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闵惠泉

汤一介，我国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长期从事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教学、研究以及中外文化的传播工作，著有学术著作多部。1983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1986年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客座教授，并于1990年被该校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此外他还兼任：第九届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主席等职。

问：这些年人们对文化议论得比较多，但是对文化的一些观念似乎比较模糊，您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方面很有研究，我们很想听听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汤一介：给文化下定义是非常困难的。据统计说有一百多种，也有人说有三百多种，可能现在找不出一个非常权威的定义。人们通常照梁漱溟先生的话讲：“文化就是人类生活的式样。”照生活式样不同分成不同的生活类型，它可分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等。照我看，普遍可以接受的定义也许是认为凡是人类创造出来的都包含在文化的范围之内，至少它有三个层次大家可以认同：一为物质文化，一为制度文化，一为精神文化。一般来讲可能分成这三个层次。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文化热。为什么80年代中期会在中国大陆出现文化热？我想当时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一是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来要实现现代化，而且特别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但是照我们看，光提“四个现代化”可能是一个不全面的现代化的概念。从80年代中期开始，大概是1984年我们就考虑到是否用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来配合“四个现代化”，这样才比较完整。当然还应该有制度方面的现代化，当时从我们学者来讲比较注重的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最早在1985年我们跟上海、武汉、西安、北京、深圳等地的有关人士在深圳开一个文化协调会，当时就提出文化现代化应包含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二是考虑到如果要实现现代化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应该承认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非现代化的社会，才需要实现现代化，如果不承认这个事实就无从谈起。如果承认我们现在社会为非现代化的社会，可能要解决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二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当时主要考虑的是西方文化)，三是如何创造适应现代中国需要的新文化。所以在会上我们提到是不是应该在我们国家大家来共同讨论文化现代化的问题。

问：现在看来这一点很重要。

汤一介：当然这和我们现在精神文明建设、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等都有关系。但是80年代文化热的特点是怎样走出非现代、走出前现代，当时主题是从传统走向现代，回顾80年代可能整个文化界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围绕从传统走向现代。

问：这是不是对传统有点否定的意思？

汤一介：对，因为在那时如果我们不首先考虑到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就不可能打开一个局面，因为我们三四千年甚至更长的旧传统显然不适合至少不完全适合全面实行现代化的要求，而且还有近几十年形成的一个新的极左教条主义思潮的新传统，对这两个传统如果不作一个很好的理性反思，我们实现现代化就会有很大障碍，所以当时讨论主题基本上是围绕从传统走向现代。当然不可避免对传统采取比较多的批判态度，如果不经过一个清理、批判的过程，我们的现代化就会被很多方面拖住后腿，比方价值观念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新的价值观念，我们能不能够实现现代化？那很困难。因为思维方式是需要转变的，对不对？而这就需要对过去进行一定的清理、批判才行。而1989年以后稍微发生一些变化。从1992年开始(1990年、1991年不特别明显)出现从文化热转成国学热的情况。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80年代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对传统的批评、批判带有相当程度的片面性，过后不可能不去对前一阶段文化热进行理性反思，在反思过程中考虑到一个民族应该有自己的文化根基，如果不能巩固好自己的文化根基的话，一方面不可能很好地吸收外来文化，就不会对外来文化自觉地、有选择地进行吸收；另一方面在理性反思中，觉得前阶段否定过分的方面应该找回来，所以产生对传统的再认识过程，也就是把根基培育好并让它在此基础上得到发展，不是要离开我们的根基发展我们的文化。第二个方面原因是1989年后特别是1992年后政府也较多提倡传统文化，有鉴于在过去特别是1949年后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忽视传统文化(“文化大革命”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加上要加强民族自尊心、民族凝聚力就不可能不考虑到自己的传统文化。比方说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中央非常重视，觉得可能应该考虑到要加强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民族凝聚力，至少一个重要方面是从传统方面找资源。鉴于这两方面原因，国学热也就从此逐渐发展起来，以后出现了很多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会，出了不少研究、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杂志。我认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无论如何应该加强，而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必须要有全球意识。

