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求学之路

故乡五站（1936）

1936年，我出生在黑龙江省肇东县五站。6岁那年举家沦落西荒，东北光复那年迁回五站，一直到20岁才离开这里。

坐落在哈尔滨到肇东国道边上的五站

五站位于松花江北泄洪区的北缘，距离松花江主流30里^[1]；地处哈尔滨与肇东的连接线上，距离哈尔滨60里，离肇东80里。伪满洲国时属于呼兰县，光复后属于肇东县。这里虽然靠近哈尔滨，但是，中间隔着广阔的湿地和泄洪区，没有道路，只有冬天才能在冰面上通行。所以，早年人们出入五站都要经过对青山火车站。五站到对青山之间有一种称为“斗子车”的马车作为交通工具，一匹马拉着一辆轻便的双轮车，一位车夫两位乘客，约半个多小时可跑完全程（18里）。有时，车夫彼此斗气，几车竞跑，尘土飞扬。当年，这条路上车水马龙，相当热闹。

故乡的冬天

我在这条路上留下了很多回忆。我从小学到初中就走这条路；从高中毕业回家务农是走这条路；从五站赴北京清华大学读书是走这条路；迎接恋人第一次到家也是走这条路。直到1995年，哈尔滨经五站到肇东的国道修通了，乘坐汽车到哈尔滨只需40多分钟。五站到对青山之间的这条道路便随之萧条了。

读中学时，我们往返五站与肇东常常搭乘生产队运菜的马车。这是由4匹马拉着两个胶皮车轮的大平板车，先装满蔬菜，我们再高高地坐在上面。出发之后，4匹马一路慢跑，发出整齐的踏步声。有时候车夫叔叔睡着了，我们就装模作样地充当车夫。其实老马识途，它们照例慢跑，不会变速也不会跑错路。跑到大房身屯，半路歇脚喂马。然后，接着再跑，到肇东已经是下午了。路途中，记忆最深的是大房身屯，东西一字延伸8里，断断续续但又整齐地一线排列着很多家院落，几乎每一家的大门上都挂着红底黄字的牌子，上面写着“军属光荣”或者“烈属光荣”。可见，在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中，黑龙江人付出之多。

五站西南方向是通往四站的古驿道，人们都说，四站到五站82里半，但是这个方向我只走过十几里。走出五站西门，转向西南走3里，可以看到右前方称为“老龙头”的高耸的土岭，越过土岭旁边隆起的高地，急转直下就进入了低洼的沼泽地。这条古驿道就像一条土龙蜿蜒在水草之间。中学时代，我们常常结伙来这里割乌拉草。

五站西南湿地割乌拉草的地方

五站南下2里就是湿地草原，生长着一种“羊草”，半米多高，这是冬天奶牛的上乘饲料。大学期间，每逢暑假我都来这里打草，这时候正是羊草收割的季节。利用钐刀成片地割下来，在太阳底下晒几天就可以运回家储存起来，准备冬天出售。打草是一件体力活，用胳膊紧紧地夹住长长的钐刀把，利用腰部转动的力量，钐刀在草原上划出整齐的弧线，割下来的羊草就整齐地倒在一边。每当钐刀扫过，很多青蛙都争先恐后地向前逃窜。这些青蛙又大又干净，可惜，东北人不懂得吃青蛙，我不知道广东同学看到这些青蛙有何反应？

清末五站曾经是一个驿站，上游有头台、二站、三站、四站，哪里是当年的六站？我至今也未弄清楚。五站当年是附近几十里的粮食集散地。在我的记忆中，这70多年，五站似乎没有多大变化。这也许是我的错觉，因为在外边见识多了。如果我从小就留在家乡种地，说不定会有另外一种感觉。无论主观感觉如何，隔上几年总想回来看看。

2009年，我想回故乡看看。在哈尔滨借用了一辆“陆地巡洋舰”，儿子开车，拉着我和老伴就出发了。从哈尔滨出发，经过五站转往西荒。这是一条新修的水泥路，美中不足，路面窄了一些，只能单向通行。不巧，我们错过了目的地，准备折返，这就出现了麻烦。那天刚刚下过雨，水泥路面的两侧是土路，看起来也平坦。但是一倒车，就滑到路旁的深沟里去了。幸好被几棵大树卡住，未滑到深深的沟底。前后车轮沾满泥浆原地打转，再也动弹不得。这时来了不少年轻人围观，后来，来了一位老人，问我去何处，我说去闫家屯；问我去谁家，我说去姥姥苏家。老人说，我认识，大家来帮个忙。于是年轻人回村取来大绳，他指挥着，十几位年轻人一齐下手，硬是把这“陆地巡洋舰”给拉上了水泥路面。我们深为感谢，儿子给了他们喝酒钱。之后我们匆匆沿原路返回了哈尔滨。这次回乡以失败告终。但是，得知所有的穷亲戚都靠自食其力获得了温饱，我则欣慰有加。也许过几年还要回来，因为我的婶母还健在。

父系亲族（1936）

（一）祖籍

我父亲年轻时曾经从河北老家带回来一部家谱。其中记载着老家地址：顺天府丰润县七甲八设孙家庄。我叔叔孙志清曾经收集过孙家的迁徙历程，从松花江北的五站追溯到松花江南的庙台子。但是，始终未能把庙台子与孙家庄联系起来。

