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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典礼仪式环节和雅乐乐歌设置[1]
徐利华 （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050061）
提要：宋代雅乐多用于宫廷祭祀、朝会等典礼仪式。一种典礼的仪式环节和乐歌设置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皇帝的更替、礼乐政策的调整，不断地发生变化。宋代各个时期编定的仪注对于仪式环节和乐歌设置有严格规定。本文试选取宋代祀天、享祖、朝会三种有代表性的典礼仪式为例，梳理其仪式环节与乐歌设置的演变过程。
关键词：宋代 雅乐 乐歌 仪式
作者简介：徐利华，1976年11月生，湖南衡阳人。现为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宋代音乐与文学研究，目前正在主持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宋代雅乐乐歌研究”（13YJC751064）的研究工作。
本论文为作者承担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宋代雅乐乐歌研究”（13YJC751064）项目阶段性成果。
宋代雅乐多用于宫廷祭祀、朝会等典礼仪式。在一个典礼仪式中，大多数环节都是以乐歌的始终为始终。通过乐歌的变换，推动仪式程序的进行，掌控整个仪式的节奏。然而，很多学者往往将某一时期的仪式乐歌，看成宋代这一类仪式所通用，他们忽视了一种典礼的仪式环节和乐歌设置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皇帝的更替、礼乐政策的调整，不断地发生变化。宋代各个时期编订的仪注，对于仪式环节和乐歌设置有严格规定。本文试选取宋代祀天、享祖、朝会三种有代表性的典礼仪式为例，梳理其仪式环节与乐歌设置的演变过程。
一
宋代沿袭唐制，祭昊天上帝，大致有四：冬至祀圜丘、孟春祈谷、孟夏大雩、季秋大飨明堂。《宋史·礼志》中说：“宋之祀天者凡四：孟春祈谷，孟夏大雩，皆于圜丘或别立坛；季秋大飨明堂；惟冬至之郊，则三岁一举，合祭天地焉。”[2]其中，冬至祀圜丘又分为二：一是每年举行的常祀，规模较小，可由皇帝亲自主持，也可由有司摄事；二是三年一次的郊祀大典，规模较大，通常由皇帝亲自主持。
太祖建隆时皇帝亲郊的仪式，在降神、皇帝升降、奠玉币、奉俎、酌献、饮福、亚献、终献、送神、皇帝还内等环节都设有乐歌演唱。据《宋史·乐志》所收《建隆郊祀八曲》可知所用乐歌有：降神《高安》之曲，皇帝升降《隆安》之曲，奠玉币《嘉安》之曲，奉俎《丰安》之曲，酌献、饮福《禧安》之曲，亚献、终献《正安》之曲，送神《高安》之曲。又据《宋会要》载：
（乾德）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和岘）又［言］：“按《开元礼》，郊祀车驾还宫，入嘉德门，奏《采茨》之乐；入太极门，奏《太和》之乐。今郊祀礼毕，登楼肆赦，然后还宫，宫县但用《隆安》，不用《采茨》。其《隆安》乐歌（章）本是御殿之辞，伏详礼意，《隆安》之乐自内而出，《采茨》之乐自外而入，若不并用，有失旧曲。今大乐局丞王光裕诵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律别撰其辞，每郊祀毕，车驾初入，奏之。御楼礼毕还宫，即奏《隆安》之乐。”[3]
可知建隆年间皇帝还内用《隆安》之曲，至乾德六年应和岘之请，改为《采茨》之曲。
仁宗继位初，郊祀乐歌大抵沿袭前朝旧制。《宋史·乐志》：“仁宗天圣五年十月……于是翰林学士承旨刘筠等议曰：‘……郊祀则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献，惟登歌奏《禧安》之乐，而县乐舞缀不作，亚献、终献仍用武舞。’诏从之。”[4]降神用《高安》之曲，酌献用《禧安》之曲，与建隆时相同。至天圣九年，始将降神《高安》之曲，改为《景安》之曲。《宋会要》载：“（天圣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诏：‘御制祀天地《景安》曲、祀宗庙《（与）［兴］安曲檕》乐章，惟亲祀乃用；臣僚摄事乐章，令近臣别撰进。’”[5]自此之后，宋代祀昊天上帝的降神、送神乐歌皆用《景安》之曲。
