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最后的一个星期

谢谢你曾经的款待 作者:萧红 著


最后的一个星期

刚下过雨,我们踏着水淋的街道,在中央大街上徘徊,到江边去呢?还是到哪里去呢?天空的云还没有散,街头的行人还是那样稀疏,任意走,但是再不能走了。

“郎华,我们应该规定个日子,哪天走呢?”

“现在三号,十三号吧!还有十天,怎么样?”

我突然站住,受惊一般地,哈尔滨要与我们别离了!还有十天,十天以后的日子,我们要过在车上、海上,看不见松花江了,只要“满洲国”存在一天,我们是不能来到这块土地。

李和陈成也来了,好像我们走,是应该走。

“还有七天,走了好啊!”陈成说。

为着我们走,老张请我们吃饭。吃过饭以后,又去逛公园。在公园又吃冰激凌,无论怎样总感到另一种滋味。公园的大树,公园夏日的风,沙土,花草,水池,假山,山顶的凉亭,……这一切和往日两样,我没有像往日那样到公园里乱跑,我是安静静地走,脚下的沙土慢慢地在响。

夜晚屋中又剩了我一个人,郎华的学生跑到窗前。他偷偷观察着我,他在窗前走来走去,假装着闲走来观察我,来观察这屋中的事情,观察不足,于是问了:

“我老师上哪里去了?”

“找他做什么?”

“找我老师上课。”

其实那孩子平日就不愿意上课,他觉得老师这屋有个景况:怎么这些日子卖起东西来,旧棉花、破皮褥子……要搬家吧?那孩子不能确定是怎么回事。他跑回去又把小菊也找出来,那女孩和他一般大,当然也觉得其中有个景况。我把灯闭上了,要收拾的东西,暂时也不收拾了!

躺在床上,摸摸墙壁,又摸摸床边,现在这还是我所接触的,再过七天,这一些都别开了。小锅,小水壶,终归被旧货商人所提走,在商人手里发着响,闪着光,走出门去!那是前年冬天,郎华从破烂市买回来的。现在又将回到破烂市去。

卖掉小水壶,我的心情更不能压制住。不是用的自己的腿似的,到木柈房去看看许多木柈还没有烧尽,是卖呢?是送朋友?门后还有个电炉,还有双破鞋。

大炉台上失掉了锅,失掉了壶,不像个厨房样。

一个星期已经过去四天,心情随着时间更烦乱起来。也不能在家烧饭吃,到外面去吃,到朋友家去吃。

看到别人家的小锅,吃饭也不能安定。后来,睡觉也不能安定。

“明早六点钟就起来拉床,要早点起来。”

郎华说这话,觉得走是逼近了!必定得走了。好像郎华如不说,就不走了似的。

夜里想睡也睡不安。太阳还没出来,铁大门就响起来,我怕着,这声音要夺去我的心似的,昏茫地坐起来。郎华就跳下床去,两个人从床上往下拉着被子、褥子。枕头摔在脚上,忙忙乱乱,有人打着门,院子里的狗乱咬着。

马颈的铃铛就响在窗外,这样的早晨已经过去,我们遭了恶祸一般,屋子空空的了。

我把行李铺了铺,就睡在地板上。为了多日的病和不安,身体弱得快要支持不住的样子。郎华跑到江边去洗他的衬衫,他回来看到我还没有起来,他就生气:

“不管什么时候,总是懒。起来,收拾收拾,该随手拿走的东西,就先把它拿走。”

“有什么收拾的,都已收拾好。我再睡一会儿,天还早,昨夜我失眠了。”我的腿痛、腰痛,又要犯病的样子。

“要睡,收拾干净再睡,起来!”

铺在地板上的小行李也卷起来了。墙壁从四面直垂下来,棚顶一块块发着微黑的地方,是长时间点蜡烛被烛烟所熏黑的。说话的声音有些轰响。空了!在屋子里边走起来很旷荡……

还吃最后的一次早餐——面包和肠子。

我手提个包袱。郎华说:

“走吧!”他推开了门。

这正像乍搬到这房子郎华说“进去吧”一样,门开着我出来了,我腿发抖,心往下沉坠,忍不住这从没有落下来的眼泪,是哭的时候了!应该流一流眼泪。

我没有回转一次头走出大门,别了家屋!街车,行人,小店铺,行人道旁的杨树。转角了!