问：这一点提得非常好。

汤一介：如果没有全球意识，你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会发生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它会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状况在我们历史上和我们生活中不乏例证，认为人类所有精华都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间，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另一方面，会产生强烈的排外心理，不可能认真地、非常好地去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特别是吸收适应现代化、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文化资源，我想这是一个应该注意的问题，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就会使得我们的文化发展、文化研究游离于当前的世界文化发展总趋势之外，又形成一个闭关自守的状态，我觉得那是比较危险的。第二个问题是我认为应该防止的，即文化学术发展、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想应该是追求真理，不应该过分意识形态化(我有时措辞是考虑再三的)。换句话说，它和政治有一定的距离、有一定的界限，它应该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不应该仅仅是为当前的政策作论证。如果你的学术研究、文化发展只是围绕当前具体政策为它作论证的话，那么这种偏离追求真理的方向就很可能会发生，这在我们历史上不乏例证，特别是1949年以来很多问题发生在这上面，比方在搞“大跃进”时就围绕着为“大跃进”作论证，造成我们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失误，当然“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文化大革命”里为“文化大革命”作论证、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作论证、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作论证。这样学术文化不是追求真理，而是为现实具体的政治、政策作论证，这将导致偏离追求真理的方向，当然你这个政策符合时代要求，理论就自然和政策相符，因为理论是符合真理的。相反地政策应该符合理论，它应该是这个关系，仅仅为政策作论证就会产生很多问题，现在如果国学热很可能出现问题的话，一个就是走向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一个就是仅仅考虑为现实政策作论证而使得学术文化意识形态化，偏离了发展方向。因此我觉得应该在全球意识关注下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而这样一个趋势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形成的。二战后由于殖民体系的瓦解，西方中心论逐渐消退，当然不能说完全失去了作用，比方在美国他们还是认同西方中心论，特别是1993年的《文明的冲突？》显然还是宣传、支持西方中心的理论，但它的总趋势是逐渐消退的。二战后许多殖民地独立了，各个民族要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比方说中国，后来还有印度、韩国、日本等都有发展自己民族要求的趋势，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那么就有人问我全球意识是什么。我也开始想全球意识到底指什么，我想可能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全球意识它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从古到今都一样，它还是这个时代的要求，全人类在这个时代要求什么？它有没有一个总的问题？进入90年代后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由于后冷战时期越来越突出的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这恐怕是当前全人类主要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必须配合整个世界来解决这个总问题，如果我们不配合世界人类所关注的总问题去考虑我们的文化中对这些问题能提供什么资源，那就容易偏离方向。我想每个时代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就是这个时代的全球意识，和平与发展，很可能是21世纪人类所共同努力追求的、要解决的问题，而对第三世界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来讲可能还有一个共同问题，因为发展中国家如果要能与发达国家取得平等地位，要解决什么问题？那就要解决现代化的问题。我们之所以不能和发达国家取得平等地位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实现现代化，而他们已实现了现代化。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在发展中国家中共同面临的问题，那就是现代化。现代化是什么意思，我认为：首先是工业化，如果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力量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竞争，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处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间；二是民主化，是否有一套适应现代政治、现代社会生活的政治民主制度，如果没有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政治民主制度就不能保证多数人充分发挥出他们的力量；还应该有法制化；还应该有理性化。我们现在讲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些概念，现代是一个理性化的时代，而且它要求的是理论系统化，当然进入后现代就不是如此，它要求破除理论系统化，破除单一理念。

