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海博物馆的第一个观众

1949年，上海解放。22岁的马承源在苏区党校学习后，随解放大军南下，回到上海。行军途中，他也没丢下对老物件的喜好，在地摊上淘过些古钱币。在组织的安排下，年轻的马承源在教育和工业部门工作过几个年头，先后担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学教育处和上海市政府教育局研究室科员、上海新华电器厂公方厂长。在教育局中教处工作期间，马承源担任第一大队干部，后来在组织处负责调配全市政治教师工作。为了培养革命胜利后急需的政治教员，军管会举办了教育研究会训练班来培养政治教师。中教处的青年干部们对马承源的印象都很好。他政策性强，工作细致，知识面宽，在课堂上常常引经据典，讲些中国古代故事，令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

虽然对新中国满腔热情，充满干劲，但就个人兴趣来说，马承源却志不在此。他更愿投注毕生精力钻研的，是从小就充满浓厚兴趣的古代文物。工作之余，他仍然保持着少年在宁波时一样的习惯，常跑古董摊和古玩店。1952年12月，筹建了近两年的上海博物馆在南京西路原跑马厅旧址正式开馆。当时马承源还在教育局工作，教育局长是戴伯韬。戴伯韬知道马承源爱好文物。一天，他收到了上海博物馆开幕的请帖，就把请帖给了马承源，说：“小马，这个开幕式就你去吧。”马承源非常高兴，开馆的那一天早早就赶到了博物馆，戏剧性地成为新上博第一位观众。多年以后，马承源在接受杨澜访谈时回忆当天的情景说：“八点多一点我就到了。那时候博物馆的大门开着，李亚农站在门口。他自报姓名说他是李亚农。他说，还没有人来，你是第一个。结果我的第一次参观是李亚农陪我的。”这也是马承源和上海博物馆一生缘分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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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伯韬(1907—1981)，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江苏丹阳人，1928年毕业于南京晓庄学校。1931年到上海，编辑《儿童》、《师范》、《生活教育》杂志和《儿童科学丛书》。1949年后任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长期致力于教育管理研究和中、小学教材建设，著有《小学教师工作手册》、《陶行知生平及其学说》、《戴伯韬教育文选》等。

李亚农(1906—1962)，历史学家。四川江津人。1916年跟随兄长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京都大学。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兼华东办事处主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筹建上海博物馆和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