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颠沛

少时尚义气，原野任戏嬉。

登高怀书剑，携手笑扬眉。

——《忆瑶姊》选句，2007年

人生于世，将会何往，将做何事，成就会如何，无人能够预知。对于第一个问题，有的人终其一生，皆局限于其出生地不远；有的人足迹却覆盖广袤，本人即属后者。我在数学和物理的世界中走过了既宽且远的路，在现实世界中亦然。

我是客家人。也许漂泊是命中注定，同时也是家族的传统。客家这族群来自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千百年来因多次战乱而被迫南迁，从此向各地流播。许多世界著名领导人，比如孙中山、邓小平、李光耀，都是客家人。

今天，全世界约有八千万客家人。顾名思义，作客别家，和游牧民族不同，他们的迁徙是为势所迫，为了逃避战争或饥荒，有的也纯为讨生活。客家人在这过程中筚路蓝缕，打造了坚忍不拔的性格。他们当中不少人，初时还梦想回到家乡，但当时机来了，他们也会留在各地，即如我的祖辈，世世代代居于蕉岭，已超过八百年了。

不过，客家人无论在哪里安定下来，他们往往只能分得山上最贫瘠的农地。地面河谷那些肥沃的土地，早已有人开垦耕耘。在比较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农夫没法大量种植主要的作物如稻米和小麦，只能种些玉米和番薯，有时连这些作物也种不好。土地的种植条件差，好处是离开时不会依依不舍。由于战乱或其他紧急情况，客家人往往被迫再次流离。

我的一生亦是如此，也曾几度迁徙。小时候为生活所迫，搬了几次家，长大后因工作的改变而迁居，那是学术界常见的情况。我出生于中国南方的城市汕头，时维1949年4月4日，上面有三位姐姐，成珊、成瑚和成瑶，和一位兄长成煜。六个月后，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们五人来到香港。

跟其他人一样，我的父亲丘镇英当时相信留港也是暂时的，历史已证明这种想法的错误了。在较亲的亲戚当中，有的移民北美，有的移民英国，很少人回到中国内地定居。

在成长期间，父亲跟母亲梁若琳多以客家话交谈，这种方言今天已很少听到了。父亲和学生沟通时，则以普通话为主。离开了家的范围，我在学校则讲粤语。父亲饱受客家文化的熏陶，以培育英才为抱负。大家都认为必须努力读书，学习出色，才会有机会出人头地。从学问而非财富上说，他自身便是个成功的例子。他是个受人尊敬的学者，著书立说，并教授哲学、历史、文学、经济和其他科目。

直至今天，父亲在我心中还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我深深地受到客家文化的影响，也曾试图将这种文化传给儿子明诚和正熙。同时，我也喜欢旅行，旅行除了是工作上所必需外，它亦能让我接触到无论是在学术领域内，还是在“象牙塔”外的新事物和新思想，这都是极有裨益的。

父亲严格要求孩子努力读书，他自己小时候即是如此。他生于广东省的蕉岭县，那时读书可不容易。因为家贫，没钱买书写用的纸张，只好到寺庙捡拾拜神用的纸张。他努力学习，成绩出众。

五岁时，他已能默记《论语》中的章节，也能默记《孟子》中的篇章。七岁时，他进了西式学校，整个中学阶段的成绩都名列前茅。十八岁时，他考进了军校，但不久因健康问题退了学。后来他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二十二岁时拿到硕士学位。

1941年，父亲丘镇英和母亲梁若琳的结婚照。^[2]

母亲则没有父亲那么幸运，中学毕业后，就没有机会念下去了，只得在图书馆当职员。（她父亲梁伯聪，即我的外祖父，是受人钦敬的学者，以书画诗词著名，20世纪中国画坛的巨匠林风眠便是他的学生。）必须指出，母亲本应升读大学的时代是1930年的后期，那时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女大学生寥寥可数。我不能肯定母亲对于上不到大学是感到失望，还是根本没想过。当时社会传统的想法是，不管对或不对，为了光耀门楣，女性都要为丈夫和儿子的成功做出牺牲。

在今天看来，这种做法非常不公平，而且和男女平等的概念相左。但那是不同的年代，母亲勇敢地完成了她的任务，令人难以置信地把一生都奉献给丈夫和儿女，为此我永远铭记于心，虽然我希望她能和我们一样，拥有学习的机会。

父亲的学术生涯开始得不错，1944年三十出头，即在厦门大学出任讲师，教授历史和哲学。父亲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介书生，他不懂做生意，缺乏生意头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替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由于办事清廉，得到政府颁发的不少养廉奖金。母亲用这些奖金买了土地、渔船及其他生财工具。我们全家去了香港后，这些东西就都放弃了。父亲以为我们很快便可以返回汕头，但是最终这些财产都没有办法拿回来了。

