一地端上来。我尝到一道醋味很浓的菜，使我当下就询问男女主人日语中是否有一个专有名词或表达方式形容“妻管严”的丈夫。矢崎夫人开怀一笑，为我写下了三个字“恐妻家”，称这是一个战后才出现的新词。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众所周知，日本妇女在任何事情上都遵从于她们的丈夫。正当时，一位女佣进来，将菜端到我们面前—先是放在我跟前，再是矢崎教授，最后是矢崎夫人。矢崎教授指出，与西方女士优先的意识不同，日本的习俗是不先服务女士。闻此，我们都笑了。老一辈人还守着这个习俗，但年轻一代已经做出了改变。我紧接着告诉他们为什么“醋”会让我提出这么个问题。因为在中国，“吃醋”有嫉妒之意。而后，我不得不提及我在《伦敦画记》中写过的典故：

据说，唐朝有位著名宰相，从没机会看漂亮女人一眼，因为他的夫人太善妒了。皇帝认为，他为朝廷鞠躬尽瘁，到了晚年，应该享享福，于是送了两名宫女给这自律甚严的人，毕竟他没有子嗣得以传宗接代。宰相不情不愿收下了宫女。皇帝知道他太太嫉妒心很强，决定召她进宫。指着案上一杯毒药，问她，愿意喝毒药，还是愿意克制自己的嫉妒？她没回答，只是走到案前，拿起杯子，一口喝干。皇帝摇摇头，叹口气说：“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最后，大家发现杯里装的不是毒药，是醋。从此，醋成了“嫉妒”的代名词。另外还有一种解释，我们普遍认为，由于表情、声音，爱嫉妒的女人有如咆哮的狮子，而且我们相信，狮子喜欢喝醋。^[1]

歌舞伎剧场

当我讲完这个典故时，矢崎教授哈哈大笑着称，“吃醋”这一说法于日本人并无太大内涵，因为他们都爱吃腌制食品，而这类食品都有酸味。

某日，田所吉丸君与我一同去能乐堂观看国际能剧俱乐部的表演。演出剧目是和泉流的狂言，以及喜多流的能剧《景清》。演员沉稳的移步与巧妙的手势，以及观众们的鸦雀无声，让吉丸君很是感动。然而，我无法跟上旋律，因为演员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其象征意义。演出结束后，我边指着人丸对她父亲说的一段台词—“你故意对我不公，就是因为我是女儿身……因为我不是个你可以依靠的男孩？”—的英译，边跟吉丸评论说自己并不知道日本人也重男轻女。吉丸君笑道，在封建时代，日本人确实如此，因为他们都期望自己的儿子们成为武士。

一位著名的歌舞伎演员

吉丸君与我还去了歌舞伎剧场观看怪谈剧《四谷怪谈》。深尾凯子先生写道：

歌舞伎剧中最具代表性的《四谷怪谈》，是一个关于怨灵的故事，讲述了咒怨、谋杀与复仇等主题。这个关于悲情女主角阿岩及其怨灵的故事，并非毫无事实依据。大约在17世纪初期，住在江户四谷左门町的田宫又左卫门的女儿阿岩，因嫉恨对她不忠的丈夫而死，死后化作怨灵苦苦纠缠后者，终致其死。

有意思的是，我得知，演员们在出演此剧前，必须先去敬拜位于四谷的一座为了安抚阿岩怨灵而立的神社。该剧涉及很多舞台技巧，出演怨灵的演员需要进行一些特技表演。所以，他们会前去祈求平安以及怨灵的守护。我被告知，歌舞伎怪谈剧总是在夏季演出，为的是让观众能被惊悚的效果吓出冷汗。演出结束后，我跟吉丸君谈到，自己并不觉着有“冷”些，他笑着回答，他也没有。会否有可能是因为剧院里装了空调，并且舞台灯光打得太亮了？

