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来的上门女婿

我的父亲姓周，讳祥禧。他一生沉默寡言，勤恳谨慎，直到辞世，我不知道他的生日，更不知道他的家世。只听说他是扬州仙女庙人，家中世代务农，待他成年，农村凋敝，无以为生，不得不远走南京，寻找生路，被我外祖母看上，招为女婿。我出生时，据说他二十六岁，推算起来，他应该出生于1894年，即甲午年。正是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之际。他的父母，可能早已双亡，因为他从未提起。我只知道他有一个弟弟，曾来投靠过他，他也无力护持，只帮他找了一个在澡堂搓背的工作谋生，后来染病早逝；还有一个妹妹嫁到上海，我也从未见过，只知她膝下生有一女，后来嫁给我弟钖凡，养儿育女，辛苦一生，不幸中年夭折。此外，我就不知道他还有什么亲人。

1992年10月访游扬州，摄于瘦西湖边。

父亲一生任劳任怨，刻苦自励，原来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后来倒也能写会算，是这个家庭的主力，却又只是这个家庭的附庸。在家道中衰以前，他只能俯首帖耳，听外祖父母使唤；家道中衰以后，与外祖父母分居，他又要受我母亲夹磨，凡事得听她的，自己做不了主。只有外祖母对父亲比较尊重，常听她说：“祥禧，累了，你歇歇！”因此，他对外祖母特别孝敬，凡是外祖母叫他做的事，他也格外上心。

母亲是个独女，从小娇惯，结婚以后，既不育儿，也少劳动，因为天生秀色，讲究穿戴，三天两头和她的小姊妹们打牌喝酒；家庭衰败以后，她的生活能力受到考验，针线烹饪，什么也不擅长，左邻右舍戏称她为“羸大妈”，生活逼着她学会生存能力。这时父亲起早贪黑，做点小生意赚取薄利，后来在新开的鼓楼饭店谋得一个服务员的工作，生活才比较安定，但一月所得，也不过二三十元，要养活一家八口，也实在难为他了！

父亲从来待我极好。小时候常抱我骑在他的颈上到夫子庙去看灯会；稍大又常带我进澡堂洗澡，帮我搓背洗脚；洗好还总要给我买些削了皮的荸荠串或冰糖炖白果给我吃，他却不吃一片。他从来对我们孩子不打不骂，我们做错了事，或者向他提出了过分的要求，他总是面带微笑地瞪我们一眼，然后收紧下颌，轻“嗯”一声，表示警告。1937年8月13日日军开始进攻上海，轰炸南京，他连忙把我和弟弟送到燕子矶乡下暂避，因为他认为这两个儿子是他对外祖父母家的最大贡献，必须特别保护。这年我十七岁。后来我根据“七七”前参加首都学生集中军训时认识的一个同学的来信——他奉命出征，开赴上海前线，沿途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写成一篇特写，题为《到前线去》，寄给南京《中央日报》副刊，很快被发表了，且得大洋四元稿费。父亲高兴极了，拉着我的手说：“儿子，我们家指望你了，你写一篇文章，能买四斗大来，够我们一家吃个把月”！言下不胜欣慰。

1937年9月，我就读的学校——南京中央大学实验学校，遭到日机轰炸，校舍一片狼藉，学校决定暂迁皖南屯溪，路途遥远，所费不赀，去不去呢？颇费踌躇。父亲看我已经读到高三，不久就可中学毕业，乃费尽心血，筹借了一笔路费和食宿学费，让我继续上学。动身那天，天蒙蒙亮，他就亲自挑上行李，送我到中华门火车站上车。临开车前，他扶着扁担站在窗外说：“儿子，一路小心，到了学校，写个信来！”说时我看见他的眼睛红了，我也不禁流下泪来。这年我十七岁。

从此以后，流亡西南，暌违故乡，垂十五年，直到1952年春天，我赴北京参加团中央召开的团刊团报会议，返程取道南京，才同他见了一面，当时他五十八岁，因腿摔伤已经卧床不起。见我回家，非常兴奋，伸手抓着我的臂说：“儿子，你回来了，你妈好高兴；你今晚就跟我睡，我好想你！”说着又忍不住流下泪来，“你妈妈也好想你，过年过节，总要添副碗筷，等你回来！你不回来，她眼睛都哭瞎了！”听了这话，我也不禁潸然泪下。对于母亲，我总记住小时候，她性情高傲，对父亲不好；对我们也不会教育，只会聒噪。却不懂得她和我的外祖母一样，有一颗南京人特有的善良的心，这种善良，有点愚拙，常被一些聪明狡黠的外地人，谑称之为“南京大萝卜”！

我陪父亲睡了一晚，并没有睡熟，他特要我睡在他的脚头，让我帮他焐焐冰冷的脚，他也抓住我的脚不断揉搓，好久，才轻声说：“你的脚板硬了，不想回来了，是不是共产党啊？”我说：“是！”他说：“好！我看你从小有出息，你要争气呵！”我问他怎么把脚摔成这样。他说：“南京解放了，鼓楼饭店关门了，发了一点钱，我和你二妹夫开了家理发店，每月好给我几块利息，我还帮他擦门面上的大玻璃，不幸摔了，把腿跌断，弄成这样！”我听了很伤心，颇怪二妹夫没有帮他及时治好！我也无能为力，因为当时还是供给制，我每月也只有几元零用，无法帮他就医，只好让他用中医中药慢慢治疗。

第二天一早，妈妈就问我想吃些什么家乡菜。我想起儿时最爱吃的“浇儿菜”、“芦蒿”、“菊花涝”、“黄阳白”……这些都是儿时贫困生活中的美味佳肴。妈妈兴致勃勃地弄好了，我吃起来仍然津津有味。

在家待了一天，尽享亲情。第三天就赶快回重庆向西南青委汇报会议情况。原以为今后回家看望父亲的机会还多，谁知这竟是最后一面。1954年冬，我和妻子夏嘉奉调北京到团中央报到，本想可以顺道返宁，望望父母，但因集体行动，未能如愿。到北京后，夏嘉临产，从重庆带来的保姆只能照管大儿子力猛。母亲得信，匆匆北上，留下残疾父亲独居南京。1955年春，发生肃胡冤案，我被隔离审查，夏嘉也失去自由，母亲惊恐万状，终日啼哭，不知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夏嘉自顾不暇，只有让母亲带着两个才一两岁的孙儿回宁。父亲见到孙儿，非常欣慰。但一听说我的际遇，不禁唉声叹气，终日不语。这场飞来横祸，给他造成极大打击，他的精神支柱突然断裂，高血压心脏病严重爆发，终于卧病不起，迁延到1956年7月我恢复自由，他的心血已经耗尽，终于在10月病逝。当时我虽获无罪释放，但还被划为“百分之五”，处境困顿，未能返宁尽人子之心，浣衣以殓，亲理殡葬，深夜扪心，抱憾终生。所幸我的儿孙听我讲述父亲生平遭遇，敬其为人，都自愿改姓为周，以纪念他苦难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