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命运的摆布成为超级大国的首脑并处于1992年最初几个月局势中的人感觉怎样？坦率地说，经受这一切并不容易。

担任总统的最后一个月不同于往常，过得特别紧张，充满了矛盾冲突。但是为了保住革新联盟的前途以及成了独立国家的前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合作和联系，我继续竭尽全力。但为权力去争权力，不惜任何代价去争权力——我不去做。

改革半途而废，甚至不如说在一开始就中断了，这是令人痛苦的。那时我就已经感觉到，旧意识在传统、社会意识、习俗上是异常深刻的，几乎渗入社会组织的所有毛孔。

由此产生的忧虑在那些日子没有离开过我，在之后的二十多年也仍未消失。

克里姆林宫的最后一天

1991年12月26日，我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我与叶利钦商定要在12月30日前清空它。应该清理文件和个人物品。首先令我感兴趣的是国内各地对我宣布离开总统岗位的反应。我看了报纸、通讯报道、公民的电报。大部分是善意的，表示同情。也有些别的反应。诬蔑和诽谤的机器已经开始工作，说我“在瑞士银行有存款”“在国外有多处别墅”。我想，许多人还不明白，他们失去了国家。

现在概述一下最初的一些电报和我收到的其他一些反应。

大部分记者是带着理解接受我的决定的。许多函电感谢摆脱了核战争的威胁、消除了对专横跋扈的政权的恐惧，感谢向民主化和自由的突进，祝愿“回到大政治中”，呼吁前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为戈尔巴乔夫找一个当之无愧的位置”。有许多祝贺新年的邮件祝愿我身体健康、“内心平静”，邀请我全家去做客。

另一些电报批评我迈出的这一步，因为“改革的进程尚未完成”，它们怀疑独联体是否有能力团结加入过苏联的各民族，保障它们关系的和睦和实际的平等，改善人们的生活。有许多是批评成立独联体的决定的，认为准备不充分，无法律根据。也有函电表示愿意帮助独联体或者不去妨碍它。

还有指责国家解体、经济崩溃的。函电写到在许多地方几星期都没有面包、牛奶和其他食品，在商店里买东西要排几小时队，冬天的准备工作很差，电力、燃料、暖气的供应断断续续，房间里很冷。人们大声请求提供必要的药品，抱怨药品不足。函电还写到必须赶快注意前加盟共和国军队的地位、军职人员的社会保障。许多来函来电者呼吁支持军队，它应该“捍卫的不仅是国家，还有全体人民的生命”。

我给自己最亲近战友的几张照片签了名。总的意思是：“我们开了头，生活在继续，那些认为戈尔巴乔夫时代似乎结束了的人是错误的。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在清理邮件时，心绪不佳的赖莎·马克西莫芙娜打电话来告诉我说，新政权派来的管理人员要求尽快腾出莫斯科的总统住宅，还有办公的别墅，与此同时不提供搬运东西的交通工具。我不得不按男人的(也按俄罗斯人的)方式跟新行政当局热心工作的房管员做解释。

不久前，我在文档里找到了字条：

关于住宅私有

戈尔巴乔夫和赖莎·戈尔巴乔娃于1991年12月28日与莫斯科政府住房政策委员会签订合同。根据符合《俄联邦住房基金私有法》第7条的合同，他们各自对他们占据的柯西金街的住宅拥有相同份额的所有权。该住宅总面积140平方米，其中居住面积65.1平方米。公民戈尔巴乔夫和赖莎·戈尔巴乔娃照管和修缮私有住宅的费用由自己负担。过去苏联总统的警卫人员曾住在这套住宅中。

女公证人保证在1991年12月29日办好关于住宅私有的合同副本，她惊讶地问我的助手：“难道真的戈尔巴乔夫现在私有的只是这套实际上面积不大的住宅吗？”而我们过去住的、急着要腾出来的公家的总统住宅，据人家告诉我，叶利钦本人看过，但他不喜欢。后来得到新政权的允许，它被几次转售。

……就在那一天，我在离职后第一次接受了意大利《新闻报》和《共和国报》记者的采访。

意大利记者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自我感觉怎样？”我回答：“作出决定后，通常会轻松些。生活条件的改变不会吓倒我——我和我的家人不是娇生惯养的人。”《新闻报》的记者朱利叶托·基耶萨抓住机会提了几个原则性的问题。

基耶萨：您像过去一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吗？您认为社会主义依然是可以相信的计划吗？

戈尔巴乔夫：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戴着社会主义面具的斯大林主义。失败的是消灭一切差异的模式，不是各种探索。我则相反，觉得自己是集体探索公正、自由和民主的参与者。人类将继续这种探索，会有宣扬各种理想的流派参加其中。

基耶萨：可以想到，您引用的是萨哈罗夫的思想……

戈尔巴乔夫：是的，两个世界趋同的理论。像他这样的人的思想、他们的道德威望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基耶萨：您是否觉得自己内心很安宁？如果事情进展得不好，您是否害怕变成“替罪羊”？

戈尔巴乔夫：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事。当执政的政治家失败了或者未能掌控局势时，会竭力把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问题上，狂热地寻找一个人，把自己的错误归到他名下。不能什么都排除。

无论是俄罗斯的还是外国的记者都对下面的问题感兴趣：我是否打算领导反对派？

我所持的意见是，我没有丝毫理由转向反对派：无论是从政治观点还是从国家利益来说。让戈尔巴乔夫反对俄罗斯的改革政策，这完全是不可能的。我可以提建议，说出意见，但是我赞同改革的基本方针，并声明我们应该支持俄罗斯的领导人。

“我甚至无法想象有转为反对派的念头。反对什么？民主改革吗？去反对自己吗？戈尔巴乔夫不是这样的人，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在总统岗位上的最后几星期，几乎在所有的采访中我都说过这一点。对叶利钦也说过这一点。

12月26日晚上，在“十月”饭店——新政权将它更名为“总统”饭店，我出席了我的新闻供稿处为记者举行的告别招待会。

记者们，俄罗斯的和外国的，用掌声迎接了我。两个多小时，我回答问题、签名、接受无数美好的祝愿。

下面就是我说的主要内容。

现在应该把一切政治爱好，也许甚至是分歧，放到一边。最首要的是帮助国家推动改革。

这是主要的。我也请我的同事，首先是肩负国家重任的人，这样去做。这也涉及我们的外国伙伴，因为未来几个月发生的一切会决定整个世界的进程。我们想保留改革的方针。我们想使改革继续下去，使民主得以巩固。因此我请我们的外国伙伴帮助支持我们的国家，也许，甚至要逾越某些东西……因为对大家来说代价是很大的。我必须实际地——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所有方面——把支持俄罗斯放在第一位。它的作用将是巨大和重要的。

记者们问我有什么计划。正像这些日子里对所有的谈话者说的那样，我对他们说，无论是在原始森林还是在境外，我都不打算隐瞒。我不会离开政治和社会生活。像原先那样，我认为尽一切可能促进俄罗斯的民主改革是我主要的事业，现在它已经具有新的性质，“新思维”得到了世界的肯定。我希望我建立的国际社会——经济和政治学研究基金会将为这些目标服务。

12月27日上午我计划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我决定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接受最后一次采访。他们已经在那里等待了。

在驶近克里姆林宫时，有电话打到轿车里，报告说：“一早叶利钦、波尔托拉宁、布尔布利斯、哈斯布拉托夫就坐在您的办公室里，饮酒作乐，喝了一瓶……”

叶利钦急不可耐地要占据总统办公室，这里被管理克里姆林宫事务的人称为“高峰”。他等不及，离12月30日还有三天就与自己的“伙伴”提前占领了“高峰”。他们举办自己人的威士忌酒会庆祝胜利——那些人两年后在摧毁人民代表大会的行动中朝彼此开枪！在他们迫不及待地出现前，就有人赶快把苏联总统的最后一些个人用品用小推车运走了。从那时起，我再没有到过那间办公室……

新的开端——没有总统的保障

我工作的地方过去是，直至现在也仍然是我的基金会。

1991年12月30日，国际社会——经济和政治学研究基金会(“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在司法部注册，基金会主席是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创办者是以院士叶夫根尼·韦利霍夫为首的人类生存和发展国际基金会俄罗斯分会，以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为首的对外政策协会，以院士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为首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基金会以及俄罗斯公民М.С.戈尔巴乔夫、Г.И.列文科和А.Н.雅科夫列夫。我是基金会主席，我在改革方面的战友列文科和雅科夫列夫是副主席。

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指示，前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的建筑转交给基金会使用。建筑的花销，与基金会的活动一样，没有任何来自国家方面的物质保障。

俄罗斯，还有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等许多国家的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文科学主导方向的专家、社会活动家表达了要参与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工作的意愿。

按我的想法，基金会应该分析苏联民主改革的进程，发表与它的历史、成就和错误相关的材料，消除臆测、诋毁、篡改，澄清这段历史。接下来，必须对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最重要的生活进程、它发展的可能方案和选择进行研究性调查。最后，研究的第三个重要方向是，俄罗斯在其中存在和发展的国际进程。

叶利钦没有反对我的意图，似乎高兴地签发了相应的指示。说真的，与此同时，他担心地问我是否打算把基金会变成反对他的反对派组织。我说，只要俄罗斯继续进行民主改革，我的反对派立场就无从谈起。相反，我会支持和捍卫改革。但是他害怕我这方面的反对派。我想，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移交总统文件时他的声明，他说“根本不可能谈”苏联总统不受审判和侦讯的事。他说：“如果您觉得自己有罪，那趁您还是总统的时候，最好还是承认。”

我没有请求得到任何“总统的保障”——无论是向叶利钦，还是向他的继任者。叶利钦过分敏感地理解了这一点。

顺便说，叶利钦本人离职时，通过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的特别命令给自己争取了总统不受侵犯的保障。而那时，没有不受侵犯的保障，我已生活了二十多年，工作着并捍卫着自己的信念。女儿伊琳娜与我在一起，1999年起，她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副主席。

到基金会来工作的是苏联总统机关我最亲近的同事和助手——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瓦季姆·梅德韦杰夫、瓦季姆·扎格拉金、维克托·库瓦尔金等。他们全是高水平的专业工作人员，拥有功勋称号和学位。转到基金会工作的还有我技术方面的助手，常任速记员——伊琳娜·瓦季娜和塔马拉·莫卡切娃。他们所有人作出的决定都是无私的，凭着信念，绝不是为了追逐金钱和奖赏，他们在基金会的工资比在国家机关要少得多。在克里姆林宫和老广场工作时，无论谁都没有挣得富丽堂皇的石砌宅邸和奢华的餐具，也没有国外的账户。

那时或是稍后来到基金会的有：社会科学研究所前研究人员亚历山大·加尔金、尤里·克拉辛、弗拉德连·洛吉诺夫、伊琳娜·马利科娃、叶卡捷琳娜·扎瓦尔济娜，科学研究所前研究人员瓦连京·托尔斯特赫、叶列娜·马丁诺娃，基金会现在的执行经理奥尔加·兹德拉沃梅斯洛娃。

基金会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基本的资金来源是我演讲和出书的报酬，以及个人的捐款。支付给工作人员的报酬是微薄的，与庞大的俄罗斯官僚机关的官员的收入无法相比。而不久前，在国内许多公民生活很不容易的情况下，这些官员又大幅提高了工资。

“处于休克状态”

俄罗斯，以及前苏联其他的共和国进入了“未知时代”。从这个时代期待得到什么？国家和千百万人的生活发生了骤变。“解散”联盟的决定未经充分思考，是不合法的。克服它造成的后果，走上发展市场经济的轨道，找到世代生活在一个国家的各族人民合作的新形式——这一切有希望吗？

坦率地说，那时我对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在对未来的思考中，我多半忧虑不安。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为人民。我总还是希望这些会好起来……

俄罗斯总统在新年电视讲话中称来临的1992年是特殊的一年：“我们面前是创建新生活基础的工作。我不止一次说过，现在想再说一次：我们将面对困难，但是这个时期不会太久，也就六到八个月。”

