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浪漫主义的开端：赫尔德入海远航/重新发明文化/个人主义和各族人民的声音/关于时代潮流中事物的荡漾

哥伦布之后两个半世纪，在尼采喊出口号登船，你们这些哲学家！的前一个世纪。一位精神冒险家心生渴求，入海远航，启程进入现存的可怕事物。1769年5月17日，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这样与他的堂区告别：我惟一的意图是，从更多的角度认识我的上帝的世界。赫尔德上了一条船的甲板，它运送黑麦和亚麻去南特⁽¹⁾。但对他个人来讲，旅行目的尚不明了。他想，也许他在哥本哈根上岸，也许在法国北部海岸换船，驶向更远的目标。这种不确定性鼓舞着他，毫无牵挂，一如耶稣使徒和哲学家，我进入世界，去见识它。

入海远航对赫尔德意味着：变换生活要素，用固体换取液体，确定换取不确定，这就是说，赢得间隔和距离。其中也含有对一个新开端的激情。一次改变的经历，一次内在的逆转，完全像卢梭二十年前去万塞纳⁽²⁾时，在路旁一棵树下，经历了自己那伟大的灵感迸现的时刻：在文明的痂皮下重新发现真实的自然。不过，在赫尔德认识新人、新的国家和风俗之前，他已重新认识了自己，以及他那创造性的自身。在波罗的海微风的摇晃中，他任凭自己受思想风暴的支配。漂浮在天穹和大海之间的一条船儿，怎么会不让人思考遥远的天体！这里的一切赋予思想以翅膀、激励和广阔的空间！随风飘动的船帆，永远摇晃的船体，澎湃作响的涌浪，飘忽而过的云彩，遥无边际的空间！在地球上人被固定于一个死点，被封闭在一种境况的狭窄范围里……哦，灵魂啊，你会怎样，倘若你跨出这个世界？

他走上甲板，为了见识世界，他写道。不过起先，除了波涛汹涌的沧海和几条海岸线，他没见到什么。但他因此获得时间和机会，摧毁他至今的书本知识，为的是发现和发明，我思考什么和相信什么。遭逢一个陌生世界成为遭逢自身。此为这次德国式启程的特点：由于船载物品有限，大海上又孑然一身，这个备受思乡之苦的牧师为自己营造出一个新世界；他没碰到任何一个印第安人，没撞见某个阿斯泰克人或印加帝国人⁽³⁾，没接近任何黄金宝藏和奴隶，没再次测量世界；他的新世界，是一个瞬间重又撰文成书的世界。赫尔德是个想在身后留下仅属于书斋的满是纸张和书籍之书架的人，最后还是被书的世界收纳。因为，身处船上，他已经沉湎于写作规划。那是怎样的一部作品！关于人类！关于人类的精神！关于地球！以及所有地域！时代！民族！力量！混合体！形态的文化！亚洲宗教！以及年代学、警务⁽⁴⁾和哲学……希腊的一切！罗马的一切！北欧的宗教，法律，风俗，战争，荣誉！罗马教皇信徒的时代，僧侣，博学！……中国的和日本的政治！一个新世界的自然科学！美国的风俗……世界构成的普遍历史！

那些在波涛汹涌的海上浮上他心头的思想，让赫尔德一生难以忘怀。那本记录下这些思想的日记——18世纪下半叶一部重要的文学和哲学文献——虽然1846年才以《我1769年的旅行日记》为题出版，但写下这部文献的人，旅行后的1771年在斯特拉斯堡遇到了一个前程无量的年轻人，歌德。他深受这场思想风暴的吸引，并继承和发扬了他从赫尔德那里听到的许多思想。在《诗与真》的第十卷中，歌德回忆起在斯特拉斯堡一家旅店的楼道上与赫尔德的邂逅。那时，赫尔德为了医治痛苦的慢性泪腺病，在那里下榻。歌德描述道，赫尔德看上去是个僧侣，搽粉的头发卷成发髻；走上楼梯的他神态高雅，黑缎大衣的下摆随意地塞进裤袋。歌德当时是接受者，求教者。他觉得自己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不及这个年长自己五岁的人。交往是困难的。他虽然敬佩赫尔德那广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洞见，但他也不得不忍受他的呵斥和责备。他不习惯于此，因为至今，歌德写道，那些长者和前辈，都尝试以宽容感化他，也许甚至用迁就宠坏了他。但是从赫尔德，这个以自己的思想让他重新思考的人那里，别人永远无法期待获得赞许，无论他愿意怎样做事。也就是说，歌德得先克服自己的虚荣心，以便让自己能够每天，甚至每个小时获得新见。

