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回忆录，1914—1933 - 第一部序幕

1 哑谜

即将在此讲述的故事，具有一种“决斗”的性质。

那是介于两个实力悬殊对手之间的决斗：一方是强而有力且肆无忌惮的国家，另一方则是一个既渺小又名不见经传的平民。这场决斗未曾在习称的“政治角力场”上进行，而且那位平民既未投身政治，更绝非“谋反者”或“国家公敌”之流的人物。他始终居于绝对的守势，除了捍卫其敝帚自珍的己身人格、生命和荣誉之外，别无所求。可是，他必须朝夕与之为伍的国家却用尽极端粗暴，甚至有些笨拙的手段，不断对这一切进行攻击。

那个国家运用恐怖的威胁，勒令该平民舍弃自己的男女朋友、抛开自己的想法来采纳官方的论点，并要求他以自己不习惯的方法来行礼，按照自己不喜欢的模式来吃喝，把闲暇时间用于令自己深恶痛绝的活动，献身于自己所抗拒的冒险行为，更进而逼迫他否定过去与自我。尤有甚者，他必须不断为上述事项公开表达狂热的兴奋与感谢之意。

这一切都是那位平民所完全无法接受的。他虽然身为受害者，却没有做好太多反击的准备。他绝非天生的英雄或殉道者，而只是一个具有许多弱点的普通人，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危险时代的产物。但他不愿如此忍气吞声下去，于是走上了决斗之路——心中既无激情，甚至带着几分无奈，却默默有着绝不退让的决心。

他的实力当然遥遥落于对手之后，但在行动上可以比较灵活。人们将会看见，他如何采取迂回运动，时而闪避，时而蓦然重返；以及他如何稳住身子，在千钧一发之际拨开重击。人们将会承认，对一个不具特别英雄色彩或殉道者风格的平凡人而言，他的表现可谓非常顽强。可是人们也将看见，最后他无论如何还是必须终止战斗。如果有人愿意的话，也可以换个说法来表示，那就是，他必须把战斗转移到另外一个层次。

那个国家是“德国”，而那位平民正是在下。我们之间的争斗可能会像其他竞赛游戏一样，让别人看得津津有味。（我希望它真的有趣！）但我并非纯粹为了消遣娱乐才讲述这些故事，因为在我心中还另外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

我个人与“第三帝国”之间的决斗绝非特例。一介平民为了捍卫自我及维护个人荣誉，而与一个强大且充满敌意的国家进行决斗之故事，六年来已经在德国上演了千万次。它们每一次都于绝对的隔离之下进行，缺乏外界的配合及参与。不少天生即具有英雄风格或殉道者色彩的“决斗者”表现得比我更为突出，直到他们进了集中营、上了断头台，甚至有资格将来被人立碑纪念为止。但其中也有人很快就归顺，今天早就成为只能暗中发发牢骚的“冲锋队预备队员”，或纳粹组织的小头头。

我个人的遭遇只不过是一个很寻常的案例而已。正因为如此，人们可以从中看出，今天尚待在德国的人们到底还能够有什么样的机会。

人们将会发现，德国人已经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倘若外界愿意的话，他们原本不必变得如此穷途末路。而且我相信，外界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希望他们不再这么毫无指望。如果外界能够采取实际行动的话，纵使无法阻止这场战争——现在为时已晚——但至少也可以借此缩短几年打仗的光阴。这是因为，凡出于善意而努力捍卫个人的和平与自由之德国人，正在有意无意之间同时捍卫其他的事物，那就是世界的和平与自由。

基于这个道理，我始终觉得有必要把世人的注意力，引导到正发生于不为人知的德国国内之事件。

在这本书里面我只作叙述，不会讲出大道理来。但本书内含一个道德寓意，那就好像埃尔加的《谜语变奏曲》贯穿全曲之“另一个旋律主题”一样——哑谜。

我并不介意有人读完本书以后，完全忘却我讲述的冒险经历和交互事件。但是，人们若能记得那个秘而不宣的道德寓意，我将于愿已足。

2 历史事件的不同强度

早在那个极权国家既需索无度，又威胁恫吓地向我扑来，并教会我什么叫作“亲身体验历史”以前，我就已经遭遇了许许多多所谓的“历史事件”。所有仍然在世的这一代欧洲人都可以讲出同样的话来，只不过没有任何人会比德国人更有资格这么做。

这一切历史事件，免不了都在我本人和我所有同胞的身上留下痕迹。如果人们不清楚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

但所有发生于1933年以前的事件，与继之而来的事件之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区别：之前所有的事件或与我们擦身而过，或只是发生在我们的头上，使我们变得忙碌和激动。有些人因之丧命，有些人则落入贫困，但它们从未让我们陷入良知上的最后抉择。况且，我们的内心深处仍存有一块未受波及的净土。人们只是获得经验、建立自己的信念而已，并没有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可是，身陷“第三帝国”这部机器之内的人——不论是乐意还是抗拒——却无法做出同样的表示。

历史上发生的林林总总，激烈程度显然大相径庭。在真正的现实世界，也就是在匹夫的私人生活之中，一个“历史事件”几乎可以不留下任何痕迹。但它也可能带来破坏性的后果，以致玉石俱焚。这在一般历史论述之中是看不出来的。

比方说，“德皇威廉二世在1890年将俾斯麦免职”，这无疑是德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但几乎任何德国人的传记均不会提及此事，除非他是那一小群当事者之一。每个人的生活皆与以往并无二致，没有任何家庭因为这个事件而离散，没有任何友谊因之而破裂，也没有任何人抛弃自己的故乡，依此可以类推，甚至没有任何约会或歌剧的演出曾因之而取消。失恋的人依旧失恋，热恋的人依旧热恋，穷人依旧贫困，富人依旧有钱……

现在再让我们比较另外一个日期：“兴登堡于1933年任命希特勒为总理”，6600万人的生命之中从此出现一场大地震！

如同前面所述，基于“科学实用主义”的历史著作无法说出历史事件在强度上的差别。想获得更进一步认识的人，就必须阅读传记。但应该阅读的并非政治人物的传记，而是那些比较罕见，由默默无闻的寻常百姓所撰写之传记。我们可以由此看出：某些“历史事件”只是从私人生活，也就是真实生活的头顶上面掠过。那就好似湖上的浮云一般，湖面水波不兴，仅有匆匆一瞥的倒影。其他的历史事件则宛如狂风暴雨，在湖面掀起阵阵波涛，令人难以看清其原貌。此外还有第三种历史事件，它们所产生的效果就仿佛把湖水放干了一般。

我相信，如果不把这些不同的层次放在心上，就无法正确认识历史的真相（可惜人们几乎一直忽略了这一点）。所以就请大家让我放轻松一下，在进入本题之前，先依据我个人的观点来描述德国近二十年来的历史，也就是把德国历史视为我个人故事的一部分。这不会花费太多时间，并且能够使后面的文字比较容易让人理解。更何况，我们还可以借此而变得比较熟识。

3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上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宛如一声擂鼓开启了我有意识的生命。它对我所造成的冲击，与大多数欧洲人并无二致。它爆发于放暑假的时候——直截了当地说，这整场战争最令人恼火之处，就是它摧毁了我的假期。

但与目前正在慢吞吞成形之中的战争比较起来，上一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爆发就显得非常慈悲了！

1914年8月1日，我们才刚刚决定不必把事情当真，继续留下来享受夏日的田野时光。当时我们正置身于“后波美拉尼亚”的一座庄园，在森林中远离了尘世的喧嚣。那是我这个稚龄学童在世上最熟稔和最心爱的地方。每年8月中旬离开这座森林返回城市，都是该年度令我最难过、最无法承受的事件。唯有过了新年庆典以后，大家争相抢夺挂在圣诞树上的礼物，然后把树焚毁的伤心情景才可与之相提并论。那年8月1日的时候，我们还有两个星期的光阴，那看起来就好像永远不会结束一样。

当然，几天以前曾经发生过一些令人不安的事件。报纸上面也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头条新闻。家父阅读报纸的时间较以往延长了许多。他的脸色显得非常凝重，接着会在阅毕之后痛骂那些奥地利人。有一天，报上甚至出现了“战争！”这个大标题。我不断听见崭新的字眼，但无法了解它们的含义，所以必须不时请人帮忙说文解字一番：“最后通牒”“总动员”“同盟国”“协约国”。

有一位少校军官也待在同一座庄园里面。当我和他的两个小女儿正争吵得不可开交之际，他却突然接获“军令”——又冒出了一个新词——赶紧手忙脚乱离开了。客栈主人的几个儿子之中也有一人被征召入伍。当他乘着马车前往火车站的时候，每个人都跟在后面走了一程，口中高声喊着：“早日凯旋！”还有一人怒吼道：“要好好教训塞尔维亚人！”我听了以后，心中想起父亲每次阅报之后习惯说出的话语，于是接着喊道：“也要好好教训奥地利人！”可是，我很惊讶地发现，每个人都突然大笑起来。

更让我深受震撼的事情，就是听说庄园内最漂亮的两匹马儿——“汉斯”和“卷毛狗”——也必须离开了，那是因为它们隶属于“骑兵预备队”的缘故。需要解释的字眼还真多！我非常喜欢每一匹马儿，可是最漂亮的两匹却突然都要不见了，这不禁让我的心中感觉一阵阵刺痛。

但最令人气愤的，就是“动身”这个字眼已经一再被人提起：“或许明天我们就得动身了。”这句话听在我的耳中简直像是：“或许明天我们就得翘辫子了。”明天，而不是听起来仿佛无垠无涯的两个星期！

那时当然还没有收音机，报纸也总要迟上二十四个小时才会送抵我们的森林。此外，报纸的内容也远不如今日来得丰富，而且那个时代的外交家更懂得保密……唯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可能在1914年8月1日当天，还认为战争绝对不会爆发而决定继续留下来。

1914年8月1日令我永志不忘。每当我回忆起那一天的时候，内心深处总会浮现出一种宁静的感觉，一种已经弛缓下来的紧张气氛，以及“一切又已恢复正常”的念头。这真是一种罕见的“亲身体验历史”的方式。

那是一个星期六，四下充满了祥和之气，乡间最美好的周末也不过如此。此时工作已经结束，空气中回荡着返家牛群的铃声，整座庄园都井然有序、安宁静谧。长工和女仆正在屋内装扮自己，准备参加不知在何处举行的晚间舞会。楼下的大厅里面，墙头挂着鹿角，桌上已经摆出锡制器皿及亮晶晶的陶制碗盘。我却在那边发现，家父和庄园主人正端坐在靠背椅上，于深思熟虑之下全盘讨论时局。

我当然不大听得懂他们谈话的内容，而且我早就把它忘光了。不过我还一直记得的，就是他们的语气——家父较清扬的声调和庄园主人深沉的男低音——是那么和缓，那么令人感到慰藉。二人徐徐吐出的芬芳雪茄烟雾，就像细细的柱子一般在他们面前缭绕而上，能够让人产生信赖感。尤其他们讨论的时间越久，一切就很清楚地显得愈发有利，也越来越令人安心。现在事情已经清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战争根本就不可能爆发。所以，我们不必再穷紧张，可以和往年一样一直在此待到假期结束了。

我听到这里就走了出去，心情轻松愉快，于满意之中带着感激，以欢欣鼓舞的态度俯视夕阳西下时的森林——如今它又是我的了。那天原本云层密布，但接近傍晚的时候天色已逐渐放晴。现在金黄色的太阳正游弋于蔚蓝的天空，预告第二天将万里无云。我非常确定，现在又剩下来的十四天假期一定也会是同样的晴空万里！

当我第二天早上被叫醒的时候，收拾行李的工作已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一时还完全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虽然前一天曾经有人试着向我解释何谓“动员”，但这个字眼仍然对我不具任何意义。可是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不可能再向我作出任何说明。我们必须在中午携带所有的家当起程——如果错过那班列车，便很难确定是否还找得到可以搭乘的火车了。

我们能干的女仆说道：“今天已经走到了零点五。”直到今天我仍旧不完全明白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无论如何，其含义应该是：现在已经箭在弦上，每个人都只能听天由命了。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趁着空当儿偷溜出去，在森林中来回奔跑，直到有人于临行前的最后一刻找到了我。那时我正坐在一个树墩上，把头埋在双手之中号啕大哭，完全听不进人家好言相劝的那句话：“现在打仗了，所以每个人都必须作出牺牲。”我不知怎地被塞进了马车，然后坐在两匹褐色马儿的后面快速奔驰。那已经不再是“汉斯”和“卷毛狗”，因为它们已经走了。我们的背后尘土飞扬，遮蔽了一切。此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童年时代的森林。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真实的方式经历战争的一小部分，心中充满了有东西被人夺走和破坏之后，自然而然会流露出来的伤痛。可是，我们才走到半路上，情况即已有所改变。一切都显得更加刺激，更具有冒险性，甚至变得像是在过节一般。以往火车行驶的时间是七个小时，这回却变成了十二个钟头。火车时走时停，每当有满载军人的列车从旁驶过，大家都挤到窗边挥手欢呼。

我们和往常旅行时不同，没有自己专用的小隔间。这回必须站立于走道，要不然就坐在我们的行李箱上面，在人群当中被推来挤去。人们彼此喋喋不休，就仿佛他们并非陌生人而是多年的老友一般。他们谈论得最频繁的话题就是“间谍”。在那次的旅途当中，我学会了一切有关“间谍”这个刺激行业的事物，而那也是我前所未闻的。火车驶经任何桥梁均会放慢速度，我的心中既害怕又充满期待，说不定真的就有间谍在桥下放置了炸弹！

我们抵达柏林的时候已经是午夜时分，我从来就没有过这么晚了还不睡觉的记录！我们的公寓还没有做好迎接的准备，家具上面仍然罩着布套，床铺也尚未整理就绪。有人就在家父还弥漫着烟草味的书房，把一张沙发弄成了我的卧榻。毫无疑问：战争也可以带来许多令人愉悦的事情！

随后几天，我在短得不可思议的时间之内，便学到了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物。不久以前，我这个七岁男童几乎还不晓得什么叫作“战争”，当然就更不可能知道“最后通牒”、“总动员”和“骑兵预备队”的含义。现在却突然变得好像对它们早已一清二楚。而且，我不但完全明白何谓战争，它是什么模样，发生在什么地点，甚至连战争爆发的原因都难不倒我。我晓得，这场战争必须归咎于法国的复仇狂，英国在贸易上的嫉妒心，以及俄国的野蛮。这些用语我很快都可以朗朗上口了。有一天，我干脆自行开始阅读报纸，并很惊讶地发现，它们的内容竟然如此浅显易懂。

我还请人帮忙在欧洲地图上指来指去，并一眼即可确定，法国和英国根本就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只不过当我看见俄国那个庞然大物时，心中却隐然浮现畏惧之意。不过很快就有人安慰我说，俄国的各种统计数字固然看起来吓人，但它们早已被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和腐败，以及成天狂饮的伏特加酒所扯平了。

正如同前面所述，我仿佛早就已经晓得一般，在极短的时间内学来了各军事将领的姓名、各国军队的战力、战舰的武装和吨位、最重要的要塞所在地和战线的走向。我还很快就发现，那时正进行着一场游戏，而且它比我之前所见过的任何事物，更能够把生活塑造得既紧张又刺激。而我对这场游戏的兴奋与乐趣，一直到战败的苦果来临之际皆未尝稍歇。

我必须在此为自己的家人说几句公道话。那些把我的头脑搞得如此乱七八糟之人，并非与我关系最紧密的亲友。家父于战争爆发之际已经痛苦万分。开战以后，他对全国上下在最初几周内表现出来的欢欣鼓舞，始终抱持怀疑的态度。随即出现的病态仇恨心理，更让他深恶痛绝——虽然他免不了仍是希望德国打赢那场仗的忠实爱国者。家父是他那一代人里面的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他们内心深处曾经怀有一个信念，此即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早已成为过去。这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晓得该如何看待那场战争。于是他和许多人一样，耻于对之作出任何正面的表示。我曾多次听见他说出尖锐的怀疑论点，同时那已经不再只是针对奥地利人而已。这与我新近培养出来的战争狂热是完全格格不入的。所以，家父和其他的家人并没有犯下任何过错，以致让我在短短数日之内，就变成了一个盲从的沙文主义者和一个“待在家中的战士”。

过错来自当时的氛围，来自周遭不可言状、处处感受得到的各式激情。万众一心所形成的涡流和怒潮，为身陷其中者带来一种前所未见的情绪化反应，就连七岁的小孩也无法幸免。那些意图置身事外的人，则几乎窒息于凄凉与孤寂所形成的真空之中。我从自己当时幼稚的乐趣（而且心中毫无怀疑和挣扎的迹象），首度感觉到我的民族具有一种效果惊人的罕见天赋，能够让群众同时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这种天赋或许正用于弥补其在追求个人幸福这方面低下的能力。我根本就不晓得，想把这种犹如庆典般的全民疯狂状态置之度外，其实是办得到的事情。而且我还没有领悟出来，一个显然可以让众人感到高兴，宛如节庆一般令人飘飘然的事件，竟然可以是非常危险和有害的。

对当时柏林市的一个七岁学童而言，战争并非真实的事物——其不真实的程度就跟游戏没有两样。那时还没有空袭警报和空投的炸弹，唯有在远方才会出现身上包扎五颜六色绷带的伤员。当然，家家户户都有亲友在前线作战，而且不时会传回阵亡通报。可是，小孩子很快就习惯于看不见那些人的踪影，至于他们有朝一日是否会永远消失，那也就不再具有任何差别了。

现实生活中的艰苦状况以及各种令人不快的景象，那也都算不上什么。食物非常糟糕，这不是大问题。后来食物变得很少了，皮鞋装上了嘎嘎作响的木制鞋跟，旧西装翻新了再穿，我们需要在学校搜集肉骨头和樱桃核，而且很奇怪的是，大家还经常生病。但是我必须承认，那一切均未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但这并不表示我“像小英雄似的承受了一切”，反而是因为我对那些事物根本就没有十分迫切的需求。我很少想到食物，那就好像足球迷在冠军决赛时心中没有食物一样。我对战情报道的兴趣远比对菜单来得大。

把当时的情况拿来与足球相提并论，这个做法其实有些牵强。事实上，当时我这个小孩子是一个战争迷，着迷的程度就跟足球迷差不多。但假如我把自己说成是仇恨宣传下的牺牲品，那就未免把当时的我讲得太差劲了。不过，那种说法在1915年至1918年间曾经被当初在开战头几个月之内兴奋得心力耗竭的人士过分渲染。

我个人对法国人、英国人或俄国人的恨意，正如同“朴茨茅斯队”的球迷“仇视”“沃尔夫汉普顿队”的程度一样轻微。我当然希望他们打败仗和受到屈辱，但这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是我方获胜时不可或缺的对手而已。

唯有战争游戏本身的魅力才是真正有意义之处：它里面包含了一些秘密的游戏规则。而俘虏的人数、占领的土地、攻克的要塞、击沉的军舰等之重要性，就跟足球比赛射进门的球数，或拳击比赛时的“点数”大致相同。我不厌其烦地在心中制作积分表。我是战情快报的狂热阅读者，并把它们依据一个秘密的非理性规则加以“换算”。比方说：十个俄国战俘的价值等于一个被逮到的法国兵或英国兵；五十架飞机的价值相当于一艘装甲巡洋舰。假如战情报道列出了阵亡人数，那么我一定也会把死者拿来“换算”一番。虽然我无法想象，我的换算在实际状况下看起来会是什么模样。

