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市民抒情诗和弗朗索瓦·维庸

市民抒情诗产生于13世纪，它们的作者也是行吟诗人。市民抒情诗和骑士抒情诗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直接描绘现实生活及其引起的感受，并对风俗进行嘲讽，而很少涉及爱情。13世纪初，让·博代尔（Jean Bodel，约1165～1210）的《辞别》写诗人得麻风病后与友人告别。科兰·米泽（Colin Muset）生活在路易十一时期，他抒写自己的流浪生活，寻求保护人和艰辛的谋生经历，最后归来仍然两手空空。

13世纪最重要的抒情诗人是吕特伯夫（Rutebeuf，约1230～约1285）。他来到巴黎，在1250年之后从事创作，现存50多篇作品。他有多方面的才能，既写作小故事诗和列那狐故事诗，又写作戏剧，而以抒情诗成就最高。

吕特伯夫的抒情诗已具有现代抒情诗的意味：他咏唱个人的内心感受，坦露自己的心灵和生活。《吕特伯夫的穷困》 《吕特伯夫的婚姻》 《吕特伯夫的怨诉》 《冬天的困苦》《夏天的困苦》都以自身为对象，抒写自己以麦草为床，没有面包，四壁空空，生活在最艰难的境况中，穷得连朋友都吓走了。他结婚后，妻子同他一起忍饥挨饿，他感叹道，殉难者虽然经受了各种酷刑，

但我深信

他们的痛苦很快结束，

而我的痛苦像我的生活一样延续，

没有希望减轻。

吕特伯夫如实地表述自己的贫困，感情十分真挚；诗人不仅在自我申诉，他同时写出了贫苦大众的心声，展现了中世纪法国下层人民的生活。吕特伯夫对下层人民是抱着满腔同情的。短诗《沙滩广场的流浪汉》描写严冬季节在巴黎沙滩广场踯躅的无家可归的人：“流浪汉，你们多舒坦；／树木都剥光了树枝，／而你们也没有衣衫；／你们的腰冻得战栗。”

吕特伯夫的抒情诗往往带有一种亲切的幽默感。上述这首诗用“多舒坦”来反讽流浪汉的生活，诗篇最后一句用白苍蝇来比喻雪片，都具有调侃意味。吕特伯夫用“我相信是风把他们吹得四散”来写朋友的远离，用笑谑的口吻来叙述自己的结婚和贫困，这种手法使他的诗别有韵味。

弗朗索瓦·维庸（François Villon，1431～1463以后）是法国中世纪最后一位大诗人，也是第一个现代诗人。可是，他的生平就像伦勃朗的油画一样，绝大部分隐没在黑暗中，只有少数地方显现出来：人们只能依据他的诗歌和司法档案，构成他身世的一个概貌。他出身贫寒，自幼丧父，由教士抚养长大，取了这个教士的姓。他本名为蒙柯比埃（或洛日）的弗朗索瓦。他在索邦学院艺术系攻读过，1452年获艺术学士。但他沾染了当时的大学生的不良习气：偷盗甚至杀人。1456年因偷窃罪受牵连，他在逃离巴黎之前写下《遗赠集》（Lais，1456），或称《小遗言集》。1456～1461年在外省流浪，曾寄居于诗人夏尔·德·奥尔良的宫堡。1461年被奥尔良主教监禁，刚登位的路易十一路过此地，赦免了他。于是他隐居巴黎附近，于1461年末至1462年初写出《遗言集》（Testament），或称《大遗言集》。1462年11月被判死刑，他写出《维庸的墓志铭，或名绞刑犯谣曲》，收入《杂诗》中。1463年1月5日被改判成逐出巴黎10年，自此维庸杳无音信。1489年他的作品第一次印行。

作为法国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维庸已经预示着文艺复兴的精神的诞生。第一，维庸的个人剖白已预示着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吕特伯夫的抒情诗基本上用的是白描手法，个人的内心思绪流露较少。维庸则大胆而真切地描绘了自己复杂矛盾的内心感情。《遗赠集》共40首，细腻地表白了自己对待渺茫前途的态度。《遗言集》描写的是另一种心情，他在6年的流浪生活中备尝艰辛，于是更清醒地去看待现实。他审察自己的身世，看到“我从年轻时起就很贫穷，出身低微贫寒，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大量财产”，但他并不耻于贫贱：