1935年，太爷

（二）太爷那一代

我见到的最高长辈是我的太爷孙永禄。他是一位农民，春、夏、秋天开荒种地；冬天制作烟花。他曾经开垦80多垧^[2]土地，在五站成功建设了一座宽敞的、兼做烟花的家园。我就出生在这里，并生活到6岁。后来因为日本人禁止做烟花，作坊破产，全家离开五站迁移到西荒种地。因为我的爷爷常年赌博，输光了大部分土地，最后只剩下16垧。第二年，我父亲和小叔叔都被日本人抓去服劳役，我爷爷和我二叔常年不回家，太爷经常带着我到冰天雪地里收拾柴禾。就在这年冬天，我太爷静静地长眠了。

（三）爷爷那一代

1945年，我爷爷拉走了我们家最后一匹马，远走他乡，再未回来。据说病故于北方我奶奶出生的地方。我奶奶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病故于西荒这孤单单的3间平房里。

我有4位姑奶，他们都是我爷爷的妹妹。大姑奶嫁给潘姓人家，我未见过。但是见过潘家叔叔，住在五站附近农村。二姑奶嫁给刘姓人家，我未见过。她家住在五站西面和西荒南面沼泽地里的卡拉屯。她们家人口很多，日子过得不是很富裕，但是家庭成员都很强势。据说，那一带的土匪都很惧怕他们。刘家大叔在抗美援朝中牺牲了。三姑奶嫁给马姓人家，我见过。她家住在五站。马家大叔年轻时与我父亲一起做烟花。四姑奶嫁给高姓人家，我见过。她家住在西荒高家窝铺。高家起初租种我太爷开垦的土地，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土地，成为附近有名的大户。

（四）父亲那一代

我父亲从我太爷那里学到了全套的烟花制作手艺，提炼火硝，制作木炭，配制黑色火药，制作鞭炮、烟花样样精通。他读过几年书，住在五站时，依靠他支撑烟花作坊；迁移西荒时，依靠他务农养家。待我老叔叔成家之后，他把土地和住房留下，带着母亲和我迁回五站，希望恢复祖业。但是，未能如愿。我父亲依靠打短工、收破烂、编炕席支撑这三口之家。后来，加入了农村合作社，务农兼做会计，生活稳定下来。待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弟弟由生产队派往县城学习开拖拉机，被拖拉机修理厂留下当了工人。我父亲在高兴之余，卖掉了五站的住房，又迁移到肇东县城，盖了3间房子和我弟弟一起生活。后来，又迁移到石家庄与我们一起生活。这时，我与爱人都在研究所工作，已经有能力养活父母。但是，他总是待不住，便在家属工厂打工。1985年，我父亲病故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我母亲在我弟弟身边去世，享年93岁。

我二叔孙志明与我爷爷一样，不务正业，不过也没做过什么坏事。他和我二婶很早就离开我们，迁移到我二婶父母那里。二叔早年去世。有一次在五站老叔家看到了二婶，她已经满头白发，晚年不太称心。她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了人世。

1939年，父亲、母亲和我

我老叔孙志清是农民，年轻时恰值家境贫苦，他与我祖母和小姑姑一起在那3间土房里，有时依靠我父亲接济。我老婶年幼丧父，陪着寡母艰苦度日。她们家是本屯最贫苦的家庭，也是本屯最被人们看得起的家庭，老婶十几岁就如同男子一样下地干活，养活母亲、弟弟和妹妹。老叔、老婶结婚之后，依靠共同艰苦努力，家境逐渐好转。后来在我父亲的帮助下，迁回五站加入了生产队，生活逐渐安定。他的3个儿子都干得不错。我老叔病故于2005年，我老婶仍然健在。

我有3位姑姑。大姑出嫁到五站北15里的“老实刘”村的刘家。二姑比我大几岁，老姑比我小几岁。她们都是住在西荒时出嫁的，出嫁到五站西南13里的农村。在暑假期间偶然见面，因久别重逢而激动；因匆匆离别而忧伤。她们都去世了，后人都不相识。

我每逢回乡总是首先见过老婶，然后去看祖居。路南我出生的那座老房子已经翻盖，四周的围墙已经消失；路北我父亲在生产队时盖的房子已经转让别家。父辈已经去世了，同辈也所剩无几，晚辈则互不相识，内心有些淡淡的凄凉。

母系亲族（1936）

（一）母亲

我母亲姓苏没有名字。她在娘家排行第二，出嫁到孙家之后，娘家人都称她“二老孙”。她出生在喇嘛甸子，就是现在的大庆市一带，母亲说，那里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后来她们家迁移到西荒闫家屯种地。

1965年，母亲在老家故居

（二）外祖母

我未见过外祖父，他早年去世。是我外祖母一个人把两个儿子和3个女儿养大成人。我从未看见她年轻过，从我记事起她就是一位老太太，而且，一直到去世似乎也未改变样子。在附近农村，她很有威望。她尽微薄之力，帮助过许多后来的拓荒者。人们称呼她为“苏家四姑”。这些后来的拓荒者一旦集攒了点盈余都交给四姑保管。在黑龙江“三年困难时期”，我同母亲来西荒看姥姥。当时她已经病得不轻，躺在炕上连头也抬不起来，房梁上挂着一个小筐，里面装着几个黑乎乎的菜团子。这是全家老少留给老人最好的食品。我赶快拿出几斤粮票，他们如获至宝派人到公社去买粮食。我们离开不久姥姥就去世了。这位辛苦一生、刚强一世的老人，就这样，在北大荒，在饥饿中长眠了。