叶利钦相信他许诺的话吗？当然有人使他确信能奇迹一般迅速克服困难，他们用外国专家关于“休克疗法”在东欧、拉丁美洲等地区实施的有益经验这一论据使他信服。但是，无论是叶利钦，还是要他的团队相信经济改革的叶戈尔·盖达尔，大概都没有预料到，他们许诺的六到八个月经济困难期变成对俄罗斯、对绝大多数居民来说漫长的痛苦岁月。在差不多十五年的时光中，国内的生活水平更低了，在有些年份比苏联时期的1990年灾难性地降低了一半多。根据俄罗斯统计局的官方数据，到2005年底，居民的实际收入才达到1990年——改革前一年的水平。

俄罗斯代总理叶戈尔·盖达尔在采访中对俄罗斯记者说明于1992年1月2日“放开”价格的决定时声称：“根据最好的方案，1——2月的价格增长大约是每月100%。”事实上，商店里大部分主要商品的价格与1991年12月相比上涨了5——10倍，而与1991年1月相比则上涨了10——20倍。

1991年初，养老金和工资的最低水平维持在100卢布，而平均工资是其1——1.5倍。1992年初，居民收入的最低水平上升了2.5倍，平均水平则上升了0.5——1倍。然而面包贵了10——15倍，牛奶10——20倍，黄油和酸奶油30倍，土豆10——20倍，而在市场上它们则贵了50——100倍。

在1992年1月价格“休克”之前，1991年12月店铺柜台就变空了。看不到火柴和盐。人们用袋子来买各种食品和糖……1991年10月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向全国宣称，他的选择有利于“彻底的经济改革”，这加剧了上述情况。人们明白，他的意思就是不可避免地提高物价，于是就争相购买商品。生产者和贸易组织期待涨价，就把商品扣压在仓库和供应站。结果预计通货膨胀的局势更为严峻，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整个商品流通实际上陷于瘫痪状态。而排队几个小时和空空的货架的罪责却归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样比较简单。只是俄联邦食品的平均消费直到本世纪头十年中期才接近苏维埃俄国的相应水平，怎么把这一事实“归于戈尔巴乔夫”呢？

提高物价对人们来说是异常痛苦的。1月的第一个星期，在俄罗斯的许多城市社会——政治形势就已经变得很紧张，开始有自发的抗议。叶利钦总统决定去伏尔加河流域，照他的说法，是为了“了解地方上的状况，了解价格自由化实行得怎样，有没有变样”。陪同叶利钦出行的记者安德烈·切尔基佐夫写道：

“改革进行得很艰难，改革是残酷的，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社会支持。”他用这一点来解释总统“焦急地寻找补充的宣传资源”。叶利钦不是思考如何帮助人们，减轻价格对他们的打击，而是突然谈起了黑海舰队，说到了反对伏尔加河流域德国人的自治。“一开始打黑海的牌，现在则是德国的牌。”这一切“说起来都是铿锵有力的”。记者得出结论，似乎“叶利钦——盖达尔的经济改革需要冲突”。

对涨价的气愤在升级。但是我认为，不应急于下最后的结论。我对在基金会大门口围住我的记者们说了这一点：“价格自由化开始了十一天，要下结论大概还早。我认为，目前对于俄罗斯领导者来说，首先必须消除生产垄断，保护居民免受物价暴涨之苦。”

寻找罪人，威胁

但是情况一天天地明朗起来。朱利叶托·基耶萨是对的，他推测新的俄罗斯政权可能需要“避雷针”，确切些说是“替罪羊”。似乎意想不到的方面“帮助”了他们。共产主义反对派的领导人，犹如不久前激进的自由派做的那样，把“俄罗斯及其人民所有不幸的主要和根本罪人”的名字——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声嘶力竭地在广场上喊叫出来。

在莫斯科，根据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共产党人联盟、“劳动俄罗斯”的倡议，人们在练马场广场反对“野蛮的”市场、“野蛮的”私有化，以及国家和军队的崩溃。但是最响亮的号召是“审判戈尔巴乔夫”。以改革的老反对者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为首的《日子报》在专刊中是这样写的：

广场上的人要求审判这个可怕的、背叛了所有人的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会议自愿选出一些人，他们开始审理戈尔巴乔夫的案件。维克托·伊柳欣领导委员会，着手弄清前总统、前总书记在不寻常的案件——为别的强国的利益自觉地损害本国、盟友和伙伴的对外政策，把失去理智的公民推向国内战争的对内政策——中的作用……

这里不能不说，类似奇谈怪论的发表者今天也没有从国家电视频道消失，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他们以当今俄罗斯政权的积极追随者，近乎思想家，以及新的“国家思想”的设计者的面貌发表讲话。统一俄罗斯党的许多活动家是其热心的“学生”，不仅附和反戈尔巴乔夫的言辞，而且还对我进行威胁。

最初的威胁是在1992年初。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莫斯科组织部向最高苏维埃和即将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在公开和合法审理检察长В.伊柳欣和社会各界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控告之前，也在完全结束审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之前，“不允许他离开俄罗斯联邦的疆界。任何人、国家或社会组织以任何形式帮助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前苏联总统、前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逃往境外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人民的敌对和犯罪行为”。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案的被告律师附和共产党人，他们要求审问戈尔巴乔夫，禁止他去境外。接踵而至的是俄罗斯当局的威胁。俄罗斯副总检察长Е.利索夫在接受华盛顿《每日新闻报》的采访时表示，他把戈尔巴乔夫视为苏共给外国共产党拨款案的“嫌疑人”。

后来在“苏共案”的听证会上，Е.利索夫说，虽然没有戈尔巴乔夫涉及该案的直接证据，但他负有“集体责任”，因为在讨论这类问题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从未投反对票”。

总之，从各个方面对我施加压力。我对此的反应是一个具有纯洁良心和坚强神经的人应有的反应。我没有“逃往”任何地方的打算。这些人无法吓倒我。使我不安的是，赖莎·马克西莫芙娜、家人、亲近的人对发生的事非常不安。

这些日子常常有人问我：如何评价俄罗斯发生的事，如何反应？我们的西方伙伴对此也感兴趣。1月我会见英国大使罗德里克·布雷特韦特时说，俄罗斯和其他缺少经费、条件困难的独联体国家需要的与其说是评论，不如说是实际的帮助。我提及了在主要工业国的七国伦敦峰会(1991年7月)上达成的协议，再次呼吁全力支持俄罗斯的根本经济改革，因为它的失败将意味着整个民主力量的崩溃。至于未来的独立国家联合体，最重要的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帮助它成为联合体。

基金会：初步评价

在正式宣布成立前，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就开展了积极的工作——我们吸引一些权威的分析家分析俄罗斯的形势，参加工作的有我的同事和改革的战友。1月底，他们聚集在一起，试图评价发生的事情，找出原因，提出能克服消极倾向的措施。当时作出的一些评价是很准确的。遗憾的是，我没有听他们的。

使分析家们激动的问题是，解体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否可能实现新的一体化。历史学家格里戈里·沃多拉佐夫提出形成独联体即“多种结构的共同体”的思想：“目前建立独联体即各共和国联系的统一形式的思想占主导地位，但是我建议在独联体的框架内建立较紧密(有的地方有此可能)和不大紧密两种联系形式。”

这些问题——长久的、前瞻性的——当然令我烦忧。使我不安的还有经济改革的进程，实质上它变成了价格自由化、崩塌式的私有化、开放进口市场和寄希望于外来的帮助。我越来越怀有批判情绪。在接受意大利《全景周报》和《文学报》采访时，我提到1991年12月与叶利钦的最后一次谈话，我曾对他说，我并不打算开展反对派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批评缺点和错误。而仅仅一个月，他已经犯下了许多错误。我是这样说的：

我认为，放开价格之前应该有刺激生产的措施、税收和信贷政策。日益加剧的社会不稳定令人担忧。如果它发展到人们走上街头那样严峻的地步，那么就将产生如何引导、控制事态的问题。这就是现在就应该积极地行动，不让局势发展到那样严峻的地步的原因。由此我又提出了“必须和谐”的口号。不能容许各政治派别的代表成群走上对垒相斗的道路。

我依然认为，最大的战略错误是停止苏联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发挥职能，这一错误破坏文化、摧毁经济和国防、撕裂人之间的关系。

而在《共青团真理报》的访谈中，我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对税收政策不作修正，不去刺激生产，不建立能影响独联体经济和政治状况的有积极作用的研究所，事态就会发展为严重的政治危机。

1991年12月。政治和道德

几乎整个1月份，我都在写《1991年12月。我的立场》。这本纪实性的书叙述了“八月政变”后我为拯救苏联所做的努力。在书的简介中，出版社指出：“戈尔巴乔夫把读者带入1991年12月——对国家和前苏联总统个人的命运有着重大意义的月份——的氛围。作者的解说和思考把谈话片断、访问、电话记录、声明和其他文件结合成一体。”

写这本书，我付出了很大精力，首先是情志。要知道一切还历历在目，还翻腾着，让人心忧着。但是我有极大的愿望——要讲出那个时期的真相，对一切作清醒的分析。

在《致读者》中，我写道：

最近几个星期我读了许多有关各种事情的文章——通情达理的和批评指责的，有理有据的和无根无据的，平和冷静的和怒气冲冲的。其中有许多讲的事是真实的，但是更多的是凭空臆造或杜撰的……

我想让人们知道我在12月的事件进程中的立场，因为对大部分公民来说它是未知的。我的论据不合许多人的心意，因此他们违背公开性的原则，对我的讲话或者避而不提，或者删减压缩得不成样子。

这些事件的根延伸到我国久远的时期和改革年代。但是今天已经可以讲出事件的一个主要原因——社会的解体，它在“八月政变”后集结了一切破坏力量。即使现在还可以听到有人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是为了防止国家解体，保住国家的完整。而有人企图把叛乱说成是意欲保护民主改革成就的行为。这一切是臆测。阴谋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不惜采取最极端的措施保留和恢复旧秩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分子的行动打断了联盟协议的签订，破坏了反危机纲领的实施，阻挠了苏共改革的进程。

在书出版前的最后一刻，我决定对它作一补充——就当是第二篇前言。在主题上最合适的，我觉得是1991年3月8日我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时在慕尼黑的演讲。下面是最重要的部分：

在改革期间，当然犯了一些错误，包括策略上的失算。这是始终存在的。但是我想指出一个原则性的因素，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正确理解它就能解释许多事情。我说的是政治和道德的相互关系。

还是在改革的最初阶段，当时刚有一个改革的概念，刚有一个初稿，改革构思的轮廓本质上是对整个社会深刻的革命性改造，我对自己起誓并公开声明：我要尽一切努力，使我们国家的首次社会变革和平地、没有流血地、不分裂成“红”与“白”、“黑”与“蓝”地进行。不使一方靠消灭自己的对手、消灭所有不同意自己的力量而取得胜利。要知道，到目前为止，我们社会的政治文化正是这样的。但是在这种文化的基础上我们不可能建成、革新我们的社会，达到改革框架内提出的那些目标。

“新思维”作为改革的哲学建立在全人类价值之上，而不是始终导致对抗、分裂、斗争的阶级的立场之上。我现在也坚信，这是唯一正确的立场。在整个改革期间，我所持的正是这个立场。我认为，这不是软弱的表现，相反是力量和决心的表现。

有人责备总统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但是问题不在于权力，不在于利用这权力。问题在于他的道德立场。既然我们承认在经济、政治、整个社会生活中多元论的合法性，那就必须结束用行政手段，用强力解决摆在社会面前的问题的立场。这也是一门学问，我们还没有彻底了解它。应该边干边掌握它，而这并不那么容易。

对于采取的方针的正确性，我们需要蕴积起巨大的信心和毅力，有了它们就不会放弃初始的选择。

我回想起我们俄罗斯历史上一个有趣的例子。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刚开始执政时，谁在他身边？斯佩兰斯基，俄国的改革者。而在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末年，是谁掌控着政权？阿拉克切耶夫。阿拉克切耶夫推行军警暴虐统治，阿拉克切耶夫制度。这就是在环境的压力下改革者起了变化！与他们开始想做的、追求的背道而驰。

将自己的道德立场坚持到底是最困难的。但是我决心不放弃我作出的这一最主要的政治选择。道德选择。说到底，我认为，总统的这种“踌躇”、他的“迟缓”(我都用了引号)，也就是我的策略、我的方法，使在社会中积聚力量有了可能，正如现在说的，这种力量为保留和推进民主改革建立了基础。