问：您说中国首先是现代化的问题，离后现代还比较遥远？

汤一介：等一会儿我会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实现现代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如果不实现现代化，我们就没有和发达国家站在平等地位上进行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因为我们总处在弱势的地位，而实现现代化至少就有(也许更多)上面这四个要求，所以说就全人类来讲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从我们发展中国家来讲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当然你的现代化不能离开和平与发展，不能侵略别人来发展自己的现代化，那就违背了追求和平的意义，我们不能像过去西方列强侵略殖民地一样侵略别人来发展我们的现代化，这是不可取的。但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怎么办？那就要工业化(也叫产业化)、民主化、法制化、理性化，你才有可能走出前现代，真正实现现代化。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任务非常重。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对全球所关注的最主要的问题提供一些有意义的资源？我想可以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为现代人类所关注的最主要的问题提供一些有意义的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是精神的、观念的这个层面(先不考虑制度层面)，主要是儒家、道家思想，佛家思想当然也对我们有很多影响，但它最初是外来文化，然后被我们吸收改造成为我们文化的一个部分，最基本的还是儒家、道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对我们现代社会提供资源最主要的是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些有价值的资源，比如孔子“和为贵”，如果把“礼”解释成它是维系社会的带有制度性的教化，也就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东西，它应该遵守“和为贵”这个原则。再比如儒家经典《周易》里有个最重要观念就是“太和”，它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意思是讲宇宙的发展变化，万物按照自己的本性及其作用保持太和的话就能比较顺通，不会受到阻碍。王夫之对“太和”有一个解释：“太和，和之至也”，即和的最完满的境界，他认为在没有人类以前“天”(自然)没有什么不和谐，有了人类以后，如果不失其和，它也还是太和。我想这些观念可能会对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人类社会生活中各种纠纷提供有意义的资源。但是作为一种观念落实到操作层面是非常复杂的，需要各种学科配合。所以有人问我，本来中国有这么好的观念如“和为贵”、“太和”的观念，可是为什么历史上并不那么和谐？由此可看出要落实到操作层面，确实需要非常多的条件才可能实现，比方我们过去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的社会，怎样可能实现“和为贵”、“太和”赋予我们的比较完满的和谐？要走出小农为基础的社会必须实现工业化，就是实现现代化，你才能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你才可能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过去是以封建等级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如何实现和谐？就必须打破这种封建等级制度。所以和谐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但是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些观念，即使有了一定条件，还是不可能实现和谐。必须有了这些观念，并为这些观念创造条件，需要落实各方面的配合。从另一方面看道家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顺应自然”，庄子有一句话“无以人灭天”，不要用人为的办法去故意破坏自然资源。而现在恰恰发生大的问题，各个民族要发展，就要利用自然资源，在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到现在可以看到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比较厉害，生态环境的破坏、臭氧层的变薄等都出现了，那就是我们没有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因此道家思想中间顺应自然的思想也许会为我们提供有意义的资源。怎样来利用这个资源？怎样为今后的社会以更多的考虑？所以我们传统中有许多有意义的资源有待发掘并给它以现代诠释即现代的解释以适应现代的需要。中国自古就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说法。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不断给它们以新的诠释让它适应我们现代社会的需要。否则观念中包含不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部分就会发生作用，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就没有办法完美地发掘出来发挥作用。而我们当代学者的作用必须是怎样给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作现代的诠释，让它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历史上也是这样，比方说先秦儒家是受到佛教冲击和道家冲击之后才发展到宋明理学，如果没有印度文化的冲击，它不日日新又日新的话，就不可能有宋明理学，还是先秦的那些东西。正是由于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使得先秦儒家主要解决的问题(照钱穆说法)“人性”的问题、“人的价值”的问题到宋明时已上升到宇宙的价值、本体的价值——“天理”是超越于人的一种根本原则。近四百年来西方文化冲击着我们，从四百年前利玛窦传播西方文明开始，它一直冲击我们到今天，我们也必须很好地在吸收他们先进文化的基础上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新的诠释。