1949年我家到香港时，父亲和成千上万的难民一样，一职难求。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家七人需要生存（还有三名子女将要来临），此外还有一个名叫妹妮的收养的姐姐负责家事。母亲那边还有八位成员，她母亲、三位兄弟、三位姊妹和一位妹夫，要养活的人可真不少。一家之主必须负责全家的生活，这在传统上是无法逃避的责任，所以父亲要照顾的人很多，钱却很少。在困难面前无法回避，在中国，年幼的要尊敬年长的，年长的要照顾年幼的，而所谓年幼的可能是一大伙人。

这便是父亲刚到香港，落脚在元朗西面农村时所面对的景况。他把带来的大部分钱办了个农场，以为这样便可以养活大伙儿。虽然这个想法很好，奈何他是学者而非农夫，农场只办了两年便倒闭了，这意味着他从汕头带来的一生积蓄，差不多都付诸流水了。我们不得不把家当都拿到当铺押了，但仅仅得以应付生活。

现在父亲可说是一文不名了，已无法支撑整个大家庭。一个舅舅回到内地，另外两个在香港找工作，外祖母及姨母都要搬走，以减轻经济上的负担。

经营农场失败后，我们家搬到元朗一处叫作李屋的地方。这个居所是和许多家庭合住的，没有电力供应，我们用油灯照明。家里也无自来水，我们只得到附近的山溪担水及洗澡。山溪的水位时高时低，寒冷时洗澡很不舒服，但没有法子。高或低，暖或冻，卫生总要先行，澡总是要洗的。

父亲在九龙和港岛找到一些教书的差事。那儿离家甚远，他每天很早便起来，先坐别人的脚踏车后座到巴士站，然后乘巴士再转渡轮，行程超过两小时。工作和通勤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父亲难以抽时间和我们在一起，有时甚至整天都看不见他。

很不幸，这便是父亲在香港的生活，虽是为人敬重的学者，但从未得到匹配的高薪职位。他不会说英语，因此不可能在和英国有关的学校找到教席，那里的薪水相对较高。他只能身兼数职，常常多至三份，可惜酬金是论钟点计的，都不算高。因此之故，他频频为工作奔波，留在家中陪伴母亲和我们的时间就不多了。

母亲也是由朝到晚地忙个不停，她早上五六点便开始工作。当供应足够时，准备馒头或粥，给我们做早饭。她照顾我们，保证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催促我们准时上学，生病时安慰我们，并看着我们做作业。除此之外，她还要打扫庭院，缝纫衣服，时常忙到午夜才上床。有时更会熬通宵，以完成平时没空做的琐事。

除此之外，她还靠替人缝补、刺绣或做其他针线活来帮补家计。她编织毛衣及其他东西，在枕头或床单上绣上花朵，然后拿到市场去兜售。她也制作塑料花，穿上珠子，再拿去卖。生活如此艰辛，可她从不叫苦，有尊严地熬过来了。然而，她的收入和父亲的加起来，钱还是不够用，全家依然过着饔飧不继的日子。

母亲也养了些鸡，但并不足以成为营养的稳定来源。有时我们从附近教会拿到些食物，那里常常派送米、面粉和其他美国救济品。当教会没东西供应时，我们便找其他救济机构和慈善团体，但这些物资也不是常常有的，住在附近的穷人不少，人人都有需要。

尽管如此，我们兄弟姐妹却努力生活，苦中作乐。客观来说，我们在贫穷中成长，但因没有更好的生活做比较，便不觉其中之苦。生活充满趣味，足以抗衡金钱上的匮乏。我们整天欢笑，一如其他小孩，到处寻乐子。除了穿上平价的鞋子和衣服，贫穷给我们最深的印象乃是没有东西吃，隐约的饥肠辘辘的感觉，有时或会成真。

因此，我们常往屋外跑，往往是在附近的田地中寻寻觅觅。我家四周都是农地，收割后能吃的东西，如番薯之类会遗留下，我们便把它们捡起来。我们也翻找附近的稻田，有时会看见荸荠，那是美味的零食。我们也捉田鸡，那很好玩，煮得好时还很美味，尤其是大只的，田鸡也可以用来喂鸡。在稻田出没的水蛭最危险，有时会吸附在手脚上。蛇也是很可怕的，要尽量避开，因为不一定知道它有没有毒性。

我的正规教育是从五岁开始的。首先，每个打算上学的孩子要先通过测验。测验的一部分是数学，这是我一生中第一场数学考试。题目中有一道要求从1数到50，然后把数字按顺序写在纸上。我从父亲那儿看过，以为中国人的书写习惯是从右到左的；但是我并不知道，书写数字乃是按西方的习惯，是由左向右的。因此，当我用自创的方法书写13时，它就成了31，其他两位数除11、22、33、44外，通通都倒过来了，结果考试不及格。

