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

作者自该年底结束广岛亚运会报道之后，调入人民日报社华东分社（上海），参与筹办人民日报第一个地方版“华东新闻”（历时11年后停刊）。

3月18日第1版

这一手也要硬——从“两会”之声看精神文明建设

京城“两会”风光满眼。世界在热切地注视着，中国的五千年历史也在热切地注视着：今天的中国，不仅仅是经济格局需要重新调整，国人的文化心态和精神面貌也在经历着激烈震荡。

但闻紧张议政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凝重地道出一声：精神文明亟待建设——这一手也要硬！

精神文明建设这几年有所进步，

但仍不无遗憾之处

香山饭店。文教界的政协委员年年“两会”的荟萃之地。委员们话语中常常带着浓浓的文化味儿。委员中有一位知名作家，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明年，我要求去经济组，我发现我真正的兴趣在那里！

“热点”在不断地向经济凝聚——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一次大会开始的铃声响过之后，胡宏敏委员匆忙地留给记者一句话：“这些年，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无遗憾之处。精神文明不是空中楼阁，应该和物质文明的发展同步才行！”张廷翰委员说得更坦率：“中央一再强调两手都要硬，但实行起来难度很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点在地方上有很明确的指标，可是，文化建设呢？经济基础在变，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不能不变，目前后者是滞后了。如果各级领导再不重视，在不远的将来，这个问题会拖改革的后腿！”

这种见解在代表和委员中很有代表性。

来自辽宁大洼县的李正龙代表语含深忧：“这几年农村生活水平提高了，可是在一些地方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上咋反而不如前几年了呢？打架斗殴、小偷小摸、吃喝嫖赌等屡禁不止。现在是一开会讲话就是经济，文化就没啥人问。”黄森委员也说：“这些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及其他种种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已经严重侵蚀了国家肌体。”

“不过，去年以来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我以为还是有很大进步的”。人大代表吴树青教授稍感欣慰的是，舆论界正在变得更有社会责任感。王慧炯委员也认为，对徐洪刚见义勇为事迹的宣传很有针对性。

经济改革喜人，文化建设急人——文化界的代表和委员接受采访时语气相近。对文化钟爱一生的学者和艺术家们不光是急，更噙着又苦又涩的委屈：

画家靳尚谊委员说：“我们保存下来的卷轴画，有的已有上千年历史，却由于保存条件太差，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一天比一天气息奄奄。我们有着独一无二的东方艺术体系，不能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重视经济，可不能忘掉文化啊！”

74岁的齐良迟委员呼吁千万不能为了眼前利益而毁掉重要文物古迹。戴爱莲委员则对目下民族舞蹈的不景气深感痛心……

国人的道德风貌、党风与社会风气、文化建设……精神文明范畴中的重要内容，已成为“两会”上经济改革之外的另一热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将有助于精神文明的提高

人们很容易问上一句的是：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根源何在？记者曾经随机地向不下20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问过这样的问题，答案惊人的一致：“决不能把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问题归罪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

可是，社会上偏偏有不少人觉得，市场经济就可以为所欲为，有了利益驱动，什么都可以干。也有一些领导干部急于摆脱一方贫穷，就想出一条权宜之计，认为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恐怕要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激发起人们追求利润的热情。这类似是而非的观点，在干部、群众之中还真不乏支持者。难道发育成熟的市场经济，就真的不要道德，不要文化了吗？

就是在随机的采访中，天津市的刘增禔委员郑重推荐记者采访一下南开大学的熊性美教授。熊委员显然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几乎是脱口而出：“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法制经济，人们的行为在其中必须受到种种规范。现在有不少人对市场经济的内涵并不了解，比如诚实，在规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是商业行为中，也需要诚实。社会风气中存在的问题，就是不改革开放也会冒头，那是‘文化大革命’对民族性格的扭曲，是极左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道德的全盘否定留下的后遗症。”

吴树青教授深夜惊起，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他从另一个角度对熊委员的见解加以支持，他说，种种丑恶现象的存在，“恰恰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未发育成熟，法制经济尚不健全”。另外，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仍很有市场，“农村中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他不知该怎么花钱，于是纳妾修坟之类就复活了。社会上就有人跟着学”。吴树青很有信心地表示，随着改革攻坚战的胜利，市场经济的充分发育，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搞活了，高新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之后，一批高素质的人富了起来，将会以新型企业家的风貌带动社会风气的好转。他举例说，北大方正集团的科技人员“下海”之初，曾有人预言：“三年后他们就会变成坏人”，几年过去了，他们的企业声名卓著，他们的个人行为也无可指责。