乘帆远航（Caspar David Friedrich绘，1819）

我进入世界，去见识它。

他视赫尔德为远航归来，携有新鲜、刺激想像之拂面清风的精神冒险家。1772年7月10日他赞同地写信给赫尔德：一直还在波涛汹涌中驾着我的小船。每当星光隐没，我就在命运之手中悬浮飘荡，勇气和希望和恐惧和镇静在我心中就轮番上场。

赫尔德的启程和突围也许给歌德《原始浮士德》⁽⁵⁾中的书斋场景，提供了典范。这个场景出自初遇赫尔德时所获得的印象。唉，我还身陷牢笼？/……/完全被困书堆，/……/出逃吧，进入辽阔的大地……如浮士德逃出其书斋那沉闷的牢笼，赫尔德也逃出里加的大教堂。

旅途中他思绪汹涌。当时，一切尚无定论，杂乱无章地相邻并处。他还在寻找一种语言，来把握内心的惊涛骇浪。理性，他写道，永远是一种迟到的理性。它使用因果关系的概念，因此还无法领会创造性的整体。为什么？因果关系的过程可以预见，创造性的过程不行。所以赫尔德寻找一种语言，它能贴近生命那神秘莫测的骚动，更是比喻而非概念。许多东西还是模糊的、暗示的和被预感的。赫尔德以其语言的飘忽不定，以后将惹恼某些同时代的人，比如康德。康德有一次带着讥讽的谦逊写信给哈曼⁽⁶⁾，要哈曼向他解释，他的朋友赫尔德在想什么，不过可能的话请以人类的语言……因为我是个可怜的凡人，根本就不具备禀赋，去理解直观理性的神的语言。别人根据逻辑规则，给我从普通概念中拼读出的东西，我也许能懂。

赫尔德足够放肆，意欲革新理性这个概念——甚至反对康德，这个他以前在其身边求学并且与之结成友谊的人。当康德在其前批判时期，提出关于宇宙、太阳系和地球之起源的推论，进行人类学、民俗学和地理学研究的时候，赫尔德在精神上感到与他息息相关。这种面对现象世界之丰富多彩的惊异，符合他的趣味。但是，当这个柯尼斯堡的哲学家开始划定知性的界限，贬低直觉和直观的重要性时，赫尔德与他分道扬镳。对赫尔德来说，《纯粹理性批判》是空洞无物的废话，是徒劳无益之思考的表达。如同后一代的黑格尔，他指责康德，说对迷途的恐惧自身，恐怕就是谬误。无论如何，他不愿自己受到认识论批判的前期工作的妨碍，相反要投身于充溢的生命。针对抽象的理性，赫尔德谈论生动的理性。生动的理性是具体的，它深入到实存、无意识、非理性和自发的要素中，亦即深入到晦暝的、创造性的、驱动和受驱动的生命里。“生命”在赫尔德那里发出一种崭新和激奋的音调，回声震荡，悠远能闻。与赫尔德相遇后不久，歌德就让他的维特这样呼喊：我到处发现生命，除了生命别无其他……

赫尔德的生命哲学激励了狂飙突进运动的（以后是浪漫主义的）天才崇拜。生命在谁那里能自由涌动和展现其创造性力量，谁就被视为天才。一场对于所谓“力量—天才”之喧闹的崇拜之风在当时展开；其中含有众多导演因素和狂妄成分，但也携带着生气勃勃和自信不疑的特点。狂飙突进的精神想当天才的助产士，而天才作为更好的禀赋，据说沉睡在每个人身上，只等最终问世。

回顾那些年代的混乱场面，歌德在《诗与真》第十二部中，相当不留情面地称天才为笼统的口号，指称那个著名的、毁誉交加的文学时代。一批年轻的天才男子凭借其所有的大胆和狂妄，出人头地，结果迷失在漫无涯际之中。

