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后妃之德性

在中国古代，后妃非一般的女性可比，她们的出身、在婚姻中的地位、对于子女的教养，等等，在政治上都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因此，历来的史书，无论是否设立专门的篇章，都不能不处理后妃的问题。萧绎身为皇家子弟，自然是很懂得这个道理，他的《金楼子》中就写及历代的后妃，更设《后妃》专章，其中对于后妃的书写颇可玩味。而正因为萧绎的特殊身份，我们可以想见的是其后妃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其女性观念重合的，因此要讨论萧绎的后妃观乃至女性观，我们恐怕都得从《后妃》说起。

第一节 残破的《后妃》

就清辑本《金楼子》来说，《后妃》还算是篇幅较长的一篇，仅萧绎亲为母亲撰写的小传就有近1900字（不计标点），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的是整个篇章残损得比较严重，其中有些条目只剩下几句话，更可推想的是，原文中必定还有其他的条目，只是那些条目已经彻底散佚了。我们现在能做的是，在现有《后妃》特别是相对完整的《阮修容传》的基础上来考察萧绎的思想观念，这也是现代学者通常采用的研究方式，如日本的兴膳宏先生在《由儿子写的一篇母亲传——关于〈金楼子〉后妃传》那样。而《金楼子》本身材料来源的复杂，和它并非足本的前提，使得我们要探讨作者的思想，就必须先来探讨该篇能否反映作者的思想或者说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作者的思想，这就要求我们对该篇的存佚状况与编撰体例作简要说明。

一、清辑本《后妃》的基本面貌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仍须先看四库馆臣关于《金楼子》的介绍：

其篇端序述，亦惟《戒子》、《后妃》、《捷对》、《志怪》四篇尚存，余皆脱逸。然中间《兴王》、《戒子》、《聚书》、《说蕃》、《立言》、《著书》、《捷对》、《志怪》八篇，皆首尾完整。其他文虽搀乱，而幸其条目分明，尚可排比成帙。谨详加裒缀，参考互订，厘为六卷。

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四库馆臣在辑录《后妃》时，此篇条目虽分明，但已不是首尾完整，只有篇前小序还算保留完好。而所存的条目计有七条，除第一条为“篇端序述”，其余六条分别叙舜有虞二妃（二妃事在一条）、汤妃有氏、东汉光烈阴皇后、明德马皇后、梁宣修容等六人事迹，其中，叙有虞二妃、汤妃有氏、梁宣修容事之三条，首尾完整，而叙光烈阴皇后事二条、明德马皇后事一条则明显为残文。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阮修容传》。与《兴王》中称道父亲的德性一样，这篇文字也极言母亲故去产生的影响以表达母亲的德性，不过，对母亲的感情明显更为细腻而深挚。对于“生自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尤其是患病之时母亲始终不离左右照顾自己的萧绎来说，与父亲的感情自然是不能与对母亲的感情相比的，也因此，相较于对父亲史传式的记述，萧绎对母亲的记述更像是一篇悼文。如《阮修容传》中曾自述：

绎始学弱年，患眼之始，衣不解带，冬则不近炎火，夏则不敢风凉，如此者离寒暑也。

要照顾一位冬天不能近炎火，夏天不能被风吹的孩子，阮修容所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然而直到写到母亲过世以后，萧绎方才写出母子间这些细腻而动人的细节，可知萧绎是有意将对母亲生平的叙述与对母亲的思念分开的。在本篇的大半文字里，萧绎一直试图以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叙述母亲的生平。加之，此篇与其他后妃的传记同归于《后妃》，基于对萧绎撰写《后妃》意图的揣测，我们在分析中仍是将其作为传记而非悼文处理。

最后还要说的是，《后妃》之末没有小结。无论是该篇原就没有小结，还是如我们假设的，小结在流传中散佚了，对于我们要弄清楚萧绎撰写《后妃》的意旨都增加了困难，它使得我们必须分析现有的内容以推测作者的意图。

二、《后妃》的编撰体例

今存《后妃》有缺文，这对于解读萧绎的思想无疑造成了障碍，好在不仅有虞二妃、汤妃有氏的传记有迹可查，便是仅存片言只语的阴、马二皇后的事迹也并非无迹可寻，现在我们就从现存内容出发，试着从编撰体例入手查找诸条内容的材料来源，为完整理解萧绎的撰作意图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一）“有虞二妃”条

历来关于有虞二妃事迹的记载很多，然而以内容论之，《金楼子·有虞二妃传》与刘向《列女传·有虞二妃传》所记最为相近。以涂廪事为例，今传文献中除《列女传》外，《孟子》、《史记》亦载此事，今录诸书所记如下：

瞽叟使涂廪，舜归告二女：“父母使我涂廪，我其往？”二女曰：“衣鸟工往。”舜既治廪，瞽叟焚廪，舜飞去。（《金楼子·有虞二妃传》）

万章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孟子·万章上》）

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史记·五帝本纪》）

使涂廪。舜归告二女曰：“父母使我涂廪，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廪，乃捐阶，瞽叟焚廪，舜往飞出。（《列女传》）

不难看出，关于这件事，《孟子》只写了父亲瞽叟的谋害，没有说到舜的应对，《史记》则仅描述了舜一人的行为，整个事件与二妃无关。而在《列女传》、《金楼子》中则有了有虞二妃的辅佐。这至少说明《金楼子》中这段材料与《列女传》有相近的材料来源。

而观两书今所存文献，对同一件事的记载也略有差异。再对照《金楼子》中的文字，不难发现二女的回答并不相同。《列女传》仅有“往哉”二字，《金楼子》则为“衣鸟工往”，后者明显带有神话特色，而前者则无。关于“浚井”的记载亦如此。今传《列女传》中没有的信息，当然不意味着过去的版本中没有，宋人曾慥《类说》所录的《列女传》中就存有这段记载的异文：

瞽叟使舜涂廪。舜告二女，曰：“我其往哉？”二女曰：“往哉。鹊汝衣裳，鸟工往。”反，使舜浚井。舜告二女，曰：“我其往哉？”二女曰：“去汝衣裳，龙工往。”

所谓“鹊汝衣裳，鸟工往”与“衣鸟工往”意思相同，后者恐正是从前者简省而来。“衣龙工往”亦同。曾慥为北宋末南宋初人，其所见《列女传》有“衣鸟工往”之类颇似神话的记录，这就更加说明《金楼子·有虞二妃传》内容与《列女传·有虞二妃传》关系紧密。尽管以内容记，萧绎所记要较刘向所记为少，如《列女传》中有对舜家庭情况的介绍，而《金楼子》无；又有瞽叟诏舜饮酒而乘醉杀舜之事，《金楼子》亦无；又有舜妹“与二嫂谐”及舜在田里哭父母欲害己之事，亦无。不过，萧绎素喜节略材料以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从所记事件之丰富、叙事之宗旨等角度来看，萧绎此条内容当摘抄自《列女传》。

（二）“汤妃有氏”条

《金楼子·有氏传》云：

汤妃，有氏之女也。殷汤娶为妃，生三子，太丁、仲壬、外丙，亦明教训、致其功。太丁早卒。丙、壬嗣登大位。妃领九嫔，后宫有序，咸无妒媢逆理之人。伊尹为之媵臣，与之入殷，卒致王功。君子谓有明而有序，《诗》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贤女为君子和好众妾，其有之谓也。

今传《列女传·有氏传》云：

汤妃有者，有氏之女也。殷汤娶以为妃。生仲壬、外丙，亦明教训，致其功。有之妃汤也，统领九嫔，后宫有序，咸无妒媢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谓妃明而有序。《诗》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贤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其有之谓也。

上引两段文字，内容差别极小，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汤妃有氏”条同《列女传》一样用《诗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句，其他相关资料中不见引诗，而以《诗经》中句子作总结则是《列女传》一大特点。

又，《太平御览》引《列女传》云：

汤妃，有莘之女也。德高而伊尹为之胜臣，佐汤致王。训正后宫，嫔御有序，咸无嫉妒逆理之人。生三子，太丁、外丙、仲壬，教诲有成。太丁早卒，丙、壬嗣登大位。

《太平御览》在引书时虽然有时并不照抄原文，且此条内容与今传《列女传》、《金楼子》记事顺序并不一致，但是其较今传《列女传》多出“太丁早卒，丙、壬嗣登大位”一句，而此句亦见于《金楼子》，这不但是说其所据恐非今传《列女传》内容，且可为《金楼子》省抄《列女传》的侧证。