有时候我得以脱身去剧院。受奥列格·叶夫列莫夫之邀，1月27日我与赖莎·马克西莫芙娜出席了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的晚会。1月29日，我们参加了在电影之家举办的《独立报》的庆祝活动。这是我离开总统岗位后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与许多人见面。我与一些人握手，与另一些人谈天、回忆往事、讨论问题。在改革年代，知识分子代表的行为举止是各不相同的。后来我与那天在电影之家的许多人的关系也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晚会是公开和自由的。俄罗斯的历史道路充满曲折，应该珍惜和保卫改革的这个成果。在聚会者面前我谈到了这一点。

2月28日，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我会见了来自民主党派的年轻人，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社会知识中心的听众。大部分参与者来自民主和人民的政党“自由俄罗斯”。

青年政治家们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主要的是，使他们感兴趣的不是后来流行起来并常常变为各种政治阴谋的所谓“政治手腕”，而是国家的现实问题，它的改革道路。我支持这样的观点：

内行的民主政治家不会采用“暴民政治”，而蛊惑家恰恰挑唆“暴民政治”。在这一点上，今天我们的极“左”和极“右”分子走到了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今天执政的或在政权左右的我们的民主派的态度非常奇怪。

我还说了重要的一点：

我希望你们知道，我赞成叶利钦政府在继续进行民主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反之——等待我们大家、俄罗斯的将是不幸。而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继续坚持新的政治思维，继续执行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方针，而不是重新发明一切，如布尔布利斯声称的那样，仿佛历史是从1991年12月才开始的。不能重复德国20世纪30年代的情势，当时民主派争论不休，互相斗争，而同时希特勒却攫取了政权。

向我提的众多问题之一是土地所有制。在与土地有关的事情上轻率决定造成的过失是很严重的。回答这个问题时，我说：“我主张不同形式的土地所有制共存，集体的、农场主的——只要实践证明可行。顺便说一下，在西方传统的农业国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个体农民经济是被引入合作联系网中的。”

在《共青团真理报》的采访中，我谈了1992年最初几个月国内形势的发展。2月份，政府对政策做了某些修正。到月底，这就在形势上反映出来了——它已不那么严峻了。我肯定这一点，因为我从来也不持有“越糟越好”的观点：“我很高兴，一个月前发表在《共青团真理报》上的我对政治危机的预测没有完全得到证实。依我看，俄罗斯的领导人，总统抓住了现实生活的脉搏。”

但是在发行数百万份的报纸上，我应该放开喉咙对全国讲讲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人及支持他们的人围绕着我的名字开展的诽谤活动。我处于一种荒谬的境地：报复主义者要求揭露民主派戈尔巴乔夫，而激进分子则要求揭露党阀戈尔巴乔夫。没有一份报纸，没有哪一天是不损害戈尔巴乔夫名誉的。

我回答两方面的人说：

遭遇失败的反动派妄图使社会回到改革前的时代并开始败坏所有改革设计者的名誉。这与人们生活最艰难的时刻正好凑在一起。他们利用紧张的局势，在我身上寻找一切灾难的原因。

通过你们的报纸，我向世界上所有的银行家宣布：我允许你们公布有关我国外存款的数额和日期的信息。公布吧！

关于戈尔巴乔夫想去境外，留在那里并靠存款生活的流言已经超过了我能容忍的限度……让他们别指望吧。我不会逃到那里去。我过去在这里生活，将来也还在这里生活。虽然许多人希望我别回来。那永远也不会发生。

12月，人们对苏联总统的立场缄默不言，现在则想歪曲我的立场。在一封信中，有人劝我自尽；但在几百封信中，人们支持我。在我觉得我能对国家有用的时候，我不会沉默。1974年，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开始撤销受贿分子的警察职务，当时舍洛科夫就试图压住我。那时我已是政治局委员，他们硬搞出对我的指控——这是一位内务部副部长临死前对我说的。这些人哪儿也跑不了！他们想把人民卷入这种迫害吗？

我认为必须在推进新的政治思维的框架中继续我的社会——政治活动。当然是促进改革，促进国内的民主改革。对鲍里斯·叶利钦我也说过这一点。

在工作中拯救

我的六十一岁生日是在家庭圈子里按家常的方式庆祝的。我收到了许多祝贺，而且不少是从前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发来的。整个房子放满了鲜花。电报来自各地——从大城市到边远地区。有的很短——就三五个词。“祝健康，坚定。”这特别使我和全家人感动。人们明白，我们不轻松，想支持我们。有些信很有内涵，思想深刻。人们，公民们理解必须变革，应该改变生活，这令人高兴。

3月3日，国际社会——经济和政治学研究基金会——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举行正式招待会。这一天数百位受邀请的人陆陆续续地走向圣彼得堡大街上的基金会大楼。他们是莫斯科科学和创作组织的代表，社会活动家，其中有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叶夫根尼·韦利霍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和许多其他著名人物。还有许多外国客人、外交家、记者——总共千人左右。俄罗斯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代表俄罗斯当局。

在简短的讲话中，我说：

在时代交替的时候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决定继续开展智力工作，因为它促进人们理解当今时代和世界的巨大变化，发现增进国家以及人民之间关系的新机会。由此我们基金会的口号是“走向新的文明”。

我们不是政府的而是科学的组织。我们没有实际影响政治的杠杆，我们也不追求直接参与政治进程。

但是基金会不会像象牙塔，不会漠然地观望国内发生的一切。基金会的目的是分析和研究，它们应该帮助俄罗斯走出危机。

客观地研究国内和世界上发生的事，成为政治力量的广泛代表进行智力探索的平台，当然，极端分子除外——我和我的同道认为基金会的使命就是这样。现在回头来看，我可以确定，基金会是胜任这个任务的，基金会是有作为的。

基金会开始走自己的路，这些年在不寻常的条件下它继续走这条路。首先必须为它的活动，为研究项目和慈善项目搞到经费。我们没有得到过(现在也没有)国家的任何财政支持。渐渐地，主要的经费来源是我去国外演讲的收入。我不用为此感到羞愧。因为演讲不仅仅有报酬，而且提供了机会与人们谈论俄罗斯和世界上发生的事。尽管国内形势相当复杂，尽管发生的事在许多方面受到批判，我总是对自己的听众——学者、大学生、生意人——说，俄罗斯会站起来，它会成为世界进程最重要的参与者。它历史上也常有困难时期和混乱时代，但是它总能重生并为人类作出贡献。这一次也一样。

想要我脱离轨道

我的总统后时代生活逐渐走上轨道，工作计划表排得满满当当。有许多来自德国、美国、日本、意大利的国外演讲邀请。许多时间花在准备出行上。我与学者们、顾问们商量，准备在德国议会和美国国会发表重要的演讲。同时，有人继续用各种“控告”——参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政变啦，花“苏共的钱”啦等等，企图使我心灰意懒。有人很需要这样做！对早就被遗忘的代表别洛泽尔采夫这类人传播谤言，可以不予理会。但是这样的造谣中伤出自俄罗斯总统之口，我就向俄罗斯总检察长瓦连京·斯捷潘科夫要求进行实质性调查。

3月15日，在莫斯科的媒体代表会上，总检察长斯捷潘科夫在回答国际文传的总统通报的撰写记者安德烈·佩尔申时说，根据我的要求，检察长进行了调查。无论是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案的材料中，还是别洛泽尔采夫本人，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说到这里，总检察长宣布，发给戈尔巴乔夫相应的文件。

我与总检察长也谈了“苏共案”。我没什么要隐瞒，一开始就很明白，这个案子有许多凭空捏造的东西。我看出来，有人企图利用司法机关和法院反对我，但是我仍然认为表现出对它们的尊重很重要。谈话是有礼貌的，没有说起任何类似禁止出境这样的“限制措施”。我们约好第二次见面的时间。

第二次见面是在4月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以下是国际文传电讯社的报道：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宣称，他准备与检察院合作以弄清“苏共案”的所有事实。据戈尔巴乔夫所言，他想以到检察院之举表示，尊重法律应该成为我国“所有人的准则”。

戈尔巴乔夫说，检察长在谈话过程中没有对他提出任何具体的指控。他怀疑调查能否查明隐瞒苏共财产或把苏共财产非法转移到别国银行的事实。

关于“苏共案”，我也回答了《消息报》记者В.别雷赫和В.鲁德涅夫的问题：

《消息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关于党的财务问题已经说得很多、写得很多了……但大家都在等您的话。

戈尔巴乔夫：坦率地说，报纸和谈话在这个问题上有太多的渲染、太多的臆测。在这里，我支持调查组的努力：最终应该弄清一切，画上句号。但是不应该由此制造出轰动一时的消息。一定要把调查的结果传达给人们。在党的财务问题上不应有任何秘密。

而且最近也没有秘密。当然，过去苏共的预算是不公开说明的，甚至不是所有的党员都了解我们的收入和支出。但是在党的二十八大上，我们向共产党员公开了党的全部预算。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是怎么对待这些钱的。起先党的资金似一堆死物躺在银行里。后来我们减少了党员的党费，自然也就失去了部分收入。是相当重要的部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怎么填补亏空？我们开始学习生意经：精简中央和州委机关，把党的钱用于实业，流通起来，让它们为党带来收益……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做这事的内行吗？

《消息报》：但是关于“苏共案”，据说有营私舞弊……

戈尔巴乔夫：恰恰就是这个“据说”。围绕着我的名字已经有那么多传闻了，对不起，简直是诽谤。请随便用什么手段查吧：调查，采取行动，媒体。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还有人企图利用公开苏共的档案来反对我。新政权的宣传家们断言：“一旦公开苏共中央的档案，就会找到有碍戈尔巴乔夫名声的文件，全世界都会震动。”

就在3月份，档案公开了，莫斯科现代文献中心举行了发布会，该中心是在苏共中央档案室的基础上建立的。会上宣布，苏共档案“反映了1991年8月前，苏联政权机构的情况”，其中1.6亿多份文献将对实际上想了解它们的任何人开放。

媒体报道：

在发布机构组织的标有“绝密”字样的展览会上，展出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其中包括1990年的记录，党的领导人、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军事首长的人事档案(如Э.谢瓦尔德纳泽、Г.朱可夫、К.罗科索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列宁、约瑟夫·斯大林、尼基塔·赫鲁晓夫、尤里·安德罗波夫、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党证原件、登记卡片，还有其他文件。

今天——过了二十多年，对这个报道可以补充什么？许多重要的文献“漂到了”外国档案中。这样至今也没有找到有碍戈尔巴乔夫名声的文件。也确实是这样：在黑暗的房间里很难找到黑猫，何况那里根本就没有。

“苏共案”

那时国内形势的发展很复杂。改革越来越多地按“休克疗法”的方案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药方是为经济体制与俄罗斯不同的另一类型国家开的，但是我们的改革家却几乎把它当作灵丹妙药来接受。在有的地方它是发挥作用了，但是不无代价，在俄罗斯实施这个方案导致生产急剧萎缩和群众性的贫困。后果之一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不久前还无条件支持叶利钦)与总统团队(他们要“坚决”继续执行“休克疗法”的方针)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4月份，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上，这些矛盾几乎达到爆发点。

叶利钦追随者及谋士中的激进派建议他解散人民代表大会。叶利钦没有走这一步，并在代表大会上做了相当心平气和的讲话。而在代表大会后，他声称结果是成功地保住了改革的方针。在莫斯科举行的记者会上，我发言说：“假如总统照建议去做解散代表大会，社会上将发生一场悲剧。”

这一次成功地避免了糟糕的事。但是政府坚定地执行的路线本身却越来越让我无法赞同。还是在那次记者会上，我说：“是的，时代需要强硬的措施，但是不能不顾死活地采取这种措施。已经把人赶进过集体化、工业化，现在又在赶进‘私有化’——过去和现在做这一切据说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我说，现在坚决的政治家的形象被过分颂扬，“但是我怕坚决的人们，他们能毁掉最近七年所做的一切。必须从现实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可能性出发”。

但是越往后越明显地看出，总统和他的团队决心不顾一切地走下去。经济对他们的“坚决行为”的反应是加速崩溃，人民的生活越发艰难。看来，就是那时产生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转向市场”上引开的想法，于是就想出了“苏共案”。

