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走出寒夜，当了中学老师

北京北海公园迤西，有一处仿故宫太和殿的建筑，这就是1931年落成的文津街北京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图”），现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1962年秋冬，我从南开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在北京等待分配工作，曾在这里自学半年。

等待分配期间，我先被安排住在前门大栅栏的纺织部招待所，后又搬迁到了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的一家小旅馆，每月的生活费21元。按照当时的工资标准，这相当于普通职工半月的薪水，并不算少，但独自在外生活，开销的方面多，因而显得捉襟见肘。我每天乘公共汽车从宣武门到北图，往返车票就要1角8分。我当时还有抽烟的恶习，即使抽劣烟也要2角钱左右的开销（记得一盒“大婴孩”品牌的香烟，售价2角3分）。一天7角钱的生活费剩下了3角，只能啃烧饼充饥。幸亏那时从《天津日报》得了两笔小稿酬，一共有十几元，这才能偶尔到北图东侧的一家小餐馆买点炒饼改善生活，也才能偶尔看几场二轮影片或三轮影片。

在北图自学的生活是充实的。那座作为书库和阅览室的文津楼，古朴、典雅，充满了传统的气息。馆内那27万余册中文善本古籍，164万余册普通古籍，更让读者大开眼界，大饱眼福。我每天开馆必到，闭馆才走，坚持钩稽古小说史料。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白皙、文静、留两条长辫的姑娘，我怀疑她可能因病辍学。半年当中我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但每天见面时彼此都礼貌性地颔首致意。中午休息时，我也独自在馆内散步。院子里不仅有树木草坪，而且有一对华表，一对石狮，还有乾隆御笔石碑及文渊阁《四库全书》石碑。这些古迹跟图书馆的文化氛围相得益彰，令人赏心悦目。有一天看完书，我踯躅街头，信步走到西四红楼电影院，正值放映根据巴金小说《寒夜》改编的同名电影，我就花1角钱买张票进去观看。影片反映的是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小公务员的生活，以“寒夜”贯穿首尾，从始至终充满了黯淡阴冷的氛围，跟我当时的心境十分吻合。散场后走出影院，我似乎从一个“寒夜”里走出来，又走进了另一个“寒夜”。

正如“寒夜”也有尽头，我的命运不久就发生了转折。这一年年底，北京市人事局一位女科长找我谈话，决定分配我到西城区第八女子中学任教。她说这半年我表现挺好，没有走后门找工作。“女八中”是区重点校，交通位置好，附近有长安戏院和首都电影院，还有一家四川饭馆，购物可以去西单商场。我知道这些都是宽慰我的话，因为我当时对吃喝玩乐并无兴趣，也无消费实力。我重视的是工作性质，想去高校和文化宣传部门工作，但由于海外关系缠身，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自然不可能得到信用。

我后来才知道，当时女八中的校长是时任副总理的王震的夫人王季青。王校长原本是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后与王震结为伉俪。她懂得教育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一心想把女八中的教学质量提升上去，接近和赶上当时市重点中学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水准。当时女八中师资匮乏，只有一位从北京师院毕业的语文教师，所以王校长不怕背上“智育第一”的恶名和被扣上“招降纳叛”的帽子，想尽办法四处招聘人才。当时的语文教研组，就延揽了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马念祖，电影《地下尖兵》的剧作者刘致祥，北师大黄药眠教授的秘书陈冠贤，《新观察》杂志编辑部的资深编辑许法新，后来成为中国新闻社《视点》杂志主编的凌宏俊，原北京电视台副台长苏厚汾，以及当今著名的文字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苏培成。我在无处接收的情况下，被王校长破格予以录用，是心怀感激的。

被分配到北京西城女八中之后，我首先承担的任务是教初二年级一个班的语文课，学生只有42人。王校长给我布置工作时，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让一个南开大学五年制的毕业生去教初二，是不是在用高射炮打蚊子？一旦走上讲台，我才知道当初的想法错了，因为只有浅薄的教师，没有浅薄的教材。比如鲁迅的《一件小事》，全文不足1000字，既可作为中学教材，又可作为大学教材；但要让初二的学生多少理解其中的真谛，不下一番功夫认真备课是绝对不行的。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祖国语言的热情，我选择的第一篇课文就是法国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这是发生在普法战争期间的一个小故事。当时普鲁士侵略者强行禁止法国学校讲授法语。作者用一个孩子的视角来观察国文老师，通过孩子对过去不认真学习的追悔和老师在最后一堂课上的激情讲授，让读者感受到法兰西语言的纯净优美，以及拥有学习本国语言神圣权利的可贵。为了达到以情感人的目的，我在寒假期间不知把这篇课文朗读了多少遍，所以登上讲台，朗读完这篇课文，不少学生的眼眶湿润了，从此改变了学习态度：从要他学语文，转变为他要学语文。

