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往事

我来了

我家兄弟姊妹四个，就数我最难带。小时候我的额头上有条青筋浮现，父亲说，这样的小孩比较难带，老是会碰上个三灾两难的。我从小身体不好，不过长大后，人也就健朗了。

妈妈怀我七个月时，一天中午，下楼时一脚踩空，就这么一路下滑直到最底层。大家都在睡午觉，叫不到人，也叫不到车，妈妈发愁了，因为还有一班学生在教室等她上课，那时她在屏东潮州小学教书，学校离家很近。妈妈坐了一阵子，然后起身慢慢撑着走到学校，直到上完课回家，爸爸才知道，赶紧带她去医院检查，幸好没事。

当时妈妈有个朋友也怀孕了，不小心扭了脚去照X光，孩子就这样没了。要不是有这个比较，爸妈还不知道事态的严重。

我是1954年10月23日在台湾屏东潮州出生。当天请了医生来家里接生。据妈妈说，我刚生下来时，一张脸发青，也不哭，直到医生拍打我的小屁股，哇的一声，大人才放了心。医生事后告诉妈妈，好险，脐带绕在我脖子上两三圈，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很容易窒息的。现在太太常骂我脑子不清楚，她说：“大概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后遗症。”

我的诞生，让爸爸兴奋得整晚都睡不着觉，他百感交集地说：“李家终于有后了！”爷爷临终的遗嘱，要爸爸在台湾“另起炉灶”，我这个长子让爸爸充满了期盼，他给我取名“李安”，一来是老家在江西德安，二来是爸爸来台湾时搭乘的轮船就叫“永安号”。

我出生时有八磅重，还好。弟弟李岗比我强壮，生下来就有十磅。七个月大时，两个姐姐出麻疹，我也被传染了。当时爸爸正好调职到台东女中当校长，这是爸爸第一次升任校长，又搬家，结果我出完麻疹没照顾好，自此后肠胃老闹毛病，身体积弱不振，体质不好。

在台东过了一年多，我还不到两岁，父亲又接任花莲师范校长，举家迁往花莲，一住就是八年，我们戏称是“八年抗战”。十岁时，爸爸再度调任台南二中校长，全家定居台南，四年后又接任台南一中校长，父亲常言：“我将终老斯乡。”

儿时的我瘦小多病，在花莲时，如果两个礼拜没去挂号，连医生都说：“怎么好久没来缴菜钱了！”当时我家戏称看病是“给医生缴菜钱”。我们小时候有种很普遍的营养品“胖维他”，爸爸曾气得说：“胖维他都让你给吃得变成瘦维他了！”

我的体质到了高中才逐渐好转，但还是很瘦小，高一上学期时才一百五十多厘米，发育很晚。太太说，我到美国好像还长了两厘米。

我脸上有个酒窝，大家都说好看，我说：“狗咬的。”大伙还以为我开玩笑。那是小学一年级时，有天放学后我跟着妈妈去她同事家。平时我常跟那家的狗逗着玩，那天见狗屁股底下有根棍子，想去拿，没想到“狗一翻脸不认人”，猛然扑了上来张口就咬，上牙咬住我的眉骨，留下一记疤，下牙深陷在我脸颊上，后来就成了酒窝。当时我满脸是血，大人们都吓坏了，狗主人当场把那只狗痛揍一顿，狗生病死了。爸妈怕我染上当时流行的狂犬病，只好拿下狗头去化验，报告要等二十一天才出来，把爸妈给急坏了，幸好没事。

还有一次几乎命丧鲤鱼潭。那年我正念幼稚园，有天爸妈与朋友一起去鲤鱼潭划船，船快到岸时，我兴奋地起身，船失去重心直晃，扑通一下我就栽进水里。妈妈当时想都没想跟着跳下去，一把抱住我，从水里站起来，水刚好淹到妈妈的眼角下，大家慌忙把我们母子拉上岸。好险，当时要不是妈妈在我滑落潭底前的那一抱，我可能就没命了。所以我常说，妈妈给了我两条命。

快乐的童年

花莲八年，地方的纯真、朴实，人情的温暖、诚挚，给我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尤其是花莲师范附小的启发式教学，是我上艺专之前最快乐的一段学习岁月。

