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高永强、杨再立

11月4日晚，记者前往北京大学中关园拜访汤一介、乐黛云教授夫妇。他们夫妇合用的书房里，线装的中文书、精装的西文书不大齐整却很和谐地共处一室，你会觉着中西文化在这里碰撞、会通、融合。在这里，汤一介教授愉快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问：听说目前燕园又兴“国学”热。您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院长、北大哲学系教授，能否谈谈现阶段提倡“国学”的意义？

汤一介：1949年以后，我们对传统文化基本持否定态度，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对传统文化破坏得更厉害、更彻底。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热，基本也是反传统的趋向。到了90年代，人们冷静地考虑了一下，只是一味地反传统是不是有问题？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东西都被反掉了，而有些糟粕的东西却遗留了下来。“文化大革命”时这种表现最为突出，一方面反封建，一方面又众口一声地喊“万寿无疆”。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了道德断层。在这个时候提倡国学，是对“全盘否定传统”思潮的一个冲击。

问：20世纪初的时候，一些人曾倡导国学。在20世纪临近尾声的今天，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国学？

汤一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国学研究将背离我们的初衷。我是比较早提倡国学的，但我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倡国学，即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提倡国学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中心论”的消退，整个世界文化呈多元化趋势。如果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国学，很可能游离于世界文化思潮发展之外。当然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的文化特点，因为我们是多元中的一元，这是没问题的。可这种考虑必须在全球文化思潮背景下来考虑，否则就会游离于世界文化思潮之外，如果这样，我们就自己封闭了自己，重新滑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国粹主义陷坑，拒绝一切，排斥一切，又一次错过进入现代的机会。这是很危险的。

一种文化，既是纵向的、民族的，又是横向的、时代的。中国文化的方位应设定在民族与时代的交汇点上。过分强调纵向，就容易忽略时代性，我认为目前强调文化的时代性更重要。

问：文化观念本身是多面的、复杂的，如果不站在全球的、时代的高度去观察它，有些概念很难说清楚，有时还会把糟粕的东西当成优秀的东西去弘扬。国学研究是一项艰巨繁重的工作。

汤一介：是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观念都是非常笼统的，是直观的、未经分析而得出的观念。由于未经分析，也就形不成理论体系，不成体系就不易被接受，更谈不上“操作”。再好的观念，如果只是观念，不能被接受和操作，意义也不大。因此，我们要对这些观念进行现代诠释。一个观念你要证明它，像笛卡尔用几何学方法证明“我思故我在”一样去证明它。经过现代诠释的观念才有意义。未经现代诠释的观念甚至良莠不分。如“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是未经分疏、没有界限的。而我们现在讲“天人合一”必须在“二分”的基础上，讲主体性必须在有客体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再如“忠”、“孝”等观念，如不进行现代诠释，盲目地去“弘扬”，就会出问题。

问：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些观念值得弘扬，可以为我们的现代文化建设及人类发展提供有益的文化资源？

汤一介：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普遍和谐”的观念，这种和谐可以分四个层面：自然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身心内外都是和谐的。这是很有意义的观念，在当今世界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价值。西方文化是讲“心物二分”，强调征服自然。当然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使人类受益匪浅，但随着对自然的不断征服，许多问题就出来了：温室效应、臭氧层、核武器……这些东西威胁着自然的安全，也威胁着人类自身的安全，如果有一种“普遍和谐”的观念，就有可能避免这些问题。西方现代社会(又称后现代社会)是一个非常个体化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是阻隔的，就出了许多社会问题，人的心理也不正常了，需要心理医生了……四个层面都不和谐了。因此许多西方学者把目光投向东方，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

问：谈起我国目前的社会，有些学者常用一个词：“文化转型期。”那么，“转型期”有哪些特征？未来的新的社会形态应是什么模式？

汤一介：“转型”，我认为是指古代、近古往现代转。其实“转型期”从五四运动就开始了。那时大致可分为三大派别：激进主义，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自由主义，以胡适为代表；保守主义，以梁漱溟为代表。社会前进，不是一种力量推动的结果，而是多种力量组成合力推动的结果。所以，“转型期”的文化必然是多元的，当定型后，向纵深发展了，才有一定方向。如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到汉朝定于一尊，儒家成为正统，才有了主导方向；宋明之际，儒释道三教合流，理学成为正统。其实，8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也是由三种力量(西化派、西方人文主义派、保守派)共同推动的结果。“转型期”恐怕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新的文化形态的建立需要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

问：现阶段社会中，过去的价值系统动摇了，一些人失去了人生目标和行为规范，有人称之为“道德真空”状态。我们能否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材料，重建道德大厦？

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中倒有现成的关于道德修养和社会治理的观念，叫“内圣外王之道”，意思是只要人的道德修养达到完美的地步之后，社会问题就解决了。这其实是泛道德主义。事实上，道德标准是一种内在的标准，它缺乏外在约束力。道德的力量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解决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深刻的矛盾和问题，“内圣”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外化出一套理想的社会管理系统。这一点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内圣外王”容易导向“人治”而非“法治”。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有两个支柱支撑，一个是社会道德教化系统，一个是完备的法律制度。中国之所以至今没有建立起健全的法制，与中国这些传统观念有很大关系。因此，在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时候，只从国学中挖掘材料是不够的，还应敞开国门，向世界学习。西方为解决自身的问题向东方学习，我们为了完善自己、发展自己，为什么不能向西方学习？中国有过“海纳百川”的历史，如唐朝，西域音乐、舞蹈、印度佛教都进来了，当时的佛经“百十倍”于儒家经典，中国文化并没有因此而消亡，反而繁荣发展了。我们现在同样应该有这种胸怀，这种信心！

原刊于《黑龙江日报》，1993-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