东京歌舞伎剧场的一部怪谈剧

在涩谷车站，有一座忠犬八公的青铜雕像，近年来，已成为一处著名的地标。另有一日，吉丸君的妹妹雅子（译音）开车载着我们去看它。八公是东京大学一位教授的饲犬。每天早上，它都会陪主人从家中走到涩谷车站。每天傍晚，八公都会在那儿等待它的主人一起回家。年复一年，皆是如此。教授去世后，八公依然每日早晚来到车站，如此持续了数年，直至它死去。出入这个车站的人们都知道这只犬，而它对教授的忠诚也成了他们眼中的一个传奇。最终，人们立了这个纪念像，而此处也开始作为情侣约见的场所而出名。当我们三人仔细端详着这座雕像时，不少青年男女正围站在旁，谈笑风生。那些青年男子留着与女孩子们相似的长发，就连他们年轻的面孔也无法让人分辨雌雄。我的友人们向我普及说，这些人都是日本的嬉皮士。我不禁感叹，时尚竟能流行得如此之快。不过，我有些怀疑，我们东方人，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罢，是否能真的像西方人那样“嬉皮”？因为，蓄出浓密的胡须于我们并非易事。

忠犬八公

嬉皮士们

离开忠犬八公像，我们动身前往美丽的小石川后乐园。此庭园是由德川赖房初建，由他的继承者光圀主持完工的。由于来自城市的蚕食，后乐园目前占地面积七公顷，不到原有占地面积（二十七公顷）的三分之一。不过，之于东京，它依然是一处很大的露天场地。这里有很多值得观赏之景观：假山、人工湖、泉水，以及精巧开凿铺着中式雕纹石板的曲径。整个庭园布置严格遵照着简洁、含蓄和注重意象的中式设计原则。传言，庭园由光圀藩主府上的中国学者朱舜水（1600—1682）设计。

朱舜水还设计了位于御茶水附近的孔庙。在中国境外找到如此设计美观、建造精良的孔庙，让我对这位本国的伟大思想家更加推崇备至。我好好地参观了这个庙，只有本殿未入，因为每次过去都殿门紧闭。自打离开中国，我一直在教授孔子的经典文本。于是乎，我便作了如下一诗，半开玩笑地跟他抱怨：

杏坛设教我生迟，

入室升堂愧不知。

而今年年称子曰，

最难说是圣之时。

杏坛是孔子给他的弟子们讲学的场所。那些“入室”的弟子意味着是“好学生”，而那些“升堂”者则更为优秀。“子曰”是在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词。“圣之时”被孟子用来赞颂孔子是睿智之人，形容他的思想切合时代且万世皆可用。这首诗有趣的一面是，我在国内并未受过教中文的训练，而今却在拿自己所了解的中国经典去教那些已成为孔子拥趸的西方人。

从孔庙出发，我径自走了很长一段路，来到东京的神田区。这个区以书店云集而出名，尤其是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二手小书店内，可能找到一些很早就已绝版的中文书。有些书店还出售外文书，包括法语文学作品，以及德语的医学书。求知的大殿堂—东京大学，就坐落于旁。我仔细打量着著名的赤门：这是特意为迎娶第十一代德川将军的女儿而建的。这一任将军有二十七个女儿、二十八个儿子。这使我想起，传说中，克里特岛的国王米诺斯有八十多个儿子，而一份中国古代的记录显示，周文王有子逾百。这些传说故事发生的年代都非常久远。我不知道当今为人父母者如何能照看为数众多的儿女。赤门作为东京大学的象征，历时已久。自此出发，我在校园里逛了一圈。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东大的花园。园内一处深湖周身绿荫掩映，怪石嶙峋，曲径逶迤，不仅仅是种视觉上的享受，更有助思考时排除杂念。