花莲师范原先在花岗山，爸爸担任校长后迁到美仑，花师在美仑的校园就是他一手创建的。迁校前，我常爱跑到花师去看他们升旗。奉蒋经国之命，父亲在花岗山的花师旧址办了国民党军队退除役官兵的师资训练班。听父亲说，当初开办师训班时，有许多人反对，认为军人教书恐怕不合适，可是父亲知道很多人入伍是因为战乱，未必没有发展潜能，所以极力替他们争取学历，使有心向上的人有进修的管道。后来师训班搬到板桥成为国民党军队教育中心，那里就成了现在的“花岗国中”。

我与李岗自小就是兄唱弟随。

这就是把「胖维他」吃成「瘦维他」的我。

我和弟弟李岗，两兄弟哥俩好。

我家住在花岗山上师训班里，小时候成天和那些即将为人师表的退伍军人在一起，如任贤齐的父亲就是爸爸学生中跟我们最要好的大哥哥，当年我们老是围绕在他身边听他讲《西游记》里的故事。父母虽是公教人员，却生活在一个大退伍军区里，所以我自小就对“军公教”很熟悉，生活在非常外省的公教环境中。

父亲除了担任花莲师范校长外，还是师训班班主任。师训班不是部队，却集合了陆、海、空、政战等各军种的退伍军人，所以各种康乐队都会来此表演，包括歌舞特技、京剧、绍兴戏、魔术、话剧等等，小时候看了不少“秀”。因为我是“校长公子”，每次都坐第一排近中间的大位，这大概是旁人少有的经验。现在我带儿子去参加电影活动，前尘往事不时浮上心头。说来巧合，儿时我家虽住宿舍，但在这方小小天地里，我家就是中心；如今我当导演，儿子们坐在我身边的最佳座位。在拍电影的小天地里，历史重演，顿生似曾相识之感，回想起多年前我尚赋闲家中，一切恍如梦中。

小时候看康乐队时，我偶尔也会上台表演，有时两兄弟一块上台，李岗就唱：“老祖母今年八十八……”

爸妈的朋友、同乡或同事来家拜访时，我常拿支扫把当吉他，带着弟弟上场表演一番，逗大家开心，我最擅长模仿叔叔伯伯或我家的管家老杨。

上小学后，班上每周六班会前来上一段相声，就常是我的拿手好戏，同时我还自编自演了许多话剧。花师附小三年级时，曾编写剧本导演同学表演，男生不愿演女生，我就自己反串。当时校长曾向爸妈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个儿子将来可能走第八艺术！”真是不幸言中。后来我考上艺专，第一个给老校长打电话。

第一次的文化震撼

课外活动充实快乐，课内学业也还好。

在花莲，我念过两所小学。到了台南，又念过两所。一般小孩上小学多是“从一而终”，除非调皮捣蛋才会转学。我转学，纯粹是因为老爸的职务调动。

由于妈妈在花莲明礼国民小学任教，我一年级进了明礼，一学期后又转到花莲师范附小，因为爸爸在花师当校长。念明礼时，我很爱哭，离不开妈妈，但一转到附小，离开妈妈，爱哭的毛病就改了。

在花师附小念到四年级，这三年半的开放式教育让我至今难忘。附小采用美式新式启发教育，属小型学校，一个年级才三班，每班四十几个学生，男女合班，多是外省子弟，大家都讲国语，当时学校正在推行说国语运动，不讲国语还要被罚。我们班每四张桌子并成一组，全班往往分成六个小组，不但自己使用仪器动手做实验，教学也以发问讨论为主。我觉得发问是学习当中极重要的一环，所谓学问，要学就是得问，这种方式不同于一般“国小”排排坐填鸭式的教学法，至今台湾“国小”大概都还少见，我很喜欢这种学习方式。

十岁时，爸爸调职台南二中，全家迁至台南，我和李岗转学台南师范附小，姐姐们转到南商。我在附小念了还不到半天，又转学了。由于爸妈刚到台南，不明情况，后来听说南师附小因为不重补习，升学率最低，因而转往国民小学，我家住公园路，就转到公园国小。

记得那天第四节体育课上到一半，我正爬竿上到竿顶，远远就看见妈妈和一位邻居太太走来，招手把我叫下来，带到公园国小。这是个我从未见过的世界，大约九千多人的大学校，每一年级就有二十个班，一班七十多人，大家都讲台语，把我吓坏了。

上课时，学生得挺直了身，双手交叉放在背后，跟着老师念课文，好似古时读书般地拖长了节奏性的声调。师生间的对答十分制式，如：“对不对？对！懂不懂？懂！有没有问题？没有！”有一次老师问有没有问题时，我举起手来，结果全班同学瞪着我，好像见着个二百五：“你要造反啊？怎么举手？！”后来我就不敢了。