别了,“商市街”!

小包袱在手上挎着。我们顺了中央大街南去。

祖父死了的时候

祖父总是有点儿变样子,他喜欢流起眼泪来,同时过去很重要的事情他也忘掉。比方过去那一些他常讲的故事,现在讲起来,讲了一半,下一半他就说:“我记不得了。”

某夜,他又病了一次,经过这一次病,他竟说:“给你三姑写信,叫她来一趟,我不是四五年没看过她吗?”他叫我写信给我已经死去五年的姑母。

那次离家是很痛苦的。学校来了开学通知信,祖父又一天一天地变样起来。

祖父睡着的时候,我就躺在他的旁边哭,好像祖父已经离开我死去似的,一面哭着一面抬头看他凹陷的嘴唇。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我的心被丝线扎住或铁丝绞住了。

我联想到母亲死的时候。母亲死以后,父亲怎样打我,又娶一个新母亲来。这个母亲很客气,不打我,就是骂,也是指着桌子或椅子来骂我。客气是越客气了,但是冷淡了,疏远了,生人一样。

“到院子去玩玩吧!”祖父说了这话之后,在我的头上撞了一下,“喂!你看这是什么?”一个黄金色的橘子落到我的手中。

夜间不敢到茅厕去,我说:“妈妈同我到茅厕去趟吧。”

“我不去!”

“那我害怕呀!”

“怕什么?”

“怕什么?怕鬼怕神?”父亲也说话了,把眼睛从眼镜上面看着我。

冬天,祖父已经睡下,赤着脚,开着纽扣跟我到外面茅厕去。

学校开学,我迟到了四天。三月里,我又回家一次,正在外面叫门,里面小弟弟嚷着:“姐姐回来了!姐姐回来了!”大门开时,我就远远注意着祖父住着的那间房子。果然祖父的面孔和胡子闪现在玻璃窗里。我跳着笑着跑进屋去。但不是高兴,只是心酸,祖父的脸色更惨淡更白了。等屋子里一个人没有时,他流着泪,他慌慌忙忙的一边用袖口擦着眼泪,一边抖动着嘴唇说:“爷爷不行了,不知早晚……前些日子好险没跌……跌死。”

“怎么跌的?”

“就是在后屋,我想去解手,招呼人,也听不见,按电铃也没有人来,就得爬啦。还没到后门口,腿颤,心跳,眼前发花了一阵就倒下去。没跌断了腰……人老了,有什么用处!爷爷是八十一岁呢。”

“爷爷是八十一岁。”

“没用了,活了八十一岁还是在地上爬呢!我想你看不着爷爷了,谁知没有跌死,我又慢慢爬到炕上。”

我走的那天也是和我回来那天一样,白色的脸的轮廓闪现在玻璃窗里。

在院心我回头看着祖父的面孔,走到大门口,在大门口我仍可看见,出了大门,就被门扇遮断。

从这一次祖父就与我永远隔绝了。虽然那次和祖父告别,并没说出一个永别的字。我回来看祖父,这回门前吹着喇叭,幡杆挑得比房头更高,马车离家很远的时候,我已看到高高的白色幡杆了,吹鼓手们的喇叭怆凉地在悲号。马车停在喇叭声中,大门前的白幡、白对联、院心的灵棚、闹嚷嚷许多人,吹鼓手们响起呜呜的哀号。

这回祖父不坐在玻璃窗里,是睡在堂屋的板床上,没有灵魂地躺在那里。我要看一看他白色的胡子,可是怎样看呢!拿开他脸上蒙着的纸吧,胡子、眼睛和嘴都不会动了,他真的一点儿感觉也没有了?我从祖父的袖管里去摸他的手,手也没有感觉了。祖父这回真死去了啊!