施宁荪委员更进一步将“民族的开放程度不够”归结为精神文明建设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苟建丽委员则说：在旧体制向新体制转轨之际，旧的观念也要向新的观念转变，这当中难免冲突和摩擦。“摩擦会造成升温，并轨和转轨之中也会冒出不适应的尖叫声。”张廷翰委员的话十分生动。

检验一个国家是否真正文明，

要看她是否有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

“检验一个国家是否真正文明，不是看她的人口有多少，也不是看她的城市有多大，而是看她造就了什么样的人民。”爱默生的灼见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思考取得共鸣。

庞延斌委员眉宇中蕴含着明显的焦虑，他说：“国民素质不高，就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国民素质，就急需把教育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要教育人民和青年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要讲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你们新闻界可要为教育多多呼吁呵！”还有许多委员和代表在谈及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方案时，对祖国的传统文化流露出无限深情。

金开诚委员认为，将优秀传统文化用于精神文明建设，会使精神文明的内容丰富，思路更加开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必须在市场活动中抓起来，因为市场活动最有张力，影响到全社会的价值观，于是传统文化中“以义为利”这句话便大有用处，当然，现在讲“义”已不是一般指公道，而是指要做到对国家有利，对社会主义有利，对服务对象有利。“义”的含义发展了，但“以义为利”这句话，在建设市场文化、企业文化中，仍可以发挥其言简意赅、富有渗透力的作用。王仁杰委员建议，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去芜存菁，让青少年从中吸取其精华。

同样，他们也认为，在确立民族文化根基的同时，要以一种开放的气度、改革的心态，辩证地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来进行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熊性美、王慧炯在谈话中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们决不能再回到封闭锁国的时代，既然我们能够借鉴西方的市场经济为我所用，那么对现代西方文明的精华一面，也应该有谦谦君子的风度。

有一位海外知名学者，曾经把改革开放的中国比为唐朝的“贞观之治”。我们有理由期待着，尽管仍有诸多文化冲突和丑恶现象，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开放的格局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终将走出一个崭新的境界——这当然有待于全体国人、特别是各级领导的共同努力。

（与李勤联合署名）

5月11日第1版

龙飞在天——《汉语大词典》编纂前前后后

就在中国挣脱“文化大革命”的锁链，在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中大踏步地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南方五省一市，有一千余双文弱的手默默地在这18年中砌出了一道漫长的中国语词之墙——收词37.5万条，约5000万字的13卷本（包括《附录·索引》1卷）的《汉语大词典》。到4月12日《附录·索引》卷面世，这个中国辞书事业史上的壮举、完全由中国人编纂的反映汉民族语言词汇发展演变全貌的空前巨构终于落成了！

传说黄帝的史官仓颉上观日月星辰，下看山川鸟兽，初创了中国的象形文字，字一造出，天哭了，似是恐惧掌握文字之后的龙的传人将以其智慧向天公挑战。今天，一群质朴的知识分子砌出语词的长城，又一次显示了“中国智慧”的辉煌。

难道堂堂中华仅仅只有一部《新华字典》？——周总理深憾于“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

“古今言殊，四方谈异”，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华夏大地上，回荡着历朝历代听来迥异的朝野之声及各路方言。为了细心缀补好语言这条不可替代的民族谱系表，许多聪慧的人们为之献身，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开始编辞典的国家，出现过传为周公所撰、又由晋代郭璞等注的汉字训诂之作《尔雅》、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乃至清代的《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

可是，这条文明的链条在现代中国却曾几度面临脱节之危。这时候，历史远不如华夏古老的其他民族，却在紧张而又骄傲地整理着他们的语言文字。

从19世纪末开始，英、德、俄、日先后耗时半个世纪乃至百年，编出了自己民族的语词大典：《牛津英语大词典》《德语词典》《现代俄罗斯标准词典》《大汉和词典》……这几乎是一条规律，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上现代化之路，相应地便会出现一部反映本民族语文面貌的大型辞书。