（三）两位舅舅

她的两个儿子，就是我的大舅苏万福和二舅苏万禄。他们两个从小给人家放猪，十几岁给人家“扛活儿”，到了中年挣得了温饱。我大舅从未读过书，但是，全屯子都称呼他“大先生”。屯子里有大小事，人们都来找他，红白喜事、事理评议、给人治病、给牲畜治病、写信、记账等，他都能够处理。他是一位真正的天才。我似乎从未看见过他生气或者高兴，他始终都是那么沉默。在我大表哥大学毕业在哈尔滨就业之后，大舅他们在哈尔滨与闫家屯之间来来往往，度过了晚年。

（四）两位姨母

我的大姨嫁给了李家，家居五站附近农村。李家大哥在哈尔滨一个部队驻地当锅炉工，我在哈尔滨考大学时就住在他们家。我的老姨嫁给了姜家，解放前与我姥姥是邻居，务农。姨父姜镇1945年参加了共产党，解放后任肇东县监察委员会书记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病故。我每逢去肇东都住在他们家里。

（五）闫家屯的记忆

当年的闫家屯为东西走向，有十几户人家。路北是一家接着一家的高墙大院；路南是场院，里面垛着高高的草垛。这是为牲畜准备的食物和人们生活取暖用的柴禾。现在的闫家屯已经面目全非了。原来整齐的大院已经是一片废墟，原来的场院被分割成很多大大小小的地块，在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土路两旁分布着东一座西一座的住房。唯独从闫家屯到高家窝铺的那两里路居然60年未变，还是一条仅仅能通过一辆马车的土路。至于当年坐落在高家窝铺最西头的故居，已经扩展成为一片参差不齐的住房，路南我祖太爷坟墓的地方现在是一座小学。

这西荒真正可谓是人地皆非了。我再也体会不到往日对于故土的向往和对于亲戚的眷恋。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童年看一切都是美好，而暮年看什么都是忧伤吗？

难忘的西荒

北大荒的记忆（1940）

（一）北大荒的位置

北大荒究竟是指什么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北大荒这个地方似乎也在逐渐向北推移。我祖太爷开垦的北大荒是在松花江北；“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知识青年开垦的北大荒是在黑龙江南。

北大荒的夏天

（二）北大荒的狐狸

我6岁时，同家人一起送大姑姑出嫁，那个屯子在五站北15里称为“老实刘”，就是我姑夫刘家开荒的定居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场院里有一些高高的草垛，这些草垛下层的柴草已经变成黑色，中间有很多狐狸洞口，大白天，狐狸进进出出，狗不理它们，人也不管它们，说是这些“狐仙”会保佑平安。可是到东北光复后，不知道什么人开始捉拿“狐仙”，这些人骑着快马，领着猎犬，满山遍野地捕捉狐狸。奇怪的是这些“狐仙”始终没能显圣。起初狐狸皮很贵，后来，连我们这普通农家都可以戴狐狸皮帽子了。当然，再难看见狐狸了。直到我上初中二年级时，有一次，从对青山回五站的路上，从路边草丛里突然蹿出一只火红色的小动物，经过几个跳跃之后，在玉米丛边做了一个漂亮的空中回旋，消失在青纱帐中。这是我看到的仅有的一次美妙的野生动物表演。

场院里那些高高的草垛

（三）北大荒的黄鼠狼

小时候，我祖母相信“黄仙”。在我家库房里供奉着“黄仙之位”，常常放置几个馒头供给“黄仙”享受，据说，有时被我二叔吃了，我祖母会说，这是“黄仙”显灵了。不过在五站我从未看见过这种动物。后来，迁移到西荒之后，我家散养了很多鸡，其中小鸡雏常常被黄鼠狼吃掉。不过，那时候大人们总是警告，不可招惹“黄仙”。到东北光复后，不知道什么人开始为难“黄仙”。每逢冬天，我叔叔就用铁夹子捕捉黄鼠狼。一旦夹住一只，常常有几只来援救，于是开始另外一场棍棒攻击。由于冬天有人收购黄鼠狼皮，这黄鼠狼也就遭殃了，以后，黄鼠狼越来越少了。其实，黄鼠狼除了危害鸡雏之外，从未听说对人们有什么危害。我最后一次看到黄鼠狼是在初中二年级，有一次同学们正在吃午饭，有人发现一支黄鼠狼从废墟中跑出来，于是群起而攻，后来出现一股强烈的臭气，攻击者们才不欢而散。

（四）北大荒的野兔

住在西荒时，冬天常见的野生动物是野兔。在清晨出去拾粪时，在洁白的雪地上，常常看到野兔进出村落留下的脚印。有一次我带着狗在雪地里拾柴，远远看见一只野兔从我们侧前方跑过来，后面是一条追赶的狗。眼看着狗与野兔的距离越来越近，在我尚未反应过来时，我的狗突然向追逐的狗奔去。可能是因为实力原因或者事发突然，那只狗立即掉头向后面的主人方向逃去，而那只逃脱了的野兔在远处站立起来回头瞭望这场强者之间的误会。