那是一场晦暗不清、神秘万分的游戏。它具有无穷的邪恶魅力，足以抹除一切，使真实生活变得虚幻，更能够像玩轮盘赌或吸鸦片烟一般产生麻醉作用。在整个战争期间，我和同伴整天玩着这种游戏，整整玩了四年。没有人处罚我们，也没有人过来打扰。那场游戏本身，而非我们课余之暇在街头或操场上进行的无伤大雅之“战争游戏”，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留下了危险的戳记。

4 一场国家大戏

或许有人认为我没有必要花这么多篇幅，来详细描述一个小孩子对世界大战很明显的不当反应。假如这只是个案的话，那么的确就没有如此大费周章的必要。只可惜，这并非单独的特例。德国一整个世代的人，便是在自己的童年或少年时期，以类似的态度经历了那场战争。而这一整个世代，也正是今天准备把它重新上演一次的人。

这些经历的后劲及余毒，未尝因为当事者是儿童或青少年而和缓下来。群众的心理反应其实与小孩子并无太大差异。我们很难想象得到，那些被灌输给群众，煽惑他们采取行动的概念可以是多么幼稚。而若想让一个理念对群众产生具有历史意义的推动力，通常就必须先将其层次降低到连小孩子都可以理解的地步。在这一代儿童的脑海中所形成的既幼稚又疯狂的想法，这么四年下来以后早已根深蒂固。再过二十年，它很可能就成为认真得具有致命性的“世界观”，而介入政治高层之决策。

战争是一场刺激万分、振奋人心的国家大戏，其所带来的消遣娱乐及情绪反应，无论就深度还是趣味性而言，都要比和平时期的任何游戏更加引人入胜。而在1914年至1918年间，它正是这代德国学童每天的经验。这在日后演变成一种憧憬，而纳粹主义的吸引力、简单性，以及对幻想及行动狂热所产生的要求，也就来自这种憧憬。这种憧憬同时造成了纳粹主义的不宽容特性，以及它对国内政治立场不同者的残暴对待。其中的道理便是，凡不想跟着玩这场游戏的人根本不被当成“对手”看待，而是被视为不合群的扫兴者。这样继续发展下去，即演变成对邻国的好战态度。这是因为，那些国家已不再被视为邻居，而是在有意无意之间被当成敌国看待。若不这么做的话，那场大戏根本就玩不起来。

许多事物都为后来的纳粹主义提供了助力，并协助其成形。但纳粹主义的根源并非来自“前线的经历”，而是出于德国学童的战争经验。整体而言，曾经上过战场的那一代人里面并没有太多真正的纳粹分子，今天他们反而是“爱发牢骚”和“爱挑剔”人士的主力。这是不难理解之事，因为曾经实地经历过战争的人，多半对它会有不一样的衡量标准。

但我不得不承认，在此难免会有例外出现：第一种例外是“永远的斗士”，也就是那些从战争的恐怖之中找到了自我的生活方式，而且能够乐此不疲的人。第二种例外则是“永远的失败者”，也就是那些以欢欣鼓舞之态度，亲身经历了战争恐怖毁灭的人。他们还想把它继续下去，以便向那让自己一事无成的人生进行报复。

戈林很可能就是第一种人，而希特勒则毫无疑问属于第二种人。至于真正称得上是纳粹主义那一代的人，就出生于1900年至1910年之间。他们以一场“伟大游戏”的方式经历了世界大战，却全然没有受到战争现实的波及。

“全然没有受到波及？”也许有人会责难道，“那么他们至少总挨过饿吧？”此说固然正确无误，但是我已经在前面提到过，饥饿可并没有怎么搅乱那场大戏，或许反而更有利其进行。食足饭饱的人，是比较不容易被梦想和幻觉所吸引的。无论如何，幻想并不会仅仅因为饥饿而破灭。换句话说，它只会慢慢被消化掉；而所留存下来的东西，甚至会演变成对营养不良的更大抵抗力。这或许就是那一代人比较能够令人同情的一面。

我们很早即已习惯用最少量的饮食来过日子。而大多数目前仍然在世的德国人，都曾经有过三次低于平均营养摄取标准的饮食：第一次是在打仗的时候，第二次是在高通货膨胀的时期，第三次就是现在——其口号是“要大炮，不要黄油”。就这一点而言，人们可谓已接受过良好训练，所以不会过于苛求。

我非常怀疑一个论点，即德国人当初是因为饥饿而结束了大战。在1918年的时候，他们已经连续挨饿了三年。而1917年的饥饿程度甚至较1918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个人认为，德国人之所以停战，不能归因于他们正在挨饿，而是因为他们觉得那场仗就军事观点而言早已打输了，而且根本已经不可救药。无论如何，德国人不大可能会因为饥饿而终结纳粹主义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他们眼中，“挨饿”简直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最起码也并非什么特别糟糕的事情。他们俨然已经成为一个以自己天生的饮食欲为羞之民族。看起来非常矛盾的现象就是，纳粹不给百姓东西吃这个事实，甚至还间接成为有力的宣传工具。

纳粹公然诋毁那些开口“谩骂”的人，表示他们如此做的动机实乃出于自己得不到黄油和咖啡。今天的德国固然早已怨声载道，但人们的谩骂大多基于其他远较高尚的理由，而非因为饮食不良。假如他们仅仅因为饮食不良而开骂的话，只可能会羞愧欲绝。所以，与纳粹报刊所作报道完全相反的事实就是，德国人难得对食物的短缺发出抱怨。然而，每当纳粹报刊宣传真相的反面时，都十分清楚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只要德国人不想被说成是因为卑下的进食欲而心生不满，那么他们就完全不敢再开口了。

如同前面所说，我认为，这就是当代德国人比较能够令人同情的一面。

5 “十一月革命”与德皇退位

在为时四年的战争期间，我已经逐渐淡忘了什么叫作“和平”，对战前生活的回忆也不断褪色。我早就无法想象，没有战情快报的日子将是个什么模样。这样的生活恐怕会连一点刺激也没有。因为它还能带来什么呢？我们上学，学会怎样写字和算术，然后还要学习拉丁文和历史。我们跟朋友嬉戏，与父母一同外出散步，难道这就是生命的全部内涵？

能够使生命充满紧张和刺激，让日子变得多姿多彩的，就是那些个别的军事行动：每逢有大规模攻势顺利推展，敌军被俘人员多达五位数，攻占了要塞并虏获“不可胜数之军用物资”的时候，那就好似过节一般。于是，有取之不尽的题材可供运用于幻想，生活之中也充满了亢奋，那就跟后来谈恋爱时的情况颇为类似。

可是，如果碰上了无聊的保卫战、“西线无战事”，或“已依预定计划实施战略转进”的时候，人生便弥漫着一片灰暗。同伴之间的战争游戏已经味同嚼蜡，学校的功课也变得加倍无趣。

每天我都步行前往距我们住处只有几个街角的派出所。那边有块黑板张贴出战情快报，比报纸刊出的时间提前了好几个小时。那是一张有时长一点，有时短一点的狭长白色纸条，上面印满了飞舞的花体大写字母——它们显然都出自同一架已经严重耗损的复制设备。我必须稍稍踮起脚尖、头部向后仰起，才有办法把它们完全看清楚。我每天都很有耐心地这么做，心中满怀着热忱。

前面曾经提到过，我对和平已经缺乏正确的概念，却对“最后胜利”仍持有自己的看法——“最后胜利”便是战情快报所列出一次次大大小小的胜利，有朝一日合并计算以后不可避免会出现的总账。当时，它在我身上产生的意义，大致可以拿来与“最后审判”及“死者复生”之于虔诚的基督徒，或“弥赛亚降临”之于虔诚的犹太人相提并论。它将是所有胜利报道令人难以置信的升华，以致让俘虏的人数、所征服的土地及缴获的物资完全相形失色。随之而来的发展就令人难以再想象下去了。我既渴望又胆战心惊地期待“最后胜利”的来临。它迟早总会出现，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实，唯一令人存疑的，就是其后的生活还能够产生什么意义？

纵使在1918年7月至10月那段期间，我依旧盼望“最后胜利”的出现。尽管我不会笨到看不出来，战情快报已经变得越来越沉闷，而且我的期待早就完全违反了理性。可是不管怎么说，俄国不是已经被击败了吗？“我们”不是已经拥有乌克兰，而那里可以提供获胜所需的任何物资吗？“我们”不是依然深处法国境内吗？

虽然我无法假装看不见，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人，甚至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随着星移斗转而对战争产生了与我不同的看法。可是，我的看法其实原本就是大家共同的观点，而且正因为它曾经是公论，后来才会变成我个人的看法！但最令人火冒三丈的，就是每个人似乎都在这个节骨眼对战争失去了兴趣。然而，现在正是人人都应该多加把劲的关头，好让战情快报从令人意兴阑珊的“挺进之尝试已告落空”或“已按预定计划后撤至防御阵地”，再度扭转成让人心大振的“向前突破之纵深长达三十公里”，“已粉碎敌之防线”，或“俘虏敌军三万人”！

我在商店门口排队购买人造蜂蜜或脱脂牛奶的时候（家母和我们的女仆已经无法再独立应付，所以有时我也必须帮忙排队），老是听见妇女们不断发出怒骂声和乱讲一些没有常识的丑恶字眼。通常我不会听完以后就把它当作耳边风：我会一无所惧，提高自己依然尖锐的童稚嗓音，针对“坚持到底”的必要性发表意见。那些妇女大多先大笑几声，然后愣在那里，有时更会失去自信而变得哑口无言。我就在胜利之中浑然忘我，手中摇晃着四分之一公升的牛奶离开那个辩论场……可是，战情快报并未因此而变得比较好看。

从10月开始，革命的脚步已日益迫近。它成形的过程与大战非常类似，先是到处突然充斥着新字眼与新概念，然后几乎和那场战争同样来临得出人意料。不过，二者之间的相似处也就到此为止。无论人们如何看待那场战争，它至少是一个完整的事件，而且曾经进展得相当顺利，在当时看来，它甚至还称得上是成功的。可是那场革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它对后来德国整体历史发展产生了灾难性的意义。战争爆发以后固然出现了可怕的不幸事故，可是每个人的记忆之中都曾经有过欢欣鼓舞的日子，生命也一度变得意气风发。相形之下，1918年的革命虽然最终带来了和平与自由，实际上却几乎让全体德国人都只留下了一片灰暗的回忆。

大战爆发于阳光普照的绚丽夏日，革命却发生在湿冷的11月浓雾之中，光是这个差别即足以成为革命的致命伤。此说听起来固然可笑，不过却是事实。那些共和党人后来也会作此感想，而且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打算让别人把自己和11月9日联想到一起，更从未公开庆祝过这个日子。那些纳粹党人则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用11月18日来掩饰8月14日。

11月18日：虽然战争结束了，妇女重获自己的丈夫，男人重获自己的生命，可是这个日期却非常讽刺地并未造成举国欢腾。伴随它而来的反而是恼怒、战败、恐惧、没头没脑的射击事件和混乱，甚至连天气都糟透了。

我个人则对革命本身并无太多认知。各家报纸突然在星期六宣布：德皇已经退位。这不禁令我深感讶异，因为那则报道非常简短，报纸上面居然只有大标题而已。可是，我在战争全期所见过的任何报道都比它要来得长。其实，当我们阅读报纸的时候，德皇根本还没有退位。只不过，他很快便补上了这个动作，此段插曲也就不再具有太多实质的意义。

比“皇上退位”这个大标题还要来得耸动的事件，就是《每日广讯报》忽然在星期天更名为《红旗报》——某些革命派的印刷厂工人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但该报的内容并没有出现任何改变，过了几天以后它再度被正名为《每日广讯报》。这小小的一步不可不谓是整个1918年革命期间比较让人产生好感的部分。

接踵而来的是星期天首度传出了枪声。在整个战争期间，我可从来就没有听过有人开枪，可是现在当战事接近尾声的时候，人们却开始在柏林放枪。我们站在家中后侧的一个房间里面，一打开窗户就听得见声音不大但清晰可辨的机关枪哒哒的射击声。我心中开始变得惴惴不安，这时有人向我们解释重机枪与轻机枪发出的声响有何区别。我们开始揣测，到底是怎么样的战斗正在进行之中？枪声来自皇宫的方向——这是否意味着首都卫戍部队正在进行反击？是不是革命很快就会被敉平呢？

我对此满怀着希望，而且从本书迄今所叙述的一切即不难看出，我全心全意反对革命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情。然而，第二天我就已经失望了——原来那是一场不同革命派系之间的失控射击事件，原因就只是其中的每一派都认为自己有权占据皇家马厩罢了。抵抗的迹象完全付诸阙如，显然革命已经获得了胜利。

那么现在这又将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至少会像过节一样闹哄哄，什么事情都乱七八糟，而且到处都在偷鸡摸狗，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却并不是这个样子。学校里面最令人畏惧的老师——他是一个易怒成性，眼睛骨碌碌转来转去的暴君——反而在那个星期一公开宣布：“这里”，也就是在这所学校里面，可没有发生任何革命，这里还是照样维持正常的秩序。为了强调此点，他还将一些在下课之后把“革命游戏”玩过头的同学按到凳子上，用教鞭好好抽打一番来杀鸡儆猴。我们这些目睹过“行刑”过程的人，心头都浮现一片乌云，觉得那是大事不妙的前兆。如果连小孩子都在革命爆发两天以后，就因为玩“革命游戏”而在学校惨遭毒打，那么革命好像真的是有些不对劲。这样的革命绝不会有前途，是绝对不会成功的。

那时，停战的时刻尚未到来，但无论是我还是别人的心中都十分清楚，革命实际上即意味着战争的结束，而且显然不会有“最后胜利”出现。本来大家只需要再多加把劲就成了，可是不知何故却没有人这么做。这种没有“最后胜利”的终战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对此可完全没有概念。我必须先要看见报道以后才有办法想象出来。

战事进行于遥远法国的不知名角落，发生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只有战情快报才会从那边传回来，那就仿佛彼岸带给我们的讯息一般。正因为如此，战争的结束对我而言也就不具有确切的真实感。我周遭可以用感官来认知的环境更没有出现任何变化。每个事件纯粹发生于伟大战争游戏的梦幻世界之中，四年以来，我就生活在其中……但不可讳言的是，相较于真实的世界，那个世界对我产生了更加重大的意义。

11月9日及10日两天仍然有战情快报出现，它们的语气也和往常一样：“敌军企图突破之行动已遭击退”，“我军于奋勇还击后返回预先备妥之阵地……”。到了11月11日，当我和往常一样按时抵达的时候，派出所的黑板上面已经没有了战情快报。它只是黑漆漆地空出一大块，我在惊恐之余心中想着：如果我连续几年下来每天汲取精神食粮和幻想素材的地方，永远只剩下一块空空如也的黑板的话，又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这时我继续向前步行，寻找不可能不出现的战况报道。既然战争已成过去（这是每个人都不难想象出来的事情），那么它至少总该有个结束的时刻吧？这就好像比赛终场时有裁判鸣哨收兵一样，至少也值得说明一下。再过几条街还有另一个派出所，说不定那边就会有快报出现。

那里同样没有张贴出任何文字，看来警方也已被革命感染，而且旧秩序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我还是不死心，于是冒着11月的蒙蒙细雨沿着大街小巷继续走下去，一心只想找到任何有关的讯息。结果我来到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

不知怎地，我在一家贩卖报纸的小店铺橱窗前面发现了一小群人。我小心翼翼地挤了进去，终于读到其他人正在默默阅读，而且让他们觉得大不以为然的东西。那里张贴出一份号外，上面的大标题写着：“停战协议业已签署”，其下还列出了各个条件。那是一份长长的清单，读着读着，我不觉目瞪口呆起来。

我该拿什么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呢？那是一个十一岁男童，在自己的幻想世界完全破灭以后的感受。事后回想起来，在正常的现实生活里面，很难找得到可与之相提并论的事物。某些犹如梦境般的灾难事件也唯有在梦幻世界之中才可能发生。假设有个人多年以来向银行账户存入了大笔金钱，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向银行索取收支明细表，却发现自己不但没有巨额存款，反而还积欠了一身的债，那么他心中的感受可能就会类似我当时的感受。然而，这种事情只可能存在于梦境之中。

号外上面列出那些条件的时候，已经见不着最后几份陆军战情快报当中的委婉表达方式。它们所展现出来的，是对战败者迎面而来的冷酷语言。其冷酷无情的程度，就好像军方报道向来只描述敌军的败绩一般。“我们”居然也会有战败的时候，尤其这竟然不是偶发事件，反而是一场接着一场大胜之后的最终结果。这已经完全超出我所能理解的范围。

我把那些停战条件读了一遍又一遍，把头向后仰得高高的，就和四年以来阅读战情快报时的姿势没有两样。最后我离开人群走了出去，完全不晓得自己正迈向何方。我寻觅报道而来到的处所，已经够让我觉得陌生了。现在我走到了更加不熟悉的地方，那里的街道没有一条是我曾经见过的。这时又飘下了11月的雨水。

正如同那些陌生的街道，整个世界也让我觉得陌生和毛骨悚然起来。显然那场大戏除了我晓得的引人入胜之规则以外，还另外有我未曾注意到的秘密规则。这里面毫无疑问一定存在着很不对劲的地方。如果世事发生得如此阴险诡谲，如果一场接一场的胜利最后会导致战败，而真正的游戏规则却无法事先公布，非要等到令人震惊的结果出现以后才会被披露出来，那么还有什么东西能够给人带来安全感和信赖心呢？我仿佛看见了万丈深渊，我的内心对生命出现了恐惧。

我无法相信，德国的战败为任何人带来的沉重震撼，能够超过那个十一岁的男孩子——当时他正踽踽独行于既陌生又潮湿的街道上，不知自己正步向何方。他更没有注意到，11月的斜风细雨已经让他全身上下都逐渐湿透了。

我尤其无法相信，那个名叫希特勒的一等兵心中之痛楚会比我还要来得严重。他大约在同一个小时里面，于帕瑟瓦克野战医院听见德国战败的消息。不过，他的反应比我要激烈许多——他在书中写道：“我的眼前又变成一片漆黑，只得以手摸索，踉踉跄跄走回寝室。然后我扑倒于自己的卧铺之上，把刺痛不已的头部埋藏在毯子和枕头底下。”接着，他就下定决心要当政治人物。

很奇怪的是，他的反应比我还要来得稚气和顽固，而且不光是表面上如此而已。如果比较一下希特勒和我经历相同的痛楚之后所出现的内心反应——前者表现出的是愤怒、硬拗和决心从政，后者则怀疑游戏规则的有效性。经过这番比较之后，我不得不作出如下的结论：我这个十一岁少年表现得比那个二十九岁男子可要成熟多了。

无论如何，从那一刻开始即已无可置疑，我根本就不可能对希特勒政权抱持友好的态度。

6 革命的破坏者与“义勇军”

我暂时无缘与希特勒的帝国产生任何瓜葛，所面对的仍然是1918年的革命，以及一个德意志共和国。

革命对我本人及我的同辈所产生之影响，刚好与世界大战相反：战争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现实人生（即日常生活），只是让它继续无聊下去，却为我们的幻想提供了极为丰富且用之不竭的素材。革命则为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新奇的事物。那些新事物虽然既多姿多彩又刺激万分——我马上就会加以叙述——但它们未给幻想留下任何发挥的余地。

