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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从佛光寺的大梁上掉下来

我在北大读书时，选修的课程非常广泛，这对我今天的研究大有裨益。我虽是哲学系的学生，但我最初却对西方文学很感兴趣，我选修了俞大缜先生用英文讲授的“欧洲文学史”；北大老资格教授杨振声的“欧洲文学名作选读”。还有胡世华的课。他是我父亲早年的学生，教逻辑学。我也选修了任继愈的课，他那时还不是教授，讲的是中国佛学问题，我也受益匪浅。

此外，我还选修了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开设的“中国建筑史”。梁先生那时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到北大博物馆系讲课，我慕名去听。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听他讲课时记的笔记。

梁思成事业心非常强，要研究一个事物，就非得把它弄清楚。有一次，他给我们讲课时谈到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佛光寺是唐朝时修建的寺庙，是现在我们国家保存下来的木结构最早的寺庙之一了。据说，这所寺庙是梁先生从壁画中找到的。有一幅敦煌壁画描绘了唐五台山的地图，地图上标出大佛光寺的位置，梁思成按图索骥找到佛光寺，但是，这个寺庙到底建于唐朝的哪一年？梁先生要弄个明白。民间有个习惯，就是建庙宇、民宅，上大梁时，要在梁上刻下上梁的日子。梁思成就爬到梁上去看。他真看到了！可一高兴，人从梁上掉下来了。他给我们讲，那次他摔伤了，但这很值得，他把这日子搞清楚了！后来，梁思成先生对它做了完整的剖面透视图，成为今天研究唐代建筑的典型范例。

冯友兰挨斗时曾背慧能的偈

1956年，我回北大时，冯友兰还在讲课，我听过他的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的哲学思想曾遭遇批判，我也写文章批判过他。冯友兰先生与我父亲是同事，我们两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燕南园住隔壁。虽然我写文章批判他，但我们关系不错，我常去冯先生家找他聊天。那时冯先生大约60多岁。

当年，冯友兰先生是极端的“反动权威”，经常挨批判。红卫兵几乎每天都闯进冯家，弄个小凳子，把冯友兰先生提溜起来，让他站在凳子上，批判他，让他交代。我那时因反对聂元梓而被打成“黑帮”，也常常被提溜去陪斗，很不好受。

大概是1981年吧，有一天我去看冯友兰先生，偶然谈到当年挨斗时的情景，我问冯先生当时如何对待，冯先生说，在挨批斗时，他心里就默诵慧能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冯先生说后，我们俩一起大笑。原来在挨批斗时，仍然可以有某种思想的自由。就是说，在言行极端不自由的时候仍然可以有某种思想的自由。

冯友兰先生很聪明，也很有见解。冯先生文章写得让人看起来很舒服，到底在美国学习了五六年，拿了博士学位！我觉得他相当得益于自己的西方哲学基础，且有很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我们这一代不如老一代，他们从小读四书五经，我们只是挑着读一点。而且，他们都在国外学习过一段时间西方的文化，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体验。后面的一代也不如他们。现在有人说，21世纪要出现什么大师，我觉得很难，这两个基础都不行，或者只有一个基础，那出不了大师，至少是非常非常难的。

汤用彤人称“汤菩萨”

我父亲出身于书香门第，他对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均有很高造诣。

上大学时，我选修了汤用彤先生的两门课：一门是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另一门是英国经验主义。他教书方法非常严谨，完全根据原著给你讲解，分析那个原著。比如，笛卡尔，他就讲《方法谈》这本书。讲这本书结构是怎样，为什么这么结构等，为我打下一个比较好的欧洲哲学基础。我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如果西方哲学基础好的话，可以有另外的思考系统来研究中国哲学。

父亲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做什么，而是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但他为人行事对我影响比较大。比如最突出的一点是为人宽厚和气，人称“汤菩萨”。他没有发过脾气什么的，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却又有正确的选择。我在人际关系上处理得比较好，可能就是受我父亲的影响。

父亲研究学问认真求实，人家说他“越是有学问，越是慎重”。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非常有影响，现在的研究都要通过他的成果进行，但当年中华书局多次找他，希望他能修改后出书时，他说，有些东西还没有研究透，现在也不好改，要出就照原样出吧。这点对我也有影响。我觉得做学问如果不真诚，就没有什么意义。现在批判学术腐败，学术腐败就是没有对学问的忠诚和忠实的信念，那怎么能做好学问呢？

好的文化应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

问：您是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和教学的，我们想知道对您影响最大的哲学体系是什么？

汤一介：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有它自身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有它的起点，就是孔子和老子。中国文化的核心基本上是儒家和道家。

问：您觉得，这个核心与文化的发展有多大关联？

汤一介：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的理论，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世界不同的地区，几乎同时出现伟大的思想家，在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在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在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在以色列出现了犹太教的先知。他还说，每一次文明的飞跃，往往都要回顾到起点。比如，文艺复兴，就是要回到古希腊，中国宋明理学，也要回到孔孟，因为经过印度佛教冲击后，我们的文化要回到自己的根。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它是有根的。好的文化应该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这棵树才枝繁叶茂。

儒学的现代意义

问：有一种说法是上个世纪有的文化思潮，关注的是传统文化的弊端，因此传统常处于被“破坏”中。您刚才说了，21世纪很难出现国学大师，是不是与这种文化的“断脉”有关？

汤一介：是的。从中国历史上看，儒家思想有两种不同的形态，一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一是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前者确实与某种“专制”等弊端有关；但是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它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保合太和”以及“和为贵”等等，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

问：您曾说，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发展民族文化传统，儒家思想有哪些现代意义？

汤一介：比如，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观念中包含着“自己”与“别人”的对等关系。这无疑是可以为全人类接受的伦理观念。孔子的“仁学”思想也可以为当今寻求的“全球伦理”提供有意义的资源。孔子讲“仁”，有个出发点，即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这是天然的，不是勉强的。但你不能停留于此，必须“推己及人”。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得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推则。

问：您曾经说过，儒家的“太和”观念，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益？

汤一介：是的。这种观念包含着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儒家是通过道德学养达到自身的和谐而推广到“人与人的和谐”；人类社会和谐了，才能处理好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了，才能不破坏“自然的和谐”。这样大体上构成了“普通和谐”的观念。如果我们扬弃其中可能导致的缺点方面，并落实到操作层面，对匡正今日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弊端有利。

另外，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可以作为21世纪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准则。

儒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

问：您怎么看儒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

汤一介：西方哲学注重的是知识系统，儒学注重的是人生境界。这是两个问题。但我们应该吸收其精华。我在1983年世界哲学大会上曾讲过，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第一期是孔孟，第二期是宋明理学，第三期就是现在)就是在真善美上做文章。孔子讲他五十知天命，天命是什么，就是宇宙人生的道理，就是真；六十耳顺，朱熹的解释，至少我可以附会用这个解释，“不思而得”，就是美的境界。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什么都合乎规矩，不会做不合道理的事，这是善的境界。孔子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真美善统一的人生境界。

原刊于《辽宁日报》，2002-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