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研究

汉代郊祀歌音乐形态研究

闫运利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100089）

提要：郊祀歌是古代天子郊祀天地神灵所用的乐歌。汉代皇帝郊祀天地各有侧重，间有制作，今留存武帝朝《郊祀歌十九章》。《郊祀歌十九章》系李延年等据音乐、祭祀需要，选取司马相如等人诗赋作品中的一句或几句割裂、拼凑而成。祭祀表演神圣、隆重，可能配以《云翘舞》。东汉、曹魏沿用，明确配以舞蹈，音乐体系更加成熟。《青阳》等歌北齐仍有传唱。唐后多有《天马歌》拟作，明胡应麟有《拟汉郊祀歌十九首》，多不歌。

关键词：汉代 郊祀歌 音乐形态

作者简介：闫运利，女，1987年1月生，河北邢台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4级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郊，即“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于郊”。^[1]祀，即“昭孝事祖，通神明”。^[2]狭义上的“郊祀”指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广义上包括南郊祭天、北郊祭地、泰山封禅、明堂、雩祭、籍田、神州、朝日夕月、风师雨师、社稷、先农、祈谷、先圣先师等。“夫郊祀者，明王之盛事，国家之大礼”。^[3]郊祀活动是一个国家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郊祀歌是郊祀过程中祈天降福所用的乐歌。郭茂倩《乐府诗集》将“郊庙歌辞”置于十二类中的第一类，郊祀歌又位于郊庙歌辞之首。数量占十二卷中的七卷，足见其地位之重要。

学人对汉代郊祀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郊祀歌十九章》。如对作者的辩证，有龙文玲《汉〈郊祀歌十九章〉作者辩证》^[4]；对作品创作时间的讨论，有张树国《汉武帝时代国家祭祀的逐步确立与〈郊祀歌十九章〉创制时地考论》^[5]、龙文玲《汉武帝〈景星〉及文学史意义》^[6]及王淑梅、于盛庭《再论〈天马歌〉的写作缘由和年代问题》^[7]；对十九章内部排序内涵的解读，有张强《〈郊祀歌〉考论》^[8]；对《郊祀歌》与汉代郊祀礼乐文化之间关系的考察，有王长华、许倩《汉〈郊祀歌〉与汉武帝时期郊祀礼乐》^[9]；对“邹子乐”的考辨，有王福利《郊庙燕射歌辞研究》^[10]、郭思韵《汉郊祀歌的“邹子乐”与东汉两用〈朱明〉小议兼论与〈帝临〉之关系》^[11]。赵颖畅硕士论文《西汉郊庙乐府研究》对其作者、作品内部排序及郊祀仪式过程进行了全面论述。^[12]另有罗根泽《乐府文学史》^[13]、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4]、郑文《汉诗研究》^[15]、张永鑫《汉乐府研究》^[16]、赵敏俐《周汉诗歌综论》^[17]等专著，都曾论及《郊祀歌十九章》，且各有创见。

但目前研究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对《郊祀歌十九章》之外的汉郊祀歌基本没有关注；二是从音乐角度研究的较少，目前只有王福利《郊庙燕射歌辞研究》一书对《郊祀歌》有所论述。因此本文拟在厘清汉代郊祀活动及郊祀歌辞留存状况的基础上，对以《郊祀歌十九章》为代表的汉代郊祀歌的创作、表演、流变等音乐形态进行系统、全面的整理与研究，以期对汉郊祀歌研究有所推进。

一 西汉郊祀活动及郊祀歌辞留存状况概述

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称帝。自此始，西汉历经两百多年。根据西汉各朝郊祀活动特点分为高祖—景帝、武帝、昭帝—元帝、成帝—王莽四个时期。

（1）高祖时期，郊祀活动多依秦仪，未遑新制。如《史记·封禅书》载：

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18]

并且“有司进祠，上不亲往。”^[19]高祖并不参加。高祖于四时春以羊彘祠枌榆社，衅鼓旗以祠蚩尤，于岁时祠灵星以牛，以羊豕腊祠社稷等。整个祭祀活动充满了浓重的民间巫术色彩，且无天地之祀。但高祖始创“五帝”之说，《汉书·郊祀志》载：

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20]

此说对后世祭祀五帝影响极大。

孝文帝时，多祠五帝。《史记·孝文本纪》载：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于是上乃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亲郊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毋讳以劳朕。”有司礼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亲礼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礼焉。^[21]

又《史记·封禅书》载：

文帝出长门，若见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坛，祠以五牢具。^[22]

并且文帝受方士影响，郊祀天地较随意。如听赵人新垣平的进言，作渭阳五帝庙，且于夏四月，亲拜霸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权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23]场面甚为隆重。又听新垣平之言，“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24]可见方士之言，主导当时的郊祀活动。当方士之言被攻破，“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25]《礼记正义·曲礼》言：