革命与战争不同，它并非一个简单明了的实体，所以无法让人很快整理出头绪来。与之有关的各种危机、罢工、射击事件、政变及游行队伍，每每都显得矛盾多端和杂乱无章，从来就没有人真正明白它们究竟所为何来。它们不会令人心振奋，甚至根本无法让人理解。

1918年的革命并非出于预谋，同时也缺乏行动计划，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它是军事崩溃时形成的副产品，几乎完全没有领导。而人民——正是人民——感觉自己受到军方及政治领袖欺骗，于是把他们吓跑。这真的只能叫作“吓跑”而非“赶走”。因为，当具有威胁性的吓人姿态出现之后，从德皇以降的各方神圣立即自行逃逸得无影无踪。这大致与随后1932年和1933年之交的情形颇为类似：共和国的领导阶层也同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德国从右派直到左派的政治人物显然都没有学会“失败的艺术”。

权力就躺在街头，但接掌权力的人士里面，真正的革命者少之又少。事后回顾起来，即使那些革命者也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也不晓得该如何把事情贯彻到底。革命爆发半年以后，他们几乎全都变成了丧家之犬。这不仅仅是因为运气不佳而已，实际上多少也必须怪罪他们自己才具不足。

那些新当权派多半是一些处境尴尬的冬烘先生。他们多年下来早已养成担任忠诚反对党的习惯，而突如其来落入手中的权力反而变成极大的负担。他们只是诚惶诚恐，耐心等待好时机出现，以便尽快把权力脱手。除此之外，他们当中还有为数甚多的破坏者。那些人已经下定决心要来阻挠，也就是说，要背叛革命。例如那位令人憎恶的诺斯克，后来即成为其中最著名的人物。

现在一出大戏即将上演：真正的革命派发动了许多次组织不良且外行的政变。那些破坏者则按照预定计划推动反革命，而一些所谓的“义勇军”后来伪装成政府部队，在短短数月之内即以血腥手段镇压了革命。

在这一整出戏码里面，即使不吹毛求疵也找不出足以令人鼓舞之处。我们这些有产家庭的年幼子弟，刚刚才被硬生生从长达四年的爱国战争幻梦之中扯了出来，当然更只可能“反对”赤色革命：反对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及其“斯巴达克斯同盟”。我们只是隐约晓得，他们想“夺走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家长因为有钱，很可能会遭其杀害。而且，他们根本就是想引进“俄国的那一套”。我们不论自己愿不愿意，只得“支持”埃伯特、诺斯克及“义勇军”。只可惜，我们心中对这些人物同样无法产生热情。他们演出的大戏摆明就是要让人倒尽胃口，其所沾染的背叛气息是如此浓烈，就连一个十岁小孩的鼻孔都钻得进去。

我想在此再度强调一次，从历史的角度观之，儿童对政治的反应绝对是值得注意的——“连每个小孩子都晓得的事情”，这通常就是一个政治事件的“第五元素”，也就是其真正的精髓所在。

怎么样都让人感觉不对劲的，就是那些好勇斗狠的“义勇军”。虽然我们或许并不反对他们把兴登堡或德皇重新请回来，但他们竟一再强调自己乃是为“政府”，也就是为埃伯特和诺斯克而战；而那两个人显然是自己志业的背叛者，并且长得就是那副德行。

除此之外，虽然事情发生得近在我们身边，却比过去出现于遥远法国的事物更加令人难以捉摸。从前的军方快报至少每天都会把战况列举出来，现在我们有时天天听见枪声，可是往往无从得知那到底意味着什么。

有时电力供应中断了，有时电车不开了。可是事态一直混沌不清，究竟那些人是为了表示支持“斯巴达克斯”党人还是支持政府，才会把汽油烧了，让大家只能步行？有人把传单塞进我们手中，要不然就是看见海报上面的斗大标题：“清算的时刻即将来临！”

我们必须把那些充满谩骂、攻讦对象不明的长篇大论从头到尾读过一遍，才有办法弄清楚，被指责的人究竟是那些“叛徒”“工人的谋杀者”，还是“丧尽天良的蛊惑百姓者”——此即分别为埃伯特、沙伊德曼，或李卜克内西、艾希霍恩之流的人物。

游行的队伍日日可见。当时的示威者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当他们中间有人吼出口号以后，众人即齐声高呼“万岁！”或“打倒！”。站在远处的人只听得见成千上万张嘴巴一起喊出的“万岁！”或“打倒！”，却无法辨认“独唱者”所讲出的关键词眼。结果，局外人依然听得一头雾水，不知其所为何来。

事情就这么断断续续进行了大半年之久，早已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而逐渐退潮。其实，革命的命运早在12月24日即已大致底定，只不过当时我们还不晓得而已。那天，工人和水手在皇宫前方爆发的街头混战中获胜以后，便纷纷作鸟兽散返家欢度圣诞佳节。

他们虽然在假日结束以后重新摆出战阵，可是此时政府已经调集了充足的“义勇军”人马。柏林连续十四天没有了报纸，有的只是或近或远的枪声——还有谣言。政府获胜之后，报纸也跟着重新出刊，过了一天又传出一则消息：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已经死了，他们两个人都是在企图逃跑时被射杀的。据我所知，这就是“于逃逸时遭到击毙”一词的滥觞。从此以后，它便成为莱茵河以东地区对付政敌的惯用行为模式。当时人们对之仍未习以为常，以致还有不少人真正相信其字面上的含义。好一个文明的时代！

革命形势虽已急转直下，但一切可并没有就此恢复平静。反之，最激烈的街头战斗要等到3月才在柏林展开（在慕尼黑则为4月）。换句话说，那时实际上已经到了为革命安排葬礼的阶段。

柏林的战斗是因为“人民海军师”——也就是原来的革命部队——被诺斯克在简单仪式中正式宣布解散之后而爆发的。他们可不想被解散，于是采取了抗争行动。柏林东北城区的工人也群起响应，那些受到“蛊惑”的群众于是连续鏖战了八天八夜。可是，他们怎么样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政府竟然会率领敌方人马前来迎击，结果演变成了一场毫无指望且激烈万分的困兽之斗。

战斗的结局早已不言自明，而胜利者更于事后进行可怕的报复。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时候——也就是1919年初——左派的革命斗争一直徒劳无功，而未来的“纳粹革命”却已经巍然挺立，只不过还差个希特勒而已。埃伯特和诺斯克所借以自保的那些“义勇军”，就其成员的本质，尤其就其观点、举止及战斗方式而言，根本就是日后纳粹“冲锋队”的翻版。他们早已发明了“于逃逸时遭到击毙”这个做法，如今更在“拷问”这门科学上日益精进。同时，他们已经培养出一种大手笔的作风，那就是懒得多问，便不分青红皂白把比较不重要的敌人在墙前一字排开枪毙。这已经是1934年6月30日的前奏曲，只不过他们的实务还缺乏理论根据，尚有待希特勒来加以补足。

7 内战的“战火洗礼”

几经思考以后我只能表示，就连“希特勒青年团”的雏形在当时都已经出现了。例如，我们曾经在自己的班级组成了一个名叫“老普鲁士赛跑同盟”的俱乐部，其座右铭是：“反对‘斯巴达克斯’，要体育和政治！”此处所谓的“政治”，指的就是不时在上学途中，把一些自称支持革命的倒霉鬼痛殴一顿。

除此之外的主要活动则为体育：我们利用校园或公共设施举办赛跑活动，同时心中产生一种感觉，认为这样子便可以证明自己反对“斯巴达克斯”。我们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爱国活动，因为我们是“为祖国而跑”。这与日后的“希特勒青年团”又能够有多少差别呢？所不同的仍然只是缺少了后来添加进来的希特勒个人倾向，例如反犹太主义。

犹太裔的同学跑起步来，就跟我们其他人同样“反斯巴达克斯”、同样地爱国。有一位犹太人甚至还是我们当中的佼佼者。我敢对天发誓，他们从来就没有做过任何破坏民族团结的勾当。

1919年3月巷战的时候，我们的运动场地全部变成了战场，“老普鲁士赛跑同盟”于是不得不暂时中断活动。我们所在的市区刚好是街头战斗的中心地带。我们的中学成为政府军的前进指挥总部，隔壁的国民小学（多么具有象征意义！）则变成了“红军”的据点。两栋建筑物之间的争夺战就持续进行了许多天之久。我们的校长因为待在宿舍里面，结果被乱枪射死。等到我们重新看见那间屋子的时候，发现它的正面已被子弹打得到处都是坑坑洞洞。我们又可以上学以后，我的课桌下面好几个星期都还有一大摊始终清除不掉的血迹。

我们多出了额外的假期，便这样一周接着一周继续放假下去。我们可以说就在那个时候获得了“战火的洗礼”：我们只要一有机会就从家中溜到各个战斗现场，以便“看见一点东西”。能够看见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就连街头战斗都已经呈现出“现代战场的空旷性”。但是，我们能够听见的东西却相当多：机关枪、野战炮和狙击手的射击声，很快就让我们习以为常，有时连掷弹筒和重炮也夹进来凑热闹，那可就更加刺激万分了。

钻进被封锁的街道，已经变成一种运动：我们偷偷溜进房舍、庭院和地窖，然后突然出现在封锁部队的后方，遥遥站在“止步！凡继续前进者格杀勿论”那块牌子的背后。我们可没有被枪毙，因为根本就没人想要理我们。

那些路障通常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正常的街头生活往往以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与战斗行动搅和在一起。我还记得在一个艳阳高照的星期日（这也是那年刚出现的少数温暖星期日之一），一群又一群的漫步者正沿着一条大街徜徉。四下洋溢着和平的气息，连枪声都已不复可闻。可是就在一瞬之间，所有的路人皆往街道左右两侧闪开，躲进了屋内。

原来，有几辆装甲车轰轰隆隆疾驰而来。人们只听得见户外恐怖的近距离爆炸声，机关枪也蓦然从沉睡中惊醒，仿佛地狱般的情景就如此进行了五分钟之久。然后，装甲车又轰轰隆隆驶离，机关枪的射击声也随之沉寂下来。我们几个小孩子首先鼓起勇气，从门廊钻了出去，只见到处是一片奇特的景象。整条马路已经空无一人，取而代之的是每栋房子前面大堆小堆的碎玻璃——玻璃窗可承受不了近距离射击时所产生的震动。其他吓破胆的行人眼见已经没有风吹草动，也就一个个从门廊里面冒了出来。几分钟以后，大街上又充满了春日外出漫游的人群，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那么诡异，而且从未有人对细节作过解释。比方说吧，我始终搞不清楚那次的射击事件究竟是冲着什么来的。报纸并没有对此作出任何陈述。我们反而从报上获悉另外一个消息：就在那个星期日，当我们还在春日蔚蓝的晴空之下漫步时，几公里以外的利希滕贝格却有人把几百名（或上千名？统计数字的出入很大）被俘虏的工人驱赶到一起，然后用一阵扫射加以“扳倒”。那个消息让我们深感惊吓，这比起几年前发生于遥远法国的事件要来得更接近、更真实多了。

那个事件从此不了了之，再加上我们当中没有人认得任何死者，而报纸在随后几天所报道的都是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我们心中的恐惧也就被淡忘。大家继续生活下去，时光也不断向后推移，进入了炎炎夏日。学校不知在什么时候恢复了上课，“老普鲁士赛跑同盟”也重新开始继续进行其极为有益的爱国活动。

8 卡普政变

那个共和国借助一种相当罕见的方式来自保。基于一个事实，我们只能说它“罕见”，因为至迟从1919年初开始，它就只能靠敌人来保卫自己。当时，所有的革命军事组织均告溃败，其领袖已经死亡，其成员已严重折损，只剩下“义勇军”还持有武器。那些“义勇军”实际上早就是非常优秀的“纳粹党人”，只不过这个名称尚未出现而已。他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积弱不振的主子推翻，并在当时就建立“第三帝国”呢？想这么做可一点也不困难。

为什么他们不这么做？为什么他们辜负了那么多人的期望？而且，那许多人并不只局限于我们这些“老普鲁士赛跑同盟”的成员而已。

这很可能出于一个非理性的因素。同样的非理性因素后来也曾在纳粹执政之初令许多人大失所望——他们曾误以为“国防军”有朝一日会挺身而出，终结希特勒对其理想及目标所带来的可怕耻辱——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德国军人缺乏坚持自己信念的勇气。

坚持信念的勇气，此即勇于自己作出决定、自己敢做敢当的态度。这在德国本来就是相当罕见的情操，像俾斯麦即曾于其一句名言中对此作出描述。而当一个德国人穿上军装以后，这种情操就更加荡然无存了。德国的士兵和军官在战场上都勇不可当，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纵使政府要求他们向自己的平民同胞开枪，他们几乎也永远会服从这样的命令。但如果要他们起而反抗当局，那么他们就胆怯得跟兔子一样。反抗的念头才刚刚冒出来，他们就会像着魔似的，眼前立刻浮现一个枪决行刑队的恐怖景象。仅此一端即足以使他们思之而却步。他们当然并不怕死，可是他们害怕这样一种特定的死亡方式，而且“怕得要死”。这种情况使得德国军方永远不可能抗命或发动政变——无论谁来当政皆是如此。

虽然曾经出现过唯一的一次例外，不过那个反证实际上却证明了我的论点。那就是1920年3月，由一群反对共和的政治门外汉所发动的“卡普政变”。虽然政变者已经争取到共和国一部分军方领导人的全心认同，而且剩余的军头也已心猿意马站到他们那一边；虽然行政当局立即显露出自己的软弱，完全不敢独立采取抵抗行动；虽然有诸如鲁登道夫之辈具有军事号召力的人物与之沆瀣一气，最后却只有一小支部队，也就是所谓的“埃尔哈特旅”参与了实际行动。结果，其他的“义勇军”单位还是全部“效忠于政府”，最后这场右派的政变尝试更因为左派的抗拒行动而告落幕。

这一幕闹剧仅需用几句话就可以交代过去：当“埃尔哈特旅”在一个星期六早上行军通过“勃兰登堡城门”之际，政府当局立刻呼吁工人进行总罢工，然后急忙潜逃至安全处所。政变的领导人卡普，则在黑白红三色旗之下宣布成立“国民共和国”。工人于是发动总罢工，军队也继续“效忠于政府”，新政权诸事不遂，以致卡普政府于五日后即黯然下台。

旧政府重新登场以后，立即要求工人返回工作岗位；但工人们现在开始索取自己的报酬：至少某些已经丑态毕露的部长必须走人，尤其是那位恶名昭彰的诺斯克。结果，政府又把那些“忠心耿耿”的部队调回来镇压工人，工人们于是再度浴血抗争。抗争最激烈的地区在德国西部，而那里所进行的是真正的战斗。

许多年以后，有一位躬逢其盛的前“义勇军”人士向我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当他提到那几百名或死于战斗，或“于逃逸时遭到击毙”的牺牲者时，语气中隐然蕴涵着某种宽厚的同情之意。“那些人是青年工人的精英”，这是他在沉思和感伤之余，多次加以重复的话语。这显然就是那些事件在他脑海中遗留下来牢不可破的印象。

他在赞叹之余继续说道：“那些小伙子当中的某些人实在是非常勇猛。这跟1919年的慕尼黑完全是两码子事：那边的家伙只不过是一群贼鬼、犹太人和游手好闲者，我对他们可一点同情心也没有。但1920年我在鲁尔地区所面对的，却是真正的青年工人精英，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的下场着实令我感伤。可惜他们是如此冥顽不灵，所以我们除了把他们枪毙之外，已经别无选择。我们本来想放他们一马，在侦讯时刻意问道：‘看来你们只不过是受到了误导而已，对不对？’谁知他们却怒吼道：‘不对！’然后高声喊出打倒‘工人的谋杀者’和‘人民的叛徒’等口号。这么一来，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救得了他们了。我们必须把他们悉数枪决，而且每次都是一大批人同时执行。我们的指挥官在当晚向大家表示，他的心情从来就没有如此沉痛过。是啊！1920年在鲁尔地区战死的那些人，就是青年工人当中的精英。”

当那些事件正在进行的时候，我对它们仍一无所知。它们发生于遥远的鲁尔地区，柏林的事态则并没有如此扣人心弦，不但未曾流血，甚至还进行得相当文明。与1919年的诸多狂野射击事件比较起来，1920年3月反而沉寂得令人不寒而栗。正因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而且生活中的一切均陷入了停顿，那才是最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之处。这真是一场怪异的革命！我可以把它概述如下：

在一个星期六，事件爆发了。当天中午，面包店里面的人群已经彼此交头接耳谈道：“现在皇上就要回来了。”当天下午，学校也停课了。当时，我们经常在下午上课，那是因为燃煤供应不足使得一半的学校被迫关闭，以致每两所学校必须共享一座校舍，分批在上午或下午上课。那天停课的时候风和日丽，我们便在校园内玩“红派和国民派”的游戏。只可惜没有人想当“红派”，这是美中不足之处。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愉快，不过偶尔有点不敢相信那个事件会发生得如此突然，而且我们完全不晓得任何有关的细节。

有关的细节一直无从获悉，因为傍晚以后报纸已停止出刊。电力供应随即亦告中断，第二天清晨更首度停水。邮局已经停止递送邮件，各种交通工具不再行驶，所有的商店皆关门大吉。一言以蔽之：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我们那一区的某些街角还存有几口古时候遗留下来的水井，它们与自来水厂没有任何瓜葛，于是水井的辉煌时代蓦然重返：几百个人就在其前大排长龙，手中持着水壶和水桶等待取水，还有几个年轻的彪形大汉在井边操作唧筒。拿到水的人就提着装得满满的水桶，一边在街头缓步而行，一边小心翼翼保持平衡，免得把那个珍贵的液体泼洒出去。

除此之外便如前面所述，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甚至就某种程度而言，事情发生得比“什么都没有发生”还要来得少。以往纵使在最寻常不过的日子里面，多少总还会有事情发生，可是这回真的是一切都完全陷入停顿，没有射击事件，没有游行队伍，没有群众聚会，也没有街头讨论。那名副其实只能叫作“没事”。

到了星期一，学校继续停课。校园内仍然充斥着沾沾自喜的满足感。只不过，因为一切都进展得那么奇特，所以满足感之中也夹杂着轻微的焦虑。我们的体育老师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所有的老师都有“国家主义色彩”，只是没有任何人比得上那位体育老师），虽然他曾经一再信心满满地宣称：“我们可以立刻觉察出来，有一只黑手在暗中操盘。”事实上，我们却无法觉察出任何事情；而体育老师会作此表示的原因，也正在于他想借此来掩饰自己对事态一无所知的窘境。

我们离开校园，朝着“菩提树下大街”走去。我们的心中隐然觉得，碰上重大爱国事件时就必须前往“菩提树下大街”。更何况，我们希望能够在那边看见或亲身经历一些事情。可是，那边完全没有东西可以让我们看见或亲身经历一下。只有几名闷得发慌的军人，站在毫无必要搭建起来的机枪掩体后面。根本就没有人过来攻击他们，一切都具有一种星期日、沉睡及宁静兼而有之的独特风味。这就是总罢工的结果。

接着而来的那几天，更只能用“无聊”两个字来形容。井边排队取水的动作，起初还可以因为新鲜感而产生某种吸引力，但很快也就变得令人厌烦。其情况就和厕所无法使用、完全没有新消息及邮件、很难买到食物、晚上漆黑一片、永远过不完的星期日等如出一辙。此外，更缺乏足以让国家意识亢奋的事件来平衡一下。街上没有军人列队行进，也没有人公开宣读“致我国民书”，根本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即使当时已经有了收音机，事态依旧如此！只有唯一的一次在墙壁上面出现了涂写的大字：“外国将不采取干预行动”。所以，看来连外国都已经不知去向了！