总之，“汤妃有氏”条亦当摘抄自刘向《列女传》。

（三）阴皇后事二条

《后妃》中阴、马二皇后的传记已经残损，今以其所记阴皇后事二条为例，试将其与现存萧梁或更早时代的相关记载作以对比。

《后妃》云：

光烈阴后丽华，南阳新野人也。初，汉世祖适新野，闻后美，心悦之。后至长安，见执金吾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仅从所记内容出发，查检诸书，得相似记载如下：

上微时，过新野，闻后美，心悦之。后至长安，见执金吾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更始元年遂纳后于宛。（《东观汉记》）

阴后，南阳新野人。（袁宏《后汉纪·光武皇帝纪第七》）

光武光烈阴皇后，南阳新野人。名丽华，宣思（《后汉书》作“恩”）哀侯陆女也。陆卒后，女年十九，兄识嫁与世祖，纳后于宛当成里。以后性宽仁，宜母天下，欲授以尊位。后辄退让，自陈不足以当。男为东海王。十七年，郭皇后废后，立为皇后。十九年，太子强废，东海王为太子。（司马彪《续汉书·后妃传》）

光烈阴皇后讳丽华，南阳新野人。初，光武适新野，闻后美，心悦之。后至长安，见执金吾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范晔《后汉书》）

因所见材料有限，所得诸条皆来自后汉诸史。上引诸条中，《后汉纪》中无“仕宦当作执金吾”之句，显然与《后妃》不同，而《东观汉记》与范晔《后汉书》则与《后妃》所载较为相似。《续汉书》辑自《太平御览》，此节首尾完整，似亦无“仕宦”之叹。

又，《后妃》云：

汉世祖时，追爵，谥阴贵人父为宣恩哀侯。

相似记载如下：

光武封新野主子邓泛为吴侯……后父阴睦为宣恩侯。（《东观汉记·光武皇帝纪》）

建武三年，追尊贵人父睦为宣恩侯。睦，皇后父也。（《东观汉记·阴睦传》）

追爵谥后父隆为宣恩侯，以兄识为侍中，封原鹿侯，识弟兴为期门仆射，兴弟就袭父爵，更封新阳侯。（《后汉纪·光武皇帝纪第七》）

光武光烈阴皇后，南阳新野人，名丽华，宣思哀侯陆女也。（《续汉书·后妃传》）

其追爵谥贵人父陆为宣恩哀侯，弟訢为宣义恭侯，以弟就嗣哀侯后。（《后汉书·阴后纪》）

上录五条中，前二条皆出自《东观汉记》，然一出《光武皇帝纪》，一出《阴睦传》（或曰《阴识传》），而《阴皇后传》则无此内容，或在散佚文字中，今不得而知。以《后妃》言及谥号之事看来，其所记更近于袁宏《后汉纪》与范晔《后汉书》。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云：“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则后汉诸史内容上皆祖于《东观汉记》，故《后妃》中所存阴、马二皇后三条故事并见于《东观汉记》也就不足为奇了。又，形式上，后汉史有纪传、编年二史，刘知幾《史通·六家》中云：“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纪传体中阴、马二皇后自然入传体，而编年体至袁宏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即“《后汉纪》在编撰方法上除具有编年记事的基本要求外，还有自身的特点，这就是它吸收了传记体记人的优点，以容纳众多的人物的言行。具体说来，就是在记事的同时，把与此事有关的、时间相近的一些人物连带着写出，或把一人发生于不同时间但可表明此人基本面貌的言行集中写出，此即袁宏称作‘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也就是说，即便是在编年体后汉史中，阴、马二皇后亦以传记形式出现。

虽然看上去诸条之间差异不大，有时候这几种记载更相似，有时候那几种记载又更相似，然而只要将二条并看就会发现，二事在他书中多在两传之中，唯范晔《后汉书·皇后纪》并叙二事。

（四）马皇后事一条

《后妃》云：

汉明德马皇后，身长七尺二寸，方口，美发。

因内容查检诸书得两条相似记载如下：

后长七尺二寸，青白色，方口，美发。（《东观汉记·明德马皇后传》）

明德马皇后讳某，伏波将军援之小女也……身长七尺二寸，方口，美发。（《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

《东观汉记》中有“青白色”一语，而范晔《后汉书》无。纯以内容计，萧绎《后妃》似更近于后者，这与阴皇后事迹的可能来源颇为相近。

固然萧绎不必尽抄范晔《后汉书》，且如前所述，后汉诸史祖述《东观汉记》，虽然其中不少史书都散佚了，以至于其中是否有阴、马二皇后传记或是传记中是否近于《后妃》所记亦很难确定，不过，如果我们稍退一步，约略可以得出萧绎所叙阴、马二皇后事当来自后汉诸史之结论，这确是没有异议的。我们不妨先从梁代人对于后汉诸史的整理工作说起：

子野少时，《集注丧服》、《续裴氏家传》各二卷，抄合后汉事四十余卷。（《梁书·裴子野传》）

子显伟容貌，身长八尺。好学，工属文。尝著《鸿序赋》，尚书令沈约见而称曰：“可谓得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又采众家《后汉》，考正同异，为一家之书……子显所著《后汉书》一百卷，《齐书》六十卷，《普通北伐记》五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二十卷。（《梁书·萧子显传》）

缅少勤学，自课读书，手不辍卷，尤明后汉及晋代众家……缅性爱坟籍，聚书至万余卷。抄《后汉》、《晋书》，众家异同，为《后汉纪》四十卷，《晋抄》三十卷。（《梁书·张缅传》）

以上三家，萧子显（487—537）与张缅（490—531）皆有考证诸家后汉史异同之举，而裴子野（469—530）“抄合后汉事”似亦有考证异同之意。然后者只有抄史之事，而张缅、萧子显更在考证异同的基础上编撰汉史。在《隋志》中，除张缅《后汉略》尚有二十五卷外，萧子显《后汉书》一百卷虽见著录但也标明已亡，而裴子野的后汉史抄并无记录，想来他只进行了抄合，而未作进一步的工作。三人之中，萧子显为萧绎族叔，裴子野更被萧绎称为知己，至于张缅则是萧衍舅父张弘策之子，算来是萧绎的表叔，且其弟张缵被萧绎目为知己。

又，《梁书·王规传》云：

规集《后汉》众家异同，注《续汉书》二百卷，文集二十卷。

王规（492—536）所注汉史为《续汉书》，似即司马彪所撰。王规本就出身高门，自身为昭明太子所礼，其妹即简文帝萧纲王皇后，虽曾以“自江左以来，未有兹举”回绝萧绎属为酒令之事，但也曾一同被萧纲召集起来编纂《法宝连璧》，且其子王褒亦为萧绎所重。

初，昭伯父肜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至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迁通直郎，出为剡令，卒官。《集注后汉》一百八十卷，《幼童传》十卷，文集十卷。（《梁书·刘昭传》）

均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著《齐春秋》三十卷、《庙记》十卷、《十二州记》十六卷、《钱唐先贤传》五卷、《续文释》五卷，文集二十卷。（《梁书·吴均》）

方等注范晔《后汉书》，未就。所撰《三十国春秋》及《静住子》，行于世。（《梁书·萧方等传》）

刘昭、吴均（469—520）、萧方等（528—549）所注者均为范晔《后汉书》。其中，方等即萧绎之子。

不难看出，在萧梁时代，后汉史得到了相当的重视，像刘昭、裴子野这样几乎可以算是生活在史学世家中的人都对后汉史的采集工作很感兴趣，并积极投入到注后汉书的工作中去。而杂采诸家，考证异同以注后汉史的人中，直言注范晔《后汉书》的就有三家，内中就有萧绎的儿子萧方等。即便放大到抄合、考证、注释、编撰后汉诸史的人中，与萧绎关系密切至少有往来者又占了多数，因此萧绎采后汉诸史而撰《后妃》乃至整部《金楼子》也是很正常的事，更不要说在他自己所聚集的图书中亦有后汉史的存在，其《聚书》云：

又聚得元嘉《后汉》并《史记》、《续汉春秋》、《周官》、《尚书》及诸子集等可一千余卷。

又云：

又使孔昂写得《前汉》、《后汉》、《史记》、《三国志》、《晋阳秋》、《庄子》、《老子》、《肘后方》、《离骚》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书极精细。

从上引两条材料中可知，萧绎不但曾收集了《后汉书》，且收集了不止一种。两条材料中，前云“元嘉《后汉》”，后云“悉在一巾箱中，书极精细”，于前者强调其时代稍远，于后者则强调其版本精细，且不论此二书是否为范晔《后汉书》。以萧绎所用之口吻看来，对二书必当十分重视。这也充分体现了萧绎“躬自搜纂，以为一家之言”之意。