这次错误的后果很严重。高分的小孩会被分派到正式的公立学校，而我却被分派到乡村小学，那是给水平较差的小孩念的。人们对这类学校没什么指望，学校的水平也不怎么样。

但这还不算倒霉。不久之后，我们搬家，新邻居都是农民，他们利用牛粪制造肥料，周围整天都是牛粪的味道。当风沿着“正确”的方向吹时，干粪粒有时会飘进屋里，我们称之为“牛屎屋”。

更要命的是，现在我要多走一点路，才能到达那乡村小学。对一个五岁的小不点儿来说，三公里多的路程算是不短的距离。我独个儿上学，夏天炎热，母亲给我雨伞挡日光。我矮小的个儿，顶着半圆形的盖儿，人人都叫我“冬菇”。我不喜欢这花名，但没法子改变它。

有时，在上学或回家的途中，“冬菇”会在外祖母的家中歇上一会。外祖母让他第二天来吃午饭，他便幻想到时会有什么美食。但事实上，每次都离想象很远，只不过是一小碗拌了点豉油的饭。你可以想象我们当时是何等贫穷，一小碗饭已经很隆重了，难怪家中的孩子都惦记着食物。我们都渴望过新年，因为可以吃得好一些。事实上，每个节日都值得期待，可以尝到一两口鸡肉或猪肉，或一块饼，比平时的主食白饭和清水般的汤强多了。

我个子既小，身子又单薄，简直像个垃圾堆里的小矮子。绝大多数一同上学的孩子，个头都比我大和强壮，脾气也暴躁。他们动不动就打架，有次还说是我引起的。那次闹得特别厉害，有人还伤得很严重。老师时常站在这些孩子的一方责备我。我忧心忡忡，不知会如何受罚。有一天终于病了，父亲决定让我留在家中休养（今天看来，这种病情或与压力或焦虑有关）。

幸好不久，我们就搬了家。1954年底，父亲决定搬到沙田去，那是香港靠北的小乡村。崇基书院刚刚搬到沙田，父亲将在那里担任讲师，教授经济、历史、地理等不同的科目。

那时候，市镇的商业区极小，只有三条街，现在沙田是六十万人的市镇了，人口还在增加。我们刚到沙田时，住在一个叫英霞别墅的斋堂的楼上。与佛寺为邻，四周都是树木，本来是不错的，只是树木令屋子黑暗，潮湿阴森。从这里走路上学，也差不多三公里多。我不断诉苦，说不再上学了，奈何无人理睬。在那屋子的头一年，大家都病倒了，发高烧，而我更在夜间胡言乱语，噩梦连连。

我们一直没法找到患病的原因，也许是屋子太潮湿，有时太凉，有时又热得使人难受。无论怎样，父亲决定搬家。1955年遂搬到另一间较理想的房子，地址是凤凰台六号，和其他三家人合住。房子也在山上，能远眺不远处开阔的大海。要走路到海滨也方便得很，游泳或拾取贝壳、海星和蟹，悉随尊便。

我最年幼的妹妹成珂已经出生，妹妮又出嫁了。家中十个人住在两个房间，可以说是童年住过最好的地方。邻居相处和睦，环境清幽。一年四季，周围高高的树木开着花，院子里满是玫瑰、茉莉和其他花卉。无论走到海滩或爬上山都很方便，即使是在家远眺，美景一一送入眼帘，使人烦虑尽消，一切是如此完美。

丘家全家福，1955年摄于香港沙田。前排左起：成桐、成煜、母亲梁若琳（抱着成珂）、父亲丘镇英（抱着成栋）、成琪、成瑶。后排左起：成珊、成瑚。

虽然这房子比以前的居所优越得多，但也称不上奢华。它很单薄，四面泥墙。风暴来时，整间房子都会震动，我们都怕它被风吹散。事实上，部分房子在一次强烈的台风吹袭时倒塌了，只留下破烂的地基。

房子也是没有自来水的，我们从附近的山泉取水用。有一次，一个自私的邻人用草和泥土堵塞了流向我们蓄水池的水道，把溪水全部引进他家的蓄水池中，于是其他人就无水可用了。我们几个小孩就把这些草和泥土清理掉，使山溪恢复原来的流向。那邻居是个高大的汉子，他和他的母亲和我们对峙，在我家门口不远处，高声大骂脏话，达两个钟头之久。这时来自另一家庭的十个潮州小伙子，同样给断了水源的，拿着棍子围着他们，和他理论。最后，那人退让了。

小溪到了某些时节便会枯竭，这时就只能到附近的道观取水了。我们要背十加仑水行八百米上山，对小孩来说不是轻活。我们用担子挑起水桶，一人一头，这样受力比较均匀。在我成长期间，打水始终是苦差。在美国，水是理所当然的，故此不免浪费。只有当缺水，或者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得到一点时，人们才会发觉它是那么珍贵。上科学课时老师说水是人体所必需，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有切肤的感受。

