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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文化书院独缺大师之魂

和记者谈心——记者的访问记(汤一介集) 作者:汤一介


访问:祝家华

北京学者汤一介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书院不易复兴,因为非得有大师级学者主持不可,而大陆没有自由的讲学,台湾又太重视功利,难以产生那种人物。

汤一介教授是中国大陆著名学者,重要编撰著作包括《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中国宗教:过去与现在》、《论传统与反传统》、《在非有非无之间》等,目前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任北大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民间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汤教授今年受邀到马来西亚出席由大马华社研究中心(华研)主办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不久前接受《亚洲周刊》专访,畅谈中国古代文化书院、中国文化复兴和中国文化书院新近发展等问题。汤一介认为,要复兴传统的文化书院不太容易,主要在于没有大师级的人物形成重要的学派,作为书院的灵魂人物,产生号召力,而当代大陆及台湾分别没有自由的讲学及太重视功利,难以产生大师级人物。以下是访谈摘要。

问:去年大陆宋代著名的岳麓书院举行了杜维明、余秋雨等著名学者讲学,引起轰动,有“千年书院开讲”的美谈,这是否是中国传统书院“一阳来复”的复兴景观呢?

汤一介:据我所知,是一位企业人士刘波以1200万元人民币(折合美元约144万)购买了岳麓书院,所以有经费来举办一些活动,杜维明、余秋雨等学者才有机会到岳麓书院开讲,但也仅是一次性的讲学,不是长期的讲学。

以现在来说,要复兴传统的文化书院,不太容易,也不太可能。过去岳麓书院能成名,主要靠有学问的大师级学者的主持,像朱熹、陆九渊等,他们真正形成了重要的学派,是当时的学习中心,来求学的人也是真正要学,不是求文凭或官位。现在的岳麓书院也想形成湖湘学派,但是这不太容易,没有那样的大师级人物可以形成一个学派。

问:但是“千年书院开讲”的确引起人们重新注意传统书院,这有怎样的意义呢?

汤一介: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不同,因此要复兴古代书院的院规制度不太可能。我们在80年代也开办中国文化书院讲学,引起很大反响,但是后来政府不让我们自由讲学。即使政府允许开办私人讲学的书院,也不能回到那个时代的讲学。当然,岳麓书院的重新讲学有其重要的意义,只是无法回到传统的书院。

问:古代的书院可追溯到汉唐的精舍、书院,但是真正的书院大盛是在宋代,为何书院大盛会在那个时代?后来又为何走向没落呢?

汤一介:宋代的确书院大盛,主要是有大师级的学者出现,学风很好。但是,到了元朝,那是异族统治,对汉人的书院及文化基本是打压,有很多限制。到了明代有些恢复,但是有很多困难,不容易。到了清朝又是异族统治,对汉人的文化、学术,并不太提倡,对四书五经的态度也不像宋朝那样。民国时代废科举改制,流行洋学堂,书院自然没落。

问:民国初年还有一些著名的书院,那是怎样的情况?

汤一介:的确,民国初期还有一些有名的书院,像南京的支那内学院,四川的勉仁书院,还有复性书院等。这些书院之所以能维持,主要是靠主持的著名学者,像马一浮、梁漱溟等。另外,清华的国学研究院也曾经开办了四年,主要靠几位大师级的学者,如王国维、赵元任和梁启超等,没有这些大师级的人物,书院是开办不成的。

问:近当代的中国没有出现大师级的人物,原因出在哪里呢?

汤一介:当代中国没有出现大师级的文化人,主要是因为政治的专制统治,思想的压迫,没有自由的讲学。没有政治的专制,政治的干预学术,情况也许会不同。

另外,中国大陆1949年之后,政治运动频繁,打击知识分子,他们根本没有条件及时间去做学问。台湾的情况是学术界太功利,许多学者拿了学位之后,就很少再做学问。

中国文化会复兴,但不会成为主导的文化。将来的世界将是一个四五个主要文化竞争互补的景观。

问: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会在二十年后复兴,这可能吗?到时是否有大师级的人物出现?

汤一介:短期内不会有大师级的人物,这需要时间的累积,而且过去的大师级人物只要是博古通今就可以,但是,现在的大师不只是博古通今,还要能融汇中西,这是不容易的。

中国文化会有一定的复兴,但是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可以成为主导的文化。将来的世界会是一个四五个主要文化竞争互补的景观,这些文化可能是西方、印度、中国、阿拉伯及犹太等文化。这些文化传统都有很深厚的资源,可以互相激荡、吸收及影响。

问:当代新儒学提出反本开新理论,认为中国的道统在开出西方的民主科学后,传统的东西可以和西方的民主科学并存,您认为可能吗?

汤一介:当然可能,但是不像当代新儒家所提出的那样,要引进西方的民主科学,不是从传统里头开出,而是要引进西学,引进西学并不会影响传统的保留,传统还是能流传,不会消灭。

问:您所主持的中国文化书院在过去作出很好的成绩,现在情况如何?

汤一介:中国文化书院在80年代开办,得到梁漱溟、冯友兰等学者支持讲学,收到很好反应。我们开办的二年制中外文化比较课堂,从1986到1989年,一共有12000人参加;另外环境保护课程也有3000人参加,法治、经济等课程,全部有30000人参加。但是1989年后,书院不能开办了。1993年我们重新获得民间机构的注册,现在也开办一些课程,如道家文化只有40人,藏语课只有20人。现在社会风气不一样,过去我们的中外文化比较课程,得到农民、干部、编辑和军人等参加,如今很难找到上千的学员,没有众多的学生就很难开课,没有经费。

问:中国文化书院有何新近发展?将来的出路在哪里?

汤一介:我们正在和卓达企业集团的卓达大学合作开创哲学人文学院,这是落实中国文化书院的办法,预定今年秋天开学。卓达有经费、硬件,我们能提供师资。我们的理念是大学一年级就教四书五经及西方的经典,还有研究所的课程,希望文化书院和企业集团的合作能成功。另外,中国文化书院也有三间分院,一是环境保护分院,由梁启超的孙子梁从诫主持,是著名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另外的分院是跨文化研究分院,由乐黛云主持,出版跨文化中文及法文的期刊、丛书。还有就是企业文化研究分院,作农业考察等。

原刊于《亚洲周刊》,2000-09-25,200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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