在这个天才的时代，歌德及其朋友们在某种程度上真的疯狂至极。与赫尔德相遇后，歌德于1776年迁往魏玛，之后把这个悠闲的缪斯神座，暂时弄成天才人物的大本营。他吸引了伦茨⁽⁷⁾、克林格尔⁽⁸⁾、考夫曼⁽⁹⁾、当时尚未皈依天主教的施托尔贝格兄弟⁽¹⁰⁾等，像一条彗星尾巴那样跟在自己身后。几十年后，仍有魏玛市侩，讲述那时曾举行过的喜庆欢聚：当时，伯蒂格⁽¹¹⁾这么说，举行的还有一次天才酒宴。刚一开始，所有的酒杯就被扔向窗外，几个肮脏的烟灰缸被人从邻近的一个旧坟丘里挖出，用作高脚酒杯。行为举止该有失当的效果，人们在这些方面互相攀比。伦茨扮演傻瓜，克林格尔上场，嘴里嚼着一块生马肉，考夫曼出现在公爵的宴席旁，胸口到下巴之间裸露着，头发胡乱飞舞，手握一根巨大的多节手杖。属于歌德之“天才们的胡闹”的，还有同公爵朋友一起骑马出游。途中人们互换衣服，寻求色情冒险。在斯图加特，伯蒂格报告说，人们突发奇想，要去宫廷。突然间，所有的裁缝必须立刻赶来，没日没夜地缝制宫廷服装。然后两人出现在斯图加特学院的年度毕业典礼上，两个让人惊羡的天才，即魏玛公爵和他的朋友歌德，作为贵宾，在楼厢中，站在卡尔·欧根⁽¹²⁾的身旁，带着温和倨傲的神态注视着一次颁奖仪式。而在这次仪式上，一名日后将会飞黄腾达的学生得到嘉奖：弗里德里希·席勒。就是他，在狂飙突进运动时期，也为强大的生命欢呼雀跃，并让其发扬光大。

处于发酵和萌动的骚动不安中的生命，也是让意识感到惊吓的某种可怕事物。赫尔德一如以后的尼采那样，指出生灵那骇人的“深渊”。说得对……我们灵魂的最深邃处被黑夜笼罩！我们那可怜的思想女神，肯定无法把握每种刺激、任何一种感觉之种子的最初成分：倾听着如此黝黑的浪花中那澎湃作响的世界大洋，她必得带着惊悸和害怕、带着对所有畏惧和胆怯的准备迎接它，而手中之舵必得掉落。慈爱的天性也就离她而去，而这不以其清晰的意识为转移……她处在一个无限的深渊边上，但对此一无所知；由于这样一种幸运的无知，她稳固且自信地站在那里。

赫尔德关于有活力的自然的概念，包含着创造性，世人亢奋地委身于此；但它也包含着威胁人的可怕性。航行途中，赫尔德心头涌上的，恰恰是这种混杂的情感。

以后清晰呈现的，那来自大洋上思维风暴中最重要并影响浪漫主义作家的思想，见于以下列举：一切均为历史。这不仅指人及其文化，也指自然。将自然史理解为创造出丰富多样之自然形态的发展史，这是一种新思想，因为由此上帝的创世也被纳入自然进程。自然自身成了创造的潜能，而它以前被置入外部世界的领域。发展经历不同的阶段，即矿物的、植物的和动物的阶段。每个阶段拥有自身的权利，但同时包含通向更高阶段的萌芽。而这一切阶段都是人的初级阶段。人的标志在于，他能够和必须，让在自然中生效的创造潜能，接受自己的导演，基于其才智和语言，人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也必须做到这一点。因为他直觉贫乏，而易受伤害。就此而言，创造文化的潜能，既是一种强大的表现，也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因拥有这样的思想，即人是创造文化的有缺陷的生灵，赫尔德成为现代人类学的前驱。对赫尔德来说，人类的文化史属于自然史。不过是这样一种自然史，其中，至今无意识地起着效用的自然力，在人的思想及其充满意念的创造力中，进入对其自身的意识。通过自己及通过作为生活环境的文化教育来改造人，赫尔德称之为促进人性。人性在此并不针对自然，相反在与人的关联中，是其自然天性的真正实现。赫尔德将一种动态和开放的历史概念，遗赠给19世纪。不存在关于一种世人最想重返那里的、天堂般史前史的梦幻。每个瞬间，每个时代都包含一种独特的挑战，一种值得把握和改造的真理。赫尔德以此与卢梭针锋相对，对卢梭来讲，当下文明表现的是人类生命的一种堕落和异化的形式。人类在其所有的年代里，只是每个年代以不同的方式，有着大量的幸福；我们，在自己的年代里，会妄言妄语，倘若我们像卢梭那样，赞扬那些已不再存在和不曾有过的时代，赫尔德在其《日记》中写道。历史并非像法国唯物主义者们说的那样，是一种盲目的约莫，而被丢弃给偶然和无生气的机械论。它富有深意，即便不以一种精神上预先可把握的目标为鹄的。人性的实现是某种人类实验（experimentum mundi），一种公开的演变，其过程取决于人，即使背后隐藏着一个自然意图。不过，正因为这个意图无法精确地被把握，人别无选择，只能根据为自己所设定的标准，完成这项自我塑造的事业。这些标准作为内在的指南针起效。它标出当时的方向，而在这个方向里，可以找到一种规范团体自身发展的最高极限。历史演变并非直线运行，而是会发生断裂和改变。要考虑到碰撞、革命……情感，它们偶尔会变得狂热，粗暴，甚至可恶，赫尔德这么写道。但人们不该受此惊吓，因为从这属于火山的形式中，新事物迸发而出。