1928年，在黎锦熙、赵元任等语言学家的奔走努力下，《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成立，计划以20年时间编成。黎锦熙先生剀切陈辞：“不能不给四千年来的语言文字和它所表现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等结算一个详密的总账，以资保障而便因革，则具体化的工作，惟在辞典，惟在‘大辞典’！”黎先生激情洋溢地长啸：“龙飞了！”

让黎锦熙先生抱憾终天的是，龙还没有到飞的时候。日寇的枪炮击碎了学者们的希望，资料散失殆尽。

难道中国就出不了一本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编纂的、以第一手资料辑成的大词典吗？

历史忘不了让炎黄子孙刺心锥目的一幕：周恩来总理会见摩纳哥公国使节，接受了他们奉赠的一部大型辞书；作为回礼，周总理所能拿出的却只有小小的《新华字典》！——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这难道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的形象吗？这难道是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汉民族语言应有的地位吗？太强的反差使得中国的学者们念念不忘这个小故事，周总理当然也不会忘。因而在他病重之时，他还勉力支撑着在病榻上为《汉语大词典》的筹备作了批示。

1975年，在依然浓重的“文革”阴影里，周总理重病在身。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后，想把仍在中国各地城乡进行严酷的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请回书斋。在这样的氛围中，5月23日，在广州召开了词典规划座谈会，一项包括《汉语大词典》在内的词书规划制定出来，并得到了周总理的批准。9月，汉语大词典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当时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担任了领导小组的组长。

一项中国史无前例的工作开始了。华夏民族的恢宏气魄与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组织能力得到充分体现，《汉语大词典》34个编写组分布于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五省一市。

龙在语词长城的最初腾飞时，身上仍戴着挣脱不掉的锁链

1976年3月，南京。中华书局下放到梅山炼铁厂的傅元恺先生，正在搅拌着沥青、水泥、经过粉碎的耐火砖，做高炉封口所需的炮泥——这是炼铁厂最苦的活计，他已经干了7年了。不意一纸公函将他召回上海。

经过一番周折，他来到了汉语大词典编辑处资料组，从此与《汉语大词典》结下不解之缘。走进这个资料组里，傅老碰到好几张熟面孔，差不多都是刚刚“解放”的知名“反动权威”：赵超构、徐铸成、陈虞孙、杨纪珂、束纫秋、曾彦修……终于又光明正大地翻开久违的古代典籍，从中摘录语词，搜集书证，为这部多少学人梦寐以求的巨构铺路。他们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更有着回归的兴奋。

但是，仍未结束的“文革”是不容他们彻底兴奋的。“一把辛酸泪”的背后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满纸荒唐言”。龙在语词长城的最初飞腾时，身上仍戴着挣脱不掉的锁链。

荒唐时代终于到了彻底结束的一天。对于《汉语大词典》来说，结束的标志便是1979年6月罗竹风先生走上了主编的位置，并且组成了编委会。罗先生是曾因“杂家”之说，备受姚文元攻讦的资深语言学家，同时又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

罗竹风走马上任伊始，便把以吕叔湘先生为首的14位当初没能介入辞典工作的语言学者，郑重请上学术顾问委员会的宝座，以确保学术水平。

在稳定队伍上，拥有各级领导、“地方大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后称工作委员会）充分发挥了效力，解决了一系列现实问题。

俗话说：“寸步难行”，《汉语大词典》却幽默地来了个“寸”部先行。

东山会议讨论了浙江编写的第一个初稿本“寸”字部。对照了《大汉和词典》与《中文大辞典》之后，大家信心大增：我们完全可以搞得比前人更好！

1992年底，《汉语大词典》12卷正文出齐。

在《汉语大词典》的署名页上，一个个黑框犹如一双双含着期待与遗憾的眼睛，注视着仍在为他们未竟事业奔忙的人们

说到编纂工作的繁重和繁琐，从集卡的劳动量即可见一斑。为了保证大词典的高质量，十多年来，编纂者和资料人员从古今一万多种图书中选词制卡达800万张卡片，从中精选出200万张作为第一手资料，其功夫之深，资料之翔实，为任何汉语词典所未见！它的收词范围包括古今词语、熟语、成语、典故，以及古今著作中进入一般语词范围的较常见的百科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汉民族所使用过的语文词汇统统都收录在内。