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经验到文化冲击，十分的戏剧化。人家多是渐进式地，我则是突然地，乍从一个完全外省、讲国语、美式开放教育、没有体罚打骂的环境，来到一个完全本省、讲台语、日式填鸭教育、体罚打骂、注重升学的环境。突来的巨变，我很不适应，加上是少数，话也听不懂，自然害怕。我就像离了水的鱼，虽然觉得奇怪，但也努力学着适应。

进公园国小第二天，我生平头一次在学校挨打。那天下午五点多，是老师算总账的时间，考试不佳的同学全体出列到教室旁跪成一排，依次挨耳光，打完还要鞠躬说：“谢谢老师！”这一巴掌，令我当场眼泪就扑簌簌地往下掉，觉得真是没法活了，因为在附小时老师连重话都没说过。妈妈就到校和老师沟通：“我家小孩不习惯被打。”五年级就没怎么挨打。到了六年级，开始过着科科都挨藤条的日子，尤以数学课为最，因为我们的老师一视同仁，为表示公平，照打不误。那位老师认为越是好学生，越要加重惩罚，计算题错一题打两下手心，应用题错一题打五下屁股，考不到一百分就得挨打。一天要考个四五张八十多题的考卷，每天早上从七点半到晚上九点多不停地考，考完就打，除了上厕所都在教室，不分寒暑。我们每天带两个便当上学，一星期六到七天，每晚回家还有一张考卷做家庭作业。直到现在我对数学仍有恐惧感，记得三十多岁时，仍会半夜做噩梦为解不出数学题而被吓醒。由于我从小到大就有个心神恍惚的毛病，因为粗心，数学老考不好，“竹笋炒肉丝”就成了家常便饭。但就算被打到怕，被罚跪尖算盘、跪油漆桶边，甚而被威胁要戴狗牌游女生班，我还是照错。公园国小的老师觉着奇怪：“究竟要怎么样你才会小心？”而附小老师则只是含蓄地说：“李安啊，我看你人这么细，为什么心这么粗！”一个是狂风化雨，一个是春风化雨，都没改掉我粗心的毛病。不过我并不怪老师，玉不琢不成器，他以加重惩罚来表示公平，并非恶意。这是老式日本教育的方式，打你才尽责，爱你才管你。整个台湾中南部的大环境如此，很难例外。到了晚上洗澡时，看到我屁股上一条条的红印及跪算盘跪出整腿的红肿淤血，妈妈只能暗自饮泣。

从1964年到1965年在公园国小就读期间，则是我的得奖期，参加各种比赛过关斩将，甚至当选第九届儿童小市长，在朝会上代表致辞，以前在花师附小时倒没什么表现。但在国小课外活动表现虽杰出，学校却不太重视，当时艺术教育一直被忽略，只注重数学，就连国文、作文好也没用，家里也不太鼓励。

公园国小的那两年，我受的教育就是考试不断、重视数学、打……的升学教育。我很不适应，但也就这么挨过去了。

如今回顾小学岁月才发现，从小我就身处文化冲击及调适的夹缝中，在双方的拉扯下试图寻求平衡。因为培育我的两种教育制度，正代表着台湾的两种文化：外省中原文化及日式本省文化。而从中原文化进入本省文化的环境变迁中，让我更加体会到，人是需要群体的。来到一个新环境，你就要成为那个环境的一部分，但在融入的过程中，会面临适应问题，只是当年大人并未特别注意到孩童面临环境改变时细微的心理变化。我第一次挨打，家长跟老师说过后，那一年老师不再打我，我想，在同学眼中我可能成了娇生惯养的异类，令我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及负担，觉得和同学有个差距。

在「公园国小」就读期间，是我的得奖期，参加各种比赛过关斩将，甚至当选第九届儿童小市长，在朝会上代表致辞。

身为外省人，出生在台湾并不是我的选择。所以现在对待小孩，我们会比较注意他们的变化，因为是我们选择住在美国，他们也身不由己。过去老一辈比较笼统、定于一尊，只要孩子读书好、孝顺就行；做错事体罚后讲一下道理，就觉得尽到教训的责任了。老师觉得打你、公平待你，就是爱你。可是打骂小孩是最不需要花脑筋的，因为你不需要观察他成长中的细微变化，设想出有益的辅导对策。其实抚育小孩与其他人生事务一样，可以是很困难、很复杂的一件事，拿过去中原文化的伦理或日式的台湾文化模式去套，用的都是最不费心思的方式。