迄至那时，历史从未得到如此生动的理解和有力的强调。令人惊讶的是，这恰恰发生在诸侯割据、社会落后的德国。在那里，现实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已陷于停顿。这就像对法国革命之伟大事件的一次准备，因为直到那时，现实才真的发展到这一步，即历史似乎实现了赫尔德20年前对它作出的指望。

至今谈“人”，总是以集合性单数出现。但赫尔德——根据动态历史的概念，这是他第二个颇有影响的思想——发现了个人主义或者人格主义，并且由此推出多样性。

“这个”人是个抽象概念，有的只是“这些”人。正如生命总体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权利和自身的意义，人类的情况同样如此。每位个体（Individuum）以其特有的方式显示，人是什么以及能是什么。赫尔德推崇一种极端的人格主义。存在着作为抽象之伟大的人类，也存在人人能在自身注重它，并让其获得有个性的形象的人类。重要的是后者。从这个视角出发，历史就不仅仅是衬托出个人的伟大全景图。人们在那里从外部发现的、历史那前推的基本力量，一定能够被个人在自身中，作为创造性的活力感受到。这是赫尔德恰恰在其航行途中狂喜地经历到的一种关联。只有切身体验到这个创造性原则的人，才能在外部的世界进程以及在自然中也发现这个原则。歌德以后将在其《格言诗》中总结这个原则：没人能评判历史，除非他切身经历过历史。

将自己造就为个体的个人，是且保持为意义中心，即使他一直还需要一个共同体，而这一点不能否认。但赫尔德认为，这个共同体该这样组织，即人人都能发展其有个性的生命胚胎。在这样的发展中，共同体是通向互助的一个结合点。由此，个人的联合在共同体中所产生的，就不单单是一个总数，相反，共同体通过互动，每每形成一种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源自联合，赋予个人一种精神的生命气息。对赫尔德来说，作为个体的人被置入共同体这样一个扩大的个体类型中。赫尔德眼中所见，是浓缩的圈子，由家庭、部落、民族、国家，直至国家的共同体组成的圈子。它们在自己的水平面上形成一种精神的综合。赫尔德谈民族时用的是复数，论民族精神时用的也是复数。但重要的是：这类较大的统一体，是被人从个体出发而推想出的。如同单一的个体互相间的关系一样，那些较大的联合体也形成一种多样性——各民族精神的多样性。

为了追寻这些民族精神的足迹，赫尔德在他的航行途中制订计划，搜集民族歌曲和其他民族文化的证物。他将把这个计划付诸实践，由此成为浪漫主义作家的动力和榜样，让他们继续这项搜集工作。

即使在搜集古老的民歌时，赫尔德也持留为个人主义者。因为，对个人有效的东西——他在发展自己的特性时，不仅要尊重他人的特性，而且应该将此视为获益——也对民族精神有效。众多民族，众多声音。多样性才让人类的财富昌隆。他远离心胸狭窄的爱国主义。他要帮助别人，更好地理解其他民族的传统。我悄然追寻各民族的思维方式。用不着系统考察和苦思冥想，我就发现：根据其国家的宗教，祖先的传统，以及对于民族的概念，每个民族都形成自己的文献；而这些文献借助文学的语言，披着文学的外衣以及使用诗歌的韵律出现；它们是唱颂其最古老的奇事胜迹之起源的、神话的民族赞歌。