宽阔的隅田川横贯了整个城市，但从未像伦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塞纳河以及罗马的台伯河那般担起重任。许是在江户时代，它的作用更突出，但现代的东京寸土寸金，隅田川的大部分河段都已被建筑遮挡掉了。好在，河上还有许多著名的桥，而我特别想见其中的两座。第一座是言问桥，它的出名得益于日本“六歌仙”之一的在原业平。他是一位皇室子孙，也创作了很多恋歌。在原与当时颇有势力的一位领主十六岁的女儿相恋。领主却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年幼的清和天皇—后者年仅九岁。她与情郎便计划私奔，但被父亲的士兵们捉住，最终成为清和天皇之后，阳成天皇之母。这位苦恋此女的年轻歌人常常在这座横跨隅田川的桥上徘徊，并作了如下诗句：

不负其名之都鸟，

容吾一问，

吾爱之人，今昔何方？

都鸟指的是海鸥。在日语中，表示“容吾一问”之意的词是“言问”，故此桥后来便更名为“言问桥”。即是说，此桥为“容我一问桥”。桥附近有家糕点店曾制作了一款名叫“言问糕”的点心，流行了好长一段时间。

观音寺

我要见的第二座桥是淀桥，桥名源自一位在出嫁之日消失在桥下的年轻新娘。约五百年前，一位名叫铃木九郎的武士，放弃了他的阶位，搬迁至江户的中野区。他财力雄厚，很快就在当地拥有了许多土地。但是他特别吝啬，将所有的钱财分散埋在自己土地上的各处。因为无法自行埋钱，他便雇了其他人来帮他。钱被安全地埋藏好后，他立马杀掉雇来的人，并将其尸首抛入桥下的河中。九郎的独女小笹爱上了邻里的一个年轻小伙子，他答应了这门亲事。不料，在婚礼前夜，一阵暴风雨席卷了那个地区，而小笹也离奇失踪，寻无半点踪迹。铃木的邻里们相信，有一条巨蛇从暴风雨中现身，钻进铃木的宅邸，带走年轻的新娘并载着她潜入桥下的河中。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是对铃木之恶行的惩罚。自打那时起，再也没有年轻的新娘胆敢从桥上经过，这座桥也被叫成“姿不见桥”而为人所熟知。后来，德川家光将此桥改名为“淀桥”，旨在抹除这段不好的记忆。但是，当友人们带着我四下寻找时，却找不到这座桥所在的半点踪迹。

之后，雅子开车带着吉丸君和我去参观浅草宏大的观音寺。观音寺附近人山人海，吉丸君与我推挤着在一条商店林立的拱廊内穿行，雅子则必须待在车内。突然进入我的视线的是一个披着黑色僧袍的高个男子，只见他头戴一顶修边的竹笠，右手摇着一只小铃铛，左手托着一口钵盂，缓缓而行。汗水从他的脸上淌下，因为他披了两层厚厚的僧袍，外一件黑的，里一件白的，而八月的天甚是炎热。吉丸君小声告诉我，此人是几年前来东京居住的美国人，后来转信了佛教。他目前还是个大学生。

一位美籍佛僧

我们进入寺内本殿前的庭院。那里燃着许多大香烛，烛光明亮，但我仍无法看到殿内的观音像。显然，这里供奉的观音像并不大。这座浅草观音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推古天皇统治时期。相传，有位叫土师中知的武士，有次与他的两位仆人滨成、竹成一起捕鱼。他们将网一次次撒向河中，折腾了一天，但未能捕到半条鱼。而在准备最后一次收网时，他们发现网中躺着一尊观音金像。这尊金像很快就被供奉到此寺中，但从未对公众展示过。

