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格，或人本身

总的来说，我们已经明白，相比于一个人所拥有的东西，或别人如何看待他，人本身给他带来的幸福更多。一个人本身是什么，以及他自己身上所具备的品质，总是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因为他的个性无时无刻不伴随着他，并影响到他的所有经历。例如，在每一种愉悦中，快乐主要取决于一个人自己。每个人都承认，这一点在身体的愉悦方面有多么正确，而在精神享受方面更是如此。

当我们使用“自得其乐”（to enjoy one’s self）这一英文表达时，我们使用的是一个非常醒目而恰当的短语。对于观察者来说，不是“他享受巴黎”，而是“他在巴黎自得其乐”。对于一个有病态个性的人来说，所有的快乐就像美酒入苦口。

因此，在生活的福气和弊病中，与其说取决于降临在我们身上的东西，不如说取决于我们对待它的方式。也就是说，取决于我们对它采取的反应的类型以及强弱程度。一个人是什么、拥有什么——即人格及其所包含的一切——是唯一直接影响到其快乐和幸福的因素。其他一切都是间接的，其影响可以被消除，但人格的影响则永远不会。这就是为什么个人品质激起的嫉妒是所有嫉妒中最难缓和的，正如它也是被最为精心地掩饰的一样。

此外，我们意识的结构，是我们所做或所遭受的一切中永远存在和持久的元素。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时刻，我们的个性或多或少都在持续地起着作用；所有其他的影响都是暂时的和偶然的，并且受制于各种机会和变化。所以亚里士多德会说：

持久的不是财富，而是性格。^[19]

同理，相比于咎由自取的不幸，我们更容易承受完全来自外在的不幸。因为命运可能永远都在变化，但性格永远不会改变。因此，主观的福气——高尚的天性、精明的头脑、快乐的气质、开朗的精神、健美的身体和完美的体魄——即“身心和谐健康”，是“幸福的首要元素”。所以，相比于拥有外在的财富与荣誉，我们应该更专注于促进和保持身心和谐健康。

而在所有这些中，使我们最直接获得快乐的是精神饱满、容光焕发，因为这一良好的素质本身就是直接的回报。快乐的人总是有很好的理由成为这个样子——事实上，换句话说，这就是他的本性。没有什么能像这种素质一样，可以完全弥补失去其他所有福气的损失。

如果你认识一个年轻、英俊、富有、受人尊敬的人，而且想更进一步知道他是否幸福，你可以问：“他快乐和友好吗？”如果他快乐，那么无论他是年轻还是衰老，挺拔还是驼背，贫穷还是富有，又有什么关系？他是幸福的。

早年，我翻开一本旧书，发现了这样一句话：

如果你笑得很多，你就会快乐；如果你哭得很多，你就会不开心。

毫无疑问，这是一句非常简单的话。但正是因为它如此简单，我永远无法忘记，即使这顶多算是一句老生常谈。所以，如果快乐敲我们的门，我们应该敞开门，因为它从来不会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经常对让它进来感到顾虑。我们希望自己非常确信，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满足；然后我们担心在严肃地思考或沉重地操劳的时候，愉快的心情可能会带来干扰。

快活是一种直接的收获——它是幸福的现金，而不是像其他一切那样，仅仅是银行里的一张支票。因为它本身就使我们在当下立即感到快乐，这是人类的至高福气，我们的存在不过是两个永恒之间一个微不足道的时刻。确保和促进这种快活的感觉，应该是我们为追求幸福而付出的所有努力的最高目标。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什么比财富对快乐的贡献更小，也没有什么比健康对快乐的贡献更大了。那些下层阶级，即所谓的工人阶级，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农村的人，在他们的脸上，我们看到的不是快乐和满足吗？而且，难道我们不是在富人和上层阶级中，发现他们脸上充满了不愉快和烦恼吗？

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保持高度的健康，因为快乐就是健康开出的花朵。我必须避免一切纵欲放荡的行为，减少所有激烈、不愉快的情绪，不要长期地精神操劳，每天要在户外锻炼，勤洗冷水澡，并采取一些保健措施。因为如果没有适量的日常锻炼，任何人都不可能保持健康。生命的所有过程都需要锻炼，来适当地发挥其功能，不仅锻炼部分器官，而且锻炼整个身体。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生命在于运动”，这就是它的本质。

