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名校的清贫学子

1933年秋，我被保送进南京中央大学实验学校，（简称“中大实校”）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师大附中。这是一座历史悠久、声名远扬的江南名校。自1902年创办三江师范附中肇始，先后更名为两江师范附中、南京高等师范附中、东南大学附中，到1928年才改名为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它早年即与京师大附中南北辉映，名师云集，人才辈出，校友中既有革命先烈杨超、顾作霖，又有著名文学家胡风、巴金，还有许多名扬海内外的院士、专家、学者、将军。我在校时，同学中绝大多数是国民政府达官子弟，像我这样的清寒学子，为数极少。

一

从面积只有两个小天井大的吉兆营小学升入中大实校，第一感觉是耳目一新。

首先是体制新颖。它不但包括初中部、高中部，而且包括小学部、幼稚园。孩子从幼儿入园，可以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升入中央大学。它的小学部也很特别，你的语文好可以读五年级，你的数学差可以读三年级。十分重视因材施教。

其次是校歌新奇。它的歌词既不是诗词韵语，也不像“五四”以来的新诗，而是非常朴直的白话：“神圣劳动，小工人爱做工；神圣劳动，小农夫爱耕种；神圣劳动，小兵丁爱运动。为甚读书？为我劳苦大众！”这歌词显然充满“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和平民意识，好像是陶行知写的。

再次是崇尚劳作。它非常重视劳动习惯的培养和劳动技能的养成。有一位多才多艺的老师，不但教我们绘画、藤编，而且教我们种花、种菜。学校围墙外的进香河畔，有一溜肥沃的土地，下种、浇园、喂猪，每个星期都有这样的课程与活动，让我们在广阔的天空下欢呼雀跃。

又很重视野外锻炼。这个学校有个中国童子军第二团，所有的初中生都要参加童子军活动，主要学野外生活的技能。例如结绳、救护、野炊、追踪、侦察、旗语以及记忆力的训练，大大有利于增强我们在野外的生活能力和生存能力，特别是每年一次的露营，选点在陵园、湖滨、山中，在广阔的天幕下，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呼吸着清新鲜美的空气，操练着安营扎寨的本领，真令人兴致勃勃，心旷神怡。

还有照例的毕业旅行。这个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初中、高中毕业，都要由导师带领，组织一次毕业旅行。我班毕业时，选定的目标是上海和杭州。这对从未出过远门的我，真是欣喜若狂。然而黄浦江上停泊的日本军舰，虎视眈眈，令人触目惊心；英租界里头扎红巾的印度巡捕，凶神恶煞，气焰嚣张。这使我看到那十里洋场正隐伏着险恶的浪涛。不禁想起刚刚传唱的《毕业歌》中的词句：“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慷慨悲歌之念，勃然兴起。至于杭州，山水果然秀美：群山如绣，水天一色，两堤如带，三潭环立，真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又有青山埋忠骨，山外青山楼外楼……但想起当年的南宋偏安一隅，现在的中国也不过苟安一时，日寇猖獗，民生凋敝，又不禁怅然若失。

这些新颖的活动，确使我走出教室，接触自然，接触社会，大开了眼界，扩展了胸怀。

二

这个学校，当然非常重视课堂教学，而且每位老师都有独特的教学方法。我们初中部的主任沈冠群老师（以后他觉得“冠群”太不谦虚，改名灌群）教我们初中历史，选的课本是他著的《倒叙本国史》，起初我很纳闷，历史怎么能倒叙呢？开讲以后，我才知道，所谓“倒叙”乃指先讲现代史，再讲古代史。我们的级任导师赵敦荣（后来更名赵耀如）教我们初中地理，但从不画地图，上课只朗诵张其昀编的中国地理课本。这个课本与众不同，特别重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描写。我最早记下“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样的美文，就是听赵老师朗读地理课本的。至于教数理的老师，上课多半只拿几根粉笔和一两样教具，从来不带课本，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写下层次清晰的提纲和重要的公式与定理，往往一堂课下来刚好写满一黑板。我则不论老师采取什么方法，一律目不转睛，全神贯注，在大脑里留下强烈的印象，所以课后完成作业，毫不费力。课余时间，就大都用于到图书馆的书海里去遨游。因为我没钱买书，所以也只有到图书馆去勤学苦读。

