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引】

研究者、评论家常常以曹雪芹与英国的“剧圣”莎士比亚（Shakespeare）相比并举。如此，则雪芹可称为“稗圣”（稗指说的别名“稗官”“稗史”）。但莎翁一生写出了三十七八个剧本，他的众多角色人物是分散在将近40处的；而我们的伟大作家曹雪芹的几百口男女老少、尊卑贵贱等，却是集中在一部书里，而且是有机地“集中”“聚会”，而非互不相干。这是古今中外所有文学史上唯一创例，无与伦比！这么多大小人物，生活在一处，生死休戚，息息相关，是一个大整体，而不是依次上场，戏完了没他的事，退入幕后，又换一个“登场者”的那种零碎凑缀的章法。此为一大奇迹、一大绝作。

诗曰：

著书全为女儿心，亦有高年妪可钦。

浊物也须一言及，无违大旨义堪寻。

风流人物在英才

一提起《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这个大题目，便有如剥春蚕千头万绪须缫，如寄音书千言万语难尽之感。在此文中，我只想就其一端，粗明鄙意，我要从东坡名作《念奴娇》说起。

东坡这首词的头一句是什么？他道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可知东坡心中意中关切追慕的，不是其他，乃是华夏从古以来为人传颂的风流人物。谁当得起这样四个字的一种称号呢？东坡写得清楚，那便是三国周郎，凡我中华之人，谁个不晓，公瑾英年将略，顾曲名家，真可谓风流绝代，才艺超群。这样的人才，这种的风流人物，似乎以前未闻（至少未显），比如先秦诸子，两汉名流，大智鸿儒，高风亮节，全是另一种风范。到得三国之时，这才由周郎树立起了头一个仪型。东坡乃许以“风流”二字。但是，仍有一桩遗憾，就是周郎不曾留下翰藻文词，人家都知道他是位高级的将才和艺术家，却不能承认他是文学作家。真是风流未足。且再看同时代又出现了何等人物？

三国之中，东吴、西蜀，人才济济，各有千秋，但一色是帝王将相之资，却少见诗人情种之质。唯独地处河南的魏，却产生了那种与帝王将相全不相同的人物——即我所说的“诗人情种”型的人物。魏武曹瞒，雄才大略，且置另论，出名的三曹父子中，以曹植子建特为佼佼。以我管窥蠡测之人观史，窃以为自从有了曹子建，我们的文化史，实实打开了崭新的一章，论人论文，皆与以前不侔。这真是里程之碑，纪元之表。大书特书，犹恐不足以表出他的身份地位，价值意义，作用影响！

那么，对这一崭新类型的风流人物，是否又有崭新的词语来表白他呢？完全有的。有四个字，在《红楼梦》里雪芹也曾用过的，最为恰切、最为高明……

哪四个字？——哪四个字？

你且打开《红楼梦》，翻到第十八回，看众姊妹奉元妃之命题咏新园时，那李纨题的匾额是什么？她道是：

文采风流

这还不算，她的诗又说：

秀水明山抱复回，风流文采胜蓬莱！

我说，凡属学人，要识得，这“风流文采”四字，方是曹子建这种类型的文曲巨星人物的题品和写照，方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条最为璀璨夺目的脉络与光辉。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公元1764年2月1日），雪芹病逝，好友敦诚，作诗痛挽，其句云：

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

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

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

他时瘦马西州路，衰草寒烟对落曛。那第五句“邺下才人”是指谁而言呢？正是以曹子建来比拟雪芹。

我们中华文化史，论人论文，特别讲究这个“才”字，这是文化学术界要注意探讨的一个巨大的课题，如今只说“才”的代表人物，端推曹子建。这一点，是自古同然，从无争议的。因为从南朝的大天才诗人起，便许他独占了“八斗才”之美誉。我们第一流惊才绝艳的诗人李义山说“宓妃留枕魏王才”，这也是独以“才”字评于子建。以后，“潘安般貌，子建般才”成了小说戏本里的“标准语言”。这只要不拿“陈言套语”的眼光去看待，就会深体其间的重要含义了。曹子建在邺都（今河北临漳地），于西园与诸诗人聚会，其时有应玚、徐幹、刘桢、阮瑀、王粲等，号称邺中七子——即是敦诚所说“邺下才人”之义。这实际上乃是后世吟盟诗社的先河。子建作《洛神赋》，应玚作《正情赋》，他们把汉代的“类书”式铺叙性的大赋变为抒情诗性的短赋，连同五言诗，为文学史开辟了一条重要无比的发展道路。中华的诗史，虽说要以《诗经》《楚辞》为始，但那实在都与风流文采一路有别。可以说，曹子建等“西园才子”，才是中华诗史的源头、正脉。这条脉，纵贯了数千年之久，不曾中断，关系之钜，略可见矣！