当我长大后面对这个世界，尤其是拍电影后才发现，其实在细微不一的变化里，正埋下了许多巨变的种子。当年是外省文化压抑本省文化，双方的角力是暗中进行，如今则是翻上台面。这些都不是新问题，而是过去压抑下埋藏的许多因素开始发酵彰显。

青涩的初中岁月

初中我念的是第二志愿学校——延平中学。太太说：“打这么多还没考上第一志愿，也真够笨的。”在班上，很自然地就跟同学张正良、唐国定玩在一起，成为好友。那时我坐最前排，唐国定坐中间，张正良个子高，坐最后面。我们三个怎么会成为好友，我也弄不清，只觉得很自然。

基本上我们三个都不很喜欢念书，但还算乖，个性也不是很积极。那时我们整天泡在一起，晃啊晃的，既不打架，又不把马子，有时打打乒乓球，晚上补习后，经常一起去光顾启聪学校对面的一家干面店，或去吃老唐牛肉面。

初三时，延平中学校长卢明星做了个大胆的实验，试办一年男女合班。我们那届有十四个男生班、一个女生班，校长把女生班拆成两半，男生班每班前十名可以自愿参加。阿良记得当时班上盛行玩“配对”游戏：“顶多是男女生互瞄，心里面想想，并没有付诸行动。”但他说的配对，我不晓得，也没玩过，那是他们后排同学搞的把戏。我发育晚，个子小，那时坐前排，声音还在要变不变的阶段，阿良是初二就变声了。初中时很好玩，男生参差不齐，有的已是大人，有的还是小孩，乱七八糟的，很荒谬。

躲老爸校长

我和张正良初中的成绩还不错，所以都考上第一志愿——台南一中。不过念南一中时，我的名次就落在二三十名了。高一时我俩都念倾向自然组的一班，高二以后，我转社会组，张正良念自然组，之后的发展不同，朋友也很少交集，但我俩的友情依旧（见尾注）。

台南一中是中南部精英的荟萃，我念书就更不行了，加上父亲是校长，我觉得很糗，在学校里老躲着他。青春期我行为上倒没什么叛逆，就是喜欢胡思乱想，读书不专心，驼背又害羞，到了高一下学期越来越明显。我对高中的印象，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我一星期补十堂，给我补习的老师全是中南部的名师，可是我的成绩还是不见起色。

南一中鼓励理、工、医、农，文科是少数，直到现在依旧如此。我上学那年二十个班里文科才三班，其中一半是因为性向太明显，绝不会读理工；还有一半就是功课比较跟不上的菜脚。比起甲丙组来，乙丁组的学业平均成绩差了一大截。我知道自己绝不会念甲丙组，当年我虽选填了丁组，但对文、法、商也不见得有兴趣，不知喜欢什么。

刚考上南一中的那个暑假，父亲就拿了份大学志愿表回来，他大概想知道我会是块什么料，好提早安排最佳师资阵容吧！通常性向表是高一念完后才填的，我看了看，就知道自己不是理、工、医、农的料，可是文科里的外交、新闻、外文、法商等科目，又都觉得没啥意思。

当时我就对父亲说：“我都不喜欢，我想当导演。”大家听了一笑置之，不当回事，可我讲的是实话，而且特别想当电影导演。当时也不知道导演是干什么的，只知道是导演把电影给拍出来。

我的很多电影里都自然流露出父亲的影响。

从小父亲就对我期望很高，让我一直背负望子成龙的压力。

紧张以致落榜

天天补习，还是落榜！

第一年考大学，我以六分之差落榜。第二年，因为紧张，第一天第二堂考数学时，第一个钟头我腹痛头涨，豆大的冷汗直滴，一个字都看不清楚，复选加上倒扣，考了个0.67分，再度以一分之差落榜。放榜时，我正好独自在家，家人都上班去了，我就一个人跑了出去。

他们回来一看我失踪了，急得不得了，只有弟弟李岗猜到我可能去了哪里，于是骑着脚踏车，奔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安平海边，果然看见我的脚踏车。他走到沙滩上仍没见着老哥的踪影，心里也开始忐忑不安了，直到看见我低着头走近，兄弟俩什么话也没说，默默穿过沙滩，摸黑骑着单车回家。