北大荒的冬天（一）

（五）北大荒的狼

在松花江北平原上，对于人类有所威胁的野生动物就是狼了。但是在西荒居住时，从未听说过狼伤害人的事，倒是有过人伤害狼的事。有一次，村里人捕捉了狼崽子，那些天夜里，常常听见狼吼。大人们常常警告孩子们要提高警惕，禁止单独离村。在我上二年级时，每个星期一都要给学校交纳一些中草药。起初在村庄附近采集，后来附近采集不到了，只好到远离村庄的草原上采集。有一次，我们3个同学在返回村庄的路上，看到了像狗那样的野生动物，我们在土路上走，它在路边草丛中与我们平行前进，我们快走它也快走。我们3个紧紧地拉着手，约定谁也不能跑。就这样坚持着，直到远远地发现了有大人过来，3个人一边发疯似地向前奔跑，一边高喊“有狼”。这时回头望去，那只野生动物已经消失在青纱帐中。其实，如果没有经验，在野外很难区分狗和狼。据说狼要伤人通常是长时间跟踪，可是在野外，狗也很愿意与人同行。

（六）联想海南岛的狗

20年之后，我在海南山林中工作期间，每逢上山，营地养活的狗总是跟着我们同行，在那密密的森林草丛中，一旦看不到人，狗就发出恐惧的叫声。我们高喊几声，狗循声找到我们时，表现出的那种亲昵实在令我感叹。如果在北方，一条壮实的野生动物突然从草丛中蹿出来，并且扑到你的身上，会有何感觉？

去姥姥家（1941）

（一）25里路

我姥姥家住在西荒的闫家屯。这闫家屯距离五站25里。出五站北门向北走12里，路过孙矬子屯，接近马奉阳屯，西行13里，路过扭腚屯、后高家窝铺，到达闫家屯。五站的南边和西边都是湿地，这湿地向北延伸12里，转而向西。所以，五站的西下洼子与闫家屯的南下洼子同属一片湿地。去姥姥家就是沿着湿地边缘绕行。

（二）闫家屯

闫家屯居住着10多户人家，东西走向一字排开。路北是彼此连接的高墙大院，第一个大门是闫家，第二个大门是张家，第三个大门就是苏家。我的两个舅舅共同住在这个大院里。路南是彼此连接的矮墙筑就的场院。秋天打场，然后堆放一年使用的牲口饲料，以及煮饭和取暖用的柴禾。

当年五站到西荒的那条路

（三）我们的行军队伍

父亲带着母亲和我去看姥姥，很早就步行出发。母亲裹着小脚，走步不快，我总是往往复复地走在前面，一边采野花，一边催促母亲快走，父亲则静静地跟在母亲后面。那时候，西荒一带树木很少，在树荫下休息时，难得看到母亲的微笑。直到午后才到达姥姥家。

（四）在姥姥家

姥姥家那两扇大木门上设置一个专供人行的小木门，一推开那扇小木门，立刻呈现壮观场面：首先是那只灰色的老狗，一边咆哮，一边跑过来在我母亲身边亲昵；然后是大鹅们示威性的长鸣、鸭子们的低音伴唱和小鸡们的伴舞；随后是我大舅母的女高音和我二舅母的女低音合唱，还有孩子们的尖叫，“二老孙回来了”，“二姑回来了”，“二姨回来了”。这时，我看到我姥姥扶着窗户看着我们。待走进堂屋，我母亲与我姥姥相互见面总是悲喜交集：无言、泪水和勉强的微笑。见过我姥姥之后，母亲与我两位舅母唠家常，父亲与舅舅们聊天。这时，我则与表兄弟们潜入平时禁止入内的种蔬菜的“后园”去了。晚饭之后，跟着母亲去看老姨，她家住在邻院的张家大院，靠近大门的东厢房南头，两个大院中间有一个小门互通。她们姐妹团聚我与两姨妹妹们都愿意跟着凑热闹，但是，一旦听到大人们谈论两家联姻的事，我与两姨妹妹们就气呼呼地不欢而散。

第二天跟着大舅和表哥们去庄稼地里打草。我发现了一只蝈蝈，大舅捉住了给了我，我拿着蝈蝈向村里跑去，目的是让姥姥看看。可是，我大表哥也跟着追回大院，于是开始了一场这个大院中级别最高的争夺战争。大院里所有的成员，谁也不敢出面调停。因为这是老太太的最心疼的孙子与老太太的最心疼的外孙子之间的战争。结局是蝈蝈死了。我对于这场战争的结局耿耿于怀，气愤之极，我竟然冒出一句“万古千秋！”意思是永远不会再来。但是，休战不久，又与表兄弟们一起跑到野外庄稼地里掰青玉米，挖新土豆。如同这世界上从来未发生过什么战争。

