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系1978年成立的文学社团“早晨”文学社的社刊，主要登载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77级本科生的文学作品，为16开油印本，共出4期。1978年出版创刊号，1979年出版2—4期，主编黄子平。

爱

—给狱中情人

陈京松

我不仅不能探望你—我亲爱的哥哥，

而且连爱的权利也要被剥夺：

要么，退回我的入党申请；

要么，断绝关系，用笔向你的伤口猛戳。

我知道，这决不仅是践踏爱情的花蕾，

而是要用失恋的痛苦摧毁你钢的骨骼。

因为你用正义的呼喊揭露了当代女皇，

因为你成为妖魔眼中的铁钉一颗。

此刻，我正受着“爱”的折磨：

为什么我没和你把他们的监牢同坐？

我也是毛主席看着长大的孩子，

我也是总理像前洁白的小花一朵！

现在，你不能坐在我身边把战斗的诗篇刻写，

但你留下的利剑却在我手中紧握。

谁说爱情只是几滴醉人的甜酒？

在敌人面前，她是一团无情的烈火！

爱情的声音被监狱的高墙阻隔，

但她定能汇入战斗的壮曲，把铁门冲破！

谁也休想把你从我的心中拉走，

因为呵，我和你一样，酷爱着我们的祖国……

（刊于《早晨》1979年1月第2期）

陈京松，北京大学中文系1977级本科生。

记忆的碎片

频…歌

喉管

在最需要真话的年代里，

我用假话保护了它。

人

挨打、挨骂，我一声不吭。

呵，哪怕抬起头来。

望望斜在窗外天空的雁阵！

不等式

9亿+3千万＞4

却只能“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

心

怀着太多沉重的爱，

坠向祖国广漠的大地。

眼睛

所有消失在脑海的梦境，

所有瘖哑在喉头的歌声，

都在瞳仁深处凝成冰凌。

法律

洁白如雪，闪着神圣的光华，

可别挨近特权，怕化！

（刊于《早晨》1979年第4期）

频歌，本名黄子平，北京大学中文系1977级本科生，1981级硕士生。

秋天交响乐

陈建功

我真惨，高考又落榜了。这已经是第二次失败了。两次的分数都差不多，连体检的资格都没有。

我心里很乱。和上次失败时一样，心里又升起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哀和愤怒。我在家里坐不住，在厂里什么也不想干。我总喜欢躲在一个僻静的地方，没头没脑地想啊想啊。

昨天，我到香山去了。在松林餐厅喝了两升啤酒，带着几分醉意扑进了黄栌树林。正是红叶流丹的季节，林间小径中，不时传来姑娘们的喧笑声，小伙子们的歌声。特别是那些挂着“北大”、“清华”校徽的新大学生们，操着南腔北调，发出初赏红叶的羡叹……我半靠在黄栌树下，闭上眼睛，又一次对自己说：“真惨！”

是的，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被遗弃的孤独者。当年，我还自命为叱咤风云的时代闯将。现在，我醒过来了：生活多捉弄人啊，我被时代遗弃了，被生活遗弃了，连美好的大自然都遗弃我……一个人被骗去了奇珍异宝，他可以夺回，也可以再积攒。一个人被骗去了青春，他找谁哭诉？十几年前，我才十五岁，初二的学生。我可以一口气背下全部学过的数学公式，可以拿出使老师惊叹的演算稿，物理、化学……我可以拿到一连串的百分。可是，这一切都过去了。我把以后十几年的青春，用在“叭叭”响的皮带上，用在危言耸听的大字报上，还有长矛、藤帽……现在，我二十七岁了，已经二十七岁了！那些公式呀，定理呀，全忘了，再捡起来，是那样生疏，仿佛从未相识过。我这背烂了语录的脑袋，在外语单词面前变得这样迟钝……是的，那些断送了我们青春的丑类得到了历史的应有处罚。可是，谁成了这场悲剧的主角呢？—我！是已经二十七岁的我呀！

我该怎样面对生活的道路？

我在红叶林中想了整整一下午。

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坐着一个老人。他穿着浅灰色中山装，在闭目养神，看样子是个有学识的长者。在我来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了。他仿佛一直沉醉在山林景色之中，枯瘦的手叩动着红叶树干。开始，他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可是，有一次我偶然回过头，看见他睁开了眼睛。我惊讶地看见：他在身边摸索着，拿过自己的皮包，摸出一张纸，又摸出一支锥子似的东西，哆哆嗦嗦地往纸上扎着。我不由得站起来，仔细盯着他的眼睛。那是一双失神无光的眼睛啊。我几乎喊出来：天哪，瞎子！是个瞎子！既然是瞎子，这霞彩似的红叶，湛蓝的天空，对他有什么价值！他整整在这里呆了一下午，他何必对此久久留连！