就像上面所提到的为后汉史作注者一样，萧绎很可能就是在相关资料中寻一范本，略考异同，各成故事然后汇成一篇。阴皇后事是如此，马皇后事显然亦应如此。

综上，今传《后妃》中首尾二条以外的内容当是对前人传记的摘抄和改写。虽然今传《后妃》并不完整，但是从现有诸条来看，其他部分的编撰亦当与现存诸条的编撰方式相近，而此篇当为后妃类传无疑。

而从今存数条来自《列女传》与后汉诸史看来，作者在材料的来源上当是有所选择的，此不但与作者重史之思想有关，亦与后妃类传的渊源有关，此将在下文进一步说明。

第二节 《后妃》的内容

《后妃》现存六人传记中，阴、马二皇后的传记已残损，而有虞二妃、汤妃有氏与梁宣修容等三人的传记基本上首尾完整，尤其后者为萧绎亲撰，最能体现出作者的意图。萧绎在传记中说母亲有“贤明之称，女师之德。言为闺门之则，行为椒兰之表”。不难想象，在萧绎的心目中，母亲以其贤明堪为女师，其言行不但可以为闺门女子垂范，更是后宫女子的代表。也因此，要分析《后妃》的内容与主旨就不能不以《阮修容传》为线索，并与《有虞二妃传》、《汤妃有氏传》对读，再以后汉诸史所记阴、马二皇后事为辅，以分析《后妃》记述的重点。为了方便讨论，本文打算照儒家对于女性人生轨迹分段的策略，按以下三个阶段来探讨。

一、未嫁之先

《阮修容传》一开篇先介绍了阮修容的家世背景，这在传记一体中比较常见。其祖父石元恭为武骑常侍，刘宋时，散骑常侍位在三品，尚不算低，至修容父亲石灵宝则为奉朝请，据《南齐书·百官志》云“永明中，奉朝请至六百余人”，从这里大概可以知道其家本为寒门，跃升到三品是偶然的事件。不过阮修容却生在祖父为散骑常侍前后，算是赶上了家里光景最好的时候，而她自己也的确很不普通，不但生而灵异，且自幼聪明，“年数岁，能诵《三都赋》，《五经》指归，过目便解”。按照后汉诸史的记载，马后曾得筮者和相者必当大贵之断言，而在范晔《后汉书》中更记载了马后“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之事。阮修容出生时的灵异事件及小时候的读书状况与此颇可对应。

当然，阮修容也并不是一个书呆子，在父亲“永明之朝，密勿王事，与茹法亮、纪僧真对直，多在禁省，不得休外处分家计”之时，作为长女，阮修容负责打点家里上上下下的事务，照顾母亲，爱护弟妹，而使家庭和睦。在有虞二妃、汤妃有氏、阴皇后的故事里，极少写及她们在家时之状况，尤其不写她们处治家事，不过马皇后却不同。范晔《后汉书·马皇后纪》在介绍了马皇后的身世以后，再叙其父马援死后，其兄客卿早夭，母亲蔺氏因而悲痛欲绝，精神恍惚，在这种情形下，马皇后虽年仅十岁，却“干理家事，敕制僮御，内外咨禀，事同成人”。虽然家世不同，一出身低级武官之家，一为罪臣之女，但二者却都有“干理家事”之能。中国人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从她们年少时的能力也不难想象她们日后在处理夫家事务上的表现。

隆昌元年（494），阮修容因为有了齐武帝的宠妃荀昭容的推荐，在齐武帝的首肯下得以入宫。关于阮修容入宫前后的具体细节，笔者拟于下节展开讨论，这里只作一个说明，即阮修容大约是经过了后宫遴选女子的一般过程，最后凭借良家子的身份进入了后宫。《后妃》中，除了汤妃有氏的入宫未有记录外，有虞二妃的出嫁是她们的父亲尧想要借考察舜的治家能力以了解其治国之能故而将女儿嫁给他。而阴皇后的出嫁虽然在本传中记载得较为简略，但是我们只要将在这前后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就会发现这并非一个简单的事件。

尽管刘秀曾发出过“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的感叹，余英时在《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中却提出：“阴氏亦为大族，观阴识所率宗亲子弟之多可知。故疑光武娶阴丽华亦兼有交结之意，不仅因阴氏之色也。”王莽地皇四年（23），刘秀的兄长刘演被杀害。当初刘演起兵时，阴识带领子弟、宗族及宾客随附，刘演起兵时一共也不过纠集了七八千人，而阴识带来的部众就有千余人之多。在这种情况下，刘演之死对于阴识来说是一个灾难。刘秀因刘演之死转去了宛地，阴识也在宛，而恰恰是在这个月，刘秀娶了阴后，联姻之意，不言而喻。

相较之下，阮修容的进宫则显得更接近于范晔笔下的马皇后，马皇后是在光武帝的首肯下得以入太子东宫。因为卜筮者的占卜结果和从兄马严的建议，太夫人蔺氏退掉了陷害马援的窦家的婚事，而求进三女于掖庭，马严即上书光武帝请求允许马皇后姐妹三人参与后宫女子的遴选活动。正像阮修容得了荀昭华的推荐，马皇后显然也得了光武帝的“法外开恩”，得以列入备选名单之中，最终入宫。

至此，我们看到的是几位后妃出嫁前的状况。《后妃》于汤妃有氏出嫁前的情况未有说明，对于娥皇、女英二妃则一笔带过，今所存诸条中唯有阮修容出嫁前的情况保存得非常详细。至于阴、马二皇后，借助后汉诸史的记载，我们会发现对于前者未嫁之前的介绍也并不多，但是对于后者的介绍却是相当详细的，甚至晚于其后近五百年的阮修容出嫁前的情况在很多方面都可与之对应起来。

按《仪礼·丧服》的说法，“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后妃们自也当同寻常女子一般，未嫁之先理应从父，如有虞二妃为父遣嫁，阴皇后幼年丧父，出嫁之事，则有兄长阴识做主，然而，马、阮二氏却并非如此。我们当然可以从她们的家庭环境中分析出她们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如马皇后父丧母病，而阮修容父亲忙于公干不得回家处治家事。也就是说，这两位后妃不守礼法“干理家事”的背后有着不得不的原因。不过，无论是袁宏、范晔还是萧绎，对于他们来说，这并不是叙述的重点，他们所要强调的是马皇后掌管后宫之能，阮修容为萧遥光掌理家事、为儿子萧绎治家之能皆可从她们幼年“干理家事”中一窥端倪。

二、出嫁从夫

在进入具体的分析之前，我们先不妨以现存相对完整的三篇传记为例，来看看《后妃》记事的重点：

《有虞二妃传》中先后言及有虞二妃、尧、四岳、舜、瞽叟、象等人物。内中涉及尧嫁二女于舜、二女助舜逃廪事、二女助舜逃井事、二女助舜嗣位事等，不难看出所及之故事主要是围绕有虞二妃与舜展开的。

《汤妃有氏传》中先后言及汤妃有氏、殷汤、太丁、仲壬、外丙、伊尹。此传涉及有氏为汤育子、明教训、整治后宫、引伊尹入殷诸事，所及故事之核心显然是有氏与汤。

《阮修容传》内容非常丰富，所及人物、事件众多，此不一一赘举。不过，以文字计，自阮修容入郁林王后宫以后事显然远超过修容在家时之记述，而记随萧绎出藩后事之文字又更多些。

至于阴、马二皇后之记载虽已残损，不过观后汉诸史之记述重点也与上三条状况相似，即记在家事相对少些，出嫁事多些。详及范晔所记马皇后诸事，则为太后事又较他事为多。虽然后汉诸史中阴、马二皇后的资料未必尽为萧绎所取，但是至少在萧绎可见的史料中是有分量的。

综上，正如历来后妃传记一样，萧绎《后妃》将后妃出嫁而为人妻的身份作为记述的重点，其小序已明言如下：

夫以坤维厚载，实配乾道；月以阴精，用扶阳德。故能辅佐天子，求贤审臣。二妃擅于虞朝，十乱兴乎周室，其所以卜世隆长，诚有以矣。

在这一段文字中，萧绎所要表达的是他对于君主和后妃关系的认识。首先，他以“坤”对“乾”、以“阴”对“阳”的从属地位来表达他对君主、后妃关系中后妃地位的判断，显然他也是以后妃来配天作和“辅佐天子”的。紧接着，萧绎提出后妃有“求贤审臣”的作用，这可以看作是“辅佐天子”的一种方式。而在最后一句中，萧绎表示虞、周王朝的兴衰与有虞二妃、文王之母大任有着莫大的关联，这也就从正面肯定了贤妃“辅佐天子”的结果。萧绎正是抱持着这样的态度来书写后妃的事迹，而本文则要从每一位后妃的事迹中，寻找她们“辅佐天子”的部分。