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26]

祭祀不可擅自废、举，孝文帝之举，可见随意。

孝景帝在位，郊祀活动无有所兴。“十六年，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27]《史记·孝景本纪》仅记载一次郊祀活动：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见五帝。^[28]

总而言之，高祖时，无天地之祀；文帝时，多祀五帝；景帝时，无有所兴。在郊祀五帝活动中也未见与音乐相关的记载。但是郊祀与音乐自古就有联系，“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29]只是郊祀活动所用音乐、歌辞成为正式的郊祀乐是自武帝时代的李延年始。

（2）汉武帝时代是一个极具开创性、娱乐性，充满神秘色彩的时代。从开创太一、后土之祀到始用郊祀乐，从打破周代以来的礼法到随意以天马等祥瑞之歌郊天祭祖，从相信方士无稽之谈到与方士共同主持汉代郊祀活动，无不体现着这种鲜明的时代特征。武帝“尤敬鬼神之祀”^[30]，郊祀活动频繁。据《西汉会要》载：

孝武亲郊十一，幸雍祠五畤八，幸甘泉郊泰畤三。^[31]

事实上，武帝幸雍祠五畤八次，幸甘泉郊泰畤四次，幸河东祠后土五次，封禅泰山七次。如《汉书·武帝纪》载：

（元光）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32]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33]

（元狩）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34]

（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35]

（元鼎）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36]

（元封）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37]

（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38]

（太始）四年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39]

“雍”指雍县。五畤即鄜畤，密畤，吴阳上畤、下畤，北畤。《汉书·郊祀志》曰：

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畤，命曰“畤”。^[40]

秦文公建鄜畤祀白帝，秦宣公建密畤祀青帝，秦灵公建吴阳上畤、下畤祀黄帝、炎帝，汉高祖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武帝前期热衷于祀雍五畤，后逐渐衰落。如《史记·封禅书》载：“有司上言雍五畤无牢熟具，芬芳不备。”^[41]

《汉书·武帝纪》载郊甘泉泰畤四次，祠河东后土五次：

（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亲郊见，朝日夕月。^[42]

元封五年四月，还至甘泉，郊泰畤。^[43]

天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44]

后元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45]

（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46]

元封四年春三月，祠后土。^[47]

元封六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48]

太初二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49]

天汉元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50]

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分别建于元鼎五年、元鼎四年，是武帝郊祀活动的重心。成帝时迁至长安南北郊，哀帝时恢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王莽时又恢复到长安南北郊。

又《汉书·武帝纪》载泰山封禅七次：

（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上还，登封泰山。^[51]

元封五年春三月，还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52]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于明堂。^[53]

太初三年四月，修封泰山。^[54]

天汉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55]

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修封。^[56]

征和四年三月，还至泰山，修封。^[57]

封禅之礼最早见于管仲的《封禅篇》，亡佚。《史记·封禅书》曰：

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58]

每易姓而王、有符瑞，受命然后得封禅。或逢盛世，封禅以答谢上天。武帝多次修封泰山，祀上帝于明堂。且“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59]

武帝频繁的郊祀活动，用乐却自李延年始。《汉书·郊祀志》载：

其春，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尚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塞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琴瑟自此起。^[60]

从灭南越的时间上看，武帝初识李延年应为元鼎六年。又《汉书·佞幸传》载：

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61]

“上方兴天地诸祠”之时即元鼎六年。此“新声曲”即现存的《郊祀歌十九章》，以《汉书·礼乐志》为证：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62]

又据《汉书·艺文志》载：

泰一杂甘泉寿宫歌诗十四篇、诸神歌诗三篇、送迎灵颂歌诗三篇。^[63]

虽不确定此三类二十篇是否全为武帝时期的作品，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用于郊祀活动的歌辞很多，流传下来的只有《郊祀歌十九章》。

（3）武帝后，昭帝“富于春秋，未尝亲巡祭云”。^[64]宣帝即位，重宗庙之祀，十二年后始重郊祀，幸雍祠五畤一次，幸甘泉祠泰畤五次，幸河东祠后土两次。如《汉书·宣帝纪》载：

五凤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畤。^[65]

神爵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66]

五凤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67]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68]

甘露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69]

黄龙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70]

神爵元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71]

五凤三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72]

宣帝“修武帝故事”，神爵元年后尤重祠甘泉泰畤。关于郊祀过程中与音乐相关的文献记载找到以下两处：

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见泰畤，数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斋祠之礼，颇作诗歌。^[73]

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74]

可见宣帝欲兴协律之事，因没有相关文献流传下来，最终结果不得而知。但因“修武帝故事”，故宣帝一朝祠五畤、甘泉泰畤及河东后土所用音乐、歌辞，很可能是在武帝朝基础上略作修改。