祖父装进棺材去的那天早晨,正是后园里玫瑰花开放满树的时候。我扯着祖父的一张被角,抬向灵前去。吹鼓手在灵前吹着大喇叭。

我怕起来,我号叫起来。

“咣咣!”黑色的,半尺厚的灵柩盖子压上去。

吃饭的时候,我饮了酒,用祖父的酒杯饮的。饭后我跑到后园玫瑰树下去卧倒,园中飞着蜂子和蝴蝶,绿草的清凉的气味,这都和十年前一样。可是十年前死了妈妈。妈妈死后我仍是在园中扑蝴蝶;这回祖父死去,我却饮了酒。

过去的十年我是和父亲打斗着生活。在这期间我觉得人是残酷的东西。父亲对我是没有好面孔的,对于仆人也是没有好面孔的,他对于祖父也是没有好面孔的。因为仆人是穷人,祖父是老人,我是个小孩子,所以我们这些完全没有保障的人就落到他的手里。后来我看到新娶来的母亲也落到他的手里,他喜欢她的时候便同她说笑,他恼怒时便骂她,母亲渐渐也怕起父亲来。

母亲也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孩子,怎么也怕起父亲来呢?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是怕男人。我到舅家去,舅母也是怕舅父。

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

我饮了酒,回想,幻想……

以后我必须不要家,到广大的人群中去,但我在玫瑰树下颤怵了,人群中没有我的祖父。

所以我哭着,整个祖父死的时候我哭着。

饿

“列巴圈”挂在过道别人的门上,过道好像还没有天明,可是电灯已经熄了。夜间遗留下来睡朦的气息充塞在过道,茶房气喘着抹着地板。我不愿醒得太早,可是已经醒了,同时再不能睡去。

厕所房的电灯仍开着,和夜间一般昏黄,好像黎明还没有到来,可是“列巴圈”已经挂上别人家的门了!有的牛奶瓶也规规矩矩地等在别的房间外。只要一醒来,就可以随便吃喝。但这都只限于别人,是别人的事,与自己无关。

扭开了灯,郎华睡在床上,他睡得很恬静,连呼吸也不震动空气一下。听一听过道连一个人也没走动。全旅馆的三层楼都在睡中,越这样静越引诱我,我的那种想头越坚决。过道尚没有一点声息,过道越静越引诱我,我的那种想头越想越充胀我:去拿吧!正是时候,即使是偷,那就偷吧!

轻轻扭动钥匙,门一点响动也没有。探头看了看,“列巴圈”对门就挂着,东隔壁也挂着,西隔壁也挂着。天快亮了!牛奶瓶的乳白色看得真真切切,“列巴圈”比每天也大了些,结果什么也没有去拿,我心里发烧,耳朵也热了一阵,立刻想到这是“偷”。儿时的记忆再现出来,偷梨吃的孩子最羞耻。

过了好久,我就贴在已关好的门扇上,大概我像一个没有灵魂的、纸剪成的人贴在门扇。大概这样吧:街车唤醒了我,马蹄嗒嗒、车轮吱吱地响过去。我抱紧胸膛,把头也挂到胸口,向我自己心说:“我饿呀!不是‘偷’呀!”

第二次也打开门,这次我决心了!偷就偷,虽然是几个“列巴圈”,我也偷,为着我“饿”,为着他“饿”。

第二次失败,那么不去做第三次了。下了最后的决心,爬上床,关了灯,推一推郎华,他没有醒,我怕他醒。在“偷”这一刻,郎华也是我的敌人;假若我有母亲,母亲也是敌人。

天亮了!人们醒了。做家庭教师,无钱吃饭也要去上课,并且要练武术。他喝了一杯茶走的,过道那些“列巴圈”早已不见,都让别人吃了。

从昨夜到中午,四肢软一点儿,肚子好像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

窗子在墙壁中央,天窗似的,我从窗口升了出去,赤裸裸,完全和日光接近;市街临在我的脚下,直线的,错综着许多角度的楼房,大柱子一般工厂的烟囱,街道横顺交织着,秃光的街树。白云在天空作出各样的曲线,高空的风吹乱我的头发,飘荡我的衣襟。市街像一张繁繁杂杂颜色不清晰的地图,挂在我们眼前。楼顶和树梢都挂住一层稀薄的白霜,整个城市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撒了一层银片。

我的衣襟被风拍着作响,我冷了,我孤孤独独的好像站在无人的山顶。每家楼顶的白霜,一刻不是银片了,而是些雪花、冰花,或是什么更严寒的东西在吸我,像全身浴在冰水里一般。

我披了棉被再出现到窗口,那不是全身,仅仅是头和胸突在窗口。一个女人站在一家药店门口讨钱,手下牵着孩子,衣襟裹着更小的孩子。药店没有人出来理她,过路人也不理她,都像说她有孩子不对,穷就不该有孩子,有也应该饿死。

我只能看到街路的半面,那女人大概向我的窗下走来,因为我听见那孩子的哭声很近。

“老爷,太太,可怜可怜……”可是看不见她在逐谁,虽然是三层楼,也听得这般清楚,她一定是跑得颠颠断断地呼喘:“老爷老爷……可怜吧!”