仍从阮修容事说起。

将《梁书》、《南史》、《建康实录》本传与《金楼子·阮修容传》对照读来，阮修容先后事齐郁林王萧昭业、始安王萧遥光，遥光败后入东昏侯后宫，又于梁武天监元年（502）被梁武帝纳为台采女。四传之中，前三者记载较略，且多以阮修容生子为主要内容，而后者则远较前三传详细，不过即便如此，其中亦无关于阮修容入东昏宫后具体故事的记载，是知阮修容在遥光败后入东昏宫的两三年间，其过程几可忽略不计。也因此，萧绎在写母亲为人妻的身份时，以其与萧昭业、萧遥光的故事为主，稍及于入萧衍后宫之故事。

按萧绎的记载，阮修容入萧昭业的后宫是在隆昌元年（494），这一年阮修容十八岁。在萧昭业后宫时，阮修容并未获得任何封号，而且这一段经历对于历史的影响也较小，故南朝诸史对这一段全无记载，但是萧绎身为儿子，却得以了解史家所不知道的秘辛：

时值少主失德，好为虐戏，手刺禽鸟，必敛容正色。少主非直深加严惮，乃反赐金钱，前后无算。

兴膳宏说：“阮修容本人也往往因他蒙受了很多灾难，可是她很耐心地努力纠正这个青年皇帝的糜烂生活。”指的大概就是这件事。其实关于阮修容在萧昭业后宫的经历，萧绎主要写了三件事情，一为此事，而另外一件则见于《箴戒》中“齐郁林王既嗣位，尝夜中与宦者共刺鼠至晓”事。此条为《太平御览》所引：“《金楼子》曰：齐郁林王夜中与宦者共刺鼠至晓，每夜辄得十篮。”此后凡郁林王刺鼠事多注为出自《金楼子》。这一条极有可能就是阮修容告诉萧绎的，而阮修容恐也如兴膳宏所说因为萧昭业遭受了很多灾难。不过，阮修容也并不因此就参与到萧昭业的行为中去，萧绎用“敛容正色”四字来表现阮修容的态度，而从“少主非直深加严惮”一句看来，阮修容大抵还对他有所劝诫，可惜这并不能感动萧昭业，他仍然过着荒唐的生活，最多也就是为她的勇敢奖赏些钱财罢了。第三件正是往家里寄钱之事，即将萧昭业赏赐的金钱寄给父母以作家用，这一点充分体现出阮修容对于父母的孝顺与对家人的关心。

及为萧遥光所聘后，阮修容曾两度向萧遥光建言，一为东昏侯向遥光求金事，一为遥光欲谋逆事，都不被接纳。以第二事为例。萧绎记之曰：

后遥光还东第，又谏曰：“驷马高盖，其忧实重。少主贪虐，不过欲得州城，不如称老归第，于事为善。若其不尔，悔将何及！”

《南齐书》云：“潜谋将发，而遥欣病死。江祏被诛，东昏侯召遥光入殿，告以祏罪。遥光惧，还省便阳狂号哭，自此称疾不复入台……”萧遥光等谋逆之事已为东昏侯所觉察，在这种情况下阮修容建议他退隐，他没有接受，并且在东昏侯要召见他时，临时起兵，结果兵败后在东第被杀。又及，萧遥光死后，“其子诩等并多踬弊，悉皆赡恤，饥寒俱解”。阮修容的所为真算是仁至义尽了。以上诸事记阮修容对于丈夫的谏言，郁林王事中显其正气，而遥光事中见其智慧。

除了谏言以外，萧绎记录了母亲在遥光府中的另外一项活动——“专掌内政”，其传曰：

专掌内政，承上接下，莫不得中。遥光非王氏不被礼遇，每因哂戏之际，同类多侮慢王氏，修容每尽礼谨肃，王氏恒酾酒酹地曰：“将使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在历次嫁人的经历中，唯在萧遥光府中，阮修容得到了重用，所谓“专掌内政”说明其地位已经相当于正妃了。而她也发挥了自己治理家事之能，从“承上接下，莫不得中”一语中可以看出她在处理家庭关系上的能力。而面对不被礼遇的遥光妃王氏，阮氏并不与其他人一样侮慢她，反而尽礼谨肃。

与阮修容相比，有虞二妃的身份要高贵得多，可是她们也并不“骄盈怠慢”，反而“谦让恭俭，思尽妇道”。从“骄盈怠慢”与“谦让恭俭”的对比中，也不难想象有虞二妃的“思尽妇道”中也有“承上接下，莫不得中”之意。而《后妃》称汤妃有氏“领九嫔，后宫有序”显然亦有此意。

又，范晔《皇后纪》中叙述了马皇后同样的作风：

奉承阴后，傍接同列，礼则修备，上下安之。

从这句话中，我们不但看到马皇后遵守上下有别、尊卑有别的礼法，也不难发现诸人事迹中，马、阮二氏事仍最为相像。

综上，有德性的后妃在后宫之中要遵守礼法，能对上奉承长辈，对待同列则有友与之情，从而使后宫上下有序，内外有别。

至于阮修容在梁武帝后宫经历的相关记载本就不多，《阮修容传》所记也很有限：

天监元年，选入为台采女。赐姓阮氏，进位为修容。于是辨物书数，诏献种稑。

在梁代，修容虽为九嫔之末，但阮氏“进位为修容”后，身份已不低。按《周礼》，后宫女子因身份不同，需要掌握不同的知识，而所谓“辨物书数，诏献种稑”，就是一种阮氏进位修容以后所须进行的相应的活动，其中“辨物书数”属于一种学习活动，内中所及多与礼制相关，而“诏献种稑”则属于一种示范性活动。其实，阮修容对于礼制一贯是重视的。待到为梁武帝所纳后，她对于礼法更加重视，《后妃》所谓“家人有善，莫不仰则”就是说当有下人熟悉礼法时，阮修容会主动请教。总之，阮修容的“辨物书数，诏献种稑”实际上是在克尽后妃之职能。

礼仪以外，阮修容也开始修习佛经：

初习《净名经》义，备该元理，权实之道，妙极沙门。末持《杂阿毗昙心论》，精研无比，一时称首。三十年中，恒自讲说，自为《杂心讲疏》，广有宏益。绎始习物名，示以无诳。及在幼学，亲承慈训。绎始习方物名，示以无诳。初受《孝经》、《正览》、《论语》、《毛诗》。

阮修容所修习的《净名经》是什么呢？《梁书·武帝纪》说梁武帝“兼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盘》、《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梁武帝笃信佛法，尤其擅长阐释佛典，而在所撰的阐释佛经的作品中，就有《制旨净名经义记》。又，据《出三藏记集》将《皇帝敕净名志上出入记第七》置于《皇帝天监五年四月八日乐游大会记第八》之前，则梁武帝修习《净名经》的时间当不晚于天监五年（506）。此外，梁武帝的另一个妃子丁贵嫔的修习佛法，尤其是修习《净名经》也是受了梁武帝的影响。这些都说明阮修容的修佛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梁武帝的影响。

而萧绎在说及母亲对自己的教育时，提到了《孝经》、《正览》、《论语》、《毛诗》等四部书籍。这其中《孝经》、《论语》在当时是常见的蒙书，兰陵萧氏亦如此，详见于下文中关于《戒子》的讨论，此不赘言。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武帝诸子并习的《孝经》、《论语》之外，萧绎亦受《正览》、《毛诗》。

据《梁书·武帝纪》载：

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并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质疑，高祖皆为解释。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五经》博士。

武帝的作品中，《孔子正言》大概与《论语》有些关系，其余二书观其书名即知所阐释的当为《孝经》、《毛诗》。又，先言“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后云“立五馆，置《五经》博士”事，知文中所引诸书当造于此前，而梁武帝“立五馆，置《五经》博士”事在天监四年（505），彼时萧绎尚未出生。由是，阮修容为萧绎选择的蒙学书籍不但合于潮流，更合于梁武帝的偏好。

其实，萧绎幼时并非仅仅学习了他所罗列的四部书籍。据《梁书·元帝纪》云：“世祖聪悟俊朗，天才英发。年五岁，高祖问：‘汝读何书？’对曰：‘能诵《曲礼》。’高祖曰：‘汝试言之。’即诵上篇，左右莫不惊叹。”可以说，诵《曲礼》是萧绎幼年时候的得意之事。又，《金楼子·聚书》云：“初出阁，在西省，蒙敕旨赉《五经》正副本。”所谓“初出阁”即指萧绎被封为湘东王，事在天监十三年（514），时萧绎七岁。而“蒙敕旨赉《五经》正副本”则是说萧绎在七岁出宫时，父亲赐给他《五经》正副本之事。萧绎诵《曲礼》在出阁之前，亦在梁武帝赐书之前，然而萧绎却并不提及《曲礼》或《礼记》，不但不在“初受”之书中提及，甚至也不像《昭明太子传》那样，后写“五岁遍读《五经》”之语，这就更令人怀疑萧绎罗列《孝经》、《论语》、《毛诗》等三部书籍正是为了说明阮修容在这方面受到了梁武帝的影响。

