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国成

——序翟生祥《咏史诗词三百首》

我和翟生祥同志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可以说，既有“公谊”——因公而生情谊，又有“私交”——私下来往密切。其中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新田园诗歌大赛”，二是“万家寨采风”。1993年初，老翟先向山西、后向《诗刊》提出举办“首届新田园诗歌大赛”的倡议，得到《诗刊》领导支持，遂与山西省委农工部、省广播电视厅、省文联、省广播电视学会、山西农民报社等六家联合举办。老翟担任大赛组委会、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具体筹划所有相关赛事，可谓不遗余力。我退休受聘《中华诗词》后，仍然和他合作，继续联办诗赛。直到2011年的18年间，连续举办了5届“新田园诗歌大赛”以及“新田园诗歌理论研讨”活动，先后编辑出版了5本获奖作品集和两本论文集。“万家寨采风”则是1996年10月的事情。山西省“万家寨水利工程”是我国20世纪三大水利工程之一，正在动工兴建。老翟建议《诗刊》组织诗人前去采风，既可改变诗歌脱离时代、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又能促使诗人接近现实、深入实际、经受锻炼。我也认为，这的确是件一举两得的好事，可惜无人去办。我作为常务副主编，当时虽然不管作品，却也只得亲自出马，便同老翟一道组织全国、包括多位山西诗人，赶赴工地采访，写出一批佳作，在《诗刊》上集中推出，产生了较好影响。十余天时间，我和老翟吃在一块儿，住在一处，行在一路，谈在一起，真可谓吃得随心，住得舒心，行得顺心，谈得贴心。两人遂成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诗情友情，与日俱增。

如今，他的诗集《咏史诗词三百首》编成，要我作序，纵然再忙，我也无法拒绝，都得欣然从命。说忙，绝非应酬敷衍，确是实情。退休之后，我编两刊，一为月刊《中华诗词》，尽管我仅编《中华诗词》的评论稿件，但只有独自一人；这同《诗刊》一比，即可看出忙闲：《诗刊》复刊时，杨子敏为评论组(后改理论室)组长(后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兼主编)，我为副组长，编辑有杨金亭(后为副主编、《中华诗词》主编)、封敏(后为电影学院教授)、张圣节(后调中国文联)等，计有五人，最少的时候也有三个人管评论，每期编稿30000余字；而《中华诗词》的评论编辑却只有我自己，每期要编40000余文字稿，还须审校评论清样，其忙可知。二为丛书《诗国》主编。一年四本，比在职只编一刊忙得多。至于其他社会活动，一应杂事杂务，还都不算。老翟2011年8月1日寄来书稿，我拖延至今，方才动笔写序，实在是挤不出时间来，希望得到理解与谅解。当然，这同我生性疏懒，为文迟缓也有关系。

咏史诗词，一般特指歌咏历史，包括古人古事古物古迹的诗词作品，或以古喻今，或借古讽今，抒写诗人的爱憎情怀和思想志趣。我国最早的真正咏史诗，公认为汉代班固的《咏史》。此后历代诗人都有咏史作品面世。老翟的咏史诗词，内涵更为宽泛：既有近现代历史，又有当代历史——凡是已经发生的大事，皆成史迹，不可更改，人们只有如实承认它、记录它，公允地议论它，评价它。诗人咏史，固有以诗书史的用意在焉，即用诗来忠实地书写历史事件，更有以诗录情的深意存焉，即用诗来真实地记录社会情绪。诗之不同于史，正在于此。

老翟在《清平乐·握手记——胡锦涛总书记会见连战主席有感》中写道：

春回大地，处处群山碧。看巨人登高举笔，谱写神州新纪。炎黄一脉相传，齐心打扮江山。老夫泪横满面，喜迎灿烂明天。

他还有《斗非典诗》3首，其一《鹧鸪天·出征赋》写道：

非典飞来举世惊。红旗招展赴长征。大军八路高歌起，万众心中一盏灯。工商学，政农兵。白衣战士打先锋。凌云巨笔书新史，收拾瘟魔指日平。

前词是说，领袖“巨人”正在“谱写神州”新世纪；后词是说，人民群众、包括“工商学，政农兵”也在书写历史新篇章。这就告诉我们，历史是英雄人物创造的，也是普通百姓创造的；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是英雄人物带领普通百姓共同创造的。诗人书录的，就是“炎黄”英雄统率华夏民族已经和正在创造的“神州”历史。

老翟咏史诗词的突出特色，可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真”：惊天地的真事，泣鬼神的真情，撄人心的真理。