敦诚挽吊雪芹，用了“邺下才人”一词，他虽然是以同姓同宗相为比拟之旨，但无意中却道着了我们文化史上的这一条脉络：若论文采风流这个类型的天才文学人物，正以子建为先驱，而以雪芹为集大成，为立顶峰，为标结穴！

《红楼梦》有多方面的意义和内涵，但它的文采风流的这一文化特征，识者道者极少。讲中华民族的文化，而不能认识这一重要特征及其脉络源流，便不免令人欲兴宝山空入——至少也是买椟还珠之叹了。

我们文化史上，论文论人论事，都讲才、学、识、德，兼者为难，而才则居首。才之与材，有同有异，有合有分，所以不能完全代用（举一个有趣的例：“诗才”与“诗材”，绝不容混）。对于《红楼梦》来说，雪芹明白地记下了一句话“女子无才便有德”（注意：坊本妄改“有德”为“是德”），这意思极为明显，就是那时候人，正统观念，是把“才”与“德”看作“对立物”的！才，本来是极可宝贵的质素，可是一有了才，便容易受大人先生的“另眼看待”，加之白眼，予以贬词。雪芹一生遭此冤毒——其实，子建又何尝不是如此！千古才人，多被诬蔑为“有文无行”者，才之“过”也！

然而，在《红楼梦》中，李纨是自幼奉守“女子无才便有德”的青年孀妇，但是题出“文采风流”的，却正是她。这件事，雪芹或许是寓有深意的吧。

涉及这些，便绝不是文学史的小范围所能解说的，所以要讲清《红楼梦》，非从文化史与国民性的大角度大层次去深入检讨不可。

要说的难以尽表。真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此种怅憾之怀，大凡执笔为文者，定都会有同感罢。

伟大的思想家

欲究雪芹思想，似不妨即借小说中贾雨村评论贾宝玉时所用的一句：“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玄之力，不能知也！”

雪芹因是以小说为体裁，故语气时有半庄半谐之趣，但其本旨却是郑重、严肃，以致沉痛悲悯的——亦如冷子兴之言“见他说得这样重大”，确实此间是包括了一个非常巨大重要的哲理课题。如今试为粗探，以供讨究。

“字字看来皆是血”“滴泪为墨，研血成字”的《红楼梦》，并非为了供人消闲遣闷，也不是为了“情场忏悔”或“解脱痛苦”，乃是作者对于宇宙万物、社会人生的一个巨大的、深邃的思索与观照。小说从女娲补天，遗石通灵，幻形入世，一直写到了“离合悲欢，炎凉世态”，展示了一位哲人的全部智慧与精神的高度造诣，代表着中华文化精华的特色与价值。实际上，他以当时的形式思索了天、地、人的生成与进化，探究了生命、性灵、才干的可贵，谱写了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以及人才的遭遇与命运。他是18世纪早期时代呼唤中华知识界重新来思索探讨这种重大课题的思想巨人，他是形将步入近代的中国人的启蒙者，意识革新的先驱者。

今日要想了解作为思想家的曹雪芹，“致知格物，悟道参玄”八个字却是一个透露消息的“窗口”，因为这正说明了他认识宇宙人生的步骤和层次的“方法”问题。

“格物致知”原是儒学中“正、诚、格、致、修、齐、治、平”众多步骤层次中的一个做人积学的必由之路，必要的阶段功夫，接近于今时所谓探求科学知识，认识客观世界。然而中华文化思想又认为，这是必要的，但并非最高级的认识，也非终极的目标。要从这种对客观事物的认知而上升到更高层的领悟——寻求它的本源本质、本身变化规律、相互关系等等巨大深奥的道理。这就是“悟道参玄”的本义，而不可拘执于“悟”指释家功夫，“玄”指道家理论等死义。——对我这样理解，最好的证明，即用来阐释那八个字的具体例证乃是“正邪两赋”而生人之论，却与释、道都无直接渊源关系。那“道”与“玄”，不过是指“器”“物”的具体之外之上，还有一层“形而上”的（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微妙之理。