此外，《正览》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部书籍。《隋志》录有“《正览》六卷，梁太子詹事周舍撰，梁有《三统五德论》二卷，曹思文撰，亡”。许逸民据此书列于子部儒家类下及附注内容，推测“周撰当亦是采择‘圣人之教’（《隋志》语，下同）、‘助人君明教化’之作，成为皇室子弟的启蒙读本，当不无可能”。又加之周舍在梁武帝朝的特殊地位，《梁书》称周舍“虽居职屡徙，而常留省内，罕得休下。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皆兼掌之。日夜侍上，预机密，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可见周舍为梁武帝所重视的程度之高。

综上，萧绎笔下母亲所选择的这些蒙学书籍，《正览》以外不必非为梁武帝所作，甚至，如果更激进一点，阮修容在做选择时也不一定顾虑到梁武帝在复兴儒学上所作的努力，只要想想萧绎对于所受四部书的书名的特意申明，大抵亦可知道他这样的表述重点是要突出父亲对于母亲的影响。

除了上所及遥光妃王氏事外，《阮修容传》在记述阮修容的婚姻生活时极少涉及同列之事，这固然与其经历有关，也与阮修容的个人修养有关。在写及阮修容帮助自己治家之时，萧绎也写及母亲对于妒妇的批评：“且妒妇不惮破家，况复甚于此者也！”“妒妇不惮破家”一句或来自《申子》“妒妻不难破家，乱臣不难破国”之中。这一句中所提到的“妒妇”表面来说指的是萧绎的妻子徐妃，实际上也或多或少地暗示了梁武帝的正妻郗氏，这一点后文中将有进一步的讨论。至于“况复甚于此者也”则是说妒妇的所为不但可能会导致家破人亡，恐怕还有比家破人亡更严重的后果。而从阮修容的这一评语看来，至少在她自己的眼中，她并非善妒之人。

从被萧昭业虐待却仍试图劝诫，从帮助萧遥光掌理家事，纵然建议不被采纳，因受连累而入东昏侯宫仍不遗余力地照顾萧遥光的子孙，从进位修容后努力地学习礼仪，追随梁武帝的脚步修习佛经、儒典中，我们不能不感受到这位阮宣修容在为人妻子的身份上所付出的努力。而无论是被虐待、被错待还是被漠视，她都不改初衷继续努力，我们从中不难得出阮修容即是萧绎所极力要塑造的“配天作和”的后妃的典范。

与阮修容相同，有虞二妃及汤妃有氏的事迹也都体现了各自在“出嫁从夫”上所作的努力，以下对二传稍作总结。

如上文所及，《有虞二妃传》的叙事重点在于二妃出嫁后的生活，而这之中就包括了她们屡次助舜避难之事：

瞽叟使涂廪，舜归告二女：“父母使我涂廪，我其往？”二女曰：“衣鸟工往。”舜既治廪，瞽叟焚廪，舜飞去。舜入朝，瞽叟使舜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往哉，衣龙工往。”舜往浚井，石殒于上，舜潜出其旁。迨既纳于百揆，宾于四门，选林木入于大麓，每事常谋于二女。

面对着瞽叟的恶意要求，二妃从没有试图阻止过舜，而是想办法帮助他避免灾祸，并因此得到舜的尊重，他因此“每事常谋于二女”。刘向曾在《列女传·有虞二妃传》后颂曰：“元始二妃，帝尧之女。嫔列有虞，承舜于下。以尊事卑，终能劳苦。瞽叟和宁，卒享福祜。”也就是说，尽管有虞二妃出身高贵，但因为妻子的身份，在帝舜面前她们使自己处于从属地位，不但如此，她们还竭尽所能，从帮助舜处理家庭关系，尽力维护其与父母兄弟的关系，直到助舜治理天下。

再来看汤妃有氏之故事，《后妃》云：

妃领九嫔，后宫有序，咸无妒媢逆理之人。伊尹为之媵臣，与之入殷，卒致王功。君子谓有明而有序，《诗》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贤女为君子和好众妾，其有之谓也。

所谓“妃领九嫔，后宫有序，咸无妒媢逆理之人”讲的是有氏不仅自己不善妒，而且在她的管理之下，后宫井然有序，毫无善妒之人，这一部分主要是突出有氏对内和谐家庭之功。而所谓“伊尹为之媵臣”，则是说有氏为汤求得贤臣，而最终成就了殷商的天下，于内于外皆有裨益。而萧绎在赞扬有氏“和好众妾”之下，恐怕也隐含了对善妒行为的批评。

至于阴、马二皇后的事迹，仍须借助后汉诸史。阴皇后对于光武帝刘秀成就帝业及江山的稳固还是很有贡献的，这仍须从二人的联姻说起。更始二年（24）春天，距离娶阴后入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为了在河北站稳脚跟，刘秀娶了真定郭昌的女儿郭圣通。郭氏背后所代表的力量使得刘秀可以控制住河北的大局，也因此机会登基称帝。可是，当刘秀在建武元年（25）称帝之时，问题也就来了，他须在阴、郭二氏之间选择一位立为皇后。按娶妻的顺序，自然应是阴氏立为后，然而阴氏却把后位“让”给了郭氏。此时，新建立的东汉王朝形势仍岌岌可危，而郭氏背后的力量更有助于刘秀解决危机，且不论“让”这个动作是否迫于无奈，这一动作本身确实解了刘秀的围。据范晔《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记载，刘秀十一个儿子中，除了楚王刘英系许美人所生外，其他十子阴氏和郭氏各有一半，从这里不难看出，刘秀对于阴、郭二后的重视度大概相差无几。而如果阴后不是带有主动性地“让”出后位的话，只怕也得不到这种待遇。又，建武九年（33），刘秀追封阴后父亲和弟弟的诏书中提到“以贵人有母仪之美，宜立为后，而固辞弗敢当，列于媵妾。朕嘉其义让，许封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祸，母子同命，愍伤于怀……”这说明在刘秀的心中始终记得阴皇后“让”这一举动。

除了“让”德之外，阴皇后也不仗势弄权。《后汉书·阴兴传》中云：“帝后召兴，欲封之……贵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为宗亲求位。”对于刘秀这样一位经历了王莽篡汉的人来说，对于外戚的势力，他是非常忌惮的，他曾经严惩西京外戚宾客，时与阴兴、阴就交结的冯衍就由此获罪。也因此，阴皇后的不仗势弄权想来正合了他的意。

另，阴皇后也非善妒之人。阴皇后的不妒优点是同被刘秀废黜的郭皇后比较出来的，《皇后纪》云：“后以宠稍衰，数怀怨怼。”而废后诏书还说郭后“不能抚循它子，训长异室……既无《关雎》之德，而有吕、霍之风，岂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刘秀的废郭后原因恐不止于此，不过从诏书的语气之中，就可以读出刘秀对于郭后的不满更多地在于她心怀嫉妒并且对非亲生的孩子不够好，担心自己死后出现吕、霍之祸。刘秀对于吕后的行径是深恶痛绝的，他甚至在中元元年把吕后从高庙之中移了出去。相应的，阴皇后既然肯让出后位，在这方面大抵也不会有过激的行为，对于刘秀来说也就“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了。

总之，自嫁刘秀之初，阴皇后便为其稳固了阴家的势力，而在刘秀称帝之后，更靠退让缓解了刘秀的困境。她让出皇后之位，维护了家庭的和谐，不为宗亲求位则是对刘秀限制外戚行为的呼应。

后汉诸史把马皇后的形象塑造得非常正面，尤以至今保存完整的范晔《后汉书》为甚。首先，她遵守礼制。如前文所及，马皇后谨守上下有别的分寸，入太子宫后，上至阴太后，中至刘庄的嫔妃们，下至侍御们，马皇后皆以诚相待，但又不逾礼制，因而得以使上下各安其位。当她母亲落葬，起坟微高于制时，她便请家人减削。又，当刘庄减封诸子时，她的第一反应是“于制不已俭乎”，可见她重视礼制的态度。其次，她能够以身垂范。马皇后曾说：“吾为天下母，而身服大练，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帛布，无香薰之饰者，欲身率下也。”而为了要起到这样的示范作用，马皇后做事自然非常谨慎。比如在生活上，她非常注意上下有别，《后汉纪》说她“未尝与侍御者私语”，可谓审慎之至。又，范晔《后汉书·马皇后纪》云：“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阁后殿。太后以为己过，起居不欢。时当谒原陵，自引守备不慎，惭见陵园，遂不行。”以谶纬的角度看来，火灾是上天降兆。《三国志·高堂隆传》载：