对于这样一部将要代表民族尊严的大书，参与者不敢懈怠，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已逾古稀的傅元恺先生一身素洁的中山装，还像编书时那样戴着蓝套袖，透着一缕淡淡的儒雅。他读过这部5000万字大书中几乎一半的校样。回忆中的傅先生使人感到有一种梦境般的透明，他喃喃道：“18年，无休无止，无休无止……就是想这部书一定要做下去，要编出来。说起来很琐碎很平凡……现在是苦海无边，终达彼岸，死而无憾了。”

阮锦荣，汉大出版社社长，瘦得撑不起他那身旧西服，有“拼命三郎”之称。他和他的前任王涛一样，有以社为家之癖。因病不得不摘除一个肾脏，出院后竟一天都不休息，揣着导尿管出现在会场。还有那些遍布北京及五省一市的《汉大》人，每个人在这18年中都不停地挤出自己的血和汗——

陈翰伯，在“青黄不接”的黄山会议期间，他在焦虑之中走上会议讲台，说着说着突然昏倒，从此半身不遂，再也不能四处奔走。但直到临终，他依然念念不忘《汉语大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副总编薛正兴，是第10卷的分卷主编。他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都是忍着眼病的折磨，凌晨一两点钟才睡，一字一字地校完了400多万字。可是他的眼睛却已经近乎失明……

在采访中，他们没有一个人有居功自傲的感觉。就仿佛他们天生就被充军到了这座记忆汉民族文化血脉的语词之城，非此不足以遣此生。他们心甘情愿地拥抱寂寞，远离尘嚣……

还有想方设法力保《汉语大词典》如期出版的上海中华印刷厂、浙江龙游造纸厂……

《汉语大词典》，是一座集体的丰碑！

翻开《汉语大词典》扉页，一个个被黑框框住的名字格外刺目。光是工作委员会主任就换了三届：陈翰伯、边春光已先后逝去。顾问委员会的14位委员、编委会的8位副主编竟然各逝世了一半。据说，约有一百余人在这场持久战中“出师未捷身先死”，那一个个黑框像是一双双饱含遗憾与期待的眼睛。他们中每倒下一个人，就带走一处知识矿藏，也因而激励着后继者勠力前行。

如果从黎锦熙先生成立《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算起，这条中华语词巨龙的真正腾飞，用了整整65年之久！

拒绝诱惑——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人们是可敬的

一条千人舞出的语词巨龙终于飞腾升空！

慧眼识“龙”的人自不在少数。

它的第一声长啸便引来海内外热切的注视：

美国一些中文报刊称之为：“世界上最出色的一部中文词典，于中华民族功德无量”；

杨振宁博士在海外看到第一卷时，惊叹道：“这是20世纪中国的一件大事！”

1989年，台湾东华书局与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签订了合作出版《汉语大词典》繁体字本的协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之列为世界权威工具书之一；

祖国则将首届国家图书奖郑重颁予这套刚刚出齐的大词典……

有心的读者用自己的方式考察着《汉语大词典》。1989年，日本新天皇即位，改年号为“平成”，这是出自《史记·五帝本纪》“内平外成”及《书·大禹谟》“地平天成”两语。这个消息见报后，有人查阅了《汉语大词典》，发现仅在一、二两卷中，就收录了有关“平成”的6个条目：“平成”“内平”“地平”“天成”“天平地成”“天成地平”，并引用书证14条。而其他汉语词典，包括日本的《大汉和词典》，都仅收了“地平天成”这一条。有关学者不由叹服：“论《汉语大词典》的义项齐全，书证丰富，引书之多，是任何汉语词典所不及的。”

《汉语大词典》是一条蜿蜒于汉语词长城之上的巨龙，托举这条巨龙的人们拒绝来自各方面的诱惑，守护着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他们是一个自古而今悠长故事中数不清的角色中可敬的一群。

在我们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汉语大词典》的编纂者们和许多知识分子一起默默地构筑起一处独特的人文风景，将民族文化积累的重任担在他们瘦弱的肩头。