导火线是一群代表——党的工作者向宪法法庭提出，请求审查叶利钦解散苏共和俄共的命令的合法性。作为回应，宪法委员会秘书奥列格·鲁缅采夫递交了一份针锋相对的请求书，要求审查苏共本身的合法性。法庭决定一起审理两份请求书。这样，“苏共案”的故事就开始了——从一开始就是有害的想法，它致力于分裂俄罗斯社会。

5月底，叶利钦会见宪法法庭会议上他的代表——国务秘书根纳季·布尔布利斯、最高苏维埃成员谢尔盖·沙赫赖、智力财产通讯社社长米哈伊尔·费多托夫。他提出了把“苏共案”变为“新慕尼黑”的想法。同一天，谢尔盖·沙赫赖在记者会上肯定了这一意图。而在宪法法庭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组织者的意图更明确了，实质上是要把“苏共案”变为“审判戈尔巴乔夫”。

毫无疑问，这是企图利用俄罗斯的司法制度作为政治斗争中施加压力和挟嫌报复的工具。我已经不用说对苏联历史和“苏共”“给予法律评价”的荒谬用意了。

我的决定只有一个，并且坚决不变：我不会参加这种荒谬的游戏。那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我。甚至我的某些战友也说：应该尊重法庭，找到参加“诉讼”的可能性和形式。但是这意味着一下子要应付“两个队”，这“两个队”都想把所有的不幸归罪到戈尔巴乔夫身上，以此洗刷自己。我指的是前苏联的反动派和叶利钦的极端激进分子。听命于他们就意味着加重社会紧张程度，使它分离成对立的“阵营”，把它的注意力从似雪球般越滚越大的严峻问题上引开。

不用怀疑那些日子叶利钦发出的信号，他的意图是贬低我，至少是迫使我沉默。6月2日，总统的新闻秘书В.科斯季科夫声称：“前苏联总统最近的言论对政府和总统越来越具有教训的意味，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声明不能看作有别的意图，它正是试图加剧政治紧张，实质上是破坏国内的社会——政治稳定。”总统新闻秘书的声明接下来说，鲍里斯·叶利钦注意到戈尔巴乔夫类似言论的危险性和偏执性，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合法措施不让改革的方针遭受损害”。瞧，俄罗斯改革的威胁原来来自这里！

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新闻服务部的声明中，我表达了对这种“警告性攻击”的反应：

戈尔巴乔夫在最近几星期不止一次地要求与自己谈话者，包括外国谈话者，把注意力放到俄罗斯稳定和改革成就的极端重要性上。他强调，面对严重的困难应该保持承受力。与此同时，他指出：“有些人十分感兴趣的是让开始的一切都成真，叶利钦和政府会有成就。他的提议与这种人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

戈尔巴乔夫认为，俄联邦总统新闻秘书声明的调子是不能接受的。他表达了对俄罗斯必须进一步团结和加强改革派力量的信念。

叶利钦团队那时积极准备着宪法法庭的诉讼。总统利益的代表团被委托给了接近叶利钦的官员们，为首的是国务秘书布尔布利斯。诉讼前夜他公开表示相信法庭作出的决定将“有助于继续叶利钦团队的改革”，他肯定宪法会禁止苏共，这“将是俄联邦通向正常国家体制的道路”。

从一开始，宪法法庭的“苏共案”的宗旨和内容就是有争议的和政治性的。随着诉讼的开始，我再次处于仿佛是“交火双方中间地带”的境地。确切些说，是处于“左派”和“右派”激进分子同步进行的密集的政治和宣传攻击之下。

《日子报》是形形色色反对改革的势力的喉舌，它要求把戈尔巴乔夫放到被告席上，认为他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政变的倡导者，同时要求释放政变的所有参加者。

叶利钦方面用“采取措施”、损害名誉进行威胁，还编织阴谋，目的是迫使我离开本国。各方面的人都想在戈尔巴乔夫身上捞取资本，使社会不去注意自己严重的失败和自己政策造成的后果。

7月29日，就是我根据原则性的理由宣布决定不参加宪法法庭包含政治动机的诉讼的第二天，俄罗斯联邦财政部作为监督检察机关，建立了专门委员会以监察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财务管理活动。

委员会由俄联邦财政部总监察员领导下的十名有经验的监察员组成。它开始全面检查基金会的财务文件。在正式开始工作后五个月和做年度预算总结前大约半年，他们做了这一切。很显然，没有“最上面”的示意，不可能采取这样离奇和异常的行动。这一事实的背景是巨大的经济和财政震荡，多国的金钱和财富被偷光、官僚胡作非为、国家经济和国家机关的所有领域腐败盛行，这些雄辩地说明了当时俄罗斯政权的性质、道德和精神状态。

遗憾的是，即使现在类似的现象也并不少见。

“休克疗法”的初步总结

夏天过去了。这一次8月没有发生灾难性事件。但是经济形势接近于危机。生产继续萎缩，这首先是由两个因素引起的——“休克疗法”和前苏联各共和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断裂。鲍里斯·叶利钦后来回忆那个时候说：“1992年9月我看了一下九个月来的经济指标数字，不由得感到惊慌不安。”他接着说：“快到夏末时情况很清楚：经济濒于崩溃……彻底清楚的是通货膨胀急剧恶化，可能会持续多年……整个居民阶层沦落到贫困境地……与此同时，社会分化加剧。一些人的富裕与另一些人的贫穷形成鲜明对比。社会进入了异化的严峻时期。”也许，最好还是别说了。而“成就”仅仅是“消灭了商品供应不足”。“休克疗法”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到年底，价格增长了25倍，通货膨胀一星期达5%到7%。在苏联时代可以归入中产阶级的那群居民的存款贬值了。崩塌的价格自由化和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的结果实际上是劫夺了居民的存款——约有800万亿卢布或是1600亿到1700亿美元。1992年社会产品的总量几乎减少了20%，工业产品减少了18%。

现在政府把希望寄托在加速实现国有资产的私有化上。他们不公开地、秘密地、仓促地在夏天准备好了证券私有化的方案，其模式本质上区别于学者、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莫斯科市政府和其他机关制订的“人民私有化”的方案。主要问题又是不考虑别人的意见，急着执行它。总统在8月23日签发了9月1日起实施证券私有化的命令，用意就是一星期后，即在最高苏维埃代表休假回来前，命令就已生效。而这是直接违反宪法的，根据宪法，决定国有资产私有化是人民代表和最高苏维埃的权限。

政变过后一年

“八月政变”一周年之际，许多记者请求采访，于是8月17日我邀请他们参加记者会。今天，多年后，我可以说，这样的周年纪念已经有过多次了，每次都能找到臆测、污蔑、诽谤的借口。而那时这还刚开始。不久前还在悔过认错的政变分子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有关事件的新说法，目的只有一个——洗刷自己，玷污戈尔巴乔夫。那时他们冒险行动的后果越来越明显。在记者会上我首先说了这一点。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政变，我说，是犯罪的冒险行动，莫斯科和国家的公民拒绝了它，结果却帮了反对联盟国家维持统一的人的忙。我也把俄罗斯当局归入破坏联盟的同谋者之列，因为在1991年12月它破坏了曾经加入过苏联的主权国家缔结新联盟条约的可能性。

我在回答新政变的可能性这个问题时说：“要走到这一步，必须成为白痴和疯子。”但是我警告说，日益增长的大规模的群众性不满会促使产生绝不会是民主的力量。

我接着说：“我认为，今天的政府输在戈尔巴乔夫当时输的地方：在关键的政治问题上落后了。”

我也说到了，我们今天把改革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各种机构，而它们大规模的出卖行为令人震惊。“甚至到了这种地步：在美国出了一本指南，其中列出了我们新政权及其他机构领导人员的姓名，以及他们在决定问题上有多大作用。”

我的话是尖锐的，但是很遗憾，后来事实表明它们切中要害：“打着‘人民私有化’的幌子暗中想的是劫夺百姓：给大家一个月或半个月的工资，那些大肆盗窃、大肆抢劫的人从百姓手里收购有价证券，先是侵占经济上的，后来则是政治上的权力。”

必须说说报界不体面的作用。“我向人民发出的呼吁常常被压制，避而不提，如果刊登什么，也是压缩了的。所以报界也成了帮凶，它俯首听命也只是为了活下去。”

我声明，俄罗斯必须有一个紧急措施的纲领。“需要一个经济改革的新纲领，把所有民主爱国的力量团结在一起。在同心协力的基础上才可能作出大规模的、治本的决定，使社会稳定，防止分裂和局势进一步恶化。”

我的坚定立场

对我的压力不断加大。他们要求我参加危险本质越来越清楚的“苏共案”的闹剧。我决定，我应该公开——以向宪法法庭递交公开信的形式——表明我的立场。下面是它的全文：

尊敬的主席！尊敬的宪法法庭的成员们！鉴于你们作出决定，传唤我于9月30日作为证人出庭，我想做以下声明：

对现在的案子，当时我已经阐述了自己的立场，还有不同意出庭的理由，好像是得到理解的。但是，既然由于某些原因法庭还是作出了传唤我的决定，我认为以公开信的形式表明自己的想法是必要的。

宪法法庭是俄罗斯重要的民主机制，我深深地尊重它，然而，我认为出席由它主持的该案的诉讼是不可能的。宪法法庭接受审理诉讼，就被卷进了不合乎其性质的活动中，变成了政治对抗的人质，这将给它的威望带来损害，同时会使国内的社会——政治形势恶化。因此，从诉讼程序的观点来看，无论这诉讼进行得多么专业，它也不可能不具有政治诉讼的性质。它被反对派力量利用为自己狭隘的政治利益服务，这一点现在已经十分明显了。

一方竭力破坏局势稳定，企图逐渐为党的领导，苏共中央书记处、党的其他机构的某些成员恢复名誉，而这些人曾支持1991年8月的政变甚至是直接参与者。政变给民主改革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破坏了主权国家联盟的条约，阻碍了反危机纲领的实施，举行了旨在结束党的民主改革的非常苏共代表大会。

另一方失去了实施自己方针的社会支柱并寻找“替罪羊”，把我们的历史押上“被告席”，以证明党的违宪性。这样的企图可以成为一种信号：压制异己思想和重新制造一种氛围，允许对持不同政治观点和信念者进行迫害。在骚动后举行的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我表示坚决反对这样的态度并坚持这一立场。

还有一点。从道德上考虑，我也不能出席这一诉讼。现在社会处于危急状态。冬天将近，人们忧虑重重——怎么解决食物和供暖问题。从目前的形势看，经济改革没有兑现对人民的承诺。千百万人已经经受了贫困。当今的领导是否有能力干事、今后打算执行什么政策以及俄罗斯是否真的能与联合体的其他国家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国内对这些问题的忧虑日益增长。

这一切悬而未决，无论是怎么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还是怎么在改革道路上顺利前进、摆脱危机，都无法考虑。重启实质上已进入死胡同的诉讼程序的企图使它具有一时的轰动性。这不是别的名堂，而正是竭力要把公民的注意力从真正性命攸关的问题上引开。现在需要的不是社会分裂，不是唆使人们互相迫害，而是团结，联合改革的民主力量。

作为俄罗斯的公民，我尊重法律和国家的宪法。作为证人，我参加过检察机关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案、苏共财务活动的调查，与检察员见面，提供证词，我想，我没有留下让人怀疑我不尊重法律的口实。

然而我认为自己不可能参加政治诉讼，它只会产生不良后果。对于我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

至于历史，无论它多么令人悲伤，把它变成法院审理的对象，我觉得这是没有希望的。这样的企图过去已经有过，除了令人发窘，没有任何结果。

尊敬的宪法法庭！我希望，我阐述的理由和想法，以及我的道德立场，会得到应有的理解。

致敬

М.戈尔巴乔夫

1992年9月28日

我给宪法法庭的公开信引起了这种企图的倡导者和执行者极为强烈的反应，因为它揭示了这种企图主要的、让人出丑的内涵——审判前苏联总统。法庭作出决定，“正式责成”我“出庭提供证词”。法庭庭长В.佐尔金指责我藐视法庭。法官中的一位，后来成为俄联邦司法部长的Н.费奥多罗夫威胁，因我拒绝出席，宪法法庭要对我提起刑事诉讼，虽然法律中有关这种行为没有规定任何处罚，但还是对我罚款100卢布。他们似乎忘了法律系每个大学生都知晓的罗马法时代就有的经典原则——“没有法律，就没有罪，没有罚”。即使是在21世纪，也应该向某些俄罗斯法官和法庭经常大声提醒这一经典原则。