在一个特别的夜晚，吉丸君和雅子坚持要我和他们在椿山庄共进晚餐。这是一个在东京非常受欢迎的花园式酒店。我们于8时到店，先在花园内走了走。然而，在黑暗中，我们什么也分辨不清，只见很多人头和黑色的躯体在四处移走。大多数的漫步者同我们一样，打着一盏小巧的纸糊灯笼，发出的灯光正好足够照亮路径的边缘。而后，我们来到一个湖边，人工打造的瀑布正气势磅礴地往里灌。吉丸君告诉我，这仍然是日本庆祝盂兰盆节的部分仪式。在兜完花园一圈后，我们迈入了宽敞的餐厅，并被引导向我们的桌子。这其实不算是张桌子，而更像是建筑的一部分，我们围坐四周，中央放着一个烧红了的烤盘，外围的空间用于摆放我们各自的餐具。一位身着黑色和服的女服务生为我们端来了好几盘薄肉片和蘑菇以及蔬菜，并将这些食材放到烤盘上烤。这厢我们的筷子夹得飞快，那厢女服务生不断添着肉和蔬菜。餐厅里的所有人都在用类似的方式进餐；每张“桌子”都有一名女服务生在伺候。在我看来，东京一定有很多剩余的男性劳动力，特别是，因为有足够多的女性愿意参加工作。吉丸君嘴里嚼着一片烫口的肉，含混道：“我们正在吃成吉思汗套餐。”我指出，在中国，我们称之为“蒙古焗”或“满式烤肉”。这是一次有意思的经历。

在离开东京前往其他城市之前，我想找到浮世绘画师葛饰北斋的墓冢。北斋不仅在日本非常出名，更是享誉整个西方世界。我曾在东京一家书店内的一本书中见过他的墓地照片，于是便叫上在东京一所大学里教中文的友人谢国栋（译音）先生，与我一同去寻找。虽然北斋为西方艺术世界所知已有近百年，但在东京，似乎无人知晓其墓之所在。好在，谢会日语。在他的帮助下，两小时后，我们终于寻到了一个小寺庙，名叫誓教寺，位于台东区一丁目的松谷。跟着标识，我们来到一块有些年头、颜色发暗的墓碑前。碑上刻着六个汉字，读作“画狂老人之墓”。旁边还立着两块木板，一块刻着英文，另一块刻着日文：

葛饰北斋1760年出生于江户，卒于1849年，高寿九十。他是一位著名的浮世绘画师。其作品“富岳三十六景”系列为国外收藏家青睐。

北斋之墓

寥寥数语，与其墓一般谦逊低调。不过，我认为，人们本应为这位日本的杰出人物打造一座更令人肃然起敬的墓碑。

日本人称葛饰北斋为“浮世绘画师”，这个称谓被用在了墓碑上。“浮世”意为“浮沉聚散不定的人世”，“浮世绘”即是关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绘作。在其作品中，北斋用幽默的笔触描绘了各类人群的情状与生活经历。这些绘作的目的在于娱乐大众，而之所以选用木版画作为媒介，是因为其适合在民间流通。这些画不仅仅在日本这个“浮世”中广为流传，更是声名远播至欧洲大陆。

正是通过北斋的绘作，日本的艺术和文学开始为全世界所认知。1856年，北斋的木版画被巴黎版画家费利克斯·布拉克蒙（Félix Bracquemond）偶然发现，很快便成了后者每日观摩之物。这些版画随后又于1862年，被苏瓦夫人（Mme. Soye）及其丈夫通过两人在里沃利路上所开的“中国之门”（La Porta Chinoise）这家店介绍给了印象派画家。马奈、高更、迪雷、德加，还有很多其他人，尤其是凡·高，都曾受北斋作品的影响。与此同时，日本的小说、诗词和戏剧也慢慢传入欧洲。

苏瓦先生和苏瓦夫人显然是通过在他们店内出售的中式物件开启了收藏日本木版画的风潮。不过，中国的艺术品很少像北斋的作品那般笔感诙谐，刻画出生活的全貌，包括其中的复杂与悲怆。我觉得这似乎挺理所当然的。因为，任何文化下的艺术，都是其创作者思想的再现，是在该文化的传统思想和思维定式的框架下塑造而成的，相应地，也受特定的社会背景、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响。日本人口稠密，主要集中在四大岛上，民众之间的相互联系，注定比分散居住在辽阔大陆上的中国人更为紧密。因此，生活中的任何点滴都能唤起日本艺术家与作家们的情绪。日本的能剧和歌舞伎剧长盛不衰；紫式部早在11世纪就创作了小说《源氏物语》；而清少纳言也是在11世纪写出了日记文学《枕草子》；在胜川春章所生活的1726年至1792年间，浮世绘的创作已经在日本流行开来。