接着，有一天突然传出消息：卡普已经下台。虽然那则消息还是来得没头没脑，但从隔日开始，街头又出现此起彼落的枪声，这就足以让人晓得旧政府又回来报到了。不知什么时候，自来水再度呼噜呼噜流了出来。然后，学校恢复上课，每个人似乎都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最后，居然连报纸也重新出刊了。

一般而言，“卡普政变”结束以后，政治已经让我们这些青少年觉得索然乏味。无论是什么党派的人士现在都同样丢尽了颜面，与政治有关的一切事物早就不再具有任何吸引力。“老普鲁士赛跑同盟”已经自行解散。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转而朝向其他方面寻找乐趣，比方说有人集邮，有人弹钢琴，也有人玩戏剧。只有极少数人还沉迷于政治，而且我首度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继续搞政治的人多半是一些愚蠢、粗暴和惹人讨厌的家伙。现在他们就加入一些“正确”的社团，其中包括了“德意志国家青年联合会”或“俾斯麦同盟”（当时还没有“希特勒青年团”）。很快就有人在校园内炫耀用来打人的铜制指环、橡胶棍，甚至祭出了钢制的“杀人棒”。他们吹嘘自己在夜晚进行的张贴海报或撕毁敌方海报的危险行动。他们开始使用特别的行话，借以表明自己的不同身份，并开始对我们当中的犹太人展现不友善的态度。

“卡普政变”结束没有多久的某天，当我们上一堂很无趣的课程时，我看见他们当中的一名成员在笔记簿上画出奇怪的符号，而且画来画去都是同样的东西：先是简单几笔线条，然后以一种令人惊异的流畅方式形成对称的小格子状装饰图案。我忍不住也跟着画了起来。

“这是什么？”我压低声音问他——即使再无聊，我们到底还是正在上课。

“反犹太标志。”他像发电报似的轻声简短作答，“埃尔哈特部队的钢盔上面就有这个记号，人人都应该晓得，它的意思是：‘犹太人滚出去’！”然后，他又继续随兴胡乱涂鸦。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卐字徽标志。它是“卡普政变”遗留下来的唯一事物。在随后的时间里面，它会出现得更为频繁。

9 拉特瑙部长遇刺身亡

要等到过了两年以后，政治才一下子又变得有趣起来。这不得不归功于一个人物的出现：瓦尔特·拉特瑙。

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德意志共和时代，从来就没有其他政治人物能够如此激发出群众及年轻人的幻想。施特雷泽曼及布吕宁二人任职的时间虽然比较长，而且曾经借助自己的施政，对两段短暂的历史插曲产生过若干决定性的影响，可是他们从未具备如此的个人魅力。顶多只有希特勒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拉特瑙相提并论，不过，我们也必须对此作出限制。这是因为，长久下来以后，希特勒身上已经出现了太多的蓄意宣传，以致今天几已无法在真正的个人魅力和骗人把戏之间作出区分来。

拉特瑙时代还没有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他从未有目的地把自己变成万众瞩目的焦点。就公共领域之内出现“伟人”时的神秘过程而言，他是我所见过最强而有力的例证：他能够蓦然四下穿墙越壁与群众进行接触。人们能够普遍感受到他的存在，迫不及待想倾听他的声音，而本来让人意兴阑珊的事物可以突然变得生动有趣起来。人们觉得“非他不可”，因而旗帜鲜明地采取狂热立场。各种传言乃应运而生，个人崇拜也于焉形成，于是出现了爱慕，也出现了恨意。这一切都是不自主的反应，而且出现得不可避免，甚至几乎进行于无意识之中。那就好像磁石对一堆铁屑所产生的作用，是同样的非理性，同样地令人无法摆脱，同样地难以解释。

拉特瑙先是出任重建部长，而后担任外交部长。接着，人们在倏忽之间发现，国家终于又有了政策。当他出席国际会议的时候，人们也首度感觉到，终于有人能够出面代表德国。他与卢舍尔签订《实物交付协定》，并与齐采林签订《德苏友好条约》。虽然此前几乎没有人能够想象出“实物交付”的具体含义，而对俄条约之中又充满了只有少数人才看得懂的外交辞令，人们却在食品店和书报摊针对二者进行激烈辩论。我们这些初中学生则彼此争论得面红耳赤，有人认为那些条约是“天才的杰作”，可是也有人将之斥为“犹太人背叛民族的行径”。

不过，能够引人注意的不光是政治而已。报纸上面刊出的相片看得见拉特瑙的脸孔，也看得见其他政治人物的脸孔。可是，其他人很快就会被遗忘，唯独他的长相让人一直萦绕于心。人们所看见的是他充满机智与忧伤的深色眼睛。大家阅读他的演讲词，从其言外之意感受到一种明确的语调，其中同时包含了控诉、要求与承诺——那是一种先知的语调。许多人把他的著作拿来参考（我也这么做了），然后再度深深感受到一种动人的要求，那是强制与说服、要求与招徕兼而有之的倾诉。这同时也就是其高度魅力之所在。那些书籍既以理服人，同时又充满了想象的空间；既使人梦幻破灭，同时又振奋人心；既令人产生怀疑，同时又令人信心坚定。最强而有力的语言就从书中含蓄、轻柔的语调之中传达了出来。

奇怪的是，关于拉特瑙的大部头传记却迟迟未曾出现，这绝非其所应受的待遇。他毫无疑问可名列本世纪最伟大的五六位人物之林。他是贵族出身的革命家，是充满理想主义的经济规划者，是身为犹太人的德意志爱国者，是身为德意志爱国者的自由主义世界公民。身为自由主义派的世界公民，他同时又是“新千年至福说”的信奉者及法律的忠实仆人——他唯有在这一点才真正称得上是犹太人。他拥有高深的学问，所以有资格谈论教育。他极为宽裕，所以有资格谈论财富。他是一位国际人，所以才能够卓然于世。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假若他不是1922年时的德国外交部长的话，大可成为1800年时的德国哲学家、1850年时的国际金融巨子、一位伟大的犹太教士或修道的隐士。各种互不兼容的特质以一种既危险又有些令人畏惧的方式，在他身上水乳交融，而且这唯有在他那个时代才有可能出现。这个由许多不同的文化、思潮在他身上交织而成的综合体，并未演成一种思想潮流或行为模式，而是构成了一个具体的人物。

一位群众领袖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吗？可能有人会提出这个问题来。而很奇怪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正为：就是如此。我在这里提到的“群众”，指的并非“无产阶级”，而是一个无以名之的群体。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不论出身的高低如何，在某些特定的时刻都会是它的成员。

群众只会对跟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物产生特别强烈的反应。合乎常轨的人如果够能干的话，或许能够广得民心。可是，唯有异乎寻常的人物才有可能被绝对地爱慕或绝对地仇视，被奉为神明或斥为恶魔。这样的人物远非群众所能企及，他只会比群众高尚许多或卑劣许多。这是我从自己的德国经验之中所获得的认知。

拉特瑙与希特勒便分别位于此现象的两个顶端，让群众的幻想发挥到了极致：前者所凭借的是令人仰之弥高的文化素养，后者所凭借的则是让人无法望其项背的卑鄙下流。其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二人分别来自一个凡人难以到达的领域，也就仿佛是来自“彼岸”一般。前者来自深邃的精神领域，集三千年的文化及欧亚两大洲于一身。后者则来自一个连最低级的廉价小说也描绘不出来的渊薮，那是一个由小市民的暗室所屯聚的霉味、流浪汉收容所、军营的粪坑和行刑室所组合而成的阴曹地府，恶魔即自此向上蹿升。这两号人物就从自己的“彼岸”散发出真正的魔力，他们的政策相形之下反而显得无足轻重。

我们很难想象，假使拉特瑙享有足够时间来执行自己的政策，他将会把德国和欧洲带往何方？如同众人所晓得的，他并没有太多时间，因为他上任半年以后即遇刺身亡。

前面曾经提到过，拉特瑙已经激起了真正的爱慕与真正的恨意。其中的恨意非常狂野和非理性，那是一种已经无以言喻的原始仇恨。继他之后也唯有希特勒曾经如此被别人深恶痛绝过。但可以理解的是，仇视拉特瑙的人和仇视希特勒的人，正与他们所仇视的对象一样，彼此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那头猪必须被宰掉”，这是仇视拉特瑙的人早就讲过的话。可是，当某一天的日报简明扼要刊出了“拉特瑙部长已遭谋害”之标题，而且未作更进一步报道的时候，人们还是深受震撼，感觉自己脚下的土地好像已经塌陷一般。而当人们后来读到，暗杀行动竟是如此轻而易举，发生得简直就像是理所当然一般，那种惊吓的感觉就变得愈发强烈。

拉特瑙每天早上都在固定的时刻离开位于格鲁内瓦尔德的寓所，驱车前往“威廉大街”上班。某天早晨，另一辆汽车在幽静的“别墅街”窥伺，一等到这位部长的座车抵达此地便尾随在后，然后趁机超前。车上的三名年轻乘客利用超车的机会，同时以左轮手枪在近距离内朝着他的头部和胸部射击。接着，他们立刻加大马力全速驶离（今天甚至还在事发地点为那几个人竖立了一块纪念碑）。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件事原来就和“哥伦布的鸡蛋”一样简单。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柏林格鲁内瓦尔德，而非远在南美洲的加拉加斯或蒙得维的亚。只要去现场实地参观一下即可看得出来，该处与其他的郊区街道并无不同。大家很快就晓得，那些刺客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个还是中学生。而我们同班的同学里面不是才刚刚有人说过：“……必须被宰掉”吗？

在憎恶、愤怒和哀痛之余，那个肆无忌惮的行为却又轻易得让人不禁感觉好笑。根本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事情居然这么简单就可以完成。而真正恐怖的事情就是，用这种简单得可怕的方式即可创造历史。显然，未来并不属于像拉特瑙那样的人物——必须努力充实自我，使自己具备非凡特质；反而属于像张三、李四那样的货色，只需要学会开车和放枪就够了。

这种感受在那个时候却被强烈的忧伤与愤怒所交织而成的情绪掩盖。1919年1000名工人在利希滕贝格被枪杀的事件，甚至还远不如这单独一个人的遇刺来得令群情激愤，而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大资本家。他辞世之后的那几天，其个人魅力依然未曾褪色。我连续多日经历了此后即未曾见过的情况——一个真正的革命怒潮。数十万人自动自发参加拉特瑙的葬礼，等到出殡仪式结束以后，人群并没有散去，反而在街上游行了好几个小时。漫长的游行队伍看不见尽头，里面的群众都默不作声，脸上露出怒容及想要讨回公道的表情。

这很快就可以让人感觉到，假如有人鼓动他们去扑灭那些当时还被称作“反动分子”，而实际上已经是纳粹党徒的家伙，群众一定毫不犹豫马上采取行动，而且会执行得既快速又彻底。

可是，不但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反而还呼吁他们要维护纪律和秩序。政府开了好几个星期的会，所讨论出来的仅仅是一部《共和国保护法》。该法规只对侮辱部长者定出为期甚短的徒刑，结果反而沦为笑柄。几个月以后，该内阁即黯然下台，把位子让给了一个法治政府。

短暂的拉特瑙时代所留下的余波，再度证实了1918年和1919年时的教训：凡是左派人士所进行的事情，都没有一样会获得成功。

10 群魔乱舞的1923年

接着，1923年来临了。今日的德国人，很可能就在这光怪陆离的一年内养成了某些特质，以致让其余的世人觉得莫名其妙和不寒而栗。其实，在正常的“德国民族性”里面，原本并不包含这些特质，此即充满着无限激情与恶意的愤世嫉俗狂想，为实现不可能的目的而对“不可能事物”产生之虚无快感，以及一种为了保持活力而出现的活力。

当时，一整个世代的德国人皆被摘除了一个心灵上的器官。那个器官使人得以脚踏实地、保持平衡及稳重。同时，它会视状况的不同而以良知、理性、得自生活经验的智慧、忠于原则、讲道德、虔信上帝等诸多形式表现出来。缺乏这个心灵上的器官以后，一整个世代的人便在那时学会了——或者自以为学会了——无须具备令人保持稳定的力量即可待人接物。此前的几个年头已经是很好的虚无主义先修班，而1923年更成为虚无主义的最高学府。

世上没有其他民族曾经遭遇过类似德国“1923年经验”的情况。每个民族固然都亲历了世界大战，其中大多数也曾面对革命、社会危机、罢工、财产的重新分配以及货币贬值等。可是，没有任何民族像德国人那样，在1923年这一年之内，以五花八门、荒诞不经的夸张方式，把它们全部都经历了一遍。也没有任何民族曾经像参加大型嘉年华会一般，眼前只见群魔乱舞。这种既血腥又诡谲的狂欢喧闹看似漫无止境，其间除了货币之外，一切的价值观亦随之而贬值。1923年使德国濒临绝境，这不仅对纳粹有利，同时也为各种千奇百怪的冒险者带来了大好机会。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无论就心理因素或政治条件而言，纳粹主义很早即已根深蒂固。可是，今日纳粹的精神错乱色彩，却来自当时冷血的疯狂状态，以及肆无忌惮妄图实现“不可能事物”的盲目决心。此外更加上了“只有对我们有利的事情才合法”，或者“天下没有‘不可能’这个词”之类的态度。对那些未尝承受过心灵伤害的民族而言，这样的经验显然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可是，等到当前的战争结束以后，若无才智过人者出面重建和平，很可能整个欧洲将会经历更夸张的“1923年状况”。每当我思及此点，心中便浮现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1923年才一开始，爱国情操便再度激昂起来，其情况简直像是又回到了1914年。普安卡雷派兵占领了鲁尔地区，德国政府于是呼吁百姓进行消极抵抗。德国国民也深深感受到国家所面临的耻辱及危机——这很可能比1914年要来得更加真切与严重。郁积已久的倦怠与失望于是爆发出来，百姓乃“奋身而起”，在群情激愤之下准备采取行动。可是，他们该采取怎么样的行动呢？是准备作出牺牲来，还是准备抗争？这一切都并不十分清楚，而且没有人真正指望他们作出具体行动。所以“鲁尔战争”根本就不是什么战争。没有人被征召入伍，自然也就不会有战情报道出现。既然找不到具体目标，战争的气氛很快就冷却下来。各地的群众光是整天在那边吟咏《威廉·泰尔》里面的“吕特利誓约”，以示团结之意。

可是这种姿态逐渐变得既可笑又可耻，因为它的内容空洞，只不过是在装模作样罢了。一离开鲁尔地区就什么事情都完全没有发生。鲁尔河畔则在外界的资助下进行罢工。不但工人领到了钱，就连雇主也一样。可是很快就显现出来，他们领到的钱实在是太多了——这究竟是为了酬庸他们的爱国心，还是为了补偿他们所损失的收益呢？“鲁尔战争”起初还在“吕特利誓约”的伴随下轰轰烈烈地展开，可惜不过几个月以后，便已经渗出了贪污和腐败的味道。结果很快就不再有人对此感觉冲动，也不再有人关心鲁尔地区，更何况，他们自己家中发生了许许多多来得更加疯狂的事件。

就在那一年，报纸的读者又可以玩起一种刺激万分的数字游戏来。这正仿佛上次大战的时候，俘虏的人数及缴获物资的数量包办了头版标题一般；只不过，这回的数字与战事无关。尽管1923年开始得如此火药味十足，那些数字所牵扯的却是原本平淡无奇的证券交易所每日例行公事——官方公告的美元汇率。现在美元走势的波动已经成为晴雨表，人们以恐惧与激动兼而有之的心情，从中望见了马克的崩盘。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据此观察出更多的现象：美元汇率攀升得越高，我们也就以越狂野的速度，奔驰前往一个“子虚乌有邦”。

马克贬值，这原本并非什么新鲜事。1920年的时候，我花了半马克偷偷买来第一支香烟。到了1922年底，香烟的价格已经逐渐调涨到战前的10倍至100倍之间，而美元兑马克的汇率则大约在1比500。当时，马克只不过是逐步贬值而已，工资、薪水及物价也大致能够同步调升。那些巨额的数字计算起来固然略显麻烦，但除此之外尚无任何异乎寻常之处。许多人还在谈论着“物价上扬”这个问题，却没有想到还会出现远甚于此的恶劣情况。

现在，马克的币值变得疯狂起来。“鲁尔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美元兑马克的汇率已经冲至1比2万。停顿一阵子以后，它又向上攀升至4万。在此暂时打住，然后继续起步，先是经历了间歇性的起伏，旋即突破10万大关。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只得随着事态的发展而不时擦拭自己的双眼，就仿佛在观察一个奇特的大自然现象一般。美元成为每日的话题。接着，我们在四下环顾之后突然发现，这个事件已经彻底摧毁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凡持有定期存款、抵押担保或其他投资理财形式的人，皆发现自己的钱财已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久以后，积存的小笔零用钱与巨额财富之间已经不再具有任何差别：一切均已化为乌有。许多人尝试改以其他方式来进行投资，却只能发现结果并无不同。他们很快就完全明白，已经发生了奇怪的事情，使得他们损失了所有的财富。他们的思绪也随之转移到更为迫切的问题上面。

由于商人紧盯着美元的走势，食物的价格也开始急速飞涨。一磅马铃薯在前一天可能开价5万马克，今天却要花上10万马克才买得到；上一个星期五带回家的6.5万马克薪水，到了星期二可能还不够拿来买一包香烟。现在该怎么办？

人们突然发现了一个安全的岛屿，那就是股票。这是唯一多少还能够保值的投资理财方式。虽然并非所有股票的行情都如此看好，但它们起码大致还跟得上通货膨胀的脚步。于是，人们就去买股票。每个小公务员、每个公司职员、每个轮班工作的工人皆持有股票。每当需要支付日常开销的时候，他们便卖掉几张。到了领薪水的日子，人潮就拥进银行，股票行情于是如火箭般一飞冲天。各金融机构均大发利市，名不见经传的新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蓬勃发展。全国上下每天都如饥似渴地关注股市行情。有时一些股票跌停，成千上万人便呼天抢地随之一同坠入深渊。每家商店、每间工厂、每所学校，皆有人在交头接耳传授股市秘笈。

年迈的人和不食人间烟火者的境遇最为堪怜。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被迫上街乞讨，要不然干脆自寻短见。年轻人和脑筋动得快的人则如鱼得水，在一夜之间即可乐享自由、富裕和独立的生活。在那种情况下，反应太慢和相信以往经验的人，所得到的惩罚就是饥饿或死亡；凡能掌握时代脉动见机行事者，却可赚取巨额财富。年方二十一岁的银行总经理纷纷出炉，高中应届毕业生则从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朋友那边汲取股市信息。他们打着王尔德式的领结，举办香槟酒派对，来消遣自己不知所措的父亲。

当许多人受尽苦难，陷入绝境与赤贫之际，同时却也充斥着年轻人的狂热、男盗女娼的风气，以及宛如狂欢节一般的氛围。当下的有钱人突然变成了青年，而非老一辈的人士。甚至连钞票的本质也出现了变化，因为它的保值期只有短短几个小时而已。此前此后皆未尝出现过类似这种有钱就花的现象，而且花钱的方式也跟上一代人迥然不同。