崇华殿灾，诏问隆：“此何咎？于礼，宁有祈禳之义乎？”隆对曰：“夫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诫也，惟率礼修德，可以胜之。《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此人君苟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起也。上天降鉴，故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

萧绎在《立言篇上》中亦曾提起此事：

往者承华殿灾，诏问高堂隆：“此何灾？”隆曰：“殿名崇华，而为天灾所除。是天欲使节俭，勿复兴崇华之饰也。”

而新平公主家失火，祸及皇宫北阁后殿，故此，马皇后认为是自己的过错，于是“起居不欢”，甚至无颜面对明帝的陵园，因而连祭陵一事也没有参加，这说明马皇后时时自省。不过显然，她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做事很讲究方法，如《东观汉记》云：“明德马后置织室，蚕于濯龙中，数往来观视，内以为娱乐，外以先女功。”本为检查女红，却托以娱乐之名。而且她赏罚分明，广平王等车骑朴素，她便大加赏赐，自己的哥哥家奢侈，她就绝其用度。对于刘庄的态度更是如此，虽然常按刘庄之意志行事，但当刘庄游玩之时，她却极少陪同，还常常劝诫一番。

如果从“扶阳德”的角度出发，大概可以把她的事迹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在家庭内部对于刘庄的支持，即为其和谐家庭；二是在政事上为刘庄分忧解劳。她把处理家事的劲头带到了宫中，将后宫也打理得井井有条，理顺了与阴太后、其他嫔妃及刘庄诸子的关系，而这显然为她处理自己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与刘庄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支持。她积极地配合刘庄的身份，形象端庄，能在政治上提出好的建议，同时又协助控制外戚的干政。总之，这位能干的皇后照顾到了她与刘庄关系方方面面的细节，而一旦如此，她与自己的家族，或者说，其为人妻与为人女的身份之间的冲突也就表现了出来，而在冲突之中选择站到自己丈夫的立场正是史家所强调的。

如果将马皇后与阴皇后相比就不难发现，马皇后的行为多是主动自觉的，她积极地站在了刘庄的身边支持他帮助他，这一点是萧绎比较重视的，因为他笔下的母亲也是这样一个积极主动的人。又如前文曾提及阮修容对待遥光妃王氏的“尽礼谨肃”与马皇后的遵守礼法，阮修容面对萧昭业荒唐之举的“敛容正色”与马皇后在明帝热衷娱乐活动时的不随波逐流，阮修容对遥光的谏言与马皇后的谏政之举，皆颇可对应。唯独《阮修容传》不及防患外戚之事，而这恐怕与阮修容的地位及其娘家门第较低相关。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一旦进入帝王的后宫，出于为人妻子的身份，后妃们要谨守礼制，别上下、内外，为此，她们要克制自己的嫉妒心，努力和谐家庭关系，要不断修习与身份相应的知识，要尽量顺从帝王的意趣，但是在必要的时候还要保持正直的态度，提出意见和建议，等等。史家在表现有德后妃善尽为人妻的职分时，总是使她们主动站到了丈夫的立场上，萧绎也不例外。不过，史家通常还会论及外戚干政之事，而已经残损的《后妃》中没有这样的内容。

三、母以子贵，子以母贵

建康城平，高祖纳为彩女。天监七年八月，生世祖。寻拜为修容，常随世祖出蕃。（《梁书·阮修容传》）

天监七年八月丁巳生帝，举室中非常香，有紫胞之异。武帝奇之，因赐采女姓阮，进为修容。（《南史·梁本纪下》）

天监元年，选入为台采女。赐姓阮氏，进位为修容。（《金楼子·阮修容传》）

上文中曾经提到过阮修容的经历，这样一位经历丰富的女子最后得以进位修容，是因为她为梁武帝生下了萧绎，才得以从地位低下的采女一跃而为修容。

我们当然不能说后宫女子皆可以凭借生子获得很高的地位，上文提到的楚王刘英之母许美人即是一例。然而许美人虽未入九嫔之属，却因为楚王刘英而被记入后汉诸史，其虽无宠，但因为生了刘英，只要刘英有封地，不管刘秀是否尚在，她都老有所归。

正因为子息的重要性，没有子息的皇后都要想办法抱养一个后代，西汉的孽嬖之后赵飞燕如此，东汉有德的马皇后亦如此。马皇后在嫁给汉明帝后一直未有子息，明帝于是授意她抱养章帝刘炟，马皇后欣然从命，也终于得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而阮修容的幸运之处在于她所遇到的恰恰是特别重视子息的梁武帝。因为一直未有子息，不得已武帝过继了弟弟萧宏的三子萧正德为儿子，当齐和帝中兴元年（501）九月昭明太子萧统出生时，武帝已经三十八岁了，这也就难怪他对生育子息的事情特别看重。《南史·丁道迁传》云：

贵嫔父道迁，天监初，为历阳太守。庐陵威王之生，武帝谓之曰：“贤女复育一男。”答曰：“莫道猪狗子。”世人以为笑。

庐陵威王萧续是萧衍的第五个儿子，不过显然梁武帝对他的出生依然颇为重视。

《公羊传·鲁隐公元年》云：

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子以母贵”与“母以子贵”当然是有所区别的，这里我们仅仅以子息的多寡为前提讨论这个问题。子息众多的情况下，以母贵在先，而在子息薄弱的情况下，则母以子贵。正是因为梁武帝早年子息薄弱，所以阮修容才能凭借生育萧绎而“进位修容”。

成为修容以后，阮氏的时间更多的是给了自己的儿子萧绎。除了前文提到的教导萧绎学习“方物名”及《孝经》、《正览》、《论语》、《毛诗》等蒙学书籍外，阮修容还教导儿子为政之道：“及随绎，数番指以吏道。政无繁寡，皆荷慈训。时值水旱，变食深忧。”

与此相应，《金楼子·杂记下》云：

余好为诗赋及著书，宣修容敕旨曰：“夫政也者，生民之本也。尔其勖之！”余每留心此处，恒举烛理事，夜分而寝。

可见，阮修容确实常常提点儿子为政之道。而“时值水旱，变食深忧”则说明阮修容不仅仅是教导儿子以生民为本，她自己更是以天下之忧为忧，而这也可以看作是阮修容对儿子的身教。这与下文的“居常俨敬，无喜愠之色。恭俭仁恕，未尝疾言亲指”以及“居家恤隐，不严而治。御下以和，而傍无游手。刀尺绮缟，各尽其业”，显然是有密切关系的。正是因为阮修容更注重以身垂范，“御下以和”，而不是疾言厉色地指责，她不但使儿子懂得为政之道，也使家人勤恳做事，各尽职能，而身边无一游手好闲之人。对于自己不懂的，比如“醴酏品式，衣裳制度”之类，如果有下人懂得，她也认真请教，即所谓“家人有善，莫不仰则”。而对于下人偷窃等行为，阮修容也不急于惩戒，《阮修容传》曾记阮修容左右窃取物品之事：

尝有银带被匣，左右就边敭之，将近盈把，乃笑而言曰：“此人后身，会当更属我。”初无一言呵责。值吉日良辰，大小萃聚，并令相次起舞，感恩流惠，爰及童稚。每戒绎曰：“言出于近，千里必应。士之生世，束修而已。广则难周，无劳交结。玉尚待沽，而况人乎？勤营功德，恒事赈赐，此为上也。”

“银带被匣”是说阮修容有一个为银带所覆盖的匣子，银带为身边人所窃，一来二去被阮修容所发现，不过她也并不直言呵责。再者，在良辰吉日众人聚集的时候，阮修容会对身边人加以赏赐，“士之生世，束修而已”与“勤营功德，恒事赈赐，此为上也”之语更清楚明白地昭示了这一点。而在这一过程中，阮修容再一次对儿子进行了身教。

这些行为除了显示阮修容对儿子教导有方外，更体现了修容治家乃至为政之能，与在娘家处理家事，在遥光府中“专掌内政”等皆有一脉相承之意。

接下来，萧绎就写了母亲的重情，上至父母，连姨母也一并爱戴，因此在父母及姨母过世时，阮修容都悲痛欲绝到不能持礼，又且效丁兰刻父母像，朝夕敬拜，到祭祀之时更是痛哭流涕；中至弟妹，包括庶生之妹；下及子孙，甚至包括弟妹的后代。正是阮修容这样的重情义，在家中有了徐妃这样善妒的女子后，阮修容不但不加以责罚，反而“爱接弥隆”。此又与上所言言教与身教并举相承。