寻找水源也带来意外收获，我们因此进了山，在溪涧的石上玩耍和捉鱼，有时会把鱼儿养在后院的大缸中。同时又收集灌木上的莓果以解馋，或采摘野花——我们买不起花店的花。

母亲每天都会到市场买菜，偶尔她把我们也带上，遇见的情景颇堪回味。早上，小贩在路旁做买卖，但他们是没有牌照的，警察不时会来驱赶。他们慌忙向四面逃跑，情况十分混乱。有些小贩在“走鬼”时，货物丢得满地都是。有些跑不动的，货物被充公，我看了十分难过。

没钱购买食物的家庭，不只我们一家。贫苦人家会互相接济，共渡难关。这种和衷共济的做法，使大家在困难的日子中都不虞匮乏。母亲和父亲即使手头紧绌，也会接济亲友。他们古道热肠，给我树立了一个慷慨好义的榜样。

每天都为生活奋斗的同时，我们也向往节日。节日到来时，就能把担忧暂置一旁，尽情享受节日的欢乐。农历新年便是这样的大日子。记得1956年的新年，虽然穷困，但母亲已为此准备了整整一个月，亲自酿了米酒，做了年糕，还有其他糕点饼饵，拿来馈赠一众亲友。

过年前的一天特别重要，我家和其他家庭一样大吃一顿。父亲把祖父祖母放大的照片供在桌上，燃起香烛，告诉我们祖先从哪里迁来，然后大家向祖先行三鞠躬礼。

到了次日，先燃响爆竹，通常我带头点火。然后，父亲母亲把孩子叫到一块儿，我们向他们鞠躬，说“新年快乐”及其他吉利话。母亲给每个孩子一点钱，通常是一港元，放在红封包内，红色代表好运。（钱不多，大概等于当时的十五美分，但已足够买一碗面了。）新年是重要的日子，为了给我们发红包，父母有时要向别人借钱。

新年期间，父亲会带我们坐巴士去亲朋处拜年。有钱的亲友会给红包，我们会上交给母亲。通过这种互访，我认识了父亲的许多熟人。聚会时小孩子有时会一起玩扑克牌，除了节日期间，父母是不许我们玩扑克的。

另一个节日是在9月或10月的中秋节，母亲会买一些不同馅料的月饼。孩子们在山间拿着自己用柚子皮做的花灯玩耍，直到很晚。花灯可能会引致火灾，所以很危险，但也很好玩。

回想这些节日，可见就算是最艰辛的岁月，辛劳和贫困之间也点缀着快乐。

每个星期，父亲给我们兄弟和附近的男孩讲授书法诗词。他相信每个自重的学者必须写得一手好字，这是长久以来的传统。我们要熟记著名诗人的杰作，并抄写在廉价的纸上。他教导我们，学者必须用砚磨墨。我们依法照办，这可是费劲的功夫。不过这种磨出来的墨，要比从店里买的墨油亮得多。

再进一步就更难了。父亲要我们熟记长篇的诗作，并且在他面前背诵，抑扬顿挫，不能读错字。他说：“只有高声吟诵，才能细味诗歌。”

虽然背诵诗词比派对的吵耳喧闹声好些，但也有邻居投诉孩子念诗时的声浪。父亲给的作业，有的很难，但我依然从这些作业中，学到了不少中国文学和历史的知识。

那时候，我在学校不算用心，对父亲的课却认真得很。他是我那时，甚至直到现在最重要的老师。早期受他的训练，我养成了对中国历史、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兴趣，一生受惠。他甚至影响了我在数学方面的工作。我不是说具体如何解决问题，而是如何去看问题。从他那里，我学懂了必须了解问题的历史背景，总结过去，足以为未来提供线索。

在更广的层面上，我得益于父亲对我的厚望。年轻时并不知如何去实现它，到了知道时，很可惜，他已去世了。除了父亲亲授的课和日常的对答，我还喜欢旁听父亲和他的学生热烈的讨论。这些大专生时常上我家，有时他们会谈到哲学，其中的内容非小孩子的我所能掌握，但我仍能感受到他们话语中的兴奋，从而知道哲学思想的迷人之处。

这就是我部分非正规的教育。在元朗上小学一年级被人欺负，而又辍学近半年。搬到沙田后，我进了另一间学校，老师和同学都是新的。有时同学会取笑我单薄的鞋或自制的衣服，但玩笑不算大。我并不太在意这些，况且我对时尚什么的也不感兴趣。

和旧学校明显的区别是，我在新学校上课比以前更认真了。到了小学二年级，我渐渐知道何谓学习了。老实说，我的表现并不好，到了三年级也是如此，只是仅仅及格。来回学校，要花上个把小时的步行太辛苦，有时确实吃不消。而我依然没有摆脱“冬菇”这个令人讨厌的外号。