现在新儒家也想进行诠释，我觉得可能走错了路子。现在新儒家的问题主要是没有给儒家一个很好的定位，就是儒家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我想主要能解决的就是刚才我讲的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教人如何做人的问题，再多了就不一定能解决。比如新儒家他们认为儒家的内圣之学(也就是道德修养的学说)可以开出适合民主政治制度的外王之道来，而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没有现代的东西为基础；认为宋儒的心性之学可以开拓出科学认识论的系统，而本来中国传统文化就缺乏认识论的系统。比方说宋儒他们特别推崇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学说都是没有把认识论和伦理学区分开来，而是混在一起的，因而认识论就不发展，我们现在要从一个本来认识论不发展的东西里挖掘出科学的认识论的系统来，这是不可能的。原因是他们还是有一个情结，也就是科学民主的情结。认为中国传统思想里已经有不少民主科学的因素，我们因此只要从传统文化里发掘就可以了。我觉得不是这样一个情况。科学与民主应该是近现代的问题，不可能从它那里自然地发展起来。

其实我想很简单，比方我缺乏的就吸收。而儒家能不能吸收一些外来文化？问题就在这里，能吸收的就吸收。儒家文化有一个吸收外来文化的比较好的机制(或者说传统)。比方我们吸收的佛教，就吸收得相当不错。印度佛教在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经过一千年的时间佛教基本上消化在我们的文化中间。佛教开始是依附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的，后来因两种文化有相当多的不同，有很多的矛盾，中国文化的办法就是首先把印度文化的佛教转变成中国化的佛教，到隋唐就出现了像禅宗这样的佛教流派，它是相当程度中国化的宗教。比方印度佛教是要有一个彼岸世界，一个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东西，要成佛，而中国的禅宗给它以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挑水砍柴无非妙道”，我在现实生活里就可成佛，不需要追求一个什么超现实的世界、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因此禅宗既不主张坐禅，不主张拜佛，也不主张念经，你就在日常生活里提高自己的修养，觉悟了就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念觉即佛，一念迷即众生”。比方一个小和尚在吃完饭后问老和尚：“那我还应该做什么呢？”他原来以为是要去做念经之类的事情，老和尚说：“你吃完饭不知道做什么，你洗碗去！”宋儒把禅宗这一套吸收过来，宋儒因之代替了佛教的影响。因此到宋朝以后，佛教在中国影响就逐渐衰退了，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原因就是佛教已经中国化了，而且我们又把佛教中可以吸收的都吸收过来了。就是说我们不是没有吸收西方文化的机制，比方唐朝时最著名的文学家都是信佛的，如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宋朝的文学家如苏轼也如此。这没有关系，我们能容纳它。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相信我们的文化可以充分吸收西方文化。

问：这就是说要有自信心。

汤一介：对，就是要有自信心，但是不能闭关自守。如我刚才所讲的不能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点来对待这个问题，不能认为所有好的东西我们的文化里面全有。而现在就有这样的问题，认为现代科学都在《易经》中间，什么计算机二进制是从我们《易经》里来的，这都是似是而非的说法，计算机毕竟还是西方的产物，不是我们的产物，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易经》是二进制的，可是它本身并未产生计算机的理论；现在又说遗传基因符合我们64卦的排列顺序，这是附会的。我们不能这样来看，这样又会让自己走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我觉得是非常有害的。今天应该有个正确的方法和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

问：现在对西方文化我觉得还是应该在充分吸收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的文化来加以创新。

汤一介：对，因为你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要走向现代化，必须吸收西方文化。比方说市场经济的问题，你就必须充分吸收西方市场经济这一套。现在有个说法叫做现代化的“日本模式”，日本有一个阶段发展比较快(现在也不行了)，为什么？说它有东方的思想，特别是儒家的思想对它起的作用，这大概不对，因为日本经济发展根本上还是学西方的。它还是西方市场经济那一套搬过来之后再加上一些儒家精神而在管理中间发生了作用。比方说它的内部协调的作用，使得它的工人在一个阶段好像是在一个大家族里面，跳槽的比较少，企业因之容易稳定，竞争力就比较强。那美国就不一样，另一个企业比这一个企业高一块钱，人们就可以跳槽到那个企业里去。但这不是决定性的，首先你得是市场经济，不能跟世界市场经济接轨，即使有再多的儒家思想也发挥不了作用，对不对？你首先得有市场经济，我们再有些别的方面给它加以补充加以调整，还是可以起作用的。如果连市场经济都不是，那是绝对不行的。