生物的各个器官都在不停地快速运动。心脏有着复杂的双收缩和舒张，跳动强烈而不知疲倦；每跳28下，它就推动全身血液通过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肺就像蒸汽机一样往复运动，毫不间断；肠道总是在蠕动；腺体都在不断地吸收和分泌，甚至大脑也有自己的双重运动，每一次脉搏跳动和每一次呼吸都是如此。

当人们根本得不到锻炼的时候，就像无数人注定要久坐不动，外在的不活跃和内心的骚动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而致命的不平衡。因为这种无休止的内在运动需要一些外在的对应物，而缺少它就会让我们不得不压抑情感。即使是树木，也必须被风摇动才能茁壮成长。在这里可以应用的法则，用一句拉丁文谚语来表达最为简洁：

运动的速度越快，就越成其为运动。

我们的幸福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精神，而这些又取决于我们的健康状况，可以通过比较同样的外部环境或事件在我们健康和强大时对我们的影响，与我们抑郁和被疾病困扰时所产生的影响看出来。让我们快乐或痛苦的，并不是客观上事物本身是什么，而是它们对我们来说是什么，以及我们看待它们的方式。正如爱比克泰德^[20]所说：

人不受事物的影响，而是受对事物的看法的影响。

总的来说，我们十分之九的幸福仅仅依赖于健康。有了健康，一切都是快乐的源泉；而没有健康，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令人愉快。甚至，一个人的其他福气，如伟大的心灵或快乐的气质，都会因为缺少它而大打折扣。

因此，当两个人见面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对方的健康状况，并表示希望对方健康，这确实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健康是人类幸福的最重要因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最大的愚蠢就是为了任何其他种类的幸福而牺牲健康，无论是为了获利、进步、学习还是名声，更不用说为了转瞬即逝的感官愉悦了。其他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排在健康的后面。

但是，无论健康如何有助于精神饱满，它对我们的幸福多么重要，精神饱满并不完全依赖于健康，因为一个人的体格可能非常健康，但仍然具有忧郁的气质，通常满怀悲伤。造成这种情况的最终原因无疑是天生的，因此是不可改变的身体结构，尤其与这个人对肌肉和生命力的敏感性有关。反常的敏感产生了精神的不平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忧郁，伴随着无拘无束的活泼的周期性发作。“天才”是指其神经能力或者敏感度过人的人。正如亚里士多德非常正确的观察：

在哲学、政治、诗歌或艺术方面卓尔不群的人，似乎都是气质忧郁的。^[21]

这无疑也正是西塞罗^[22]说“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全能、聪明、忧郁的存在”^[23]时，他脑海中所想的。莎士比亚^[24]在《威尼斯商人》的以下台词中，非常巧妙地表达了这种激进的、与生俱来的气质多样性：

老天造下人来，真是无奇不有，

有人总是从他的小眼睛向外窥探，

像看见风琴手的鹦鹉一样笑；

有人终日愁眉苦脸，

即使不苟言笑的长者发誓说那笑话很好笑，

他听了也不肯露一露他的牙齿，

装出一个笑容来。

这就是柏拉图^[25]在“乐天派”和“厌世者”（好相处的人和难相处的人）之间所做的区分，他在证明中提到不同的人对愉快和痛苦的印象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敏感性，这样一个人就会对使得另一个人绝望的东西发笑。一般来说，对不愉快印象的敏感度越强，对愉快印象的敏感度就越弱，反之亦然。

如果一件事的结果同样有可能是好的或坏的，那么如果问题是不利的，厌世者会感到恼火或悲伤，在应该感到开心的时候，也不会感到欣喜。另一方面，乐天派对不利的问题既不会担心也不会烦恼，但如果结果好的话，他会很高兴。有一个人，如果十个事业中有九个成功了，他并不会高兴，而是会因为其中一个失败而感到恼火；而另一个人，如果只有一个成功，他会设法在这一事实中找到安慰，并保持愉快的心情。