现在冒出了数不胜数的酒吧和夜总会，还有一对对在娱乐场所街头溜达的年轻男女，仿佛置身于描绘上流社会的电影场景之中。到处都有人兴致勃勃大谈恋爱，所以连爱情也沾染了通货膨胀的色彩。众人都迫不及待想把握这个机会，而且发现了爱情的“新写实主义”，于是衍生出一种无拘无束、既闹哄哄又喜滋滋的逍遥自在作风。其典型的做法，就是恋爱关系都发展得非常迅速，而且不拐弯抹角。在那些日子里头学会谈情说爱的年轻人，都省略了浪漫情调，拥抱着没有繁文缛节的方式。

与我同龄的人却并不属于这一代。当时我们还只有十五六岁，就差了那么两三年。等到后来有资格谈恋爱的时候，却仅能靠着身边20马克左右的零用钱来勉强凑合一下，难免暗中嫉妒那些曾经有过大好机会的年轻先进们。我们自己只能像是把目光穿透钥匙孔一般，有过匆匆一瞥，刚好有足够时间让鼻孔里面永远留下那个时代的气息。我们只不过曾经被带去参加一些疯狂的派对，很早熟地经历了令人疲惫的自由放任，以及喝了太多鸡尾酒以后的轻微宿醉。我们从较年长的青年人那边听到了许多故事。其面部表情更以奇特的方式描绘出放纵的夜晚，以及浓妆艳抹的少女令人心波荡漾的热吻。

这些欢乐情景的背面，就是乞丐人数的激增。盗贼和小偷现在也变得愈发肆无忌惮。所以，报纸刊登有关自杀的消息，以及警方在街头广告柱张贴的盗窃公告，也越来越多。有一次，我还看见一位老妇——或许应该称之为年迈的贵妇人——以奇特的姿势坐在公园板凳上，她的身边围绕着一小群人。“死了。”路人甲如此说道。路人乙还补上一句：“饿死的。”我对此一点也不感觉讶异，因为我们在家中有时也必须挨饿。

家父不巧正属于那些无法了解或不愿意去了解那个时代的人士之一，这就仿佛当初他拒绝去了解那场战争一般。他的挡箭牌是“普鲁士官员绝不投机”这句座右铭，硬是不肯买股票。当时，我觉得他的脑筋已经死板到了冥顽不灵的地步，这似乎与其个人特质格格不入，因为他是我所见过最聪明的人之一。不过，今天我比较能够体谅他的立场。事后回想起来，我或多或少可以领悟他为何会对那种“不像话的事情”深恶痛绝，因而对之一味加以排斥。我也可以理解，他在“凡是不该存在的事情就不该出现”这句老话背后所表达出来拒绝妥协的态度。只可惜，这种高道德标准的实际后果，往往会变质成为一场闹剧。倘若家母没有以她自己的方法来迁就现实的话，这场闹剧很可能就会以悲剧收场。

于是，一位普鲁士高级官员家中出现了如下的固定生活模式：在每月的最后一天或第一天，家父领到他的月薪，这就是我们全部的生活费，因为银行存款和存折早已一文不值。至于薪俸的实际价值则很难估算出来，而且其购买力随时都在波动。比方说，有时候1亿马克可以是一笔巨款，可是过了没有多久以后，5亿马克却只够拿来当作零用钱而已。无论如何，家父只要一领到钱，马上就设法购买地铁月票。这样他至少在一个月以内，每天上下班还有车子可坐——尽管他搭乘这种交通工具其实并不顺路，必须绕来绕去浪费许多时间。

他下一步的工作是开支票付清房租和学杂费，接着，全家人在当天下午共赴理发店。剩下来的钱就悉数交给家母，我们全家（包括女仆在内，但只有他本人除外）随即在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包一辆出租车直奔大卖场。抵达以后便按照计划大肆采购，一位高级官员的月薪在一小时之内即已全数花费在不易腐败的食物上面。大块的奶酪、整只的火腿、几十公斤的马铃薯等东西立刻都载上出租车。如果车子上面实在找不到地方了，女仆就和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共同去弄一辆手推车过来。大约早上八点的时候，我们赶在上学之前带着一个月的存粮回到家中，接着，整个月就一文不名。

有位好心的面包师傅愿意让我们赊账，不时送些面包过来。除此之外，我们就只能靠马铃薯、熏肉、罐头食品和汤精块来填饱肚子。有时还会突然冒出一些必须支付的开销！在整整一个月里面，我们就跟最穷的穷光蛋一样贫困，连单程车票和报纸都买不起。我实在无法想象，假如有人生了病或出了任何意外，日子又该如何继续过下去？

对家父家母而言，那想必是一个既恶劣又艰难的时代。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它只是相当奇怪而已，倒没有带来太多不便之处。正因为家父上下班都得大绕远路，他待在家中的时间极短，我每天有许多小时完全无人看管，可以享受绝对的自由。虽然我自己已经不再拥有零用钱，但是比我高几届的学长们可有钱得很。纵使我前往参加他们的疯狂庆祝会，这对他们来说也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不会造成任何损失。我于是培养出一种态度，把自己家中的贫困和朋友们的富裕同样都不看在眼里。我不会因为前者而自怨自艾，也不会因为后者而心生妒意，只是觉得二者都奇特得不同凡响罢了。事实上，无论现实世界是多么紧张刺激，那时的我只有一小部分生活在当下。我所沉浸的书中世界可以来得更加多姿多彩，而且它已经将我多半征服了。

我阅读《布登勃洛克家族》及《托尼欧·克洛格尔》、《尼尔斯·吕那》和《布里格手记》，还有魏尔伦的诗集、里尔克、格奥尔格及霍夫曼斯塔尔等人早年的作品，以及福楼拜的《11月》、王尔德的《葛雷的画像》与海因里希·曼的《横笛与短剑》。

我把自己幻化成类似书中英雄那般，对世事深感疲惫、追寻“世纪末”颓废美感的人物。那时的我，是一个不修边幅、看起来略带野性的十六岁青少年，衣物已因个子长高而显得太短，头发也已经太长，早就该去理一下了。当我漫步于因为通货膨胀而像是发了高烧，又像是得了麻风病的柏林街头时，就摆出托马斯·曼笔下之城市贵族，或王尔德笔下翩翩贵公子的姿态。纵使当天清晨我刚刚和女佣一起，把一盒又一盒的奶酪及一袋又一袋的马铃薯堆上手推车，我的那种英雄感觉却一点也未尝因此而受到损伤。

难道这些感觉都来得没头没脑吗？难道它们都是被那些课外读物强行注入的吗？一个十六岁的青少年固然容易在秋冬之交觉得人生乏味，会因为一切都显得无聊而出现忧郁的倾向。可是，我和同辈的人不也曾尝尽足够的苦难，在疲惫之余有资格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生命，故可自命不凡与愤世嫉俗，因而对托马斯·布登勃洛克以及托尼欧·克洛格尔等书中主角产生认同感？

我们已亲身经历过一场战争大戏和战败时的震惊，接着是革命时期打破一切幻想的政治学习过程。现在每天又必须眼睁睁望着所有的生活准则化为齑粉，以及年长者的智慧与人生经验一同走向破产。我们也曾接触过各种相互矛盾的思潮。起初我们有一阵子是和平主义者，然后是民族主义者，接着又拥抱马克思主义。

拉特瑙的下场则给我们上了一课，那就是，再了不起的伟人也难逃一死。“鲁尔战争”更明显地向我们指出，高尚的意图与龌龊的实务可以同样轻易地为人所遗忘。难道还有任何事情能够让我们兴奋起来吗？可是，“兴奋”不巧正是年轻人生命中的调味料。现在残留下来的只有超脱于时空之外的美好事物（例如格奥尔格与霍夫曼斯塔尔二人的灿烂诗篇）、怀疑论者的傲慢，以及等待梦寐以求的爱情出现。

那时还没有任何女孩子能够激起我的爱慕之意，反倒是一位男同学理念与我完全相同，而且他喜爱的书籍也跟我一样。我们之间发展出一种近乎病态、不食人间烟火、既腼腆又热络的交情。男生之间也唯有在女朋友真正出现以前才会维持这样的交情，而且这很快就会成为过去。当时，我们经常在下课以后漫步街头，随兴找个地方探察美元的汇率，然后花费最少的心思，以三言两语来盱衡时局，接着就开始谈论书籍的内容。我们当初已经有言在先，每出去逛一次就要把一本新书彻底讨论完毕。我们真的这么做了，就这样既羞怯又迫不及待地彼此探触对方的心灵世界。那时，我们的四周已经开始沸沸扬扬，几乎可以感觉得到整个社会已经四分五裂，而且德国正在土崩瓦解之中。但对我们二人而言，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背景资料罢了，供人用来探讨天才的本质，以及天才的本质是否可与道德上的瑕疵及堕落的行为并行不悖。

可是，这种背景资料未免太吓人了：它事先完全令人无法想象，发生以后又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

到了8月，美元汇率已冲至1比100万以上。我们屏息观察它的变动，仿佛看见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纪录。约莫两个星期之后，事情已经开始变得好笑起来。汇率的走势似乎在百万大关积聚了新的能量，美元升值的速度也加快了十倍以上，立刻又突破1亿，然后是10亿。在9月间，100万马克已不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10亿”开始变成计价的单位。10月底的时候这又变成了“1兆”。此时令人惊惧的事情发生了：中央银行停止印制钞票。银行柜台前面居然还有人拿出面值1000万和1亿的钞票，他们显然没有搞清楚状况，已遥遥落于美元升值和物价上扬的脚步之后。钞票在此刻已经买不到生活必需品，商业更连续数日完全陷入停顿。贫民区的百姓没有了任何法定货币，干脆进行自力救济，动手劫掠商店内的咖啡、茶叶等来自前殖民地的货物。一时之间，革命的气氛又甚嚣尘上。

8月中旬的时候，政府已因街头骚动而下台。“鲁尔战争”随即正式遭到放弃，而且根本就没有人再回头想起这件事来。还没有多久以前，外国强占鲁尔地区的行动曾促使我们立下誓言，表示我们是一个有如兄弟般紧密团结的民族！可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却是政府的垮台，甚至德国的解体。这些可怕的政治事件，与我们个人生活当中的谜团遥相呼应。从来就没有出现像当时那般谣言满天飞的局面：莱茵地区在搞分裂，巴伐利亚在闹独立，德皇已经复辟，法军正在开拔过来……那些多少年来早已陷入冬眠期的政治“联盟”，不论其来自右派还是左派，突然又都生龙活虎起来。他们在柏林周围的森林里面进行射击训练，有关“地下国防军”的流言也四下传播，人们甚至听见了许多关于“行动之日”的消息。

那时已经很难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作出区分。独立的“莱茵共和国”存在了数日之久。萨克森则被一个共产党政府统治了好几个星期，以致共和国政府派出“国防军”前往弹压。有一天早晨，报纸甚至误传：库斯特林的驻军已经开始“向柏林进军”。

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要把叛徒私审私决”。警方张贴于街头广告柱的盗窃公告，现在变成了寻人启事及谋杀通报。消失得杳无踪迹的人少说也有好几十个，他们几乎全部与那些“联盟”有着某种关系。要等到过了许多年以后，他们的骨骸才在柏林附近的森林或郊外被一一挖掘出来。那些“联盟”习以为常的做法，就是把不可靠或有嫌疑的同伙毫不留情地清除掉，然后找个地方埋了。

当有关的传言进入人们的耳中时，已经不怎么像在“正常”的文明时期那般受到质疑。那时甚至逐渐出现了类似《圣经启示录》的世界末日氛围。于是，有上百名“救世主”在柏林四处走动。他们头上顶着长发，身穿粗呢罩衫，号称自己是被上帝派来拯救世人，并为此重责大任过着受苦受难的生活。其中最著名者是一个名叫霍伊瑟尔的人，他在街头张贴宣传海报并举办群众集会，而且追随者众多。

依据各家报纸的消息，慕尼黑有一个名叫希特勒的家伙作风与之类似。不过，希特勒的演说与前者不同，他以激情的方式发表卑劣言论，语气中充满威胁恫吓及赤裸裸的血腥暴力，其夸张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当希特勒正意图借助杀尽所有犹太人来建立“千年帝国”的同时，在图林根却有一位兰贝蒂先生极力鼓吹，要通过人人一起跳民族舞蹈、歌唱和在空中跳跃的方式来达到同一目的。每个“救世主”皆独具一格，可是再也没有任何事件与人物能够让我们感觉惊讶，因为“惊奇”早已成为不复可寻的记忆。

11月的时候，慕尼黑的“霍伊瑟尔”——此即希特勒——曾经连续两天上了报纸的头版标题。他突发奇想，想在一间啤酒馆的地窖发动革命。实际的情况是，当革命队伍才刚从地窖走出来，即已被警方开枪强力驱散，那场革命也就寿终正寝。但是在整整一天里面，人们真的以为那就是期待已久的“革命”。例如，我们的希腊文老师一听见那个消息，便发挥他那不能说是毫无道理可言的直觉，很高兴地向我们作出预告：大家将在几年之内再度成为军人。现在有意思的事情不是冒进行动的失败，而是它居然可以发生。那些“救世主”们显然有过真正的机会。一方面，不可能的事情已经不复存在，更何况，马克兑美元的汇率已经突破1兆，他们只差一小步就不会再错过自己的天国了。

这时却发生了有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某天突然四下流传一则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那就是，近期之内即将再度出现“币值稳定”的钞票。没有多久以后，这果然成为了事实。那是一些外观丑陋的灰绿色纸币，上面印着“地产抵押马克”。首次持着它们去购物的人，心中都忐忑不安，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那些钞票居然都被接受，而且购买者果真获得了想要的东西——原本标价几兆马克的货物。他们不但今天买到了，隔了一天还是买得到，甚至第三天和第四天依旧如此……实在是不可思议！

美元的币值不再上升，股票的行情亦然。当人们把股票兑换成“地产抵押马克”的时候，它们就跟其他的事物一样，已经变得不值钱了。所以，没有人留存下来任何东西，不过工资及薪水也突然改用“地产抵押马克”发放。又过了一阵子以后，奇迹仍然不断发生，连闪闪发光的硬币都再度现身。大家可以放下心来把它们摆在口袋里头，而它们的购买力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上个星期五领到的钱，在这个星期四照样能够买到东西。时人为之惊异不已。

施特雷泽曼于数周之前出任总理，政局便在一瞬间平稳下来。没有人再表示国家即将分崩离析。那些“联盟”心不甘情不愿地重返冬眠，其成员也纷纷变节。我们几乎不再听说有人失踪，各路“救世主”也从城市中消失了。政治的内涵似乎只局限于各党派针对单一话题进行的争论：到底是谁发明了“地产抵押马克”？民族主义者坚称，那是黑尔费里希想出来的——他是一位保守派人士，曾在德皇时代担任过部长。左派却对此极力否认，宣称那是一位可靠的民主人士及坚定的共和国拥护者所发明的，他名叫沙赫特博士。

那就像是远古时代“大洪水”之后的第二天，虽然一切均告损失，但水势也已开始消退。年长者尚未重返倚老卖老的地步，可是那些年轻人多少都已经一头栽了下来。年方二十一岁的银行总经理必须再度到处寻觅打零工的机会，而应届毕业生能够得到20马克零用钱就已经心满意足了。除此之外，也有一些“货币稳定下的受害者”结束了自己的性命。不过，为数更多的人却终于畏畏缩缩从藏身之处探出头来，想知道现在是否终于可以继续生活下去了。

四下洋溢着一股“宿醉”般的情绪，可是也出现了某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圣诞节来临的时候，整个柏林市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圣诞市场，每样东西都只需要花10芬尼。人人都购买会发出嘎嘎声响的手摇物、杏仁制成的动物形状糕饼或其他孩子气十足的玩意儿。这只不过是为了证明，终于又可以用10芬尼买到东西。或许这也是为了忘却过去的一年、过去的十年，让自己再度过着孩童般无忧无虑的生活。

所有的售货摊前面都张贴出海报，上面写着“重新引进和平时期价格”。这倒真的是第一次看起来有和平的样子。

11 平淡的施特雷泽曼时代

以上便是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这一代德国人终于经历到真正的和平时期，此即1924至1929年之间的六年光阴。当时，施特雷泽曼以外交部长的身份主导了德国政局，这后来被称作“施特雷泽曼时代”。

政治或许可以拿来与女性相比拟，那就是话讲得越少的便越好。假使这个论点站得住脚的话，那么施特雷泽曼的施政即为个中翘楚。在他的时代几乎没有政治议题出现，唯独他上台的最初两三年间才稍有例外。那时所讨论的是应当如何清除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破坏、“道威斯计划”、《洛迦诺公约》、是否加入“国际联盟”等，但那也只不过是纯粹的讨论而已。政治突然变得不再是让人气得打破盘子的东西。

大约从1926年开始就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各家报纸必须远赴国外才找得着大标题。我们这里完全没有新鲜事，一切都上了轨道并进展得四平八稳。虽然有时政府会改组，有时是右派政党上台，有时则是左派当政，但他们都无法让人感受到明显的差异，而且外交部长的名字始终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这就意味着和平，表示不会有危机发生，而且凡事皆推行如常。

值此金钱开始流入国内、钞票的币值稳定、商业也蒸蒸日上之际，年长的一辈又把自己的人生经验从储藏室搬了出来，把它擦拭得亮光闪闪，到处拿去炫耀，就仿佛它从未失效一般。过去的十年宛如一场噩梦，已经逐渐从记忆中淡忘。天国又变得非常遥远，使得那些“救世主”或革命家完全乏人问津。在公共领域内，众人需要正派的公务员，民间所需要的则是能干的商人。四下都是真正的自由、宁静、秩序以及宽大为怀的作风。大家的工资很高，吃得也很好，只不过公共事务显得有些无聊而已。每个人都重新获得了私人生活，而且均有机会依照自己的口味来塑造生活，遵循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过日子。

可是，这时又发生了稀奇古怪的事情——我相信自己在这里点出了一个没有任何报纸曾经提到过的重要政治事件：整体说来，上述的机会并没有被接受，因为人们并不想拥有它。这充分显示出，一整个世代的德国人都不晓得该如何处理这份礼物——自由的私人生活。

将近两代的德国青少年早已养成习惯，要从公共领域来获得自己生命的全部内涵，并从中汲取免费材料来激发内心深处的情感、爱意和仇恨、欢欣与忧伤。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各式各样令人耸动和紧张的新鲜事，纵使这同时意味着贫困、饥饿、死亡、混乱与危难也无所谓。现在，材料的供应来源却突然枯竭了，生活变得既贫乏又受到剥夺，他们反而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心中觉得倦怠不堪和失望至极。他们从来就没有学会该如何自力更生，该如何把渺小的私人生活塑造得伟大、美丽和有价值，以及该如何享受这种生活并乐在其中。所以，就他们自己的感觉而言，公共事务失去刺激性以及个人重获自由，这些都不但不是礼物，反而还夺走了生活的内涵。他们觉得无聊透顶，便冒出一些愚蠢的念头，并开始变得性情乖戾。结果，他们巴不得情况马上逆转回去，再度出现骚动或冲突事件，以便彻底终结太平时光，重新展开集体的冒险行动。

关于这一点还需要更精确的说明，因为在我看来，它正好可以解释为何现在我们会处于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不过，并非所有年轻一代的德国人都出现上述反应。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虽然略显笨手笨脚且起步晚了一点，但到底还是学会了该如何过日子。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了乐趣，成功戒除了战争及革命游戏的毒瘾，并已开始培养出独立的人格。事实上，当时有一个仍然无法辨识、完全未受人注意的巨大裂痕正在形成之中，今天它就把德意志民族切割成“纳粹”与“非纳粹”两个区块。