回家时，半途觉得太累，只好坐下来。父亲有时让三姐成瑶陪我回家。步行往返并不是唯一难挨的事，上课前的运动时间也不好受。我身形瘦小，打篮球不行，其他比赛也无法参加。

他们在玩球时，我只好在校园内四处闲荡。学校在小山上，有次我还看见了人骨的残骸。那是因为学校本来就建在坟地上，土层风化时骨骼就露出来了。

学校唯一的厕所，要步行六七分钟才到。有些大人躲在那里吸鸦片烟，差不多每次上厕所都会碰到这些人。当时我们很聪明，把杨万里的田园诗改为：有条老嘢想升仙，下有屎渠绕粪田。成日挂住食鸦片，被警追到岸旁边。^[3]

下学期快完结时，成瑶碰见我正和同学田汉放学后在铁轨上走，便问这个学期过得如何。我腼腆不敢回答，因为成绩在水平之下，但田汉说我的表现非常不错。

“有多好？”她问。

“哦，他考第三十六名！”我朋友夸道。他自己在四十多人中名列四十。

到了四年级，我的成绩渐见进步，到了五年级就更好了，年级第二，父亲非常高兴。我的数学很好，虽然那个水平的数学不算什么。五年级开始有英文课，在此之前，我未听或讲过一个英文单词。这时，一件和英文有关的事发生了，它对我一生都有影响。当时香港是归英国管治的，学校的经费有一半来自政府。学生都要向政府注册，那些表格都是英文的。由于不懂英文，老师会替我们填写表格。我的姓用普通话念是Chiu，这是父亲一直用的写法。但老师用了粤语来填写我的姓，于是我变成姓Yau。（无论Chiu或Yau，都是孔子的名。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是多产的作家和思想家，强调只有努力学习才能获得真知。父亲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便教授孔子的道理，因此我们和孔子除了姓名雷同外，也受到他的启迪。）

多年后，我两个小孩的姓都用Chiu，以继承家族的传统。不过那时候，父亲根本不在意我在小学用Yau作姓氏。我当时还是小孩子，也没有理会。我从不知道这英文姓氏会这样重要，没有人会猜到我最后会立足于美国，并以Yau姓为人所知。

五年级时我没怎么学英语，到了六年级，我和其他同学却因一次意外，引发了学习英语的需要。当时来了个姓马的新老师，他刚从香港大学毕业。他宣布，在班上大家只能说英语，这么一说，把我们都惊呆了，我们对英语所知实在有限。在开始的两星期中，没有人知道老师在说什么。“你明白吗？”他用英语发问，重复而又凶巴巴地问。很少人知道他在问什么。对一些学生来说是大灾难，因为马老师很严格，会毫不犹疑地给予差评。有些人忍无可忍，有一天带了刀子回校。放学后，当马老师走向巴士站时围上去，狠狠地打了他一顿，由此可见同学的野蛮。经此可怕的事故，马老师终于改变了他的教育方法。

六年级时的大事，乃是升中学的公开考试。所有小学生都要参加考试，以决定他们进哪一所中学。故此升学考试变得非常重要，况且在香港，中学和高校是连在一起的。为升学考试做准备，变成了六年级学年前半部唯一的大事，至少大家都认为如此。老师把我班四十五人，分成七个学习小组。我在前一年考第二，因此被选为其中一个学习小组的组长。当然，我自己只是个十一岁的小孩，根本没资格去督促那些不时颇为顽劣的同学的学业，我也不觉得有责任去管他们。

就在第一天“没有墙的学校”（全靠学生自主分组学习），我和同学一起如常上学。但我们不知要做什么，没有书本，也没有公共图书馆可供我们坐下来学习。因为感到无事可做，两名组员先走了，留下的四人跟着我。我们不知道如何运用这时光，只好在沙田到处走。最后，竟然当了一小段时间的青少年罪犯。

这段时间的活动时而平和，但有时就难说了。我们在市场闲逛，机会来时即顺手牵羊偷些东西。有时会和其他“童党”碰头，那就不一定和和气气了。有一次，我们在铁轨附近碰到一群坏小子，说着粗话，怒气冲冲地向我们冲过来，同伴都吓呆了。估量过形势后，我决定出击。我拿起铁轨上的一大堆石头，不断地向他们掷去。很惊奇地，把他们都吓跑了。同伴都认为我够勇武，是个出色的领袖。我并不为那一刻感到特别威风，但认识到自己虽个子小、气力弱，却拥有对着一帮（和我们差不了多少的）歹徒站起来的勇气。这种精神的力量，在将来碰到困难时会显露出来。即如在学术特别是数学上，所用的武器不再是棍子或石头，而是更微妙曲折的手段时，也是如此。