学校图书馆藏书丰富，中外古今，无所不有。一进门还有一个宽大明亮的阅览室。举凡国内出版的重要报刊，应有尽有。其中我最爱看的就是《东方杂志》《世界知识》《生活周刊》《文学》《现代》《光明》《中流》……书库里不但有一套《万有文库》，还有一套《四库全书》；不但有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名著，还有近现代人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当时我还是从我最爱读的鲁迅作品读起，从《呐喊》《彷徨》《朝花夕拾》《野草》，直到鲁迅翻译的《桃色的云》和《爱罗先珂童话集》。这些童话诗剧，想象新奇，使我感到惊异，我居然也爱起这个流亡的盲诗人爱罗先珂来了。后来我还看了鲁迅译的俄苏短篇小说集《竖琴》，引起我对了解外国各族人民生活状况的兴趣，尤其是弱小民族，他们在怎样生活，怎样受苦。为此我借阅到鲁迅翻译的《铁流》，知道了这些人怎样为生存而斗争！又借阅了鲁迅翻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看到了日本现代社会的人间相，知道了日本人民的生活也并不美好。后来还借阅了《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但看起来只能略知大意，无力深究。转而借出鲁迅先生编校的《唐宋传奇集》，这一下引起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我读到不少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小说笔记、诗词散曲，其中最引起我阅读兴趣的是《世说新语》，从中不但看到那些晋代士大夫的言谈、轶事和清谈、放诞的风习，而且文字精美，寥寥几笔，就使人物活灵活现；又如南朝小简，像陶弘景《答谢中书书》、丘迟《与陈伯之书》、吴均《与朱元思书》写江南山水之美，叙故国乡土之情，文字清丽，动人心魄。以后又借到宋明小品，如《武林旧事》《陶庵梦忆》，则感到他们的文笔极富感情色彩，那宋明遗民追怀前朝、眷恋乡土的沉痛心情，读之往往令人泫然。《古文观止》中的抒情散文，亦为我所爱读。如《陈情表》《兰亭集序》《滕王阁序》《春夜宴桃李园序》《祭十二郎文》《岳阳楼记》《醉翁亭记》《泷岗阡表》、前后《赤壁赋》《登西台恸哭记》《项脊轩志》《五人墓碑记》《梅花岭记》《祭妹文》等等，读后都令我荡气回肠，激动不已。

阅读中国古典诗词的兴趣，则是从借阅到沈德潜的《古诗源》开始的，特别喜欢其中收集的古代民歌，如，“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真是纯真朴直，掷地有声。其他如“公无渡河，公竞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都语短情深，沉痛之极，读之令人唏嘘！后来借到《汉魏六朝诗选》，当时还记下许多名句，现在却只记得“思君令人老”、“但伤知音稀”、“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披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等寥寥无几了，其中的北齐民歌倒至今还常吟诵：“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喜其境界寥廓，豪气逼人。在随后借阅的唐诗宋词中，那些抒发人生感悟把自然的境界和人间的哀乐结合得水乳交融的诗句也使我爱不释手，常常抄下。如骆宾王的“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李白的“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柳宗元的“欸乃一声山水绿”，韦应物的“野渡无人舟自横”……这些诗句，寥寥数字，就写出诗人恢宏的胸怀，深沉的心境，大自然的雄浑，山水景色的幽美。我读初中就从学校图书馆中借阅到这么多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传世之作，好比徜徉在诗文中的祖国名山秀水之中，这对开阔我的胸怀，激发我的想象，锻炼我运用祖国语言的能力，都提供了有利的契机。或许可以说，我日后有志于从事文学工作，启蒙于小学，奠基于初中，起步于高中。而初中阶段的课外阅读，是母校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提供给了我极好的条件。

1992年10月，重返母校庆祝建校九十五周年，与20世纪30年代校友萧孟能、王景山摄于校园巴金塑像前。

三

这个学校，实行的是导师制，每个班级都有一位导师，带领学生从入学到毕业，这个班级就由这个导师的名字命名。导师和学生，一同作息，白天各自上课，夜间“对床听雨”。三年下来，往往结成深厚的情谊。我在初中三年里，对我情谊特别深厚的就有三位老师。

一位是从初一开始教我语文的龚启昌老师。他同时是学校的教务主任，学识渊博，诲人不倦，对我这个清贫学生，尤为关怀。我在全校的作文比赛中获得初中部第一名，使他十分欣慰，除学校颁发奖品外，他还订了一年的《中学生》送我，使我如获至宝，更增长了对写作的兴趣。十年以后，他已成为中央大学教授，我在重庆因病辍学，写信请他介绍我到中大半工半读。他欣然推荐我到柏溪分校教务处当教务员，对我寄予深切的期望。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还保持联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母校举行隆重校庆，我到南京去看望他，可惜他已经谢世。

一位是在初二教我动物学的夏绮文老师。她秀外慧中，风度优雅，平时对学生极为亲切。听说她那时还在中大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一天，她把我叫去，给我一大沓心理学的调查数据，请我帮她归纳整理。我忙了一个暑假，快完成了，不料家贫屋漏，一场大雨，把资料全打湿了，许多地方印迹模糊，我万分惶恐，不知如何补救。开学以后，她把材料要去，却温和地安慰我说：“不要紧，我还有一份空白的调查表，可以照抄一份！”我听了，如释重负。事后，她送我一本朱光潜的《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读后，使我对文学的兴趣更加浓厚，终于养成了对写作的终身爱好。1939年母校西迁，我乘汽车经过她的故乡宣城，想下车去看她，没有找到，非常遗憾。

还有一位是在初三教植物学的朱浩然老师。他讲课逻辑严密，条分缕析，对植物的分类范畴：门、纲、目、科、属、种，记忆非常纯熟，写板书时，层次分明，对培养我们形式逻辑思维，起了重要作用。他与我小学校长金皎鹤先生是挚友，曾受托对我多多关照，因而他对我的学习督促甚严，指点尤多，我至今感谢他爱屋及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