在里加，赫尔德生活在由俄国人、立窝尼亚⁽¹³⁾人和波兰人混居的各种不同民族中间。社会上层，受俄国无上权威统治；政治上起主导作用的城市共和体，由德国人组成。身处其他民族中间，赫尔德对德国文化传统的观念虽然得到增强，但作为传教士和牧师，他尝试打破德国教区的对外隔绝——出于好奇，出于面对大多生活在贫困交加中的立窝尼亚人和俄国人的公正意识。赫尔德在为其诗歌集《各族人民的声音》所写的前言中，提及他在里加所经历的当地的民族文化和文学创作：您知道吗，我本人曾有机会，在鲜活的民族中间，见识这种古老和未开化的颂歌、韵律及舞蹈的鲜活残存。面对这些民族，我们的风俗尚无十分的能力，去择取语言、歌曲和习惯。其结果是，要么为此给予他们某种极度的曲解，要么什么也无法给出。

民歌收集者赫尔德，虽然确认自己的文化根底，努力推动和复兴“德国的类型和艺术”，但绝无骄傲自大之心。倘若他感到，或者他不得不觉察到，有人如此理解他并因此而误解他，他的反应会非常恼火。什么是民族？一个青草遍地、杂草丛生、尚未修剪的大花园。谁愿意不加区别地照料这样一个由愚蠢和谬误，同样由卓越和德行组成的集合地并且……针对其他民族举刀弄枪？让我们尽可能地为民族的荣誉作出贡献；我们也该保卫它，倘若有人对它不公正……但是出于职务原因（ex professo）恭维它，我认为是一种自我标榜……大自然的天性显然犹如一个人，犹如一个家族，也犹如一个民族，需要向别人，以及与别人一起学习……直到大家最终都吸取沉重的教训：没有一个民族是惟一由上帝选定的地球民族；真理得由大家寻找，公共的最佳花园得由大家建造……所以，任何一个欧洲民族都不允许与其他民族隔绝开。说一切智慧仅我独有、在我处落户，这是愚蠢。

赫尔德的爱国主义是民主的，并且寄希望于文化的多样性。众多道路通向——哪里？无论如何不通向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统治，相反，赫尔德的理想是，通向一个多样性的花园。在那里，不同的民族文化以各自有别、交流和相互得益的方式，发展各自的最佳可能性。他在不同民族文化中发现起着效用的创造性原则，让他觉得民主是如此可亲可爱，以至于他赞成法国革命的立场，这一点在以后惹恼了歌德。歌德偶尔责骂其朋友赫尔德，说他是个最纯粹的雅各宾党人。

有活力的历史发现，携带着由此生发出的一切，从骄傲的个人主义一直到面对民族文化那些古老明证的谦恭，引发了西方精神一次真正的转折。打那以后，历史地看待事物，成了自明之事。历史让一切具有相对性。它自己将成为某种绝对；此后，面对历史，没有上帝、观念、道德、社会秩序，没有作品，能够宣称自己是某种绝对。甚至往昔固定在永恒中的观念，上帝的启示之天际的善、真、美，也陷入生成——以及消亡的吸引力中。即使美也必得死亡，席勒如是说。而偶像的黄昏以及价值的重估，也将是历史意识的一个结果。由此人们可以这样谈论赫尔德在大洋上的思想：它们已是浪漫的，因为它们使我们与时代潮流中事物的荡漾协调一致。

(1)　南特（Nantes），法国城市名。

(2)　万塞纳（Vincennes），法国地名。

(3)　阿斯泰克人和印加帝国人（Azteken und Inkareiche），前者曾在15—16世纪初于今墨西哥中、西部建立帝国；后者为南美印第安人，曾统治一个帝国。

(4)　警务（Polizei），有国家管理之义。

(5)　《原始浮士德》（Urfaust），《浮士德》早期版本。

(6)　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 1730—1788），德国作家。

(7)　伦茨（Jakob Michael Reinhold Lenz, 1751—1792），德国作家。

(8)　克林格尔（Friedrich Maximilian Klinger, 1752—1831），德国剧作家，小说家。

(9)　考夫曼（Christoph Kaufmann, 1753—1795），德国哲学家。

(10)　施托尔贝格兄弟（Friedrich Leopold Graf zu Stolberg, 1750—1819； Christian Graf zu Stolberg, 1748—1821），两人均是德国诗人。

(11)　伯蒂格（Karl August Böttiger， 1760—1835），德国神学家，语文学家。

(12)　卡尔·欧根（Karl Eugen, 1737—1793），符腾堡公爵。

(13)　立窝尼亚（Livland），沿波罗的海的地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