老人写过几行盲文，放下纸笔，又闭上了眼睛。我心慌地盯着这个怪人，这个十足的怪人。他很瘦小，脸上挂着老年斑，已经全脱光了。寿眉的毫尖很长，向下耷拉着，那神情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慈祥的，又很坚毅的老人。我倒觉得他有些面熟，可是我从来也没结识过盲人。在我仔细观察他的时候，他的全身忽然战栗起来似的。他的嘴唇颤抖着，像是在无声地吟唱着什么，随即，他伸出枯黄的双手，用力往身前一按。而后，他双手缓缓地落在双腿上，有节奏地刚劲地上下弹动起来。他的头在微微晃动，眼睛还是闭着，干燥的嘴唇一翕一合……你想象得出我是什么样子吗？我盯着这只有音乐家才有的举动，再细细端详着这张似曾相识的面庞。我的心也随着他战栗起来了呀！

生活呀，真会捉弄人。你怎么能把两个悲剧主角放在这咫尺之隔的地方，让他们相遇呢。

我认识他。是他！他变化多大呀！十几年前，他的头发还未曾白，他的眼睛很大，很亮；润泽的手指又细又长。可是现在呢，要不是他这弹琴的动作牵动了我的回忆，我怎么敢相信这瘦老人就是他呀！他是音乐学院的教授，住在后海。十几年前，是我率领人去抄了他的家。是我把他的唱片像掰山楂片一样掰得粉碎，是我把他堆得等身高的五线谱稿扔进了大火……我还记得，一开始他颤抖地看着这一切，可是，当我把一本写着“秋天交响乐”的乐谱扔进火里的时候，他扑过来向我哀求：“这本留给我吧，这是我的心血啊！”我推开他，骂了他一句粗话，说他想留“文艺黑线”的“变天账”。他看着乐谱熊熊地烧起来，竟像孩子似的呜呜哭了，脸颊上爬满了泪水……当年，十五岁的我啊，以为我所干的，就是“阶级斗争”，就是“革命—暴动”，望着他那眼泪，我还发出过冷笑。现在，望着他那失明的双眼，我的心里该是什么滋味啊！

是的，我们都是悲剧的主角。只不过一个早些进入了悲剧角色，另一个呢，现在才明白了自己所扮演的一切。现在，我们相遇了。他失去了他的眼睛，他的乐谱。我失去我的青春。想到这一切，我真想跑过去，拉着他的手，请他原谅我十年前的无知、粗鲁。可是，我没有动。我有必要和他一起重温十年前那可悲的一幕吗？教授的手还在弹着身前那架无形的钢琴。他也许就在回忆着那首“秋天交响乐”？我想象得出他的悲哀！一个双目失明的人，拖着风烛残年的躯体，在这瑟瑟的红叶丛中，回味自己不可复得的辉煌乐章。就和我的青春无法弥补一样，他的悲哀，是我道歉就可以弥补的吗？

我怀着深深的内疚望着他。落日衔山的时候，他好像弹完了，站起身，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着树干，走上了不远的便道。

他走得很慢，颤颤巍巍的。深秋的晚风吹来，那枯瘦的身体仿佛要倒。不知怎的，我失神地轻轻跟在他后面，像有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我似的。

教授走过香山寺旧址，一步一挪地下了台阶。走到听法松旁，他踢在一小块石头上，绊了一下，我心里一紧，终于忍不住跑上去扶住了他。他忙不迭地道谢，用我十几年前曾经听过的江浙口音问我说：“您是什么人啊？”

我心里一震，不由得朝他那失明的眼睛望了一眼。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哦，我是过路的。”

老人笑起来：“我还不知道你是过路的！……我听出来了，你是个小伙子？好吧，小伙子，你不用管我，去钻你的红叶林，跑吧！跳吧！”

他把我看成了一个生活的骄子。他不会想到我有和他相通的悲哀，更不会想到我内心的负疚。我几乎想立刻向他说出一切，和他一起在这飒飒秋风中感叹人生的不幸。我对他说：“并不是每个小伙子都有心思跑呀跳呀的……”

“哦？”他的眉毫疑惑地耸动了两下，随即哈哈大笑：“怎么这么伤心？和女朋友闹别扭了？还是没长成工资？要不，就是考大学名落孙山了吧？”

他猜中了，这是不难的，现在青年人的苦恼无非就是这些。不知由一种什么心情驱使，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我荒废了学业，连大学都没考上，可是青春是不复来了。

他不笑了，站在那里，点燃了一支烟，默默地抽着。忽然，他问我：“你多大了？”

我告诉了他。

他又沉默了一会，又很突然地问：“哦，那就是说，你是十几年前唱过‘造反歌’那一代人了？”

我的心陡然被刺了一下。我轻声回答他说：“是的。”

他又问：“你是不是也曾经对那些无罪的人晃过皮带，骂过粗话？”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是向他讲清我们之间的一切，还是给他一个笼统含混的回答？想了想，我回答他的还是那句话：“是的。”

“你还干过什么？”