在1989年后，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有了一些新的趋向，比如说后现代思潮在中国相当流行。这是应该注意的一个现象。像广州成立了后现代研究所，特别是北大有个所谓“三王一张”，后现代在北大有相当大的市场，在社会上也有相当大的市场。当然1989年前，后现代思潮在80年代已传到中国，但影响不是太大，主要是90年代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出现思想一元化的倾向。比方说提倡国学过了头，或者说学术思想意识形态化的问题更多了。出现这样的问题，而后现代恰恰是消解这个东西的因素。它主张零碎化，不要有一个统一的东西，它要打破一个统一的东西。

当然它发生很大作用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没进入现代，后现代全面发挥作用是不可能的。但它有一条就是可以使得多元化有一点空间。我想这可能是现在有些学者喜欢它，有些并不研究它的学者注意它的原因。我写过一篇文章《现代与后现代》，从民主和自由这个角度谈现代走向后现代的问题，也许不是很科学、很成熟的东西。还有现在没有后现代流行那么广，但也有一定影响的后殖民主义(是萨伊德等提出的)。它的基本观念是过去总是以西方观点来研究非西方文化是不行的，可能并不能对非西方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了解，而且常常发生偏差，等于曲解了非西方文化。比方说以西方文化模式来套中国文化，很可能有些东西就被歪曲了，所以后殖民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有一定市场。《读书》有几期介绍为什么现在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也有一定影响。我想我们也需要摆脱西方那些理论框架的束缚，因此讲后殖民主义对消解西方中心论应该有其意义。不能什么东西都以西方理论框架来看待，但是后殖民主义现在也有一个危险就是走向狭隘民族主义。因为你不能排斥一切西方的观点来解释我们的文化现象、社会生活现象，有些理论很可能是有人类的共同性的，可以解释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应该屈从于西方文化，完全用它的理论框架来套我们，但我们同时也不应该排斥在西方理论中间可能有一些理论是可以解决人类普遍性的问题的。所以不能那么排外。我总觉得文化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处理不好可能会偏向那一面，也可能偏向这一面。

问：这种分寸不太好把握。

汤一介：不太好把握，但这没什么关系。你只要是自由讨论总可以比较好地来调整这个度，对不对？如果你不能自由讨论就容易朝一个方向发展。那么这个方向占优势就老往这个方向发展，越来越偏。如果能自由讨论，另外一种思想就会把它纠正过来。所以有一个讲法说我们中国文化是处在一个转型时期，大概文化处在转型期很可能存在三种不同文化思潮：激进主义的思潮，自由主义的思潮，保守主义的思潮，很可能都是存在的。有时是激进主义占主导，有时是自由主义占主导，有时则是保守主义占主导，这是都有可能的。你让一种思潮不受其他两种思潮牵制无限制地发展的话，激进主义很可能变成极左思潮，那就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损失；自由主义可以变成绝对的相对主义，就没有标准了，那也是非常危险的，完全没有准则，可以很任意地解释很多东西；保守主义当然可以发展成国粹派，这同样是很危险的。应该在三种思潮的互动中间来推动文化的发展。当然在一个时期内一种思潮更重要些。比方说五四时期激进主义比较重要，你必须冲破过去那一套，否则我们就不能前进，但过了这一段就得调整。对一个有眼光的学者、领导者来讲，他应该看到这种发展趋势，往一个方向偏得太多，就要纠一纠。但总的来说应该是有自由讨论的环境。世界文化也处在转型期，存在西方中心论，也存在萨伊德的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还有主张文化多元化的思潮等。

问：汤先生，现在看来对科学的作用这方面大家对它没有什么太大争议，但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