又，在写及阮修容随自己出藩后，萧绎云：“随绎归会稽……询求故实，赡恤乡党，扶老携幼，并沐恩猷。”从这段话不难推知，阮修容不惟爱护自己的家人，并能及于乡党。而乡党之外，阮修容又更周济他人：“性好赈施，自春及冬，无日而怠。往年谷粒腾涌，蒙袂而济者，不可胜言。”

显然，阮修容乐善好施，其重情由家人而及于天下，这些都表现出阮修容作为一位后妃母仪天下的情操。在有虞二妃及汤妃有氏的相关记载中并无类似的故事，阴皇后的相关记载中则仅及于回忆父亲时伤心流泪的故事，至于马皇后的相关记载中恰有类似的故事，不妨摘录如下：

常衣大练，裙不加缘。朔望诸姬主朝请，望见后袍衣疏粗，反以为绮縠，就视，乃笑。后辞曰：“此缯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宫莫不叹息……太后诏曰：……吾为天下母，而身服大练，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帛布，无香薰之饰者，欲身率下也……

时楚狱连年不断，囚相证引，坐系者甚众。后虑其多滥，乘间言及，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为思所纳，卒多有所降宥。

常与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诸小王，论议经书，述叙平生，雍和终日。

上引内容以叙述重点不同而分列三条。首条中所展示的马皇后以身垂范治理后宫之法，与萧绎《后妃》所叙阮修容事最为相似，不过后者的传主与作者本是母子，所记细节非后汉诸史所能比。至于阮修容“变食深忧”与马皇后以“恻然”之心言及因楚元王谋反而牵连甚广之事亦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与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诸小王，论议经书”，实即马皇后教育明帝诸子的状况。阮修容教导萧绎读书与为政，抚养弟妹之后代，接济遥光之后人，乃至赡恤乡党，周济天下等种种行为累积起来，与马皇后相比，毫不逊色。

而接下来萧绎描写的是阮修容所擅长的各种伎术。她以许负之术看到了临川王萧宏及昭明太子之事，又以望气之能看到了刘敬躬（按，今本《阮修容传》作刘敬宫，实即一人）谋反之事。萧宏死于普通七年（526），这一年萧绎二十岁，《金楼子·自序》中云：“余将冠，方好《易》卜。及至射覆，十中乃至八九。”想来两事恐怕有所关联，或是因为萧绎自己开始好《易》卜之术而开始注意母亲的占卜之能，也可能是受母亲卜事准确之影响而好《易》卜，当然萧绎也可能受了他人的影响。而萧绎之所以记阮修容精确地预测了临川王萧宏之死，其中一个目的恐怕是为其对昭明太子萧统之死的准确预测作一个铺垫。相对来说，昭明太子之死影响重大，其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此后梁朝局势的变动，诸王之间力量的消长，乃至梁朝的灭亡。而如果说萧统之死对于萧绎的影响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的话，那么刘敬躬谋反之事显然与萧绎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大同八年（542）正月，刘敬躬谋反，二月初二萧绎就被派去平定刘敬躬，而三月初二即擒得刘敬躬送还建康。显然，阮修容的预测与儿子的仕途息息相关。

如前所论，《后妃》小序中“能辅佐天子，求贤审臣”是萧绎所强调的重点，阮修容所擅长的这些伎术显然就有“辅佐天子，求贤审臣”的功效。当然这也与萧绎个人为政生涯中对于伎术的重视有关，《三国典略》云：

梁元帝在江陵即位，欲还都建康。领军将军胡僧祐、太府卿黄罗汉、吏部尚书宗懔、御史中丞刘谏等曰：“建业王气已尽，与虏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及也。且渚宫洲数满百，当出天子。陛下龙飞，是其应乎？”梁主令朝臣议之。黄门侍郎周弘正、尚书左仆射王褒曰：“帝王所都，本无定处，其如黔首万姓，未见舆驾入建业，谓是列国诸王。宜顺百姓之心，从四海之望。”时江陵人士咸云：“弘正等皆是东人，志愿东下，恐非良计。”弘正面折之曰：“若东人劝东，谓为非计，君等西人欲西，岂成良策？”梁主笑之。又于后堂大会文武五百人，问之曰：“吾欲还业，诸卿以为何如？”众皆愕然，莫敢先对。梁主曰：“劝吾去者左袒。”于是左袒者过半。武昌太守朱买臣入劝梁主，云：“建业旧都，莹陵犹在，荆镇边疆，非王者宅。愿陛下弗疑，致后悔也。臣家在荆州，岂不愿陛下住，但恐是臣富贵，非陛下富贵耳。”乃召卜者杜景豪，决其去留。遇兆不吉，答云：“未去。”景豪退而言曰：“此兆为鬼贼所留也。”

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萧绎即位之前，众臣关于还都建康还是定都江陵的讨论。从引文所描写的画面不难看出，众臣意见相左，而导致出现了僵持的场面，无奈之下，萧绎召卜者杜景豪加以占卜。《南史》亦记载此事，然而并不提及“召卜者杜景豪，决其去留”之事，而《三国典略》的记载却告诉我们，在众人各持己见之后，杜景豪占卜的结果是“未去”，即反对还都建业而支持定都江陵的意见，显然这在实际上影响到了萧绎定都的决定。综上，萧绎写阮修容善于伎术之事，正是要强调后妃“求贤审臣”之能。

之后萧绎又写了母亲恭敬礼佛及捐建寺庙之事，有意思的是上文所提到的阮修容周济穷人之事就放在捐建寺庙之后，这似乎是要说明母亲的捐建寺庙在信仰之外也有施舍之意，而从萧绎总结母亲一生时所提到的“每大官供进，并以准取钱，纤毫已上，皆施宣业寺。数年之中，僧徒众食，并是丰饱”更可以清楚明白地看到这一点。正是因为阮修容一生的功德，在其去世后，武帝才会下诏言阮修容可以“宣”为谥号，取“能施盛德”之意。

我们能看出萧绎极言母亲之德，他将母亲塑造为一个可以将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色——女儿、妻子、母亲等都完成得非常出色的女性，而显然，在这些不同的角色中，他更重视的是塑造承担母亲这一角色的修容，这除了因为他最熟悉的是作为母亲的修容以外，恐怕更是因为他相信也在一定程度上体会到母亲的教导获利的不仅仅是作为儿子的自己，在她将以生民为本这一思想教给自己以后，获利的则是天下苍生，而她的“求贤审臣”之功亦有助王治。她的教导获利的不仅仅是作为儿子的自己，当母亲将以生民为本这一思想教给自己以后，获利的则是天下苍生，而她的“求贤审臣”之功亦有助王治。

与《阮修容传》相比，《后妃》尚存的另外两篇相对完整的传记在写及后妃教养子孙问题上就薄弱了些，如《有虞二妃传》中不及舜的子嗣，而汤妃有氏虽有三子，且其二得天下，可是相关记载却非常简略。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在儒家的观念中有虞二妃的时代实行的是禅让制，故早期的故事中实不必有子嗣的存在。汤妃有氏的事迹颇类于此，在她的时代，兄弟的传承顺序在先，而父子的传承顺序在后，因此也不会特意强调儿子的问题。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嫡长制确立后，《公羊传》中所提及的“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依存关系越来越影响到历史对于后妃的要求，阮修容与萧绎之间就存在着“母以子贵”的关系，而阴皇后与明帝刘庄之间则具有“子以母贵”的关系。

光武帝即位之初，阴皇后让出皇后位子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郭圣通已经育有一子。而随着郭皇后被废，阴氏被立为皇后，刘庄得以因嫡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这种身份上的变化实据“子以母贵”而来。而因为郭皇后被废，其子刘强被迫上书让出太子之位，这就是“子以母贵”的反例了。刘庄继承了皇位，并且维护了东汉的稳定，抚育之功必然也是要记在阴皇后的名下的。

马皇后无子，刘庄令其抱养贾贵人之子刘炟。在马皇后，除了刘炟与自己的血缘关系（刘炟母贾贵人实为马皇后的外甥女）而外，如果不尽心对待刘炟，日后他人升位，自己前途堪忧；而在刘炟，如果不是借着马皇后之地位，从一个贵人之子要升为天子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由是，自嫡长制确立后，母子之间的这种依存关系在后妃的世界里是无法避免的，而这也引发了后妃如何与帝王的其他子息相处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相反的例子。

马皇后的例子是比较正面的。如前所引，“常与帝旦夕言道政事，乃教授诸小王，论议经书，述叙平生，雍和终日”。马皇后与刘炟讨论政事，而与明帝的其他孩子“论议经书，述叙平生”，内中有所区别，但是马皇后这样的态度显然是要算在善待一类里的，而其重要原因恐怕还是她自己无子。又，明帝封诸子而封地减半之时，马皇后追问因由，彼时的刘炟已被立为皇太子，可见其对诸子的关心。