你不必那么自怨自艾，

也不必大声叫苦，

如果你不像雅克·格尔那么豪富；

还不如穿着粗布衣服，

穷虽穷，却胜过生前是老爷，

如今腐烂于奢华的坟墓。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程，他不禁悔恨交加：

天啊，如果我在狂热青春

曾经潜心学习，

而且修身养性，

我就有软床和房子，

可是呀！我逃学不止一次，

像坏孩子所作所为；

写下这几句话时，

我几乎要心碎。

维庸留恋人世间的生活，感到自己虽然只有30岁，却好像已到了暮年，因而慨叹自己的一生过于短促。他思索人生的意义，看到历史上的名媛贵胄无不灰飞烟灭，发出了深沉的感叹：“英勇的查理大帝如今安在？”“昔日白雪3如今安在？”《遗言集》进而抒发了诗人内心的痛苦：他眼前的处境是命运对他早年生活的惩罚，但他认为自己本性不坏，希望天主原谅自己的罪孽。他的心灵和肉体做着斗争，既有悔恨，又留恋荒唐的生活。他说：“我在哭泣中嬉笑。”在《绞刑犯谣曲》中，他的内心情感的抒发表现得更加细腻曲折：既有直接的表白，希望世人不要铁石心肠，而要表现出怜悯之心，并祈求天主开恩，不要让罪人们忍受酷刑；他又通过展示绞刑犯的惨状，以博得世人的同情，将自己微妙的心理巧妙地表现出来；他为自己的过错辩白，认为凡是人都可能狂热，因而这类过错也应得到谅解；最后，他在生前想到死后的惨状，不免发怵、恐惧、忏悔、辩解、要人原谅的心情一起涌现，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一个有文化的走上邪路的绞列犯死前的内心思绪活生生勾画了出来。这是前人没有写过的，作为人的这种复杂心理，只有到18世纪卢梭写出《忏悔录》以后才更鲜明地得到描绘。至于诗歌，则要到19世纪才有诗人这样剖析自己的复杂情感。

第二，维庸以死亡题材入诗，这是一种近代意识。维庸一生有几次面对死亡的来临，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他写下了《小遗言集》 《遗言集》 《绞刑犯谣曲》。他对死亡的感受比一般人来得丰富。在《死亡的幽灵》中，维庸回顾了自己低贱的身世和贫穷的遭遇，他无法与豪富和王亲国戚相比。即使这样，维庸得出的结论依然是追求生的欢乐，而且是贫穷地生活的欢乐。追求生的欢乐是文艺复兴时期高扬的人文主义精神之一，而维庸已经敏锐地捕捉住这种精神意识了。面对死亡题材，维庸继承了中世纪时期法国优秀抒情诗人的现实主义传统。在上述这首诗中，他描写死亡的困扰时，既憎恨死神，又被死亡所吸引，因为他看到死亡的强大，它对帝王和小人物一视同仁：

我知道，穷人和富人，

圣者和愚人，教士和在俗教徒，

贵族和平民，大方和吝啬的人，

瘦小和高大，漂亮和丑恶，

穿翻领外衣的贵妇，

不管什么社会地位，

穿着贵族或平民的衣服，

死神都毫无例外抓住不放。

但这种死亡命运的平等并不减少垂危的可怕痛苦和肉体的变形。在《绞刑犯谣曲》中，维庸刻画了死者的种种惨状，对绞刑犯来说，死亡不是一种解脱，而是另一种苦难，并且千百倍地超过人间的苦难。人生的意义和变化无常，命运的不合理安排，死亡对人的压抑，这些是维庸诗作中不断思索的问题。维庸描绘的虽是个人感受，却表达了英法百年战争结束后混乱的社会状况和人们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当时，社会上笼罩着虚幻和希望相混合的情绪：人们一方面对满目疮痍感到泄气，另一方面又对新生活产生希冀。维庸内心的迷茫，对美好生活的眷恋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维庸表达了中世纪人们精神的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又透露出文艺复兴的曙光。