前文曾经顺带提到过，德国百姓在塑造个人生活与追寻个人幸福这些方面的才能，原本就不大比得上其他民族。后来，我在英国和法国进行观察时，禁不住觉得讶异，并隐然对之心生嫉妒之意。我深深地感受到，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多种不会褪色的欢乐，以及能够终身乐在其中的休闲活动：像是法国人明智而出色的饮食、男性在言辞上的针锋相对，以及类似异教徒但又有教养的爱情艺术观；或像是英国人的花园、与动物间的亲密关系，以及许许多多略带孩子气但又正经八百的游戏和嗜好。

一般的德国人则缺乏可与之相提并论之处，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特定阶层才是例外。其为数虽然不算太少，但终究只是全民的一小部分。他们可以在书籍和音乐之中找到相似的生活内涵与喜悦，衍生出自己的想法及“世界观”。他们可以一边啜饮葡萄酒，一边与人交流思想，进行饶有深意的对话。他们跟一小群朋友维系诚挚而略带感性的情谊，并且过着其乐融融的紧密家庭生活。以上都是这个阶层固有的生活资产与情趣。可惜这一切在1914年至1924年那十年之间一度陷入混乱而毁坏殆尽，以致年轻的一代于成长时期缺乏既定的习俗和章法可供遵循。

德国知识阶层以外人士的生活，则不论是在过去或现在都存有巨大的危机，那就是空虚和无聊。某些特定的边陲地区或许会出现例外，例如巴伐利亚和莱茵地区，在那边还看得见一些南国风情、浪漫与幽默。可是，在德国北部和东部的广袤地带，在各个没有色彩的城市，在那些以过于勤奋、彻底与尽忠职守的方式来经营的公司及团体组织的背后，却前后如一地存在着脑筋迟钝的状态。其伴随现象是庸人自扰和渴望获得“解脱”；而用来解脱的工具则是酒精、迷信，顶多还有另外一种廉价的方式——大规模群众集会之中淹没一切的如痴如狂的激情。

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在德国只有少数人（他们并不等于贵族或有产阶级）对生活略有所知，稍稍晓得该如何塑造自己的生活——附带提一下，这个事实使得德国原则上并不太适合实行民主的政治形式。而1914年至1924年间所发生的事件，更把这个基本事实激化到了极具威胁的地步。老一辈人士对自己的理念和看法已经不再那么有把握，因而变得羞怯，迫不及待想退居幕后，满怀期待看着年轻人并把他们捧上天，希望他们能够创造出奇迹来。然而，年轻的一代所晓得的东西，却只是公开场合的喧闹、耸动人心的事件、无政府状态，以及不负责任的数字游戏之危险吸引力。他们正在等待适当时机来临，以便把别人曾经示范给他们看过的那些事物，用更加声势浩大的方式来自导自演一遍。更何况，他们现在已经觉得，私人生活中的一切都太“无聊”、太“庸俗”和太“老掉牙”了。同时，群众也早已习惯于失序所带来的各种骚动，而且更因为自己前一阵子的伟大迷信而变得懦弱和踉踉跄跄。

所以，在宁静的表象之下，一切都已经为更大的灾难做好了准备。

不过在当下的时刻，凡目光可及的公共领域皆呈现出黄金般的太平景象，处处风平浪静、井然有序、亲切友好和充满善意。甚至连即将来临的灾祸之前兆，看起来也跟当时的友善景象非常相称。

12 “体育病”

那些前兆当中，有一项不但完全受到误解，而且还被公开提倡和表扬。此即那几年之内席卷了德国年轻人的运动狂热。

1924、1925和1926年那几年间，德国突然快速发展成体育超级大国。在此之前，德国从来就不曾是体育之邦，而且在运动方面也不像英国和美国那般具有创意及发明精神。至于运动的真正精神——在嬉戏中全神贯注于一个拥有自己的规律和法则的虚幻世界，从而达到浑然忘我的境界——这对德国人的心灵世界而言也是完全陌生的。可是，就在那几年里面，不论是体育俱乐部的成员，还是运动会的观众，其人数都一下子暴增了十倍以上。拳击选手和跑百米的健将变成了民族英雄，二十岁的青年人满脑子都是赛跑选手的成绩、姓名以及报纸上面刊出的数字。那些数字就仿佛象形文字一般，标明了特定人物的速度及灵敏度。

这是我在德国最后一次亲身卷入的大规模群众疯狂现象。整整两年之内，我的精神状态几乎陷于停顿，只知道不辞辛劳地练习中距离跑步和长跑。假如魔鬼愿意帮助我在两分钟之内跑完八百米，只要一次就够了，我也会毫不考虑地把灵魂卖给他。我参加各式各样的体育庆典，我认识每一位赛跑选手，也晓得他们能够跑出来的最佳成绩为何。德国国家纪录和世界纪录那就更不用说了，我即使在梦中也能够将它们倒背如流。现在体育报道所扮演的角色，与十年前的战情快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过去的俘虏人数和缴获物资的总量，现在变成了各项纪录和赛跑成绩。“胡本于10.6秒之内跑完100米”，这句话在人们心中产生的感觉，与当初的“俘获俄军两万人”完全没有两样。而“帕尔策于英国冠军赛获胜并打破世界纪录”，甚至就像是上次战争期间无法实现的目标，例如“我军攻下巴黎”或“英国乞和”。

我每天不分昼夜都巴不得自己能够与帕尔策或胡本并驾齐驱。我绝不错过任何比赛，而且每周进行三次密集训练。我戒了烟，睡前就做自由体操。成千上万的人——实际上是所有的人——心中都存有和我一样的想法，这让我充满了幸福感。我可以跟任何同年龄的人一见面就滔滔不绝谈上好几个小时，不论他们是多么陌生、未受过教育或令人反感。我们谈论的话题当然就是运动。每个人的脑海中都是同样的数字，心中的念头不言而喻也完全相同。其情况简直就与战时一样“美好”。现在所上演的是同一出大戏。我们不必通过任何形式的沟通即可相互了解。如今数字变成了精神食粮，我们的心灵无时无刻不因为紧张而颤抖：帕尔策是否有办法击败努尔米？科尔尼希能否在10.3秒之内跑完100米？是否终于有德国选手在48秒内跑完400米？我们一边接受训练，一边进行自己的小型赛跑活动，心中挂念的却是国际田径场上的“德国大师们”。这就仿佛大战期间，我们手持玩具枪及木剑，在儿童游乐场和街头进行自己的小规模战争，心中想的却是兴登堡与鲁登道夫。多么逍遥自在，多么令人感到刺激的生活！

最可笑的发展却是，这种显然已经蔓延开来，并让年轻人集体变得愚蠢的风气，反而受到从右至左各派政治人物的极力褒扬，以致我们这一代人得以再度耽于从前的恶习，沉迷于冷冰冰而脱离现实的数字游戏毒瘾。但这回我们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这场游戏，还受到职司教育我们的人士一致鼓励。

那些向来既愚昧又笨拙的“国家主义者”，居然以为我们发挥健全的本能，为现在已经被迫取消的兵役制度找到了极佳的替代品。仿佛我们当中有些人的出发点是为了“强健体魄”！那些“左派人士”则聪明反被聪明误，结果到头来反而显得几乎比那些“国家主义者”还要来得愚蠢（一向如此）。他们觉得那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从今以后可以用赛跑和自由体操的方式，在充满和平气息的绿油油草地上“宣泄”好战的天性。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确保世界和平，却对一个事实视而不见，此即那些“德国大师们”毫无例外都别上了黑白红三色的小饰带，虽然当时的国旗是黑红黄三色旗。他们可没有想到，现在国与国之间进行的伟大而刺激的竞赛，实为过去魅力十足的战争游戏之延伸。好战的天性并未“宣泄出去”，反而正在蓄势待发之中。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看清其中的关联性和我们的故态复萌。

似乎只有一个人对此不祥之兆有所警觉，那就是施特雷泽曼本人。他发现这种风气释放出来的动能，会把人们引导至一个错误而危险的方向。他不时发表一些令人错愕的言论，来抨击这种新出现的所谓“二头肌贵族政治”，但反而增加了自己不受欢迎的程度。施特雷泽曼想必已经预料到其中所隐藏的危机：盲目的狂热势力固然已经受到他的钳制，一时之间无法再介入政治。可是，它们并没有就此沉寂下去，只是在那边等待罅隙出现以便一次爆发出来。而即将“登上舞台”的那一代人，正拒绝学习如何诚实地过着人性化的生活，同时“自由”只会被他们使用于各式各样的集体胡闹行为。

那场以群众运动形式出现的“体育病”只维持了大概三年的光景，我个人甚至更早就从中解脱出来。这种风气本身的致命伤，就是它和战争不同，不会有“最后胜利”出现，也就是缺乏可作为目标的终点。不论情势如何演变，一切都还是换汤不换药：同样的人名、同样的数字、同样的轰动事件。它可以没完没了地不断如此发展下去，却无法让人们的幻想一直跟着它走。虽然德国在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排名高居第二，反而马上就出现了失望和冷却的现象。关于运动会的报道很快就从报纸头版消失，又重新回归到体育版。运动场也变得越来越门可罗雀。现在无法再理所当然地认定，每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脑海中一定塞满了每位跑百米选手的最新成绩。甚至连有人无法把世界纪录背诵出来的现象，现在也已经再度出现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那些借着体育来搞政治的“联盟”和党派，终于在半死不活了好几年以后，又逐渐重新生龙活虎起来。

13 施特雷泽曼之猝逝——末日的开端

施特雷泽曼时代绝非什么“伟大的时代”，甚至当它还正常运作的时候就已经不太成功。平静的表面底下暗藏着汹涌波涛，更有许多魔鬼般的邪恶势力在幕后若隐若现。它们虽然一时之间受到禁锢而默不作声，却并未遭到连根铲除，而且从来就没有人采取足以扫荡群魔的大规模行动。那依旧是一个缺乏同情心、没有崇高理想、无人对自己的志趣具有充分信心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畏畏缩缩的复辟时代。中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与自由派的和平观点重新成为主流价值，然而它们只有浓厚的“填补空当”之过渡色彩，是“找不到更好的东西”之下的权宜之计。这显然并非可供后世拿来与当下晦暗生活作对比的“伟大的过去”。

不过……

塔列朗说过：凡未尝经历1789年以前时光之人，即无从得知生活的甜蜜。老一辈的德国人也有类似的讲法，时间上的分水岭则换成了1914年。“施特雷泽曼时代”多少也具有相似的指标性意义。这听起来固然有些奇怪，但是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德国人来说，那个时代纵使缺失再多，到底还是我们所曾经历过的最美好时光。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果真有过“甜蜜生活”的话，那么也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唯有在那个时代，生命的基调居然不是“小调”而是“大调”，纵使其调性有些含混不清。“施特雷泽曼时代”也是唯一让我们还能够活得下去的时代。虽然正如同前面所说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种生活，甚至还失败得一塌糊涂。可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其他人而言，这个时代却能够提供最佳的养分。

我们很难用言语来描绘那些胎死腹中的发展，此即进行到了“也许”和“几乎”这个阶段以后便陷于停顿的事物。不过我还是认为，当时德国在日益迫近的灾难和惨无人道的邪恶之夹缝中，似乎有很稀罕的珍贵事物正呼之欲出。

即将登台亮相的一代人固然大多已经不可救药，其余的少数人却可能比过去百年内的任何一代都还要来得更有指望。1914至1923年这十年间的灾难，固然冲垮了一切的传统与立足点，但也带走了所有霉味十足和腐朽不堪的东西。在此过程中，大多数人固然因为顿失所依而变得愤世嫉俗，可是重新学会该如何过日子的人，一下子就把自我提升到“高级班”的程度，得以超脱于那些心灵上受到钳制的年轻人所赖以自处的幻想和愚行之外。我们虽然也遭遇了狂风暴雨的侵袭，却并未就此受到禁锢。我们的生活变得贫乏，传统的价值观也被一扫而空，不过我们同时也摆脱了流传下来的偏见，于淬砺之中坚强起来。我们避免了变得过于刚强的危险，但也不会因此而弱不禁风。我们摆脱了犬儒主义，也无须害怕自己会变成像帕西法尔那样的梦想家。

1925至1930年间，最优秀的德国年轻人正默默致力于非常美好、可为将来造成深远影响的事物。那是一种新的理想主义，其中不存在怀疑与失望；那也是第二波的自由主义运动，它比19世纪的政治自由主义还要来得宽广、深入和成熟，甚至能够为新的高尚行为、新的英雄史诗和新的生活美学奠定基础。只可惜，这一切距离成为事实和形成一股真正的力量还相差了十万八千里。人们才刚起了念头，才刚开始用言语把它表达出来，就有一只四足怪兽过来把它踩得稀烂。

但是无论如何，当时的德国处处感受得到清新的气息，传统的谎言显然也已消逝无踪。各个阶层之间的畛域变得既宽松又容易穿透。这很可能就是大家一起陷入贫困以后的正面收获。许多大学生兼差当工人，而许多年轻工人也抽空在大学进修。阶级的傲慢与白领阶级的意识已经变得完全不合时宜。两性之间的交往则是前所未见的开放与自由，这或许又是长时间狂野之后所形成的良性副作用。老一辈人士在年轻时只有遥不可及的黄花大闺女可供倾慕，或只有欢场女子可供转移注意力，但是我们甚至不会自觉优越而对他们产生轻蔑的心理，心中所有的只是讶异之中的同情。

最后连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涌现出新的可能性，其中含有更多的包容以及对彼此的更大兴趣，同时也乐于见到世界因为民族多元化而变得特别多姿多彩。当时的柏林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都市，不过“我们”即使在那个时候仍不时赫然发现，在幽暗的角落正有一些阴森森的纳粹分子，目露凶光谈论着“东方来的垃圾”，或对“美国化”嗤之以鼻。可是“我们”（这是德国青年当中很难下定义的一个群体，但只要一见面即可辨识出来）不但对异乡人非常友善，而且对之满怀热情：正因为世上不光是只有德国人，生活才可以变得更为有趣、美好和丰富！我们欢迎任何来德国做客的人，无论此乃出于自愿（例如美国人和中国人），抑或被迫离乡背井（例如俄国难民）。当时大行其道的是乐于接受外来事物的开阔心胸，以及殷殷善意之中夹杂的好奇。此外，这种作风也被刻意拿来炫耀，用于展现自己如何学会了了解及喜爱截然陌生的事物。当时便在欧洲与远东之间交织出友谊与爱意。

对我个人而言，最可贵与最值得珍惜的回忆，来自一个乡土与国际兼容并蓄的朋友圈子，也就是浓缩于柏林的寰宇。那是大学里面的一个小型网球俱乐部，其中我们德国人的数目与外籍成员相差无几。说来奇怪的是，法国人和英国人难得在此现身，而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士却几乎无所不包：美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波罗的海人和俄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匈牙利人和巴尔干人，甚至连一位多愁善感的土耳其人也不缺席。此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如此自由自在、年轻而开通的氛围——唯一的例外，就是我短期客居巴黎时所见到的“拉丁区”。

每当我追忆起这段夏夜情景时，便有一股浓得化不开的愁绪袭上心头。那时，我们打完网球以后，往往就在俱乐部的室内继续消磨时光，一直待到深夜。我们穿着网球裤坐在藤椅上，一边啜饮葡萄美酒，一边滔滔不绝进行热烈的讨论，但不会像此前和此后那样，把话题一直绕着尖锐的政治问题打转。有时我们中断讨论，起身打上几局乒乓球或转开留声机翩然起舞。那是多么的无忧无虑，却又充满了年轻人的执着精神；其中满怀对未来的憧憬、开阔的心胸以及对世界的友好及信任。每当我思及于此，不禁用手托起额头陷入沉思。我不晓得今天还有什么事情会更加令人感觉迷惘：德国竟然在不到十年以前一度出现过上述的情景。而更恰当的讲法却是，一切竟然就在不到十年的光阴之内化为乌有。

也就是这同一个朋友圈子，使我获得了最深刻而持久的恋爱经验。我相信这也属于本书的叙述范围，因为它具有超脱于个人色彩之外的层面。曾经有人说过：“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过一次真爱。”这种说法在19世纪更是甚嚣尘上，但在我眼中这只不过是浪漫的谎言罢了。我尤其认为，若有人硬要在无法加以比较的各次恋爱事件之间弄出一个排行榜来，并表示“某某女性曾经是我爱得最深的人”，那么这更只会是毫无意义的做法。

不过，有一件事情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在人生的某个特定阶段，也就是大约在二十岁的时候，爱情的经验和所选择的恋爱对象比其他任何时期更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及性格。人们在这个爱慕少艾的阶段，所爱的其实并非某位特定的女性，而是对世界的整体观点，也就是自己对生命的构想。我们还可以换个讲法表示如下：为人所爱的其实是一种理想，一个变得有生命、有血有肉的理想。这是二十岁年轻人的特权——纵使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如此。而他当时所爱的女性，日后即会幻化成为其人生的理想。

今天我必须遍寻不同的抽象用语，才有办法描述什么是我在世上最喜爱的、什么是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的，以及什么是我绝不肯让别人破坏的事物。那是因为有些东西可以是至死不渝的追求对象，例如自由、智能、勇气、优雅、风趣与音乐。我不晓得自己如此表示以后，是否有办法让别人懂得我的意思。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只需要针对以上各点说出一个名字——甚至那只是一个昵称“泰蒂”——我便可以确定，至少我们那个圈子之内的每个人都会了解我的想法。我们每个人都深深爱恋着那个名字的所有人，一位娇小的奥地利女孩。她有着色如蜂蜜的满头金发，脸上长着雀斑，身躯灵活得有如火焰一般。

为了她的缘故，我们学会了嫉妒，也忘记了什么叫作嫉妒。我们经历了喜剧，也经历了小小的悲剧。我们的心中为她谱出了赞歌和狂热的诗篇，而且我们体会到，若用勇气和机智来过活，生命就可以变得美丽；如果能够听出其中的诙谐和音乐的话，生活还可以过得优雅而自由。在我们的圈子内有一位仙女。这位当年被称作“泰蒂”的女子，现在想必已经年长许多，而且出落得越发接近尘世。我们当中则没有人还会停留在那时心中感觉的最高潮。

不过，她曾经待在我们身边，我们的心中有过那种感觉，这是永远无法磨灭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又比任何“历史事件”都还要来得强烈和深远。

泰蒂很早就从我们的圈子里面消失了，这是仙女们习惯做的事情。她在1930年便离开我们前往巴黎，而且打定主意要一去不返。她或许称得上是第一位女性政治流亡者。她的感触比我们敏锐许多，早在希特勒还没有上台以前，便发觉德国境内的愚蠢和邪恶势力已经茁壮到了具有威胁性的地步。起初她固定每年夏天都回来拜访一下，可是每次都发现气氛变得越来越凝滞和令人无法呼吸。她最后一次回来是在1933年，然后戛然而止。