我们几个顽劣小六生，有时会和别人大打出手，但更多的是做些顽皮事，例如玩弹珠，在沙滩上玩耍，上山捕鸟捉蛇，等等。如此这般，无所事事过了半年，我们在学业上毫无长进。

在这段日子里，我早上七时半离家，下午五时回来，就像平时上学一般。父母和兄弟姊妹都对这些课外行为一无所知。可是不用太久，清算的日子便来临了。到了春天，我们要参加期中考试，我的组员差不多全都不及格。在学年完结前，政府公布考试的结果，并将及格的名单刊登在报纸上。那天下午，我正和附近的孩子玩得兴高采烈，三姊来了。她神情凝重地说：“父亲要和你谈谈。”

回到家里，看见父亲。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愤怒，只因报纸上找不到我的名字。他说：“你完了！”情况是再清楚不过了。可幸还有一点儿希望，我发现报纸的次页有我的名字，那是后备位之类的东西。学生考不到官立的中学，但仍然可以考取私立中学。

本来，父亲已准备重重地罚我一顿，但从这里看到希望，他松了一口气。他过去教授诗词和历史时所花的努力，毕竟没有白费。所幸的是，他很熟悉培正中学，有人说这是香港最好的中学。培正的校长敬重父亲，曾打算聘用他，他跟学校的秘书长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不知这些关系如何发挥作用，但无论如何，他们给了我一个机会，学校让我参加入学考试。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机会，我非常用心地备考。幸好，这个机会并未白费。我通过了入学考试，进入了培正就读。

更好的是，学费会由政府全资支付，不然的话，我们或会负担不起。唯一的问题是，经济资助一般在学年结束时才发放，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在学期初便交学费。因此，每年我都会问校长，是否可以收到政府的资助后才交学费。年年如此问，可说颇难为情，但最后都没有问题。

能够入读培正这样一流的学校可说是幸运。比我早十届的毕业生崔琦，199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学校约有七位校友，包括在下，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萧荫堂，我哈佛的同事，知名数学家，也是培正出色的校友。我的同班同学郑绍远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系主任。

由此可见培正的实力，我入读后也脱胎换骨了。这是命运，如果不是荒废了半年的学业，升学考试的成绩必然不俗，那我就会入读比不上培正的官校。我的兄长成煜便是如此，他是好学生，没有把六年级的日子懒懒闲闲地浪费掉。我只能说，现在我意识到自己是如何地幸运，故此下定决心来补救了。

我在培正六年，度过了初中和高中的日子。班上虽然以中文授课，但除了地理和中国文学、历史外，大部分书籍都是英文的。唯一不用中文授课的科目是英文课。英文课的作业自然都是英文的，所以到了毕业时，大家对英文已习以为常了。

培正的数学老师尤其突出，绝大部分的水平奇高，我对数学的兴趣愈来愈浓了。物理学的老师则平平，我没有成为物理学家，这或是一个原因。化学老师也十分出色，可惜这门科目吸引不了我。开始时对数学并不特别钟爱，但时间花得愈多，我的兴趣就愈浓厚。父亲全心全意地支持我的学业，身为哲学家的他，每每用抽象的眼光看世界。无论在数学或哲学上，逻辑都处于中心的位置，父亲欣赏数学，这便是其中一个原因。我对数学的兴趣日浓，他十分高兴。事实上，他常常鼓励子女寻找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

培正的同学在聊天中常常会提到萧荫堂，他比我大六岁，在校时早已成为传奇人物。大家对他的数学能力啧啧称奇，他在公开考试中的等级和分数之高，皆是前所未有的。多年后我在美国和他打过交道，我们的关系有时有点紧张，但当时并不如此。生活很简单，人际关系也是如此。

1899年创立的培正中学位于何文田，那是九龙西面的一个小区，现在已十足城市化了。在那儿上学不算麻烦，而且谢天谢地，没有人再叫我“冬菇”了。我每天早上七时十五分走路到火车站，和几个同学一起乘车，十五分钟后便到了九龙，再从车站步行十五分钟便到达学校。

培正是由浸信会创办和管理的，校长林子丰在教会中很有名望。学校八时半开始上课，通常早上上几节课，中午午饭，下午又上几节课，三时十五分便放学了。火车三时半准时开，所以我们要跑得很快，不然就赶不上了。

开始时，我对学校重视学术的气氛有点手足无措，它和以前沙田的旧学校不同，那时同学多是乡下小孩，对读书漫不经心。现在的学校比较高级。我穿着陈旧衣服，带了母亲准备的饭菜当作午餐，而非在附近的食肆吃，这些都曾遭到同学的嘲弄。

学校的老师中也有不喜欢我的，只因我在课堂上喜欢说话。学校分四个学期，每个学期结束时学生都要把老师的评语给家长看，然后签名确认。“多言多动”是我第一个学期的评语，第二个学期差不多，到了第三个学期，变成了“略有改进”。