元帝即位，“间岁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东至河东祠后土，西至雍祠五畤。凡五奉泰畤、后土之祠。亦施恩泽，时所过毋出田租，赐百户牛酒，或赐爵，赦罪人”。^[75]另幸雍祠五畤三次，整体上多遵旧仪。元帝虽“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76]，颇好俗乐，但对当时用于郊泰畤、祠后土的郊祀乐并无建树。

（4）成帝时，一改昭帝、宣帝、元帝时代的“遵旧仪”，开始进入改革期。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等以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不合古制，路途遥远、舟车劳顿，且吏民困苦、百官烦费，劳所保之民、行危险之地，难以奉神灵而祈福佑等原因，主张将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迁至长安。其后又建言皆废雍五畤及陈宝祠等。如《汉书·成帝纪》载：

（建始）二年春正月，罢雍五畤。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77]

后匡衡坐事免官，很多人开始反对迁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又因“初罢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风坏甘泉竹宫，折拔畤中树木十围以上百余”。^[78]及成帝无继嗣，恢复亲郊礼及部分长安、雍、郡国祠。永始三年冬十月庚辰，皇太后诏有司恢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雍五畤、陈仓陈宝祠等。如《汉书·成帝纪》载：

（永始）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79]

（元延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畤。^[80]

（元延）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81]

（元延三年）三月，行幸雍，祠五畤。^[82]

（元延）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83]

（绥和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畤。^[84]

（绥和）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85]

绥和二年三月，成帝崩于未央宫。皇太后诏有司复长安南北郊，以顺成帝之意。成帝三迁其址，整体上以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为主。整个过程基本沿用《郊祀歌十九章》，只因丞相匡衡主张郊飨天地贵诚尚质，对极度夸饰描绘的部分歌辞做了修改。如《汉书·郊祀志》载匡衡所言：

臣闻郊飨帝之义，扫地而祭，上质也。歌大吕舞云门以俟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俟地祇，其牲用犊，其席槁稭，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贵诚上质，不敢修其文也。以为神祇功德至大，虽修精微而备庶物，犹不足以报功，唯至诚为可，故上质不饰，以章天德。紫坛伪饰女乐、鸾路、骍驹、龙马、石坛之属，宜皆勿修。^[86]

因此匡衡将《惟泰元》中“鸾路龙鳞”改为“涓选休成”，《天地》中“黼绣周张”改为“肃若旧典”。

哀帝即位，“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87]且令太皇太后诏有司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如故，遣有司行事而礼祠，君不亲祠。从哀帝罢乐府的具体内容看，当时的郊祀乐已具规模。“郊祭乐人员六十二人，给祠南北郊……诸族乐人兼云招给祠南郊用六十七人”。^[88]

平帝及王莽时期，复长安南北郊，多改祭礼，郊祀制度逐渐定型。元始五年，王莽与太师孔光、长乐少府平晏、大司农左咸、中垒校尉刘歆、太中大夫朱阳、博士薛顺、议郎国由等六十七人集体商议，“复长安南北郊如故”。^[89]王莽于居摄元年正月，祀上帝于南郊。关于当时所用音乐，尚未找到相关文献记载。但《汉书·王莽传》有一处记载：

六年春……初献新乐于明堂、太庙。群臣始冠麟韦之弁。或闻其乐声，曰：“清厉而哀，非兴国之声也。”^[90]

鉴于当时郊乐、庙乐多有通用现象（如《天马歌》），所献“新乐”也可能用于郊祀天地。但除了“清厉而哀”的风格外，我们对其创作、表演等情况并不知晓。

二 东汉郊祀活动及郊祀歌辞留存状况概述

东汉近两百年间，郊祀之事多遵西汉旧仪。下文分为三个阶段——光武时期、明章盛世、没落时期，对东汉郊祀活动及郊祀乐使用情况进行简要论述。

（1）光武帝建武元年“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群神”。^[91]政治色彩更加浓厚，并成为魏晋之后郊祀活动的重要特征。二年正月，初建南郊于洛阳城南七里。中元二年，初立北郊于洛阳城北四里，并于正月辛未祀后土。此时期郊祀活动整体上中规中矩，多依旧仪。如洛阳城南七里制郊兆，圆坛及五帝位置皆采元始中故事。此外，祭品、音乐使用崇尚节约。如祭祀时“天地共犊，余牲尚约”。^[92]北郊、封禅、明堂皆“用乐如南郊”——凡乐奏《青阳》《朱明》《西颢》《玄冥》。《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分别是《郊祀歌十九章》中的第三、四、五、六首，东汉沿用其名。关于歌辞内容暂无明确记载，笔者认为可能沿用《郊祀歌十九章》。郭茂倩在《乐府诗集·郊庙歌辞序》中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