单凭一个王校长并不能改变当时的大环境。1965年，正值“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王校长受到当时政治气氛的压力，在女八中待不下去了，我也被一些人视为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受到歧视。我至今都不认为我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毫无利己之心的人。但回首往事，从1962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的这4年，应该是我工作热情最高、最没有私心杂念的4年。我不仅白天将全部精力投入教学，而且学生上晚自习时我也主动坐在教室旁的走廊里，随时为学生答疑解惑。那些年的节假日其实等同于工作日，不是备课就是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我还帮助初中学生办了一个大型墙板，从毛主席诗词“红雨随心翻作浪”中取出了“红雨”二字作为刊名，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也通过办刊培养了一批文学爱好者。我在这4年的主要收获，除培养了一批学生之外，还加强了自己的基本功训练，使自己的文字较为清通，语言也能深入浅出；特别是结识了我的妻子秦世蓉，她是我同校、同一教研组、教同一年级的同事。30多年以后，当年的学生朱婉华写了一篇回忆短文，编入原女八中师生文选《留住记忆》，题为《初三的语言老师陈漱渝》，多少反映了当年我任教的一些真实情况。

回忆中学时代是一件幸福美好的事情，那是人生的花季。那时的我们充满了幻想，每个人都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想起教过我们语文的陈漱渝老师的一切，就像昨天之事那样历历在目。陈老师给我们讲的第一节课很精彩，有别于我上过的所有课，让当时的我感到耳目一新。

那是我们初三第一学期的第一节课。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大学毕业不久的陈老师。陈老师高高的个子，戴一副淡黄色镜框的眼镜，穿一件黄绿色夹克，样子很青春，说话略带南方口音。

教室里很安静，但大家的心情却很不平静。我清楚记得陈老师上课前抱来了半人多高的各类书籍，一开始便滔滔不绝地讲起古今中外许多名人刻苦学习的故事，还时时翻开带来的那叠书中某一章节，引用得很恰当、精彩，使我们思绪跌宕起伏，每个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思索着，忘记了一切。那节课，我们的心随着陈老师妙语连珠的讲授起伏激荡，既为陈老师渊博的学识所折服，又被激发起渴求知识的欲望。看着老师捧来的那一大堆书，我也想多看几遍才好。那一天让我第一次感到下课铃声的无情，当时全班同学的感觉就是还想听，很兴奋。这节课距今已30多年了，但课上的每一细节我却还记得清清楚楚，全班同学自那节课后按照陈老师的要求准备了“艺海拾贝”“摘抄”等笔记本，形成了看课外书及世界名著的热潮。

陈老师称这节课上送我们的是“面包”和“盐”。

陈老师教我们语文虽然只有一年，但他那认真的工作态度却让我们永远铭记。

对于我们全班每个人的作文，陈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一一辅导，笔改面批，也决不是打个分数而已，许多批语甚至比作文还长。那一年我们班作文水平提高之快，令家长和校方震惊。

陈老师在人格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当时，我们总是以那种极左的观念认识问题，并为难老师，而陈老师却并不在意。我那时正巧担任语文课代表，跟陈老师的接触更多一些，我分明感到陈老师实际上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但他对我们却永远宽厚大度。

让我一直不能忘记的是当时学校组织劳动，我帮厨，陈老师负责执勤。每天在食堂陈老师总是找重活干，生火、抱柴火，收拾厨具时他也总抢在前头。看着陈老师忙前忙后，满头大汗，我心里很感动。一天休息时，一只小花猫向陈老师扑过去，陈老师高兴地抱起了它，边逗边跟我们说：“这猫多可爱，革命者应该爱一切。”不久，学校掀起了“自觉闹革命”，我们几个同学就想起了陈老师抱猫时说的那句话，每人写了一篇批判“革命者爱一切”的稿子，现在想来真是极左得过分。

离开了女八中，步入社会之后，我几次找到陈老师，他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跟我谈笑风生。以后有事接连找到陈老师，他对我一直是诚心相待、鼎力相助。

陈老师现在已经是鲁迅研究领域的知名人士了，最近我又有幸见到了他，谈论编写同学录之事。陈老师不顾繁忙的学术活动，欣然应允相助。陈老师还是那样单纯，待人宽厚，让人感慨万千。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我的学生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那青春的记忆，那怀念青春的情意，却永远荡漾在我的心绪之中。让世间美好的东西永远伴随着我们吧！我们的心永远年轻！

2010年7月25日，我满69岁，在女八中任教时的第一批学生在北京北三环中路花港观鱼酒家为我贺寿，她们也都是60出头的人，各有不同的人生经历，但师生其乐融融，似乎都回到了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在当今这个功利性越来越强的社会中，我感受到了非功利性的特别难能可贵的师生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