在培正的头一年，我比以前努力多了，但从老师的报告来看还是不够。表现最差的两科是音乐和体育。在课堂上我唱得很差，永远荒腔走板。老师通常都会叫唱得最好和最差的人向着全班一起唱，令差别更为明显。我的独唱大家都受不了，没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唱，怕等级被我拖低了。

老师对我的音盲一点同情心也没有。当时我的头发常常竖起来，怎么也弄不平。音乐老师纪福伯不满地说：“你看这孩子多么懒散，歌唱不好，连头也不梳。”

我努力地练习歌唱，每个星期六跟一个当钢琴教师的表姐练习，但头一年还是不及格。虽然在暑期重考中及格了，但成绩表上还是留下红色的印记，令人很沮丧。

体育科的成绩也是红色的。五十米要九秒半才跑完，那太慢了。引体向上做不到两次，仰卧起坐只能做三十次，但五十次才及格。这些成绩没有什么值得夸口，但我已努力了，也算值得吧。

头一年的数学课并未引起我的兴趣，可能是因为毫无挑战性。老师易少华只有二十岁，对我们来说，像一个大姐姐多于老师。由于缺乏经验，她讲课不够生动。几年后我也当上老师，开始时也手忙脚乱，对她倒同情起来。

到了初二，我开始尝到数学的真正滋味。老师梁君伟非常棒，他教授欧氏几何，由五条简单的公设出发，竟然能走得那么远，证明了那么多条定理，令我惊奇得说不出话来。出于某种当时自己也不明白的原因，这种做法令我非常满足，甚至尝试自己创造一番。

自以为前人所未见，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只能使用直尺和圆规，如果给出下面任何三种数量，即三角形的边长、角度、中线（从中点到对面顶点的线段）的长度或分角线的长度，能否唯一地作出这三角形？这种做法是否一定可行？从开始我便知道最少有一个例外的情况：三个角度并不能唯一地决定三角形，存在无限个大小不同但具有相同角度的三角形。

其他所有可能的情况我都考虑过了，只有一个情况令我苦思不解。那就是：给出三角形的一条边长、一角和一分角线的长度，仅用圆规和直尺，能否把三角形画出来？我花了很多时间想这问题，但进展甚慢。走路上学时，乘火车时，都在苦思，但总不能解决它。表面看来这令人丧气，但同时也惹人思量，我热切希望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同班同学中有些很顽劣，他们会在吃中饭或运动会时吓唬我。有个肥仔常常捏我前臂，直到刺痛甚至麻木为止。他的动机不可考，但他的手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有一事使我不再受这类麻烦事的困扰，那就是当发现我能在数学上帮他们时，他们便对我友善起来了。

有次踢球，足球猛地打到脸上，我差不多晕死过去，其他人却觉得很好玩，他们总拿这件事或其他事来取笑我。有次被他们烦到受不了，我说：“你们这么厉害，这里有道题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看看你们能不能解它。”我把那道困扰多时的题目讲给他们听，当然没有人能做出来。后来，连教高一的数学老师黄逸樵也听说了这道题，可是他也没能解答。

星期一至星期五和星期六上午都是上课的时间。星期六放学后，离火车到站之间有些空当，有时我会在九龙一间书店流连。因为买不起书，我只会站在那里看一些数学书。有一天，发现有本书竟在讨论我一直在想的那个问题，我一直以为它单纯是自己的创造。原来那问题是不能解的，这令我松了一口气。书中引用了一个较晚近的论据，说明不能够用圆规和直尺来构造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三角形。

知道“我的问题”曾难倒不少人，而它是新近才解决的，我很兴奋。我亦意识到这个问题原来跟一个几百年前的老问题相似，那就是：只用直尺和圆规，能否三等分一角度？那是不能的。另外一个古老的问题是“化圆为方”，即只用直尺和圆规构造出一个正方形，其面积等于给出的圆，也是不可解的。看见自己提出的问题，竟然和这两个经典的难题同属一类，我感到飘飘然。我解不了这问题并非惨逢败绩，正好相反，解不了的大有人在。

提起这段往事，不过想从侧面说明，在培正的第二年，我是如何热爱数学，而且成绩也不俗。但音乐还是不及格，英文也岌岌可危。教中文的潘燕霞老师很年轻，只有二十二岁，她一脸严肃，所有同学见到她时都提心吊胆。我还记得她戴的是带棱角的眼镜。多年后再见到她，她已不戴那副眼镜了。我问她当时为什么这么凶，她说培正的学生出名地顽皮捣蛋，因此她想用那副棱角眼镜来震慑不守规矩的孩子。