唐代郭从义有两句诗：“挥毫传下千年事，贞石曾留几处碑”(《赠梦英大师》)，不敢说老翟所咏之事都能传之“千年”，但他写的诗词将如石碑一般，在历史上留下刻痕。历史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世事俯仰之间，即成今古。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时代，弹指一挥，瞬息万变。不止诗人，每个人都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老翟所写，无论是中国革命的“岁月峥嵘”，诸如井冈山斗争、红军东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解放后的抗美援朝，还是和平建设的“田园新歌”，例如改变一穷二白面貌，建设幸福新型农村的艰苦劳动，抑或改革开放的“中华崛起”，比如争取科技进步、港澳回归、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卓绝创造，均有涉猎，据实书写，运用的是铁面史笔，创造的是诗词艺术。

老翟不仅是个富有历史使命感的记者，而且是位极具社会责任心的诗人。他的记者经历，大大丰富了他的记事咏史；他的诗人秉赋，深深有助于他的言志抒情。记事为着言志，咏史意在抒情。即事即情，融情于事；事出故实，情本由衷，自然真实可感。诗人心系普通百姓，情牵世上苍生。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诗人为之牵肠挂肚，寝食难安，写着多首词曲。如《卜算子·新行军歌——汶川抗震救灾纪事之一》：

山颤石头流，雷雨声声怒。欲问军人去哪边？抗震救人处。遍地展红旗，路有乡亲哭。十万精兵下汶川，指日春光驻。

震灾震惊世界，同时唤起爱心。诗人虽然远在山西，都也如见“山颤石头流”，如闻“路有乡亲哭”；“大路断，洪水流，楼倒房塌众人愁”。(《自由曲·抗震救灾前线速写》)灾区百姓的“众人愁”绪和“乡亲哭”声，甚让诗人忧虑，因为他的诗心与民心相通，他的诗情与民情相连，待到解放军“十万精兵”奔赴灾区紧急救援，诗人又转忧为乐，变愁作喜，相信“指日春光驻”，因为他同灾民一样，看到了希望。这是诗人的博爱，也是民族的大爱，是以使鬼神为之而泣。

诗重情而不重理，但诗要得事得情，还要得理，即古人所谓“理语不必入诗中，诗境不可出理外”(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诗而融情入理，便是诗的最高境界。老翟的咏史诗词，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达到这种境界，但他在努力追求、悉心探索。他感情丰富，心识明达，触事不徒动情，又能穷理，真知卓见，时露笔端。例如《大寨铁扁担》：

扛起铁扁担，登上虎头山，

挑走穷和白，担来歌满川。

这是诗人创作的“民歌”，已被收入1972年出版的《山西新民歌选》中，可见它大受欢迎、广为流传。作品语言朴实无华，激情充沛饱满，哲理浅显而又深刻。“农业学大寨”畅行我国整整一个时代，至今褒贬不一。但我要说，老翟这首“民歌”，可谓得事得情得理的精品力作。“穷和白”是相对而言的，作为诗的意象，必将普遍适用。要想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达到民富国强、中华复兴，除了艰苦奋斗，别无他法。“穷”、“白”要靠“铁扁担”“挑走”，不挑它不走；“欢”笑要靠“铁扁担”“担来”，不担它不来——这难道还不是最明白不过而又最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吗？所言最为切要，能破千载之惑！

再如《观战团的覆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小炮轻声响，血肉满天飞。

尔母门前望，惊魂哪日归！

抗战期间，侵华日寇对我太岳山区疯狂扫荡，凶焰万丈，不可一世，甚至调其“军官120人组成观战团”，妄图观我一败涂地，未曾料到反而自取灭亡：“除3人逃脱，全被击毙”。作品写的只是一次不足挂齿的小小战役，却揭示出胜败兵家不可期的普遍规律：无论侵略者玩弄什么“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也不管他们使用什么先进科技和重型(大规模杀伤)武器，一如当今世界霸权国耍弄所谓“即时全球打击武器”之类，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们打的都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正义之师必胜，不义之军必败，这是世界战争的根本规律，不可违抗；中国的抗日战争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日寇属于强者，中国属于弱者；但是，弱者中国只用“小炮”反击，却使强寇日本“血肉满天飞”。诗人以人道主义心肠怜悯其家“尔母门前望，惊魂哪日归！”不义战争不仅给被侵略国家人民也给侵略国家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惊魂”游荡异国，永无归日！诗人从反面敌方落笔，角度新颖：“小炮”是日寇招来的，尽管“轻声”而非“重型”，却有极大杀伤力和震慑力。这就严正警告战争贩子：玩火必自焚！作品不用“理语”，全用形象，震醒世人梦寐。

诗集中的作品，质量参差不齐。恕我直言：有些作品写得过实，偏于记事，疏于言情，理性有余，意象不足，因而诗味淡薄，不耐品读。老翟是个乐观主义者，正如两句古诗所咏：“欢乐较多愁较小，道情为重利为轻。”所见多为光明，为诗喜唱赞歌。然而，现实生活往往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宋·方岳《别子才司令》)。我倒期望老翟多点忧患，写些战歌！

2012.3.26北京

作者中华诗词常务副主编、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