景祐二年，皇帝亲郊以太祖、太宗、真宗三圣并侑。《宋史·礼志》载：“景祐二年郊，诏以太祖、太宗、真宗三庙万世不迁。南郊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亲祀皆侑。常祀圜丘、皇地祇配以太祖，祈谷、雩祀、神州配以太宗，感生帝、明堂以宣祖、真宗配，如旧。”[6]在改定亲郊配侑制度的同时，仁宗也对亲郊乐歌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宋会要》载：
（景祐二年）帝乃亲制乐曲，以夹钟之宫、黄钟之角、太簇之徵、姑洗之羽作《景安》之曲，以祀昊天。……于时制诏有司，太祖、太宗、真宗三圣并配侑上帝，乃以黄钟之宫作《广安》之曲以奠币，《彰安》之曲以酌献。……常祀：至日圜丘祀昊天，太祖配，以黄钟之宫作《定安》以奠币，隆《英安》以酌献……皇帝入出作《乾安》，罢旧《隆安》之曲。[7]
皇帝亲郊时，降神、送神乐歌沿袭天圣九年的改动，用《景安》之曲，皇帝出入，罢建隆、乾德时所用《隆安》之曲，改用《乾安》之曲；以三圣并侑，奠币用《广安》之曲，酌献用《彰安》之曲；常祀时，冬至祀圜丘以太祖配，奠币用《定安》之曲，酌献用《英安》之曲。
《宋史·礼志》中说：“大抵累朝典礼，讲议最详。祀礼修于元丰，而成于元祐，至崇宁复有所增损。”[8]神宗元丰年间，对于宫廷的典礼仪式进行了一次大修定。元丰六年，神宗亲郊，《宋史·礼志》记载了这次亲郊的仪式过程，用到的乐歌有：降神《景安》之曲，昊天上帝位奠币《嘉安》之曲，太祖位奠币《广安》之曲，奉俎《丰安》之曲，昊天上帝位酌献《禧安》之曲，文舞退、武舞进《正安》之曲，亚献、终献《正安》之曲，饮福《禧安》之曲，彻豆《宴安》之曲，还内《采荠》之曲。[9]其中没有提到太祖位酌献所用乐歌，但从其奠币用《广安》之曲，与景祐时三圣并侑所用曲名相同，疑其酌献乐歌亦用《彰安》之曲。与建隆、景祐时皆不同的是，皇帝还内，罢《采茨》之曲，改用《采荠》之曲，并新增文舞退、武舞进《正安》之曲，彻豆《宴安》之曲。另外，这次亲郊又增皇帝入中壝《乾安》之曲。《宋会要》载：
（元丰）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礼部）又言：“《周礼》，凡祭祀，王出入则奏《王夏》，明入庙门已用乐矣。今既移祼在作乐之前，皇帝诣罍洗奏《乾安》曲，则入景灵宫门及南郊壝门，亦当奏《乾安》曲，庶合古制。”从之。[10]
可知皇帝入中壝《乾安》之曲为先前未有而在元丰六年新增添的。哲宗元符二年，皇帝亲郊，据《宋史·乐志》中所收《元符亲郊五首》，其乐歌名大多沿袭元丰之旧，唯彻豆罢《宴安》之曲，改用《熙安》之曲。
徽宗时颁定《政和五礼新仪》，对于仪式程序和乐歌演奏进行了规范。其“皇帝祀昊天上帝仪”用到的乐歌有：皇帝入中壝《乾安》之曲，皇帝升降行止《乾安》之曲，降神《景安》之曲，昊天上帝位奠币《嘉安》之曲，太祖位奠币《广安》之曲，奉俎《丰安》之曲，昊天上帝位酌献《禧安》之曲，太祖位酌献《彰安》之曲，文舞退、武舞进《正安》之曲，亚献、终献《正安》之曲，饮福《禧安》、彻豆《煕安》之曲，送神《景安》之曲，还内《采茨》之曲。[11]设有乐歌演唱的环节较多，曲名与元符时所用大致相同。
政和时，冬至祀昊天上帝有司行事所用乐歌与皇帝亲郊时名称和曲辞有所不同。据《政和五礼新仪》载：“祀昊天上帝仪有司行事”，其中用到的乐歌有：降神《景安》之曲，盥洗《正安》之曲（升降行止皆用《正安》之曲），昊天上帝位奠币《嘉安》之曲，太祖位奠币《定安》之曲，奉俎《丰安》之曲，昊天上帝位酌献《嘉安》之曲，太祖位酌献《英安》之曲，文舞退、武舞进《正安》之曲，亚献、终献《文安》之曲，彻豆《肃安》之曲，送神《景安》之曲。[12]有司摄事时无饮福酒的环节，且升降行止、太祖位奠币、昊天上帝位酌献、太祖位酌献、亚献、终献、彻豆所用乐歌曲名均与皇帝亲郊时不同。
宋室南渡之后，至高宗建炎年间始着手恢复各项祭祀大典。《宋史·乐志》中收入《高宗建炎时祀昊天上帝乐歌十七曲》，并云：“高宗建炎初，国步尚艰，乃诏有司，天帝、地祇及他大祀，先以时举。太常寻奏，近已增募乐工，干、羽、簨、虡亦备，始循旧礼，用登歌乐舞。”[13]由于国势遭受重创，礼乐一时难以恢复，所以建炎时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虽然皇帝也亲自参与，但“先以时举”，祭祀仪式的规模与常祀时有司摄事相同，所用乐歌名与政和时祀昊天上帝有司摄事时相同，只是乐歌数量有所增加：一是降神曲由四首歌辞不同的乐歌组成，也就是说当音高、调式不同时，歌辞不同；二是皇帝的升降行止，同用《正安》之曲，但歌辞却不同。如盥洗和升坛所演唱的乐歌不同。