那女人一定正像我,一定早饭还没有吃,也许昨晚的也没有吃。她在楼下急迫地来回的呼声传染了我,肚子立刻响起来,肠子不住地呼叫……

郎华仍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晒着阳光的行人道,来往的行人,小贩乞丐……这一些看得我疲倦了!打着呵欠,从窗口爬下来。

窗子一关起来,立刻生满了霜,过一刻,玻璃片就流着眼泪了!起初是一条条的,后来就大哭了!满脸是泪,好像在行人道上讨饭的母亲的脸。

我坐在小屋,像饿在笼中的鸡一般,只想合起眼睛来静着、默着,但又不是睡。

“咯,咯!”这是谁在打门!我快去开门,是三年前旧学校里的图画先生。

他和从前一样很喜欢说笑话,没有改变,只是胖了一点儿,眼睛又小了一点儿。他随便说,说得很多。他的女儿,那个穿红花旗袍的小姑娘,又加了一件黑绒上衣,她在藤椅上,怪美丽的。但她有点儿不耐烦的样子:“爸爸,我们走吧。”小姑娘哪里懂得人生!小姑娘只知道美,哪里懂得人生?

曹先生问:“你一个住在这里吗?”

“是——”我当时不晓得为什么答应“是”,明明是和郎华同住,怎么要说自己住呢?

好像这几年并没有别开,我仍在那个学校读书一样。他说:

“还是一个人好,可以把整个的心身献给艺术。你现在不喜欢画,你喜欢文学,就把全心身献给文学。只有忠心于艺术的心才不空虚,只有艺术才是美,才是真美。爱情这话很难说,若是为了性欲才爱,那么就不如临时解决,随便可以找到一个,只要是异性。爱是爱,爱很不容易,那么就不如爱艺术,比较不空虚……”

“爸爸,走吧!”小姑娘哪里懂得人生,只知道“美”,她看一看这屋子一点儿意思也没有,床上只铺一张草褥子。

“是,走——”曹先生又说,眼睛指着女儿,“你看我,十三岁就结了婚。这不是吗?曹云都十五岁啦!”

“爸爸,我们走吧!”

他和几年前一样,总爱说“十三岁”就结了婚。差不多全校同学都知道曹先生是十三岁结婚的。

“爸爸,我们走吧!”

他把一张票子丢在桌上就走了!那是我写信去要的。

郎华还没有回来,我应该立刻想到饿,但我完全被青春迷惑了,读书的时候,哪里懂得“饿”?只晓得青春最重要,虽然现在我也并没老,但总觉得青春是过去了!过去了!

我冥想了一个长时期,心浪和海水一般翻了一阵。

追逐实际吧!青春唯有自私的人才系念她,“只有饥寒,没有青春。”

几天没有去过的小饭馆,又坐在那里边吃喝了。“很累了吧!腿可疼?道外道里要有十五里路。”我问他。

只要有得吃,他也很满足,我也很满足。其余什么都忘了!

那个饭馆,我已经习惯,还不等他坐下,我就抢个地方先坐下,我也把菜的名字记得很熟,什么辣椒白菜啦,雪里蕻豆腐啦……什么酱鱼啦!怎么叫酱鱼呢?哪里有鱼!用鱼骨头炒一点儿酱,借一点儿腥味就是啦!我很有把握,我简直都不用算一算就知道这些菜也超不过一角钱。因此我用很大的声音招呼,我不怕,我一点儿也不怕花钱。

回来没有睡觉之前,我们一面喝着开水,一面说:

“这回又饿不着了,又够吃些日子。”

闭了灯,又满足又安适地睡了一夜。

欧罗巴旅馆

楼梯是那样长,好像让我顺着一条小道爬上天顶。其实只是三层楼,也实在无力了。

手扶着楼栏,努力拔着两条颤颤的不属于我的腿,升上几步,手也开始和腿一般颤。

等我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和受辱的孩子似的偎上床去,用袖口慢慢擦着脸。他——郎华,我的情人,那时候他还是我的情人,他问我了:“你哭了吗?”