二度落榜在我们家有如世界末日，我根本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那天我是去海边散心，那阵子我蛮喜欢和朋友去安平的海边游泳，岸边有树林，风景很好。其实出海口很危险，常淹死人，我也不晓得。

回家后，没人敢惹我，李岗则奉母命盯着我，怕我出事。

重考那年我最好的朋友就是黄重嘉老师，当时他才二十几岁，帮我补习数学，我们一起听古典音乐，谈文论艺，算是知心的朋友。我数学考零分，觉得没脸见他。放榜两天后，他来家里帮我准备专科考试，没想到我突然把桌上的台灯、书本全摔到地上，然后跑了出去。

黄老师安慰我：“不读就不读，放心去考。”专科反而考得不错，数学第二天考，没那么紧张，考了六十八分，进了艺专影剧科。

注：他像生活里的一种味道

在好友张正良的眼里，李安是个很温和的人，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成绩中上，所以一般同学都很喜欢他，深交的就是他和唐国定：“但李安和一般同学也都保持很好的往来，他个性就这样，以前话不多，常常傻笑，很受怜爱。”

两人从初中起就建立起的交情，经过三十六年，依旧如昔。张正良说：“对我来说，李安就像生活里的一些味道。他是乖乖的升学小孩，我则像侯孝贤电影里的小孩。当我看侯孝贤的电影时，就像看到我小时候的感觉，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就像看到我的邻居，那些行为有些偏差、书读不好的小孩。以前没什么大帮派，‘竹联’、‘四海’也都是些小毛头凑在一起，看不顺眼就打架。不过我和李安的家庭背景蛮相似的，他爸爸是校长，我爸爸是教育局局长，所以我们很合得来。李安对我，就是一个感觉。我今天看电视上他接受采访、拿奥斯卡，还是李安，他的动作、笑声、表情，都没有改变，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这样。”

“他跟我在一起没什么话讲，像一家人。就像一进家门，沙发就该在那个地方。我常常说，一般人的价值观不要用在李安和我身上。”

“譬如说，李安没有守时观念，我也没有。如果我今天跟他约七点在台北西站碰面，我先到，就等他，我曾等他等到九点，那时没有手机，没法联络，但他一定会来，我知道他一定是有什么事耽搁了。他也等过我，我知道我一定得去，他一定会在那边等我。我们迟到多久，彼此都不会埋怨，反正见了面就很高兴。不过拍片后他很守时。”

“他回台湾做宣传，三更半夜打电话来，想见我，我去了，他还是跟他那些朋友继续聊，但彼此见到面就很高兴。”

“1982年我们夫妇第一次去纽约找他，那时李安还没结婚，和一个黑人雕塑家住在一间废置的仓库里，房子里乱七八糟，整个墙上都是分镜表。李安告诉我，那个雕塑家来自非洲，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所以包下整个仓库，李安向他分租，后来他因嗑药过量而身亡。”

“我那时正在密歇根念书，李安一通电话：‘来看我的作品！’我就带着太太孙青开车到纽约去了。李安带着我们到学校去看他的作品《荫凉湖畔》。他从未问过我对他电影的观感，但他觉得我参与他的作品或他的挫折，是很重要的。他没考上大学时，我只知道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也不见。李妈妈打电话给我，说他心情不好，叫我去安慰他。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人，只是在一旁坐着陪他，两人也没说什么。但他心情不好或快乐的时候，会想到我。我去找他，他会觉得好受一点。”

“我个头高，他个头矮。我常说，我们两人有点像七爷与八爷！”

全称是“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现为“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简称“台艺大”。

西方习惯把电影称为继诗歌、戏剧、绘画、音乐、舞蹈、雕塑之后的“第七艺术”，后来也有人称摄影为“第七艺术”，电影则是“第八艺术”。

汉语普通话的旧称，台湾至今沿用。

全称是“省立台南商业职业学校”。

意为“交女朋友”。

性向表是性向测验的一种。性向测验泛指用来测量个体潜在能力的测验，或者预测个体接受学习或训练后的成就或表现的测验。性向表在台湾已行之多年。

相传“七爷”和“八爷”为阴间的差使（相当于西洋地狱里的死神），专司缉捕鬼魂及恶鬼，负有维持阴间秩序的职责。“七爷”和“八爷”一高一矮、一黑一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无常”和“白无常”，也称“范谢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