高宗绍兴十三年制定的亲郊仪注，对于仪式环节和乐歌演唱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据《中兴礼书》载，皇帝亲郊所用乐歌有：皇帝入中壝《乾安》之曲，皇帝升降行止《乾安》之曲，降神《景安》之曲，昊天上帝位奠币《嘉安》之曲，皇地祇位奠币《嘉安》之曲，太祖位奠币《广安》之曲，太宗位奠币《化安》之曲，奉俎《丰安》之曲，昊天上帝位酌献《禧安》之曲，皇地祇位酌献《光安》之曲，太祖位酌献《彰安》、太宗位酌献《韶安》之曲，文舞退、武舞进《正安》之曲，亚献、终献《正安》之曲，饮福《禧安》之曲，彻豆《煕安》之曲，送神《景安》之曲，还内《采茨》之曲。[14]所用乐歌名基本与《政和五礼新仪》中皇帝亲郊所用一致，但仪式以天地合祭，并以祖宗并配，故增添皇地祇、太宗位奠币、酌献乐歌。绍兴二十八年对亲郊乐歌进行修改，结合《宋史·乐志》中所收的绍兴二十八年所作祀圜丘乐歌共三十首，可知乐歌数量进一步增多，主要是因为皇帝的升降行止，虽同样用《乾安》之曲，但所用歌辞却各不相同。如盥洗、升坛、降坛、还位、再诣盥洗位、还位、入小次、出小次位、诣饮福位、还位、还大次这些环节演唱的乐歌皆不同。绍兴时祀昊天上帝，每岁常祀多由有司摄事。据《中兴礼书》载“祀昊天上帝仪”[15]，所用乐歌名皆与《政和五礼新仪》中冬至祀圜丘有司摄事相同。
孝宗淳熙六年，在继承绍兴成宪的同时，又参照元丰、大观旧典，对南郊亲祀仪式和乐歌进行调整。《宋史·乐志》载：“其南郊、明堂仪注，实述绍兴成宪，又命有司兼酌元丰、大观旧典，为后世法程。其用乐作止之节，粲然可观。”[16]其中记载的南郊亲祀用到的乐歌有：升降行止《乾安》之曲，降神《景安》之曲，升坛《乾安》之曲，昊天上帝位奠币《嘉安》之曲，奉俎《丰安》之曲，昊天上帝位酌献《禧安》之曲，文舞退、武舞进《正安》之曲，亚献、终献《正安》之曲，饮福《禧安》之曲，彻豆《熙安》之曲，送神《景安》之曲，还内《采茨》之曲，与《政和五礼新仪》中皇帝亲郊所用乐歌数量和曲名大致相同。
淳熙十六年，光宗受禅之后制定四时祀天仪注。据《文献通考》载，所用乐歌有：降神《景安》之曲，盥洗《正安》之曲，昊天上帝位奠币《嘉安》之曲，太宗位奠币《定安》之曲，奉俎《丰安》之曲，昊天上帝位酌献《嘉安》之曲，太宗位酌献《英安》之曲，文舞退、武舞进《正安》之曲，亚献、终献《文安》之曲，彻豆《肃安》之曲，送神《景安》之曲。[17]祭祀仪式由有司摄事，乐歌名与《政和五礼新仪》中冬至祀圜丘有司摄事相同。
宁宗时皇帝亲郊所用乐歌，据《宋史·乐志》中所收《宁宗郊祀二十九首》，与《政和五礼新仪》中皇帝亲郊所用乐歌相比，除了设有乐歌演唱的环节大大增加，还有两处改动：一是将亚献与终献分开，各歌《正安》一曲；二是将还内《采茨》之曲改为《乾安》之曲。其中，降坛、还位、尚书奉俎、再诣盥洗、再升坛五曲未著曲名。降坛、还位、再诣盥洗、再升坛属皇帝升降行止，其曲名应皆为《乾安》，而尚书奉俎不知是否亦用《丰安》之曲。
二
《宋史·礼志》中说：
宗庙之礼：每岁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则上食、荐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唯亲郊、封祀。又有朝享、告谢及新主祔谒，皆大祀也。二荐，则行一献礼。其祔祭，春祀司命及户，夏祀灶，季夏祀中溜，秋祀门及厉，冬祀行，惟腊享、禘祫则遍祀焉。[18]
宋代太庙祭祀，有每岁四孟月和季冬五次举行的时享，有三年一次于孟冬举行的祫享，有五年一次于孟夏举行的禘享，还有皇帝亲郊或明堂大享之前举行的朝享。
宋太祖时，享太庙乐歌，据《太常因革礼》载：“《通礼》：‘享太庙作《理安》之乐，乃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钟为羽，作文舞之舞，乐舞九成。”[19]可知降神用《理安》之曲；文莹《玉清诗话》中说：“乾德四年……郊庙奠献用《四瑞》。”[20]可知太庙奠瓒用《四瑞》之曲；《宋会要》载：“（乾德）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诏岘作《瑞文》、《驯象》、《玉乌》、《皓雀》四瑞乐章，以备登歌，余从之。”[21]可知太庙奠瓒所用“四瑞”乐歌为《瑞文》、《驯象》、《玉乌》、《皓雀》四曲。又据《宋史·乐志》载：“（建隆元年）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献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顺祖惠元皇帝室奏《大宁》之舞，翼祖简恭皇帝室奏《大顺》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大庆》之舞。’从之。”[22]逐室酌献，所用乐舞名与乐歌名一致，可知僖祖室酌献用《大善》之曲，顺祖室酌献用《大宁》之曲，翼祖室酌献用《大顺》之曲，宣祖室用《大庆》之曲。
真宗祥符年间，对太庙乐歌进行了调整。《太常因革礼》载：
《太常新礼》：大中祥符元年六月，都官员外郎判礼院孙奭奏：“据礼文，享太庙，终献降阶之后，武舞止，太祝彻豆，《丰安》之乐作，一成，止，然后《理安》之乐作，是谓送神。……今于终献降阶之后，即作《礼安》之乐，诚恐差失，伏乞依旧增用登歌。”寻诏判太常寺李宗谔检详礼典以闻，宗谔奏：“国初撰乐章，有彻豆《丰安》之典，乐局因循不作，望如奭所奏施行。”诏可。[23]