（五）惜别

未过几天就要回家了。母女之间，姐妹之间，姑嫂之间，又是凄凄切切，难舍难分。直到姥姥下逐客令：“快走，快走！”我们才结束这几年一度的朝圣。

在东北沦亡时期，在这偏僻的乡间，亲戚之间还存在一线温情。

拳拳留雁，一线温情

一年四季（1941）

北大荒这个地方一年四季分明。

（一）北大荒的冬天

记忆最深的自然是冬天。因为冬天比较长，而且家人和邻居聚集在一起的时间也比较多。这里农村的主业就是种地。如果粮食和柴禾准备足够，大雪封原之后，绝大多数人家都“猫冬”了。但是，也有例外，不得不或者心甘情愿在这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野外活动。例如，在我父亲被抓劳工那年冬天，我太爷不得不领着我去野外拾柴；在东北光复的那年冬天，我们家制作烟花，我父亲不得不日行百里去四站送货。

北大荒的冬天（二）

南方人以为冬天就是严寒。其实，风雪交加接近零下四十摄氏度的日子并不多。但是，一旦来临，迎风面的住房侧后就旋起了高高的“雪岭”，而且这“雪岭”的顶峰与房屋后墙靠近之处，却保留着整整齐齐的间隙；背风面的积雪却严严实实地与墙壁贴在一起。整体看来，我家孤单单的土房就成了一座南北走向的白色“山丘”，而且在“山丘”顶峰上雕刻一个东西走向的、深到地面的“峡谷”。这项大自然的杰作真可谓鬼斧神工。风雪过后，全家就忙活起来了。首先，从靠近屋顶的“马窗户”爬出这座“雪山”，然后，在正前方，从外往里开辟一条如同山沟那样的通道，直到打开房门。这可谓不得不为的第一期工程；天气一旦好转，就要启动二期工程，把朝阳面的积雪尽量清除，直到露出各个窗户。但是，背阴面的积雪只能等待春天来临了。

通常室外温度在零下二十摄氏度左右。白天的例行活动是到村里拾粪。其实，冬天拾粪是一项即卫生又高效的工作。一镐下去，一个原装的单元就进入了粪筐。晚上的例行活动是听大人聊天，嗑瓜子，有时候还可以在火盆里烧个土豆。

（二）北大荒的春天

一开春，首先看到的是草原上的荒火。这荒火是人们特意放的，目的是让当年的青草长得更好。荒火如同在天边慢慢蠕动的长长的火龙，静静地燃烧，持续几天，静静地熄灭。然后是大批候鸟迁徙。这时，全家就忙活起来了。首先是种地。当犁杖翻起黑油油的泥土，大群候鸟就立刻飘落下来，争食刚刚惊醒的昆虫。村里人一年之中最开心的是五月节，太阳刚刚升起，人们就赶往离村3里的“西偏坡”，这里是高岗耕地与低洼湿地落差形成的坡地，在这片尚未开垦的荒野上，开满了早春的花朵。大自然可谓慈悲，在偏僻的荒野上，让最不起眼的植物，也有开花结果的机会。这种踏青如同内地的赶集，但是，没有买卖，只有按需挖掘各种中草药和摘取早春的花朵；还有乡亲们难得聚会和交流。可惜，这蔚为壮观的春天实在太短了。待开始铲第一遍地时，夏天就要光临了。

（三）北大荒的夏天

有人以为北大荒的夏天很凉爽，其实不然。在太阳底下锄地也是汗流浃背；在闷热的青纱帐里拔大草，可以听到玉米拔节的声音。只有在背阴的地方休息才能感受到凉快。北大荒夏天最大的好处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炎热的白天的劳累，可在凉爽的晚上得以恢复。夏天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中学暑假割乌拉草和大学暑假打羊草。乌拉草生在水泡子里，水有多深乌拉草就有多高，我们潜到水下用镰刀割断草根，长长的乌拉草就漂浮到水面上来了。冬天穿乌拉又轻巧又暖和。

北大荒的夏天

（四）北大荒的秋天

秋天是北大荒最忙碌的季节。秋凉初至，燕子们成群结队、整整齐齐地栖息在家庭院落中为晒干菜架设的绳索上。我家的燕子则时不时地在屋里的燕窝与外边的栖息地间徘徊，似乎对于这个家园有一些留恋。然而，忽然有一天，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追逐温暖去了。于是，人们忙着收割庄稼，赶忙打场，储存粮食，储存蔬菜，收拾柴禾，修理房子，腌酸菜，腌咸菜，下大酱等。然后就准备猫冬了。令人不解的是，天冷的时候，竟然有大批候鸟迁徙经过这里。几十年来，我误以为这些候鸟是从南向北迁徙，追逐寒冷。后来，孙女告诉我，它们是从北向南迁徙，追逐温暖，只是出发时间晚了一些。其中，印象比较深的是苏雀，他们比麻雀小，头顶上或者脖子下面有一条红色，成群结队地飞行。他们特别喜欢吃苏籽，所以被人们称为苏雀。苏雀能够在家里生活几年。另一种是无名的大雀，他们的上下嘴是交叉的，特别喜欢吃麻籽，甚至把他的脖子套住，他一边与你“拔河”一边继续吃。可惜这种候鸟的嘴太锋利，秸秆做的鸟笼装不住他们。这种鸟很像一种栖息在当地坟地里的，称为“胡不拉”的鸟。大人说这种鸟的肉不能吃，所以，只好放飞。