最后，事情弄到宣布前苏联总统“不准离境”的地步。这个通告是由宪法法庭新闻站发布的。也许是他们突然忘了，也许是相反，他们决定提醒大家苏联时代禁止离境的效果。而冲破和摧毁那些禁令和禁令之墙的不是别人，正是前苏联总统。

10月3日，我给宪法法庭、俄联邦外交部和安全部去信，请求告知是谁、在哪些法律准则和条款的基础上采取的措施，而这些措施触及我的公民权利、职责和合法利益。我收到宪法法庭对我的询问的回复：“宪法法庭作出的所有涉及您利益的决定会呈送给您。其余的文件可以在宪法法庭上直接了解。”

从这个答复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决定不是在宪法法庭作出的，他们无法以文件形式向我出示决定。显然，相关部门的措施只是在《电话法》的“基础上”制定的，因此已经不合法了。

10月7日早晨，没有预先通知，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大楼被警察包围和查封。他们不放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进去上班。大楼门口聚集了一群莫斯科和外国媒体的记者，对他们来说，查封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是轰动的新闻。

人越来越多，在车里有人告诉我，很快骑警队就会来。我请求把我的警告——保持平静和秩序——转告大家。车驶近基金会大楼，我不由自主地处身于临时安排的记者会上。我推测，发出事实上没收基金会财产的命令是由我对俄罗斯总统的尖锐批评引起的。我把当政者的行为看作是示威性的恣意妄为。我说，似乎政权瘫痪了，因此试图用这样的措施表现一下自己。

谈到俄罗斯的状况时，我说，把俄罗斯抛进野蛮的市场后，当局并不知道接下去要做什么。不错，是应该走向市场，但是应该逐步地做这件事，要顾及民众的利益。看来，要达到这个目的，不妨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我也谈到了宪法法庭，它承担了审理“苏共案”的工作，虽然这根本不是它的事。人家是用此案来组织政治斗殴，而这时联邦在震颤，经济状况继续恶化。

后来弄清楚了，之前俄罗斯总统下令大楼及财产由基金会使用，但1991年12月23日他的命令变了，要把它们交给俄联邦政府属下的财政部管理。给财政部的指示是，根据合同租给戈尔巴乔夫基金会800平方米的场所。而从前基金会在这幢楼里占有3500平方米。

国有资产部门的官员与基金会的行政人员开始谈判。当局的代表没有立即同意，但最终允许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去他们工作的地方，以便收拾自己的业务材料和个人物品。

所有这一切是在报界代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这时当局的代表开始请求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使报界平静”，把已经传遍全世界的丑闻平息下来。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工作人员都尽自己所能安抚了报界代表，告诉他们，基金会打算只是在法律的框架内抗议当局的横行霸道。

鉴于俄罗斯当局的行动，基金会发表了声明：

由于俄罗斯联邦总统命令没收基金会正是根据这位总统的指示占用的场所，我们表示坚决抗议。这一切是以非常方式进行的，没有事先通知，更不用说讨论，就用警力包围基金会大楼。在损害劳动权、公民权的情况下，不准基金会工作人员到自己的工作地点工作。这显然说明了，这剥夺了基金会正常进行自己完全符合法律要求和俄罗斯利益的活动的权利。

以解决财产问题为掩饰，实施的是目的明确的政治行动。我们明白，基金会的问题与俄罗斯的问题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在国家发展的大背景中，这一反民主的行动不能看作别的，而正是当局活动中日益明显的专横倾向的表现。明天这样的恣意妄为可能会发生在执政圈不喜欢的任何社会组织或公民身上。

我们声明，基金会将继续开展符合自己章程和符合与俄罗斯及外国的科学和政治机构缔结的协议的活动。

我们向所有俄罗斯的和外国的组织和个人表示感谢，感谢他们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我们把它看作是反对践踏民主原则、建立公民社会和法制国家斗争中的重要部分。

禁止我出境的馊主意变成想出它的那些人的耻辱。

10月9日，法国大使皮耶尔·莫列利访问了我们的基金会。受弗朗索瓦·密特朗委托，大使向我表达了同情和支持。大使转达了法国总统对基金会工作顺利的祝愿和对我在合适的时间访问法国的邀请。

从报刊的报道中知道，在伦敦，俄罗斯外交部部长А.科济列夫与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和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会见时触及了“戈尔巴乔夫话题”。科济列夫称同时“临时性禁止”前苏联总统出境和对戈尔巴乔夫基金会采取措施是“不成功的巧合”。

后来发生了下面的事。由于前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去世，他的朋友，还有德国当局向我转达了参加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葬礼的邀请。多年相识和积极合作把我与他联系在一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向俄罗斯当局请求，让我去德国出席维利·勃兰特的葬礼。

这时《电话法》发挥了作用——同时我也明白了，站在禁令后面的是谁。

宪法法庭庭长告诉报界，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找他，请求同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去德国参加前总理维利·勃兰特的葬礼。佐尔金说，宪法法庭认为戈尔巴乔夫去国外与“人道性质的情况相关”，在此之前或之后都可以听取他作为证人的证词。“但是宪法法庭仍不放弃自己的决定，要传唤戈尔巴乔夫到庭提供证词。”佐尔金补充说。

那时，一份份损害戈尔巴乔夫名誉的黑材料接连不断地投向了报纸。一切都用上了。又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远东击落韩国客机的悲剧，又是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又是“八月政变”，最后是“最近轰动一时的事件——向波兰人和世界隐瞒卡廷悲剧^[2]的真正罪人”。

可正是我在波兰总统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莫斯科时向他转交了苏联历史学家找到的档案文献，这些文献证明了贝利亚和梅尔库洛夫在卡廷森林里的暴行。1990年4月13日，塔斯社报道了这件事，苏联方面对斯大林主义严重罪行之一的卡廷悲剧表示深深的歉意。

在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前的几天，我向叶利钦转交了苏共中央的秘密档案，其中有三千只“特别的文件夹”，我也转交给他保存在那里的政治局文件，那上面有斯大林及最接近他的人在1940年3月贝利亚的呈文上的批示，呈文带有枪决几千名波兰战俘的附件。当时，1991年12月，我们议定，叶利钦将把这些文件转交给波兰方面。只是不得不猜想，为什么叶利钦在波兰总统莱赫·瓦文萨1992年夏访问莫斯科时没有这样做。也许，他保存它们正是为了上纽伦堡法庭反对苏共和戈尔巴乔夫。

尽管对我施加压力，但我坚持自己的立场。我表示准备与宪法法庭庭长见面，但是这不在“诉讼程序”的范围内。我这样做并非是因为害怕自己的名声和性命受损。没有了总统的保障，我对一切都做好了准备。我遵循最高程度的原则性观念，认为把司法制度和宪法监督用于政治目的是违法的、不道德的。我认为，这等于视专横为政治，破坏了现代国家体制和文明的坚实基础。

显然，瓦列里·佐尔金明白他的行为把他自己赶进了死胡同，于是他在电视上发表了于法官不容许、于我是侮辱的讲话：“我认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用自己的缺席出庭给自己签了判决……也许，我公开了自己的，这么说吧，想法是违法的，但是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戈尔巴乔夫以他现在的资格实际上已成为俄罗斯不需要的人。”

我抗议宪法法庭庭长的讲话，根据有关法律，我要求有机会回应这些指责并以同样的形式，有同样的记者群出席，通过电视直播来阐明我的立场。

俄罗斯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董事长奥列格·波普佐夫借口俄罗斯电视频道播放的瓦列里·佐尔金的记者会“并非由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发起”和组织，拒绝向我提供电视直播。他声称，原则上不排除“在通情达理的范围内”，用录像在新闻或其他节目中播放戈尔巴乔夫的回答，但是最近不可能，主要出于“技术原因”。

这就是自己行为不自由，也不准备采取原则立场的人身上发生的事。他们的技术不知为什么出毛病，他们公司以及他们自身失去了相当重要的东西……

围绕着“苏共案”的辩论，犹如国内的整个社会——政治气氛，越来越不容异见，专横霸道。互相敌视、渴望惩治持异见者和政治上的对手成为进行斗争的党派、集团的主要武器。后苏联时期第一年的整个进程真是一天天地使我得出一个结论：事情趋向于新的转折，从改革开始的民主进程将倒退，也许，甚至转向完全失败。

我决定一有公开讲话的机会就要讲这一点。这样的机会出现在机场，记者们在那里等我参加完维利·勃兰特的葬礼回来。“政敌的复仇，报复，”我说，“这不仅仅是损害戈尔巴乔夫的名誉。这是精心设计的布局，其目的是掩饰缺少经过深思熟虑的、长远的政策。我认为，叶利钦总统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对国内生活的迫切问题没有作出建设性的答复。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中断俄罗斯的民主进程，这对于我国、独联体、欧洲，对于大家都会产生深远影响。无论是总统还是政府，他们自称是民主派，却不愿意听取任何人的意见，不理会大家的想法。然而时代要求所有爱国的、改革的力量团结起来。我不希望叶利钦失败，而是希望他能找到与所有对继续顺利地进行改革有兴趣的人合作的模式。无视这样的合作，总统会遭遇失败。”这话我是在坦克向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大楼射击前不到一年的时候说的。

而“苏共案”以“一场空”告终。我深信，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我采取的立场造成的。关键的原因不是个人性格，而是最终宪法法庭不得不同意原则性意见。

法庭得出唯一可能的合法结论：必须停止审查苏共，因为1991年8月到9月“苏共实际上已解体”并失去了全苏联范围的组织的地位。但是，难道不能一下子作出如此显而易见的决定，不搞喧嚣的政治运动吗？

“苏共案”组织者的挑衅意图被制止了，但是，在关注发生的事件的同时，我难以摆脱一种感觉：这一切不会有好结果。

坠向社会灾难

俄罗斯当局和沉湎于过去的正统人士企图用杜撰的指责和诬蔑恐吓折磨我，当然，这没有让我平静，而是刺激了我。但是国内发生的一切，政府不加深思的冒险行动造成的后果却使我不安得多。报纸和人们的谈话勾画出一幅艰难沉重的图景。

年终，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与其他研究中心共同准备的报告发表了。报告的基本结论是：“1992年俄罗斯形成的社会的和社会——政治的局势可以用‘渐渐坠向社会灾难’来描述。”

报告的作者不得不确认，这一年中贯彻的激进改革的方针以完全失败告终。“无论哪一个改革方向都未能取得积极的成果，向前推进。”这导致激进方针的拥护者急剧减少。社会很快走上了从相信改革能很快取得正面的成果到疏远和不接受官方推行的政策的道路。

俄罗斯群众意识中的这种变化，报告说，是他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灾难性降低造成的。“价格急速增长，生产遭到破坏，政府无视普通公民起码的社会利益导致俄罗斯大部分人的贫困。从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起，俄国人不知道福利水平可以降得这么低。”

放纵无所禁忌的执法、前所未有的经济不稳定转向混乱，这些导致营私舞弊急速加剧，实质上导致贪污腐败分子和黑帮分子执掌政权。由此，报告的作者得出了结论：“政府鼓励官僚机器中受贿的那部分人和幕后的黑手夺取和瓜分全民的财产，这样的政府不可能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

毫不奇怪，两年前在自由选举中直接投票选出的代表对国内发生的一切不能不作出反应。1992年12月，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严厉批评了“休克疗法”的进程和结果。发言者猛烈抨击政府和领导经济部门的第一代总理叶戈尔·盖达尔(形式上是叶利钦主持政府)。

当时盖达尔是参与制订苏联经济转向市场的计划的人员。他给人的印象是个严肃的、有知识的、有魄力的人。我想，假如不中断改革，他会在经济学，也许在管理国家经济方面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苏联解体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势：这个人和他年轻的团队的潜力被叶利钦一伙人所利用，而这伙人首先追求的是政治目的。在盖达尔进入政府的时候，国家的财政系统已经崩溃(与那个最高苏维埃不无关系，现在它使自己的活动遭到致命的批评)。改革者所犯的错误加重了后苏联时期地区经济联系解体的后果。盖达尔艰难地经受了发生的一切，但是他无力改变方针或对它作认真的修正。