汤一介：我国在1923年有个科玄论战。一个是科学派，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主要指自然科学，而且认为如果不用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其他学科就谈不上是真正的学术文化。另外一派认为科学问题不能包含所有问题，而人生观的问题更重要。这场争论没有什么结果。现在可以看出来科学确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为什么21世纪发展得那么快？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快，科学给人类带来的福利是很了不起的。但你也可以看出来，科学如果没有人文精神作指导，就会发生很多问题。科学不断发展，你怎么对自然进行调整？这需要有些人文价值来参与到科学中间去。比方说英国发生“疯牛症”，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人家有一个分析是：让牛吃动物饲料。很可能用动物做成的饲料价格很便宜，不会浪费什么东西。科学发展如果没有人文东西来指导，很可能让牛一直吃下去而导致了疯牛病，发生了很多问题。并不是说科学能制造出这种饲料就对社会有利，对养牛有利。在我参加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上，西方有识之士已经看到西方存在很多问题。有一学者讲他非常欣赏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没有把感情和理智打成两片，这非常重要。我想这话有点道理。如果理智与感情打成两片，西方科学一味发展理智，不考虑到人类的感情，那就会发生偏差。另外一个学者，是现象学会主席，讲到西方社会曾受惠于东方而不自觉，他特别说到关于和谐的观念是受到东方的影响，像伏尔泰等都受到东方的影响，现在还应该考虑东方哪些方面对西方有意义。他首先提出的就是崇尚自然，因为西方自己确实感觉到科学的发展如果没有人文思想指导不一定就能造福人类：他们也看到了西方的问题，希望从东方来找寻一些资源。

但是我们有些人却自认为我们自己的文化高于西方文化，认为不需要向西方学习，西方的一切人文价值都是精神污染，都是自由化。

问：那就是太绝对了。

汤一介：这当然不是正确的态度。我们现在社会治安也不比人家好多少，因此提出要严打。不能说我们一切都好，包括我们的人文价值观念也是如此。我去了美国十几次觉得美国确实有很多问题如老年问题、青年吸毒问题等，但从总体上讲基本上是稳定的，不是如我们讲的那么乱。他们的社会有两个最基本的支柱，一个就是它的宗教传统，尽管现在相当多的青年不相信宗教，但社会整个仍是由一个原来的基督教传统在那儿维系。另外一个是法制观念，遵纪守法比我们好得多。他们这两套配合得比较不错，尽管有很多问题，他们自己也看到了。

问：汤先生，您能说一说南京会议的情况吗？

汤一介：南京会议讨论的问题一个是语言对于不同文化是不是有影响？比方由于汉语不是拼音文字，影响不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文字是“言象义”，我们有个象的问题在里边，至少我们有一部分文字是象形文字。西方的文字是拼音文字，是“言义”，即以声表义。我们的文字是不仅有声音，还有形象，这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思维？第二个问题讨论的是生死和时间、生死和苦乐。儒家的和道家的、佛家的就不太一样。儒家讲“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儒家的看法是死对人来说并不是一种痛苦，痛苦的是他的理想没法实现。比方陆游死时写《示儿》诗，关注的不是自己的痛苦，关注的是能不能统一国土。而道家讲“生气化”，认为生是气之聚，死是气之散，因此庄子妻子死了，他“鼓盆而歌”是很自然的东西。佛家如中国的禅宗也不以死为苦。所讲的就是这些。我们现在想做的事，为什么要到南京去开这个会？就是出于跟欧洲跨文化研究院进行跨文化、跨学科的讨论的考虑。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讨论的是文化的双向选择的问题。就是西方选择我们，我们也选择西方，而且在我们跟他们的交往中间我们选择它，我们的文化会发生变化，被选择的也会发生变化。第二次讨论的是文化的误读。第三次讨论的是文化的差异。因为照我们看来，我们要搞这个跨文化研究是因为实际上现在学术的发展、文化学科的发展都是处在跨文化、跨学科的时代，没有不是跨文化的，它都是相互吸收的。

问：汤先生，您能对我们的杂志说点什么？

汤一介：我当然是希望你们的杂志办得非常好，能够自由地讨论，在文化转型期中间起一个比较好的促进作用，起一个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作用。你们是搞传播的，更应该解决这种问题，怎么样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出去，把人家的先进文化弄进来，这是很重要的。怎样能使我们的文化更好地发展，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原刊于《现代传播》，19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