（五）荒野的呼唤

秋天是拾柴的好季节。满垄沟厚厚的大豆叶，用耙子搂到一起，踩实打捆，背回家里。不过，有时候专注拾柴，夕阳西下，常常忘记回家。这时，透过这渐渐黯淡的荒野，会传来母亲深情地呼唤。70多年过去了，这种声音似乎仍然在耳边回荡。

沦落西荒（1942）

（一）西荒

这是我们家对于五站以西25里地方的称呼。大体上是指高家窝棚和闫家屯一带，这是我太爷开荒的地方。我太爷开垦了80多垧土地。在我家开着“震声永”炮仗铺时，这些土地交给高家窝棚的高家耕种。他们每年年末都给我们家送来一车粮食当作地租。当时高家的主人就是我四姑奶的丈夫，我称他四姑爷。

1943年，我父亲35岁

（二）沦落西荒

1942年，因为日本人禁止民间制作烟花，我家作坊破产，举家迁移到西荒。全家临时住在闫家屯姥姥家隔壁的张家仓房里。这时已世情全非。其实不怪人家，我们这个家确实不成样子：太爷已经80多岁；爷爷仍然不着家地在外地赌博输钱；祖母双目接近失明，成天抱怨；二叔全家投奔他丈人家去了；全家只有我父亲一个劳动力；其余，我老叔、二姑姑、老姑和我都未成年。我父亲求东求西，第二年春末，终于在我家的土地中间盖起了三间土房；种上了那16垧地。千辛万苦，低三下四，总算有了栖身之所和生活指望。

（三）栖身之所

我们这个新家坐落在高家窝铺的西边，离屯子最西头半里，离村里水井1里；西北方向是闫家屯，走茅道2里。以3间土平房为中心，用玉米秸和土墙围成一个不大不小的院落，东侧是仓房，西侧堆放柴禾，正南方有一个简易小门，门前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进出屯子的土路，路边有一座用土坯垒成的小土地庙。周围就是我们家那16垧地。大地平坦开阔，冬天是旷野白雪，夏天是四周青纱。

西荒那3间平房

我太爷和我叔叔住东屋北炕；我奶奶和我两个姑姑住东屋南炕；我父母和我住西屋南炕；西屋北侧则储藏杂物。我们就这样安定了八口之家。按阶级斗争理论来说，我家完成了从富农到贫农的衰落。开春，我父亲用人工换畜力种上了这些地，全家总动员铲了三遍地，老天爷关照，遇到好年景，得到了好收成。除了上交出荷粮^[3]外，取得了足够的口粮。

（四）适应清贫

这期间我似乎什么都未多想。每天早晨很早就去上学，母亲用那个失掉了把手的搪瓷缸子，装满小米饭，然后泡上用小米饭米汤和大豆粒做成的“菜汤”，作为在学校的午饭。在学校里除了上课，还可以与表哥们一起玩。每天放学也比较早，放学之后，放下书包，就跟家人一起下地干活。我们家的地就在我家周围，一到家就可以看见我父亲和叔叔他们在什么地方，干什么活，我就可以找到应该做的事情。直到太阳落山，才跟着大人们收工回家。在那小豆油灯的微光下，吃过晚饭，通常就睡觉了。全家都很知足，无论如何清贫，总算度过了那持续一年的沦落过程。

（五）沦落谷底

但是，好景不长，我父亲被抓劳工，到东山里去给日本人修仓库；叔叔被抓俸仕，到松花江修堤坝。这是高家窝棚村长指派的，这村长就是我那位四姑爷。

童年（1946）

（一）沦亡与沦落

我出生于沦亡时的黑龙江农村五站。清末我祖太爷从松花江南岸的庙台子逃荒到此。经历三代努力，开垦了大片土地，办起了烟花作坊，形成了殷实之家。然而铁蹄之下焉有乐土。1942年春，日本人禁止民间制作烟花，我家的烟花作坊倒闭了。

我太爷被迫卖掉故居，迁往离五站30里的西荒，在他开垦的土地中间盖起3间土房作栖身之所。这地方远离村庄，孤单单地坐落在旷野之间。第二年秋收刚刚完毕，父亲被抓劳工，叔叔被抓俸仕。到远处去服苦役。家里剩下85岁的太爷、祖母、母亲、未成年的姑姑和7岁的我。我们这老弱妇孺挣扎着收回了过冬的口粮，却未能积足取暖用的柴禾。在大雪封原之后，太爷常常带着我到深雪中拾柴。我们把玉米秸从雪中拉出来，抖落夹杂的雪再捆在一起。太爷每逢把沉甸甸的大捆玉米秸背上那弯弯的身躯，总是呆呆地远望一阵，然后缓缓起步。但是他那双大乌拉仍然是一步一个深深的雪印。我则背着一小捆半拖在雪地上，就像拉爬犁那样拖成一条歪歪斜斜的雪线。就在那年冬末，太爷静静地睡过去了。一位开垦一生的拓荒者，辛劳终生，在沦落饥苦中长眠了。

一年多之后，父亲和叔叔都活着回来了，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学校在邻村，离家五里，教师都是村里人，待我们还好。只是每周必须上交一支活田鼠，这样放学之后和星期天，就得跟姑姑抬着水，漫山遍野地去灌捉田鼠。当时谁也不清楚做什么，后来才知道是送往哈尔滨的日本细菌工厂。

