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进城之前

有一阵子，能在北京当面采访到诺曼·福斯特这样的人物挺不容易。慢慢地，各种人来得越频繁越从容，雷姆·库哈斯来北京专门逛了胡同、1989年在巴黎《大地魔术师》展览之后出去的那些艺术家也慢慢回国了、一些连打招呼都磕磕巴巴的外国人居然靠坐300路开始学中文，而且决定在北京踏实待几年。我写下这些片段并不是在说北京这个城市具有某种神秘魅力，只是为了强调那个令北京变得混杂、有趣的时间点，2007年前后。

2005年，香港苏富比开始做中国当代艺术拍卖专场；同年，北京798艺术区成为北京政府首批授牌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2007年，伦敦苏富比将岳敏君的《处决》拍出了4478万元的高价，刷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最高价；同年，号称第一家非盈利艺术中心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落地798，占地8000平方米，比利时人尤伦斯男爵不光用头等舱将几百名VIP送到帝都，更送上一场现在回想起还很贵的鱼子酱开幕饭。2007年10月，曾经的清醒乐队主唱，摩登天空的老板沈黎晖拿到海淀公园的批文，开始做摩登天空音乐节（2009年改名为草莓音乐节），海淀公园被两个大型的音乐节相中，另一个更早的音乐节是迷笛学校校长张帆做的迷笛音乐节。2000年迷笛音乐节还是个校内的汇报表演，观众慢慢从一两千人涨到一两万人，2005年它得到一纸批文，能够将狂欢转移到更大更公众的场所海淀公园。

我还记得沈黎晖在北京西边那个简单的办公室中熟练地摆出乐手的pose让我们拍完照，开始畅谈摩登天空音乐节的愿景，其实当时音乐节的批文很难拿到，基本赔钱。以至于音乐节后来的飞速发展实在有些超乎我们的意料，各种花样的音乐节翻滚着出台。2011年五一期间，单北京同时举行的户外音乐节就有4个：朝阳流行音乐节、草莓音乐节、迷笛音乐节和乐谷音乐节。到2012年，音乐节已经变成二级三级城市去吸引游客、树立城市形象的杀手锏，迷笛、草莓这样的老牌音乐节干脆办成了连锁，它们的分会场远至江南小镇镇江和周庄。一方面，音乐节确实填补了中国年轻人的娱乐需要；另一方面，和这本书中提到的很多新鲜事物一样，比如创意市集、艺术双年展，即便是开始得很酷很有理想，转眼间却被消费裹挟，形式大于内容，或者干脆就被消费了。

这样的变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当中国在全球化的格局中越来越受关注，北京和上海的国际化程度跟纽约、巴黎、伦敦渐渐接轨，同样的房价奇高，堵车闷热，屌丝扎堆。作为“生活方式”编辑，我们最早报道大商场、私人游艇飞机、买岛、豪华酒店甚至电视节目……虽然不能说它们的DNA完全来自西方，但在审美趣味上，这就好比全球化麦当劳中的麦辣鸡翅一样，很快就从人们的餐桌开始慢慢建立一个简单一刀切的所谓“好生活”的标准。

还不止如此。当北京有了水立方，并不遥远的深圳就跑出一个深圳水立方，后者依日本“森”美术馆的概念而建，有一个十分炫的名字“华美术馆”，当地人却直截了当地叫它深圳水立方。城市和城市之间有种大跃进似的攀比情结，表现出一种相似的物质形态，光鲜亮丽，但城市生活的质感却越来越不容易捕捉。虽然十次去深圳中有七次是去南山华侨城，但这座移民城市最早吸引我的地方却是城中村。我记得初次做城中村的题目，在深圳市中心东门的湖贝村中遇见客居深圳二十多年的江西人老蒋，他在七八平方米的弹丸小店中靠修鞋、卖二手鞋讨生活，床顶着桌子、桌子顶着煤气灶、煤气灶前面接着厕所，厕所上面一个强行装上的水管。老蒋离家千里进了城，在乡亲们眼里是个成功人，因为这点，还娶了房好媳妇。媳妇来到湖贝，虽抱怨原来“还是住在村里”，但两人却活得还算满足。偏偏这种情景却每每让我想到另一个弹丸之地香港，建筑师张智强家中六七个人曾长期住在九龙城总共只有三十多平方米的笼屋中。这可不是TVB拍电视，在住宅面积高度紧张的香港，大多数香港人都有过那样的生活经历。成名之后，张智强干脆将房子买下自己设计自己住，浴缸可变写字桌、窗帘又是投影屏。这房子改造之后变成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他也有兴趣过几年就重装一次。每次讲演，他的自宅总是很受欢迎，一来家和酒店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已经是这个讲求灵活和高度可变性时代的特征；二来都说设计的灵感来源于生活，可是设计如何满足人的日常生活需求，还需要再去哪儿找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呢？