“为什么哭呢?我擦的是汗呀,不是眼泪呀!”

不知是几分钟过后,我才发现这个房间是如此的白,棚顶是斜坡的棚顶,除了一张床,地下还有一张桌子、一张藤椅。离开床沿用不到两步可以摸到桌子和椅子。开门时,那更方便,一张门扇躺在床上可以打开。住在这白色的小室,我好像住在幔帐中一般。

我口渴,我说:“我应该喝一点儿水吧!”

他要为我倒水时,他非常着慌,两条眉毛好像要连接起来,在鼻子的上端扭动了好几下:“怎样喝呢?用什么喝?”

桌子上除了一块洁白的桌布,干净得连灰尘都不存在。

我有点儿昏迷,躺在床上听他和茶房在过道说了些时,又听到门响,他来到床边。我想他一定举着杯子在床边,却不,他的手两面却分张着:

“用什么喝?可以吧?用脸盆来喝吧!”

他去拿藤椅上放着才带来的脸盆时,毛巾下面刷牙缸被他发现,于是拿着刷牙缸走去。

旅馆的过道是那样寂静,我听他踏着地板来了。

正在喝着水,一只手指抵在白床单上,我用发颤的手指抚来抚去。他说:

“你躺下吧!太累了。”

我躺下也是用手指抚来抚去,床单有突起的花纹,并且白得有些闪我的眼睛,心想:不错的,自己正是没有床单。我心想的话他却说出了!

“我想我们是要睡空床板的,现在连枕头都有。”说着,他拍打我枕在头下的枕头。

“咯咯——”有人打门,进来一个高大的俄国女茶房,身后又进来一个中国茶房:

“也租铺盖吗?”

“租的。”

“五角钱一天。”

“不租。”“不租。”我说不租,郎华也说不租。

那女人动手去收拾软枕、床单,就连桌布她也从桌子扯下去。床单夹在她的腋下。一切都夹在她的腋下。一秒钟,这洁白的小室跟随她花色的包头巾一同消失去。我虽然是腿颤,虽然肚子饿得那样空,我也要站起来,打开柳条箱去拿自己的被子。小室被劫了一样,床上一张肿胀的草褥赤现在那里,破木桌一些黑点和白圈显露出来,大藤椅也好像跟着变了颜色。

晚饭以前,我们就在草褥上吻着抱着过的。

晚饭就在桌子上摆着,黑“列巴”和白盐。

晚饭以后,事件就开始了:

开门进来三四个人,黑衣裳,挂着枪,挂着刀。进来先拿住郎华的两臂,他正赤着胸膛在洗脸,两手还是湿着。他们那些人,把箱子弄开,翻扬了一阵:

“旅馆报告你带枪,没带吗?”那个挂刀的人问。随后那人在床下扒得了一个长纸卷,里面卷的是一支剑。他打开,抖着剑柄的红穗头:

“你哪里来的这个?”

停在门口那个去报告的俄国管事,挥着手,急得涨红了脸。

警察要带郎华到局子里去。他也预备跟他们去,嘴里不住地说:“为什么单独用这种方式检查我、妨碍我?”

最后警察温和下来,他的两臂被放开,可是他忘记了穿衣裳,他湿水的手也干了。

原因日间那白俄来取房钱,一日两元,一月六十元。我们只有五元钱。马车钱来时去掉五角。那白俄说:

“你的房钱,给!”他好像知道我们没有钱似的,他好像是很着忙,怕是我们跑走一样。他拿到手中两元票子又说:“六十元一月,明天给!”原来包租一月三十元,为了松花江涨水才有这样的房价。如此,他摇手瞪眼地说:“你的明天搬走,你的明天走!”

郎华说:“不走,不走……”

“不走不行,我是经理。”

郎华从床下取出剑来,指着白俄:

“你快给我走开,不然,我宰了你。”

他慌张着跑出去了,去报告警察,说我们带着凶器,其实剑裹在纸里,那人以为是大枪,而不知是一支剑。

结果警察带剑走了,他说:“日本宪兵若是发现你有剑,那你非吃亏不可,了不得的,说你是大刀会。我替你寄存一夜,明天你来取。”

警察走了以后,闭了灯,锁上门,街灯的光亮从小窗口跑下来,凄凄淡淡的,我们睡了。在睡中不住想:警察是中国人,倒比日本宪兵强得多啊!