我告诉他，我抄过人家的家，我喊过‘誓死保卫江青”的口号，我烧过人家珍贵的藏书……但是，我唯独没有勇气告诉他，我烧过一个音乐家的“秋天交响乐”的乐谱。

他又沉默了。我等待他送来严厉的责骂。虽然他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我想，我所说的一切已经足以勾起他心中的悲哀和愤怒了。他会向我发泄的。这倒好，对于我来说，不是罪有应得吗？

没想到他没说什么，又抽了一口烟，问我：“那么，丙辰清明，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四月五日，你也去天安门了吗？”

我说：“去了。”

他点点头，用缓慢的深沉的口气说：“你看，从某种意义上说，悲剧是我们自己开始的，又由我们自己来承受了。这，也许就是我们民族的可悲之处。可是，悲剧还是我们自己来结束的，这更是我们民族的伟大之处。”

我愕然了。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迸出这哲理式的奇思异想。可是我仔细想了想，眼泪几乎要掉下来。不仅仅因为这句话等于原谅了我，原谅了我这样的青年人，更因为我觉得它概括了我们民族的十几年。这话里有沉痛之感，也有激昂之情，有辛酸，也有自豪。我不禁由衷地说：“你说得真好。”

他笑了：“我只说了一半，还应该说，新的生活，新的一页，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开拓啊。……是啊，我们每个人都付出了十几年的代价。可是我们总算明白，应该老老实实地放眼世界了，总算明白应该靠科学而不是靠迷信管理我们的国家了。也许，这又是我们民族值得庆幸的地方！所以，我看，关键在于我们要自信，要向前看，要进取！我们会用前进的脚步，弹出最美妙的奏鸣曲的！……”

这些话简直是一段音乐，因为老人把拐杖挂在臂弯上，随着感情的节奏，挥动起枯瘦的双手向我比划着。我这才发现，他并不像我一样自命为悲剧的主人公，反而像一个充满了青春活力的斗士。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可能因为我没吱声，他追问我。

我若有所思地回答他：“对的，你说的是对。”

他又问：“能使你深思吗？”

我很奇怪，一般人问话似乎没有这种问法的。可是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他：“是的，我在想。”

他微微地笑着，可是可以看出，他高兴得几乎颤抖起来：“谢谢你，谢谢你小伙子！你有代表性，你是我第一个征求意见的人，你肯定了我的‘秋天交响乐’的主题！”

“‘秋天交响乐’？”我这才明白他和我谈这一切的用意。“您要……写‘秋天交响乐’？”

“是的，我要重写我的‘秋天交响乐’！”他兴致勃勃地纠正我的话，然后，就像对一个完全陌生的路人一样讲起自己来。他讲了十几年前那一切（他讲的时候，好像知道我的心思，轻描淡写，脸上还带着微笑）。他告诉我，他早已不满足于十几年前那支乐曲了，他要给她倾注更富于活力、富于理想的音符。而红叶林中，不仅有飞红流丹的色彩，在音乐家的耳朵里，会听得见红叶与凝霜劲风搏击的音响，听得见顽强生命的讴歌，听得见理想的火焰在熊熊燃烧……他简直在作诗了。在他气喘吁吁地讲完这一段话以后，他笑着拉开我的手，又一次谢绝我的帮助。

我告诉他，我要送他出门，上车。

他说：“谢谢。可是……你看，我和人家打着赌哪！”

“打赌？”我很奇怪。“打什么赌？”

他开怀地笑着告诉我，他的老伴与他为难，禁止了他的创作，更不让他这个瞎子到大自然去遨游。他是逃出来的。而临逃出来的时候，他给老伴留了条子，说自己将不用一个人搀扶着去，也不用一个人搀扶着回。实现了这个诺言，完成了这次“长征”，老伴必须给他重新创作“秋天交响乐”的权利……老人说：“你看，我需要帮助。可是，我和老伴结婚五十年，还没骗过她哪……”

他又爽朗地笑了。

就这样，这个瘦弱的失明音乐家，带着动人肺腑的笑声远去了。

我倚在“听法松”上，久久望着他的背影。当初，我怀着同病相怜的心情跟在他的身后，可是现在呢，他远去了，去酝酿他的“秋天交响乐”了……

我觉得自己更加孤独，也有几分惭愧。乐观的音乐家啊，他的心我并不能全理解，但是，我想，才二十七岁的我，至少应该回到那刚刚坐过的红叶林中，再一次好好思索自己生活的道路。

（刊于《早晨》1979年第2期）

陈建功，北京大学中文系1977级本科生。

最初的流星

小…楂

阿弥陀佛，这一天从一开始就烦死人啦！

“萌萌，把拖把拿到阳台上去，怎么供在门口啊！”

