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我国对印度两大史诗的翻译与研究^[1]

王向远^[2]

一 对两大史诗的初步译介

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卷帙浩繁，内容包罗万象，堪称古代印度的百科全书，在印度文化史、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后者以罗摩和妻子悉多的悲欢离合为中心情节，前者以两族堂兄弟为争夺国土和政权而爆发大战为主线，广泛描绘了古代印度历史、政治、宗教信仰、家庭、习俗、民族心理等各个方面。两大史诗作为印度文学的两块基石，集印度神话、传说之大成，为后来的戏剧、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来源。它们还是婆罗门教—印度教的神圣经典，其中的主要人物一直受到教徒们的虔诚崇拜。几千年来，两大史诗作为印度人民的精神支柱和印度文化的象征，在印度家喻户晓，并且对泰国、印尼、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古代与现代文学都有不小的影响。但在我国，知道两大史诗的存在却是晚近的事。我国古代所译介的印度典籍，均与佛教有关，由于两大史诗不是佛教经典，故一直没有译介。但专家们的研究也证实，在汉译佛经如《六度集经》和《杂宝藏经》中，都有与《罗摩衍那》的主干性情节相类似的故事。

到了20世纪初，我国文学家、学者开始注意到印度两大史诗。如鲁迅写于1907年的长篇论文《摩罗诗力说》在谈到印度文学时说：“天竺古有《韦陀》四种，瑰丽幽夐，称世界大文；其《摩诃波罗多》暨《罗摩衍那》二赋，亦至美妙。”同年，苏曼殊在《〈文学因缘〉自序》中说：“印度为哲学文物源渊，俯视希腊，诚后进耳。其《摩诃婆罗多》（Mahabrata）、《罗摩衍那》（Ramayana）二章，衲谓中土名著，虽《孔雀东南飞》《北征》《南山》诸什，亦逊彼闳美。”1911年，他在《答玛德利玛湘处士论佛教书》中又写道：“案《摩诃婆罗多》，与《罗摩延》二书，为长篇叙事诗，虽颔马亦不足望其项背。考二诗之作，在吾震旦商时，此土尚无译本；惟《华严经》偶述其名称，谓出马鸣菩萨手。文固旷劫难逢，衲意奘公当日，以其无关正教，因弗之译，与《赖吒和罗》，俱作《广陵散》耳。”1913年，苏曼殊又在《燕子龛随笔》中说：“印度‘Mahabrata’、‘Ramayana’两篇，闳丽渊雅，为长篇叙事诗，欧洲治文学者视为鸿宝，犹‘Iliad’、‘Odyssey’二篇之于希腊也。此土向无译述，唯《华严疏抄》中有云：《婆罗多书》、《罗摩延书》，是其名称。”由这几段文字，可见苏曼殊对印度两大史诗的推崇。1921年3月，作家滕固（若渠）在《东方杂志》第18卷5号上发表《梵文学》一文，其中对《罗摩衍那》的故事情节做了介绍。

较早全面介绍两大史诗的，是著名学者、文学家郑振铎。郑振铎在1927年出版的世界文学史巨著《文学大纲》中，以名家名作的评析为中心，综述古今中外各国文学的成就。其中，上册第六章为《印度的史诗》。在这一章的开头，郑振铎这样写道：

印度的史诗《马哈巴拉泰》（Mahabharata）和《拉马耶那》（Ramayana）是两篇世界最古的文学作品，是印度的人民的文学圣书，是他们的一切人——自儿童以至成年，自家中的忙碌的主妇以至旅游的行人，都崇敬的喜悦的不息的颂读着的书。印度的圣书《吠陀》，其影响所及，不过是一部分的知识阶级，不及《马哈巴拉泰》及《拉马耶那》之为一切人所诵读。……在事实上来说，这两篇史诗实可算是最幻变奇异的；在文学艺术上来说，他们又是可惊异的精练的；在篇幅上来说，他们又是世界上的所有的史诗中的最长的。