天明了,是第二天,从朋友处被逐出来是第二天了。

同命运的小鱼

我们的小鱼死了。它从盆中跳出来死的。

我后悔,为什么要出去那么久!为什么只贪图自己的快乐而把小鱼干死了!

那天鱼放到盆中去洗的时候,有两条又活了,在水中立起身来。那么只用那三条死的来烧菜。鱼鳞一片一片地掀掉,沉到水盆底去;肚子剥开,肠子流出来。我只管掀掉鱼鳞,我还没有洗过鱼,这是试着干,所以有点儿害怕,并且冰凉的鱼的身子,我总会联想到蛇;剥鱼肚子我更不敢了。郎华剥着,我就在旁边看,然而看也有点儿躲躲闪闪,好像乡下没有教养的孩子怕着已死的猫会还魂一般。

“你看你这个无用的,连鱼都怕。”说着,他把已经收拾干净的鱼放下,又剥第二个鱼肚子。这回鱼有点儿动,我连忙扯了他的肩膀一下:“鱼活啦,鱼活啦!”

“什么活啦!神经质的人,你就看着好啦!”他逞强一般地在鱼肚子上划了一刀,鱼立刻跳动起来,从手上跳下盆去。“怎么办哪?”这回他向我说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从水中摸出来看看,好像鱼会咬了他的手,马上又丢下水去。鱼的肠子流在外面一半,鱼是死了。

“反正也是死了,那就吃了它。”

鱼再被拿到手上,一些也不动弹。他又安然地把它收拾干净。直到第三条鱼收拾完,我都是守候在旁边,怕看,又想看。第三条鱼是全死的,没有动。盆中更小的一条很活泼了,在盆中转圈。另一条怕是要死,立起不多时又横在水面。火炉的铁板热起来,我的脸感觉烤痛时,锅中的油翻着花。

鱼就在大炉台的菜板上,就要放到油锅里去。我跑到二层门去拿油瓶,听得厨房里有什么东西跳起来,噼噼啪啪的。他也来看。盆中的鱼仍在游着,那么菜板上的鱼活了,没有肚子的鱼活了,尾巴仍打得菜板很响。

这时我不知该怎样做,我怕看那悲惨的东西。躲到门口,我想:不吃这鱼吧。然而它已经没有肚子了,可怎样再活?我的眼泪都跑上眼睛来,再不能看了。我转过身去,面向着窗子。窗外的小狗正在追逐那红毛鸡,房东的使女小菊挨过打以后到墙根处去哭……

这是凶残的世界,失去了人性的世界,用暴力毁灭了它吧!毁灭了这些失去了人性的东西!

晚饭的鱼是吃的,可是很腥,我们吃得很少,全部丢到垃圾箱去。

剩下来两条活的就在盆里游泳。夜间睡醒时,听见厨房里有乒乓的水声。点起洋烛去看一下。可是我不敢去,叫郎华去看。

“盆里的鱼死了一条,另一条鱼在游水响……”

到早晨,用报纸把它包起来,丢到垃圾箱去。只剩一条在水中上下游着,又为它换了一盆水,早饭时又丢了一些饭粒给它。

小鱼两天都是快活的,到第三天忧郁起来,看了几次,它都是沉到盆底。

“小鱼都不吃食啦,大概要死吧?”我告诉郎华。

他敲一下盆沿,小鱼走动两步;再敲一下,再走动两步……不敲,它就不走,它就沉下去。

又过一天,小鱼的尾巴也不摇了,就是敲盆沿,它也不动一动尾巴。

“把它送到江里一定能好,不会死。它一定是感到不自由才忧愁起来!”