第三，维庸化丑为美，丑中见美的描绘和艺术观，最早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文学揭示的一条艺术准则。《绞刑犯谣曲》描绘了一幅绞刑犯陈尸旷野的丑陋不堪的画面，但是，艺术美的规律却起着相反的作用，在生活中显得丑的东西，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却改变了性质。早在15世纪的手抄本中，就已经出现了《绞刑犯谣曲》的木刻插图。饶有兴味的是，这幅木刻笔触稚拙可爱，风格沉凝浑厚，相当出色地表现出《绞刑犯谣曲》的意境。对于生活中丑陋的事物，维庸的艺术观与同时代人一般的审美观显然不同，或者说具有更高明之处。无独有偶，维庸另有一首名作《美丽的制盔女》。这首诗叙述一个昔日佳人到了暮年顾影自怜。诗歌先是叙述这个年迈的制盔女回忆自己当年的风韵：金发白肤，黛眉弯弯，面露酒窝，嘴唇艳红，双乳娇小，腰股丰满；如今呢，额头起皱，头发灰白，眉毛脱尽，眼睛昏花，面如死灰，唇如皮革：

人的美就这样终止！

背已驼，双肩已佝偻，

玉臂僵缩，手成爪子，

双乳瘪到一无所有，

臀部也像乳房干瘦，

迷人的宝藏全凋残！

玉腿萎缩得多丑陋，

就像腊肠污迹斑斑。

老妇人最后哀叹：“我们从前那么娇嫩！但这条路谁人能免？”19世纪的大雕塑家罗丹从中得到启发，塑造了一尊同名塑像4，脍炙人口。这尊塑像把维庸笔下的形象具体化了，但更突出了丑的形象，确有动人心魄的效果。对丑的形象的艺术美要到19世纪才被文学家和艺术家所认识，维庸的领悟早了300年！他对丑的形象的发现同他的经历有关，他一生接触的几乎是下层社会人物，他不断目睹社会底层的现象，对人世沧桑深有体会。他见过妓女、坏女人、乞丐、伪币制造者、小偷、逗乐者、小丑、演员、卖艺者、农民、马夫、打麻人，等等，无奇不有，无疑，绞刑犯、憔悴的制盔女他见到的不会少。他的艺术感受力是从生活中耳濡目染，最后得到升华而形成的。维庸在生活中见到丑或丑恶的事物远比美或美好事物要多得多，丑更能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方面。而且，从理论上说，丑的确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同时也具有崇高的美学价值，因为丑的形象已成为一种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意义的典型。制盔女的人老珠黄和形体的变异，反映了一部深刻的下层妇女的生活史，绞刑犯的尸体丑态则反映了特定社会时期动乱的生活的产物。到下层社会中寻找丑的形象是19世纪文学获得的重要艺术成就之一，维庸在这方面是个先行者。

第四，维庸诗作中谑而不虐、亦庄亦谐的风格表明他的艺术和技巧比前人跨进了一大步，向着近代诗所重视的幽默感靠近，这是维庸作为近代第一位诗人在艺术上的一大特色。维庸将严肃的情调与讽刺相结合，以细腻的感情与粗鲁的用词或粗俗画面相调和，而不是唯有哀怨而无调侃，唯有悲惨而无戏谑，唯有绝望而无希望，唯有叹息而无隽语。例如《遗言集》共40首诗，诗人以戏谑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茫然的前途：他把自己的名声遗赠给继父，把受创伤的心遗赠给不再爱他的女人，把空蛋壳遗赠给三个赤裸的小孩——高利贷者，等等。这种笑谑态度反映了诗人当时的心境：他对生活还没有绝望，而是采取了玩世不恭的态度。又如《微言谣曲》：“我深谙奶中的苍蝇，／我深谙看人看袍子，／我深谙天气晴和阴，／我深谙从苹果树看果实……”将严肃的事物与荒诞相混同，将令人恶心的东西当作正常事物叙述出来，将相反的东西并列，从而产生一种诙谐的效果。有时他采用将矛盾状态放在一起的表达法，如“我在泉边渴得要命”，制造一种揶揄的意味。他对死亡的态度也同样渗透了大不敬的调侃意味。这种谑而不虐，亦庄亦谐的写法被称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反映了维庸没有被不幸压垮的精神状态，在艺术上则反映了他敏锐的感受力，喜爱多样化而不是单一化，把谣曲这种民歌体改造成较为高雅的艺术形式。

总之，描写的逼真有力，感情的细腻丰富，风格的朴实纯真，韵律的柔美和谐，音节的响亮多变，这些因素使维庸成为第一流的抒情诗人，叩开了近代诗歌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