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由于总体上来说，与那些降临在快乐和无忧无虑的人身上的不幸和痛苦相比，忧郁和焦虑性格的人必须克服的不幸和痛苦更多是虚构的，因此并不是现实的。一个将一切都涂成黑色，不断担心最坏的情况并采取相应措施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像一个总是看到事物光明一面的人那样，经常感到失望。

当厌世者受到神经系统或者消化器官疾病的影响，被天生的忧郁倾向所控制，久治不愈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对生活的厌倦感，继而产生一种自杀的倾向。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不愉快，事实上也可能会导致自杀。当这种倾向达到最坏的状态时，它可能不是由任何特定的事情引起的。一个人可能仅仅因为永远不快乐而决心结束自己的存在，然后冷静而坚定地执行自己的决定。从承受痛苦的人在受到监视时的表现可以看出，他通常急切地等待着抓住监视者第一个没有防备的时刻。这时，他没有颤抖，没有挣扎或退缩，他可以使用现在自然和受欢迎的方式来获得解脱。^[26]

即使是最健康的，甚至可能是最开朗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下定决心去死。例如，当他的痛苦或对某些不可避免的不幸的恐惧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的时候，唯一的区别在于导致致命行为所必需的痛苦程度。对于快乐的人来说，所需的痛苦程度是很高的；而对于忧郁的人来说，程度就很低。忧郁越严重，需要的程度就越低，最后甚至可能降到零。

但如果一个人是开朗的，他的精神是由良好的健康状态支撑的，那么就需要高度的痛苦才能让他对自己动手。从仅仅源于先天阴郁的病态强化而自杀，到完全有客观理由而结束自己存在的健康而快乐的人的自杀，在自杀的这两个极端之间有无数个刻度。

美貌在一定程度上与健康有关，它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个人优势。确切地说，它并不对我们的幸福做出直接的贡献，而是通过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间接地做到这一点。即使在人类身上，这也并非不重要的优势。美丽是一封公开的推荐信，它使心灵偏爱美貌之人。正如荷马的诗句中所说：

天生丽质难自弃，

除了神之外，

这份光荣的礼物没有人能给予。^[27]

最普遍的调查表明，人类幸福的两个敌人是痛苦和无聊。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有幸摆脱其中一个，那么我们会靠近另外一个。事实上，生活会在两者之间或多或少地剧烈震荡。这是因为这两极各自站在对方的双重对立中——外在的或客观的，以及内在的或主观的。艰苦的环境和贫穷会令人痛苦，而如果一个人非常富裕，他就会感到无聊。

因此，当下层阶级不断地与需求（换句话说，与痛苦）抗争时，上层阶级则与无聊进行持续的、往往是绝望的斗争。^[28]内在或主观的对抗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个人身上，对痛苦的易感性与对无聊的易感性成反比，因为易感性与心智力量成正比。

听我来解释。迟钝的头脑通常有迟钝的情感，任何刺激都无法影响其神经。简而言之，这是一种性情，它不会感到痛苦或焦虑，无论多么严重或多么可怕。现在，智力的迟钝是“心灵空虚”的底端，这种空虚印在许多面孔上，通过对外部世界中所有琐碎环境的持续而生动的关注，而透露出自己的精神状态。这才是无聊的真正根源——在兴奋之后不断喘息，以便有借口给头脑和精神以某种东西来消磨时间。

人们为了这个目的而选择的东西并不是很特别，从他们所依赖的可怜消遣，以及他们对社交乐趣和交际的想法，或者从在门口的台阶上闲聊或朝窗外张望的人数就可以看出来。正是因为这种内在的心灵空虚，所以人们去追求社交、消遣、娱乐，各种铺张，导致了许多人的奢侈和贫穷。

没有什么比内在的财富、心灵的财富更能防备痛苦了，因为它越是成长，留给无聊的空间就越小。无穷无尽的思维活动！在自我和自然的各种现象中找到任何新的材料来加以工作，能够并且准备好形成它们之间的新组合——在那里，除了放松的时刻，你有一些东西可以振奋心灵，还可以远远摆脱无聊。

但是另外一方面，这种高度的智力植根于高度的敏感性、更强的意志力、更大的激情。这些品质结合起来，让情感能力得以增强，从而对所有精神甚至身体的疼痛更加敏感，对障碍更不耐烦，对干扰更为怨恨。