祥符元年，太庙享祖增设彻豆《丰安》之曲。《宋会要》载：“（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五日，判太常寺李宗谔上太庙奠献登歌《瑞安》曲乐章，帝亲制荐飨玉皇、圣祖及太祖、太宗乐章总十六篇。先是，详定所言：‘恭谢玉皇当用乐章。按唐《郊祀录》，太清宫乐章并御制。’帝始谦挹，宰臣以为盛德之事，所不可辞。”[24]祥符五年，以《瑞安》之曲代替了原来奠瓒所用的“四瑞”乐歌；祥符六年，真宗又作《万国朝天》《平晋乐》二曲用于奠瓒和亚献、终献之中。
仁宗天圣九年，太庙迎神乐歌由《理安》之曲改为《兴安》之曲。又据《宋会要》载：“（景祐二年）十月十三日，有司撰太庙真宗室酌献《大明》乐章，令太常行用旧乐章更不施行。”[25]景祐二年，增真宗室酌献乐歌《大明》之曲。英宗、神宗二朝，太庙时享的仪式程序和乐歌没有大的变化，仅增作宗室酌献乐歌。《宋会要》载：“（嘉祐）八年八月十五日，学士院言：‘伏请仁宗庙室酌献所用之舞，名曰《大仁》之舞，并上乐章。’诏恭依。”[26]又载：“治平四年八月十九日，学士院言：‘……今厚陵复土，祔庙有期。窃迹六代以来，皆有乐舞之名，以象其功德，请上英宗皇帝庙所用舞曰《大英》之舞，并上乐章。’诏恭依。”[27]可知嘉祐八年增仁宗室酌献《大仁》之曲，治平四年增英宗室酌献《大英》之曲。
徽宗时所定《政和五礼新仪》有“皇帝时享太庙仪”，所用乐歌有：皇帝入门《乾安》之曲（皇帝升降行止，皆奏《乾安》之曲），降神《兴安》之曲，奉俎《丰安》之曲，僖祖室酌献《基命》之曲，翼祖室酌献《大顺》之曲，宣祖室酌献《天元》之曲，太祖室酌献《皇武》之曲，太宗室酌献《大定》之曲，真宗室酌献《熙文》之曲，仁宗室酌献《美成》之曲，英宗室酌献《治隆》之曲，神宗室酌献《大明》之曲，哲宗室酌献《重光》之曲，文舞退、武舞进《正安》之曲，亚献、终献《正安》之曲，饮福《禧安》之曲，彻豆《丰安》之曲，送神《兴安》之曲。[28]对时享太庙仪式作了一个很大的改动：奠瓒环节只有器乐演奏，不再演唱乐歌。
《政和五礼新仪》中有“时享太庙仪有司行事”，所用乐歌有：降神《兴安》之乐，奉俎《丰安》之乐，盥洗《正安》之乐（初献行止升降，皆作《正安》之乐），僖祖室酌献《基命》之乐，翼祖室酌献《大顺》之乐，宣祖室酌献《天元》之乐，太祖室酌献《皇武》之乐，太宗室酌献《大定》之乐，真宗室酌献《熙文》之乐，仁宗室酌献《美成》之乐，英宗室酌献《治隆》之乐，神宗室酌献《大明》之乐，哲宗室酌献《重光》之乐，亚献《文安》之乐，文舞退、武舞进《正安》之乐，终献《武安》之乐，彻豆《恭安》之乐，送神《兴安》之乐。[29]与皇帝亲享不同有三：一是没有饮福酒的环节；二是将亚献与终献分开，所用曲名亦不同；三是升降行止、彻豆所用曲名不同。
高宗绍兴十三年正月，上徽宗皇帝谥号册宝毕，皇帝亲行时享太庙。据《中兴礼书》载“亲飨太庙仪”，所用乐歌有：奉俎《丰安》之乐，僖祖室酌献《基命》之乐，翼祖室酌献《大顺》之乐，宣祖室酌献《天元》之乐，太祖室酌献《皇武》之乐，太宗室酌献《大定》之乐，真宗室酌献《熙文》之乐，仁宗室《美成》之乐，英宗室酌献《治隆》之乐，神宗室酌献《大明》之乐，哲宗室酌献《重光》之乐，徽宗室酌献《承元》之乐，文舞退、武舞进《正安》之乐，亚献、终献《正安》之乐，饮福《禧安》之乐，彻豆《丰安》之乐，送神《兴安》之乐。[30]除了增徽宗室酌献乐歌，乐歌名与《政和五礼新仪》所定一致。绍兴时享太庙有司摄事所用乐歌，据《宋史·乐志》中所收《绍兴以后时享二十五首》，乐歌名也与《政和五礼新仪》中所定相同。
至孝宗朝，太庙有司摄事所用乐歌名略有改动，据《中兴礼书》载淳熙四年所定时享太庙仪有司摄事，所用乐歌有：降神《兴安》之乐，奉俎《丰安》之乐，盥洗《正安》之乐（初献升降行止，皆作《正安》之乐），僖祖室酌献《基命》之乐，文舞退、武舞进《正安》之乐，亚献、终献《武安》之乐，彻豆《恭安》之乐，送神《兴安》之乐，[31]与《政和五礼新仪》不同的是：亚献、终献由《文安》之乐改为《武安》之乐。
孝宗淳熙十四年，高宗去世。《宋史·乐志》载：
及高宗之丧，孝宗力行三年之制……次年再至，始用绍兴故事，移宴于馆而不作乐。高宗升祔，太常言：“祔飨行礼，当设登歌、宫架、乐舞，晨稞馈食，其用乐如朝飨之制。”于是，高宗庙昉奏《大德》之乐舞。[32]
淳熙十五年，以高宗祔庙，其室酌献乐歌用《大德》之曲。