正是遵循了这样的步骤与层次，雪芹达到了他自己对于“人”的理解与认识，关切与忧思。

所谓“人”的问题，大体包括：①人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人有价值？②人分什么等类？哪类最可宝贵？③这类人遭遇与命运如何？④人应该怎样互相对待？⑤人生目标是为己？还是为人？……对于这几个重大的问题，雪芹都于长期人生阅历中深思细究过，并在小说中一申所见所感。

现今传本第一回开头（本系批语，后混为正文）引据作者自云“因历过一番梦幻，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与稍后的“此书大旨谈情”“历尽悲欢离合，炎凉世态”等语，说的即统统都是对于“人”的问题的思索与感发。

对“人”的巨大思索

曹雪芹的哲思，全部托体于稗史小说，故与学者的论文不能一样，所谓“说来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甲戌本”作“细谙”），此言表明，他的小说的措词听起来像是荒言假语，但实含巨大意义，贵在读者能否细加玩索罢了。所谓“荒唐”，首先指的就是从女娲炼石补天的古史话说起的。此义至关重要，它决定了全书的精神命脉。

女娲是何如人？她是重建天地，创生“人”群（中华民族）的伟大神力慈母，也是婚配的“高禖”之神。《淮南子》《列子》等广含古事的书，记载她为倾坏的天穹用五色石补好，止住淫雨洪水，并“断鳌足”为破裂的九州大地修整定立了四极；而《风俗通义》又记载她用黄土“抟”造人群的故事，这乃是中华的“创世纪”，含义最富。雪芹独取娲皇为全书之来源，已可见其旨趣，与“荒唐”只是“貌合”的表面文章而已。

汉代大师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注释说：“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化”非变化，乃“化生”之义，此又可见先民视女娲为创生万物之神，还不只是人类之祖而已。那么，炼五色石，这“炼”实亦含有“化”之意味在内；这就无怪乎雪芹说她炼而未用之石，也是“灵性已通”的了。

这样，便对女娲的伟大意义明确到一点上：她的伟大固然在于建天地、化万物，创造了世界；但更在于她能赋予“物”以灵性！她把灵性给了人，人遂成为万物之灵；而经她化炼的石头，也能脱离冥顽而通彻灵性——这个想象（即雪芹之哲思）饶有意味可寻。这大约表明，在雪芹想来，物是由“无机”而进化到“有机”的，由初级灵性而上升到高级灵性的，在《石头记》中，其“公式”即是：石→玉→人。

这一“公式”的含义，与“妖精变人”“孙悟空七十二变”等类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需要细辨：石是有了灵性（知觉、思维、情感、才智……）之后才有了做“人”的愿望，并且是经过“玉”（古民视为瑞物，物之精体，具有神性灵性）为之“过渡”才化为“人”的，此即由低向高的三部曲。这分明带有一种朴素的物类进化思想，这一思想自然比不上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那么精细，但要想到，达氏确立“种源进化论”是在1858年，时为相当于清代的咸丰七年，比雪芹晚了一个世纪之久了呢！这就不能不对雪芹的思想之高度称奇呼异了。

当然，作此对照，还只是一种比喻，我并无意拿雪芹与达尔文牵合比附，这种东方的“进化论”未必即与西方的一模一样。比如石头能说话（石言）见于《左传》，石头听高僧竺道生说法，能领悟而点头信奉，见于唐人《莲社高贤传》。天下有许多著名的奇石，尚难解释，表明它并不是完全“冥顽”无知的“死物”一块，这也仍待研究。正如雪芹还说那株绛珠草后来“修成女体”，则草木也能“进化”为人。这些当然与达尔文的理论异趣，西方科学家会哂笑的。但万物之有灵性者，毕竟以“人”为首，万物的最高“阶级”，则是殊途同归的，里面确又含有一种东方式的“进化”思想在。