在1933年以前，“我们”也早就察觉出那种现象。这个不确定的“我们”没有名称，没有自己的政党和组织，也没有权力，而且在德国只居于少数。从前不论是在战时还是在运动狂热期玩数字游戏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感觉出来，自己说的是每个人都听得懂的话。可是现在早就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感觉。我们晓得，现在无法与许多同年龄的人进行任何对话，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另外一种语言。我们发现，自己的身边正形成一种“褐色德语”——“献身投入”“担保者”“狂热”“民族成员”“本土”“异类”“劣等人种”——那是一种可憎的语言风格，在每一个字眼的背后都隐含着漫天的粗暴和愚昧。

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暗语，用简略的言词即可表达对别人的看法，其方式就是说一个人是否“聪明”。这并非用于表示他们的智力是否特别发达，而是用来表明他们是否懂得什么叫作个人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是否属于“我们”这一类的人。我们晓得，愚蠢的人在德国占了绝大多数。但是，只要施特雷泽曼还活着，我们的心里就可以产生某种安全感，因为那些人已经被钳制住了。我们可以无忧无虑地在他们身边活动，就像在一个现代化的无笼动物园里面一样，可以在猛兽之间自由行走，因为我们相信那些壕沟和灌木丛都经过仔细规划。而那些猛兽应该也有着如下的相对应感觉：其心中对看不见的秩序深深充满了怨恨，虽然它们也可以自由行走，但活动范围毕竟还是受到了限制。用一个意味深长的字眼来表示，那就是“体制”，它使得猛兽的确待在自己的框框里面。

在那几年当中，他们甚至完全没有对施特雷泽曼采取任何刺杀行动，虽然那可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他既无贴身侍卫，也不会躲在重重屏障后面。我们经常看见他在“菩提树下大街”散步，他长得毫不起眼，个子矮胖，头上戴着一顶德比式的帽子。“对面那个人不就是施特雷泽曼吗？”有人突然问道。没错，那就是他。有时他站在“巴黎广场”的一个花坛前侧，以拐杖挑起一朵花来，用他向外凸出的眼球仔细端详。或许他正在思索这株植物的学名为何。

奇怪的是，现在每当希特勒现身的时候，他只是坐在快速通过的轿车里面，周围另有十到十二辆坐着全副武装黑衫队员的汽车——或许确实有采取此种行动的必要。像拉特瑙在1922年就因为拒绝武装护卫陪同，很快即遭到谋害。但施特雷泽曼却可以在那个时代，没有武装、无人陪伴，独自一人在柏林市的巴黎广场赏花。或许他是一位魔术师，一个体形宽阔、毫不起眼、其貌不扬和不受欢迎的男子，而且有着水牛颈和凸起的泡泡眼。或许也正是因为他的不受欢迎和不惹人注意，反而没有人想过来杀他？

我们遥遥对他目迎目送，望着他如何漫步沉思，缓缓从“菩提树下大街”转入“威廉大街”。不少人没有认出他来，完全未注意到他的存在；有些人则向他打招呼，他也客客气气地回礼，所采用的不是握手的方式，而是很文明地逐一举帽致意。我们不免彼此问道，他的这种做法是否“明智”？不论答案如何，我们心中都默默浮现出信赖感，并在尊敬之余对这位毫不起眼的先生心存感激。不过，这差不多也就是全部的感觉，因为他不是那种能够燃起别人激情的政治人物。

他的去世却为我们带来强烈的情绪反应，全身上下突然汗毛直竖。他已经病了很久，只不过外人不晓得病情到底有多么严重而已。后来大家才回想起来，四个星期以前在“菩提树下大街”最后一次望见他的时候，施特雷泽曼脸色苍白，而且较平时更为臃肿。可是纵使如此，他依旧不引人注目，也没有人特别注意到其外观上的不同。最后甚至连他死亡的方式也同样不起眼：某天晚上，他于整日辛劳之后正准备跟每位最普通的公民一样，在就寝之前先把牙齿刷干净。这时，他突然一头栽了下去，水杯也从其手中滑落……各家报纸第二天的大标题便是：“施特雷泽曼……”。

我们读到这则消息以后均不寒而栗。现在该由谁来出面驯服那些怪兽呢？它们正蠢蠢欲动，并发起了一个疯狂得令人难以置信、首度以此种形式出现的“公民投票”：凡继续在“战争罪责谎言”的基础之上，对外签署条约的部长都必须被判处徒刑以作为处分。这个把愚人拿来作为要求对象的行动出现以后，街头又出现宣传标语、示威活动、大规模群众集会和游行队伍。此时又响起了零星的枪声，和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只要施特雷泽曼还活着，大家就不会真正相信此点。可是现在人们在一刹那之间便认清了这个事实。

1929年10月，明媚的夏天之后出现了严峻的秋日。不但有着凄风苦雨的恶劣天气，四下更弥漫着一股与天气无关的阴郁气氛。广告柱上面又写出了丑恶的字眼；街头首度出现了身着褐色制服的凶神恶煞，他们就在没有人听过的既刺耳又粗俗的进行曲之伴随下呼啸而过。官方机构处境狼狈不堪，国会之内吵闹得震天响，看似漫无止境的政治危机塞满了报纸的版面。这些晦暗的情景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闻起来带有1919年或1920年的味道。那时不也是由赫尔曼·米勒这位可怜虫担任总理？当施特雷泽曼还在世的时候，总理是谁并不重要。他的辞世现在也就意味着末日的开端。

14 严峻的布吕宁时代

布吕宁在1930年初出任总理。自从我们有记忆以来，德国首度出现了严峻的统治者。1914年至1923年间所有的内阁都很软弱。接着上台的施特雷泽曼虽然施政熟练并采取有力措施，可是他的手段柔软，不会伤害到任何人。布吕宁却一直让许多人感觉痛苦。这就是他的行事风格，而且他或多或少以自己的“不合时宜”为傲。他的外观坚挺瘦削，无框眼镜的后面眯着两只眼睛，以冷冰冰的目光向外张望。一切客套、圆滑的作风皆与其天性格格不入。他的成就——他毫无疑问确实有过若干成就——皆遵循一个固定的模式，此即“手术获得成功，病患已经死亡”，否则就是“阵地固守下来，人员全部损失”。

为了支付战败赔款，他宁愿采取荒腔走板的做法，以致德国经济濒临崩溃，银行纷纷倒闭，失业人数激增至600万。为了让国家预算保持平衡，他就像一位严厉的一家之主，冷酷无情地施展铁腕，要求大家“勒紧裤带”。每隔一段固定的时间，大约每隔半年，就会出现一道“紧急行政命令”来削减俸禄、退休金和社会福利支出，最后连私人的薪资及利息也不断降低。这些措施环环相扣，而布吕宁咬紧牙关容忍一切痛苦后果。某些后来被希特勒拿来整人的有效措施，也是由布吕宁率先引进的，例如使人无法出国的“外汇管制措施”，或者使人难以移民出去的“移居国外捐”。甚至连限制新闻自由和架空国会等实务，亦均由布吕宁首开其端。说来矛盾的是，他进行这一切的目的，追根究底就是为了捍卫魏玛共和国。可是旷日持久以后，连共和派人士的心中也开始纳闷起来：经过这几番折腾下来，到底还剩下了什么东西需要他们来捍卫呢？

据我所知，布吕宁政府是一种新的施政方式之滥觞，它不但是习作，更成为后来受到许多欧洲国家仿效的一种模式：为了抗拒独裁，于是假借民主之名进行半独裁统治。若有人愿意花工夫来仔细研究布吕宁主政的时代，便不难发现，这种施政方式其实已经具有其所欲打击对象的各种要素，而几乎无可避免地成为其先修班。结果就是，己方的支持者变得气馁，己方的阵地被挖空墙角，人们已习惯于不自由的状态。如此一来，便在理念上对敌方的宣传攻势毫无招架之力，而将主动权完全拱手让人。最后，当事情激化成一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时，己方只会一败涂地。

布吕宁没有自己的真正班底，他只不过是受到“容忍”而已，成为两害相权取其轻之下的产物。他就像是一位体罚学生时，口中喊着“我心里比你们更痛”的小学老师。相形之下，这当然胜过残酷成性的刑讯大师。人们心甘情愿地忍受布吕宁，因为似乎只有他可以阻挡希特勒。布吕宁本人当然对此也心知肚明，他晓得自己的政治生命维系于对抗希特勒——也就是此人依然存在之事实——所以他无论如何都不可把希特勒毁掉。他固然必须打击希特勒，但同时也必须将之保留下来。他绝不能让希特勒夺得权力，但也不可使之失去危险性。想在其间保持平衡绝非易事！于是，布吕宁绷着扑克脸、咬紧牙关，把这个“平衡运动”持续进行了两年之久。纯就此点而言，这已经是一个非凡的成就。然而，他迟早总会面临失去平衡的一天。然后呢？整个布吕宁时代的背后即存在着一个问题：“然后呢？”那个时代的特点就是：眼前的昏暗唯有在残酷的未来景象之对比下，才得以显现出比较温和的面貌。

布吕宁本人能够为国家带来的，则不外乎贫穷、沮丧、受到限制的自由，以及一项保证：不会有更好的情况出现。此外，充其量还有针对禁欲主义所做的呼吁。不过，他的本性过于沉闷无趣，所以就连这项呼吁也无法产生任何感人之处。他没有为国家提供任何理念和有力的要求，只是投下了一个孤立无援的阴影。

也就在这个时候，那些闲散已久的各方神圣，又开始闹哄哄地重新四处招兵买马。

1930年9月14日举行了国会大选，纳粹党在一夕之间，从一个令人发噱的小党跃升为第二大党，其国会席次也从12席暴增至107席。从那一天开始，布吕宁时代的核心人物已非布吕宁，而是希特勒。现在的问题已由“布吕宁还会留下来吗？”演变成了“希特勒会上台吗？”纠缠不清的激烈政治讨论，现在也不再围绕着“是否支持布吕宁”这个主题打转，而变成了支持或反对希特勒。至于城郊重新出现的射击事件，那些开枪的人已非布吕宁的支持者或反对者，而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正在彼此厮杀。

当时希特勒这个人，以及他的过去、本质及言论，一时之间依然对那个唯他马首是瞻的运动构成了障碍。1930年前后，他在大多数人眼中仍为一个具有阴暗过去的尴尬角色：1923年时慕尼黑的救世主以及“啤酒馆政变”那场闹剧的策动者。除此之外，其个人背景对一般德国人而言（并不局限于“聪明人”而已），非常令人起反感：与拉皮条者一样的发型、一钱不值的举止、维也纳郊区的德语方言口音，再加上滔滔不绝的冗长言论、有如癫痫症发作一般的动作、狂野的手势、攫取的姿态、时而闪烁时而呆滞的目光。尤其他在谈话中更处处显露出自己对威胁恫吓和残酷暴行的喜好，以及对处决人犯的血腥狂想。

那些1930年在“体育宫”对他欢呼喝彩的人群，如果真的单独在街上与他面对面不期而遇，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恐怕会避之唯恐不及。可是现在却发生了奇特的事情：当这一切可憎、污秽、令人作呕的事物发挥到了极致以后，反而产生了不可思议的魅力。假使那个家伙当初发表他第一篇演说的时候，就被警卫人员一把抓住领子带走，弃置于一个没有人能够再看见他的地方（这本来就是他的最佳归宿），那是绝对不会有人感觉奇怪的。可惜这样的情形没有发生，而该人反而一再变本加厉，变得更为疯狂、更加丑恶。等到他一天比一天出名，变得令人难以视而不见的时候，效果便完全改观：此时那个怪物产生了吸引力。这同时就是希特勒这个案例的神秘之处，他能够让对手异乎寻常地变得精神恍惚、受到麻醉，而且一直无法摆脱这种现象。这就好像受到传说中“蛇怪的目光”控制一般，不再有能力看出该人即为阴曹地府的具体象征。

希特勒曾经被传唤至德国的最高法院应讯，当时他咆哮公堂，表示有朝一日将以完全合法的方式夺取权力，然后人头将满地滚动——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白发苍苍的庭长未曾动念令人将之收押禁见。希特勒参选总统，与兴登堡进行选战时曾经公开表示，无论选举结果如何，他都会是这场选战的赢家。其对手已八十五岁高龄，而他自己只有四十三岁，所以可以耐心等待下去——再度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可是，当他第二次公开作出同样表示的时候，公众已经笑得有些勉强，只像是被人搔了痒一般。不久之前曾有六名纳粹“冲锋队员”在某个夜晚闯入一名“想法不同者”的家中，将他从床上拖下来活活踩死。他们为此被法庭判处死刑。希特勒于是发了一封电报为他们打气，对其行动表示赞扬之意——又一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不对，这回终于有事情发生了：那六个杀人犯全部获得特赦。

我们从观察中可以发现，下列事项产生了奇特的交互作用，以致事态愈演愈烈：首先是狂妄无耻的作为，使得那个煽动仇恨的魔鬼门徒逐渐成长为魔鬼。那些负责将之制服的人却头脑过于迟钝，等到他们终于醒悟那个人到底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的时候，该人早已用更疯狂的言论和更加魑魅魍魉般的行动，让过去的言行远远瞠乎其后。而他对群众产生的催眠作用，使得人们日益缺乏抵抗的能力，于是令人恶心的事物产生了魅力，邪恶的事物令人变得狂热。

除此之外，希特勒几乎对每个人都作出一切的承诺，这当然又为他带来了一大群结构松散的簇拥者及选民，其中的成员则为无判断能力者、失望者及陷入贫困者。但这还不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地方。除了煽动群众的言词和党章中条列出来的各点之外，他还清楚地以显然非常诚实的方式，对以下两点作出承诺：恢复1914至1918年间的伟大战争游戏，以及1923年在无政府状态下所进行的狂欢式掠夺行为。换句话说，这也就是他日后的外交方针及经济政策。他无须逐字逐句对此作出承诺，甚至可以放心说出表面上看起来与之相抵触的言语（例如他后来的“和平演说”），而大家都听得懂其弦外之音。这才为他带来了真正的门徒，也就是纳粹党的中坚分子。这些动作诉诸两个曾在年轻一代身上留下烙痕的重大事件，于是有如电光石火一般，传播到每个私下缅怀这些事件的人身上。能够置身其外的只有那些已经把这些事件一笔勾销的人，而且那些人的心中已经浮现出不祥之兆。那些人就是“我们”。

“我们”没有其他的政党和旗帜可供追随，更没有政纲和战斗口号。我们还能跟谁走呢？除了那些被视为已经胜券在握的纳粹之外，只剩下一些比较文明、来自资产社会的保守反动人士。他们聚集在“钢盔团”的周围，含糊不清地倾心于“前线的经历”和“本土”。他们虽然不具有纳粹那般的暴民作风，但心中同样愤恨不平，而且也对人生充满了浓厚的敌意。除此之外还有未战先败、早已灰头土脸的社会民主党人士。

顺便值得一提的，还有宛如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一般充满谜团的国防军，以及普鲁士警察。前者的领导人是一位长袖善舞、坐办公桌出身的将军。后者则被说成训练精良、忠实可靠的共和国执法机关；可是人们经历了种种事件之后，免不了会给这个说法打上一个大问号。

以上便是涉及这场游戏的各方势力。游戏的本身则拖泥带水，而且混沌不清，既没有高潮，也没有戏剧化的场面，更看不见决定性的发展。就许多方面而言，当时德国的情况让人联想起今日欧洲的氛围：人们就像瘫痪了一般坐待无法逃避的现实降临，却又直到最后一刻都还期盼会有奇迹出现。在今日欧洲这指的是迫在眉睫的战事，在当时的德国则是即将到来的希特勒夺权和“长刀之夜”。那些纳粹党徒先前已经对此大放厥词，连局势演变的细节都和他们所预见的十分神似：骇人的事件正逐步逼近，有能力抵抗者却精神涣散。他们毫无指望地谨守游戏规则，可是其对手每天都在犯规，进行单方面的战争。事态便飘浮于“宁静与秩序”和“内战”之间。街上并没有放置障碍物，可是每天都出现既无意义又稚气十足的斗殴或射击事件，以及对敌党聚会的酒馆进行突袭，几乎不断有人死亡。

那个时候甚至已经有了“绥靖政策”的代言人：一些有势力的团体倡言要将希特勒“变得无害”，其方法就是让他“负起责任”。到处都不断出现激烈而漫无结果的政治讨论，无论是在咖啡厅、酒馆、商店、学校和家中皆如此。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又出现了一个数字游戏：大大小小的选举不断举行，以致每个人的脑海之中都是得票数和国会席次。

与纳粹有关的数字一直向上攀升，而许多正面的事物皆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即对生命的喜悦、仁厚之风、无伤大雅的行为、设身处地的体谅、善意与友好、慷慨大方和幽默感。连值得一读的书籍都极为罕见，这也不外是因为几乎已经没有人对好书感兴趣。德国的气氛很快就变得令人窒息。

到了1932年的时候，气氛愈发令人窒息，然后布吕宁倒台了。事情发生得没有来由，而且出现于一夕之间。接着是由巴本和施莱歇共同演出的一段奇形怪状的插曲：一个实际上由一群寂寂无名的贵族所组成的政府，就像轻骑兵那样在政坛上横冲直撞了六个月之久。当时，共和国已经奄奄一息，宪法已名存实亡，国会一再被解散和重新改选，报社遭到查封，普鲁士政府被撤换，全国的高级行政官员大调动……而值此危急存亡之秋，这一切都在几乎可称得上是“愉快”的气氛下进行得如火如荼。

1939年的时候，欧洲各地均充满了德国1932年夏天的味道：人们距离万丈深渊只有一步之遥，令人担忧的事情每天都可能发生。纳粹党人的服装终于被解禁之后，他们又穿着制服挤满了大街小巷。他们投掷炸弹并开始拟定黑名单，1932年8月已经有人和希特勒进行洽商，征询他是否有意出任副总理。到了11月，巴本和施莱歇二人已经分道扬镳，由希特勒担任阁揆的呼声已经甚嚣尘上。这时阻挡在希特勒与权力之间的，只有一小撮还在试手气的贵族政治骑士。一切有效的障碍物皆已被清除：宪法早就形同虚文、法律保障已不存在、没有了共和国……甚至连支持共和的普鲁士警察也已踪影全无。

时至今日，“国际联盟”已经沉沦，集体安全机制早已不复可寻，条约的价值与谈判的意义亦皆荡然无存，而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均告沦陷。可是，无论是1932年还是1939年，在最危险和最绝望的最后一刻，却又弥漫着病态的自我安慰式的乐观主义。这是一种赌徒般的乐观主义，一厢情愿地以为凡事都会在千钧一发之际自动拨乱反正。当年，希特勒的财务不是已经捉襟见肘了吗？今天，希特勒的国库不是已经空空如也了吗？当年，不是连希特勒的友人终于都决定要对他进行反抗了吗？今天，情况不也完全没有两样吗？沉闷昏暗的政治局势再度生气勃勃地动了起来——这不也就是1939年时的情况吗？