我浑身的筋节都在往下瘫，沙发“咯吱吱”地响起来。

“这孩子！”阳台上飘过一声轻轻的叹息。连妈妈都不再嚷了。

哼，忙什么呀，就瞧瞧这张宝贝写字台吧，抽屉把手磕剩了半个，桌面磨得毫无光泽……

墨绿台布，黑绒大沙发，青玉色的瓷烟缸，冷光幽幽。“颜色配得有点不合适？”呸！真见鬼，脑子怎么老往这儿绕。盯住夏老师！眼球真酸得受不住。怪我吗？“留学生要到你家去做客？当然。当然。不过……”这“不过”后面包括接待室里的三次谈话。家庭情况，居往环境，党的政策，需要掌握的分寸、原则，种种注意事项。夏老师娓娓而谈，有时会忽然激动起来，三根青筋胀起的手指把烟头拧在烟缸里，慢慢碾着。这总使我感到，这只手是在拧着我脑袋里的某一根发条，越这样想，脑筋却越发转得不对头了。“他每天都这样办公么？留办的李老师，林主任也健谈得很。他们倒都是好人。夏老师一定是家庭里的严父。儿子，像小猫咪那样乖……蝉叫得震天响，这些可怜的东西！”《离骚》里说“神高驰之邈邈”，我现在就陷入这种悲惨境况了，像有一个醉汉在脑袋里骑自行车，东扭一下，西撞一下……

“萌萌呀，来帮我挪挪电视机。”

死一般的寂静。

“唉……”

骂我都行，干吗老叹气！我“绷”地跳起来，走到电视机前，“妈妈，您也累了。”声音像变戏法一样，那么轻，像在讨饶。

她慈爱地看了我一眼，“街道里昨晚就大扫除了，今早又挨家通知不让小孩子出来乱跑，居委会这么重视，家里还能随随便便？”是慢悠悠的语气。

又提这个！我要是个男子汉，非气得三尸神跳，七窍生烟不可。芬原，他知道了会怎么说呢？我要让艾弗琳看看楼下欢蹦乱跳的孩子们，听听左邻右舍风趣的谈话，品品中国人生活里的人情味儿，让她做个自自然然、普普通通的客人。可是现在……

“笃笃。”是叩门声。妈妈怔住了。怎么搞的，才九点，不是说好，十点钟在车站？

敲门人自己推门而入。

一张极漂亮的面孔立刻攫住了我全部注意力。只在一刹那，我隐约觉得妈妈的影子一闪，就不见了。

“坐吧。”我说。

他笑了。他早坐在沙发上了，倒是我在站着。

“不速之客。”他把一条腿架到另一条上。

我如梦初醒地背转身去，咬住嘴唇，“多傻气，萌萌，不害臊么？就算他来了……可是，这是第一次呀！”我两臂交叠，紧紧地抱在胸前，这个习惯动作，按下了野马的笼头，我轻盈地掉过身来。“看吧，这儿就是，我的家。喝茶么？”

他脸上掠过一层笑影。真倒霉，我今天讲话怎么这样蠢。

“自己的表哥来做客，这种介绍，配上这副神气，够漂亮！”他探身去倒茶。这个人！我又一次领教了这种若无其事的亲近。换了别的男孩子，我肯定要严辞厉色了。可是看看他，冷冰冰的脸，绝不像在巴结你。喝斥他么？叫他别放肆么？哦，表哥。表哥？要不是那一次……

文化楼礼堂，高高的穹顶，灯光辉煌而柔和，走进去，恍若置身古朴的教堂。黎教授正在开讲西方文学，我蹑手蹑脚走到最后一排。一阵掌声，休息。我迟到得太久了，一个敞开的本子伸到我面前来，带着文质彬彬的声音：“你要补笔记么？”猝不及防，真吓着了，满本漂亮的英文直在眼前跳。这位邻座！好家伙，多美的脸部轮廓，让人一下子联想起大卫雕像。神经质地转过头，翻着他的笔记，不禁又扫了他一眼：“你，西语系的？”“不，园大中文系。来旁听的。”园大？我说：“要骑半个小时车呢！”“我只要十八分钟足够。”他很洒脱地一笑，给我介绍起刚才的课来。

他总是比我到得早，大大方方地朝我点头，命令么？反正几次讲座，我们都坐在最后一排。

他待人接物的分寸，可以说不卑不亢，热情，又不趋奉承。口才不错，用词相当美，机智……还有什么呢？何必堆上这么多副词，形容词？

有一次，他竟替我占了座位，用一种大胆的目光迎着我：“你走路的样子像个吉普女郎。”突如其来的亲近感卷上一股燥热的浪，这是恭维呢？还是挑剔？来不及想，他已经在讲莫里哀了，好像那是句最寻常的客套。那天课间休息，他谈锋纵横，十分钟内竟从古希腊悲剧谈到了现代西方的戒烟日，而且居然给每件事都留下了独特印记。“惊人的叙述才能！有一个西塞罗式的额头。”我专注地盯着他，心里却在胡想。不知怎么三谈两扯，竟然发现我的舅舅和他的伯父有些瓜葛。他的眼珠灵活地睒睒：“可以做表哥么？”我无声地笑了。不是拘谨，是默认。世界这么大，纯粹的巧合处处皆有。不过，我们的相识也是偶然的么？……

“给主人带来回忆，客人就只有冷板凳了。”一个清晰的低音，就在我身旁。见鬼！他完全知道我在想什么。

“见见我母亲怎么样？”