春章被认为是“役者绘”新样式的开创者。北斋起初跟随春章学习了舞台绘的手法，很快便通过其天赋与强烈的创新意识开拓了绘画视域。在其一生中，北斋为五百本书籍创作了逾三万幅绘作和插画，此外，还留下了很多以他独具匠心的风格创作的绘画。单从这一记录就能看出，北斋定是将他生命中的每分每秒都用在了构图和作画上—难怪他会被称为画狂老人。

中国未曾出现过一位像北斋这样的人，其他国家亦不尽然。可以认为，北斋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画家之一。因为，在其有生之年，北斋所有的绘作都得到了出版。即便如此，在九十高龄时，他仍期望能多活几年来精进画艺。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归功于日本社会的稳定，能支持他实现目标。北斋发现，木版画是展示他奇思妙想和对于生活的艺术感悟的最佳媒介，不仅契合自己的心意，更为观画者和收藏者们所喜爱。西方的油画与中国的水墨画在18世纪以前不易复制，因此在他乡鲜有流传。

早在593年，中国就已经开始制作木版画用以传播绘有佛经的水墨画了。而以青铜、玉石、木块和牛角（骨）刻章用印来显示权威的做法，可能起源更早，能追溯至公元前4至前3世纪。出于传播佛经和佛祖生平事迹的需要，人们开创了在木版上雕刻汉字和画线条的做法，以便得到大批量的拓印。所以，中国发明印刷术比西方早得多。不过，在中国，写字绘图与制作拓印木版画的并不为同一人。日本的木版画制作者，尤其是北斋，乃是亲自设计、雕刻并进行拓印。在江户时代，日本有一种木版画是以墨印制出初稿，再人工添色；这种木版画叫“江户绘”。到了1764年，铃木春信开始制作多色浮世绘。方式是，就同一款设计，制作数套木版画，每一套用一种颜色，一一加印。自此，日本人更加致力于木版画创作，日益完善这门艺术，直到北斋迈入该领域。北斋的艺术天分使他得以在木版上将自己的雕刻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让他对绘画主题的艺术处理发挥出最大的优势。他既会设计雕刻，又懂拓印之法，能随机调整这三道工序以求得最好的效果。我们只需浅谈小部分北斋的作品，就能看出他频繁地转换作画手法、构图方式和内容形式。作为一名思想保守的中国人，我很遗憾，多年来我们在日本求学和生活的同胞们，无一人想过将北斋的木版画介绍到国内。在中国的公家或私人收藏中，找不到半幅北斋或任何其他日本艺术家所雕的木版画拓印。一直以来，人们都错误地认为日本的大多数东西都来自中国，这使得国人有些自视清高，并对日本人民所获成就及完善之处不加注意。虽然在16世纪晚期，中国确乎出现了一本彩色套印木刻画本，叫作《十竹斋书画谱》，但其所绘对象皆为花鸟，且出自二人之手—其中一位负责作绘与设计，而另一位进行雕刻与拓印。

与富田幸次郎先生就展出于波士顿美术馆的北斋的“四季之昼夜”主题系列版画原作（现已价值连城）进行探讨时，我注意到一个很大的红印，上书“吾妻师葛饰北斎翁”几个汉字。“吾妻”两字在汉语中意为“我的妻子”，这使我感到困惑。但富田告诉我，在日语里，开头两字发音为“azuma”，指的是日本古时东部一带。因此，大红印的意思应该是“葛饰北斋，一位吾妻郡画师”。由此可见，我们不应该认为日本的每样事物都会和中国的完全一样。因为，就连相同的文字，在两国语言中也有不同的含义。

柏青哥玩家们

日本的浮世绘，以其独特的构图技巧与色彩运用，经北斋这样的大师之手，成为将日本文化弘扬至世界各地的先驱。为此，我要向这位最靠近中国的邻国的杰出人物致以深深的一躬。

[1] 蒋彝著，阮叔梅译，《伦敦画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4—245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