在我这不懂事的孩子因复学而高兴时，大人们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了。出荷粮要得越来越多，布匹也禁止出售。村里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人越来越多了。这年冬天特别寒冷。大风雪在我家土房侧后旋起高高的雪岭。屋里三面土墙和一面纸糊的窗户附着一层厚厚的冰霜。操持家务之后，母亲总是默默地缝补那些破旧的衣服；担水拾粪归来，父亲常常躺在炕上直勾勾地盯着那草屋顶，边哼着苏武牧羊曲边流泪；我读完《庄农杂志》，总愿透过窗户上那块烙去冰霜的玻璃片，窥视那荒原雪野和太爷的孤坟。我们这四壁冰霜的家还有一铺热炕，而太爷他却孤单单地睡在冰雪之间。人间的事许多我都不明白，但是每经过一个寒冷悲凉的冬天，我似乎都长大了许多。

（二）光复与动乱

1945年8月，我准备出门打柴，西北方向突然传来了轰鸣声，接着就看见大群飞机向东南方向飞去。过了几天听说日本人逃跑了，县城关东军仓库被砸开了。于是村里人结伙去抢东西、抢枪械、抢衣服、抢食品。我家附近的土路上，经常有人背、马驮、车拉的搬运人群经过。这样持续了一个来月，苏联红军开进县城，开枪占领了残余的仓库。在这穷乡僻壤，我们直接的感受是，不必交出荷粮，有了衣服穿，这就是东北光复了。

但是进入冬天，土匪蜂起，富户自卫，附近经常发生枪战。不过谁也没有理会我家这孤单单的土房。作为例外，倒是来了一位外地的算命先生。他说日本投降了，朱毛二将就要降临，救苦救难，人间有望了。后来这位先生成了我长工姨父的朋友，常来我家借宿。天寒地冻，土匪横行，富户封村，他们日夜穿行其间，我真替他们担心。

1946年春天，父亲带母亲和我迁回五站，准备恢复祖业。在五站西北域租了一间半破草房居住，这里是五站最穷的地方，邻居都没有固定的职业。父亲几经努力也未成功，只好入乡随俗：夏天靠打短工收破烂为生；冬天去哈尔滨给人家做烟花。母亲和我在家编席度日。开春之后我又接着上小学三年级。这年常有八路军在五站路过，我家对门那间空房就成了暂住之所。这些纪律严明的老八路对年轻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邻居中比我大几岁的青年人几乎全跟他们参军走了。我这个儿童团员逐渐成了小学里的高班生。五站城里有一连驻军，周围农村则是土匪的天下。驻军常常出城剿匪，土匪也常常结伙攻城。如此战乱了一两年，土匪逐渐剿清，开始了土地改革。我家被划为四等贫农，分得住房一间半。第二年又逢大旱荒年，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以糠菜充饥。

就这样我在沦亡、光复、动乱和饥荒中断断续续地读完了小学，也结束了我的童年。

在沦亡、光复、动乱和饥荒中度过了我的童年

小学（1949）

（一）小学一年级

我6周岁上五站小学。每天上学由邻居井源江领着，他读二年级，按辈分称他“爷爷”。那时候我还留着“老毛”，同学们玩耍时常常拉我的“老毛”，我无奈时就喊“爷爷”。那时候是春天开学，第一学期末我考了第7名。但是下学期开始不久我就得了一场重病，等待病愈已经放寒假了。于是，第二年又重新读一年级。但是，仍然未读完。因为家庭作坊破产，举家迁移到西荒了。

（二）西荒小学

迁移到西荒后的春天，我8周岁，上二年级。居住的屯子叫前高家窝铺，小学校在后高家窝铺。从家到学校3里地。这在当时算是离家比较近的了。学校是一横排平房，坐北朝南，周围是土沟，正门朝南。来这上学最开心的是可以与表哥他们一起玩。每天放学，都排着队，距离最远的首先出发，我们是倒数第二，最后是本屯的出发。当时西荒的道路都是东西走向或者南北走向。在各个屯子之间，人们习惯走直线，在成垅的耕地中踩出一些直线小路称为“茅道”。我们上学和放学都是排着一队在茅道上通行。夏天青纱帐里，常常潜伏野兽，所以队伍前锋和后卫都是年纪比较大的男同学，中间是小同学，而且，队伍尽可能密集；冬天一片雪野，学校、家园以及学校与家园之间的一切都可以一目了然。这时队伍就不那么密集了。但是，行进速度绝不可放慢，总是尽可能快地接近村庄。据说，在冬天野兽常常是明目张胆地奔袭目标。

星期日最要紧的是捉“大眼贼”，这是一种眼睛很大很聪明的田鼠，在大豆地里构筑长长的、多层次的、弯弯曲曲的洞，而且有多个洞口。起初很难捕捉，后来总结了捕捉经验：如果有人追赶，它立即逃进洞中，并且在第一个转弯处潜伏。大人们立即伸手往洞中去抓，通常都可以抓住。我们小孩的办法是，把一桶水立即全部灌进洞去，通常这“大眼贼”会立即逃出洞来。我们抓住田鼠放在大缸里养活起来。就像《捕蛇者说》里说的那样，每个星期一就可以向学校交上一只田鼠了。后来得知，这些田鼠集中起来交给日本在哈尔滨的细菌工厂。