虽然今天看来“可惊异的精练的”这一评语并不恰当（两大史诗特别是《摩诃婆罗多》以内容芜杂、枝蔓为许多研究者所诟病），但郑振铎对两大史诗的介绍和基本定位是正确的。由于有了《文学大纲》的这一章，现代中国的一般读者才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印度两大史诗的大体内容，以及它们在印度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最早尝试翻译两大史诗的是糜文开。糜文开（1908～1983）曾作为民国政府驻印度外交官员，居住印度十年，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在台湾大学、师范大学等高校任教授，著有《圣雄甘地传》《印度文学欣赏》《印度文化论集》《印度文化十八篇》等，是中国台湾地区首屈一指的印度问题及印度文学研究专家。1950年，糜文开用散文体编译了两大史诗，书名就叫《印度两大史诗》，并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据糜文开在译本“弁言”中说，这个本子的主要底本是英国人D.A.麦肯齐用散文体翻译改编的两大史诗《印度神话与传说》，同时参照其他英文译本，“拼合剪接”而成，全书共14节12万字，可以说是一个两大史诗的梗概本。现在看来，这个本子还只是一个入门导读性的东西，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30多年间，它几乎是台湾乃至香港地区的读者了解两大史诗的唯一中文译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糜文开对两大史诗的见解，今天看来仍有启发性。在“弁言”中，他写道：“泰戈尔说‘恶是不完全的善，丑是不完全的美’。印度史诗中表现的恶人也保留着善心，拉伐那的恸哭儿子，出于真情，备见亲子之爱。难敌的将死，他以他的盟友残杀五个无辜的小孩为憾。这种人的本性都具备善的见解，和孟子的学说相类似，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东西方的一些两大史诗的研究者和读者，常为史诗中的正面角色干坏事，而反面角色却也干好事，感到困惑。糜文开这几句看似简单的话，确是理解印度人善恶相对论的一把钥匙。他还说：“《摩诃婆罗多》是血肉的人物，《罗摩衍那》是理想的品格。《摩诃婆罗多》描绘勇敢的英雄主义和侠义的武士主义的政治生活；《罗摩衍那》雕塑古印度慈爱而甜蜜的家庭生活和虔敬而苦行的宗教生活。要两者合起来，才能给我们完成一幅古印度生活的真实而生动的图画。”这也是对两大史诗与古代印度人生活的比较准确的概括。

在中国大陆，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著名翻译家孙用翻译的《腊玛衍那·玛哈帕腊达》，这是两大史诗的合译本。这个译本是根据印度学者罗莫什·杜德的英文节译本翻译的。两部史诗的节译本各有四千行左右，在篇幅上约相当于《罗摩衍那》的十二分之一和《摩诃婆罗多》的五十分之一，却基本保留了原作的中心故事。孙用在译本前言中说：“这个译本不足以代表原诗，不过是尝鼎一脔，暂时填充一下这两部伟大的史诗的从无到有的空白而已。”在季羡林的《罗摩衍那》全译本出版之前，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孙用的这个译本一直是我国读者了解两大史诗通行的译本。而且，不是从史料而是从文学欣赏的角度看，孙用的译本在今天看来仍然是翻译得最精心，翻译得最有“诗味”的本子。这个译本虽然所依据的不是梵文原本，却刻意保留了梵文原诗“输洛迦”（又译作“颂”）的格律形式，即绝大部分诗句以两行为一个小节（少数是三行或四行的），每小节的两行诗句各16个音节，分4个音步。孙用的译本保留了原诗的基本格律，同时按照汉语诗歌的特点，尽量使两行诗句押韵。这样读来音韵铿锵，朗朗上口，试举几节译诗为例：

神圣的守夜完了，腊玛披着丝绸的长衣，

对祭司们说明了他嗣位的重大的消息，

祭司们立即向人民传达，节日已经降临，

繁盛的市场和街道响起了鼓声和笛音，

市民们都听到了他们的守夜，皆大欢喜，

腊玛和悉达的守夜，为了这一天的吉礼。

就这样几乎每一行诗都是16个字音，每一节诗都是32个字音，而且大体押韵。这既保持了原诗的格律，也维护了整个译文风格的统一。用这种严格的格律翻译了8000行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充分体现出了译者本人的诗人素质和作为一个翻译家深厚的语言文学功力。这一点保证了译本的长久的生命力。直到今天，孙用的译本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仍然是最具文学性和可读性的节译本。

在孙用的诗体节译本出版前后，还出版了几种散文体的两大史诗改写本，如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出版、唐季雍根据印度学者拉贾戈帕拉查理的改写本翻译的《摩诃婆罗多的故事》，以及1962年出版、冯金辛等根据印度学者玛朱姆达的改写本翻译的《罗摩衍那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季羡林的全译本陆续出版后，还有董友忱翻译的《摩诃婆罗多》改写本、黄志坤翻译的《罗摩衍那》改写本陆续出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些不同的改写本，满足了普通读者了解印度两大史诗的需要。

二 季羡林对《罗摩衍那》的翻译与研究

1980年后，季羡林教授翻译的《罗摩衍那》全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全译本共7卷8册，分平装和精装两种样式，到1984年全部出齐。《罗摩衍那》的翻译出版，在我国文学翻译史上，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都是一件大事。一个国家文化进步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世界著名典籍在该国有译本。《罗摩衍那》作为世界主要文学遗产之一，在许多国家都有翻译本。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推出了全译本，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包括印度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译介繁荣时期的到来。季羡林是在1973年开始动笔翻译《罗摩衍那》的，到1983年译完。其间一部分时间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季羡林克服了种种困难，以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对印度文学翻译事业的高度的使命感，历经十年，终于完成了长达9万余行的《罗摩衍那》的翻译，填补了我国翻译文学上的一项重大的空白。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并获得了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新闻出版方面的最高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