所有这些倾向都因为想象力而增强，脑海中想到的一切都变得栩栩如生，包括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这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所有智力水平的人，从最愚蠢的人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因此，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的角度来看，任何人越接近人类生活中痛苦的一个来源，他就离另一个来源越远。

因此，一个人的天性会导致他的客观世界尽可能地符合他的主观世界。也就是说，他将采取最大的措施，来应对他最容易感受到的那种形式的痛苦。最重要的是，智者将努力摆脱痛苦和烦恼，宁静而悠闲，从而过一种安静、谦逊的生活，尽可能少与外界接触。

因此，在与所谓的同伴们打了一段时间交道之后，他会选择过退隐的生活，甚至，如果他是一个很有才智的人，他会选择独自一人生活。因为一个人自己身上拥有得越多，他对别人的要求就越少，事实上，其他人对他的要求也就越少。这就是为什么越聪明的人越不合群。诚然，如果智力的“质量”可以用数量来弥补，那么生活在人间也是值得的。但不幸的是，一百个傻瓜加在一起，也无法造就一个智者。

但是，站在天平另一端的人刚从贫穷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消遣和社交，结交他遇到的第一个人，尽一切可能逃避自己。因为在孤独中，每个人都被自己的资源所支配，一个人自己拥有的东西就会显露出来。穿着漂亮衣服的傻瓜在他悲惨个性的负担下呻吟，这是他永远摆脱不了的负担；而有才华的人用他充满活力的思想，在荒地上生活。塞涅卡^[29]宣称：

愚蠢是愚者的负担。

这是一句实话，可以与西拉之子耶稣^[30]的话相比较：

蠢人的生命比死亡更糟糕。^[31]

而且，作为一条规律，人们会发现，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他智力的贫乏和普遍的庸俗成正比。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要么选择孤独，要么选择庸俗，别无他法。据说，所有人当中最善于交际的是黑人，而他们在智力上处于最底层。我记得有一次在法国报纸上读到，北美的黑人，无论是自由的还是被奴役的，都喜欢在最小的空间里关进最多的人，因为再多的相互陪伴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够的。

大脑可以被认为是有机体的一种寄生物，可以说是与身体生活在一起的退休人员。而闲暇，也就是一个人可以自由享受自己的意识或个性的时间，是生命中其他时刻的辛苦劳作换来的。但是，大多数人的闲暇会带来什么呢？除了声色之娱和愚蠢之举，就是无聊和乏味。这样的闲暇是多么没有价值，可以从使用它的方式中看出来。正如阿里奥斯托^[32]所说：

无知之人的闲暇时间是多么悲惨！

普通人只想着如何打发他们的时间，而任何有才华的人都试图利用它。智力有限的人容易感到无聊的原因是，他们的智力无非就是将意志的动力付诸实施的手段：只要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来推动意志，它就会休息，他们的智力就会休假，因为与意志一样，智力也需要某种外在的东西来发挥它的作用。其结果是，无论一个人拥有什么力量，都会呈现出一潭死水的状态——也就是无聊。

为了抵消这种痛苦的感觉，人们会转移到琐碎的事情上，而这些琐碎的事情会让他们暂时感到兴奋，希望能以此激发意志的行动，从而激发智力的行动，因为正是后者必须使意志的这些动机生效。这与真实、自然的动机相比，就如同纸币与银币的区别。因为它们的价值只是任意的（如纸牌游戏等），这些游戏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发明的。如果没有其他可做的事情，男人就会搓手或者抖腿，或者将雪茄当成锻炼大脑的颇受欢迎的替代品。

因此，在所有国家，社会上的主要职业都是打牌，这是其价值的衡量标准，也是其思想破产的外在标志。因为人们没有想法可以交流，所以他们发牌，并试图赢得彼此的钱。白痴！但我不希望不公正。因此请让我指出，可以肯定地说，纸牌游戏是对世界和商业生活的准备，因为人们由此学会如何巧妙地利用偶然但不可改变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是纸牌），并尽可能多地利用它们。