叶利钦当然明白，代表们激愤的批评不仅仅指向盖达尔，甚至与其说是指向盖达尔，不如说是指向他本人。他以特有的习惯作出反应：他生气，在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对全国公民宣称，代表大会“变成了十足反动的一群人”。总统拒绝与代表大会合作。他号召对信任不信任代表大会进行全民投票表决，并示威性地离开了礼堂。

作为回应，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拒绝延长总统的非常权力的期限，但是最终接受了他的提议，选举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为政府总理，他过去是苏联天然气工业部部长，后来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领导。就新宪法的基本条例，包括重新划分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的权力的条例，在1993年4月进行了全民投票，也达成了协议。但是很快就明白了，达成的只是对立的双方临时的、不稳固的平衡，各方所持的态度不是合作，不是妥协，而是不惜任何代价取得胜利。

我与许多人不同，我认为俄罗斯全民投票的思想不是建设性地促进局势稳定和社会团结的思想。相反，我觉得它是无益的和危险的。喧闹的全民投票运动的目的实质上是把社会的注意力引开，不去寻求主要问题的答案——为什么1992年1月采取的方针事实上把社会带到了深渊的边缘？我在《莫斯科新闻报》上的一篇文章中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全民投票不是团结改革力量、扩大民主的空间，而只是加深分裂和加强俄罗斯的离心倾向。”

日益严重的局势迫使我以极为直截了当的方式说出自己的看法。我把当局对人民的政策公开称为厚颜无耻的。“国家机器没有成效，营私舞弊在俄罗斯，也在世界上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

在这篇文章中我还说到，“进一步扩大俄罗斯总统的权力会促进形成公开的专横制度”，我也注意到“一些谈话，说在总统周围萦绕着一种想法：宣布实行特殊制度的‘过渡时期’”。我警告，这在国内可能会造成一种局面，即“‘暂时’收起言论自由和公民的其他自由，在制定和实施新宪法期间禁止政权的代表机构的活动，这些都可以认为是无罪的”。

需要做什么呢？为了维护公民的世界，我向人民代表大会建议分析一下最高苏维埃和执行机关的活动并想办法摸索出通向恢复社会和谐的道路。“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剩下的合乎宪法的解决危机的唯一办法是提前选举政权的两个分支，不能拖延一整年。”

我认为，之所以必须进行选举，是因为俄罗斯政权机构是在苏联和联盟中央存在期间形成的。“俄罗斯许多积极的、有经验的政治家没有参加选举，因为他们在联盟机构里工作。此外，近两年俄罗斯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新生力量，他们能承担起在所有领域促进俄罗斯发展的责任。”

事件的发展表明，我警告过的威胁是实际存在的。因国内形势继续恶化、人们生活的负担更沉重了，这种威胁更严重了。在这种条件下，总统和最高苏维埃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和不可调和。双方都发表了强烈的指责和侮辱性的言论。最接近叶利钦的人让人们明白，他准备解散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回报，代表们就猛烈攻击“克里姆林宫的宠臣们”，号召开展“公民不服从”运动，建立“将整顿国内秩序”的“拯救民族”的政府。

面临危机

与此同时，国内的紧张局势继续发展。有传闻说，总统准备实行某种“特别制度”，停止人民代表大会“履行职能”，这传闻被证实了。3月20日，叶利钦在电视中告诉公民，他签发了在俄罗斯联邦实行特别管理秩序的命令，直至解决政权危机：“用表决、用麦克风进行辩驳，靠人民代表大会的空谈和热衷于公众集会不能管理国家。”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Р.哈斯布拉托夫和反对派把叶利钦总统的行为看作是企图发动国家政变。瓦列里·佐尔金庭长以宪法法庭的名义宣布俄罗斯总统的行为和命令是不符合宪法的。在最高苏维埃的大楼——“白宫”——开始举行数千人的集会，广场上混杂了总统的拥护者和反对者。社会分裂了，空气中弥漫着硝烟。

根据国际文传电讯社的请求，我表达了对叶利钦讲话的意见，把总统关于在国内实施总统统治的命令称为“严重的政治错误，它证明了他政治基础的狭隘、他的威力以及对一些人的看法的依赖程度，而那些人，如通常所说的，为了煎熟鸡蛋准备烧毁房子……尽管俄罗斯总统保证不使用自己资源库里的武装力量，但他选择的违宪方针，我认为，将把社会推向对立并破坏脆弱的社会世界和公民世界”。

我呼吁国家立法和执行的两脉在国家发展的危急时期承担起责任：“重要的是，在这种形势下让人们自己决定，而且必须在提前选举的情况下做这件事，因为所有其他办法都不能使政权脱离现在的对立形势，而只能加深危机，使近年来取得的民主成果受到威胁……”

“现在说到代表大会，我认为，它有最后的机会推翻人们的意见，不要说什么支配代表们的只有维护政权的本能，而不是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在‘炽热’的形势下非常重要的是，使政府，特别是法制机关，还有地方不陷入政治对立，防止国家解体、社会冲突和对抗。”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今天觉得，重要的不是对抗的细节，甚至也不是全民投票的结果，而是参加对抗者的意图。他们能有政治勇气放弃无意义的搏斗吗？强有力的、负责任的总统政权，具有广泛权力的议会，独立的司法制度，各政党，公民社会的组织——他们打算建设这样的民主制度吗？他们能共同找到实现艰难但是必需的经济改革的道路，使人们免受最痛苦的后果吗？那时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全民投票前夕，4月25日我说过自己的意见，特别表示它不会原则性地改善政权机关和整个国家的危急形势。

全民投票的结果形式上是总统团队取得了胜利。对是否信任总统的问题，大部分参与者回答“是”；对是否赞同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的问题，回答“是”的人超过一半。参与投票的人不多，估计占选民的三分之一多些。至于进行提前选举的问题，主张改选总统的有49.5%，而主张改选最高苏维埃的有67.2%。

怎么解释这个结果？据我看，全民投票的结果无疑反映了大多数人不愿意回到改革前行政命令的时代，按总统的宣传，代表大会拥护者取得胜利会有回到过去的危险。“全民投票的结果不可能承认这方或那方绝对赢了。俄罗斯公民反对对立冲突，他们要稳定。他们主张继续改革，但是要作本质上的修正。首先是为那些处境特别艰难的人们减轻改革带给他们的重负。”

接下去是什么？我认为，新宪法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不容许它成为局势的成果，目前政治斗争的成果……主要是在制订协商一致的方案后，在齐心协力的气氛中，在宪法程序的框架内接受基本法。”应该由新组成的最高苏维埃来接受宪法。任何强行接受新的基本法的做法都意味着不尊重公民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5月末我说：“一切都应在合法的基础上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稳定发挥俄罗斯国家体制作用的保障，确保艰难诞生的俄罗斯公民社会的正常生活。”

然而为制定新宪法草案而召集的宪法会议未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会议上没有富有思想的辩论。还是在7月份，我就说过，它变成了毫无用处的浪费时间。我对记者们说，这是“不会产生任何结果的游戏。需要政策，而不是政治游戏”。

1993年夏天对我来说是非常紧张的。好几次出国，其中包括去荷兰和瑞士，在那里，我研究与国际绿十字会开始活动有关的问题。慈善事业——7月6日，我与赖莎·马克西莫芙娜参加了拥有现代化设备的最大骨髓移植专科的揭幕仪式，这是在赖莎经常关注的共和国儿童医院的基础上建立的。

1990年，赖莎·马克西莫芙娜成为“世界血液病学家——孩子们”国际协会的保护人，这是为以现代医疗手段治疗最严重的血液病患儿专门成立的。1991年3月，她把十万美元的慈善支票转交给儿童血液病研究所。这能保证医生护士接受最新的医疗技术培训，保证他们去美国、德国最先进的血液学中心进修。

1991年12月以后，儿童血液病研究所下属的骨髓移植专科的建设资金停拨了。而能够恢复和完成建设则多亏了我们成功地为此专门募集了一百万美元——应我的请求，荷兰商人、慈善基金会创始人弗雷德·马特采尔提供了一半，另一半来自我1992年在美国演讲的部分报酬。完成建设必需的第二个百万美元是我提出请求后俄罗斯政府提供的。其他外国朋友通过基金会也向俄罗斯提供了人道的和慈善的帮助。8月24日，我们把医疗设备转交给斯塔夫罗波尔医院，这些设备是由德国的玛利亚·维尔梅斯和赞助人团体组织购买的。

那时我结束了《艰难决定的年代》的写作。该书是我的演讲、讲话、1985年到1992年谈话和谈判的录音整理。相当一部分材料是第一次发表(特别是因《苏维埃俄国》发表尼娜·安德烈耶娃的文章，1988年3月24日到2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激烈交换意见的记录)。

实际上，我是同时把手稿交给俄罗斯和法国的出版人的。但俄罗斯的出版人事实上被迫延迟了出版——这相当明显地说明，出版戈尔巴乔夫的书，出版社和印刷厂会不可避免地遭到“袭击”。书的第一份排版被拆散了。后来梁赞的一家印刷厂，这么说吧，是在“秘密情况”下重新排版的，结果在法国书的面世比在俄罗斯早。

致命的决定，不幸的日子

那时由总统和最高苏维埃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的政权危机继续着，并有转向大灾难的危险。当然，国内恶化的形势是其深刻的原因。我们在基金会做了情况分析，结论非常不妙：“人民群众对中央政权——既对总统，也对最高苏维埃——的反对情绪和不信任增强了，但大部分人——出于各种原因——担心新的急剧变化。中央政权的执行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力量的相对平衡相当不稳固(‘无论哪个都实现不了与现任总统稳固的协调一致’)。”

“地方和地区的上层管理者越来越多地把苏联时期党的积极分子中的专家——机关工作者吸收到自己那里，并竭力保障自己免受来自中央的可能的新干涉。今年秋天或冬天要进行选举，其结果不可预测。”

但是我一如既往地深信，只有新的选举才有希望打破为时已久的僵局。在8月19日《俄罗斯报》的访谈中，我说：“如果现今的政治家想要俄罗斯好，他们只需要宣布今年秋天举行选举……俄罗斯现在无舵漂行，偏离了航向。”摆脱危机的出路就是更新联邦政权。应该把国家带出混乱状态，“只有新人能胜任这项任务。他们虽然声望不高，但终究是被信任的”。

叶利钦另有计划，显然，到夏末他完全坚定了解决危机的想法，要摆脱最高苏维埃。整个9月份，他完全忙于准备用强力清除最高苏维埃。在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的陪同下，他亲自检查了驻守在莫斯科近郊的精良师，以及部队对执行他命令的准备情况。他穿着迷彩服，戴着迷彩贝雷帽，手持战斗步枪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9月21日，俄罗斯总统签署了1400号命令，停止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权力。总统“建议”宪法法庭在选出政权的新立法机构前停止开会——拟定于12月12日举行联邦会议。这个决定命运的决定奠定了一系列事件的开端，这些事件在许多方面注定偏离民主道路，在后来那些年直至今天，我们是这些事件的见证人。

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宪法法庭认为，鉴于1993年9月21日的命令，总统的行为和决定是不符合俄联邦宪法的，因此有理由撤销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的职务或者以俄联邦宪法规定的程序启动别的专门机构肩负起他的责任。

9月22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作出决议，宣布：“俄罗斯联邦总统发起了国家政变。”同一天，最高苏维埃决定对刑事法典补充一个条例，即以直至死刑并没收财产来惩处反宪法活动发起者。叶利钦把这一事实看作是针对他个人的直接威胁。

双方真“不愧是针尖对麦芒”！我深信，直至最后一刻的流血冲突收场前，10月3日到4日还是有机会和平解决危机的。我没有直接作用于冲突参加者的杠杆，但是我努力以自己的公开演说呼吁双方理智约束各自的行为。

9月25日在莫斯科的记者会上，我说：“俄罗斯目前局势的最好出路是同时选举总统和最高苏维埃——越快越好。”