时代的使命是多种多样的，需要有人奋然开拓通向现代化之路，需要有人在改革中披荆斩棘，也需要有人将民族文化的血脉绵延下去，生生不息，以使我们的经济成就有坚实的文化依托，使现在的和后来的炎黄子孙有一片永不失落的精神家园。

9月13日第11版

请记住他们——敦煌研究院人物写意

敦煌，像是以唐代为中心的华夏祖先丢在沙漠深处的一个微笑——灿烂的、骄傲的、又有一丝挑战味道的微笑。

飞往敦煌。背负青天朝下看，立即被弥漫于祁连山脉四周的茫茫大漠所震撼。大片大片的荒漠中，常常不见一丝丝人类留下的痕迹，只有风和沙默契地相依相偎，涂抹出一望无际的荒凉；只有天上的云朵偶尔打破沙漠的寂寥，投下一团团云影，给干烈的黄沙以暂时的呵护和荫蔽。

沙漠广阔得让人疲倦，然而敦煌终于到了。

这是一小片绿洲，绿洲的边缘浮起了祖先留给我们的那个拈花微笑——莫高窟。我们所熟悉的那个世界变得十分遥远，因而这微笑显得越发瑰丽，甚至有些诡异。

走近敦煌，走近莫高窟，对于那柔媚的线条、酣畅的色块以及历千年方造就出来的曼妙奇幻的佛国境界，并没有因前人对它们的一再描述，而稍减身历其境时的不可思议之感。但是，更令人急切地想走近的，是虔诚地膜拜于这朵微笑脚下、倾毕生精力保护并诠释着敦煌艺术的人们。

走进去是满头青丝，走出来已是鬓上飞霜——段文杰轻轻一笑，又痴迷地钻进他的洞子里

很早就知道常书鸿、段文杰等先生倾一生心血于这荒凉而又神奇的石窟，可是他们是怎样在各种磨难中坚定着一生相守的誓约？继他们而来的后辈，又是怎样抛离越发诱人的红尘，接过石窟中代代相传的薪火呢？

常书鸿已于今年春天仙游方外。年逾古稀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则还厮守着业已厮守了近50年的敦煌。刚刚遭到一场大病折磨的段老，瘦得脱了形，但在人前仍是目光炯炯，说话底气依然，舒朗的眉宇之间有浸润极深的慈和之态。谈及前尘往事，生在四川的段老平和得有些漠然了：“1943年留法画家王子云考察敦煌之后在重庆沙坪坝开了一个画展，看了以后，我就对敦煌念念不忘；继而又有张大千在重庆上清寺展览他临摹的莫高窟壁画，对我的吸引力大极了。那时候时局不靖，但是不管怎样，敦煌我是非去不可的了。”

不过，段先生起初并没有打定主意在敦煌干一辈子，他只是想临上一两年的壁画，如大千大师一般，然后就继续搞自己的人物画创作去。可是，“不知怎么就再也走不了了。壁画上的思想内涵、艺术表现手法、绘画技巧……太多太丰富，一辈子学不完。”

1944年2月，以常书鸿先生为首任所长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于莫高窟，主旨是“寓保护于研究”。两年后，段文杰等先生应招而来。这里杳无人烟，只有个把喇嘛、道士，还有4个负责守窟的警察。然而段先生他们自己是根本没有时间寂寞的。因为492个神奇的、在曼妙轻盈的飞天护翼下的佛国洞窟，着实使他们忘乎所以。他们用最原始的办法，比如清除积沙、修起围墙，保护已是饱受蹂躏的莫高窟，没日没夜地临摹、测绘、摄影、翻阅史籍和佛经……只为有朝一日能通过他们的手，让世人知道这些稀世之珍的艺术价值。

只比段先生晚来一年的史苇湘，当年从人烟稠密的巴山蜀水来到敦煌，路上几乎走了40天！回忆起初见莫高窟的情景，他仍然激动得不能自已：“假若说人间确曾有过什么‘威慑力量’，在我充满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见莫高窟时心灵上受到的震撼和冲击相比拟。”