光宗绍熙5年制定亲飨太庙仪注，据《宋会要》载“亲飨太庙、别庙行礼仪注”，所用乐歌有：皇帝入门《乾安》之乐（皇帝升降行止，皆奏《乾安》之乐），降神《兴安》之乐，奉俎《丰安》之乐，僖祖室酌献《基命》之乐，翼祖室酌献《大顺》之乐，宣祖室酌献《天元》之乐，太祖室酌献《皇武》之乐，太宗室酌献《大定》之乐，真宗室酌献《熙（大）［文］》之乐，仁宗室酌献《美成》之乐，英宗室酌献《治隆》之乐，神宗室酌献《大明》之乐，哲宗室酌献《重光》之乐，徽宗室酌献《承元》之乐，文舞退、武舞进《正安》之乐，亚献、终献《正安》之乐，饮福酒《僖安》之乐，彻豆《丰安》之乐，送神《兴安》之乐。[33]可见绍熙五年所定亲享太庙仪与绍兴十三年所定的南郊前朝享太庙仪相同，同样继承了《政和五礼新仪》中的规定。光宗绍熙五年还制定了时享有司行事仪注，据《宋会要》所载“太庙时享仪注”，用到的乐歌有：降神《兴安》之乐，奉俎《丰安》之乐，盥洗《正安》之乐（初献升降行止、皆作《正安》之乐），僖祖室酌献《基命》之乐（太庙各室为：宣祖室、太祖室、太宗室、真宗室、仁宗室、英宗室、神宗室、哲宗室、徽宗室、钦宗室），文舞退、武舞进《正安》之乐，亚献、终献《武安》之乐，彻豆《恭安》之乐，送神《兴安》之乐。[34]乐歌名也与《政和五礼新仪》相同，只是随着祭室增加，乐歌数量有所增加。
宁宗庆元二年制定亲享太庙仪，据《宋会要》所载“亲飨太庙、别庙行礼仪注”，用到的乐歌有：皇帝入门《乾安》之乐（皇帝升降行止皆奏《乾安》之乐），降神《兴安》之乐，奉俎《丰安》之乐，僖祖室酌献《基命》之乐，宣祖室酌献《天元》之乐，太祖室酌献《皇武》之乐，太宗室酌献《大定》之乐，真宗室酌献《熙文》之乐，仁宗室酌献《美成》之乐，英宗室酌献《治隆》之乐，神宗室酌献《大明》之乐，哲宗室酌献《重光》之乐，徽宗室酌献《承元》之乐，钦宗室酌献《瑞庆》之乐，文舞退、武舞进《正安》之乐，亚献、终献《正安》之乐。[35]除了增钦宗室酌献《瑞庆》之乐外，同样是继承了《政和五礼新仪》。
至理宗之后，太庙时享仪式和乐歌大都承袭前朝，随着祭室的增多，添加了各室的酌献乐歌。《宋史·乐志》载：（宝庆元年）理宗享国四十余年，凡礼乐之事，式遵旧章，未尝有所改作。先是，孝宗庙用《大伦》之乐，光宗庙用《大和》之乐；至是，宁宗祔庙，用《大安》之乐。理宗朝新添宗室酌献乐歌有：孝宗室酌献《大伦》之曲、光宗室酌献《大和》之曲、宁宗室酌献《大安》之曲。王应麟《玉海》载：
中兴飨庙乐舞：迎神《孝熙昭徳》、太祖酌献《皇武》、太宗《大定》、真宗《熙文》、仁宗《美成》、英宗《治隆》、神宗《大明》、哲宗《重光》、徽宗《承元》、钦宗《端庆》、高宗《大徳》、孝宗《大伦》、光宗《大和》、宁宗《大安》。亚、终献《礼洽储祥》、理宗《大昭》、度宗《大熙》。[36]
可知度宗之后，又相继增添理宗室酌献《大昭》之曲、度宗室酌献《大熙》之曲。
三
宋代承前人之制，于每岁元日、五月朔、冬至举行大朝会。《宋史·礼志》：“宋承前代之制，以元日、五月朔、冬至行大朝会之礼。”[37]但与唐代朝会全用燕乐不同，宋代朝会中皇帝受朝环节用雅乐，群臣举酒环节虽也出现过用教坊乐的情况，但大体以雅乐为主。
宋初建隆时的朝会仪式，皇帝受朝、举酒环节用雅乐，而群臣上寿酒用教坊乐。《太常因革礼》中记载了建隆二年五月朔“受文武百僚朝”的仪式，皇帝受朝环节所用乐歌有：升坐《隆安》之曲、公卿入门《正安》之曲、降坐《隆安》之曲。又据《宋会要》所载宋初朝会皇帝上寿的仪式，皇帝举酒时演唱所用乐歌有：皇帝举第一爵酒《禧安》之曲，皇帝举第二爵酒《神龟》之曲，皇帝举第三爵酒《甘露》之曲，赐群臣酒《正安》之曲，文舞《元德升闻》之曲，皇帝举第四爵酒《紫芝》之曲，武舞《天下大定》之曲，皇帝举第五爵酒《嘉禾》之曲，皇帝举第六爵酒《玉兔》之曲。[38]
乾德四年，对朝会仪式中用乐进行了一次变革。《宋史·乐志》载：
自国初已来，御正殿受朝贺，用宫县；次御别殿，群臣上寿，举教坊乐。是岁（乾德四年）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贺毕，群臣诣大明殿行上寿礼，始用雅乐、登歌、二舞。是月，和岘又上言：“……欲依月律，撰《神龟》、《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瑞各一曲，每朝会登歌首奏之。”有诏：“二舞人数衣冠悉仍旧制，乐章如所请。”[39]
其变动有二：一是皇帝举酒环节，以《神龟》《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首瑞曲联唱；二是群臣上寿的环节也改用雅乐。
太宗继位之初，朝会群臣上寿曾用教坊乐，《宋会要》载：
（淳化）三年正月朔，服衮冕御朝元殿受朝贺。礼毕，改通天冠、绛纱袍升座，受群臣上寿。帝即位以来，每朝贺毕退御大明殿，常服上寿，奏教坊乐。至是，（司）［始］命有司约《开元礼》定上寿仪，皆以法服行礼，设宫县、万舞，酒三行而罢，复旧制也。[40]