寒假是北方乡下小学生最快乐的日子。除了捡粪和拾柴，就是滚苏雀和套兔子。每逢冬季来临，就有成群的苏雀飞过，这种苏雀很像麻雀，不同的是体积比较小，头顶上或者嘴下面有一抹红色。这种苏雀的特点是爱吃苏籽，一旦听到同类呼叫，就成群地飞来救助。我们用高粱秸制作带有滚轮的鸟笼，称为滚笼，里面放一只去年抓住的苏雀，称为油子，高高地挂在树枝上。等待成群的苏雀飞过，油子发出呼叫，于是这些苏雀都飞过来，在滚笼周围不停地忙活，待他们累了饿了，见到苏籽就争食起来，吃着吃着不由自主地滚到笼子里面，它们还在认真地争食。好在这种苏雀似乎不怕人，因为它们太小，人也不想吃它们。所以，抓来之后常常人雀同室而居，和平共处。在漫长寂寞的寒冬，人们图个快乐，但是苏雀的感受又如何呢？

套兔子是一项高技术活动。夏天用马尾做成一些套子，一头固定在泥巴里，泥巴干巴之后，这套子就算做成功了。但是这马尾套子却很有讲究。冬天大雪封原，野兔因为饥饿不得不进村觅食，出于安全考虑，野兔总是遵循“长辈”开辟的老路进出村落。在这些老路上，埋伏一些预先准备好的套子，待夜间野兔例行进出村落时，就遇到了麻烦：通常是后腿被马尾套住，而且，越拉越紧，直到筋疲力尽。被抓住的野兔就没有被抓住的苏雀那么幸运，非被吃不可。其实，如果野兔再聪明一些，例如，走路腿脚利索一些，别拖着后腿走路；或者，被套着之后，别那么使劲儿硬拉。人们未必套得住。

春天，很多候鸟经过黑龙江省向北迁徙。首先是一种麻雀大小的黄色的小鸟，高高的长腿，长长的尾巴，每逢落地，那尾巴就向上摆动3次，我们称为“黄三厥子”。这种鸟成群结队地飞行。当犁杖犁过，他们就俯冲到刚刚翻过的黑土地上觅食。这时我们设的夹子就起作用了，一旦夹住一只，其他很多只就来帮助，一边帮助一边觅食，于是就有多只被夹住。所以，待犁杖回头的时候，就可以收集猎物了。另一类候鸟是小群或者离散迁徙，每逢傍晚，它们常常在水池边或者避风的地方觅食。有一次我在邻居的后花园里看见一只红色小鸟和一只灰色小鸟成双觅食。这是一种珍贵的小鸟，我们称为“红马料”。我用“扣网”活捉了那只灰色的雌鸟，那只红色的小鸟在林中徘徊，久久不曾离去。后来，另一位同学用夹子夹死了那只红色的雄鸟。那只灰色的雌鸟不吃不喝，没过几天就追随它的伙伴去了。看来，人何其不端，鸟何其有义。

（三）五站小学

我家迁回五站，我上小学三年级，直到小学毕业。在五站小学中，第一届毕业生年龄普遍比较大，没有继续读中学的。当时小学毕业是最高学历，绝大多数都分配到铁路工作，少数在本地工作。我们是第二届高小毕业生，绝大多数都找到了工作，只有5个人考取了肇东中学。其中，张殿胜是五站驻军张连长的弟弟，张连长牺牲之后，张殿胜回到老家长春去了；张联声中途退学回到本村做了小学教师。在1949年五站小学毕业生中，剩下我们3个——张道芳、李宏图和我读完了中学。

农村历来如此，孩子只能沿着父辈的轨迹走。离开故土的简直是凤毛麟角，或者是离经叛道。

肇东中学（1955）

（一）小学毕业

1949年12月，我以第一名的成绩在肇东县第三完全小学（五站小学）毕业，随后以第三名成绩考入肇东中学。五站小学同年毕业30多人，只有5名报考中学，其余都参加了工作。在当时的黑龙江，小学毕业生可谓大知识分子了。

五站西北方向到肇东距离80里；五站东北方向到对青山距离18里；对青山火车站西北方向到肇东火车站距离60里。我总未弄清楚，这三角形的两边之和怎么会小于第三边？我们常常走路18里，再坐火车60里；有时搭乘马车直行80里赴肇东。

（二）肇东中学

肇东中学是当时肇东县唯一的最高学府。校园是伪满洲国的县政府，其中，一座二层小楼是校长和老师办公室，周围是教室和宿舍，西北角有一所伪满洲国的监狱。校园很大，南墙之外是个大运动场，每年全县运动会就在这里召开。

上中学自然是特别开心的事，只是一到星期六就想家。例行程序大概是这样：上完最后一课，立即去找班主任，站在班主任面前立即流泪，老师立即说：“快走！快走！”我们立即向肇东火车站跑，到对青山下了火车再向五站跑，到家就天黑了。第二天上午跟着父母一起干活，下午再向对青山火车站跑，到肇东火车站下了火车就向学校跑，通常跑到学校就到就寝时间了。有时火车晚点，下了火车已经是半夜，只能壮着胆子摸黑走路，实在害怕时就划一根火柴，火柴一灭眼前更黑，直到摸着校园围墙，找到豁口翻进校园，摸到宿舍钻进被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