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人必须学会点虚伪的东西，即使抓到一手臭牌还能得意洋洋；另外一方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玩牌使人道德败坏，因为它的整个目的是使用各种伎俩和诡计，以赢得属于另一个人的东西。在牌桌上学到的这种习惯扎根于实际生活中，在每天的事务中，一个人逐渐将“我的”和“你的”当作纸牌看待，并且千方百计地利用他所拥有的任何优势，只要不落入法律的怀抱即可。我所说的例子在商业生活中每天都会发生。

那么，既然闲暇是存在之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存在的果实，因为它使一个人可以拥有自己，那些自身有一些真正东西的人确实是幸福的。但是，闲暇只会让大多数人变成一无是处的家伙，无聊透顶，自己都烦自己。因此，亲爱的弟兄们，让我们欢呼吧：

我们不是婢女的孩子，而是自由之子。

此外，由于没有哪一块国土比需要很少或者根本不需要进口的土地更加富裕，所以最幸福的人就是拥有足够的内在财富，几乎不需要外界来维持生活的人。因为进口的东西是昂贵的，会暴露出依赖性，带来危险，有时会有麻烦，而且总体上是本国产品的劣质替代品。任何人都不应该对他人抱有太高的期望，或者更普遍地说，不该对外部世界寄予厚望。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最终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重要的是独立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

因此，这是歌德在《诗与真》中认识到的一般真理的另一个应用，即在任何事情上，一个人最终都必须对自己有吸引力。或者，正如戈德史密斯^[33]在《旅行者》中所说的：

无论我们身处何方，

我们自身的幸福，

要自己去创造，去发现。

自己是最好的东西的源头，是一个人能达成的最大幸福。一个人越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快乐的源泉，他就会越快乐。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得很有道理：

快乐就是自给自足。^[34]

因为所有其他幸福的来源在本质上都是极其不确定、不稳定、转瞬即逝的，受机会摆布。因此，即使在最有利的环境下，它们也很容易被耗尽，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并不总是触手可及。而到了老年，这些幸福的源泉必然会枯竭：那时，爱会离开我们，还有敏捷的才思、旅行的欲望、对马的喜爱、社交的天赋；朋友和亲戚也会被死亡从我们身边夺走。然后，幸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取决于一个人自己身上有什么。因为这是他最为长久拥有的东西，在生命的任何时期，这都是唯一真正和持久的幸福源泉。

幸福是无法从别处得到的。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幸和痛苦，如果一个人逃脱了这些，无聊就在每个角落等着他。不仅如此，通常占上风的是邪恶，而愚蠢制造的噪音最大。命运是残酷的，人类是可悲的。一个内心丰富的人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就像在十二月夜晚的漫天霜雪中，拥有一间明亮、温暖、快乐的圣诞小屋。因此毫无疑问，世上最幸福的命运就是拥有丰富的个性这一难得的天赋，尤其是拥有良好的智力禀赋。这是最幸福的命运，尽管它并不是一种会非常成功的命运。

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35]19岁时关于笛卡尔^[36]的那句话中蕴含着极大的智慧，当时笛卡尔在荷兰最孤独的地方生活了20年，除了零星报道，她只知道他的一篇文章。她说：“笛卡尔先生是最幸福的人，他的状况非常令人羡慕。”^[37]当然，正如笛卡尔一样，外部环境必须足够有利，才能让一个人主宰自己的生活和幸福。或者，正如我们在《旧约·传道书》中读到的：

对在日光之下的每一个人来说，有智慧又有产业，实在是好得无比的事。^[38]

被大自然和命运赐予智慧福气的人，将会最急切和谨慎地保持自身的幸福源泉畅通；为此，独立和闲暇是必要的。为了获得它们，他会愿意节制自己的欲望，将自己的资源保护起来。尤其是他不像其他人一样，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局限于外部世界。

因此，他不会被对职位或金钱的期望，或同伴的青睐和掌声所误导，为了迎合低级的欲望和庸俗的品味而投降。在这种情况下，他会遵循贺拉斯在给梅塞纳斯^[39]的信中提出的建议。为了外在的人而牺牲内在，为了荣耀、等级、排场、头衔和荣誉，而牺牲一个人全部或大部分的宁静、闲暇和独立，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这就是歌德所做的。我的守护神则将我引向了相反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