必须使一切都回到宪法的轨道上来。否则会创造出非常危险的先例。“这样对宪法恣意践踏的态度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有一点很重要：在只剩一个政权且所有的媒体都属于它的情势下，我在记者会上强调说，自由选举最高苏维埃就无从谈起。

灾难的根源在俄罗斯的领导——总统和最高苏维埃从1991年底开始执行的政治方针。“他们是一伙的，他们都陷进了这一局势。他们应该离开。”我说。

我建议叶利钦在最短时间内使局势回到9月21日前的状态。当然，应该取消最高苏维埃最近的所有决定。

无保留地支持叶利钦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的立场，我觉得是危险的。我推测，他们这样做是没有弄清楚事情的本质。鲍里斯·叶利钦应该做的“不是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代表，而是作为国家领导人表明态度”。我认为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他没有利用它。

9月29日，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呼吁冲突双方不要发生流血事件。教会参与到寻求妥协的进程中。最高苏维埃的成员正在按总统命令被军队包围了的大楼里开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准备妥协。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扮演了最高苏维埃和总统的行政机关及切尔诺梅尔金的政府之间的中间人角色。甚至那些支持过9月21日总统命令的人也倾向于接受我提出的摆脱危机的妥协方案。

但是10月3日下午，莫斯科的局势变得极为紧张。一群群示威者，武装的人们以及以А.马卡绍夫和В.安皮洛夫为首的明显是奸细的人突破了包围“白宫”的封锁，占领了新阿尔巴特街上的市政府大楼并向奥斯坦金诺电视中心进发。

傍晚，按叶利钦的命令，莫斯科进入非常状态。在奥斯坦金诺电视中心开始了对射，结果有死有伤。死了数十人，有几名记者。无疑，应该控制住局势。到10月4日早晨做到了这一点。我深信，当时还是可以避免进一步流血，结束危机的。但是正是在这一刻，上午10点，坦克向“白宫”前的大桥推进并向大楼开火！实际上在莫斯科中心发生了短时间的内战，它造成了伤亡，据官方数据显示，死者有160人。

这时大楼里有1000人左右——代表、机关工作人员、服务人员、记者、妇女、孩子。大楼燃烧起来——火苗和团团黑烟一个窗户接一个窗户、一层楼接一层楼地吞噬。

俄罗斯数百万台电视机的屏幕上再现了整个可怕的场景，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摄像机从与最高苏维埃所在大楼相邻的楼房的不同点位向全世界进行了直播。

“多大的耻辱呀！”望着电视屏幕，我想。

14点30分，手拿白旗的人们开始走出苏维埃的大楼。鲁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马卡绍夫被逮捕。叶利钦对公民宣布，莫斯科的“武装叛乱”被镇压。

在《共青团真理报》记者亚历山大·加莫夫的采访中，我充分地阐述了我对10月3日到4日事件的反应、初步评价和结论。那是在事件发生后两三天。

加莫夫：在攻击“白宫”时，我们的一些同胞位于街垒的两边，而其余的人怀着忐忑的好奇心观望着发生的一切。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在什么地方？

戈尔巴乔夫：坐在电视机旁。但不是惨烈悲剧的冷漠旁观者。

从21号开始，我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就我目前的状况所允许，力求对它作出反应。如果要说我9月25日在记者会上阐明的最初立场，那么它包括以下内容：我劝叶利钦总统好好斟酌一切并亲自使局势回到9月21日前的情况，提议同时进行总统和最高苏维埃的选举。同时，“被包围的代表大会”，如奥列格·鲁缅采夫在会见时告诉我的，也准备取消所有最后的决定并转向妥协。宪法法庭、大部分地区，以及许多社会组织的意见也是这样。甚至支持过21日总统行动的那些人也倾向这个摆脱危机的方案。教会也参与了谈判进程……总之，有过避免流血冲突的希望，而且还不小。

星期天发生的事，我想，对许多人来说是意想不到的。在我知道在奥斯坦金诺和市政府大楼发生的事之前，通过国际文传和俄通社——塔斯社，我转达了自己的呼吁并坚决建议无论如何不要把军队卷进这件事。我说，如果军队进入莫斯科，将会有流血，将会有战争。顺便说，那时我还不知道城里已经宣布进入非常状态，军队也已介入。谁知道呢？电视停播，电台也是，没有任何信息……后来指责我，仿佛我反对采取阻止浩劫的措施……

加莫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但是在那个流血的星期天傍晚，你的反应看起来可确实比较奇怪……

戈尔巴乔夫：别急……如人家描述的那样，结果就是戈尔巴乔夫好像认为屠杀者无罪。我要再说一遍，我的呼吁是在白天做的，而转播它是在深夜。这是其一。而接着发生了什么？到凌晨时，上帝保佑，局势得到了控制，军队，装甲部队包围了“白宫”。人们去上班了。突然，当着全国，全世界的面开始向苏维埃大楼射击。我震惊了！

可是就在前一夜，总统方面的代表说，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把数百无辜的公民当成自己犯罪想法的人质。在苏维埃大楼里，除了一小撮冒险分子，不少人是服务人员、机关工作者、记者、被骗的“保卫者”，最后，还有真诚地捍卫宪法原则的代表……军队开始残酷地消灭这些人质——原来，最不痛苦的是战斗者以及参与屠杀的肇事者自己。这就是我在星期天曾警告过的。

顺便说，我们现在知道，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通过国际文传，也通过格拉乔夫，试图继续谈判，准备投降。应该利用这个机会……

依我看，“白宫”那里发生的事绝不能用报复来解释。已经过了几个昼夜，可一直未把大楼里的尸体运出来，据说是调查员在检查他们。这可是侮辱！这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当局企图隐瞒“白宫”里打死了几百人。在光天化日下！会集了大量的人！总而言之，我们已经进入了疯狂的第一阶段——强迫我们的军队去流血。这样的事是不能原谅的。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总统的机构、执行机关使我们陷入的这场悲剧给他们的活动画上了句号。今天，他们中无论谁都没有权利留在政权旁。

加莫夫：但是取胜的克里姆林宫没有打定音鼓……

戈尔巴乔夫：好的是他们奏响了欢快的胜利曲，喊出了“镇压坏蛋！”这类口号。

报界已经开始用那种语言、那种腔调和那种在那些可怕的日子应有的惊慌来说话了。许多人明白，在发生这一切之后我们已经不再是之前那样的人了。

最后连总统也在自己的呼吁中说，这是悲剧，而不是胜利。他宣布志哀，也明白了这一天需要说这样的话。但是其余的……人们得到了这样的印象，似乎叶利钦摆在自己面前的任务是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恐惧。而接下来是什么呢？我没有听到任何建设性的打算。有的只是劝告——实际上是驱散人们……

加莫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一直在批评总统……顺便说，有些人建起了这样的逻辑链：戈尔巴乔夫产生了叶利钦，叶利钦照样也产生了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

戈尔巴乔夫：这是过于直接和表面的分析。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新的运动和人物。这是历史注定的……

加莫夫：我现在回想起，在您执政的最后几年，社会上也存在着临近紧急状态的想法。

戈尔巴乔夫：确实，我常常听到要求国家实行总统执政，宣布紧急状态的声音。或者，有人说，下台！那可是真正的围攻！但我没有那样做。对于我来说，流血的道路、把社会分成红色和白色、竭力驱散反对派是不能接受的。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像预想的那样做到了。但我要说的是，我遵循自己的深刻道德信念。在推动民主进程使其不可逆转时，我曾试图阻止这些和那些人。而现在我们竟到了这种地步……

您瞧——公民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宪法的权利又遭到践踏，又硬逼着要公开性。如果最终把我们卷进流血的屠杀，纲领、观点还有什么价值？

加莫夫：您是否觉得不应该从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或者军队这些日子的行动中寻找悲剧的根源……

戈尔巴乔夫：我想，不与人民配合，如对待建造民主国家的材料那样对待他们，是无法进行改革的。俄罗斯的新政权实质上开始了导致国家崩溃的骑兵攻击。也就是说，我们得到的不是改革，而是“伟大的转折”，“大跃进”。这是新布尔什维克主义。

今天的流血悲剧的根源在哪儿？是从采取错误的政治方针那时开始的。那时，叶利钦、鲁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及所有他们的拥护者在什么地方？在一条船上。后来叶利钦和盖达尔开始实行自己的“休克疗法”，加速进行经济改革，为的是给戈尔巴乔夫及戈尔巴乔夫分子看对社会应该怎么做。在这之前，最高苏维埃和代表大会可是赞成他们的！是谁给总统权力颁布规范性命令的？是最高苏维埃和整个代表……

回想一下，他们什么时候开始争吵的？在他们看到他们共同劳动的果实时——独联体没有运转起来，国家支离破碎，经济崩溃，人的长久联系被摧毁……70%的公民处于贫困中。那时总统和代表大会才开始心惊。代表们比较理解他们，因为大多数代表生活在地方，一切都是亲眼所见。于是就开始要弄清谁的过错大。他们——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总统——全都有错。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开始彼此算账，把俄罗斯拖入了我们大家都被打得鲜血直流的状态中。而斗争各方还认为自己是祖国的拯救者……

加莫夫：您坚持要现在的领导人离开岗位。如果人民不来参加新选举，局势会不会就复杂了？

戈尔巴乔夫：不会，人民等待选举，会去参加的。人们会推翻这届政府，在九个月中，他们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斗争，而现在还开枪射击。我们现在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团结一致——为了推进改革，为了社会安宁，为了稳定。通过同时民主选举最高苏维埃和总统可以做到这点。

我保持乐观主义也是因为相信俄罗斯会复兴的。对这一点，我没有丝毫怀疑。我看到人们有很大变化。超过60%的领导人、经济方面的负责人已经不想回到过去的命令体制。出现了企业家阶层，那不是投机倒把做派的，而是真正干事业的人。

我们明白，社会关心的是在民主和已确立的自由框架内进行正常的、健康的、认真的改革。因此我相信，我们会走上这条路的。确实，我们能做到这点要经过许多年，几十年。我们能否较快地摆脱危机，特别是摆脱目前的危急状况，将取决于当政者选择的方针。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让人民，公民在自由独立的同时，在选举政权和地区机构的所有分支时说出自己的意见。那时我们将得到地方和中央的机构，它们则将得到人民的委托并顺利地进行改革。这样的方案将使社会免遭大的历史倒退、分裂、国内冲突。

紧急状态——不是通向稳定的道路

在流血结局后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国家因发生的事而惊愕，仿佛静止了、麻木了。重要的是要制止总统沉浸于胜利的喜悦。认为发生的事件是“对叛乱的胜利”，这是谬误，是宣传的神话。确实，参加悲剧事件的有令人厌恶的人，有激进的挑事者，但是也有真正抗议践踏法律和最高苏维埃权力、要求回到法制道路的人。而有多少无辜的人受难呀！已经向最高苏维埃射击之后，当局对去往“白宫”的公民施行了群众性的屠杀。受害者，有些遇难了，包括职业技校的孩子们，他们出于孩子的好奇冲向红色普列斯尼亚。一位被打死的年轻人的母亲没有生活资料，来向我们基金会求助。我们尽己所能帮助了她。

使我极为惊讶和不安的是一些支持向最高苏维埃射击的著名作家的呼吁书。他们刊登在《消息报》上的信的标题是《作家们要求政府采取坚决行动》。接下来是“说够了……该学会行动了。这些愚钝的坏蛋只尊重力量”。利哈乔夫院士怎么能在这样的信上签名呢？为什么在这种粗俗的抨击性文章上有贝拉·阿赫玛杜琳娜、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和其他大作家的签名呢？这些问题让我不平静。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已经不在人世。而那些活着的人，我想，今天未必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

当然，不是所有的文化活动家都持这种可耻的立场。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彼得·叶吉杰斯在《独立报》上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谴责了莫斯科市中心发生的血腥镇压。而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的诗大概是对那些要求“杀死恶棍”的人的最好回答：

狙击手从屋顶上瞄准。

我们蜷缩着挤向路边。

人道主义不用血书写，

尤其是不用别人的血。

叶利钦在开始“紧急状态”大事件时曾许诺，它会带来稳定，开辟通向民主的道路，减轻改革的困难。很快就明白了，一切朝着相反方向进行。关于这一点，我在应《新闻报》请求而写的文章中说过：