“怎么送呢?大江还没有开冻,就是能找到一个冰洞把它塞下去,我看也要冻死,再不然也要饿死。”我说。

郎华笑了。他说我像玩鸟的人一样把鸟放在笼子里,给它米子吃,就说它没有悲哀了,就说比在山里好得多,不会冻死,不会饿死。

“有谁不爱自由呢?海洋爱自由,野兽爱自由,昆虫也爱自由。”郎华又敲了一下水盆。

小鱼只悲哀了两天,又畅快起来,尾巴打着水响。我每天在火边烧饭,一边看着它,好像生过病又好起来的自己的孩子似的,更珍贵一点儿,更爱惜一点儿。天真太冷,打算过了冷天就把它放到江里去。

我们每夜到朋友那里去玩,小鱼就自己在厨房里过个整夜。它什么也不知道,它也不怕猫会把它攫了去,它也不怕耗子会使它惊跳。我们半夜回来也要看看,它总是安安然然地游着。家里没有猫,知道它没有危险。

又一天就在朋友那里过的夜,终夜是跳舞、唱戏。第二天晚上才回来。时间太长了,我们的小鱼死了!

第一步踏进门的是郎华,差一点儿没踏碎那小鱼。点起洋烛去看,还有一点儿呼吸,腮还轻轻地抽着。我去摸它身上的鳞,都干了。小鱼是什么时候跳出水的?是半夜?是黄昏?耗子惊了你,还是你听到了猫叫?

蜡油滴了满地,我举着蜡烛的手,不知歪斜到什么程度。屏着呼吸,我把鱼从地板上拾起来,再慢慢把它放到水里,好像亲手让我完成一件丧仪。沉重的悲哀压住了我的头,我的手也颤抖了。

短命的小鱼死了!是谁把你摧残死的?你还那样幼小,来到世界——说你来到鱼群吧,在鱼群中你还是幼芽一般正应该生长的,可是你死了!

郎华出去了,把空漠的屋子留给我。他回来时正在开门,我就赶上去说:“小鱼没死,小鱼又活啦!”我一面拍着手,眼泪就要流出来。我到桌子上去取蜡烛。他敲着盆沿,没有动,鱼又不动了。

“怎么又不会动了?”手到水里去把鱼立起来,可是它又横过去。

“站起来吧。你看蜡油啊!……”他拉我离开盆边。

小鱼这回是真死了!可是过一会儿又活了。这回我们相信小鱼绝对不会死,离水的时间太长,复一复原就会好的。

半夜郎华起来看,说它一点儿也不动了,但是不怕,那一定是又在休息。我招呼郎华不要动它,小鱼在养病,不要搅扰它。

亮天看它还在休息,吃过早饭看它还在休息。又把饭粒丢到盆中。我的脚踏起地板来也放轻些,只怕把它惊醒,我说小鱼是在睡觉。

这睡觉就再没有醒。我用报纸包它起来,鱼鳞沁着血,一只眼睛一定是在地板上挣跳时弄破的。

就这样吧,我送它到垃圾箱去。

回忆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得……”

鲁迅先生生的病刚好了一点儿,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大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

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儿,往下又说了别的。

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浑浊得很,所以把红色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筒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

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我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

“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我一说你该不穿了。”

那天下午要赴一个宴会去,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儿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了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美,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许先生很开心地说着: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地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鲁迅先生这一看,脸是严肃的,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着我们这边看着:

“不要那样装饰她……”

许先生有点儿窘了。

我也安静下来。

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她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他们,这种眼光是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曾自己述说过,而谁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开始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

“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

“什么时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的书吗?”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吗?!”

“随便看看……”

“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

“……”没有回答,好像很难以答。

许先生在旁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在鲁迅先生家里做客,刚开始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搭电车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工夫,所以那时候来的次数比较少。记得有一次谈到半夜了,一过十二点电车就没有的,但那天不知讲了些什么,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看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十一点半了,十一点四十五分了,电车没有了。

“反正已十二点,电车也没有,那么再坐一会儿。”许先生如此劝着。

鲁迅先生好像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安顿地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着。

一点钟以后,送我(还有别的朋友)出来的是许先生,外边下着濛濛的小雨,弄堂里灯光全然灭掉了,鲁迅先生嘱咐许先生一定让坐小汽车回去,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

以后也住到北四川路来,就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饭,还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喜欢吃硬的东西,就是后来生病的时候,也不大吃牛奶。鸡汤端到旁边用调羹舀了一两下就算了事。