陈旸《乐书》中也说：“太平兴国初，冬至群臣上寿，更用教坊乐，淳化中正会复用宫架。”[41]自淳化三年之后，朝会上寿复用雅乐。仪式程序与建隆、乾德时相似，乐歌名则有所改动：一是根据端拱以来出现的祥瑞之物，新创“五瑞”乐歌。《宋史·乐志》载：“端拱初，澶州河清，广州凤凰集；诸州麦两穗、三穗者，连岁来上。有司请以此五瑞为《祥麟》、《丹凤》、《河清》、《白龟》、《瑞麦》之曲，荐于朝会，从之。”[42]自此之后，朝会中皇帝举酒环节用瑞曲联唱成为定制。《宋史·乐志》载：“（淳化）三年，元日朝贺毕，再御朝元殿，群臣上寿，复用宫县，二舞，登歌五瑞曲，自此遂为定制。”[43]二是文舞由《盛德升闻》改成《化成天下》，武舞由《天下大定》改成《威加海内》。陈旸《乐书》载：
太宗淳化中，岘弟复奏昔改殿庭二舞以光太祖功烈，今亦应更定舞名，其旧用《盛徳升闻》，宜更名《化成天下》之舞，取《易》称“化成天下”之义也；《天下大定》更名《威加海内》之舞，取汉高帝为《威加四海》之歌也。[44]
真宗景德元年和四年举行大朝会，据王应麟《玉海》载：
景德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御朝元殿受朝，改元，大赦三年，撰《祥麟》、《丹凤》、《河清》等十三曲；四年正月己亥朔，御朝元殿受朝贺，群臣上寿，诸道进奉，契丹诸蕃使在焉。下诏肆眚，司天言日抱戴佳气覆宫阙，上作元日会朝七言诗，赐近臣属和。[45]
又据《宋史·乐志》中所收《景德中朝会一十四首》，可知景德时大朝会，皇帝举酒环节设置了《祥麟》《丹凤》《河清》三首瑞曲，但文舞名用《盛德升闻》，[46]武舞名用《天下大定》，并未采用淳化三年的改动。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又撰皇帝举酒时所用瑞曲五首。陈旸《乐书》中说：“真宗祥符中，更作《醴泉》、《祥芝》、《庆云》、《灵鹤》、《瑞木》五曲，宴则歌之。”[47]王应麟《玉海》亦载：“祥符元年，撰《醴泉》、《祥芝》等五曲。”[48]祥符五年，将文舞《玄德升闻》改为《盛德升闻》。《宋会要》云：“（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八日，诏太常寺改文舞《玄德升闻》之舞为《盛德升闻》之舞。”[49]据陈旸《乐书》载，大中祥符时大朝会，朝贺用到的乐歌有：皇帝升坐《隆安》之乐、公卿入门《正安》之乐、皇帝降坐《隆安》之乐；上寿用到的乐歌有：皇帝升坐《隆安》之乐，公卿入门《正安》之乐，皇帝降坐《乾安》之乐，皇帝举第一爵酒《和安》之乐，皇帝举第二爵酒《醴泉》之乐，皇帝举第三爵酒《神芝》之曲，皇帝举第四爵酒《庆云》之曲，皇帝举第五爵酒《灵鹤》之曲，皇帝举第六爵酒《瑞木》之曲，赐群臣酒《正安》之乐，文舞《盛德升闻》之舞，武舞《天下大定》之舞，皇帝降坐《乾安》之乐。[50]
仁宗天圣七年举行大朝会，《太常因革礼》载：“《礼院仪注》：天圣初，仁宗始大朝会群臣，上寿作《甘露》、《瑞木》、《嘉禾》之曲。”[51]除了新撰皇帝举酒时瑞曲三首，其他乐歌沿用前朝。
神宗熙宁时朝会仍沿旧制，仅改作皇帝举酒瑞曲。至元丰元年，宋敏求等人奉旨详定朝会仪注，对朝会的仪式环节和乐歌设置进行了规范。《宋史·礼志》载：“元丰元年……未几，又命龙图直学士宋敏求同御史台、阁门、礼院详定《朝会仪注》，总四十六卷：曰《阁门仪》，曰《朝会礼文》，曰《仪注》，曰《徽号宝册仪》。”[52]《文献通考》载：
元丰元年，诏右谏议大夫宋敏求、权御史中丞蔡确、枢密副使承旨张诚一、直舍院同判太常寺李清臣详定正旦御殿仪注。敏求等遂上《朝会仪》二篇，《令式》四十卷诏颁行。[53]
宋敏求等人所定朝会仪注，《宋会要》《宋史·礼志》中均有记载，而马端临《文献通考》的记载最为完整详尽，其中用到的乐歌有：皇帝升降行止《乾安》之乐，公卿入门《正安》之乐，皇帝举第一爵酒《和安》之乐，皇帝举第二爵酒《甘露》之乐，皇帝举第三爵酒《瑞木成文》之曲，皇帝举第四爵酒《嘉禾》之曲，群臣举酒《正安》之乐，文舞《盛德升闻》之舞，武舞《天下大定》之舞。[54]除去皇帝举酒时演唱的瑞曲外，皇帝升降行止、皇帝举第一爵酒所用乐歌名均与建隆、乾德时不同；文舞则沿袭祥符五年的改定，用《盛德升闻》之名。除了乐歌名的改动，宋敏求等人也对朝会仪式中的程序步骤与乐歌演唱之间的配合进行了调整。《宋史·乐志》载：
元丰二年，详定所以朝会乐而有请者十：其一、唐元正、冬至大朝会，迎送王公用《舒和》，《开元礼》以初入门《舒和》之乐作，至位，乐止。盖作乐所以待王公。今中书、门下、亲王、使相先于丹墀上东西立，皇帝升御坐，乃奏乐引三品以上官，未为得礼。请侍从及应赴官先就立位，中书、门下、亲王、使相、诸司三品、尚书省四品及宗室、将军以上，班分东西入，《正安》之乐作，至位，乐止。[55]
将《正安》之曲的演唱时间提前，从中书、门下、亲王、使相、诸司三品、尚书省四品及宗室、将军以上入门时即开始演唱。
哲宗元符时袭用元丰元年定的朝会仪注，而另撰皇帝举酒乐歌。陈旸《乐书》中说：“哲宗屡讲不废，然朝贺上寿尚用教坊杂乐，未讲先王雅颂之制。”[56]可见哲宗时朝会也有用教坊乐的情况。