“好吧。”

妈妈一定猜到了“表哥”是谁。因为他的话音未落，那瘦小的身体已经从套间急急地蹒跚而出。

“伯母！”他很恭敬地叫了一声。

“来了？你叫……对，芬原。听许萌萌提起过，说你聪明……”母亲的样子有点慌张，仿佛不敢长久打量他，明明对他讲话，眼睛却往我这儿瞟，像一个捅了漏子的孩子，偷偷望母亲的脸色，全颠倒了。

“一会儿家里还要来贵客呢，一个外国人，学校里和街道……”妈妈开始絮絮叨叨地重复我昨晚告诉她的一切，不过带着完全不同的感情。

“不是件小事……可不是，外国人……我看这块桌布挺文雅，对，不会出洋相……”妈妈的絮语中夹着他断断续续的应和。他微倾身子，语气谦卑、恭顺，最后竟和妈妈讨论起屋里的摆设了。

过分的恭敬是一种揶揄，因为它挑动了旁观者的滑稽感。可我根本没有想到笑。他常讲西方人，赞叹归赞叹，却从来不把他们当做神秘的动物。现在是什么意思呢？他真和妈妈一样诚惶诚恐？胡扯，他像在逗一个小孩子，像学者为了表示高贵，在俯就、敷衍愚昧的晚辈。这个意识马上刺伤了我，啊，萌萌，一涉及妈妈，你就变得这么敏感、尖刻了。……

爸爸永远不再理睬我了。尽管我仍用圆圆的手指去捅他那深凹的两颊，那两个动人的酒窝，是我每天娱乐的功课。爸爸太爱笑了，对妈妈笑，对我笑，对世界笑，可是人家对他横眉立目。投之以桃，报之以黄连。这苦涩的黄连呵！

恩爱夫妻处处昭示和谐。妈妈陪斗时高呼领袖万岁的口号，以示抗议；爸爸却在微笑，以示坦然。但是和谐不是永恒的，终于只剩下我和妈妈了。爸爸死得凄惨，却很堂皇，像皇帝一样，他的“谥号”你明白么—“中国××研究中心里通外国的高级特务！”

我代替了爸爸的位置。我们像所有相依为命的母女那样一往情深。爱的小溪在人妖混沌的狂暴的岁月里平静地淙淙流淌，它舐润着母亲凝血的咽喉，也熔铸了我温柔而又倔强的性格。和谐又在继续。十年了，它像是我们这个小家庭的生命线。妈妈前年从机关总务科退休了。病是慢性的。对已过中年的妇女算不得什么。可是母爱的深厚，竟越加变得神经质了。周末，我倚着凉台栏杆为妈妈奏小提琴，月光水一样淌在纤细的弦上。“萌萌！”妈妈突然唤道，声音异样，琴声戛然而止。“没什么，唔，拉吧。我是说，你的脸白得这么……怕人。”我吐了口气：“呵，瞧您，月亮是粉红的么？”妈妈笑了，像爸爸的笑容一样孩子气。弓上的马尾颤栗起来，妈妈苍白的头发在我眼前模糊了……

“……她让我带给你们这个。”

妈妈捧着印花纹的明信片，眯缝起眼睛来，笑了：“孩子，我可认不得这些花体字啦！”

我一把抓过来。艾弗琳的信！嗯？大使馆突然找她有急事，不能来了，他去平大找过我了。可他为什么不早拿出信？

“这下好了，谢天谢地，我这几夜都没睡好觉。真悬着口气。外国人哪！万一……”妈妈轻轻捣着胸口，瞟了我一眼，赶忙打住话头。

“不过她可能下星期来呢！”他说。

“唉呀，天！对了。我还得去找居委会……”妈妈又惊惶起来。

“妈妈！外国人也是人。”我压抑着烦躁，同时发现他的眼睛里飘过嘲讽的笑。蛇一样的东西在我心里蠕动，他站起来。

“伯母，我该走了，还有朋友在等我。”他转向我：“今晚有个舞会，在×街口，能请你做个舞伴么？”

妈妈的脸庞映在对面墙上的镜子里，什么意思？她干吗用哀求的神气望着我？

我坚定地点点头，朝着镜子里的妈妈。

他走了。他的背影幻化成绿幽幽的杨柳……

“走走吧，沿着湖边。你也变得激烈起来了。”我们沿着湖边的垂柳走着，他的落落大方，已经使我越来越厌恶自己娇羞的“女儿态”。

还说吉普女郎呢，你一定心里骂过我标准的封建淑女。

“呵，不，你并不是那种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目不邪视，心里不知怀着什么鬼胎呢！”他皱起眉头，惟妙惟肖地模仿着什么人。我笑了。