是时候询问了：9月21日至10月4日的事件开辟了通向稳定的道路吗？

日益增多的资料迫使人们意识到，不是这样的。但我不认为原则上稳定国内局势的可能性完全消失了。炮打白宫，数百人死伤，紧急状态下当局的行动——使民主和俄罗斯的改革事业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

缺少合法的反对派明显增大了在制定和实施法律、在实行改革的进程中犯错误的概率。在危急的过渡时期，这非常危险，孕育着种种失败，而这些失败会引起群众性不满的爆发，导致重现我们经历过的事件。

我不再举其他的论据和疑点。但是我想，所说的已足以使人不再抱有幻想：以为俄罗斯已经走上平静、稳定和正常的道路，以为继续执行在9月21日至10月4日的行动中被“休克”的政策能拯救俄罗斯的民主和改革。

1993年10月3日到4日事件的结果之一是停止了关于1991年8月的政变组织者的刑事案。12月选出的国家杜马在作出停止调查10月群众性死亡决定的同时，宣布政治和经济大赦，它扩大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实质上，这是互相解除责任的交易，既解放了向“白宫”射击的人，也解放了挑起群众性风潮的人，还解放了1991年8月发动国家政变的人。这一做法有自己的逻辑：一些“政变者”(1993年)大赦另一些(1991年)。很快就有了半刑事语言的时髦说法，一切都是“按理解”来做的。

12月12日选举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俄罗斯议会用回了历史名称。总统和他的追随者深信，投票会带来亲政府的政党俄罗斯选择党——后来交替上台的“执政党”中的第一个——的胜利。等待他们的是痛苦的失望。莫斯科的十月流血事件造成总统拥护者人数的急剧减少和投票反对者的增加。人民用对当局的“休克”行动回答对人民、对十月流血事件的“休克疗法”。前所未有地，大部分选民投票支持提出过激口号的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得到的票数远远超过了俄罗斯选择党和所有其他的党。

奥斯坦金诺电视中心组织的电视马拉松从12月12日夜到13日都在期待激进民主派的胜利，在凌晨3点后不久，据说是因技术原因而停播了。实际上提前停播的原因是俄罗斯选择党遭到了巨大失败，这无论如何都不符合这场表演的组织者兴冲冲的期待。

在《选举的总结。接下去是什么？》这篇文章里，我对局势给出了自己的分析：

发生了应该发生的、预言过的、许多人预料到的事。全国——那些来投票的人以及那些拒绝这么做的人——大部分人都表示反对，不接受强加给他们的政策，它使三分之一的居民处于贫困线下，还有三分之一刚到贫困线。生产继续萎缩。大工厂停产。我们处于崩塌式的群众性失业的前夜。阻止通货膨胀、稳定经济、恢复社会秩序的许诺，没有一个兑现的。改革完全失败了。经济在无舵无帆的情况下漂流。

俄罗斯选择党失败的原因不是媒体选举前的过失，甚至也不是宣称自己是民主派的人中间的混乱，而是这个集团的主要人物应承担责任的政策。

反对这样的政策并表示失望是日里诺夫斯基取得成功的根源。认为投票支持他的人们为了让波兰、芬兰回到俄罗斯准备去远征，认为他们赞同把乌克兰、外高加索等地变成俄罗斯的省，认为他们会祝福自己的儿辈去征服“暖海”，都是不应该犯的错误。大部分投日里诺夫斯基票的人未必真的相信他一下子就能使俄罗斯昌盛起来。因此没有理由陷入惊恐，用仿佛已笼罩俄罗斯的威胁来吓唬自己和西方。虽然这样的危险——在保留过去政策的情况下——会增大。问题的根子就在这里：接下来是什么？

宪法是在低限——总共只有三分之一的俄罗斯公民投票——的情况下获得通过的，但是确实通过了。如果新议会，它的所有党团不表现出对国家应有的责任，如果他们缺少理智和健全的思想，不把它变成建设性的、有活力的、真正独立的和工作内行的立法机构，宪法就将被用来加强专制制度。我们已经不只是从记者嘴里听到这种警告。

从自己这方面来说，总统以及他考虑到过去发生的事而给自己挑选的团队，不能不顾及他们常挂在嘴上的、明显表露出来的人民的意志，不能不注意到“主要的选民”是国家的社会经济形势，它在继续恶化并且看不到出路。需要的已经不止是修正政策，而是新政策，当然，是建立在法制国家和文明市场原则上的政策。

新年，即1994年的前夕，对于总结过去的一年我想了很多。多半是沉重的念头和预感。关于这一点，我对《工人论坛报》的记者В.科瓦廖夫说过：

当然，看到近两年发生的一切，我很痛苦。我努力坦率和诚实地谈这一点。大概，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的是坦率和诚实。令我忧虑的是从前赢得的自由和公开性、开始起作用的民主制度向后退……如果谁以为通过放弃民主能得到秩序和稳定，他就大错特错了。如果要谈法制，那么它总是与政权的所有支脉有效地发挥职能、在生活中坚定地执法联系起来，绝不能滥用权势。如果容许那样，我们就会回到斯大林主义，但那不是秩序，而是毁灭国家。我们没有权利容许那样。

全部经验表明：俄罗斯现在需要的是把人们团结起来，而不是分裂国家的政策。

新宪法的缺陷

我想得很多的还有刚通过的新宪法，常与同事讨论它。我得出的结论是，应该继续完善新宪法。

甚至在制定得较好的权利和自由部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基本法宣布的权利和自由直接有效的原则，多半是没有有效保障机制的漂亮说法。仔细阅读某些条款便能得出结论：如果没有变化地保留一切，那我们多半得告别义务教育和免费医疗。这里缺少必要的明确性。

另一些部分，尤其是关于政权各支脉关系的部分，还要做较多的最后加工。在缩减议会的重要权力的同时，过分扩大了总统的权力。而且总统的权力规定得比其他政权支脉的权力要清楚得多。追究总统责任的法律机制极为复杂，实际上变得不可能追究。

归根结底，我想，设置如此无足轻重的议会也不能维护总统的利益，只是使已有的民主成果失去价值。大政治家总是需要强有力的民主制度，以使自己免于政策失算。没有这一点，无论说多少民主，它都会成为泡影。

遗憾的是，我的担心被证实了。新宪法被称为“叶利钦的宪法”，它常常被用来为总统个人的权力辩解和提供理由。这一权力带有一切不可避免的缺点：让亲近的人，“自己人”无所禁忌、不可侵犯，对“外人”恣意妄为，搞地下的“宫廷”阴谋，等等。

制定宪法的人中有宪法方面的权威专家。今天，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疏漏”了宪法的一些独特内容。例如，总统不能连任两届以上这一众所周知的条例。而在“间隔”后——请吧。完全有可能，叶利钦考虑的就是这种可能性，虽然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未必允许他利用它。这样做的，我们知道，是弗拉基米尔·普京。

但是宪法的主要缺陷是它的“超总统性格”。在与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固有的对最高政权的特殊态度，以及我们君主制传统的结合中，它开启了建立个人政权制度的危险前景。某些参加制定宪法的学者，如维克托·舍伊尼斯，希望随着时间流逝，有利于执政者的权力不平衡将通过增强议会的监督功能得到纠正。是否应该说，这样的事没有发生？一年年过去，一种倾向越来越强：新宪法的民主潜力实现得有限，而它内在的专横因素却得到了充分表现。

忧虑中开始又一年

1994年最初几个月，我忙于《生活与改革》的收尾写作。这本回忆录讲述了我的一生，特别是主要的时期——改革年代，写作用了两年时间，不算很长。我竭力做到准确地叙述事件、校正评价、批判地重新认识所做的一切。这不仅对读者，对我自己也是重要的。从那时起，我不止一次回到这本书，重读它的篇页，我想，它对于历史学家和所有想理解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将是重要的信息源泉。

像所有俄罗斯人一样，我不能不向自己提这个问题：在1993年10月发生痛苦的悲剧性事件以后，国家将往何处走？是否会摸索出通向和谐的道路？如果总统和政府正是把社会和谐及在此基础上实行改革作为自己的目标，那么所犯的许多错误还是可以改正的，罪孽也是可以赦免的。这也确定了我对国家杜马作出的大赦1991年8月和1993年10月事件的参与者的决定的态度。

“互相原谅”不止一次违背法律并造成了国家所处的状况，它激起我的否定反应。我总是主张把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审判进行到底，查明所有的事实，确定罪的大小。不然，我说，我们就不会从1991年8月的事件中吸取教训。

问题的实质，我在国际文传的采访中说，在于国家杜马宣布大赦的动机。如果它的目的正是民族和解，那我准备理解这点。俄罗斯现在处于深渊的边缘——它面临着崩溃的威胁。是时候该把一切内讧搁在一边，把国家和人民从内讧和纠纷中解救出来了。西班牙内战和弗朗哥执政的后果正是这样消除的。

国家——我指的是苏联——在1991年8月承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政变也直接刺激了我个人。这是一场戏剧。但是，在大赦确实帮助维持国家完整的条件下，我会把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但是，如果明天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代表和共产党人宣布，大赦是他们对民主派的胜利，如果俄罗斯选择党又召唤人们去广场并号召驱赶杜马，那么大赦带来的将只是不幸。

后来的事件表明，大赦没有成为走向和解和团结一致的步骤。停止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案被被告人理解为他们的胜利，理解为提出又一个说法——1991年8月的事件目的是洗刷自己和诬蔑戈尔巴乔夫——的理由。而俄罗斯当局没有做到实际促进社会达到团结一致，他们没有改变自己活动的性质和作出决议的方式。

1994年1月，叶戈尔·盖达尔拒绝了向他提议的第一代总理的职位，离开了政府。在给总统的信中他写道：“我不能同时既在政府里，又在它的反对派中。”我想，他离开的原因不只有这一个。盖达尔提出了“加速改革”的战略。但是怎么加速结果令人失望的改革呢？盖达尔在《消息报》刊登的文章中写到了“民主政权的垮台”：“国内发生了最严重的危机……没有宏大的国家思想——无论是现实的，还是哪怕乌托邦的……没有宏大的目标，纪律松弛，局势不稳定，发财的机会很大。”然而文章是为了证明，随便哪个人对这一切都有过错，唯独“休克改革”的发起者没有。

在国际文传的采访中，我说出了意见，叶戈尔·盖达尔离开政府以及其他“‘休克疗法’的标志性人物”可能离开，丝毫改变不了国内的状况，因为政权没有制定出明确的发展方针。“领导中无论谁都仍像以前一样没有好好考虑今后做什么、怎么发展国家的问题，所以我们注定会有政治和经济的偏航及它带来的一切后果。”

如果领导国家的那些人“不去感受生活的脉搏，那么可以深信，等待俄罗斯的将是政治上新的大跟斗，它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我说。当然，这话不是指国家回到过去的体制。“市场关系的方针应该继续，但要作认真的修正。应该在中小企业间加强市场关系，应该通过严厉的反垄断法。但是主要的关注是认真培养人们适应市场条件下的生活，不然就必须用强制手段推行市场关系。”

经济学家的提议——当局置若罔闻

2月里，我们把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召集到基金会，讨论经济状况，想探索如何走出去年10月“胜利的”俄罗斯当局所处的僵局。

我们想听取各种倾向的经济学家的意见，既有总体上支持总统和政府的经济方针的人，也有批评这方针的人。来参加讨论的有院士Л.Н.阿巴尔金、Н.Я.彼得拉科夫、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В.А.梅德韦杰夫、В.А.马丁诺夫、科学博士С.Ю.格拉济耶夫(国家杜马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А.Я.利夫希茨(俄罗斯总统的分析员)、Е.Г.亚辛、А.Н.伊拉里奥诺夫，以及其他知名的经济学者，还有记者。

在开场白中，我要求与会者开展建设性的对话。“国内的严峻局势要求这样做。到目前为止，看不到循序渐进地阻止经济衰落的行动。经济衰落到一个点，就将崩溃。怎么办？我们大家应该坐着观望，什么时候这将来临，什么时候一切，首先是想出这一切改革的那些人，将见鬼去？……说到底，大家——总统也好，政府也好——都是来了又走，而俄罗斯会留下来，对我们来说，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我请大家来进行负责任的、同志式的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