另一种震撼和冲击还在于，这份祖先慨赠的举世罕见的艺术珍宝，在旧中国却一直受到子孙们的冷落，已是尘满面、鬓如霜，危乎殆哉了，更不要说它还不断地受到西方盗宝者的劫掠。中国学者和艺术家的自尊终于由常书鸿、段文杰等先生昂然带到这大漠深处。最初的艰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学富五车的学者和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们，一身穿戴比穷苦农民还困窘，挖土、背粮、赶大车，什么体力活他们都得干。新中国成立前，交通不便，银行趁机放利，那点微薄的工资一年半载才发一回，以至于职工们常常借粮而炊。就是到了60年代，莫高窟还没有电，喝的是苦水，孩子进城上学得走25公里，只能每周用马车接送。至于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家境，施萍亭先生的描述可见一斑：“直到80年代初，以我们家为例，家具只有4条小板凳，还是公家发的，这是用莫高窟前死掉的一种叫‘鬼拍掌’的树做的。书架是土的：用土坯做支架，几块小木板拼成隔板；沙发是土的，全用土坯砌成‘沙发’的模样，再铺上旧棉絮；桌子是土的：土坯做腿，桌面则先在腿上搭几根木条，再在木条上砌土坯，然后墁光、刷上石灰；睡的是土炕——清一色的土制家具。”

这里即使僻居大漠，也难逃红尘劫数。反右、“文革”……运动的风暴照样也光顾过莫高窟这片净土。可是至今他们都很少提及自己个人当年的委屈，只是常常听到他们欣慰地说起，即使在“文革”中，敦煌石窟也没有受到丝毫破坏。他们也欣慰地说起1981年邓小平到敦煌过问段先生之后，指示改善敦煌研究者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经过努力，终于大有改观。

段文杰先生在敦煌的时间最长。医生本不许他再回敦煌，坚持要他留在兰州养病，段老不以为然，固执地回到莫高窟。他一指莽莽苍苍的黄沙碧空，说：“哪里也没有这儿的空气新鲜，哪里也没有这儿安静。我一去北京就住不惯，太闹了！”

在世俗的眼光里，段先生这一生都在服着漫长的苦役。他几乎没有什么凡人轻易就能享受的欢乐，老伴和孩子一直在兰州，老伴去世了，他更是把石窟当成了家，终日揣摩遐想，更把辽远的笔墨化作今天的纸上烟霞。为了敦煌石窟，他求才若渴；且与美、日等国文化机构友好合作，孜孜于敦煌的保护和研究。眼看着敦煌研究院一天天成长成熟，名副其实地成了敦煌学的故乡——看到段先生那慈和的目光，不由想到，如果有谁傻到去问段先生是不是后悔当初的选择，恐怕他真会把你看作白痴。

敦煌有一奇女子，她的塑像收藏在中国美术馆——风风火火、让部下有点发怵的樊锦诗

1963年，敦煌研究所来了位纤巧机灵的上海姑娘——刚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的樊锦诗。她出入洞窟之间时，觉察到有几双目光老是在盯着她，她有些纳闷。直到有一天，一位美术工作者对她说：“我们想以你为模特儿，搞一个雕塑，能不能提供一张你的照片？”樊锦诗这才明白，可是这位从不在意自己的美丽的姑娘，居然没有一张自己的玉照。想了半天，才找出原来学生证上的一张证件照。后来，一尊少女塑像完成了，英姿勃勃的短发、纤细的身材、灵秀的眼睛，虽然学生气十足，却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和自信——活脱就是个樊锦诗！塑像的作者将之命名为《青春》，后来被收藏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

今天的樊锦诗，纤巧依然，作为常务副院长，成熟中那几分洞若观火的犀利让她的部下有些发怵。8月21日上午，是敦煌石窟文物保护陈列中心的竣工典礼，中日贵宾陆续来到。一位研究院的小姐笑吟吟地向樊锦诗走来，说：“您今天穿得好漂亮！”她却沉着脸说：“先别管我漂亮不漂亮！和你们说好8点一定到，现在已经8点10分了，为什么不守时？”

遇到她的那天，樊锦诗穿着蓝色的短袖牛仔衬衣，脚下的球鞋满是沙土，一副干练的打扮。她率直地说：“不是不想回上海，上海当然是好地方。可是我已经习惯了这里，而且我的位置只能在这里。”31年了，她从来没有把妈妈接到敦煌来过，一是怕妈妈无法适应这里的艰苦环境，二是怕妈妈看了以后会心疼自己。