那时候，思想解放运动已开始席卷全国，西单民主墙磁铁一样吸引着大批热心的读者，各种民刊在大街小巷一售而空，争相传阅，关于最高层思想斗争的消息不胫而走，从中央到一般市民，都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震荡。青年的血最热，平大排队买饭的长龙里，学生们甩着饭兜交换新闻；熄灯之后，宿舍里常常爆发激烈的辩论。甲称乙是凡是派，乙又指甲是怀疑派，丙出来调解了，自称稳健派。

不管芬原怎么想，我反正总愿意和他谈民主，法制，人权，一切刚冒出来的想法，谈文学，谈音乐，喜欢听他那些新鲜、独特的议论，平静了十年的心怦然跳动着，那是一种兴奋的享受，拼命地读书，思考，为许多社会现象激动、困惑，刚刚接触的新名词从我心里冒出来。旧时代的迷信一去不复返了，我渴望能有独立的思想，渴望成为他辩论的劲敌。他比我自己还早注意到这种变化，谁知道他怎么揣度我呢？我渐渐发现，每当问题谈到一定程度，我提出更深的疑问，期待地望着他时，他脸上总现出一种微妙的神情，给我一个莫测高深的微笑，顾左右而言它。这是什么意思？也许，他的见解将是爆炸性的？或者是难以用通俗语言表达清楚？

呵，在他看来，我太嫩了，他不愿意向我讲。委屈和崇拜一起充塞了我的心灵。我赌气不再追问他，晚上回到宿舍里，更加没命地看书。我觉得自己在飞，空气“呼呼”地拂着脸颊向后。

有许多女孩子喜欢无掖无藏，清澈见底的性格。可他对我却一直是个谜。日复一日，我想走到他心里去的欲望在增强。我并没有看清他灵魂深处，我明白。可是让人猜不透底细，这本身就具有无法抗拒的魅力。感情永远是个生气勃勃的怪物，它横扫一切矛盾、疑问，要求心的一角，甚至全部，有些阅历很深的人也要被击败，何况我，何况他是带着一股全新气息，如一束强光，毫不客气地射入我的心扉。

“爱情好比小偷，春天好比窝主。”不记得是哪位文豪说的了，真有意思。和他漫步在初春的湖边，我模糊地觉得，一种神秘的东西，在遍地幽静的小草中悄悄滋生了……

乌黑发亮的瀑布泻下来。妈妈叹息着：“萌萌，你的头发啧啧……”我长吁了一口气。

风暴总算过去了。从他走后，妈妈就一直在唠叨，说：“风头出足了要招祸，尤其是现在，乱哄哄的，别裹在里面，小年轻不懂世事，讲话不知深浅，不懂得防人，等大祸临头哭都晚了。成天开口就叫民主啊，解放啊，懂没懂这是什么意思？现在还不够民主？这民主又是谁给的？凡事都有个限度啊！光知道看不惯，这么大个国家，要让你们去治理，你们还不给搞得天翻地覆？大学也上了，咱们从来没在功课上叫人说，老老实实念书吧，又不满意了，讨论啊，招外国人啊，如今更好，大晚上去参加舞会。妈妈也不愿意让你窝窝囊囊，可是别忘了，你爸爸……”

经验的积累有助于增加辩证法，也可减少辩证法，这我也是才懂。当然，妈妈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多少年了，她从没有讲过这么多责难的话，她准憋了好久。

“我要去。”长江大河般的谆谆劝诫只换得这么三个字，我真从心里可怜母亲。一阵冲动，想去吻她。我忍住了。

果然，她的双颊颤抖起来，却没有叹气。沉默。“女儿大了，都要变的。我早就想过，我该想到的……”她梦呓般地翕动着嘴唇。沉默。我该不该解释一下？“就从你认识了他，就是他呵！”突然地，母亲用力嚷起来。

我的心震荡了。他？！是呵，他。

我为什么此刻才意识到？近来几次小小的口角，妈妈总偷偷在我身上打转的惊疑的眼神，刹时都涌上来了。事实像铁一样冰冷，你害怕承认也不行。和谐被打破了，起因呢？他！可我是不情愿的么？难道我该永远做个小鸡雏？鸡雏是什么？软绒绒的毛儿，一团……可是，妈妈！

什么也没讲出来。刺伤那颗饱经风霜的爱心，自己扬长而去寻快乐，未免太残酷。我竭尽全力安慰她，说这是公开举行的舞会，参加的都是正经人，最一般的文娱活动，况且有，他。

妈妈静下来了，女儿的倔强隐在棉花套里。她知道。

痴呆地愣了半晌，她说：“梳梳头发吧。”

镜子里的少女是那样年轻。认识他以后，我才突然注意到自己的美。芬原喜欢我漂亮，这一点他直言不讳。从前，美这个概念我理解得简单之极，只不过是从“臭美妞”到“浓眉大眼”，现在才懂得原来竟有那么丰富的内涵。

妈妈给我戴上一支黑发卡。“好看，又不显眼。”她满意地打量我。犹豫了一下，又从衣架上挑了件浅灰色上衣帮我穿，“还是庄重点，省得惹人家议论，衬衫领子翻出来就行了。”