“两赋”的新哲思

雪芹是在认真探究“人”的本源本质，进行严肃的哲理思索，而不是只为写“荒唐”“无稽”的“小说”。他引女娲造人是其一例而已。

有人会问：他写的是女娲炼石，与造人何涉？这就是不懂得雪芹的明笔与暗笔之分。他写“造人”是用的暗笔：说男人是泥做的，女儿是水做的，这正是由娲皇抟黄土造人的神话暗暗接联炼石而来的文脉，岂可对此一无理会？

但他对“人”的本源本质还有神话以外的理解与阐释，他的一个更重要无比的哲学新说是“正邪两赋”论。

“两赋”者何？是指人之所生，不仅取决于有形的“水”“土”形骸，还更在于所禀赋的无形的“气”，气才决定其本质性情。此所谓“气禀”学说。自唐宋时代以来，文家学者，皆已宣述此论，非雪芹所创，雪芹的“两赋”新说，虽然来源也出于“气禀”之说，但他的识解却与前人有着极重大的差别。约略言之，可列三端：

第一，过去的气禀论者，似可称为“机构分类法”：正气所生为圣贤、为忠孝、为善良、为颖慧；邪气所生则为奸佞、为邪恶、为鄙贱、为愚昧（可参看拙著《曹雪芹小传》第十一章，今不繁引）。而雪芹之意则不然，他以为正、邪二纯气之外，还有一种“合气”（与古人所谓“杂气”并非同义。似乎接近“间气”），即正、邪二气本不相容，但相逢之后所激发而生出一种新气——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邪气）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干……必致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

是为“两赋”气禀说之本义的论述（第二回）。

第二，前人曾有过“杂气”的名目，但以为那是最卑微鄙陋之人所秉的，甚至以为连蚊蠓蚁蚤等细虫也就是这种气所生之物。雪芹则大大不然——

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这就是说在雪芹（借贾雨村之口）评议中，这种“两赋而来”之人，乃是极可贵重的一种“新型人才”，因为那所谓的“乖僻邪谬，不近人情”，语虽贬抑，意则赞扬：这种新型人才方是人类的英华俊秀——与前人的“杂气观”正为相反的识见。

第三，前人的“气禀”论中的另一陋见谬识即是“气”决定了人的贵贱贫富的身价命途，是为统治阶层制造“先天合法论”。雪芹则又大大不然——

（两赋人）若生于富贵公侯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总（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

以下他罗列了许由、陶潜、嵇阮……又列了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又列了大诗人词人，又列了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这就表明，在雪芹的人物价值观中，这么些贵贱悬殊的人，都是一样的，“易地皆同”的——人的才质并不受政治经济条件的割裂分离。所以者何？因为这些是异样珍奇的人物、人才，他（她）们是与庸人俗物相对立的！

由此方能晓悟：原来，他所说的“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也就是这些世俗庸人对新型珍奇人才不能认识、不能理解，而只用世俗尺码来称量他们的“估价”。那两首“嘲讽”贾宝玉的《西江月》，字字是贬，句句是讥，而骨子里正是大赞深褒，这大约也可归属于雪芹告诉读者读此书要看“反面”的一义之内吧。

此种特异人才，不为人识，不为世知——是为作者雪芹一生的“惭恨”（“脂批”说“无才补天，幻形入世”八个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见第一回）。

这在我们思想史上，难道不是堪称为“革命”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伟论奇论吗？

“才”的意义与命运

才，人才，是雪芹最为关切的主题，一部《石头记》即为此而作。这人才，包括他自己，也包括他“亲见亲闻”的一群“异样女子”。

作者一生惭恨的是“无才补天，幻形入世”。此语何义？书中已有解答，即：

无材可去补苍天，

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

倩谁记去作奇传？

这说的是：“前身”为石，是无才而未能入选于补天的大功大业；“身后”托生，下世为人了，又是毫无建树，虚生枉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此两番经历，皆为人视为“弃物”，故深自惭恨，不得已，故将才华抱负，倾注于一部稗史，十年辛苦，锲而不舍。此乃为“才”而痛哭流涕之言也。