徽宗时制定《政和五礼新仪》，其中卷一百三十六至卷一百三十八中记载了“大庆殿元正冬至大朝会仪”，可惜前两卷已经亡阙。据其卷一百三十八所载，用到的乐歌有：皇帝升坐《乾安》之乐，皇帝上寿酒《和安》之乐，群臣举酒《正安》之乐，文舞《天下化成》之舞，武舞《四夷来王》之舞，皇帝降座《乾安》之乐。皇帝举第二、第三、第四爵酒登歌所用曲名、乐章，每年命词臣取岁中所有祥瑞撰。[57]《宋史·礼志》中将之与元丰仪相比较：“《新仪》成，改《元丰仪》太尉为上公，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太乐令为大晟府，《盛德升闻》为《天下化成》之舞，《天下大定》为《四夷来王》之舞，及增刑部尚书奏‘天下断绝，请付史馆’，余并如旧仪。”[58]所用乐舞大致相同，只是文舞《盛德升闻》为《天下化成》之舞，武舞《天下大定》为《四夷来王》之舞。
南宋之后，高宗绍兴十四年制定大朝会仪。据《宋会要》载，朝贺用到的乐歌有：皇帝升坐《乾安》之乐，公卿入门《正安》之乐，上公升西阶《正安》之乐（上公升降并《正安》之乐作），皇帝降座《乾安》之乐；上寿所用乐歌有：升坐《乾安》之乐，皇帝上寿《和安》之乐，群臣举酒《正安》之乐，皇帝降座《乾安》之乐。皇帝举第二、第三、第四爵酒登歌所用曲名、乐章，每年命词臣取岁中所有祥瑞撰。[59]绍兴十四年所定大朝会仪一个大的变化是：不再为文舞、武舞命名。绍兴十五年正月朔旦崇政殿朝会，王应麟《玉海》载：
（绍兴）十五年正月丁未朔，御大庆殿。受朝百官朝贺，用黄麾仗三千三百五十人。时无大庆殿，权于崇政殿行之，免驻辇，设帘，不设地衣。学士院撰十二曲，有《瑞木成文》、《沧海澄清》、《瑞粟呈祥》之曲，自是一行而止。是岁冬至亦止文徳殿，称贺上寿，亦用《和安》之曲。[60]
皇帝举第二、第三、第四爵酒所用乐歌有：《端木成文》《沧海澄清》《瑞粟呈祥》之曲。
综上所述，在宋代祭祀仪式中，降神、祭祀者升降行止、奠币、奉俎、酌献、饮福、文舞退、武舞进、亚献、终献、送神等环节中多设有乐歌演唱；在朝会仪式中，皇帝升降、公卿入门、皇帝举酒、群臣举酒、文舞、武舞等环节多设有乐歌演唱。宋初多承唐人旧制，至元丰年间进行大的调整和修订，徽宗时编定《政和五礼新仪》，为宋代礼制的集大成之作，吸收了北宋各个时期的改定；到了南宋高宗时重建礼乐，主要承《政和五礼新仪》之制，又参酌元丰、大观之旧典。之后，随着国势渐衰，统治者于礼乐之事往往力不从心，对礼制也少有改动。
[1] 本论文为作者承担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宋代雅乐乐歌研究”（13YJC751064）项目阶段性成果。
[2] 《宋史·礼志》第100卷，中华书局，1977，第2456页。以下所引该书皆为此版。
[3]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第328页。以下所引该书皆为此版。
[4] 《宋史·乐志》第126卷，第2947页。
[5]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311页。
[6] 《宋史·礼志》第99卷，第2439页。
[7]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293～294页。
[8] 《宋史·礼志》第98卷，第2423页。
[9] 《宋史·礼志》第99卷，第2442～2444页。
[10]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413页。
[11] （宋）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第27～28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所引该书皆为此版。
[12] （宋）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第29卷。
[13] 《宋史·乐志》第132卷，第3070页。
[14] （清）徐松辑《中兴礼书》第91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 （清）徐松辑《中兴礼书》第91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 《宋史·乐志》第130卷，第3040页。
[17]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第75卷，中华书局，1986，第687～688页。以下所引该书皆为此版。
[18] 《宋史·礼志》第107卷，第2579页。
[19] （宋）欧阳修等：《太常因革礼》第29卷，商务印书馆，1937，第181页。