我苦笑着，坚决不去瞟一眼衣架：妈妈买来的花呢夹克在那上面孤零零地垂着。要说潮水不进海边的小屋，那也真是冤枉。夹克就在提醒人，妈妈那时说：“不怕了，萌萌也该穿件艳的啦！”母亲希望女儿是全世界最美的，可是她怕……

一圈“快四步”下来，有点心跳。他的舞姿真美，只是有点软绵绵的。热烘烘的呼吸拂着我的脸，这种感觉多么生动！我没想到，这是个高干家里举行的一个私人舞会。大家好像在庆祝一件什么高兴事儿。管它呢？

他拉着我挤出圈子，我们坐在沙发上，他开了茶几上一瓶汽水递给我，朝舞圈里不知什么人扬扬手。

舞会的节奏使我头晕目眩。日本的立体声大“三洋”拧到最大音量，

旋律极快的流行轻音乐和抒情的古典名曲同时播放，在几间不很大的房子里炸雷般地轰轰鸣响。白头发老练地踏着细步，很有味道地随曲摇摆；黑头发和黄头发陶醉在青春的霓光里，瞄准一条空隙就旋风般地转过去，“三接头”踏住了橘红的喇叭裤脚，虎背熊腰和婀娜的脖颈撞在一起：一方扭过头来，用中国腔的英文道歉，对方嫣然一笑—在文明的世界里，人们都彼此了解。

欧洲的影子在这里熠熠闪光，可是夏老师，妈妈呢……

“妈妈，还背下去么？”

“哦，宋词真是的，好好学吧。”“人家都说这东西太夫子气呢？”

“什么？谁？”

“其实我也不赞成贬它们，古人的爱国心真感人，民族文化里有好有坏……”

“萌萌，心事不该瞒妈妈。”……

他用鼓励的目光望着我：“跳得挺好！”我用小手绢擦去鼻尖上细细的汗珠。

一种不协调的东西隐隐梗在心里。什么呢？当然，他在这个天地里如鱼得水，显得出奇的漂亮和风雅，正像我被灯光衬得黯然失色，露出土气一样。可是还不止这个。我拼命捕捉这记忆的游丝。

终于，从遥远的地方，一张爬满皱折的中年人的脸孔推近了，老树皮粗壮的手掌捏着把刃口锋而阔的大锄：“傻闺女，你当使这把大锄照跳舞那么轻省哪！先要弓腰，可也不能软搭拉拉的，朝后拉锄的功夫得绷住劲……”金大伯！我怎么偏这时候想起了插队时的老农！

我嘲笑自己，可是金大伯的面孔却无限度地扩大起来。灰褐色的土地，秫秸杆和泥围起的小院，扯着黑袄袖抹鼻涕的孩子，接二连三的镜头顽强地叠现出来，变换着角度，旋转着……

一块巧克力递过来，我机械地放进嘴里。

“噼叭”—李寡妇摔碎了瓦盆，合家老小放声哭起来。……

“好一位梦游的仙女。”迷茫的视线聚成一个光点。芬原又在毫无顾忌地赞叹我。

“我想起了农村……”

他怔了一下，马上嘲讽地紧盯住我：“呵，原来你在想这个。形式和内容的矛盾哟—”

“你说什么？”

“我说你的外貌和思维。我比你在农村还多呆过两年。一场恶梦，我够了！”他用手指弹了下茶几。“我喜欢米勒的农民画，仅此而已。”

“老乡看到这种场面，倒挺开眼……你不觉得，有点别扭么？”

他呵呵大笑。“大人物做他们愿意做的，平头小百姓做他们应该做的。自古如此。”他竖起一根指头贴近嘴唇，“嘘，这可不是我说的，是雨果。”

“是么？可是我们呢！我们……”

“我们？”他又递给我一块巧克力。“我们为什么不该愉乐地生活，不该追求美？！”

这两句话，混着春天蓓蕾的馨香，曾经唤醒我心灵深处多么热烈的共鸣和憧憬！可是现在我却冷笑了：“甩掉亿万老百姓的快乐和美？”

他撮起嘴唇。他的嘴唇红红的，血色充足，看得出他是在吹口哨，可是被舞乐完全淹没了。

“是么？”我固执地追问。

“舞场上谈艺术，谈政治，看来我们都是未来的大人物。”紧接着，是意味深长的微笑，那个微笑到来了。

“是么？”我的声音里含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倔强和恐惧。

“我不知道。”他无可奈何地说，终于。

呵，这就是那神秘的微笑的答案么？是么？！

一块金光灿灿的东西塞到我手里。我强笑了一下：“你的巧克力倒是源源不断！”

“不敢，那是欧洲人的幸福。否则我也不至于牢骚满腹了。中国算是没救了，都坏在这帮特权官们手里，民主少得可怜，老百姓蠢而迂，民族的劣根性……”