雪芹对于他人，其重才惜才，书中用语时时流露，如：

“小才微善”——评诸女儿（谦抑之词）。

“才自精明志自高”——探春的“判词”。

“都知爱慕此生才”——凤姐的“判词”。

“气质美如兰，才华阜比仙”——妙玉的“判词”。

“女子无才便有德”——李纨所受父训（引来作为反语者）。

“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宝玉赞宝琴、李纹、李绮、岫烟等语。就连元春之“才选凤藻宫”，也确切表明她是因“才”而被选的。

换言之，雪芹所写诸女儿，一一具有过人之才，只是表现方式、机会，各个不同罢了。

才，到底是什么？今世似乎只知才与文人诗家有联，才华、才调、才思、才情……大抵如此；而不究“才”之本义实甚弘广。《说文》中解之为“草木之初也”，可知这是指植物萌生的生命力量的表现，如与“英”对比，则英为外相之发挥至极至美，而“才”乃内部蕴蓄待展的强大生机生力。在旧时，对官吏的“考语”（鉴定），通常以“德、才、功、赃”四者为次，此才亦曰“才具”。如上司说某官是“才具平常”，即是指他的为政办事的识见太平庸，不堪大用。此种旧例对我们理解“才”之真谛，却很有用处。

这样，“无才补天”的才，凤姐、探春理事治家、兴利除弊的才，当然就得到确识，而不再与“文才”“诗才”“风流才子”等意味混同牵合。

中华文化对“才”的认识与崇重，是来源最为古老的。如今还能看到的、反映在典籍中的重“才”思想，可举《周易·说卦二》：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中华先民哲士，以天、地、人为“三极”。此三者各有“性命”，而各有其“才”之蕴涵（内在能量）。是以不妨称呼我们中华的一种文化思想为“三才主义”。三者之中，人为万物之灵，所谓“天地之心”者也，故人之“才”亦即天地人合一的最高级智能显示。

而按照雪芹的哲思，则人之“才”尤以“两赋”之“才”最为可羡可贵。但此可羡可贵之“才”，不为世俗庸人所知，故其遭遇命运，总归于不幸与悲剧结局。此即《水浒》与《红楼》的貌异而实同的共识与“和声”。其意义之伟大，殆未易充分估量。

明代人将《三国》与《水浒》两部小说合刻而名之为“英雄谱”，是已打破了帝王将相与草寇强人的政治界限了，一视同仁，许之皆为“英雄”，即超众的人才。此一识见非常了不起，即在今日思之，令人犹觉惊叹；但其时文化意识还不能识及“脂粉队中”亦有同质同才的“英雄”——是以那时也就还没有《红楼梦》之产生的可能，这一点最值得深思了。

若能从这一重大意义上来看雪芹的小说，那就会真正理解这位作家的伟大，是空前稀有的。

这个伟大，并非我们的虚词泛颂，那是令我们的心神震撼、令人类一齐警醒领悟的一种特别辉煌的思想之伟大。

“创教”的英雄哲士

《红楼梦》作者雪芹痛切关注的是人、人物、人才，总括这样巨大的主题，具有这样宏伟崇高思想之人，绝不会是为了一个狭隘的“反满”的民族之事而流泪著书，这里思想层次、精神世界的差别是太大了，岂容缩小歪曲？

至于王国维的“痛苦解脱”论，是其“无欲”即等于“无生”，故必然与佛家的“涅槃”之说终相契合，亦即与某些“红学家”的“色空观念”论是一致的误解。即如卷首叙及空空道人时，说他因见石头之记：

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

试看，原先是由空到空的“空空”道人，至此竟弃“空”而从“情”，此为何义？岂可以闲文视之。盖四句十六字，两端是“空”，中含两个“情”字，是即明言：宇宙人生，情为主因，而雪芹之书，以谈情为“大旨”者，正乃反空之思也。又何容以佛家之“空观”曲解其真意？

雪芹的“文人狡狯”是惯用现成的旧词来巧寓自己的新意，如那四句十六字，若“译”成今日的语言，则大致应是下列的意思：

“空空”道人（古汉语，“道人”与“俗人”相对，即修道之人，有别于世俗之群民，多指沙门，并非“道士”之义）本是身入“空门”的，以为人间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甲戌本”有此文出僧道之口）；可是当他读到了并抄回了《石头记》之后，却由原先认为的“空”境而领会到了人生万象——即所谓“色”者是，他因此而发生了思想、感情，而以此有情之心之眼再去观照世界万物人生，这才悟到：所谓的“空”，原来就是这些有情世界的假称，它实际是个充满了感情的境界，一切的“色”皆因情而得其存在。