这些鲜活带着温度的生活形态和印记让我对我的工作产生了源源不断的兴趣。七八年前，一个菲利普·史塔克设计的外星人榨汁器就是我的工作动力。那个高挑的金属造型满足了我对“物”的想象力，外加一点儿科幻小情结。但是什么时候对外星人失去兴趣了呢？是什么时候进入ALESSI那五彩缤纷的设计店也不复好奇，甚至，如果进了一个店，放的东西要全都是史塔克的外星人或者格雷夫斯的米老鼠茶壶一类，心里就忍不住升起一种“唉，还是这些东西呀”的泄气感觉。不是ALESSI的东西不好，它有点像工业设计的标准版，你在全球各个时尚城市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从2004年开始，我的同事们，《经济观察报》的叶滢和方军开始操作一系列“创意中国”的报道，它分为“创意工业”和“中国创意新浪潮”两部分，方军引用了鲍勃·迪伦的“有些新东西出现了，但没人知道它是什么，对吧？”作为开栏语。并且就创意工业中的四个关注点：典型行业与典型现象、运作逻辑、组织方式与典型人物、创新思维方式做了一系列持续深入的报道。正是在这样的视野和好奇心驱使之下，我得以慢慢发展自己对日常生活的兴趣。

这本书中大部分文章写于2004年到2012年。选入书中时，也考虑过要对它们做一些修订，比如2007年做了一系列香港二楼书店的采访，其中的阿麦书房几年后倒闭。在修订时注明了倒闭的具体时间，仍然原样保留了那篇报道，因为存在过的阿麦书房，毕竟会成为某些人心中有温度的城市生活记忆。作为一份商业报纸的生活方式部分，有价值的商业模式一直也是观察生活的角度之一，但一个有趣的城市如果仅仅用几种成功的模式来衡量，日子肯定过得会闷。因此你会看到新加坡寒室餐厅（《西式中餐厅》）、Dunhill改造上海霞飞路安家（《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之家》）这样有趣的商业现象，也会亲身经历北京的前门大改造（《前门巨变，我们在哪儿》），这次改造令前门部分变成了一个没有记忆的孤魂野鬼。跟阿麦书房一样，哪怕你是再有名的建筑师，拥有再光鲜的商业模式，被抽去了生活的前门直不楞登地立在北京的中心，仅仅只是一个布景。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曾说建筑“就是一个时代的意愿被解释成了空间、生活、变化、新意”，我们只好希望这个“意愿”来得更保守和深思一些，否则它的破坏性可不仅仅是产生一些模式和垃圾。

丰富的生活是创意的土壤，它不能仅仅只是复制，要靠加倍呵护和细心滋养去“养出来”。以今天中国的发展速度，单从城市的物质状态来说，似乎北京正在迅速长成纽约，深圳正在长成北京。这种成长危机如同多米诺效应，从一二三线城市蔓延到中国广大的乡镇和村庄。可是到头来，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幸福感并未增加，生活方式倒是多了，但失去了生活中那种意料之外和情感印记，它们仅仅只是方式。城市们长出一张张光鲜相似的表皮，似乎也别无他物。人人在唱空城计。

因此，我写下这本《空·城·纪》去记录城市的某个成长阶段。它的框架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它的某些片段如同断线的珍珠，连贯成“我城”。我相信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城市如何更新再生，人们的智力和活力、美感和趣味总会帮助我们挑选出那些能够放进记忆中的生活场景。

再次感谢我亲爱的同事们，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截稿期前的各种鼓励，这本书估计就没影儿了。尤其是我的编辑叶滢、刘彤和仲伟志，你们绝对是伟大的舵手。

2012.7.14

如同那些拍了又拍，总在播放的电影，每个城市兴起的过程都可以写成一本书。摩天楼和摩天城都已经是家常便饭，全球化令这些国际时髦风格近在咫尺。可是你要如何去描述“我城”的气质和环境？我试图去描述一些表面看起来离题万里，内里却又相互连接的空间和片段——这样的描述，是城市声音的源头，它是城市的血脉肌理，令城市生根发芽，令“我城”闪闪发光，与众不同。于是我创造出一个“广场”，如同过去的议事厅，我们在这里讨论“我城”，造就“我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