有一天约好我去包饺子吃,那还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带了外国酸菜和用绞肉机绞成的牛肉,就和许先生站在客厅后边的方桌边包起来。海婴公子围着闹得起劲,一会儿按成圆饼的面拿去了,他说做了一只船来,送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看他,转身他又做了一只小鸡。许先生和我都不去看他,对他竭力避免加以赞美,若一赞美起来,怕他更做得起劲。

客厅后边没到黄昏就先黑了,背上感到些微微的寒凉,知道衣裳不够了,但为着忙,没有加衣裳去。等把饺子包完了,看看那数目并不多,这才知道许先生与我们谈话谈得太多,误了工作。许先生怎样离开家的,怎样到天津读书的,在女师大读书时怎样做了家庭教师。她去考家庭教师的那一段描写,非常有趣,只取一名,可是考了好几十名,她之能够当选算是难的了。指望对于学费有点儿补助,冬天来了,北平又冷,那家离学校又远,每月除了车子钱之外,若伤风感冒还得自己拿出买阿司匹林的钱来,每月薪金十元要从西城跑到东城……

饺子煮好,一上楼梯,就听到楼上明朗的鲁迅先生的笑声冲下楼梯来,原来有几个朋友在楼上也正谈得热闹。那一天吃得是很好的。

以后我们又做过韭菜合子,又做过荷叶饼,我一提议,鲁迅先生必然赞成,而我做的又不好,可是鲁迅先生还是在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几个吗?”

因为鲁迅先生胃不大好,每饭后必吃“脾自美”药丸一二粒。

有一天下午鲁迅先生正在校对着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我一走进卧室去,从那圆转椅上鲁迅先生转过来了,向着我,还微微站起了一点儿。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边说着一边向我点头。

刚刚我不是来过了吗?怎么会好久不见?就是上午我来的那次周先生忘记了,可是我也每天来呀……怎么都忘记了吗?

周先生转身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来,他是在开着玩笑。

梅雨季节,很少有晴天,一天的上午刚一放晴,我高兴极了,就到鲁迅先生家去了,跑得上楼还喘着。鲁迅先生说:“来啦!”我说:“来啦!”

我喘着连茶也喝不下。

鲁迅先生就问我:

“有什么事吗?”

我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

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崭然的会心的笑。

海婴一看到我非拉我到院子里和他一道玩不可,拉我的头发或拉我的衣裳。

为什么他不拉别人呢?据周先生说:“他看你梳着辫子,和他差不多,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

许先生问着海婴:“你为什么喜欢她呢?不喜欢别人?”

“她有小辫子。”说着就来拉我的头发。

鲁迅先生家生客人很少,几乎没有,尤其是住在他家里的人更没有。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在二楼上鲁迅先生的卧室里摆好了晚饭,围着桌子坐满了人。每逢礼拜六晚上都是这样的,周建人先生带着全家来拜访的。在桌子边坐着一个很瘦的很高的穿着中国小背心的人,鲁迅先生介绍说:“这是位同乡,是商人。”

初看似乎对的,穿着中国裤子,头发剃得很短。当吃饭时,他还让别人酒,也给我倒一盅,态度很活泼,不大像个商人;等吃完了饭,又谈到《伪自由书》及《二心集》。这个商人,开明得很,在中国不常见。没有见过的就总不大放心。

下一次是在楼下客厅后的方桌上吃晚饭,那天很晴,一阵阵地刮着热风,虽然黄昏了,客厅后还不昏黑。鲁迅先生是新剪的头发,还能记得桌上有一盘黄花鱼,大概是顺着鲁迅先生的口味,是用油煎的。鲁迅先生前面摆着一碗酒,酒碗是扁扁的,好像用做吃饭的饭碗。那位商人先生也能喝酒,酒瓶就站在他的旁边。他说蒙古人什么样,苗人什么样,从西藏经过时,那西藏女人见了男人追她,她就如何如何。

这商人可真怪,怎么专门走地方,而不做买卖?并且鲁迅先生的书他也全读过,一开口这个,一开口那个。并且海婴叫他×先生,我一听那×字就明白他是谁了。×先生常常回来得很迟,从鲁迅先生家里出来,在弄堂里遇到了几次。

有一天晚上×先生从三楼下来,手里提着小箱子,身上穿着长袍子,站在鲁迅先生的面前,他说他要搬了。他告了辞,许先生送他下楼去了。这时候周先生在地板上绕了两个圈子,问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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