因此他给自己改取了一个新名：情僧——有情、多情、痴情的修持者，一个“唯情主义”的大智慧者。

这番意思，当然是与只看字面的“色空观念”论的解释大相径庭的，这也就是难为世俗所理解的一个最好的说明了。

但是，什么人才最有情？在雪芹看来，最有“才”的才最有情。是以，“两赋而来”之人也就最有情。唯其有情，故不会成为出世者，而一心热情愿为世用，所以渴望具才，切盼补天。但不幸的是：“有命无运”，非但不能见用，抑且横遭屈枉冤抑，至于毁灭。

“有命无运”，又是雪芹借用“子平学”的术语而来巧寓其深刻痛切的哲思的一例。这四个字，雪芹用来加之于全书出场第一位女子的身上——香菱，她是全书一百零八个女子的代表或象征人物。所以特以此四个大字点醒全部的意旨，不妨说，《石头记》的灵魂即此四字。

当僧道来到甄士隐面前，见他怀抱英莲爱女（真应怜也），便说出：你将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中作甚？在此，脂砚连加数批，其一则云：

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雪芹）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

又一则云：

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便用此二语以订终身，则知托言寓意之旨，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

又一则云：

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

所以这一切言辞意念，都集中在一点：人才不得尽其展用而抱恨以终，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三十功名（南宋人谓克敌复国之大业为‘功名’，非一般科举俗义）尘与士”者，其痛一也。

若能晓悟了这些，怎么还会把一部《石头记》说成是什么“色空”“解脱”“情场忏悔”“爱情悲剧”等之类？

当第二十二回写到宝玉于黛、湘等人之间各受责怨，乃自思“目下不过这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犹欲为何？”脂砚便批云：

看他只这一笔，写得宝玉又如何用心于世道！——言闺中红粉，尚不能周全，何碌碌僭欲治世待人接物哉？视闺中自然女儿戏，视世道如虎狼矣！谁云不然？这是愤世反语，其本怀原为入世用世，尚不彰明乎？宝玉，作者自况也。至于女子，则有一回尾联，题曰：

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

这是盛赞凤姐协理秦氏丧事的才干的感叹之言，那么请问：雪芹写书为诸女之才如此感叹，不是用世之思想，难道反是为了一个“色空”“解脱”之道？

书中写探春之兴利除弊，同属此旨。“戚序本”有一则回后总评，说道：

噫，事亦难矣！探春以姑娘之尊，以贾母之爱，以王夫人之付托，以凤姐之未谢事，暂代数月，而奸奴蜂起，内外欺侮，锱铢小事，突动风波，不亦难乎？以凤姐之聪明，以凤姐之才力，以凤姐之权术，以凤姐之贵宠，以凤姐之日夜焦劳，百般弥缝，犹不免骑虎难下，为移祸东吴之计，不亦难乎？——况聪明才力不及凤姐，权术贵宠不及凤姐，焦劳弥缝不及凤姐，又无贾母之爱，姑娘之尊，太太之付托，而欲左支右吾，撑前达后，不更难乎？！士方有志作一番事业，每读至此，不禁为之投书以起，三复流连而欲泣也！

我愿天下关切“红学”者深思而熟审，那种能引起批者这样一种巨大感慨的一部书，难道其本旨只是为了一个“空”和“脱”吗？悟“空”而能“脱”的人，大约不会再洒泪研血而十年辛苦地去写这“稗”史吧？