蛇一样的东西又开始蠕动，脑海里充满了他对母亲嘲讽的笑脸和慷慨激昂的声音，像要溢出来。我突然感到无言以对。一股巨大的失望和厌恶涌上来，仿佛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长久羡叹的绿潭，竟不过是一个浅浅的水洼，而且底下铺满了腻人的霉苔。失望使我更真切地意识到感情的存在，不过它现在不是黏黏糊糊地缠在身上，而是无比清晰地映在眼前。

他又去跳舞了。这种地方不适于多发议论。几个女孩子朝他送着媚笑。这有什么关系？他总是讨人喜欢的，尽管他只是个中级干部的儿子。

“和你谈话我开始神经紧张了，哈哈！”他离开我的时候扮了个鬼脸。

别假装开玩笑，这大概是老实话吧！可我却不愉快，要在几天前，我该得意得跳起来了。

有个小伙子总在我跟前转，邀请了我几次，我客客气气地说，我累坏了，坐在月影里吧，这样头皮似乎不那么发胀。我漫无边际的目光在闪动的人影上滑来滑去。我在看谁？这些陌生人跟我什么相干？我真的累了。……

筒子河水活像一条蟒蛇，油亮的黑背上闪着点点鳞光。我仰起头来，星星竟有这样秀气，“一颗，两颗……”看来脑子还没出毛病。刚才真像是鬼使神差，竟能准确无误地走出那几重门，摸到这座桥上。心里的某一部分裂开了，骤然地，无声地。人能看见自己的心幕上的这种慢镜头真是可怕！直到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爱得多深。爱和恨都结同一种果子—失常的痛苦。

“不辞而别，这倒是最不拘礼节的做法……”谁的声音？心里的念头会有回声么？我毛骨悚然地晃晃脑袋，突然像被弹开来似地退了一步—

他优雅地、懒洋洋地站在我身旁。

我用自己也难以说清的复杂目光死盯着他：“对不起，丢了你的面子了。”

他的脸色苍白了。“你……还不太习惯，该多参加几次。这是生活，实实在在的美好的生活，不是梦……”

他的话都等于重复。这个人已经不再是个捉摸不定的光点，不再是谜。

我眯起眼睛，笑出声来：“你—撒—谎。”

静谧的夜，狠狠地把这令人寒心的字眼抛在桥上的铁灯柱上，引起一串铮铮作响的回声。

……

一场梦。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起点和终点的白线如此模糊。要是有一把在苦辣汁里淬足了火的牛耳尖刀，轻轻那么一割，它就从云端里滚落下来，那倒还好！即便是还残存着迷离的微笑，逼得你使劲地闭上眼睛。呵，莫非真有一颗小流星陨落了，它曾给你带来最初的光辉。你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它划破天际，消逝在冥冥之中，你的心在痛苦地悸动，你从头到脚地战栗着、喘息着，可是，你打算为此放弃这浩渺美丽的星空么？

“星星迈着金脚漫游，

胆子小，步履轻，

大地睡在夜的怀里，

它们怕把它惊醒……”

又是外国人的诗？我也洋化了么？谁说的，我问你！国界在地上，而我的心只跟这世界诚实的、形象的东西亲吻。

脖梗开始发酸，有一个小时了吧，月牙儿偏着头看我。我不想动，难得一个人，面对静静的筒子河，思路清晰得像一张方格网……

背后又有人，我敢肯定！而且这个人……我急促地转过身来，“妈妈！”

“好孩子，妈妈在这里……”老人爱抚地抹着我满脸冰凉的泪水。她的眼里闪着感动的泪光。饶恕的快乐将她的脸染上圣母般庄严、慈爱的色彩。不必问发生了什么事，只要女儿回到她身边。地球旋转着，它有它自己的轴。

寂寞又开始抽打我的心。不，不啊！妈妈不理解，不理解我的失望啊！我掉开眼睛。

“明白了就好。这会儿是不好过，以后你就静下心了，还像从前一样……”

电流触遍了每一根神经！我睁大惊惶的眼睛，凝视面前这个苍老瘦小的人儿：“像从前一样？！”我重复着，泪音颤动了夜。妈妈充满怜悯和柔情的眼光突然使我心底涌起受辱般的感觉：毛绒绒的鸡雏摇摇摆摆走来，我狠狠咬住嘴唇。星光，在脸上，清凉如水。可是在心里，梦想、追求、初恋的激情，全都轰然一声，重又燃烧起来，美丽得令人晕眩。胸口一阵灼痛。星空颤动着急速地旋转、旋转，每一颗都像流星，每一颗又都不是。

呵！思想解放不是为了自私的精神，它是为全民族奋起，它是热烈的舞步、崇高的爱情，更是一代人的思考、探索、抛弃、奋斗，直到殷红的血。苦么？苦。悔么？不！我已经永远不是那个乖孩子了。

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爱我，爱得这样深，像我爱脚下这片土地一样，可是我们却不能彼此理解了……

我悲哀地垂下眼睛，筒子河水潺潺流去，像一个激动不安的勇士……

1979年11月1日于北大

（刊于《早晨》1979年第4期）

小楂，本名查建英，北京大学中文系1977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