然而她却把自己的丈夫吸引来了。她丈夫原是她的同学，本来一直是搞商周史研究的，可是为了妻子的事业，他从兰州到了莫高窟，改行研究妻子所钟爱的石窟历史。谈及此，樊锦诗俏皮地说：“他也叫没办法，谁让他跟我是同学呢！也亏了他，不然，谁肯到这洞子里找老婆？”

樊锦诗不太肯说自己的贡献。曾经有一位北京的记者采访了她，在报道中把她称为“敦煌的女儿”，后来传来传去，传成了“敦煌之花”。她显然不太喜欢别人这样叫她，也是，拿“花儿”来比樊锦诗，不仅俗了，而且也不伦不类。花儿能在沙漠里扎根吗？那瞬间的美丽能和这份坚守艺术净土的韧性相提并论吗？

他加固着逐渐风化的山体，为石窟延年益寿——中国第一个文物保护博士李最雄

一直在兰州的甘肃省博物馆埋头学术研究的李最雄觉得委屈极了。他的“应用PS—C加固风化砂砾岩石雕的研究”鉴定会后，由于一些非学术原因搁浅了。这是1984年。

忽然，段文杰先生向他伸出了热情的手，诚邀他去敦煌研究院任保护研究所副所长，而且，还未报到就决定派他去国外学习。

李最雄没有辜负这番苦心。

敦煌石窟的壁画经过千年风雨。怎样防止壁画鲜艳的颜色慢慢褪去，怎样防止山体的风化危及石窟？李最雄对症下药。他成功了！

他重新进行他对防止石窟风化的PS材料的研制。终于，这种材料被证明在西北干燥环境下对土制及石制文物的保护极为有效。1987年，在樊锦诗的主持下，PS材料通过了第二次鉴定。他进一步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专家合作，研究莫高窟崖顶风化岩面的化学加固，经过实验，发现仍是PS材料最为理想。8月下旬，在距莫高窟100余公里的榆林窟，记者看到，工人们正用李最雄研制的PS加固材料进行表面加固和裂隙灌浆。

1991年初，一篇《敦煌壁画颜料的变色研究》使他获得了东京国立艺术大学文物保护科学博士学位——他成为中国第一位文物保护博士，当时他的日本导师千里迢迢特地赶到敦煌，在莫高窟为他颁发博士证书。

李最雄1964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化学系，本来和敦煌毫无干系。可是，敦煌像是一口深邃而迷人的井，走近它的人很难不掉进去。迷住李最雄的有两点，一是保护敦煌石窟艺术本身，“这是一件极其伟大的事业，参与其间是一分光荣”；二是老前辈的奉献精神，“和他们比，我们现在的条件好得多了”。

为了李最雄的事业，他那本是十分要强的爱人40多岁就退了休，在兰州家中抚育两个孩子。自从到了敦煌研究院，他回家的次数扳着指头也数得过来，即使回兰州，也要忙到深夜，才能去见妻儿一面。记者曾经到过李最雄在莫高窟的宿舍，应该说比之常老和段老当年要好得多了。两室一厅，生活用具都简单到极点。工作间塞了满满的书和试验品。没有冰箱，厨房里是吃剩的干馒头和几包方便面。

遥想千百年前，数不清的无名画匠、塑工来到这片荒漠中的小小绿洲，虔诚地献身于这个艺术的洞天福地，后人们曾从出土文物中发现过他们鬻儿卖女的文契，其困苦可想而知。千百年后，又有一批优秀的华夏子孙远离繁华，来到这里，倾一生心血，维护住这点灿然的艺术香火——这或许真的是一种宿命？黄土地上出生的艺术家和学者们与生俱来的一种宿命。他们远隔千年而遥相呼应，如同大漠碧空上的云影，执着地为这片一望无际的荒凉带来文明的润泽和荫凉。

一位敦煌研究院的先生说：“敦煌人作为一个群体，国际国内知名；作为个体，却多半默默无闻。”

一些以敦煌为背景的舞台影视作品早已声名赫赫，其中却没有为之付出心血的敦煌学者的名字。是的，敦煌人痴心艺术，不谋名利，可是我们不能像千百年前的人们漠然抹去了创造敦煌艺术的大师名字那样，把当代为艺术献身的人们也悄悄遗忘——否则，子孙会像我们责备前人一样责备我们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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