[20] （宋）文莹：《玉清诗话》第1卷，朱易安主编《全宋笔记》第1编，第6册，河南教育出版社，2003，第98页。
[21]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328页。
[22] 《宋史·乐志》第126卷，第2940页。
[23] （宋）欧阳修等：《太常因革礼》第20卷，第124页。
[24]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309页。
[25]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312页。
[26]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315页。
[27]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315页。
[28] （宋）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第103～104卷。
[29] （宋）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第105卷。
[30] （清）徐松辑《中兴礼书》第91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 （清）徐松辑《中兴礼书》第91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 《宋史·乐志》第183卷，第3045页。
[33]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687～690页。
[34]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718～719页。
[35]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711～713页。
[36] （宋）王应麟：《（合璧本）玉海》第107卷，中文出版社，1977，第2041页。
[37] 《宋史·礼志》第116卷，第2743页。
[38]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599页。
[39] 《宋史·乐志》第126卷，第2941～2942页。
[40]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587页。
[41] （宋）陈旸：《乐书》第199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所引该书皆为此版。
[42] 《宋史·乐志》第126卷，第2943页。
[43] 《宋史·乐志》第126卷，第2943页。
[44] （宋）陈旸：《乐书》第172卷。
[45] （宋）王应麟：《玉海》第71卷，第1398页。
[46] 据《宋会要》载，祥符五年，将文舞《玄德升闻》改为《盛德升闻》，则景德时文舞名应仍为《玄德升闻》，疑《宋史·乐志》记载有误。
[47] （宋）陈旸：《乐书》第199卷。
[48] （宋）王应麟：《玉海》第71卷，第1398页。
[49]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309页。
[50] （宋）陈旸：《乐书》第199卷。
[51] （宋）欧阳修等：《太常因革礼》第20卷，第126页。
[52] 《宋史·礼志》第98卷，第2422页。
[53]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第108卷，第974页。
[54]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第108卷，第974～975页。
[55] 《宋史·乐志》第127卷，第2974页。
[56] （宋）陈旸：《乐书》第199卷。
[57] （宋）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第138卷。
[58] 《宋史·礼志》第116卷，第2750页。
[59]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523～524页。
[60] （宋）王应麟：《玉海》第71卷，第1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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