那时就跟今天一样，人们的心中已经开始想着：最糟糕的情况总算已成过去。

15 准备就绪

我们已经准备就绪。旅途已告结束。我们现在正置身于战场上，决斗可以正式展开了。

埃尔加爵士（Sir Edward Elgar，1857—1934），英国最优秀的作曲家之一，曾于1899年发表《谜语变奏曲》（“Enigma-Variationen”），以若隐若现的主题进行变奏。——译注（本书正文中如无特殊注明，皆为译注）
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名将，战后于1925年当选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并于1932年总统大选中，击败希特勒获得连任。兴登堡自1930年起实行不受国会约束的“总统内阁制”，经多次更换总理之后，最后在1933年1月底任命希特勒出任总理，导致纳粹独裁政权上台。兴登堡殁于1934年8月，希特勒继之成为德国元首，演变成德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
纳粹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英法两国随即在9月3日对德宣战，但双方迟至1940年5月10日才开始交手！
德意志帝国在1914年8月1日向俄罗斯帝国宣战，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争端从此逐步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波美拉尼亚”为德国的省份，介于奥德河与西普鲁士之间，北临波罗的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斯大林划归波兰（今日波兰的海岸线大半位于此地）。西德在1970年正式宣布放弃对后波美拉尼亚之领土要求。
赫尔曼·戈林（Hermann G?ring，1893—1946），纳粹德国的帝国元帅、空军总司令及希特勒的副手。德国战败后，戈林于“纽伦堡大审”被判处死刑，在行刑前不久服毒自尽。
1918年8月14日，德军最高指挥部向德皇提出报告，表示作战行动已“毫无指望”。此后德国军方即积极推动停战，却让平民出面议和来承担一切后果。德意志帝国在11月8日开始与协约国进行停战谈判，11月9日德国于革命爆发后成为共和国，11日停战协议生效。18日德国已面临饥荒，德国外交部不得不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呼吁，请求终止对德国的海上封锁。
德皇退位的星期六指的是1918年11月9日。左派革命党已在两天前推翻巴伐利亚国王，德境各邦的王侯相继被迫下台。帝国总理巴登亲王于政局陷入混乱之际，径自宣布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并主动将总理职位转让予“社会民主党”的党魁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埃伯特原欲维持帝制，但社民党党鞭沙伊德曼已于“帝国国会大厦”向窗外的群众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左派激进人士稍后也宣布成立“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德皇为避免内战乃自行退位，并从前线出奔荷兰，德国自此废除帝制。
希特勒于1918年10月15日因敌军的毒气攻击而身受重伤，并一度失明，乃被送入位于波美拉尼亚的帕瑟瓦克野战医院，一直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痊愈出院。
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1868—1946），制篮工人出身的报纸编辑，社会民主党内右翼的帝国国会议员（1906—1918），曾于1918年12月基尔总督任内，扑灭当地海军水手暴动（此即当初“十一月革命”之导火线）。诺斯克1919年初出任国防部长前后，更在全德各地与“义勇军”合作镇压革命。翌年因“卡普政变”而被迫下台。1918年“十一月革命”爆发时，诺斯克曾经表示：“现在该有人出面当‘嗜血的疯狗’，如果没有人想当的话，那么就由我来出面好了。”这是他与“义勇军”通力合作，并成为极具争议性人物的原因。
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律师出身的社民党左翼帝国国会议员（1912—1917），国会议员之中唯一投票反对大战者，1916年因组织反战游行而入狱。李卜克内西后为“斯巴达克斯同盟”主要创始人之一，于1918年11月9日在柏林宣布成立“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于同年12月31日将“斯巴达克斯同盟”改组为“德国共产党”。李卜克内西于1919年组织“一月暴动”，为“义勇军”所杀。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0—1919），来自俄属波兰，因从事工运被迫流亡瑞士，1898年借“假结婚”取得德国国籍。卢森堡定居柏林之后加入社民党，成为其左翼核心人物，极力反对该党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主张借由群众自发行动及大罢工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1915至1918年间因反战而多次入狱。罗莎·卢森堡亦为“斯巴达克斯同盟”及“德国共产党”共同创始人之一，1919年因组织“一月暴动”，与李卜克内西同遭“义勇军”拘捕杀害。卢森堡虽为左派激进人士，但反对列宁式由“党内精英”主导之革命，并于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批判“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高压实务（“若只有政府的拥护者及党员才配享有自由，那就不叫作自由”）。其至今仍经常被人引用的名言为：“自由，永远只是意见不同者之自由。”
“斯巴达克斯同盟”成立于1917年，为德国社民党极左派人士——；“独立社会民主党”——在李卜克内西及罗莎·卢森堡主导下建立的组织，其名称源自古罗马最大规模奴隶抗暴行动的领导人斯巴达克斯（？——前71）。“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宗旨与列宁不同，主张“民主的共产主义”，并于1918年12月底改组为“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斯同盟”于1919年1月5日结合柏林市的工人，发动所谓的“斯巴达克斯起义”，结果被“义勇军”击溃，李卜克内西及罗莎·卢森堡均遭杀害。
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皮匠出身的社民党帝国国会议员，1916年成为社民党党魁。1918年时，埃伯特试图阻止“十一月革命”扩大，帝国总理巴登亲王乃令埃伯特接任总理。埃伯特与军方领导人格勒纳将军结盟，借打击革命以重建秩序。埃伯特担任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期间（1919—1925），德国政局虽已大致恢复稳定，但军队及官僚体系并未“共和国化”，德国于其执政末期重新陷入重重危机，以致埃伯特以五十四岁之年抑郁而终。
菲利普·沙伊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1865—1939），印刷工人出身的社民党人，曾担任帝国国会议员（1903—1918）及社民党党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伊德曼与埃伯特均隶属社民党的温和多数派。革命爆发后，沙伊德曼为抢先左派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一步，自行于11月9日在帝国国会大厦公开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沙伊德曼后为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理，因无法接受《凡尔赛和约》之条件而下台。
埃米尔·艾希霍恩（Emil Eichhorn，1863—1925），社民党极左派之成员，“十一月革命”时担任柏林市警察总监。他曾以武力协助工人及水手于同年“圣诞节战斗”中获胜，以致遭临时政府撤职查办。其下台导致数十万柏林工人于1919年1月5日展开总罢工，并进行大规模街头示威。左派激进人士乃趁机武装暴动（“斯巴达克斯起义”），意图推翻政府。柏林市内的激烈战斗因而再起。
武装暴动遭血腥镇压后，罗莎·卢森堡及李卜克内西旋即于1919年1月15日被“义勇军”拘捕。二人被带至“义勇军”位于柏林一间旅舍内的总部接受刑讯，而后李卜克内西在近距离内遭三发子弹击毙，卢森堡则遭警卫杀害。二人之尸首均被投入市内的运河。当时，德国右派报纸对二人死讯所作报道之标题为：“李卜克内西于逃逸时遭到击毙！罗莎·卢森堡则为群众所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莱茵河西岸地区被联军占领了十余年，不受德国政府管辖。
1934年时，主要由“义勇军”蜕变而成的纳粹“冲锋队”已呈尾大不掉之势（450万人）。当时纳粹党内出现左右路线之争，希特勒宣布纳粹革命已经结束，“冲锋队”的领导人恩斯特·罗姆却主张全面继续进行社会革命，并把“冲锋队”建设成纳粹的“革命军”。希特勒为安抚军方，乃以罗姆“意图发动政变”为名，下令“党卫队”及“盖世太保”于该年6月30日夜间扑杀“冲锋队”高层及其他主要政敌。此次遇害者约有200人，史称“罗姆政变”，俗称“长刀之夜”。
“希特勒青年团”简称HJ，成立于1926年。1936年底，纳粹政权更立法规定“希特勒青年团”为国家青年组织，其目的在于通过郊游、文娱、体育、半军事化训练等活动，向全国十至十八岁的青少年灌输纳粹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防军”的德文名称历经多次改变。其在魏玛共和国及“第三帝国”早期的名称为“Reichswehr”（1919—1935）。希特勒亲自接掌军权后将之更名为“Wehrmacht”（1935—1945）。其后东德的军队称作“国家人民军”（Nationale Volksarmee），西德及1990年德国统一后的军队则称作“联邦国防军”（Bundeswehr）。
俾斯麦那句名言的大意为：一个普鲁士小兵纵使独自一人，也会尽忠职守在战壕内奋战至死。那是因为他晓得虽然长官不在，天上还另有一双眼睛正在盯着他的表现。
《凡尔赛和约》于1920年1月生效，其第160条规定，德军兵力不得超过10万人，而且“义勇军”必须解散。国防部长诺斯克随即开始遣散“义勇军”单位，造成某些军方将领不满，演变成3月13日爆发的“卡普政变”。卡普（Wolfgang Kapp，1858—1922）为当时刚好待在柏林的东普鲁士极右派高级农业官员，被政变部队拥立为总理，3月17日即因众叛亲离和工人总罢工而黯然下台。
埃里希·冯·鲁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1865—1937），德国将领，曾担任兴登堡的军团参谋长，在坦能堡一役大败俄军，自1916年起配合兴登堡统领德军最高指挥部。德国战败以后，鲁登道夫与德国极右派政党密切往来，并曾参与1923年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
黑白红三色旗为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国旗。纳粹“第三帝国”的国旗，理论上也是黑白红三色。魏玛共和国及当今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旗则为黑红金（黑红黄）三色旗。
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1867—1922），物理学博士，犹太裔德国工业家、政治家及作家，极力鼓吹犹太人融入德国社会。拉特瑙曾为德国最大财团之一的通用电力公司总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改组德国军事工业。拉特瑙在1921年担任重建部部长，1922年2月出任外交部长，力图与战胜国就赔款达成协议，可惜于同年6月24日被极右派人士暗杀。拉特瑙遇刺后，德国各大城市均出现大规模示威行动，柏林示威人数甚至多达40万人。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经济学博士，曾以二十九岁之龄当选德意志帝国最年轻的国会议员，支持德国海外殖民政策。施特雷泽曼于1917年成为德国“国家自由党”的领袖，并于翌年11月创立自由主义右派的“德意志民族党”。1920至1929年间担任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并于1923年8月出任总理，11月中引进货币改革，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施特雷泽曼此后转任外长，致力于与法国和解、打破德国外交困境，并与法国外长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共同获得1926年诺贝尔和平奖，三年后逝世于柏林。
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经济学博士，德国“中央党”籍的国会议员（1924—1933）。1930年，布吕宁以少数党党鞭的身份出任总理，以解决通货膨胀为首要施政目标。但布吕宁的紧缩货币政策无法获得国会通过，必须仰赖兴登堡总统的特别行政命令，国会的地位则遭架空，此即所谓的“总统内阁制”。布吕宁于1932年5月底下台，1934年起先后流亡荷兰及美国。布吕宁赴美后曾任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1937—1951）。
路易·卢舍尔（Louis Loucheur，1872—1931），曾担任法国工业重建部长、财政部长及劳工部长等职务，对塑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法国影响重大。
格奥尔基·齐采林（Georgi Tschitscherin，1872—1936），1918至1930年间担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曾签署《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使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1922年参与签署《拉帕洛条约》。
雷蒙·普安卡雷（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律师及议员出身的法国右派政客，曾任教育部长、财长、总理及外长，并于1913至1920年间担任总统。他于战后再度出任总理及外长，要求德国无条件履行《凡尔赛和约》所开列之条件。1923年1月时，普安卡雷以德国赔款进度落后为由，与比利时共同出兵占领鲁尔地区。此举除造成德国消极抵抗及通货膨胀之外，并使法国在国际上陷于孤立。普安卡雷最后不得不接受美国的“道威斯计划”并作出让步。
依据瑞士民间传说，1291年时，乌里（Uri）、施维茨（Schwyz）及翁特瓦尔登（Unterwalden）三地之代表于“吕特利”（Rutli）的山间草原立誓共组同盟。此举被视为“瑞士联邦”之诞生，并成为许多历史传说的主轴。其最著者即为德国文豪席勒之巨作《威廉·泰尔》，讲述这位传奇人物如何自奥地利暴政下解救了自己的乡梓。
1920年年中，1美元约合40马克。到了1923年，马克币值已跌落至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1月初，7525马克；1月中，2.3万马克；5月，4.767万马克；6月，10.9996万马克；7月底，已破百万马克大关；8月，462万马克；9月上半月，突破1亿马克；10月底，252.6亿马克；11月，2193.6亿马克；12月，4.2兆马克。经过同年底货币改革后，1美元仅可换得4.2马克（少了十二个零），又恢复至1914年时的水平。
《布登勃洛克家族》（Buddenbrooks）为托马斯·曼最受喜爱的长篇小说。该书以类似自传体的方式，描述“布登勃洛克大宅”及吕贝克商人一家四代于19世纪中叶由盛而衰的故事，被视为当代文学经典之作。托马斯·曼本人即因该书而获得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
《托尼欧·克洛格尔》（Tonio Kr?ger）亦为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描述一个出身于显贵家庭但父亲早逝的年轻人自十四岁以后的成长经过，以及其四处漂泊时的心路历程。书中的主角托尼欧·克洛格尔生性多愁善感、喜爱赋诗，与托马斯·曼有诸多相似之处。
《尼尔斯·吕那》为丹麦作家雅各布森（Jens Peter Jakobsen，1847—1885）所撰写的现代主义小说，刻画出一个生性忧郁、挣扎于渴望和命运之间，而且不具任何英雄色彩的平凡人物。
《布里格手记》（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为奥地利名作家里尔克的巨著，叙述一位多愁善感的巴黎诗人心中之焦虑及其成熟的过程。该书虽为小说，但同时也被列入哲学、心理学及诗集的范畴。
保罗·马里·魏尔伦（Paul Marie Verlaine，1844—1896），法国诗人，著有《戏装游乐图》（Fêtes galantes）、《无题浪漫曲》（Romances sans paroles）、《智慧集》（Sagesse）等。
赖纳·马里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奥地利作家及抒情诗人，除《布里格手记》外，并著有《时光之书》（Das Stundenbuch）、《诗歌集》（Gedichte）等作品。
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1868—1933），德国诗人，其诗作深受法国印象派诗人影响，不使用标点及大写字母，所欲表达的是印象而非简单明白的含义。格奥尔格并于晚年提倡一种截然不同于纳粹观点的新日耳曼文化。
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奥地利新浪漫主义诗人及剧作家，曾与理查德·施特劳斯合作，写出《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lier）的歌剧剧本，并为“萨尔茨堡音乐节”的共同创始人之一。
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1871—1950），德国名作家及托马斯·曼之长兄，卒于美国。
以德国政府宣布放弃消极抵抗的1923年9月26日为例，当天一条面包的价格为1000万马克，一公斤牛肉为7600万马克。当时马克兑美元的汇率还“只不过”大概在2亿比1而已。
事实上左派和右派的论点都没有错。卡尔·黑尔费里希博士（Dr.Karl Helfferich，1872—1924）与亚尔马·沙赫特博士（Dr.Hjalmar Schacht，1877—1970）二人均为经济学家，前者提出了“地产抵押马克”的构想，后者则将之具体化。旧马克对“地产抵押马克”的兑换率为1兆比1！沙赫特后于1923年出任德国中央银行总裁，并于纳粹统治初期担任经济部长（1934—1937）。
德国进行货币改革以后，战胜国在美国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Charles Dawes，1865—1951）之主导下，制订出“道威斯计划”以规范德国赔款事宜。此后，赔款金额以德国的实际经济能力为衡量标准，而非漫天要价。原则上德国每年须偿付10亿马克，五年后再增加为每年25亿马克（未明定偿付的总期限）。德国的经济压力自此减轻，但须以国家铁路局作为抵押，而且中央银行须由外国掌控。“道威斯计划”后于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为“扬格计划”所取代。道威斯因“道威斯计划”获得1925年诺贝尔和平奖。
帕沃·努尔米（Paavo Nurmi，1897—1973），20世纪20年代誉满全球的芬兰田径健将，曾在1500米至20000米等长跑项目中握有二十二项世界纪录，有“飞行的芬兰人”之称。19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努尔米曾于一日之内荣获五枚金牌！
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1754—1838），教士出身的法国外交家，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爆发以后，曾于1799年至1807年间担任拿破仑的外交部长，并于拿破仑战败后代表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与战胜国的代表平起平坐。
帕西法尔（Parsifal），英国古代阿瑟王传奇中的骑士，曾四处寻觅耶稣在最后晚餐中使用过的圣杯。
德国传统的制服颜色为灰色或蓝色，派驻殖民地的单位则穿着浅褐色制服。德国1918年战败以后，殖民地悉数损失，大量的褐色制服无用武之地。纳粹党乃将之廉价购入作为自己街头运动穿着的制服，褐色因而成为代表纳粹的颜色。日后的纳粹恐怖统治即被称作“褐色恐怖”。
战胜国于1929年6月实行“扬格计划”，重新规范德国赔款时间表（每年支付20亿马克，支付至1988年）。德国的铁路及中央银行从此不再受外国管辖，得以恢复经济主权。虽然其条件较前为佳，但极右派势力仍结合纳粹党发动“反对扬格计划公民投票”，并拟立法拒绝赔款及《凡尔赛和约》，将签署“扬格计划”的官员以“叛国罪”论处。公民投票虽未过关（支持率仅13.8％），但纳粹从此声名大噪，在1930年9月的国会大选中跃升为第二大党。
赫尔曼·米勒（Hermann Müller，1876—1931），社会民主党党员，曾自1919年6月起担任外长，然后于1920年3月底出任总理，但两个多月以后即败选下台，从此改任国会议员。米勒在1928年6月至1930年3月重新担任总理（经济大萧条时期），下台一年后即去世。
纳粹党于德国历次国会选举中得票率如下：1928年5月20日为2.6％；1930年9月14日为18.3％；1932年7月31日为37.3％（最大党）；1932年11月6日为33.1％（最大党）；1933年3月5日为43.9％（最大党）。其中，1933年的国会大选举办于希特勒上台以后，纳粹党虽然肆意威吓对手、操控选举，仍无法获得过半数选票，“第三帝国”此后即未曾举行过真正的选举。
“钢盔团”成立于1918年圣诞节，为许多德国参战士兵于战后组成的联盟，具强烈民族主义及保皇色彩。“钢盔团”在1930年有成员50万人，乃魏玛共和国最大的准军事化组织。“钢盔团”于1931年10月与“德意志国家民族党”及纳粹党共组反魏玛共和国的“哈尔茨堡联盟”。希特勒上台后，“钢盔团”被逐步并入纳粹的“冲锋队”。
那位“坐办公桌出身的将军”即本章稍后出现的施莱歇（Kurt von Schleicher，1882—1934）。施莱歇性喜耍弄权谋，其军旅生涯几乎完全跟在高官身旁打转。革命后他一直任职于魏玛共和国国防部，20世纪20年代末期已可影响兴登堡总统而决定部长及总理之去留。布吕宁及其前后任总理皆因施莱歇而下台。最后施莱歇自己当了不到两个月的总理——魏玛共和国末任总理。
“长刀之夜”指的是1934年6月30日晚上，希特勒下令扑杀“冲锋队”高层及其他主要政敌之行动，施莱歇与其妻亦遭杀害。
施莱歇在1932年6月促成布吕宁内阁下台，以及巴本出任总理。11月中，时任国防部长的施莱歇又促成巴本内阁下台。因为希特勒拒绝出面组阁，兴登堡乃于12月初任命施莱歇出任总理。但巴本进行报复，又说服兴登堡将施莱歇免职。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总理后，巴本又担任了一年半的副总理。
哈夫纳撰写本书的时候，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的情况大致如下：西班牙：1939年初，连续进行了三年的西班牙内战结束，佛朗哥率领政变部队击溃左派政府，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奥地利：德军已于1938年3月12日开入维也纳。希特勒“荣归故里”后，隆重宣布“我的祖国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并于4月10日以公民投票加以确认。奥地利此后改称“东方边区”，德国纳粹化的悲剧在奥地利又重新上演一次。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9月底的“慕尼黑会议”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将居民为德裔的苏台德区割让与德国。1939年3月，斯洛伐克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宣布独立。两天后，德军在3月16日开入布拉格，将“残余捷克”变成纳粹德国的“保护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