另一个例子是刘秀的第一位皇后郭圣通。前文中曾引及刘秀废郭后之诏书，在范书之中这个废郭后的诏书是放在《皇后纪》中的。而从“不能抚循它子，训长异室……既无《关雎》之德，而有吕、霍之风，岂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中，不难看出，做不到“抚循它子，训长异室”的并不只郭后一人，既不会空前，也不会绝后，而这也是后妃为人母的身份中很难避免的问题。总之，因为“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这样的依存关系，后妃在为人母的身份上必然要竭尽所能对待自己的儿子或养子，而如果是有德的后妃则不仅爱护自己的子女，也会兼及她人之子。

综上，本节以《阮修容传》为线索，在为人女、为人妻与为人母的不同身份上分析了后妃们的品德，或者说后妃们被表现出来的品德。试将诸位被表现出来的高尚的品德依《后妃》的记述次序简述如下：

有虞二妃德性的主要表现是不以天子之女的身份而骄横跋扈，能尽妇道，辅佐帝舜。

汤妃有氏则为殷汤和好妻妾，并为他带来了贤臣伊尹，最终成就了殷汤的天下。她为汤育有三子，而其中的二子后来得到了天下。

对于阴皇后，史书的记述重点在于她能支持自己的丈夫，维护家庭的和谐，并抚育后代。

诸后汉史对于马皇后的记载相对要多一些，这大概是因为她进宫极早，大部分的事情都发生在宫闱之中。这位马皇后谨遵礼法，在家思尽孝道，入宫以后能将后宫打理得井井有条，能在政治上向刘庄提出好的建议，能和刘庄谈治国之道，同时她更积极协助控制外戚的壮大。

除阮修容而外，萧绎所刻画的几位有德后妃一直是历来史家着意表现的重点，有虞二妃、汤妃如此，她们不但出现在史家的笔端，也成为儒家经典中极力褒扬的女性，而马、邓二后声名远播，《南齐书·后妃传》末“史臣曰”中便有“若使掖作同休，阴教远燮，则马、邓风流，复存乎此”之辞，足见马、邓二后在当时的声名。而萧绎在此基础上刻画了自己的母亲阮修容，相较于此前诸位后妃，他笔下的阮修容是毫不逊色的。在儿子的笔下，她是一个遵守礼法的人，孝敬长辈，友爱弟妹，照顾子孙，能将全部的情意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但又能做到上下有别，内外亦有别。而对待自己的丈夫们，她总是能够竭尽所能地贡献自己，能管理好家庭内部生活，能对形势提出有价值的判断。她一生大半的时间都陪在儿子的身边，并通过言传身教来对他产生影响，不但有利于儿子的为政，也对王朝的未来有预见之功。而最后一点实为《后妃》彰扬的重点。

不能不说，萧绎的《后妃》是具有史的性质的，但他本人终究不是一般的史家，他有皇家成员的身份，有宗族的立场，更何况他还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这就使得他笔下的后妃难免有一些与众不同之处，而这就必须要回到作者本身，回到他的家族乃至他的时代去。

第三节 后妃观与女性观成立的背景

可以肯定地说，萧绎在编撰《后妃》时是有表达自己的后妃观乃至女性观的诉求的，而无论是这种诉求本身还是该篇实际反映出的后妃观念乃至女性观念，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本章第一节对《后妃》可能来源的考察不难发现，萧绎《后妃》的编撰实从之前的后妃书写中获益良多，因此后妃书写尤其是后妃类传的发展与成熟就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后妃》的成立。至于萧绎个人的后妃观点，一方面与当时的或是更早的后妃观念，主要是来自儒家经典，尤其是礼学与史家后妃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与当时社会风气，主要是与妇女尤其是后妃相关的部分的影响，以及萧梁皇室女性的大致状况相关。其中萧梁皇室中的女性对于萧绎后妃观的形成有着最直接的影响，我们拟在下一节中重点分析。而本节则主要从大的背景出发，即从后妃书写的层面、萧绎个人的知识构成，以及社会风气对于女性的宽容等方面来分析《后妃》成立的背景。

一、后妃书写的成熟

这里所说的“后妃书写”指的是描写后妃个体经历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涵盖了诗歌、传记、小说等众多体裁。不过通过对今存《后妃》所用材料及其编撰方式的考察可知，该篇至少抄取了作于不同时代的四种后妃传记。至于萧绎所亲撰的母亲故事也受到了此前后妃书写的影响，加之具有杂家著作性质的《金楼子》取史家记述后妃的褒贬之意本就不足为奇，因此，不论是从今传《后妃》的编撰目的，还是编撰体例看来，传记一体对其都具有很深的影响力。

关于传记文学的发端，李祥年曾经把它推到上古时代的文化实践中，他说：“独重世系、言辞简略的帝王谱牒和想象丰富、文学性强的英雄史诗是作为初级形态之传记创作的两种最基本的形式。”确实，恰恰是在具有史诗意义的《诗经》里的某些诗歌中保存了关于后妃的早期的记载，且其在后世常被认为表现了后妃之德。这里我们不妨以特别有代表性的《大雅·文王之什》组诗中的《大明》与《思齐》为例。《大明》与《思齐》并不是专门描写后妃的诗歌，但或多或少地论及周室的几位后妃，其中对大任、大姒的描写尤多，如《大明》云：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

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这八句描写的是大任嫁给王季并生下文王的故事。就大任自身而言，诗歌仅交代了她的出身与怀孕生子之事，并称赞她有德，对于她的其他方面则无任何描述。同诗又云：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

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

保右命尔，燮伐大商。

这一段叙述的是文王娶大姒为妻生下周武王的故事。在娶亲细节的描写上虽然较王季为多，但对于其人的介绍仍停留在出身、出嫁与孕育后代等简单的几个方面。这时候的后妃书写自然还谈不上形象塑造的问题，这一点要到《左传》中才发生重大改变。

一般认为，《左传》是在《春秋》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而成。虽然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但是《左传》在记人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其“虽然尚不能以‘传人’为主，而只能专享善叙事的美誉，然而，任何生动的历史画卷必然亦将是一座生动鲜明的人物长廊”。的确，《左传》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恰恰就是在叙述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件或者是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某个片段中完成的，对于后妃形象的塑造也是如此。以鲁隐公元年（前722）“郑伯克段于鄢”为例。众所周知，“郑伯克段于鄢”是郑庄公称霸道路上的一个事件，在这个事件中，庄公消灭了弟弟共叔段，解决了国内矛盾，这其中就涉及到了庄公的母亲武姜。武姜因为偏爱共叔段，与之里应外合企图篡位，事败后被庄公流放，后因为颍考叔的劝解，终于与庄公于“黄泉”中相见。对于武姜，《左传》既有正面描写，又有侧面烘托，将语言描写、动作描写等结合起来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活的后妃形象。当然，尽管《左传》将后妃形象的塑造又推进了一步，但是其终究是一部以叙事为主的编年体史书，故此后妃书写仅存在于片段叙事之中。在这一点上，《战国策》与之相似。

现存的《战国策》是经过西汉刘向整理的，不过其书原就记载了各国史事，尤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战国策士的故事。其书在刻画人物方面较《左传》又更进一步，不过其中对于后妃的刻画仍以片段式记载为主，如《齐策四》中“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即是如此。

在先秦时代，从《诗经》、《尚书》到《左传》、《国语》，再到《战国策》等，后妃书写无论是在描写对象重要性的提升上，还是在后妃形象的塑造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能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在与后妃关系密切的片段式的叙述中，后妃也常常不是叙述的中心，并不被视为专门甚至主要的书写对象。至《史记》开创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体例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与此前的史书仅在相关事件中有对后妃的描述不同，《史记》专门设立了《外戚世家》来记录汉兴以来的后妃，开篇的序言中称：“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

基于司马迁对于外戚地位的认识，今人在讨论外戚传的成立时亦常从权力结构方面讨论外戚权力与地位问题，如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等，即皇帝与外戚之间存在的一种支持关系。诚如徐冲所论，《外戚世家》在《史记》“世家”中位列第十九，“但在西汉王朝的诸世家中却是居于首位的。像《楚元王世家》、《齐悼惠王世家》这样的宗室和《萧相国世家》、《留侯世家》这样的功臣尚居其后，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西汉王朝的‘世家第一’”。

关于《外戚世家》的写作宗旨，司马迁说：“成皋之台，薄氏始基。诎意适代，厥崇诸窦。栗姬偩贵，王氏乃遂。陈后太骄，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