那年，有次校长在周会中要向所有学生训话。走上讲台时，台下喧哗大作，他开不了口，于是大怒，训斥我们，又嘱咐老师必须管好学生。他还说，很多学生都蔑视学校的优良传统，没有系上领带。那时我正好没有系领带，班主任潘老师当然留意到了。我穿了制服，但没系领带，不过我有一个颇为合理的借口。我的气管只有正常人的四分之一，领带令我难以呼吸，故此一般只有上课之后才系上。可是那天火车误了点，我从车站跑回来，领带虽然放在口袋里，但并无机会在周会前系上。当校长责骂时，我立时系上领带，奈何已经太迟了。

潘老师要我放学后见她。见面后，她说我衣冠不整要受惩罚。学生犯错是要记过的，不系领带是对校长大大的不敬，冒犯了整间学校，故此要记过两次。如果记过九次，就要给踢出校了。她还会把此事通知父亲。我当然知道有什么后果，想着即将发生的处分，不知道有何后果，我不禁焦急起来。

潘老师看着我一脸愁苦的样子，好像从未见过我一般。正当要接受“宣判”时，冷不防她问我为何穿得如此单薄，我说我没有其他衣服了。可能见到我瘦削的身子和苍白的脸，好像营养不良的模样，她又问我吃的情况。我告诉她每天吃什么和多少，她说：“你父亲是教授，但你穿不暖吃不饱？”于是我把家里的情况都一五一十地告诉她。她对我大大地起了同情之心，甚至送奶粉和其他食物给我补充。

这次事件竟是我的转折点，我被潘老师的好心肠感动了。这么多年来，在记忆中极少有老师或学校人员关心过我，我决心不让她失望，发誓努力做个更好的学生。我的表现愈来愈好，父亲高兴得不得了。初二的学业，从那一刻开始就飞跃了，除喜爱数学外，我也开始学习基本物理。

虽然下了决心，但初三那年是灾难性的，非人力可阻挡。二姐成瑚原本在澳门上高中，却染了重病。母亲只好放下一切专心照顾她，不幸她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终于在1962年去世，享年十九。我们都惊愕而深深地哀痛。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令人神伤。我也感到一种失落，这是从未有过的。

但这不过是连场不幸的序幕而已。那时候，父亲是香江书院（后已停办）哲学、中史、中文部的系主任。这所大专是他和一个叫陈树渠的人创办的，陈是原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侄子，也是学院的院长。父亲的事业看来颇为顺利，他不久前才完成了一本关于西洋哲学的书，正要着手写中国哲学。但出了些状况，香港的政治形势十分复杂，当时像我家南来的逃难者人数众多，亦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情报人员。据父亲忆述，当时台湾方面特别接触了香江书院的高层，陈树渠等人都认为“反攻大陆”很快便会成功，台湾官员告诉他们，只要让特务渗透进香江书院，便可在“光复”后获得丰厚的高位，如担任某个市的市长之类。

父亲强烈反对这样做，但陈树渠则觉得并无问题。他因此想除去父亲，找倾向台湾做法的人来取代他。父亲有合约保障，陈树渠要立即解约并不容易，但父亲眼见学校高层如此腐败，愤而辞职，以示不满，这是1962年11月的事。

差不多同时，他在崇基书院的教席也不保。事缘院长凌道扬正在人事的倾轧中被迫辞职，而他是凌的亲信。这连串的事件使我家的收入剧减，事业上的打击，加上女儿的病逝，使父亲陷入深深的抑郁之中。

约两个月后农历新年期间，父亲病了，非常不舒服，晚上不能入睡。我们以为是吃了不新鲜的蟹所致。诚然，这或许是其中因由，但更严重的病因仍未确诊。由于手头拮据，他服用廉价的中草药和药物以自疗，可是并无起色，身体每况愈下。母亲向大舅求救，大舅办了一所天主教中学，颇为成功，身家也丰厚起来。父亲早年曾慷慨资助过他。母亲问他借点钱，想找好的大夫给父亲看病，但他拒绝伸出援手。

母亲的自尊心很强，不愿求人垂怜，但为了丈夫，也无法不四处求助。1963年4月，父亲的一些学生来了，合力把他送进医院，找西医来治他。很快就知道那是肾内的肿瘤引发了尿毒症。虽然没钱，父亲还是进了医院，但不到几个星期，他就说不出话来了。眼见思维敏捷、口齿清晰的人如今竟无法言语，真是心如刀割。

我常常往医院探望，那并不容易，从培正过去要转几次车。到了病情最危急时，父亲的一个学生在医院附近找了间旅馆给我们落脚，以方便探视。这是我第一次住进旅馆，可惜并无任何值得庆祝的理由。6月的一晚，在旅馆休息了一会，我回到医院，只见母亲泪流满面，不用问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崇敬的父亲，一位高贵的学者，视学习和荣誉为至高无上的人，离开了人间。整个家立时陷入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就如地震夷平了房子，只留下颓垣败瓦。刹那间所有事情都永远改变了，变得很差，我家昔日的生活一去不返了，也不知明天的日子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