雪芹正是惜才痛才，深叹才之难、才之贵与才之不幸，故此他将一部小说的主眼化为一个美词，题之曰“沁芳”。

“沁芳”者，“花落水流红”之变换语言也。他痛哭闺中脂粉英才，一个个如残红落水，随流而逝，是一大象征、一大咏叹、一大抒写。

然而，世人于“沁芳”（主景主脉之总命名）却以为是并无所谓的“香艳”之饰词，文人之绮习。岂不大可悲乎。

胡适之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之初，始作《红楼梦考证》，提出了“自叙传”之说（此说清代早已盛行，胡氏不过是恢复，而非创始），而此考出后，“索隐派”众多著述纷纷出版，以强大势力表示反对，而30年前又遭到激烈批判；只有鲁迅先生一家在严肃的学术论著《中国小说史略》中给以肯定；最近国外研者承认此说者较前增多了，是非历久始明。但以“自传”之眼光读《红楼梦》者又易落于一个狭隘观点：以为雪芹不过因身世坎坷，抱才不遇，故著此小说以发其牢骚不平之气。总之，既属“自传”，便划定为“个人”之喜怒哀乐了。此则虽也初获正解（写己，非骂人），却又迷失了大旨深义——为人类“两赋”异才之不幸而洒泪走笔。此即十分严重地缩小降低了雪芹的思想精神的广度高度，说得严重些：也变成了一种错解或“歪曲”。

胡先生那时还只把雪芹的小说看成是一部叙写“坐吃山空”“自然趋势”的个人经历。对于事物的认识，原本都有时代的阶段层次的递进与提高，对胡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见解本不须多加非议，但也要想到：《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铁云，却早就识透了雪芹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大痛与深恨，在其自序中把这一要旨作为结穴（所谓“沁芳”者，亦即同义变换语）。两相对照，就不能不佩服刘先生的高出一筹了。

在刘氏之后，又历百年而至今，不少人还是从哥妹“爱情”上来看待这部小说，的确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个最大的文化悲剧。

但是，更大的文化悲剧发生在乾隆朝的后期，即乾隆帝与其宠臣和珅等人合谋密计，将雪芹原稿八十回后的书文毁掉，另撰四十回，拼成伪“全”本，欺骗天下后世读者，彻底篡改了原著的整体情节结构，而使之变成了一种“三角”式的“恋爱婚姻”小闹剧，用以掩没原书的不得已而涉及抄家入狱、贾氏家破人亡这一事件背后所隐示的政治情由，他们以为这对大清朝廷是不利的。其详可看拙著《红楼梦“全璧”的背后》一文。

这一事实，早在1794年（即程、高伪本初版之后两三年）俄国赴华的教团团长、汉学家卡缅斯基，已经在一部程本上批注：“道德批判小说，宫廷印书馆出的。”此即明指当时为《四库全书》设立的武英殿修书处的木活字刷印成了此书。这是皇家设备专用“印刷厂”，程伪本若非乾隆特许，焉能对一部小说如此特例宠幸？此本出后，士大夫“家置一部”（过去《石头记》是禁书，并不敢公开流布），原是“官方批准”的了，方才大行其道。这种历史真相，今世知者甚少，尚所不论，最奇的是近年有人公然宣扬“伟大的是高鹗（伪续本出笼作序的代表人物），不是曹雪芹”！

这，岂不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个更大的文化悲剧？

但寻绎到深处，真正的、最大的悲剧是什么？既非索隐派、王国维、胡适之等人的解释，也非捧高贬曹之流的卑陋之见，而是乾隆、和珅等人也并不能理解雪芹的博大崇高的思想境界，而误以为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抒愤”之作，故而残酷阴险地将原著彻底损坏变质。

这就是曹雪芹《红楼梦》的多层悲剧的最根本、最核心的巨大悲剧性之所在。

雪芹文化思想，在18世纪初期，对中国文化是一种启蒙和革命的思想，其价值与意义和他的真正历史位置，至今还缺乏充分深入的探索和估量。整整90年前陈蜕盦先生提出了雪芹是一“创教”的伟大思想家的命题。创教者，必其思想境界之崇伟博大异乎寻常而又前无古人，如孔子、释迦等人方能膺此光荣称号者也，陈蜕盦所见甚是。而90年中，并无一人知其深意而予以响应支持，则不能不为民族文化识见之趋低而兴叹致慨。本文不揣浅陋，聊贡愚衷，希望抛砖引玉，不胜企幸之至。

1. “作奇传”，当是后改笔，因“杨藏本”旧抄原作“作传神”（失韵），明系“作传神”之误导，本为“传神写照”之义，非重在“奇”也。详见《石头记会真》。
2. 大观园之地，全为“沁芳”一义而设，亦即“脂批”所谓“诸艳归源”之所，实众钗总命运之挽词也。近年余英时在香港倡“两个世界”之说，以为大观园乃一虚构的“理想世界”，盖对“沁芳”点睛之笔略无领会而致错解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